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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作家之妻”的人生蜕变

一览扶桑

从日常开始,带你重新发现一个深度日本

京都有众多大学、研究所,称得上学问之都。曾听一位老师说,有不少大学教授在北部的高尚住宅区安家。他们的太太多在附近私立大学担任秘书、教务之类的行政职位,又或在某间大学教一两门课,所谓的“非常勤讲师”(part-time instructor),作为优雅的兼职。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有一位京大助教授的妻子却坚决拒绝了“教授之妻”的身份,让丈夫独自来到京都工作。这就是京都大学法国文学专业出身的作家高桥和子。或许应该强调,高桥是她婚后所冠夫姓,在那之前,她姓冈本。

和巳镜头下新婚之初的和子

高桥和子在日本不算知名作家,人们提起她,总不忘补充一句“丈夫是作家高桥和巳”。然而高桥和子是二战结束后、日本学制改革之初非常罕见的、考进国立大学的女生。比高桥和子晚生16年的上野千鹤子在考大学之前,还被母亲说“女儿念个短期大学就足够了”,因为当时大学毕业的女生不容易结婚,也非常难找工作。那么,上野千鹤子的前辈高桥和子又经历了怎样的学生时代?与高桥和子同样生于1932年、同于1950年考入京大文学部的东洋史学者小野和子曾回忆:

我入学那年,1500来个学生里,女生只有28人,其中文学部有15名。因为是新学制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只有非常少的女生考进来。我想着好不容易才考进男女合班的学校,就不要有自己是女生的意识了,于是一路走了下来。(小野和子、上野千鹤子、伊田久美子对谈《女として、研究者として》)

1954年,小野和子本科毕业,顺利通过公募选拔考试,进入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担任助教,随后晋升讲师、助教授,在中国史、女性史研究领域奉献一生,如今依然健在。高桥和子这年三月提交了本科毕业论文《波德莱尔论》,也顺利毕业。不过她并没有像小野和子那样走上学术道路,同年11月13日,她与高一届的师兄高桥和巳结婚了。

1954年春,刚刚毕业的和子(左二)、和巳(右一)与同学

高桥和巳本科时留了一年级,因而与和子同年毕业。不过随后他升入研究生院,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同时,也进行文学创作。为了维生,他在大阪一家夜校打工,教国语课,新婚夫妇便搬到了离工作地点比较近的小公寓。和巳一人的收入难以维持家计,和子也打很多工,做家庭教师,教她很擅长的英语和法语。

那间公寓非常狭小,六叠的居室内有一叠被抬高,是战后日本复兴年代新建样板间的常见设计,为了安置婴儿床。和巳则在那里堆满了书籍。他一周要去京大两到三次,其余时间白天都在家里伏案工作,晚上去夜校教书。不过夜校的工作只维持了不到一年,1955年春天,和巳辞去工作,夫妇二人没有继续在大阪租房住的理由,又搬回京都,住进了和子的娘家。

1955年,搬进和子娘家的和子夫妇

和子是京都人,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家庭主妇,虽不是名门贵族,但也算得上中产之家。而和巳的出身要贫寒得多,他生于大阪,父母祖上都是香川乡下的农民。父亲多病,家里兄弟姐妹众多,母亲是虔诚的天理教徒——天理教信众多为贫苦百姓。家人甚至一度不想让他考大学,因为没钱交学费。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为长子继承制,长子之外的儿女并无财产权,对贫寒的大家庭来说,读大学过于奢侈。是和巳流着眼泪哀恳,受到触动的长兄向母亲许诺以后一定挣钱给弟弟念书,家人这才放他去考试。先是1948年4月考入旧制松江高等学校文科乙类,次年旧制高校废除,他重新考入学制改革后的京都大学文学部。后来评论家们屡屡称经历了战时与战后教育方式的巨变、新旧学制的变革,使得和巳有着与战后一代人全然不同的“忧郁”,被本能的反思折磨,既对战时的国家暴力感到恐怖,又无法接受战后过于迅速的转变。

