（一）
学习书法是走“碑学之路”好，还是走“帖学之路”好？这个在书学之路上两难选择 恐怕谁也无法回避。特别是对于打算将书法作为谋生手段的人来说，对这个问题的选择必须慎之又慎。
自从清代碑学兴起以来，成就书法家似乎又多了一个新途径，那就是碑学。也就是把唐以前的文字——甲骨、钟鼎、大小篆、汉碑、瓦当、封泥、简牍、石幢、古玺、秦汉印、六朝墓志、摩崖、造像等文字作为学习研究的对象。在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大力鼓吹下，尊碑之风大盛。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确实造就了诸如金农、伊秉绶、陈鸿寿、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康有为、于右任、吴昌硕等一批大家。他们各以不同凡响的书风傲居书坛，形成了魏晋以来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对后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大有方兴未艾之势。
碑学为什么对后世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究其原因除了跟近现代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有关外，还跟习书者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很大关系。康有为就曾用炫耀的口气对人说，他的小孙女从碑版入手，三天后就另人耳目一新。所谓三天一小变，十天一大变。这就是说，从碑帖入手与从帖入手相较，容易出效果，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既然如此，对于苦苦追求书法艺术的人来说，放着捷径不走，谁还会舍近求远呢？
有过一定书龄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学碑容易出新，出面目，而学帖要想出新，写出风格就比较难。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原因，才使得碑学自清代以来在书坛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近几十年的书法热也是如此。特别当书法艺术转变成展厅效应以来，评委们更是把求新、求变、写出个人风格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实践表明，学帖的人往往下了几十年的功夫，也难以走出“二王”和“宋四大家”的阴影，要想出新出奇很难，结果是很难走进展厅。而学碑的，只要好好地下个三五年功夫，靠拙劣的模仿也容易被选上。因此，不少学书者为了急于求成的，大都选择了碑学之路。
（二）
“弃帖求碑”的现象，从表面看，确实给书法界来来繁荣，也给苦于求奇求新，急于写出风格的书学者带来了生机。但我们放眼近几十年书坛，就会发现这种盲目追碑所带来的一些弊端：传统功力不足，只注重笔墨技巧的变化，其结果导致书学最重要的因素——“功力”，往往被书法外在的形式所掩盖，使写出来的东西很难经得起推敲。除了在展厅上昙花一现外，很难被大众接受。因此，不少书法家在博得个虚名以后，很快销声匿迹，成了书学道路上的匆匆过客。有的只好回过头来走帖学的老路。最后终于明白清代的碑学大家们，在书艺实践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在帖学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来丰富自己的书法艺术。就康有为为例，他除了受《石门颂》等北碑的影响外，在钟、王、欧、颜、苏、米等字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其他碑学家，如，金农、郑板桥、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等人，受帖学的影响更是人所共知。同样，不少致力于帖学的人在碑学方面也吸取了不少营养。比如与上述大家同时代的刘墉和翁同和一直把帖学作为自己的归宿，到了晚年才有意识地从北碑中汲取精华，使书艺大进。启功先生曾在《论书绝句》中说道：“少谈汉魏怕徒劳，简牍摩挲未几遭；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似乎表达出了甘愿师笔（学帖）不师刀（学碑）的原因和决心。但我们从他的字里行间里仍能感受到北碑宏大雄强的气息，特别是他的早期作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碑学和帖学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出发点有所不同罢了。
但不可否认，碑学和帖学之间一直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他们互相攻击，常常有过激偏彼之辞。甚至不少书家明明在对方受益却也不肯承认，这也反映出一种狭隘的文人心态。这已不仅仅从审美趣味相异去理解，恐怕还和文人相轻的心理因素有关。
但由于帖学版本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更容易得到老百姓的接受和欣赏，因此吸引大批书法家为此奋斗不已，他们不为眼前的利益所诱惑，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的下苦功夫，虽然道路有些漫长，只要坚持下来，同样也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比如现代沈尹默、白蕉、邓散木、林散之，启功等人，都是帖学中代表人物。
通过了解碑学与帖学争论的过程和结果，对我们今天认识书法艺术的本质和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对如何把握书法的时代性和成才规律定会有所帮助的。（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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