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敦煌古城 “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衣帛先书而后练”。这些脍炙人口，勤奋动人的学书故事千余年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此故事的主人翁就是被世人尊称为“草圣”的汉末书法家——张芝。
张芝，字伯英，原为敦煌酒泉人，汉献帝初平年间随父迁弘农华阴（今陕西境内），生卒年不详。张芝一生未仕，一说他有高韬之操，隐而不仕，另一种可能是英年早逝，仅活三十多年，故他的事迹我们只能从卷帙浩繁的史册中觅出寸言片纸的记载。
官运亨通，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名垂青史这是古代士子们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因而载入史册者往往是一些达官显贵和豪门望族子弟，那些官位低微的学士或终身未仕的隐者就难见经传。即便稍有记述也只是一笔带过，或作他人的点缀，或生卒年不详，或事迹难考。张芝虽为太长卿张奂之子，但他本人却避世洁身，绝意仕途，世人以张有道称之，仅徒有虚名，实际根本未仕，因此，在古代文献中有关张芝的逸事趣闻也就少之又少。一句“匆匆不暇草书”令后人争论纷纷，至今未休，或“匆匆不暇，草书”或“匆匆，不暇草书”。
一种书体的产生绝不是一朝一夕的，总有它的发生期和成熟期，是众人共同参与的结果，草书也不例外。张怀瓘有“张芝变为今草”《书断》）一说，这确实有些不妥，但我们可以从此言中了解到张芝对草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至于张芝的今草是什么样式，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至今难以知晓。但“汉末有草书”这一点是公认的，而且，作为官方文字用于奏章之书，在孝武帝（《史记·三王世家》）和章帝时（《书断》）都有过记载，说明在张芝出生之前，章草书已经成熟。张芝出生在汉末，汉末又是中国书体裂变最为激烈的时代，是追求草书大盛的时期，这一点赵壹的《非草书》便是最好的明证，也正如启功先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所说：“无论旧体或新体的草书，到了汉末，已成为满城争唱的时调”，再则，王羲之、孙过庭等古代草书大家也不一次的提到有关张芝的草书。
张芝的草书源自杜度、崔瑗，尔后，自立门户。被瘐肩吾《书品》评为“功夫第一，天然次之”，与钟繇、王羲之并列为“上之上”品。韦诞称：“张芝喜而草焉，专其精巧，可谓草圣，超前绝后，独步无双。”据传张芝学习书法非常勤奋，常常把家里准备做衣服用的白布拿去练字，等练的经纬不分时再拿去染色做衣。现在我们把学习书法称为“临池”，此典故就是出自草圣张芝。
张芝（?～约192），中国东汉书法家，字伯英，是我国最早的一个今草大师。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人，(据考证，应为“敦煌渊泉人”，即汉代敦煌郡渊泉县人，渊泉县在今甘肃省瓜州县境内。)出身官宦家庭，其父张焕曾任太常卿。张芝擅长草书中的章草，将古代当时字字区别、笔画分离的草法，改为上下牵连富于变化的今草新写法，富有独创性，在当时影响很大。书迹今无墨迹传世，仅北宋《淳化阁帖》中收有他的《八月帖》等刻帖。
张芝（另一说张旭）《冠军帖》-
