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比人走得快
© 刘齐/文
六十年代全家福
后排右起:父母和刘宁
前排右起:刘阿音、刘齐、刘维莎、刘嘉陵
一
1959至1965年,我在沈阳读小学,每个假期,我都要到沈阳日报的资料室读书,主要挑好玩的读。有一本书叫《我看见了什么》,由苏联作家和画家合作,写一个外地儿童到莫斯科旅行的经历。每一页都有插图,文字浅显诙谐,与人为善。这是我以一年级的学历读过的第一本书,足有一寸多厚。
识字渐多,看书的口味也不断变化。从童话故事到战争小说,从漫画杂志到科幻读物,不断收获惊喜和乐趣。
写到这里,有一本书的封面“回放”在眼前:一个笑嘻嘻的秃顶老头平伸食指,让一个微型小孩儿立于其上,窥探一扇大门的锁孔。这本书叫《法国民间故事》。我觉得那个小孩像我,正冲着遥远的课外之所、好玩之地,尽情张望。沈阳日报是给成人阅读的报纸,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资料室里却藏有大量童话故事,看得我两眼昏花,乐不知返。
另有一本书的封面也于脑区“回放”:黄昏的天空在上,黝黑的树影和人影在下,上下合为一体,有点神秘,有点凄美。书名:《西流水的孩子》。西流水是一个抗日村庄,今天在我看来,也是一支曲子,一段时光,美好,忧伤,一去不返。当时的我,像许多粗心读者一样,并不关心作者是谁。直到近年一个偶然机会,才知道该书是老作家周而复先生写给少年儿童的读物。
西流水,周而复,多么惆怅,梦幻,一切都流走了,又都回来了,书香回来了,被书尘弄得掌心黑黑的脏手爪子回来了,资料室负责人——我的故去多年的母亲闻树,还有美丽的小佟阿姨、擅长木刻的老金叔叔,他们,都微笑着回来了。
母亲在子女读书方面相当宽容,从未强迫或诱导我说,应该看点“健康的”、“正确的”的东西。饥馑和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使母亲看上去很胖。
资料室的红砖平房外面,报社老院子里的假山也回来了。假山上有凉亭,有防空洞,该洞为沈报前身——国民党王牌新六军的机关报所遗弃。该报名叫《前进报》,没少刊发他们老长官廖耀湘中将的指示精神。不知何故,此后沈阳军区的机关报居然也叫《前进报》。我的父亲刘黑枷是沈阳日报的第一批员工,1948年11月他告别地工身份,腰里别着手枪,参与接收新六军的这家报馆,并写有诗句:
撕碎《前进报》,齐唱明朗天。
多年后沦为批判对象时,他的不少诗文都被断章取义,深文周纳。诡异的是,这首诗却得以幸免,无人质问:解放军的报纸你也敢撕?历史总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谜语,留给后人猜测。
耳边隐隐传来印刷机械的震动声和街头汽车的喇叭声。那时沈阳的机动车辆不多,市内重要机构如沈报者,也仅有一辆浅绿色的苏联胜利牌轿车、一辆老绿色的美国威利斯军用吉普,还有一辆不知其名的陈旧摩托,用来给领导传递报样和文件。车辆的尾气也不像今天这般令人生厌,物以稀为贵,那时的汽油机油一氧化碳二氧化硫,还可能被人们嗅出某种现代化的先进味道。
假山是个好去处。防空洞内外,弥散着青草、鲜花、酒精和洞底潮气的混合气息。一些工业酒精大瓶子和截顶圆锥体小木头横七竖八,陈于脚下。酒精瓶里的液体大概用于清洗老式的、如今早已退役的铅字版面,而那些小木头则是轮转机专用大纸卷轴心的堵头。今天的我,宁愿将其看作特大号的葡萄酒瓶的软木塞,启开陈酿,追忆酒香,歌唱快乐。
假山下面的通道上,来来回回,行走着早期报社的编辑、记者、工人和行政干部,大家衣着朴素,心思也朴素,对未来怀着希望,却谁也不能准确料到,自己的将来,有什么样的结局。
