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11月25日，是巴金诞辰117周年纪念日。《家》《春》《秋》“三部曲”，表现出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一部《随想录》，让所有读者记住了千钧重的三个字“讲真话”……
“没有人因为多活几年几岁而变老：人老只是由于他抛弃了理想。岁月使皮肤起皱，而失去热情却让灵魂出现皱纹。”在今天，纪念巴金的最好形式就是阅读他的书，回想他说过的话。
纪念巴金诞辰117周年：他就是一棵大树
文｜李辉
巴金
一九七八年二月，我终于走进复旦大学中文系。大约年底期间，我与思和兄聊到巴金，我们是不是可以研究巴金，他当场说，好呀！就这样，我们开始对巴金的系统研究。
走进中文系资料室，见到贾植芳先生。一九五五年贾先生被打成“胡风分子”，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多年。“文革”之前，贾先生回到复旦大学印刷厂，矮小的身体，一直推拉卷筒纸。
“文革”结束，他回到中文系资料室，当时尚未平反。记得我走进资料室，说要看60年代初的巴金文集，贾先生说，你们应该看最初的版本。
就这样，我们成为贾先生的弟子，一直在他和任敏师母的关照下，渐次走进巴金的视野。大学三年级时，我与陈思和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论文一九八〇年发表于《文学评论》。
从此，我们就与巴金结伴同行。
五十年代巴金、萧珊和儿女们
记得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下午，我与思和第一次走进武康路的巴金家中。大约一个小时的聊天，听巴金谈自己一生的故事，好在当时记录下来，也是难得的记忆。
一九八五年的春夏之际，阳翰笙（一九〇二—一九九三年）、巴金（一九〇四年—二〇〇五年）、艾芜（一九〇四—一九九二）、沙汀（一九〇四—一九九二）的四老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来了许多研究者。
研究巴金的人，似乎更多一些。在成都期间，我们一起走进巴金故居。李家的这座大院，已归战旗文工团，在那里，我们只看到双眼井，立在眼前。其他的老房子，早就消失了。
一九九五年我们走进四川的广元县。当年，李家父亲李道河是祖父的长子，以过班知县的资格觐见清光绪帝，一九〇九——一九一一年，曾任广元知县，后辞官回到成都，一九一七年去世。当年的衙门已不存在，但有一棵大树，还留存着。
祖父李镛与大家族的合影，此照约摄于1898年左右
1907年的家庭合影。右三是巴金的母亲，左三外婆抱着的是巴金，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他留下的第一幅影像
巴金的父亲李道河与母亲陈淑芬
巴金的二叔李道溥（华封），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做官，后在成都创办法律事务所
巴金的三叔李道洋，随二兄留日，回国后才能够做短暂的南充知县。后在律师事务所做助手
成都李公馆的大门，巴金离家后，马路改造重修的大门
巴金写道：“在家的时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见他骂过人……父亲很喜欢我，他平时常带着我一个人到外面去玩。”巴金也非常喜欢母亲陈淑芬，认为母亲“很完美地体现了一个爱字”，是自己幼年时代的第一个先生。母亲陈淑芬于一九一四年去世，这一年，巴金才十岁。
巴金眼中，在人生成长过程中，恐怕只有家乡故居的大门才是至关重要的。
“我常常到门房找听差、到大门口找看门人李老汉闲谈，其实是请他们讲讲各自的经历。”
大门是童年巴金了望世界的窗口。在这座大门里长大，睁开眼睛打量身边的世界。看到的一切，感受到一切，让他最终成为大家庭的叛逆，成为社会革命者，成为一个用笔来呼喊的战士。
一九二三年，十九岁的巴金离开成都，前往重庆乘船，途经三峡的夔门，前往上海。
1923年巴金出四川前的合影。前排为继母、弟弟李济生、后排是年长的几位弟兄。从左至右依次为：李采臣、李尧枚、李尧林、李尧棠（巴金）
1923年巴金从成都到重庆，乘船穿越三峡夔门，前往上海
来到上海，他第一次走进嘉兴的塘汇镇，这里他们李家故里。他把一些钱，交给李家祠堂的人负责修葺。
多年之后，二〇〇三年四月中旬，我为写《百年巴金》特意去嘉兴，范笑我约几位朋友一同带我去塘汇镇，寻访青年巴金曾来拜谒和维修过的李家祠堂。
