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不论出处’，五千年泱泱华夏，朝代更迭还出了个农民皇帝朱元璋，而书法界竟从未见过一草芥之士名声大的叮当的，看来书法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怪圈。你说它是精英文化吧，十亿中国人却有九亿弄墨舞文，竟有八亿说自己是著名书法家。”
有博友便这样的指正：
“此言差矣，若以5000年论，书法界贫民出身的还真不少，比如怀素、邓石如，都是在书法史上立得住的腕，也都是贫民。 ”并以史志、自叙、他说为证——“怀素，自幼家境贫寒，这在他的自叙帖里有述。邓石如少年时期就以篆刻换钱，这也在史。‘少以贫故，不能从学，逐村童，采樵，贩饼饵，负之转鬻，日以其赢给（食 亶）粥。’（石如邓均墓志，李兆洛）”
我却以为：
“国人有一种习惯，即凡有所成者一定会鼓吹‘成’之前之艰难，有所优者一定会鼓吹‘优’之前之良善。说到最后，假话成真，连被鼓吹者也觉得自己开始确实太不容易，也跟着鼓吹起自己的为难了，毕竟这可以更加的显示自己的不凡。目的无非是砥砺心志、成就品格，这种心愿也许是好的，美则美矣，但总有失之真实之嫌，就像一首歌里所唱‘童话里讲的都是骗人的故事’。”
虽然有“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之说，但实实在在处历史的是非曲直往往与人民无关。
邓石如的书法是十分了得的，四体皆精，有当朝第一的美誉，邓又精于篆刻，创“邓派”之尊。邓石如的了得归他的了得，但就这“四体皆精，当朝第一”聊聊八个字，就颇叫人疑惑，疑惑这他说、史志的精审性。先说说这“四体皆精”，邓的书法当以篆隶为最高，能以篆笔运隶形，故所作隶书精谨绵密而不失高古；更能以隶意做篆体，故所作篆书雄浑苍茫而颇富新意。至于他的楷书只在一般，行草则显的有些鼓努为体、缭绕庸俗了。再来看看这“当朝第一”之说，有清一代碑学大兴，篆隶二体的创作亦随之大盛，就隶书一体而论，邓之前有郑谷口，邓同时代的有伊秉绶、陈曼生、桂馥，邓之后有何绍基、杨见山等等等等，皆是在异彩纷呈中能特立独行者，孰高孰低是有仁智之见而不能、更不必界定的，我以为书画之事能入古出新，冠以我貌者，即可冠以一“高”字，邓石如先生即是个中高手。
古人凡事喜欢说“第一”，邓石如是第一、伊秉绶也是第一，大有惟我独尊、天地归心的豪迈；今人凡事喜欢说“最后”，汪曾祺先生死的时候说“最后”、启功先生死的时候还说“最后”，颇有日薄西山、英雄迟暮的恓惶。书圣王羲之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然而就这四个字、两个简单的说辞的对比，就颇能让人生出些许“今不如昔”的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