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的建立与尚意书论的衰退》夏斐
理学的建构是横亘北宋到南宋的重大文化事件，但北宋期，由于禅宗势力的光大遍至，理学作为一种思想观念还无力对文化艺术领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这个时期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的书论还未笼置上理学的阴影，禅宗“梵我合一”的主体审美精神始终构成北宋书论的主调。南宋时期，随着理学的完型和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理学开始以一种观念形态对文化艺术领域进行渗透、钳制，反映在书学思想上便是”逸”的弱化。
南宋时期理学对禅宗的消融，使禅宗的理性成分愈加浓厚，而狂逸的成分日趋淡薄。理学将宇宙人心归结为理“天下只有一个理”理成为高居宇宙人心之上的理式即”道”。由此，理一分殊，宇宙人生的一切根源统归于理，穷理尽性，人的主体情感成为理所笼罩的对象。理学作为哲理化、宗教化的儒学，它建立的一个根本宗旨便是恢复儒学的一统和尊严，使晚唐五代受禅宗冲击而日趋涣散的思想观念归于统一。应该说，理学的这种理想在南宋得到彻底完成，禅宗经过理学的融和改造已丧失了呵佛骂祖、机锋棒喝的狂禅气质，而趋于内傾和雅化。
南宋时期，禅宗虽然还一直为文人所热衷，但禅宗处于理学的笼軍下已失去批判的锋芒，由北宋的放逸变而为理学卵翼下的隐逸。表现在书法领域，便是对北宋书论的反拔和对晋唐一体化的调和，这在姜夔书论中清晰地显现出来。
（张即之书法）
不过，由于北宋到南末思想演变的渐变性，因而，在南宋，苏、黄、米尚意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着影响，如宋高宗、范成大、陆游的书论都保持着“逸”的整体格局。但书法文化背景的彻底置换，毕竟使“逸格”书论难以掀起大的波澜，也无法以一种主流形态继续存、在下去。因此，不论是宋高宗，还是范成大、陆游的书论只能视作北宋逸格书论的余响。
（苏轼书法）
姜夔书论虽然在整体上还保持着取晋反唐的影响，但对“法”的关注已构成姜变书论的重心。作为南宋、书法理论重镇，姜夔全面显示出北宋书论向南宋书论的转换。在理论批评史上，北宋书论是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禅宗与书论的一体化，使北宋“逸格”书论突出表现为对传统范式的解构。由于唐代书法对北宋构成代际间的近距离的影响，因此，北宋书论对唐“法”的批判便表现得最为激烈一一北宋书论几乎构成唐法的全部反题。但对唐法的批判仅构成北宋书论的部分内容，实际上，北宋书论对整个书史都采取一种理性的审视态度。由此，即使对魏晋书法，北宋也是予以批判的接受。
苏东坡、黄山谷、米芾虽然无不表现出对晋韵的向慕，但这种对晋韵的推崇源于一种间离的立场。在这一方面，北宋禅宗书论与晚唐五代狂禅书论基本相同一一“逸”的审美致思使其无法对前代的书法范式予以全面认同。相较于北宋对晋代书法的批判性审视，姜夔书论已建立起崇晋的观念结构：
（米芾书法）
（黄庭坚书法）
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书判取仕，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逸之气。且字字长短、大小、钟正、疏离、天然不齐，孰能一之？谓如“东”字之长、“西”字之短、“ロ”字之小、“体”宇之大、“”字之針、“党”字之正……画多者宜疲，少意者立肥，纯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或本者专著方正，极意欧、颜；或者惟务匀圆，专师虞、永；或谓体须稍可扁，则自然平正，此又有徐会槽之病…晋人挑别或带斜拂，或横引向外，至颜柳正锋为之，正锋则无飘逸之气。
%
（范成大书法）
在姜夔书论中，对魏晋书法的间离感消失了，而代之以范式的认同和皈依。“风神”论的倡导便全面显示出这种审美倾向。所贵乎浓纤间出，血筋相连、筋骨老健、风神酒落。姿态具，真有真之态度，行有行之态度，草有草之态度，必须博学、可以兼通。