苏东坡在书论中写道：“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这段文中点了4个书法家：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东汉的张芝和西晋的索靖。
张芝以勤学闻名，取法汉时的杜度和崔瑗。据传家中衣帛，皆先书写而后染，临池学书，水为之黑。由于张芝幼时就显示出过于常人的颖慧，及长，朝廷征其为官，辞之不仕，被认为有高洁的操守。
从《冠军帖》来看张芝的创作态势，是远远地走在了汉代书法家的前列，甚至让人感到怀疑，人在汉代的张芝，居然能够以如此鲜活灵动的线条来表达。因为在此文化背景之下，书坛上除了中规中矩的隶书外，章草依旧一副古拙厚实的面貌。虽然说摆脱隶意的草法已在汉代简牍中出现了，但是无论如何，都与《冠军帖》这种轻盈灵动的线条相去甚远。三国时的韦诞认为张芝是“草圣”，后世沿用，可见张芝在草书方面的声名、地位绝高，就像是书坛上的健跑者，远远地将他人甩在身后，超乎寻常地跃过时代，独自领跑——我们找不到和《冠军帖》相同的笔法、笔意，以致惊叹不已。
现在能够看到的《冠军帖》已是刻本，6行，32字，刊于宋《淳化阁帖》。
打开《冠军帖》，就有纵横气势扑到眼前，疾驰中笔法奇诡多变，回转勾连、舒卷各得其宜。南朝的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称张芝“善草书，精劲绝伦”。断和连的交替是张芝笔法的一个要点，合适则连起，不合适则断开，随意所至。如第四行为三个字群：“踪”、“可恨吾”、“病来”。连则乘势而不激流过涧，断则果断利落，捉控于瞬间。圆转也是张芝笔法的另一特点，圆转助长了气势的贯注，如波澜开合，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出入变化，不可端倪。明人方以智认为“奇者不为法缚”，通常认为奇必越法背法，但在张芝笔下，奇而守法，线条的运用纯乎草法，不是那种蛮力使气的纠缠不清。
在汉代书法里，如张芝这般勾连紧密的“一笔书”，打破了章草横势运笔、字态横向、字单一而不相连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形成了上下贯通、逶迤连绵的纵向气势。
在《冠军帖》中，张芝用笔如飞，却精到不杂力含其中。尽管是刻石，线条仍然坚韧圆动，就是细如发丝之笔，也爽朗直率。清代朱和羹说得好：“细处用力最难，如度曲遇低调低字，要婉转清澈，仍须有棱角，不可含糊过去，如画人物，衣折之游丝纹，全见力量，笔笔贯以精神。”张芝也是在细部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书家具有的深厚功力。
《冠军帖》还能给人一种美感，就是飘逸空灵的气度。线条飘逸而不飘忽，没有火辣辣的气味，而是纯正、脱俗，把草书写雅致了，也写得灵动了。圆转的笔调多，运用不好则大圈圈套小圈圈，雷同且俗气。而在这里，弧度多变，弧形多样，交错包含，不断给人以新鲜感。张芝用笔不是往粗壮雄厚处发展，也非丰腴泽丽，而是笔锋轻入纸，跃起而行，不雕不琢。南朝梁武帝认为“张芝书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此评有些虚幻，但是不难感受，意即张芝书有脱俗之美，不是那种实在的世俗气，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令人远想。 （朱以撒）-
《冠军帖》释文：-
“知汝殊愁且得还为佳也冠军暂畅释当不得极踪可恨吾病来不辨行动潜不可耳。”
张旭(芝)《冠军帖》（大观帖 故宫博物院藏杨氏海源阁宋拓本）
张旭(芝)《冠军帖》（大观帖故宫博物院藏李宗翰宋拓本第二卷）
张旭(芝)《冠军帖》（大观帖海源阁藏宋拓本第二、四残卷合册）