比和巳年轻一岁的和子似乎没有这种新旧学制更替的“忧郁”,因为她是从新制高中考进新制大学。她与和巳初见,是1953年夏末。那时她忙着找工作,四处投简历,当时战后复兴期的就职黄金时代尚未到来,大学生找工作非常不容易。她去大阪的NHK投简历,碰巧遇到了同样来投简历的和巳与他的同伴。这位同伴是和子同专业的师兄,他向和子介绍:“这是中国文学专业的的高桥和巳。”

多年后,和子依然感慨初遇的奇缘,若不是与这位师兄认识,若不是碰巧同一天出来投简历,若不是认识了和巳,那么她的生命历程恐怕要改写。和子在回忆里明言对和巳的一见钟情,因为他是一位“非常俊美的青年”,很高的个儿,极清瘦。并遗憾他成名后的照片已是中年模样,脸上长了肉,“很少有人知道,我的丈夫是那样的俊美青年”:

那是融合了美貌与哲学性的纯粹的容颜。眼睛清澈澄明,仿佛超脱了世间的一切。这里用了“哲学性的纯粹”的形容,若是理学部等专业出身,则可以说是“数学性的纯粹”。反正不管是什么专业,沉浸于某种抽象性思维的人,若碰巧长得美貌,就会出现那样的容颜。当时人们称大学是象牙塔,符合象牙塔居民形象的有几种类型,而我说的正是其中一种。(高桥和子《出会い》)

正与和子谈恋爱的“俊美青年”和巳

和子在女高时代就幻想过自己以后要嫁给作家,据说是因为迷恋太宰治小说里作家之妻的形象。《维庸之妻》里的作家酗酒、欠钱、出轨,而他温柔忍耐的妻子来到丈夫欠钱的酒馆做工还债。为何会主动代入这样悲惨的角色,和子也认为自己过于极端,或许只是文学少女中二时代的幻梦。而和子对和巳样貌与才华的倾倒,则无疑是因朦胧的少女之梦有了切实寄托的对象,尽管她很快在婚姻生活中体会到和巳对她的粗疏与剥削。

“剥削”是与她隔了几十年的我擅自使用的词汇,她一生都没有用这样激烈的词汇形容过和巳与她的相处,而是静静描述婚姻生活里的细节,男性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们绝对不会关心或提及的事:和子为和巳誊抄小说文稿,整理口述笔记,处理各种工作杂务;和子在外打工回来,和巳径自拿了和子新得的工资,开心地说可以去泡温泉了,随后独自离去,丝毫没有想到应该带上和子;和子在外打工,不事生产、专事创作的和巳在家酗酒、大睡;和子与和巳约好一起吃晚饭,和巳拿着家中仅剩的晚饭钱独自去了酒馆……

和子写过两本关于和巳的回忆录,在晚年的日记里也时不时提及和巳。而和巳的二十卷全集本中,讨论了中国古典文学、读书启蒙、学园斗争、理想破灭、战后思潮……无数宏大与细微的问题,提到和子的部分却很少,这使得“和巳眼中的和子”颇难考察。和子曾回忆,和巳对于他们二人的婚姻十分欣喜,认为这是“中国式知性与法国式知性的结合”。我相信这是和巳说出来的话,非常符合他理想主义者的思维模式。

1956年,就职不顺利的和子重新回到京大,考入文学研究科法国文学研究专业的硕士班。这一年,和巳提交了硕士论文《颜延之与谢灵运》,升入博士班。两年后,和子硕士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莫利亚克论》。经历了研究生院训练的和子确认自己比起做研究,更憧憬文学创作。当时的日本,京大硕士无疑是社会精英,按说并不难找工作。而和子却因已婚女性的身份处处碰壁,有一次考过了神户某法国商船公司的笔试,到面试环节,考官说:“已经结婚的话,从事去外国的业务是不是有困难呢?她当时如何作答?