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笔纸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自然长者如秀整之士，短音如精悍之徒、者如山泽，肥者如费游之子，劲者武夫，者如美女、如醉仙，端指如上。心神作为审美不过，从姜夔对“风神”的阐释中可以看出，概念其内函是极其混乱的，它不仅指向形而上的精神意蕴，同的也显示出形而下的形质规定，这事实上已与晋的意外之致产生了很大距离。在姜夔书论中，“风神这个“神采”的变格似乎只是指一种书法审美上的“和”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神格”被“逸格”所取代，由此，是“意”而不是“神”构成北宋书论的核心而“风神”作为审美概念在南宋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种审美变异。应该说，即使从字面理解，“风神”这个概念也具有了中庸的道学色彩，姜夔的“风神”建立在学晋的观念结构中，因此，“风神”本身就已包含着对北宋“逸格”书论的矫正一一从放逸到清逸构成姜夔书论的内在理路，如果说，姜夔书论与北宋书论存在什么内在联系的话，那就是姜夔将苏东坡的清空流疏淡作了片面的发挥，他说：
——有锋以其精神，无锋以含其气味。故不得中行、与其エ也宁拙，与其弱也宁動，与其钝也宁速，然板须淘洗作姿，则妙处自见矣。
清空疏淡无疑是禅境的体现，这也正是姜夔与北宋禅宗书论的融和之处。但在苏东坡禅宗书论那里，清空疏淡只是敞显本心的自性显示，而姜夔的禅境却以泯灭自性为代价，从而清空疏淡成为一种只可研味的无我之境。
应该说，禅宗的雅化从北末便已经开始了，由于北宋禅宗与士大夫的关系日益密切，因此，文人土大夫的生活思维方式不可能不对禅宗发生有效的影响。他们接受了禅宗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和适意自然的生活态度，便自称得了禅意、往往以禅宗正宗自居，但他们却舍弃了禅宗发展中走向极端的一路——狂禅。在苏东坡、黄山谷那里禅宗已趋向雅化和内倾，宗的宗教感被削弱而转变为一种见心适性的艺术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过，在北宗禅宗的“梵我合一”，顿悟无法的禅旨被合理的继承下来，因此，禅宗在北宋虽有从狂逸到放逸的变化，但在黄、苏书论中，自性的抒发仍成为主调。
南宋理学对禅宗的压抑最终泯灭了禅宗的个性意识，由此，在姜书论中，个性的张扬和内在精神的抒发已退居次要地位，书法的最高境界是在对古法的膜拜中实现清空萧散的无我之境。在这里禅宗所蕴含的生命体验已让位给意境的营构。因此，风格论而不是人格论构成姜夔书论的主旨，对意境的强调从根本上改变了北宋“逸格”书论主体审美的倾向，从而，由南宋历经元明，书法主体论日渐削弱，而对意境的倡导则构成理论批评史的核心内容，这为帖学最终走向糜弱埋下了种子。
（姜夔书法）
取晋反唐虽然构成姜蘷书论的核心内容，但矛盾的是姜夔对“法”的调和却使他走上晋唐一体化的道路。《续书谱）这一理论努力本身即已说明孙过庭在姜夔心目中的至尊地位。严格地说，姜夔对唐“法”的批判只限定在楷法，而对孙过庭泛化意义的法”一ー“中和“则心向往之。由于孙过庭“中和理论本身便含有调和晋唐“意”、“法”矛盾的意识，因此，姜蘷便不可避免地陷入崇唐的泥淖，这在姜书论中也流露出来，他说：行草为书，不惟便于挥运、而不工于字，但能行笔者，便可为之、知古之士不也。自唐及今，书札之坏，实由于此。盖织逸甚易，收敛甚难，人心易流。宣其书之不古，甚者反以学古为拘，良可叹也。
在姜夔的论述中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对楷法的尊崇，但对行草的不肩，已透露出楷法高于行草的认识ー一还在很大程度可视为崇唐的表现一一姜甚至认为只要能运笔便可写好行草，这种认识已肤浅到匪夷所思的程度。
在姜夔要的书论中已明确透露出对北宋“逸格”理论的矫正，姜夔对王献之的指斥及其“人心易流，宜其书之不古”的感叹，都说明他已走向北宋尚意理论的对立处。
