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不仅是一种可以食用的动物，而且具有深刻的文化含义，大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羊是吉祥、美好、善良的象征。《说文》曰：“羊，祥也。”古器铭中“吉祥”多作“吉羊”，如《汉元嘉刀》铭作“宜侯王，大吉羊”。汉墓中常用羊作装饰，四川、河南、山东、江苏等地皆有，以四川彭山崖墓为例：M460、M168、M169第二道门楣上都有两羊相对跪卧的图案，M176第二道门楣正中刻一头羊，两旁有两鱼相对而游。江苏徐州发现的东汉彭城相缪字墓中有《祥瑞图》，雕刻着两只瑞兽，右为麒麟，左为羊，有题榜作“福德羊”。显然，刻这只羊于墓内，表示“福德吉祥”之意。《考工记》曰：“羊，善也。”《说文解字》曰：“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义。”汉代墓中还有摇钱树座作羊的造型，是取富贵吉祥的意思（图一），又随葬的五管瓶上也时有羊的形象，这是汉代人祈求丰产祥和思想的反映（图二）。
二、羊是讲礼仪、遵道德的化身。《诗·小雅·无羊》曰：“羔羊，鹊巢之国也，召南之证，在位皆俭节正直，德如羔羊也。”《春秋繁露》曰：“凡贽，卿用羔，羔饮之其母必跪，类知礼者。”谯周《法训》曰：“羊有跪乳之礼，鸡有识时之候，雁有庠序之仪，人取法焉。”《郑氏婚礼谒文赞》曰羊“群而不党，跪乳有敬，礼以为贽，吉事之宜”。人们从羊平时的活动中发现其“群而不党”“跪乳有礼”等行为规律，而这种行为又反映了人类在生活中的美好追求和向往，于是很自然地便将其作为自己生活的楷模之一，这里“羊”完全成了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一个文化符号。
三、羊还是正直、勇敢的代表物。古代神话中有神羊能用角触杀有罪之人的故事，《墨子·明鬼下》引《齐春秋》说有二人诉讼三年而不能决，齐君使二人和一羊到神社盟誓，结果有罪者被羊触死。汉代人常在陵墓前置石羊，西安霍去病墓前便有石羊，江苏赣榆县柘汪乡曾发现两只汉代石羊，原来应是陵墓前物。《水经注·睢水》记汉太尉乔玄墓“冢东有庙，……庙南列二石羊，柱东有二石羊，羊北有二石虎……。”《滍水》条又载安邑长尹俭墓“石柱西南有二石羊”。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条说“秦汉以来……人臣墓则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仪卫耳。”封演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墓前用石羊，根本含义还是用来保卫陵墓，防止邪恶来犯。唐宋陵前有石雕的独角兽，一称獬豸，是传说中的神羊，王充《论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识有罪，皋陶治狱，其最疑者，令羊触之，皋陶敬羊，跪坐事之。”《后汉书·舆服志》说法冠“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皋陶是传说中的古帝王，他以獬豸断狱，触杀罪人，而楚王又以其辨别曲直，在陵墓前雕刻獬豸，其正取之勇敢、公正、辟邪之义。《杂五行书》还说“悬羊头门上除盗贼”。由此看来，人们不能仅仅认为羊是善良温柔的，它还有正直无邪、勇敢无畏的一面。
羊在远古时代，可能还作过图腾，古代西北地区有羌族，又有姜姓，传说中的炎帝为姜姓，姜姓长期与姬姓通婚，对西周文明的建设做过很大贡献。《说文》称“羌”为“羊种”，又说“羌，西戎牧羊人也。”在新疆且末县昆仑山的盐化中，动物图象占60%。其中，羊又占一半。反映了人们对羊的钟情，羌以羊为图腾，后来这一民族迁徙到青海、西藏、四川以及西南一带，羊图腾和羊崇拜至今仍保留在西南民族的信仰之中。今湘西南的瑶、侗、苗等族的古歌中，说他们的祖先是羊、杨、阳、扬等“十二羊皇”。这十二羊皇可能是同属于羊氏族的十二个群落，侗族的古歌中说他们的祖先是由山羊变来的，部分杨姓少数民族自称是羊氏之后，瑶族祭祖时要敲击羊皮长鼓，手执羊角而舞，妇女多梳羊角髻，乐器用羊角琴，羊成了祭祖仪式中主要的内容，很显然，其祖先和“羊”有着深刻的联系。还有人认为，楚、越两族是“芈姓”，芈是羊的叫声，这两族也可能是以羊为图腾。不过，楚、越属南方民族，而远古时代羊主要是北方家畜，这两族以羊为图腾，恐怕不十分令人信服。《山海经·西山经》中还记有“羊身人面”的神，说“冀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状皆羊身人面”。《玄中记》说“千岁之树精为青羊”，《白泽图》讲“羊有一角，当顶上，龙也，杀之震死”等等，这些关于羊的美丽传说，又使羊具有了一种神秘性。
