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藏本怀素《自叙帖》“映写”说驳议
近年来,围绕台北故宫藏本怀素《自叙帖》的研究,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从朱家济、启功、徐邦达等前辈学者的质疑,到台湾学者李郁周、王裕民等的完全否认为真迹,台北故宫藏本怀素《自叙帖》的国宝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为此,台北中华书道学会等单位曾于二零零四年十月特别组织了一场“怀素《自叙》与唐代草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中,台湾学者傅申先生和大陆学者穆棣先生的两篇力作,为故宫本《自叙帖》正名。穆棣先生在文章中肯定了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著名收藏家苏舜钦补写前六行之真迹本。傅申先生文中则得出了如下四条重要结论:一、故宫本《自叙帖》是写本;二、非明代文彭所摹;三、宋明人题跋皆真;四、故宫本为“水镜堂本”之母本。以上的结论,虽然离揭示故宫本《自叙帖》的真相尚有一定的距离,但这些结论因为有强有力的证据和严谨的推理作支撑,因此是正确的。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后来傅申先生又根据流传日本的《自叙帖》残卷照片,与故宫本《自叙帖》作对比研究,他于二零零五年十月发表于《典藏》杂志的文章《确证<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从《流日半卷本》论《自叙帖》非怀素亲笔(以下简称《确证》),认为故宫本与“流日半卷本”、清代刻本“契兰堂本”之母本,乃一母同胞之三胞“映写本”,从而否定了故宫本《自叙帖》为怀素亲笔所写的可能,全盘推翻了自己原来的结论。当然,傅先生曾一再解释,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自叙帖》是怀素真迹,故“映写”说并非推翻原来的结论。但写本说距怀素真迹仅一步之遥,而“映写”说则必伪,岂非推翻原来的结论?以后的几年,傅申先生在两岸多地举办的讲座中,通过现场放映幻灯片,一再宣讲自己的研究成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二零一二年八月,《中国书法》杂志赠刊又原文转载了傅先生的这篇大作。
我在仔细研读了傅先生的大作后,深感此文的错误很严重,故撰此小文,向傅先生求教。
我认为,傅先生的《确证》一文中,有四个严重的错误,从而导致了结论的错误:
一 、傅先生用以比较的三个参照对象中,流日半卷本《自叙帖》是印刷品照片,契兰堂本《自叙帖》是刻帖拓本,都不是原迹(墨迹本),这是书法鉴定之大忌。而傅先生文中的许多推论,看似逻辑性很强,似能言之成理,但他据以立论的参照对象并非全是原迹这一致命缺陷,是导致傅先生得出错误结论的关键所在。
举一个例子,祁小春先生在其所著《山阴道上:王羲之书法研究丛札》一书中,讲到对于王羲之《丧乱帖》研究,启功先生根据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王羲之传本墨迹选》所用照片中“丧”、“荼”二字的“脱墨”现象,认为这就是摹本《丧乱帖》双钩填墨的证据。然而祁小春先生指出,日本藏唐摹墨迹本王羲之《丧乱帖》中“丧”、“荼”二字并没有脱墨现象。启功先生认为的脱墨现象,完全是因为照片本身的原因。⑴可见不见原迹而作判断是多么的不可靠。
特别是“流日半卷本”非但不是原迹,而且只有全卷的四分之一左右,从流日半卷本《自叙帖》残卷来推测它前六行是否补写;纸质是否一致;最后的书写时间是否也是大历丁巳年十月二十八日;以及后面的题跋情况等等。如果没有更多其他有力的证据,可以认为,傅先生文中的诸多推测是不可靠的。这些推测当然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更不能推断流日半卷本与故宫本“皆出北宋时一人一手一时,以同样的毛笔、纸张、底稿所'映写’”这样的结论来。
二 、傅先生以流日半卷本与故宫藏《自叙帖》墨迹本的对比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误判。在前一条中,我们认为不能以流日半卷本《自叙帖》印刷品的照片去推测它的纸质、前六行是否补写,以及是否完整的题跋等等问题,并不表示流日半卷本没有参考价值。就其残存的三十行字迹与故宫本进行仔细比较,虽然它在字形、笔势方面与故宫本只有细微的差异,但在其他方面,如起笔、收笔的角度与力度;行笔的疾速与舒缓;用笔的枯燥与润湿;飞白处的自然流畅等方面,流日半卷本与故宫藏《自叙帖》墨迹本相差甚远。这样明显的差距,傅先生居然视而不见,却认为它们之间并无明显的优劣,令人不解。