张旭(芝)《冠军帖》（宋拓大观帖选页故宫藏本）
张旭(芝)《冠军帖》（绛帖山西新绛县图书馆藏十二卷本）
张旭(芝)《冠军帖》（明肃府本《淳化阁帖》）
张旭(芝)《冠军帖》（淳化阁帖明肃府本卷二）
张旭(芝)《冠军帖》（懋勤殿本淳化阁帖卷二）
张旭(芝)《冠军帖》（淳化阁帖游相本第二卷）
张旭(芝)《冠军帖》（清拓肃府本《淳化阁帖》卷二）
将《冠军帖》分成《知汝帖》和《终年帖》,两种释法：
（一）
释文1：知汝殊愁，且得还为佳也。冠军暂畅，释当不得极踪。可恨吾病来，不辨行动，潜不可耳
释文2：终年缠此，当治何理耶？且方有诸分张，不知比去复得一会。不讲意不意，可恨汝还，当思更就理。所游悉，谁同……（缺漏）过还复，共集散耳。不见奴，粗悉书，云见左军，弥若论听故也。
（二）
1、知汝殊愁。且得还为佳也。冠军暂畅。释当不得极踪。可恨吾病来不辨行动，潜不可耳。
2、终年缠此。当复何理耶。且方有诸分张。不知以去。复得一会不。讲忘不忘。可恨汝还。当思更就理。一昨逰悉谁同。故数往虎丘。不此甚萧索。祖希时面。因行药欲数处看过。还复共集散耳。不见奴粗悉书云。见左军弥数语听故也。（以上见宋姜夔撰绛帖平卷二）
狂草经典——张芝（旭）《冠军帖》
历尽一千八百余年人间和自然的种种劫难，张芝的遗墨自宋代之后湮没殆尽，今仅见于刻本《淳化阁帖》第二卷中标为张芝书的四帖，其中第一帖即为大草《冠军帖》，是其突出的代表作品。鉴于此帖对研究张芝的重要性，因此版本问题尚需多说几句。
《淳化阁帖》在宋室南渡后祖本已不传。此后转相传刻，遂遍天下，不可悉计，杂厕丛生，各种复本传至今者已无一原拓，皆失庐山真面。就笔者所见游相本、肃府本、潘氏本三种《淳比阁帖》中的《冠军帖》，均摹刻甚差，殊少神韵，与笔者青年时所见并双钩一过的《冠军帖》大相径庭。笔者的双钩摹本版式较大，行款长，底本摹刻至精，奕奕动人，可谓妙意尽传，下真迹一等。惜早已严重损毁。此后，笔者所钩之底本一直未见刊出，常引为憾事。一九八五年，上海书画出版性出版的《行草》中册收入《冠军帖》，与笔者双均本无异，即为当年所钩底本（此帖被署名〈唐张旭冠军帖〉）。从版式和摹刻之精妙上看，此帖疑从宋拓榷场本《大观帖》出选刊（《大观帖》行款较长，摹刻远胜现存《淳化阁帖》诸刻）。因而笔者将《行草》中册中的《冠军帖》作为本文的持论依据。
此帖于二十年前勾摹至今，很少临读，然每每检阅，总不胜慨叹，心情难以平静，感到在这有限的形式里展示给人的实在是一个千态万状的意象世界，任凭欣赏者神驰八极，移情万里，令人神往、舒畅、振奋、遐想，一种无穷的魅力，夺人魂魄，发人深思。细细观之，又是一片“法”的海洋，在那里蕴含着“美”的无尽宝藏，无限“动”的生意，“动”的哲理，真可渭：“有妙必臻”、“无法不具”、“无势不备”，这一切又都是那样的浑融浩渺、和谐自然。
张芝特重于师法造化，这方面在张怀瓘的几篇论著中几乎都有涉及，如在《六体书论》中说张芝“探于万象，取其元精，至于形似最为近也。字势生动，宛若天然，实得适化之姿，神变无极。”。在《文字论》中说他“得物象之妙，均造化之理。”又在《书断?中》说“若青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岩谷，任于造化。”等等。我们从《冠军帖》里感觉和冥观到的可以邀游其间的万千气象的意境，是书家“体于自然，效法天地，兴象万端，奔赴笔下”的创造。在这里'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得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它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天人合一”的根本原则。