“而那时候,我非常看重我的丈夫。”晚年的和子在日记中淡淡回忆,当时和巳已去世多年。

求职失败的她只好继续打工养家。这一年,和巳自费出版了小说《舍子物语》,并参加了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主持的“中国诗人选集”译注项目,负责《李商隐》一卷。

研究生院时代的高桥和巳(右三),在恩师吉川幸次郎先生(右一)的研究室,左前戴眼镜的先生是后来对和巳“三顾茅庐”的小川环树

1959年,和巳修满博士课程的学分,提交了博论《陆机的传记及其文学》,“满期退学”,没有拿博士学位。这在博士号非常金贵的年代是常事,当时很多教授都没有博士学位。不过和巳显然无意走学术道路,并没有主动找教职,而开始在文学刊物上连载小说。立命馆大学文学部长奈良本辰也欣赏和巳的才华,将他招进立命馆担任非常勤讲师,教授现代中国语和文学概论课。和巳算是进入了学术圈,但他游离于组织之外,很少参加教授会,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文学创作上。这在今天恐怕是很难想象的事,但当年奈良本辰也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允许他不参加行政事务,期待他在学术、创作领域都有收获。

和巳没有让师长等待太久。1962年,他的小说《悲之器》获得第一届“文艺奖”,意味着他正式被文坛认可,真正进入了作家的世界。和子陪他一起出席颁奖典礼、出版纪念会,被尊称为“和子夫人”。“作家之妻”的梦想实现了,更妙的是还得到了30万日元的奖金。

在这之前,他们毫无存款,每个月都为吃饭苦恼。和巳频繁去当铺,坦然地跟催债的人说“我没钱”。和子回忆:“1955年辞去夜校讲师,到1960年担任立命馆大学非常勤讲师为止,他没有挣过一分钱。因为自己要做作家,所以毫无理由靠做无聊的事赚钱。”和巳终于靠不无聊的事赚了钱,《悲之器》很快被TBS改编成电视剧,NHK也找他写广播剧,电视大学找他开“现代小说的课题”的讲座,和巳一时成为文坛、学术界的明星。

和巳在文学上的成功让和子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她渴望去文艺生活更丰富的东京,开始尝试练习小说,并接触到文艺圈的种种名流,拜会了一直敬佩的作家远藤周作。也给几个文学奖项投过稿,但都落选了。

1964年,和巳辞去立命馆大学的工作,决心到东京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次年,夫妇二人买下镰仓的一栋旧楼,搬离了京都。在和子的文章里,不止一次提及对京都的厌恶,认为那是男尊女卑的封建世界,男人们无视艺伎和酒吧妈妈桑之外的一切女性。她没有明说“男尊女卑”的具体情节,而和巳则评价过“京都是文学的不毛之地”,认为这里的学问虽然有远远凌驾于东京的部分,但在文学创作方面近于空白。并有一句耐人寻味的玩笑:

京大极严格的实证主义学风与文学青年的气质非常不合。如果让太宰治到京大中国学专业来念书,恐怕在他文学创作方面取得成绩之前就已经自杀了。

种种证据表明,和巳是纯正的文学青年,他选择中国文学专业的原因与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迷恋中国传统学问的前辈不同。和子回忆云:

他曾明确对我说过:轻薄之徒都去念了法语,我是要去学中文的。他用了这样的表达,而如今我想的是更为宏大的理由。比起风起云涌的文学之海——那是强烈的近代式的自我的产物、会将他不确定的“自我”愈加深化扩大,他更想把不确定之自我固定于悄然流淌着悠然壮阔的思想的中国文学中。(高桥和子《いっしょに住んだ、いろいろな住居》)

新婚之初的和子曾拍过一张和巳夜读的照片,穿着旧和服,执细毛笔在灯下以朱墨圈点汉籍。这是被“京大极严格的实证主义学风”熏陶的和巳,到底与他玩笑说的太宰治不同,已熬过漫长的试炼,因此不会轻易自杀。

新婚之初,和子用镜头记录下的和巳,正在灯下点读汉文

1966年,和巳被明治大学文学部聘为助教授,担当六朝文学、日本文学的讲义与日本文学的演习课。这份工作只做了一年,因为在1966年末,即将退休的恩师吉川幸次郎决定请他回京大文学部中文专业担任助教授,并请小川环树亲到镰仓,“三顾茅庐”地请和巳回京都。