姜夔实际上步孙过庭后尘又走上调合晋唐的中庸路子，晋唐一体化构成南末书学的重大课题，到赵孟坚这一课题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姜夔书论虽然表面上保持着取晋反唐的姿态，但实质上融合晋唐成为其最终旨归，在这种观念结构中，姜对北宋逸格理论的反拔似乎已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可以说：在南宋孙过庭的“中和”理想通过姜变已得到初步实现，历经晚唐、五代、北宋，被彻底摧毀的晋唐一体化价值体系又重新建立起来，从南宋开始，晋唐书法又被纳人同一时空，从而对晋唐书法的闻释已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如果说，姜夔对“法”的遵循，尚需假借取晋反唐的伪装，从而表现出小心翼翼的迁回心态的话，那么，到赵孟坚对晋唐一体化便已是赤裸裸的公开信导了。
在理论批评史上，唐“法”源于李世民群臣融合南北的”中和”理论一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中和”理论的异化产物。因此“法”在建立初期即遭到来自自身的严峻挑战。中唐时期、孙过庭力挽狂澜将唐法纳入魏晋书法时空中，从而建立起晋唐一体化的“中和”理论体系。但即使如此，唐法也没有继续维持下去。中唐张怀瓘¨神采论”的崛起使唐法濒临绝境，而晚唐五代禅宗支配下的”逸格”书论的冲击更是将唐法扫荡殆尽。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孙过庭“中和”理论体系中，晋唐书法被纳入同一时空，因此，无论是中唐张怀瓘的“神采论”，还是晚唐五代的禅宗书论在反叛“法”的同时都连带着对王羲之的攻击。从中可以看到，晋韵唐法作为审美范式自中唐以至北宋一直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可以说，对晋唐标准的双重认同始自姜夔，而起孟坚只不过承袭姜變衣钵，并将对晋唐一体绝对化罢了。
（赵孟坚作品）
从赵孟坚开始，晋唐一体化在理论批评史上发生了整体效应。至此这也预示着北宋尚意理论的最后余响被彻底消除了。在赵孟坚书论中，唐法又被提到重要地位，并成为取法魏的前提——唐法的理性秩序与魏晋风再次达成一致。
学唐不如学晋，人皆能言之，夫岂知晋岂易学哉！学唐尚不失规矩，学晋不从唐入，多见不知量也，仅能斜，呈欲媚而不媚，翻成画虎之犬耳。何也？书字当立间架墙壁则不，思陵书法，未尝不圆熟，要之于间架壁处，不著功夫，此理不可为说者道也。
与姜夔对尚意书风的攻击如出一辙，赵孟坚对“纵逸”书风也同样大加诋詈，并且把矛头直接指向现实情景。如赵孟坚对宋高宗赵构书法，便抨击道“思陵书法未尝不圆熟，要之于间架墙壁处，不著功夫”这与姜夔指斥尚意书风“人心易流，宜其书之不古＂的论调几乎完全相同。在赵孟坚看来，对纵逸书风的矫正便须仰赖对唐“法”的皈依！
晋贤草体，虛淡萧散，至此为妙，唯大令秋蛇，便为文皇所讥。至唐旭素等，方作连绵之笔，此黄伯思，简斋、尧章所不取也，今人但见灿然如藤缠者为草书之妙，要之，晋人之妙不在此，法度端严中，萧散为性耳。
在以上论述中，赵孟坚几乎对整个尚意书风做了彻底否定，从王献之到张旭、怀素以及南宋当世写意书风。这种否定即归结于“法”，在从入之门，先款先成，平平直直，轻轻匀匀，俗咎率更，体为排其赵孟坚看来，只有“法＂才构成书法的典范。
固足以攻其短，然先排算而尚气脉乃可，不排算而求之，是未行而先驰，理不至尔。
尚宋理学对禅宗的钳制已彻底清除了“逸格”书论的生存空间，因此，对“法＂的倡导已没有任何观念障碍，同时使得赵孟坚的尊唐言论无所顾忌；态度者，书法之余也；骨骼者，书法之祖也。今未正骨，先尚态度，几何不舍本逐未耶，戒之戒之。分间布白，勿令偏侧，此诚格言。每一字为率，笔多笔少不同，若此未调顺，工从何生？
在赵孟坚的理论努力下，唐“法”又重新建立起书法秩序。不过，在赵孟坚书论中“法＂已不单纯包含着对唐“法”的膜拜，同时也预示着对天理的遵从和对书法个性的剥夺。
南宋姜夔、赵孟坚共同构成对北宋逸格书论的反拔。姜夔虽未明言对“法”的尊从，但他对苏、黄禅宗书论的力矫已表明“法”的不可违背，赵孟坚延续了姜夔的这一书学倾向，并将对唐法的尊崇郑重提示出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