从创作上的感情因素来看，《冠军帖》汪放恣肆、飞动流走，似乎属于感性创作的范畴。然而，当我们深入地观察和加以审美体验时，张芝的狂放毫无所谓“野逸”、“狂怪”之气，更没有妄生圭角的那种“狂狷”、“狂獗”之气，而是在狂放中从心所欲，不逾规矩，即使行笔到惊心骇目之处（《如《冠军帖》中“过还复共集散耳”、“且方有诸分”、“竟不竟可恨汝还”、“奴粗悉”、“弥若论听”等处）大有“蛟龙骇兽奔腾拿攫之势”(张怀瓘《书断?中》),出神入化而法度不失。它给人的感觉是“英气”的勃发，是超然旷达、一派逸越之气的流行。这种风度和精神状态，正如张怀瓘《书断?中》形象的描绘那“若达士游于沉默之乡，莺凤翔乎太荒之野。”《冠军帖》用笔数体俱入，刚柔互济，方圆曲直交相为用，穷灵尽妙。盘旋飞动中点画狼藉，密合无间，穷极造化，仪态万方；结构字字意别，平中求险，险不失正，奇正相辅，意势相发；字与字、行与行连绵纵横，灵变无常，皆生映带，妙合天成，其势如鸿飞兽骇，云龙游天，洒落变幻，不可端倪。构成整个形式美的诸因素达到了水乳交融般的结合。激越的情感驱动着迅疾的挥运，在挥运中情志又受到自觉或不自觉的极度敏感、微妙的理智的控制。既奔放豪荡、风驰云涌，又谨严缜密委曲含蓄。感性与理性自然完美地交融合一，从而展现了一个神变无极、生生不已的意象世界。它激起欣赏者无尽的联想和遐思，给人们的视觉和审美心理以极度的舒畅、自由和满足。《冠军帖》暗示的这种意境，就是明代项穆所说的“穷变化、集大成”的“中和”之美的极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理想。
世人多认为，以“喷涌式”创作为特色、情绪表现为激越的大草，不属于“中和”之美的原则。宗白华先生在他的《美学与意境》中说：“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喷涌式’或'虚静式’创作方式都要求书家的心境处在一种高度自由的状态，这两种创作方式都可以进行理智控制下的高速挥写。《冠军帖》的创作，是静穆观照下飞跃生命的展现，它没有超越'中和’的审美规范，当然,更不是反'中和’的。明朝项穆说：'中也者，无过不及是也；和也者，无乖无戾是也。’作为大草的《冠军帖》在形、神、法、意的艺术表现上看，都没有偏执、过份、乖戾之处，笔者以为张芝的《冠军帖》是在大草领域里，最能体现'中和’之美的典范之作。”
《冠军帖》的美学价值和意义，还突出地表现在书法艺术创造的“骨”与“筋”的观念上。传为卫夫人所作《笔阵图》中“多力丰筋者圣”的著名论断,是继承汉末到东晋书法艺术关于“骨”、“筋”理论的进一步发挥和总结。《冠军帖》深刻地体现了这“多力丰筋”的审美内涵。张怀瓘在《书断?中》评：“张（芝）劲骨丰肌,德冠群贤之首。”张（芝）的“劲骨丰肌”，就是卫夫人所说的“多力丰筋”。因为“骨”和“力”是互为表现的，“劲骨”即“多力”；“肌”是指“多骨微肉”(即“筋”)，故“丰肌”亦即“丰筋”。张怀瓘对张芝草书的这一论断，也是对前人评论张芝的总结和发挥。《冠军帖》用笔骨力劲健，筋肉丰满，阳刚阴柔相辅相成，因而达到所谓“圣”的境界。这种境界含蕴着无限深广的艺术内容，它给人的美感是极其复杂和难以名状的。就其形式美和意象美的主要方面来说是一种气势飞扬纵横、奔放雄肆的美。这属于“多力”的美学范畴（即“阳刚”之美)；然而它又给人一种清逸流宕、萧散丰满、沉着屈郁的美，这属于“丰筋”的美学范畴(即“阴柔”之美)。这“多力”体现出的“骨”与一般所指汉人的凝重、莽苍、刚健质直的“骨”,后来唐人的豪坟壮丽、峻拔雄强的“骨”均有所不同。它是“阳刚”和“阴柔”高度完美的结合，是既突出了骨力，又充溢着血融肉润的美。它更主要的是一种高逸旷达、潇洒蕴藉的风流气骨。它既是内在精神的体现，又涵盖了外在形式的美。这实质上己是中国古代书法美学史上的“中和”之美的高峰——“魏晋风骨”——的内涵了。