这种稀少的“指定接班人”式的荣耀,在京大中国学领域的其他师徒之间,已有不少佳话。然而对和巳来说却充满矛盾,一方面他在文坛出道,得到东京方面文艺界名流的诸多支持,比如著名的编辑、《文艺》杂志的总编坂本一龟。他对和巳寄予厚望,曾经是三岛由纪夫的伯乐(他还有个非常有名的独子,即坂本龙一)。还没有写多少作品就回京都,等于是背叛了东京的文艺界。因而坂本一龟大怒,说他回京大等于“坐上了安全晋升的传送带”。另一方面,当时苦于神经衰弱的和子根本不想回到“男尊女卑风气严重”的京都。

1967年正月,和子直接给吉川幸次郎电话,非常强硬地说,擅自把好不容易来到东京的和巳拉回京都,我觉得很困扰。我不会去京都,我要跟他分开住,分开住可能导致离婚。

“以中国伦理护身的大学者说:夫人,请不要说可怕的话。”

——和子这样回忆吉川幸次郎的反应。这大概是世上所有关于吉川的回忆里最冷漠揶揄的片段。

在“京都中国学”的传统与魅力之前,和子的抵抗与东京文艺界的挽留与反对黯然失色。换言之,京都中国学的风气浸染在和巳骨血里,他走得再远,都不能逃离这种咒语般的召唤。和巳曾剖析自己对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感受与身处其间的撕裂感:

写一页文章,好比在肉体上钉一枚五寸钉。做学问虽辛苦,但可以收获切实的积累之感与进步之感。与之相比,创作中时常有直面虚无的劳作,然而其中也有无可替代的自由天地。一旦尝过这样的滋味,作为自由的代价,就会被刻上一生无法磨灭的罪恶烙印;想要从当中完全逃离,恐怕是不可能的。(高桥和巳《乐园丧失》)

和巳不久便答应恩师回京大工作。未受儒家伦理洗礼、代表“法国式知性”的和子确认过这点,立刻在这年春天独自去法国散心,并一直住到了九月末。妻子的出走令和巳非常震惊,没有人帮他打包书籍,也没有人帮他用报纸包好杯盘碗盏,得独自去京都找房子……这一切都令他痛苦。

就在和子漫游欧洲的时候,和巳受《朝日Journal》之邀,以特派员身份访问了中国。他们第一站到香港,随后是广州、上海、南京、天津,最后抵达北京。这是和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中国,是他早已在古典诗歌中想象了无数次的国度,虽然眼前的风景已与古诗里的有所不同,但他怀着深切的爱眷和好意看待这一切。并买了当时流行的军装、军帽作为纪念,有些羞涩地穿在身上。

1967年4月24日,在北京机场,离别之际唱起中文歌的和巳

回日本后,他写下了《新长城》,在《朝日Journal》上连载了四期。这年六月,他入职京大文学部,成为助教授,借宿于京大农学部东侧的北白川追分町六号。

1967年4月22日,高桥和巳在长城上

1969年10月,高桥和巳在京都病倒,很快回到镰仓。虽多番就医,却未确诊。次年四月中,因腹部剧痛住院,最后在东京女子医大消化器疾病中心确诊为结肠癌。和子向和巳瞒住病因,期待手术可以痊愈。术后的和巳确实大有好转,但这年12月,癌症复发,癌细胞转移至肝部,和巳再度入院。

和子往返于东京、镰仓之间,无微不至地照顾和巳。种种权衡之下,她决定向和巳隐瞒病名,只有极少数至亲知道。

去医院的途中,她给和巳买各种好吃的。甘栗、杂煮、豆腐、煮萝卜、寿司……有时是从家里煮好蔬菜锅带来。病程进展迅速,敏感的和巳觉察出死亡临近,却仍想着等出院了,跟和子一起搬到阳光充足的屋子里去住。卧病时最爱看旅行、园艺、钓鱼之类的杂志。

“病好了的话,想一整年都不工作,想去钓鱼……若是病好了的话……”

