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藩
先有天水后有“天水湖”
天水是个神奇的名字，它能让人引起无限遐想。 “天水”一名首见于《汉书·地理志》“天水郡”注引《秦州地志》，云：“郡前湖水冬夏无增减，因以名焉。”即天水郡得名于“郡前湖水”，可知这个“湖”在设郡前就叫“天水”，绝不是设郡当年起名或从别的什么地方移来。联系通渭县碧玉镇李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汉书·地理志》“平襄县”曰：“故襄戎邑”的记载，这个“湖”最初由李家坪人发现，后由襄戎继承并命名。他们依赖上天赐予的湖水繁衍生息，不断壮大。也随着秦国东进步伐一代代背井离乡，但“天水”这个带有吉祥、圣洁寓意的地名却一代代被传了下来，并带到了别的地方，形成一个与“天水”同名的地理名称。后来，汉武帝在“天水”发源地设置新郡时，“天水”很自然成了新郡的名字。“汉天水郡”遂成为甘肃历史上所有“天水郡”的源头。天水郡改汉阳郡后，平襄残破，汉天水人再次迁徙、侨居，为纪念故地，将侨居地湖泊命名为“天水”是极有可能的。
“天水”的寓意无非是“上天之水”的意思，一为上天赐予的甜水；二为山上之水。古人以天、地、人为“三才”，人为天地间的媒介，脚踏地，头顶天。襄戎为羌族部落，他们视头顶之山为“天山”，山上之水，就是天水。李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海拔1670米，上店子襄戎故城海拔1600米，天水水面海拔1800米以上，周围山峰则更高，可谓是天上之水。
需要说明的是，新石器时代李家坪人并无“湖”的概念，把南山背后的“山水”称为“天水”，符合上古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对水命名的历史事实。“湖”字出现后，襄戎以及后来的秦人、汉人仍一直沿用“天水”。把“天水”视为“湖”首现于《秦州地志》，将“天水”名为“天水湖”出自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妙胜院敕碑》，在史籍上“天水湖”首现于《大明一统志》。
需要说明的是，新石器时代李家坪人并无“湖”的概念，把南山背后的“山水”称为“天水”，符合上古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对水命名的历史事实。“湖”字出现后，襄戎以及后来的秦人、汉人仍一直沿用“天水”。把“天水”视为“湖”首现于《秦州地志》，将“天水”名为“天水湖”出自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妙胜院敕碑》，在史籍上“天水湖”首现于《大明一统志》。
在中国历史上，地名错位是常见的事，比如郡县侨置、人民侨居，都有可能将原地名带到新地。今酒泉市有许多侨居性质的村名，如安定村、静宁村，总不能说在这些村子出土了带有“安定”“静宁”字样的清代文物，就断定安定、静宁两县曾置酒泉。
由于在礼县找到了“天水湖”，有些史学家便很自然地想到了《秦州地记》“郡前有湖”的描述。认为“汉武帝天水郡”初置礼县红河镇草坝村，后因地震、山洪迁平襄。试问汉武帝开河西四郡、常年用兵匈奴，在丝绸之路陇西段中线运输繁忙的情况下，却在羌氐扰动的武都郡境内设天水郡是何用意？
正如甘肃省著名文史专家张克复先生指出的那样：《妙胜院敕碑》立于北宋建隆元年（960年），“汉天水郡设置于公元前114年（西汉元鼎三年）。两个相差了整整一千余年。用一千余年后当地的碑文定位一千多年前外地的建置及名称，太荒谬了。西汉天水郡设置时，彼处属武都郡地。试想，会把天水郡治放在武都郡地盘上吗？绝不会！中国历代建置沿革多变，名称错位的极多。后来天水郡沿革迁到今天水后发生的事，与汉天水郡治也完全是两码事。”
明清时，地方史志除沿用南北朝以来的错误说法外，由于区划变动的因素，更加巩固了这一说法。明代，通渭、秦安均属秦州，闭门关“七里天（甜）水”自然变成了“州南七里”。清代通渭属巩昌府，秦安属直隶秦州，但除碧玉镇、碧玉关（闭门关）不到2平方公里范围属通渭外，周边岳岔等百平方公里均属秦安；既然“天水湖”在岳岔，自然属秦州，那么“郡前有湖”之“郡”自然是天水郡，既然是天水郡，就是秦州无疑了。事实上，明清时代，通渭碧玉上店子是“汉天水郡”还是“后天水郡”，秦州方志学家是了然于心的，只是不承认罢了。这与20世纪秦安县欲租借碧玉土地发展文旅的想法如出一辙。
所以，天水与“天水湖”是两个完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且严重错位的地名。汉天水郡得名于郡前七里之天（甜）水，三国、晋以后的天水是对汉天水之名的借用。中国历史上郡县侨置、人民侨居的现象多次发生，决不可以将侨置、侨居之地视同原地。将礼县出土北宋碑文中记载的“天水湖”定位“汉天水郡”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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