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承前启后的一代隶书书法大师，特立独行成就个人风格。
杨沂孙在书法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篆隶书。而根据《清史稿杨沂孙传》所载，可以得知杨巧孙书法邓石如为宗，但《清史稿》仅百余字，并未详细说明杨巧孙是如何得视邓书，又是如何被邓书所折服，继而学习邓石如并在邓氏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杨沂孙《篆书邀云与鹤七言联》纸本篆书 134×30.2cm×2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杨沂孙在早年就已知晓邓石如书名，后于常州李兆洛先生口下求学之时，受到几位晰陵先辈的影响，开始喜欢邓石如书法。杨沂孙在邮陵先辈的熏染下，认识到邓石如书法的价值，并通过与邓传密的交往进一步学习、吸收邓石如书法的精髓，逐渐将邓氏书法的形与神掌握，为在邓氏书风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天书扬文化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传承邓石如精华的一代书法大师的隶书，让我们更能全面的了解一位书法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杨沂孙《篆书专己端慤八言联》纸本篆书 172.5×34.4cm×2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初的书法，大抵表现为晚明书风的沿袭。到了康熙朝，康熙皇帝喜爱董其昌书法，而乾隆帝又推崇赵孟煩。董、趋书风一时遍斤天下。清朝Ｗ异族入主中原，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汉族，但在文化上却还远未完成。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康熙、雍正、乾隆朝大兴文字狱，以控制没族知识分子的思想。读书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因为只言片语找来杀身之祸。知识分子们人人自危、嗦如寒蜂。于是经历明清易代的读书人大都开始放眼故纸堆，转向金石考据、碑版鉴定等学问，以求避祸。考据学的兴盛直接带动了文字学、金石学的发展。加之大量先秦器物、秦汉碑刻、隋唐墓志的出土，搜访金石碑版、以此研经证史成为乾嘉么后的风气。
《篆书七言联》 纸本 131.3X32cmX2 西泠印社藏
访碑、研经之风，也刺激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并催生了一大批隶、篆书家。从清初的郑證、朱彝尊等，到时期的邓石如、了敬、金农、巴慰祖、黄易等人，无不如是。杨沂孙正是这众多书家中的一位。他精研小学，曾花大量时间研究《说文解字》与先秦青钢器铭文。小学本指文字、音韵、训巧之学，而对杨沂孙而言，小学则待指文字学。杨沂孙在文字学研究方面有极高的成就，这也成为杨沂孙着重研究篆隶的一个先决条件。
杨沂孙《赠湘舟篆书七言联》 1878年作 151×40cm×2
在被楷书取代了实用价值之后，隶书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到了清代的初期，隶书才算是迎来了新的转机，一大批的隶书书家开始涌现。到了清代的中期，邓石如的出现，隶书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邓石如的隶书气息古厚，结体十分的严谨，邓石如的书法被后来的包世臣称为神品第一人。
邓石如的隶书中锋行笔，逆入平出，方圆并用，并在用笔中加入篆书笔法，结合长期的汉碑及魏碑实践，在清代的书家中，独树一帜。杨沂孙篆书受邓石如影响，隶书也不例外。但是，存世的杨沂孙隶书作品并不多，杨沂孙字形上延续了邓石如方整古拙的结字，具有明显的汉跑风格。
其次，用笔上，由于杨沂孙与邓石如一样也擅长篆书，在隶书创作中自然也加入了篆书笔法，这正与邓石如的篆隶相通的用笔方法相契舍，也成为杨沂孙在隶书创作中的一大优势。
但是，杨沂孙的隶书却并未达到邓石如的老辣与沉稳。邓石如隶书中锋行笔，铺毫充分。而杨沂孙隶书较之邓石如则略显单薄。用笔技法上，杨氏隶书铺毫较少，线条较之邓石如隶书整体偏细，隶书的厚重沉稳么美受到削弱。其次，杨沂孙隶书字形的开张之势不是非常明显，隶书的炯娜多姿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对此，杨沂孙自己也有清楚的认识。
杨沂孙曾在《跋言卓林所藏刘文清公小楷》一文中，借评论刘墉小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本着其精奇之至而出于平淡的观念，不可避免地较少使用铺毫，由化字形体势不够舒展等不足也更加明显的显现出来也正是本着这种观念，杨沂孙隶书临古为主，终未能如伊秉绶、金农能人形成特征鲜明的个人风格。然而，杨氏能将篆隶相通用笔融入隶书，追求与邓石如强健书风不同的秀逸风格，作为学习邓石如隶书的典型代表，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在邓石如书风流行的时期，婉丽道劲的邓石如篆书是习篆者必学范本，杨沂孙吸收邓石如的优点，但并未迷信邓石如。他将金文融入小篆，从字形上变长为方，字法中融入金文写法，用笔上调整节奏等方面另辟暖径，最终形成了以方为主、方圆结合、端庄古拙、充满金石气息的篆书新风，继邓石如之后拓展了篆书创作新路。
邓石如《隶书新洲诗》轴，纸本，纵134.7cm，横62.6cm。
杨沂孙书法对后世书家的影响作用极大。在晚清以来近百年的书法史中，吴大徵、王福厂、黄士陵、邓散木、吴昌硕等书家均借鉴杨巧孙的书风，进而形成了各自的风貌。因此，杨巧孙书法对于晚清篆书发展起到了不可忽略的推进作用。
隶书《文心雕龙·正纬轴》
在清代中期隶书发展大背景下,对杨沂孙隶书的起源、形成过程、艺术风格进行研究。运用文献法、图版对比法对杨沂孙隶书借鉴邓石如隶书结字、用笔特点,并寻求与邓石如不同的秀逸之路进行深入分析与对比。杨沂孙隶书在邓书基础上虽有一定的新面貌出现,却未能形成鲜明的个人艺术特色。但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也为后世书家学习、研究清代隶书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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