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一位能特立独行，却不固执己见,挺然于风气之外的豪杰之士。
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去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使他有头棒喝之警，醍醐灌顶之悟。遂尽废八股旧学，入万木草堂游学与当时赫赫有名的长素“康圣人”了。要知道，当时的梁启超刚刚中举为举人，而康有为虽然年长，但因科举考试不顺，不过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于此，梁之特立独行可见一斑，真可谓是少年才俊志在冲天。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与事态的变幻，为师的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为徒的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之后，曾对改良主义道路有所动摇，但从总体上看，他一直反对武装斗争，坚持通过改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虽然有点书生意气，却显现他坚定不移，一以贯之的政治主张。他先是追随其师康有为寄希望于光绪皇帝搞“维新”。“维新”失败，师生二人便分道扬镳，康有为后来跟着张勋自辱其志的搞复辟，梁启超又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希望于袁世凯；袁世凯称帝，梁启超又与学生蔡锷策划武力反袁的护国运动，再寄希望于段祺瑞；段祺瑞的野心暴露后，梁再也没能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了，抑或是心灰意冷的不愿再找。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1913年4月9日，梁启超在北京万牲园发起举办修禊赋诗作画写字活动。他在次日写给梁思顺的信中说：“今年太岁在癸丑，与兰亭修禊之年同甲子，人生只能一遇耳。吾昨日在百忙中忽起逸兴，召集一时名士于万牲园续禊赋诗，到者四十余人，老宿咸集矣。竟日游宴一涤尘襟，归国来第一次乐事。”以此诩为“第一乐事”，大有“水入鱼腹冷暖自知”之嫌，一个有着政治理想、爱国情操的人，虽惨淡经营，却了无门路后，心灰意冷的退出政坛，专心学问，纵情于艺，他真的甘心吗？
但无论如何，梁先生的治学为艺，依然是特立独行，自标高格，这是他人格的一以贯之。
就拿书法一道来说，其师康有为既有煌煌大论《书镜》在前，更有笔墨践行于后，可谓是言行一致。所以能纛碑学大帜，继阮元、包世臣、何绍基之后，无所不用其极，“卑唐抑帖”嘎嘎独造，影响于当时波及于后来。梁启超虽然也宗碑，但他没有他的老师那么偏激，既不为师法所囿，更不以师之宗法为法。康之所宗大抵在《石门铭》、《经石峪》及云峰山石刻诸摩崖之间，虽然写的风起云涌，但不无剑拔弩张之嫌。而梁启超则决然摆脱“康体”的“阴影”，取法主要在《张猛龙碑》、《高贞碑》、《爨龙颜碑》、《张黑女墓志》等北魏碑志之间。另辟蹊径，独开新风，写的气定神闲、温文尔雅。唐张怀瓘《书断》评欧阳询与虞世南书道：“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愚以为以此论评之康、梁，亦然。所以，梁不用像他的老师那样，到了不无遗憾的说:“前作《书镜》有所为而发,今着使我再续《书镜》,又当尊帖矣”。依然故我，一以贯之，独持己见的我写我心。
书法与人，怎么也逃不过刘熙载的一句话——“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