又窄又长的石板路沿河而延伸，李家祠堂旧址就在巷子深处。可是，李家祠堂却早已拆除，不过，河边的码头依然尚在。
1929年巴金与两个哥哥在上海合影
巴金的三哥李尧林，与巴金一起走出旧家庭，到上海、南京求学
旧址上多年前盖有一间平房，不知何人居住。一幢两层楼的老屋，与李家祠堂旧址相邻，大门紧闭，院墙残缺不齐，踮脚隔墙一望，院子里瓦砾堆积，杂草高可没腰，从墙角一直蔓延至前廊。再一看，前墙墙板散落，房内楼梯毫无遮掩地敞露出来。显然主人早已搬走，这座老屋，早就被遗弃了。
“进去看看！”我提议说。
搬来几块砖，垫在脚下，我们一行居然翻墙而入，成了老屋的“不速之客”。
塘汇镇的码头、小街2003年 4月还保留着 (1)
塘汇镇的码头、小街2003年 4月还保留着 (2)
塘汇镇的码头、小街2003年 4月还保留着 (3)
塘汇镇的码头、小街2003年 4月还保留着 (4)
2005年，在浙江嘉兴图书馆，陈思和（左）与李辉，在丁聪创作的巴金肖像画下与丁聪合影
一楼客厅墙上，悬挂着一位老太婆的肖像，居士打扮。应该是老屋的主人。走上楼，范笑我在一张书桌抽屉里，发现一摞老照片，几个日记本。他如获至宝，马上窃为己有。他说，从中说不定会发现有意思的记录。
忘记是谁取走了墙上的肖像，也许是同行的一位摄影家。我则在楼梯下面的一堆木头里，翻找出两块窗栏板，一组人物雕刻精致，居然完好无损。我欣喜若狂，走到河边码头石阶上，将它放入水中清洗，带回北京。
如今，窗栏板一直挂在我家的客厅里。
窗栏板
为我们拍摄合影的是黄才祥先生，可惜，走得太早了。
1956年12月13日下午，巴金回到旧居，见到了三十三年前住过的屋子(1)
1956年12月13日下午，巴金回到旧居，见到了三十三年前住过的屋子(2)
1957年巴金与电影《家》的剧组成员孙道临、张瑞芳的合影
1987年10月8日上午，巴金重返故乡后对双眼井的深情造访
双眼井
1987年10月8日上午摄于正通顺街上
每次我到嘉兴，我总是爱问：“还有老屋可去吗？”这个古老的塘汇镇，已经拆除，不复存在了。想想实在有些可惜。
二〇〇三年秋天，我带吉林卫视摄制组到成都拍摄关于巴金“回家”的专题片，请流沙河出镜对谈，他带我们走进寓所对面的大慈寺。
他瘦得出奇，轻得出奇，走路快而飘逸，担心一阵风如果刮来会将他刮走。我们找到一处楼阁，他坐在游廊旁的石凳上，阳光把树枝碎影撒落满满一身，与清癯面孔相映衬，煞是好看。
喜欢听流沙河先生讲话。我从来都听他讲地道四川话。他讲话语速不快，一板一眼，舒缓有致。他讲究语调，强弱相济，长短搭配，起伏之间形成乐感，如舞台道白一般，听起来，悦耳，舒服，且有趣之极。
1993年5月流沙河病愈归家途中，谈1987年的巴金
对着摄像镜头，流沙河回忆一九八七年十月期间，巴金最后一次回到成都的印象：
“他住在西门外金牛坝宾馆，我们去看他，弄一个椅子让他在中间坐。那个时候说话非常宏亮，大得很，身体很好。”
“我记得一件事情，一个人对他说：你的脸色非常好。……回答四个字：虚火上冲。巴老说这句话，是表明不爱听别人当面吹捧他。我们大家都笑了。”
说到“大得很，身体很好”一句，语速尤慢，“很好”二字，拖着长长的调子，颇有绕梁三日的袅袅余音。“虚火上冲”，他重复了几遍，一个“冲”字，尾音拐弯上扬，再戛然而止。摄制组是吉林电视台“回家”栏目的，他们都是东北人，事后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听人讲过这么好听的四川话。方言，却好懂，有味道，普通话难有此种韵致。
这也是流沙河对巴金的喜爱与敬重。
我曾多次上莫干山。
南方之山，各有其美。浙江莫干山，就山势而言，虽起伏转换绵绵不绝，但不免有些中规中矩，略显平淡无奇。然而，当驱车随路而上，漫山遍野的竹海，顿时渲染出山势超越平淡的另一种壮观。山回路转，光影明暗变幻，单纯的一种绿色，竟可演绎出丰富层次的色彩。
记得二〇〇五年三月下旬，钟桂松陪着我们一起前往莫干山。
2003年3月下旬，钟桂松拍摄 (1)
2003年3月下旬，钟桂松拍摄 (2)
三月，山上仍有寒意，适逢劲风袭来，伫立山顶，俯瞰竹海起伏汹涌，竹梢上发出的呼啸声浪，有如在黑龙江亚布力森林里听到的松涛滚滚。翠竹本是秀美景致，但一旦形成竹海，劲风吹动之下便又成了别样的恢弘。
第一次到莫干山，本是寻访蒋介石的历史踪影。可是，未想到，最令我感触良多的，不是蒋介石几度下榻过的白云山馆，也不是一九四八年作为临时官邸的松月庐，远处，我却看到位于僻静处且不起眼一幢建筑——夷白楼。
1981年8月巴金在莫干山住过的夷白楼
感到亲切，因为巴金。墙上一块铭牌介绍：巴金一九八一年八月在此居住。巧的是，莫干山下面就是武康镇，在民国，莫干山归属当时的武康县。