和子记录下他的心愿,在病房里当着他的面联系了好几家不动产公司,询问一些房子的具体信息,仿佛离出院搬家的梦想更近了一些。

春天来了,和子隔三差五买来花束。桃花枝,白色郁金香,白水仙,大捧雪柳枝,绣球花。季节悄然变换,和巳的生命逐渐透明。

“想在院子里种树、养鸟,一直休息到四十四、五岁……谁也不见,静静过日子……”去世一个多月前,他向和子描述理想。

去世前一天,他痉挛、呼吸困难、极度贫血,陷入漫长的昏迷。埴谷雄高与坂本一龟来探望,带来了康乃馨与芍药。他们是东京方面给了和巳最多支持的前辈、挚友。

1971年5月3日深夜,和巳去世。1973年7月,坂本一龟主持的《文艺》做了高桥和巳追悼特集,和子公开了《临床日记》,从1970年12月21日和巳病发住院,记录至临终,最后一段是:

时近深夜,呼吸突然拉长,气息逐渐微弱,乃至气绝。十时五十五分。不知道自己的病名,梦想着不可能的时间,丈夫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是安详的样子。

像梦一样,和巳结束了四十年的生涯。就在前一年11月25日,人们才经历了三岛由纪夫的自杀。和巳在文学界固然没有三岛由纪夫的盛名,但他一度也被视为与三岛齐名的文坛双星,有过交流与对谈。小川环树在回忆文中直指和巳的死也是某种形式的自杀,死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死于意欲承担知识人责任的重压。他后悔自己的“三顾茅庐”,而一切已晚,这是和巳不同于学院内学者的宿命。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和巳敬仰的恩师们,引用这句儒家经典惋惜他。

1969年9月6日,与三岛由纪夫对谈的高桥和巳

学者戴燕在《高桥和巳初论》中提到,1990年代初,她访学京大文学部之际,邂逅了《高桥和巳作品集》。她惊讶云:

高桥和巳曾在京都大学的中国语学文学研究室、这个始建于1906年的日本最著名汉学研究及教学机构里任过教职,可是,他的名字却从未出现在我们熟悉的中国文学家的系谱里。他又是享誉一时的作家,可是,当他的同代人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的小说,即使在日本,也几乎无人问津。

这篇文章也是中文世界很难得的对高桥和巳学问与人生的介绍。我知道和巳,是在《吉川幸次郎全集》中读到一篇短短的《高桥和巳哀辞》,也用过他翻译的《鲁迅文集》。真正产生兴趣,却是在读到和子撰写的回忆录之后。和子对京都、京大露骨的反感与愤怒在我看来非常新鲜,唤起我追索旧事的好奇。和巳对母校有信仰般的崇拜,毫无抵抗地回到了她的怀抱。而他很快发现,这信仰充满幻象,精致的学问之下分明有身份制社会的残滓。他不赞同暴力,也无法置身事外,因而只有割肉剔骨的“解体”一途,并发问:

学问到底是什么?

很多年后,和子依然有对“把高桥卷入政治的、喜爱热闹的年轻人们”怀有愤怒。而她自己的文学创作在和巳去世后,却迎来了井喷式的发表与出版,陆续获得芥川奖候补、泉镜花奖、女流文学奖……她真正成为了梦寐已久的作家,而不仅是“作家之妻”。

她本名和子,日文训作たかこ。或许是不想与和巳的名字重合度太高,出道后的署名都是“高桥たか子”。成为作家、获得声名并没有安抚她的创伤与失落——和巳的死对她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创伤。

昔日和巳面对内心极度的痛苦时,习惯反复念诵《论语》“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而儒学本来就不为救人,和巳被“中国式的伦理”(和子语)所困,并未得救。具备“法国式知性”的和子选择了怎样的解救方式?

1974年夏,她前往法国、意大利散心。11月,经远藤周作介绍,认识了天主教东京教区的祭司井上洋治,每月去上两次宗教课。1975年,她去北海道女子圣衣会生活一周。8月5日,在东京目黑区某修道院,由井上神父施洗,皈依天主教,教名玛利亚·马达肋纳。担当教母的是远藤周作的夫人顺子,一位慈爱温柔的“作家之妻”,比和子年长五岁,今年年初以93岁高龄去世。

走上信仰之路的和子依然保持活跃的创作,并开始翻译法国文学作品。1979年,她在东京接受坚振礼。次年9月,独自前往巴黎,住在圣婴耶稣爱德教育修道会,并在巴黎神学院典礼音乐部学习管风琴。