羊曾是一种常用于随葬和杀殉祭祀的动物。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羊已经用来随葬，如在甘肃马家窑类型文化和齐家文化墓葬中都发现过用羊随葬的迹象。甘肃永靖县大何庄遗址齐家文化墓地上发现过石圆圈遗迹，周围有牛、羊骨架，这显然是用牛、羊杀殉祭祀的遗存。这一做法为商代继承。甲骨文中有大量用羊祭祀的记载。30年代时，在殷墟一建筑遗址附近发现羊坑多座。殷墟小墓中多见用羊随墓。史上把用牛祭祀称“太牢”，用羊祭祀曰“少牢”，重大庆典时一次用牛羊可达300头。羊和牛、豕构成了商周宫廷大典中的主要祭祀品，“列鼎”制的九鼎中，羊列第二。对此，文献中也有记载，《帝王世纪》曰：“汤问葛伯何故不祀，曰：'无以供牺牲’，汤遗之以羊。”《史记》载：“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内祖而缚，左牵羊，把茅膝行而前。”《礼记·曲礼下》曰：“祭庙，羊曰柔毛。”《史记》：“秦襄公始用羝羊祠西畤。”等等。《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中都记有用羊祠神的事情。羊正因为可用于祭祀神祗，故其具有某种巫术意义。羊肩胛骨和牛肩胛骨以及龟甲一道常被用来占卜，这种做法最早见于龙山文化，至商代仍在流行。唐宋以后也没断绝。《梦溪笔谈·技艺》上说：“四戎用羊卜，谓之跋焦……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维西见闻录》也说：“西域番，用羊膊骨炙灼，视其裂纹，直者吉……”等等，直到近代，这种以羊骨占卜的习俗还在一些落后地区流行。
羊作为人类“亲密的伙伴”之一，早已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出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大约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已出现了陶塑羊的形象，长江流域的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也出现了陶羊。湖北京山屈家岭、荆州石家河、陕西临潼姜寨等遗址都有陶羊出土，石家河出土的3件红陶羊，长5.9厘米、宽2.4厘米、高4.2厘米，造型古朴。可见早在原始社会，羊已成了人们造型艺术的素材。商代，在不少铜器上都有羊的形象，在湖南宁乡、湘潭、衡阳等地出土了直接以羊为造型的商代青铜尊（图三）。在北方地区，羊还出现在铜剑柄上，别有情趣（图四）。西周时代，用羊作青铜器装饰仍较多见（图五）。进入汉代，有石刻羊、青瓷羊、铜羊、陶羊、三彩羊、砖雕羊以及壁画羊等。山东曲阜发现的铜羊形灯，高10.3厘米，羊作匍匐状，灯盏置于羊首之上，放下时正好置于羊背上，工艺精巧（图六）。江苏赣榆柘汪乡发现的一对汉代石羊，可能是陵墓前物，长1.1米、宽0.39米，通体用率直粗陋的阴刻线条凿出头、耳、角、嘴，十分古拙。山东莒南、临沂均有石羊发现，不过体型较小，前者高不过16.5厘米，但用刀粗放而稚拙，大有浑然天成之感（图七）。六朝时代，青瓷羊或陶羊多见随葬与墓中，这类羊身上多还刻有双翼，应是传说中的神羊（图八、九），南京清凉山吴墓中出土的一件可为代表（图十），这件瓷羊长30.5厘米、高25厘米，作卧伏状，身躯肥壮，昂首张口，似正在咩咩呜叫，全身釉色晶亮，造型十分优美，头上有孔，可能原为一器座。甘肃嘉峪关黑山岩画上动物形象中，羊和牛最多，这是人们在艺术创作时对羊特别青睐的突出表现。唐代以后，羊成了十二生肖俑中的必备形象（图十一），全国发现实例极多，兹不赘述。在民间剪纸、绘画等传统活动中，羊也是表现题材之一。
羊还是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内容之一，诗赋、神话、传说、成语、谚语等举不胜举。《诗经》三百篇中讲到羊的有十三篇。最著名的大概是“五羊城”广州的传说。广州战国时属楚，《汉唐地理书钞》云：南海人“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萃于其庭。”是为祥瑞，故用作地名。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则持另说：“周夷王时，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所骑羊亦各一色；来集楚庭，各以谷穗一茎六出，留与州人。”《古今图书集成》也有类似传说，不可尽信，只是人们对世间的祝福而已。云南古代有太和城，也与羊有关。《滇海虞衡志》说：“羊于滇中尉盛，故太和古城曰羊苴咩城，苴者幼也；咩者，幼羊呼母之声也。”《古小说钩沉》中有捋“痴龙羊”须食后可以延年益寿的故事，其他如前面讲到的神羊獬豸明断是非、公正不阿的传说，均反映了人们通过羊这种吉祥之畜曲折表达美好理想与追求的心愿。