重要的是，这一年，巴金的《随想录》写作进入第三年，他所提倡的讲真话、历史反思与自我忏悔，越来越引起文化界与全社会的广泛影响。可以说，走上莫干山的巴金，其精神状态与写作状态，正处在一个高峰。
巴金来到莫干山，住进夷白楼，八月十日这一天，巴金为自己的《序跋集》写完一篇跋。《序跋集》汇集巴金从事写作以来的几十篇序跋，不妨视为一个作家思想与写作的全景式呈现。
巴金《序跋集》，花城出版社1982年出版
巴金为此书写跋，其实是在审视自己的一生。他写自己“文革”被批判时的惶恐，写自己面对“五十四年来留下的包袱和辫子”的犹豫。然而，他勇敢地面对自己，愿意把心交给读者。他在《序跋集》的序里这样写道：
但是我终于把它们阅读完毕了。我回过头重走了五十四年的路。我兴奋，我思索，我回忆，我痛苦。我仿佛站在杂技场的圆形舞台上接受批斗，为我的写作生活做了彻底的交代。《序跋集》是我的真实历史。它又是我心里的话。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不赖账，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来。不怕幼稚，不怕矛盾，也不怕自己反对自己。事实不断改变，思想也跟着变化，当时怎么想怎么说就让它们照原样留在纸上。替自己解释、辩护，已经成为多余。……
巴金写《随想录》系列文章，通常只在文后注明写作时间，这一次他却例外地在跋后写注明“八月十日在莫干山”。足见，在他心中，莫干山有一种特别的意味。
莫干山之行，的确令巴金印象深刻。酷暑时节，竹海清风带来凉爽，僻静的夷白楼让他可以静静思索。
更为重要的是，出席笔会的年轻一代的面孔，让这位年近八旬的文坛老人，仿佛回到自己的青春岁月，在锐气十足的年轻作家们身上，他看到短短三年之间形成的新时期文学，虽经历风云变幻，仍然生机勃勃。
这三年，既是写作《随想录》的三年，也是巴金身为《收获》主编，参与新时期文学编辑、不断鼎力推出新人的三年。
从大胆拍板发表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到力挺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荣获全国小说奖；从撰文高度评价《人到中年》大声为作者谌容辩护，到连写四篇文章提倡文学应该“探索”……三年间，巴金一直站在文坛风云的前列，以自己的威望与影响力，如同一棵大树，为年轻一代作家遮挡风沙，如同当年巴金受到文坛攻击时，鲁迅撰文为他挡住风沙一样。
晚年巴金瞻仰鲁迅雕像
莫干山上，巴金与新时期文学的新锐——谌容、水运宪、张辛欣、汪浙成……相聚于夷白楼，这该是这位文学前辈与新时期文学年轻一代作家群体最直接、最无隔阂的一次亲密接触。三十年已然过去，当年最年轻的作家如今已年过花甲。在他们的回忆中，我读到他们对巴金莫干山之行的印象，读到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激。
汪浙成回忆，他早在一九五七年就开始发表作品，但真正走上创作生涯是在“文革”之后，并得到巴金的直接关心。他与妻子温小钰合作的《土壤》，在《收获》发表后荣获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
举办莫干山笔会时，他和温小钰尚在内蒙古工作，难忘应邀参加莫干山笔会的情景：“就是这一年的八月份，我第一次是面对面，走近了我心目中敬仰的文学大师巴金。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内蒙古草原工作，住在内蒙古大学里，有一天校园高音喇叭说，我们有长途。
那个时候长途都是紧急情况，我们一听也吓了一大跳，后来一接，是李小林打过来的电话，说是巴金老师的《收获》杂志请我们到杭州莫干山去玩。当时就感觉非常激动，有受宠若惊的喜悦。”
张辛欣是当时的年轻作家之一。我请她从美国归来，应邀参加二〇〇九年的年底巴金研讨会。一天，她谈到巴金对她的关怀与保护，回忆在莫干山上点点滴滴的往事：
我是五〇后生的，坦率说，也活了半辈子了，作为家里的这种人，我大概没叫过他，因为我太胆小了，我说事，说完了就完了。我就这样。当我今天回忆他，他不是老人（哽咽）。
我第一次见他是一九八一年，就是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时候。因为平时上大学，我们导演课忒忙，我这一辈子，研讨会是第一次参加，笔会什么的，我就参加过一届，就是到莫干山上，去修改《在同一地平线上》。