去巴黎后,她暂时不再写作,因为再多的创作,再多的奖项,都无法给她安慰。她在京都衰病的老父请她每年务必回日本两次,因而1982年至1984年,每年二月和八月都会回一趟日本。此外时间全在巴黎修道院学习管风琴,每日祈祷、弥撒、阅读、住极朴素的窄室,潜心过隐修生活。据她回忆,那是一生中最安详幸福的岁月,“抛下以前的一切,成为无名之人”。她喜欢典出《斐理伯书》的“se dépouiller de soi-même”,“空虚自己”,她翻译成“像落叶一样渐渐舍弃自己”。

她年轻时喜欢好看的衣服,迷恋俊美的青年,喜欢喝酒、吃好吃的;由“作家之妻”蜕变为“作家”;又舍去浮名、遁入静寂,可以说这是她一生经历的三个重要阶段。1984年夏,她回京都后,父亲病重。她陪伴在侧,在9月送别了父亲。

虽说决意减少创作,但往返巴黎、日本的几年里,她还是写了一些小说,并获得第十二届川端康成文学奖、第三十七届读卖文学奖。

高桥和子撰写的《追忆高桥和巳》(构想社,1977年)内封

1987年,她卖掉镰仓的旧家,全额捐给经济困难的北海道女子圣衣会,用的是高桥和巳的名义。她辗转于几个修会之间,想要正式成为修女。因为在巴黎很难解决签证问题,她考虑回日本的某间修道院。“因不习惯日本的环境,辞去该修道会。”她在文章里简单总结,虽不知具体何处不习惯,但可以明确的是,她曾经想逃离京都,和巳去世后则要拼命逃离日本。她想追究和巳之死的责任,发现敌人不是某个人,而是整个日本的环境与文化,没有人可以负责,人们以集体的名义成功隐身。

高桥和巳生前与老师贝冢茂树有过一次对谈,由日本人的性格论及“逃往何处”。日本是岛国,无处可逃,故有某种自然的向心力。贝冢想逃去古代中国,又或美洲大陆。高桥没有说他的答案,不知是否预知到未来面临的绝境。

1990年,和子的母亲老病交加。她回到母亲身边,以献身般的热情照顾母亲——也许这是她新的修道之途。

照护与送别,似乎成为了和子的宿命。2000年,她的母亲高龄去世。三年后,她住进了神奈川湘南地区茅之崎的付费养老院,那里可以看到美丽的海岸。她时常去海边散步,沉迷于周而复始永不停歇的海浪。潮水退去,沙滩被抚平,留下无数细小的白色微泡。她喜欢这短暂的瞬间,仿佛世界消失、神灵显现。

她对养老院的生活很满意,令她想到在巴黎修道院的岁月:

在修道院里,人们超越了生和死的界线。而在这里,大家都在等待着共同的死。超越了血缘、利害的关系。(2004年1月16日)

这一次是她准备送别自己。她加入日本尊严死协会,准备好葬礼时穿的衣服——从前在巴黎穿过的修道服,事无巨细地规划死后的细节。如何处理藏书,如何处理和巳与自己的手稿、作品,如何处理环绕身边的每一件杂物。

除了在巴黎修道院的那几年,每年5月3日,她都会独自纪念和巳。摆出照片与白色牌位,以庭中野花数朵作供。他先走出去很远,她后来选择的信仰告诉她,他们死后还会相见。她纪念的不是文学或学问世界的人们心中的和巳,而是作为她丈夫的和巳。她不满世人对和巳的种种解读,忍不住写点什么,有时遭遇恶评,以为她要独占和巳,而不管他们也把和巳推上了孤独的舞台。

养老院时代,她写了好几本书,包括她去世当年,由私淑弟子、著作权代理人铃木晶整理出版的《临终日月》,是从2006年写到2010年的日记。开篇说:

现在我74岁,但我是没有年龄的,总觉得自己才46岁。啊不,那就48岁吧,是1980年决然去巴黎的年龄。因为从那时起,我就不在了。

高桥和子晚年及去世后出版的日记

2013年7月12日早晨,和子突发心脏病,倒在养老院的台阶上,平静去世。收到消息的铃木晶按照和子生前的安排,联系了东京四谷的圣依纳爵天主堂,并遵嘱低调举行葬礼,仪式结束后才联系各大报社。