羊作为一种动物，为什么会得到人们如此的喜爱呢？这应当与羊同人类很早就发生密切联系有关。羊是人类最早驯养成功的家畜之一，早在10000年前，人类还在狩猎生活时，羊就成了第一批家畜动物，在北伊拉克沙尼达附近的萨威·克米，巴勒斯坦的爱南和耶利哥，约旦彼得拉附近的贝哈等遗址上都发现了羊的遗骸。在中国境内，目前最早和羊有关的遗物就是裴李岗文化的陶羊头，但考古学家们认为这可能是野羊。大约5000年前，养羊已是北方地区普遍出现的生产门类，在中原仰韶文化、东北红山文化、西北马家窑文化等文化类型遗址中，都出现了羊的骨骸。现在可以认为，养羊业最早兴起于北方，南方尽管在7000年前左右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陶塑的羊头，但此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不见养羊的踪迹。倒是在湖北、云南等地的原始遗址中发现过相当于仰韶文化时代的一些养羊的遗迹。再向南则极少有羊，《史记》和《汉书》中记载，直到西汉初年，广东等地的羊还得靠北方输入，而且汉文帝只肯给公羊，仍不让把母羊给南越人。这应当与地理条件有关，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地，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槖驼。”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北方养羊业更加发达，在玉门火烧沟遗址，312座墓中随葬了许多羊骨，这些死者可能就是《说文》中说的西方牧羊人羌族的祖先。商周时代，羊是祭祀和食用的主要家畜之一，有较大的需求量，《孔丛子》书中记载了倚顿向陶朱公求致富门路而在西河养牛羊致富“驰名天下”的事迹。到了汉代，养羊业更加兴盛，西北地区“牛马衔尾，群羊塞道”。中原地区和江南养羊业也兴起，汉代墓葬中出土羊骨、陶羊等较多。这时已出现专门的养羊专家，河南人卜式，因养羊出名而拜官，写出了专著《养羊经》。江南六朝墓中，出土了不少陶、瓷羊和羊圈，北方更是养羊业发达，《魏书·食货志》说河西地区这时“牛羊则无数”，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专列《养羊》篇，总结了当时的养羊经验，至唐代，已经培育出许多品质优良的羊种，如河西羊、河东羊、濮固羊、沙苑羊、康居大尾羊、蛮羊等，不仅北方，连江浙一带都出现了“白羊成队难收拾，吃尽溪谷巨胜花”的景象。唐代以后，随着养羊业的不断进步，羊的品种繁衍增多，如蒙古羊系列中有滩羊、同羊、湖羊等，羌羊系列中有藏羊、汉中短瘦尾羊等。
羊与人类的早期历史有那么密切的联系，为人类提供了肉食、乳类和皮毛等等，难怪人们对它那么熟悉和喜爱，也难免不进入人们的文化领域。
羊作为十二生肖（一称十二属，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犬、亥猪。）中的一员，今年又逢其时，至于它为什么、又是什么时候进入生肖成员的，多不可考，但十二生肖纪年法至少在秦代已经存在；东汉人王充在《论衡》《物势篇》和《言毒篇》用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说明十二生肖之间的关系；到南北朝时，陈朝人沈炯作《十二属诗》中有“牛羊暮下来”“羊负始春栽”句。有人认为十二生肖纪年法源于羌族，而羌族又是“羊种”，那么羊自然在其中要占有一席之地了。实际上，十二生肖在巴比伦、埃及、希腊、印度等文明古国中都有存在，只是内容稍有差异，而无论哪个国家的十二生肖动物中。羊都是少不了的，明代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认为“未羊”者，未属阳，知礼能行，羊跪乳，所以配之。十二生肖中也有许多迷信的说法，在羊身上同样有所谓男女婚配时“两只羊，活不长”“羊鼠相交一断休”等说法，那就不值得一谈了。我们相信，不管在刚刚过去的马年，还是已经到来的羊年，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都会蒸蒸日上，我们古老的民族和古老的文化都会焕发青春。羊年是吉祥的一年，是美好、善良、正直的民族传统发扬光大的一年。
（来源：《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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