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文学还是书法， 黄庭坚都不甘居人后， 力求创新。黄庭坚尊苏轼为师， 却有其独到的主张与鲜明的风格。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另辟蹊径， 走师法古人之路。其书法美学观主要表现为三点：
一、学书必先打好基础，吸收前人精华。
其取法对象甚广， 将各家之法集于笔下， 一身兼具数家之长。他的兼收并蓄不是简单地量的堆积， 而是能取其所长， 化为己用。其《山谷题跋》云：“凡作字须熟观魏晋人书， 会之于心， 自得古人笔法也。”“学书时时临摹， 可得形似， 大要多取古人法书细看， 令入神， 乃到妙处， 唯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在他看来， 学书要先钻进去探出古人之妙， 而非盲目学。
黄庭坚不满足于蹈前人旧辙， 除了向各代书家学习以外， 还通过师法自然进一步悟得古人笔法。大自然的奇险万变给予他极大的启发。其沉着痛快、一波三折的笔法， 正是由“观荡浆拨棹”而悟得：“山谷在黔中时， 字多随意曲折， 意到笔不到。及来棘道舟中， 观长年荡浆， 群丁拔棹， 乃觉少进， 意之所到， 辄能用笔。” (《跋唐道人编余草稿》) “张长史折钗股， 颜太师屋漏法， 王右军锥画沙、印印泥， 怀素飞鸟出林、惊蛇出草， 索靖银沟虿尾， 同是一笔法；心不知手， 手不知心法耳。” (《论黔州时字》)
二、书法创作要“脱俗”，才能表现书法之“韵”。
如何去除俗谛而获得自由， 是黄庭坚终生追求的目标。他把“俗”或“不俗”作为重要准则来判断书法优劣：“余尝论右军父子以来， 笔法超逸绝尘， 颜鲁公、杨少师二人。”“蔡远明帖笔意纵横， 无一点尘埃气， 可使徐浩服膺， 沈传师北面。”“见颜鲁公书则知欧、虞、褚、薛未入右军室， 见杨少师书， 然后知徐、沈有尘埃气。” (《山谷题跋》) “尘埃气”即指“俗”。他认为好的书法必须“超逸绝尘”, 远离“俗气”。“学书要胸中有道义， 又广之以圣哲之学， 书乃可贵。
若其灵府无程， 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 只是俗人耳。” (《书缯卷后》) “若使胸中与书数千卷， 不随世碌碌， 则书不病韵。” (《跋周子发帖》) 他特别强调通过读书才能提高文化修养， “字外功”的提高才能促进书艺的提高。在艺术上要脱胎换骨， 不仅仅在于笔墨之工巧， 更取决于作者的“胸中之韵”:道义与学识。
黄庭坚的草书曾经被苏轼讥为俗品：“钱穆父、苏子瞻皆病予草书多俗笔， 盖予少时学周膳部书， 初不自寐， 以故久不作草， 数年来犹觉湔祓尘埃气未尽， 故不欲为人书。” (《跋与徐德修草书后》) 但他并没有放弃， 而是选择草书作为突破口， 取法古人， 参悟自然， 读书养气， 最终成为宋代第一草书高手。当他找到自己的位置时， 就再也不顾忌世人眼光了。他注重创作时的痛快， 那是自己与作品的融合， 是体验一种更真实的自我的过程。
三、书法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出新面目。
黄庭坚在吸收唐人书艺精华的同时， 对“尚法”书风发起了攻击：“予尝论右军父子翰墨中逸气， 破坏于欧、虞、褚、薛及徐浩、沈传师， 几于扫地。” (《山谷题跋》) 他认为他们没有得到二王真髓， 反而斤斤计较于法度， 只是简单地重复古人， 毫无生气。
他对经典之作不是盲目照搬， 而是有所取舍：“兰亭虽是真行书之宗， 然不必一笔一划以为准。” (《跋兰亭》) 他认为艺术的生命不在于继承而在于创新：“随人作计终后人， 自成一家始逼真。” (《题乐毅论后》) 他崇尚“入古为新”, 通过多方面的修炼， 创造出一种新格调， 使自己的书法达到一个很高的艺术境界。
黄庭坚的学书过程是对传统的依归， 结果却是对传统的反叛。他在创作中善于打破常规， 犯险而制造矛盾， 同时又建立起新的平衡， 因破而立， 相反相成， 体现出他深厚的学养和“尚意”的审美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