她葬在富士灵园,是早先和巳去世时,植谷雄高推荐的地方。墓园可以看到富士山,园内覆盖着火山灰,“干燥且清洁”。

当时墓石上只写了高桥和巳的名字,是埴谷雄高所书。后来她想着,若当时请埴谷把自己的名字也写上去呢?但那时还没有想到自己的死。墓园管理者告诉她,旧石上已不能再刻新字。她想,“那就葬到没有我名字、只有高桥和巳之名的墓里去吧。无名很好”。

或许是铃木晶的安排,现在富士灵园高桥夫妇的墓地用了崭新的墓石,镌着“高桥和巳/和子”的字样。

看来她选定的送别自己的人,也相当可靠。

如果我不先读和子的文章,而是先读和巳全集,恐怕会没有批判地接受和巳,叹服他的才华与痛切的自省,感慨他的早逝与不运。幸有和子文章里的愤怒与伤心作为“先入之见”,才能看到更丰富的和巳与和子,并尝试理解和子对和巳的复杂情感。

若和巳不早逝,顺利在他所说的“保守主义的乐园”里继续当助教授、教授,那和子与他最终很可能分道扬镳。和巳被深深信仰的母校背叛,仅工作两年即辞职,旋即病重。他人生的最后部分全然属于和子,是和子包容、抚慰、接受满身疮痍、虚弱无助的他。和子对京大(包括京都)当然有怨望,而他们的无情却意外促成她与和巳最后的深情与感情的圆满,这其中充满矛盾。

和子走向宗教、逃往巴黎,屡屡批判日本国民性中的“幼稚”,要与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彻底切割,和巳之死带给她的创伤固然是重要原因。而和巳早年在婚姻中的粗疏,对她的漠视与任性还没有来得及清算,他就报之以至为折磨的病死,没有谁能安慰她,因而她的愤怒与悲伤如此清晰。

阅读和子的书籍与和巳的全集,不难想象他们十多年的婚姻生活里,除了琐务、劳碌、冲撞,一定也有许多智识的碰撞与沟通,有不少共同话题。在修道院生活多年的和子,不知是否会时常想起《创世纪》说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高桥和子撰《高桥和巳其人:二十五年之后》(河出书房新社,1997年)封面

2003年,和巳忌日当天,和子写了一首短诗:

打开窗扉,格子窗外

南天竹嫩叶摇曳

只是这些而已

在我生命里,微风拂过

不愿见今日之日本

因而一直将自己幽闭

窗户,忽而打开一看

嫩叶与微风,只是这些

是从与不想看到的日本

全然不同的地方来的风

灌注于我

或许可以揣想,晚年的和子得到了解救和更大的自由。

《高桥和巳全集》由吉川幸次郎、埴谷雄高监修,河出书房新社出版,校订、排版、装帧无不细致精心,题签是吉川的书法。全集编得这么好,足知恩师与知音对高桥和巳的赏识。全集每卷之首都附有月报,请各界人士撰写关于和巳的逸话、感想。知名或不知名的男性们笔下往往不会有和巳作为丈夫的一面,因为他们自认活跃于公共领域,他们眼中的和巳也是公众人物。很少有人提起和子,或许是不知该怎么谈,又或许是恪守“女主内”的传统。

当中有难得的一篇出自女性之手,作者是NHK广播剧的负责人斋明寺以玖子(《ラジオドラマの縁》)。她比和子小四岁,也是京大法国文学专业出身。1963年夏,斋明寺为邀请和巳撰写广播剧一事拜访了高桥家。她写和巳在家里穿和服,美丽的夫人称呼他“和巳”。那天,和巳笑眯眯地告诉斋明寺:“我家夫人,也写小说喔。比我更有才华啊,她写的东西我可喜欢了。”

斋明寺感叹,当年高桥和巳已确切预见了日后夫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功。这些很少被旁人记录的和巳夫妇相处的片段,在气氛庄重的和巳全集里微微闪现,与和巳身后和子的许多追忆文章呼应。由是我们确信,除了和子显露在水面上的孤僻、愤怒、不可解的神秘,那底下应该还有无限深沉的情感与能量,不知道单用“爱”是否可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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