张芝是东汉未年人，先于曹魏仅二十年左右，张芝谢世时，作为曹操重臣的楷书大师钟繇已届不惑之年了，所以，从书法美学发展史上看，张芝正处于“汉魏风骨”向“魏晋风骨”的转化期。古典书法美学滥觞于汉代。西汉以降，崇尚一种有力、有势的偏于“阳刚”的美。到了东汉,特别是汉灵帝在文学艺术上的变革之后，过流到崇尚一神俊逸、超迈、浓郁、飞扬的气势美，即所谓“魏晋风骨”。这种审美理想必然影响当时盛极一时的草书艺术。生活在东汉、曹魏临界期的张芝，显然是承袭了两汉以来的艺术风骨的精华，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发扬，而趋向于“魏晋风骨”了。由此，笔者以为张芝是开“魏晋风骨”一代新风的继往开来的大师。他为以“二王”为代表的“中和”之美的高峰——“魏晋风骨”的形成和确立，起着先导和启迪的重大作用。张芝以他的伟大艺术实践，奠定了自己至高无上的“草圣”地位。《冠军帖》不愧为他的千古不朽的杰作，它对汉以后的书法艺术创作和书法美学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张芝不仅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书法家，而且是我国古代乃至世界造型艺术史、美学史上的精英。只可惜地的书论著作《笔心论》五篇失传了。
近代法国大雕塑家罗丹有一段相当出名的话：“一个规定的线通贯着大宇宙，付予了一切被创造物，如果他们在这线里面运行着，而自觉着自由自在,那是不会产生出任何丑陋的东西来的。”罗丹在自己的雕塑里发觉了贯注宇宙一切的这一条线，而比罗丹早一千七百年的张芝，在中国书法艺术里就看到了这构成万千艺术形象的“线”，他的大草“一笔书”，作了最完美、最典型的创造。
张芝卒于汉献帝初平年间，两汉时期被经典化的儒家学说，必然浸染张芝的思想和艺术观念，儒家的艺术创作原则和审美理想“中和”之美，是古典美学的最高境界。《冠军帖》“穷变化、集大成”的“中和”之美，是古典美学的最高境界。《冠军帖》“穷变化、集大成”的“中和”之美，渗透了儒家精神的“中和”观。而在他晚年变法(即创造“一笔书”)时期，正值汉灵帝变革的时期,人们摆脱了传统经学的束缚，文学艺术发生重大变革，书法艺术走上了自觉。范文澜先生说：“文学与艺术在变革派的影响下,开始出现了新的气象，也就是说质胜于文的旧作风开始变为文质相称的新作风”(《中国通史简编》)。从质胜于文到文质相称是一种飞跃，“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史’泛指浮华之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只有文质对立的双方恰到好处地结合，才能达到美的最高境界。书法艺术的发展是与当时的整个文学艺术的发展同步的。亦文亦质的《冠军帖》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应运而生的伟大杰作。当人们摆脱经学的约束，转化对主体生命自身关注的时候，张芝其人旷达超逸的超现实功利的品格，又必然决定了他艺术观念和创作实践的道家倾向。张怀瓘在《书断?中》评张芝用“逸越”二字，并认为这种“逸越”之气是没有人能逾越的。梁武帝萧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和袁昂在《古今书评》里评张芝使用了同一语言：“张芝书如汉武帝爱道，凭虚欲仙”。此三公的评价都是准确的，《冠军帖》一望便觉其气俊逸，充满着潇洒无羁、飘然欲仙的神韵，这又正是道家的审美理想。张芝特别注重师法造化，所谓“探于万象，取其元精”、“得物象之形,均造化之理”等等，这与道家的崇尚自然，主张心灵关照的哲学观念，又实在是非常契合了。上述这些方面都说明了张芝是属于道家的。然而“集大成”的儒家“中和”艺术观涵盖了这种“飘逸”的道家观念,正如作为道教徒的王羲之，在他“中和”之美的典型作品里，透出他潇洒出尘的天性一样，《冠军帖》虽是大草，亦不出“中和”的审美范畴(前已论述)。所以《冠军帖》既是儒家的，也是道家的，即是儒、道互溶互补的。