图一 故宫本《自叙帖》局部 书写的墨色变化由浓到枯,非常自然。
故宫本《自叙帖》全篇的墨色多次出现由浓而淡的自然书写变化痕迹显而易见,枯笔时出现的飞白自然流畅、毫无滞碍(图一),经傅先生多年研究,认为它是写本无疑,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而流日半卷本的墨色变化远不及故宫本明显、自然,故宫本中许多字的飞白处在流日半卷本中却被填实,其中一部分的字似乎能看出书写的过程,但更多的字却看不出明显的书写痕迹(图二),这正是摹本的表现。穆棣先生曾撰文指出流日半卷本中单字放大后所见众多钩摹痕迹,历历在目。⑵因此,傅先生得出故宫本与流日半卷本同为一母同胞的双胞“映写本”的结论是明显错误的,难以使人信服。(图三)
图二 流日半卷本《自叙帖》局部 书写感大为减弱,多处飞白被填实。
图三 故宫本(右)与流日半卷本(左)选字比较 自然书写的痕迹与描摹的痕迹不难看出。
三、傅先生据清人谢希曾翻刻的契兰堂本《自叙帖》推测其母本与故宫本亦为同胞之本,造成三胞胎的假象,从而为他的“《自叙帖》为量产复制品”的结论作依据,尤为无理。
契兰堂本《自叙帖》的母本与故宫本的关系,究竟是母子关系,同胞关系,还是其他什么关系,是无法从刻本作推测的,也不能从其后面的题跋去作推测。当年启功先生正是由契兰堂本《自叙帖》后面的“苏舜钦题跋”产生对故宫本《自叙帖》的怀疑。启功先生文中推测所存在的逻辑错误,王乃栋先生曾撰文指出。
王先生认为:
一.仅据谢希曾摹刻的《契兰堂帖》中谢说“偶得唐荆川所藏宋拓本”,就认为“幸而有一个宋刻本的真影存留”、“这卷宋刻本真影”(引文均见启功《论怀素〈自叙帖〉墨迹本与宋刻本》,下同)。但后文又说“谢刻所据,唐顺之、高士奇藏和谢希曾摹刻的本子何以知为秘阁本和淳熙时刻,已不可究诘”。既不可究诘,何以定拓本为宋拓?
二.仅据谢刻本《自叙帖》卷后刻有苏舜钦自跋,就认为是苏家本,“苏家本既有苏跋,不待其他宋跋已自使人可信了”,“而苏家原迹今天都只剩下重刻本了”。但后文又说:“苏氏写在《自叙帖》后的跋文,宋以来的有关法书记载都未曾见。”既前人未曾见,可靠吗?
三.前文以“不可究诘”的“宋拓本”的摹刻拓本证清宫本《自叙帖》墨迹非苏家藏本,后文又说,“平心而论,墨迹大卷的艺术效果远远胜于石刻本”,“后来用墨迹本和石刻本并列临摹,发现墨迹本确实比石刻精采”。无苏跋本(墨迹)胜有苏跋本(刻本),仅仅是摹刻的原因?⑶
……
王先生全文旨在厘清启功先生旧文的推断错误,文中所列条目尚多,不能全引,不过启功先生旧文的种种怀疑,已经被王先生厘清了。我们不能仅从契兰堂本《自叙帖》后面的“苏舜钦题跋”推测其母本就是北宋的苏舜钦藏本,当然也不能从契兰堂本《自叙帖》的字迹与故宫本墨迹的相似性推测它们为一母同胞的“映写本”。
质疑或否定《自叙帖》的学者,皆由考证出发,就其考证的一方面来看,似能言之成理,但结论是否成立,却值得研究。在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过度依赖考证在古代书法鉴定中的局限性。我曾在《从蔡襄<郊燔帖>辨伪说到古代书法鉴定的方法问题》一文中提到:“在古代书法作品的鉴定上,如果过分重视考证,而轻视作品本身的书写水平、笔法特征及整体风格的话,是很危险的。”⑷
对于《自叙帖》真伪的鉴定,还是要从对《自叙帖》本身的深入研究中去解决问题。本来,傅先生先前立足于故宫本《自叙帖》墨迹卷的研究工作,是细致而审慎的,因此,他在二零零四年“怀素《自叙》与唐代草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中的结论是值得信任的。但后来却被流日半卷本引入了歧途,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的。
四、傅先生从流日半卷本、契兰堂本与故宫本《自叙帖》的对比研究中,得出一母同胞之三胞“映写”本的惊世结论。然而三胞如何产生?对此问题如果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三胞的结论仍会受到广泛的质疑。傅先生苦苦思索,杜撰出一个“映写”的量产复制法。三本《自叙帖》是怎样“映写”出来的呢,傅先生介绍了详细的过程:
1、为了不污染原作,它们不可能是直接映着原作书写的。
2、因此,先要制作一个供“映写”用的“底本”。用不透墨和较具透明度适于钩摹的纸,映着原迹只求制作一个粗具形似及行款的钩摹本,填墨时不求精细,因为这是不用担心在覆纸其上映写时会被污损的底本而已。
