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先于楷”的说法在书法界流传已久。但随着考古新发现的增多，我认为要弄清下列四个问题后，才能下结论。一、何谓草？二、何谓章草？三、章草能否等同于今草？四、楷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一、何谓草？——狭义的草指今草和狂草，是大众心目中的草。广义的草泛指草率、简略（省改）、不经意、不正规等等。这种草书就扩大到章草、隶草、篆草，乃至隶和小篆，因为隶是佐书、是小篆之简化，而小篆也可用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说的“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这段话，说明其即大篆之草。现在就把上述一些与问题无关的草书搁置一边，而专谈章草。
二、何谓章草？——仔细归纳后，可以分为下列五种：
（一）、史游急就章上的写法——其所以被称作章草，可用清刘熙载《艺概·书概》中如下一段话来说明：“章草‘章’字，乃奏章之章，非指章帝，前人论之備矣。”尽管史游急就章早已散失，无从查考，各种丛帖所收史游书迹又都已证实为赝品，但先于楷仍然是定论。
（二）、汉章帝及其所喜杜度的书法——宋黄伯思就在其《东观余论·法帖刊误上·第一帝王书》中说：“故章草当在草书先；然本无章名，因汉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书，章帝称之，故后世目焉。”杜度书迹失传，章帝的见于《淳化阁帖》。阁帖所收皆皇家精品，但精品不一定是真品。这个章帝书法更是典型事例，它是后来才问世的《千字文》片断。一见就可大声地说是冒牌货。
（三）、汉章帝时代流行的书体——这是上一种说法的延伸，涵盖了出土的所有东汉竹木简和帛书，包括马王堆出土的。当时，这些文物的确成了“草先于楷”的佐证。
（四）、传说中的和目前流行的各种急就章上的写法——指的是吴皇象、元赵子昂、邓文原、俞和以及明宋克等的急就章。吴皇象的早就散失，目前流行的皇象急就章是明代以一个残缺达三分之一强的所谓皇象急就章为主，残缺部分按宋克本补充后上石镌刻而成的。此石现存松江醉白池，故此急就章又称《松江本皇象急就章》。至于为什么采用宋克之字而不用名望高得多的赵子昂急就章，估计可能因为宋字大小合适，而赵字太小，只有宋字的二分之一（即体积为宋字的四分之一），无法匹配。
所有这些急就章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特点是各写各的，不像一些《兰亭序》临摹本那样依样画葫芦，连最后一个因写错而更改的“文”字也照写照改。这使我想起把这些版本称作某某人急就章而不称作某某人临急就章是有道理的。既然是他们的手笔，就不可能先于楷。
当然也可能他们所临的母本不同，这就可以用它们的第二个共同特点为来回答了。它们都 带有好些正规的楷书，证明它们是楷书出现后的作品，因而不能代表史游急就章。史游急就章上是绝对不会有楷书的。现在再作进一步探讨。若母本真是《史游急就章》，又该如何看待。答案是母本早于楷，临摹本的时代仍然晚于楷。
（五）、带隶书波磔的草书——黄伯思就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前写道：“凡草书分波磔者名章草”。上自汉章帝书迹的伪造者，下至赵子昂等人的《急就章》都是按这个思路书写的。这里特别讲一下赵子昂，因为他还写了一个六体对照的《六体千字文》，其中许多字的草书和章草一模一样，许多字的章草仅是草书而在一二个笔道收笔处出现波磔。事实上赵子昂笔下草、章之间的差别还没有楷书中颜柳欧苏之间的差别大。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转而谈第三个问题了。
三、能把章草和今草等同起来吗？——答案很简单：“不能！”因为章和草间是祖师爷和许多代后辈之间的关系。一等同，史游就成为今草的创始人，而今草则创始于西汉元帝时代了。
四、楷书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想多谈，而只是请大家研究一下所附的《敦煌郡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新莽时期麻纸墨迹》。它发表在《中国书法》1992年第2期的封二上，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啸先生《汉悬泉置遗址发掘书学意义重大》一文的附件。文章说：“《王莽残纸》的书风与钟（指钟繇）之《荐季直表》等帖的相似性，既是在外形上，也是在内在精神上……只不过比之《荐》之雍容、柔转与拘谨，《王莽残纸》更显清劲、瘦朗与随意。”又说“《王莽残纸》的发现，将楷书的产生年限上推了一、二百年。”这一上推，一下子就把上文所谈的后四类章草抛到后面，使我们只能说：“史游急就章早于楷，”而不能笼统地说：“章草早于楷”，更不能提“草”先于“楷”了。
“草先于楷”的根扎在“凡草书分波磔者名章草”的传说上，这传说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其迷惑力极大。加上人们多半不知道《新莽残纸》，不知道应把楷书的创始年限上推一、二百年，所以，一、二篇文章只能动此传说之毫毛。要解决问题，还靠大家广泛讨论，使真理愈辩愈明，更靠大家大力宣传《新莽残纸》，残纸广为人知之日，即水到渠成之时。
汉·敦煌郡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新莽时期麻纸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