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看到伟大的毛主席“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题词,我总是不自觉得想到清人龚自珍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看来“百花齐放”的繁茂,也是有赖于旧时花叶陈腐后的滋养的。所以,我觉的“推陈出新”的口号喊的就有些近乎于疯狂的变态了,倒不若“入古出新”总结的切贴,李可染先生“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即是对“入古出新”之论的妙解。新,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若真无,即成无父无母的怪胎。
看沙孟海先生晚年的部分书法作品,我是极不喜欢的——老气横秋的刷抹,虽得酣畅淋漓的大气,却失去了该有的细节与细致,深陷习气的鄙陋。米颠亦曾骄傲的说“臣书刷字”,人家却刷的尽致而表现的美轮美奂。曾看到一篇盛赞沙先生书法的文章,说先生善于用笔,用笔老道、老道的不但用到笔肚而且运及笔根。我想用笔老道与否和用笔的哪个部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若有,沙先生之前的书法家们就是不能用笔的了;若有,那要是运及笔杆又当解释为怎样的老道呢?梅墨生先生于此有论:“沙先生素日作书,纵横起倒,有时连笔的根、肚部分也全部用上,无疑这是对传统笔法的一次背逆。我们不关心笔法“是否合呼古法”,我们关心这种笔法的艺术效果在欣赏中是美的抑或反是?至此不禁生疑,饮誉当代的书法大家,竟然会不擅于笔法?或治说忽略于笔法的研究?答案是踌躇的。”此论虽模棱两可,却又中肯不偏。沙先生是大胆的,这大胆来源于他被推向书坛大哥大后肆无忌惮的忘我,既无我在,何处着古?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这么说,并不代表沙先生就“晚节不保”了,先生毕竟是有功力在的,再加上熟谙书史、了晰书理。所以,先生晚年的经意之作,能以己法贯融众家,体以行为主而妙兼章、草、篆,大可以睥睨古今的。沙先生后来复题的“大雄宝殿”匾额,用笔精到、结字老辣、用字活泛,不斤斤于点画而点画工致;不着意于结字而结字稳贴;忘形于用字而用字融通。可以看出写这几个字,沙先生是有心的,有心的到了“留好书数行于世”的念想,但晚年的沙先生这样的作品太少、太少了。也许,这正体现了书法创作之难,正如米芾所论“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二字好,信书亦难事”;也许,是先生名彰于世应酬太多而疲于应付,正如当代名家沈尹默、林散之、费新我诸先生都有“铜钱债易偿,书画债难逃”之叹,可怜的老先生,不幸的中国书画,世俗累之、害之不浅!
不过,启功先生就有着不以“书画债”为难的通脱,先生尝有答人之言:“在自家练,多写无妨;若参展或赠送他人,还是少写为好。以前齐白石说过‘出手于人,必须好画’,因为那是你的作品,你不能闭着眼睛往外扔吧?面对社会,就必须对社会负责。且不说自家的艺术声誉如何,那书画可是最可宝贵的中华文化,把成百上千的涂鸦随便掷于社会,你当是撕年历片呀?大家都胡写乱画,毁了书画,对得起老祖宗吗?”心存此理,故白石无滥画,元白无糙字。
话说回来,作为一个南方人,能把字写的气接两汉、势抵盛唐,沙先生入古取法是刻苦而精深的,毕竟出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和时下一些开口喊创新,闭口呼创作而不从根基着眼的急功近利者相比,沙孟海先生的书法是极高明而致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