儒、道两家的传统美学体系和艺术观都是重“道”重“气”的。中国书法艺术和中国所有的古典文学艺术一样，也都重“道”、重“气”。“气”是“道”的体现，有些中国古典哲学家明确提出“道”即“气”。“气”是中国书法艺术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本源，因为天地万物(包括人及其精神)都是相互依存、相互生发、联成一气的，都是禀“气”而生的。中国书法还重“势”，其实，“势”也几乎等同于“气”，故尔.书法艺术往往“气”、“势”并用，持别讲求作品的“血脉气势”。“气势”，又与“气韵”互通，互为生成，它既表现并赋予书法作品的外在形式的“形质”，又充实于“形质”之内的“神采”,“形质”与“神采”合二为一，从而产生意境，这种意境体现出书法家整个身心与宇宙元气的结合，展现书法家的情志、才性、意趣和气概。所谓“气盛而化神”(《乐记?乐象》)。如果书法作品乏“气”，就没有动人之情。张芝《冠军帖》的创作，是一纵奇纵的清逸之气，驱使行笔放纵变幻，倾刻成章，显然，这是在对“气”（亦即对“气势”和“气韵”）的追求和把握上的极大发挥。从而使作品内涵的意境得到充分的展现，达到了儒家的“天地与我同流”、道家的“万物与我为一”、得“天地之大美”的最高精神境界，亦即最高的美学境界，这也就是宇宙本体无限自由意识的“道”。《冠军帖》之所以具有强烈的美感力量,就是因为它注刻地体现了“道”的内涵。当我们面对它时，犹如游心于生生不已、神气万端的宇宙万物之间，得到至美至乐的艺术享受。
“一笔书”就其实质而言，可谓“一气书”，它并非外在形式上的一笔连到底之谓，其真正涵义是，自始至终，笔势相揖顾盼'连绵相属，其气一以贯之，在这个意义上看，这种创作方式，适用于一切书体。于此，我们可以说，张芝创造的“一笔书”，其意义更在于它最大限度地展示和强化了书法这门艺术创作的根本要害——“气脉通贯”。在书法作品里,只有气脉通贯，才有可能浑然天成，真气弥满，从而充分展现书法家的创造力和书法艺术作品的生命力。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张芝生活的年代，是远在汉朝晚期书法艺术走向自觉的发篁期，他创造的“一笔书”如此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宇宙元气的流行，流出了自然万象的美，流出了他心灵的美，而且又是最能展现书法艺术特性的书体——大草，这对后世起了多么大的昭示作用啊！“一笔书”揭示了书法艺术重“气”的根本原理和艺术艺术创造的根本原则，从这一点上说，张芝是作为艺术的中国书法最早的先觉者和开创者，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早、最伟大的先驱。天道长存，张伯英的贡献是不朽的，他的嚆矢之功世不可没。