3、在正式“映写”制作前,先面对原迹细察,并揣摩其用笔转折牵丝和联绵字,临写精熟。
4、然后用白麻纸或其他书写用纸,覆盖在先前制作好的钩摹底本上,像描红一样的映着钩摹本的字影,用单笔快速“映写”而成。只有在用笔较原迹过细的地方,试图用重复方向的运笔以加粗其线条,当复笔不顺时就会露出不自然的破绽,如前文《故宫本的书法问题》所举之“人、来、轻”诸字。⑸
……
很明显,傅先生提出的“映写”一说,只是凭空的想象,毫无实际操作的可能。试问古代书法的复制品中,除《自叙帖》外,还有哪一件属于“映写”?像《自叙帖》这样的草书长卷,傅先生认为怀素不能两次书写面目如此一致的“双胞”本。傅先生一再论说,怀素“即使同日书写两卷,他写第二卷时也不会映着第一卷亦步亦趋逐字逐行地'映写’,至于《流日半卷本》虽然失去首尾,但就这三十行与《故宫本》如此逼似的程度,其末句年款想必也是同年同月同日。即使怀素对第一卷认为是愜心满意之作,想要再书一卷,在那样快速的过程,也不会这么耐心临写自己的作品到如此逼似的程度!”⑹诚如傅先生所言,快速的书写如此草书长卷不可能到如此逼似的程度,怀素自己都做不到,别人同样也做不到!而要在字形、位置、笔势、牵丝、转折、飞白等等方面如此相似,只有技法高超的精摹才可能做到。
古代书法的摹、仿等复制方法,使得许多名迹化一为二、为三,如王羲之《兰亭序》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众多不同的墨迹本,这些墨迹本或出于摹,或出于临,它们虽然面貌大体一致,但在鉴赏者眼中,却能分辨其细微的差异。如冯承素摹本、虞世南临本、褚遂良临本等等。但从无“映写本”《兰亭序》一说。
《自叙帖》在宋代也有数本见于记载,但只有苏液本(亦即苏舜钦补书前六行本)为真迹,其他有苏沂摹本,有石阳休、冯当世等其他本,石、冯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但从未见记载有“映写本”一说,傅先生杜撰三胞“映写本”,是毫无根据的想当然而已。
总之,傅申先生《确证<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一文,据“流日半卷本”印刷品照片而作出种种推测,存在证据上的先天缺陷;继而对于“流日半卷本”是摹本还是写本出现错误判断;又以“契兰堂本”刻帖拓本去推断其母本与故宫本的关系,正蹈启功先生错误的覆辙;傅先生杜撰“映写”一说,确乎要改写中国古代书法复制的历史,但却完全出于凭空想象而已,并无实际操作实现的可能。有此四大错误,傅先生“映写”说的结论之不足为凭,也就不言而喻了。
本文的重点在于指出傅申先生《确证》一文在鉴定学理上的种种失误。至于故宫本《自叙帖》的真伪问题,以目前的研究,只能认为它是北宋苏舜钦补写前六行真迹本,是保存完好的唯一墨迹本,它远比“流日半卷本”和其他的刻帖拓本精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尚不能证明它是怀素的真迹。
注释:
⑴.祁小春著,《山阴道上:王羲之书法研究丛札》,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2009年12月版。
⑵.穆棣,《<自叙帖>台北故宫本前六行暨流日半卷本确系钩摹》,《中国书法》杂志,2012年第8期。
⑶.王乃栋,《怀素<自叙帖>墨迹(清宫旧藏本)鉴考》, 《书法》杂志,2005年第6期。
⑷.林圭,《从蔡襄<郊燔帖>辨伪说到古代书法鉴定的方法问题》,《中华书道》,2012年冬季号。
⑸.⑹.傅申,《确证<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原载台湾《典藏》,2005年第11期。《中国书法》杂志,2012年第8期转载。
本文曾发表于台北《中华书道》杂志81期。
作者简介
林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学者。多年来从事于书法史论、书法鉴藏及书法美学研究。已发表书法学术论文多篇,如《魏碑体成因述评》、《隋人书<出师颂>质疑》、《魏晋玄学与书法理论》、《赵壹<非草书>的有关问题》、《梁武帝褒钟贬王论小议》、《论书法意象》、《庾肩吾<书品>四题》、《从蔡襄<郊燔帖>辨伪说到古代书法鉴定的方法问题》、《玄学视野下的王羲之书法及书法思想》、《也谈“善史书” 》、《台北故宫藏本怀素<自叙帖> “映写”说驳议》、《王羲之<十七帖>贞观中内本考辩》、《东汉魏晋书法思想变迁考论》、《神龙本<兰亭序>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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