我每天都在跟李小林研究小说怎么写，写着写着我都病了，我吃饭都不跟大家一块。我第一次见巴金就在莫干山上的笔会上，他也去了。
我第一面见他，跟他说话，我的直觉是：呦，这人说话还有点口吃，说话的节奏蛮快，他的思想比他的话快。我就发现他脑子里快，他的嘴跟不上，眼睛里发光，他准备要说他的那事。
因为我是学导演的，这是我作为一个导演感受到的一个印象，这个印象一直到今天，就是：他是一个内心非常纯真的大孩子，很瘦小的个子。
这是我的看法。我们当时说什么呢？他正好出版《随想录》，实际上他有一点口吃地在跟我说的就是：你想什么，你赶快把它说出来。大概就是在说这事，然后送了我一本签名书。在我看来巴金不仅是一个纯真的大孩子，我用我这一辈子判断人的看法来判断：他是一个人，很多人可能不是人，在我看来。
我当时在莫干山上，很少和巴金见面，因为，我和李小林每天都在讨论《在同一地平线上》写的问题，但其实连这部小说名字都跟巴金有关系。我当时自己先有一个工作题目，叫做《男人女人彼此彼此》。
对某些年轻学者，我需要先说一下的是，这部小说实际上是讲一对男女离婚的故事。在新文学刚刚开始的时候，离婚都很少见，可能两个人内心是很一致的人，在那样一个新时期刚开始竞争的时代，大家都那么忙，比现在忙（现在更忙，现在是疯狂的物质上的忙），那时候刚站稳所谓艺术的脚跟，因为忙，两个人可能是非常相近，但是连彼此的交流——作为枕头边的人连交流都没有时间，一直到了离婚办事处了，你会发现，也许我就是他，他就是我，离婚证书该签了。
我写的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因此工作题目叫做《男人女人彼此彼此》。我估计小林是不是跟爸爸讲了这件事，有一次吃饭，我最后一个来，稀里糊涂吃着，巴金已经吃完了，他问我：“辛欣，你写的小说叫什么名字？”我说是《男人女人彼此彼此》。他就说：“你这个题目你觉得怎么样啊？好像有点太随便了吧！”看看他，我心想我不是挺现代派的吗？（自己笑）
也没把他太当回事。后来回北京改题目、改小说的时候，有一个李健吾的法国电影的研究生，看了这部小说的手稿（那个时代是人人看小说的时代，现在是人人连书都不读的时代，我一点不夸张，OK？），他来还手稿的时候和我讨论这部小说，我是做导演的，关于喇叭的问题、灯光的问题、舞台的问题，我们都要研究，所以题目也是个问题，我就跟他说，OK，这个题目好像不太严肃，那个李健吾的电影研究生想想说，那你就叫《在同一地平线上》吧，所以到今天没人知道，题目是这么来的。
1984年12月巴金题赠张辛欣《病中集》 (1)
1984年12月巴金题赠张辛欣《病中集》 (2)
1985年《中国》创刊，张辛欣与郑万隆的合影。李辉 摄
话虽如此说，张辛欣当年还是将小说篇名改为《在同一地平线上》，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和争鸣。因为这部作品，张辛欣一度受到报纸点名批评，导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时难获分配。处于困境的她，从北京躲到上海巴金家中，度过最艰难的日子。
后来，巴金致信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挚友曹禺，推荐张辛欣。漂泊不定的张辛欣，终于找到立足之地。
二〇〇九年的巴金研讨会上，张辛欣谈巴金的故事，说到此处，面对台下听众，这位素来性格豪爽的女作家，竟一时哽咽，泣不成声……
2009年巴金研讨会，张辛欣谈心中的巴金
因发表《祸起萧墙》而一鸣惊人的水运宪，有着与张辛欣同样的感激。在结束莫干山笔会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水运宪、张辛欣与巴金坐在一起聊天。
水运宪讲述一位亲戚三十年里的的人生经历，大家颇为感动。张辛欣问巴金：“如果把这些写出来，您觉得应该怎么去结构呢？”
巴金说道：“你听得感不感动嘛?如果听得感动，这就是结构嘛。怎么让人感动就怎么去写嘛。”水运宪回忆说，正是巴金的这番话点拨了他，让他对文学境界有了新的认识。
亲历者回忆点点滴滴，凸显巴金的人格魅力。
巴金先生，不张扬，不做作，坦诚朴实，亲切自然，恰如竹林清风，沁人心扉，滋润情感，令人感念至今。
可以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巴金就是一棵大树，庇护着所有的作家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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