“一笔书”开创的自由抒写性灵的最高样式——大草一艺。在中国书法的天地里，从此开始了“大写意”的新纪元，在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二王”那里觅得了知音(王羲之中年后师法张芝；大令幼学于父,次习于张伯英，他的“一笔书”更直接得于张芝传薪)，到了大唐帝国“颠张狂素”的手中，得到了浪漫主义的发挥和张扬。这四位蜚声万里、荣耀百代的大师.都是伟大张芝的异代私淑，他们各有各的天地，然而，其书风共通的一面，都为张芝这座巍峨大山的流风之所被,而从属于他的世界。张芝的神皋奥府、《冠军帖》的高风绝迹以及它的美学价值和典范意义，必将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理解、所推崇。张芝精神亟待发扬。他的辉煌是永恒的。
（佚名）
张芝书法《冠军帖》（《知汝帖》）传为张芝之作，或为唐张旭所作。选自《大观帖》（故宫博物院藏李宗翰宋拓本）
释文：知汝殊愁，且得还为佳也。冠军暂畅，释当不得极踪。可恨吾病来，不辨行动，潜不可耳。
张芝书法《终年帖》传为张芝之作，或为唐张旭所作。选自《大观帖》(故宫博物院藏李宗翰宋拓本)
释文：终年缠此，当治何理耶？且方有诸分张，不知比去复得一会。不讲意不意，可恨汝还，当思更就理。所游悉，谁同过还复，共集散耳。不见奴，粗悉书，云见左军，弥若论听故也。
张芝书法《二月八日帖》传为张芝之作，或为唐张旭所作。选自《大观帖》(故宫博物院藏李宗翰宋拓本)
释文：二月八日。復得鄱阳等。多时不耳。為慰如何。平安等人当与行。不足不过彼与消息。
张芝书法《秋凉平善帖》二种，传为张芝之作。选自《大观帖》(故宫博物院藏李宗翰宋拓本)
释文：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為秋凉平善廣閒。彌邁想思無違前。比得書不逐西行。望逺懸想。何日不懃。捐棄漂沒。不當行李。又去春送舉喪到*美陽。須待伴比。故遂蕳絶。有縁復相聞。飡食自愛。張芝幸甚幸甚。
张芝书法《今欲归帖》传为张芝之作，或为唐张旭所作。选自《大观帖》(故宫博物院藏李宗翰宋拓本)
释文：今欲歸。復何適報之。遣不知。總散往並侍郎耶言。别事有及。過謝憂勤。
关于临写“张芝冠军帖”的历史误会！
克明/文
一字拆分上的历史误会！
一、“处”一字：
二、被拆分成“不可”两字：
三、正确的临帖方式：不是读作“潜不可”，而是读作“潜处”。
四、以下拆分“处”字的三个错别帖
五、还是要看正确临帖！
六、最佳临帖范本
张芝书法《终年帖》 传为张芝之作，或为唐张旭所作
选自《大观帖》(故宫博物院藏李宗翰宋拓本)
释文：终年缠此，当治何理耶？且方有诸分张，不知比去复得一会。不讲意不意，可恨汝还，当思更就理。所游悉，谁同 故数往虎丘，不此甚萧索只希等面因行，药欲数处。看过还复，共集散耳。不见奴，粗悉书，云见左军，弥若论听故也。
张芝书法《二月八日帖》 传为张芝之作，或为唐张旭所作
选自《大观帖》(故宫博物院藏李宗翰宋拓本)
释文：二月八日。復得鄱阳等。多时不耳。為慰如何。平安等人当与行。不足不过彼与消息。
张芝书法《秋凉平善帖》 传为张芝之作
选自《大观帖》(故宫博物院藏李宗翰宋拓本)
释文：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為秋凉平善廣閒。彌邁想思無違前。比得書不逐西行。望逺懸想。何日不懃。捐棄漂沒。不當行李。又去春送舉喪到?美陽。須待伴比。故遂蕳絶。有縁復相聞。飡食自愛。張芝幸甚幸甚。
张芝书法《今欲归帖》 传为张芝之作，或为唐张旭所作
选自《大观帖》(故宫博物院藏李宗翰宋拓本)
释文：今欲歸。復何適報之。遣不知。總散往並侍郎耶言。别事有及。過謝憂勤。
张旭草书《断千字文》
张旭草书《断千字文》
草书《断千字文》石刻，无款，传为唐张旭书。石刻藏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共六石。
三字疑似
四字疑似
五字疑似
易混淆草书体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