这些父辈职工中,有一些我曾在资料室见过,都是静悄悄的人物,不大说话,即使说话声带也不肯用力振动。他们只是埋头查资料、做笔记,只是听见笔尖的沙沙声,翻阅报纸合订本的哗哗声。渐渐的,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四下里一片沉寂,光线也暗淡了许多。胃肠鸣响,午间母亲从食堂买来的苞米面发糕,所费二分钱二两粮票,甜,掺有灾荒岁月难得的糖精,此时早已消化殆尽。所幸有免费的精神食粮支撑身体,主要是支撑心灵。心灵领导身体,身体就忘了饿,随着心灵一起傻乐。
忽然有人高声呼唤,我在高大的书架尽头发现母亲或小佟阿姨向这边探头。她们下班或是开会走得急,将我误锁在书海之中。领我出门,重新上锁。书我相隔,恋恋不舍。
现在回想,这种事应该发生在暑假,暑假天长,无须点灯。若是寒假天黑得早,资料室奉行人走灯灭的节约原则,断不会容许小孩子猫在角落里独爽。
后来,资料室搬到三经街的现址,我也从少儿变成知青、工人、写作人、天涯人。
二
1960年代初期,沈报有一处建筑,简陋,欢乐,至少我认为它欢乐,它的名字也有个“乐”,全称:俱乐部,内里充满美好气息,外加一股油漆味、尘土味。
俱乐部给我的记忆首先是小人书。什么叫心花怒放?见到小人书铺了一桌子一地,心花就怒放。免费与否,忘记了,内部的书,内部的小孩儿,看一本也按行市收取一两分钱?想来不会。看管俱乐部大门的,是一位姓邱的鳏寡老人,嗓音严厉,不大讲情面,我们私下叫他“秋鸭梨”。对不起了,邱大爷。
俱乐部经常放电影,不对号入座,一张木条椅能容三四个人,椅背耷拉一块细长木板,支起来能当小桌,开会记录。我不关心记录,我关心支撑木板的三角形木块,感觉它像手枪套。
看得最多的是苏联片,有一部《青年时代》,彩色的,一男一女,互相认为,彼此可以亲如一人,于是接吻,地点在碧绿的田野。突然希特勒的飞机呜呜飞来,轰炸,扫射,幸福到此结束。变幻的光影中,报社职工和家属神态安详,目不暇接,不少小孩还傻乎乎地张着嘴,仿佛要把电影吃进肚子。大家丝毫不曾设想,有一头凶猛的“运动怪兽”,几年后也要扑上身来。
除夕夜尤是俱乐部一年里最好玩的时刻,因为有游艺晚会,有灯谜。报社读书人多,制谜和射覆的高手也多。印刷厂排字和校对的师傅,天天跟方块字打交道,猜起谜来,并不输于编辑记者。大家辛苦了一年,此时混在一起,其乐融融。
我和六七岁的弟弟刘嘉陵也挤在人群中,我们喜欢智慧,更喜欢奖品。眼见灯谜一条条被人拿下,我们抢不上槽,干着急。幸亏我们有一个了不起的父亲,乐于充当我们的后盾。
父亲通常不去俱乐部,而是在家写稿,或者和母亲包饺子,听电子管的收音机。
那时没有电视,没有春晚,一些后来出了名的小品演员,还散落在辽宁的山区平原当小孩或者婴儿。
收音机主要播《白毛女》,回回过年播这个,又喜兴,又辛酸。这时的我,或者我弟,冒着寒风,穿过几条街,哈着白汽,撞开家门,把默记在心的谜语报给父亲。父亲当时并不老,也就四十一二,但我们觉得,他已经比较老了,因此比较厉害,说出的答案,十拿九稳,剩下的一个,更稳。
比如:“岛”,打一国名。我爸说,“海地。”
“虹”,也打一国名。我爸说,“以色列。”
我爸纯正东北口音,管以色列叫:以“腮”(读第三声)列。腮就腮,无碍大局。我们跑回现场一说,果然正确,得奖!
奖品很奇特,是冻梨,花盖梨,冻得黑黢黢的,铁球般坚硬,可充作没羽箭张清之兵器。票证年代,艰难时节,冻梨赛仙桃。揣回家,放凉水中“缓”,不久即可“缓”出亮晶晶的冰壳,壳中物已然酥软,酸甜。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的猜谜水平逐年提高,可惜他只教我们破解游戏中的谜语,没教我们破解人生的谜语。这个太难,他自己,他那时的无数成人,也都无力破解,大家轰轰烈烈,浑浑噩噩,从阳光明媚的谜面,走向雨暴风狂的谜底。
三
“万泉”是沈阳日报副刊的名字。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万泉”最初给我的感觉是冰冷如霜,尽管那时是夏天。
1966年8月25日清晨,父亲把我们几个孩子叫到庭院里,在石阶上摊开报纸,只见一行大标题恐怖地排开——请看沈报“万泉”副刊在刘黑枷把持下所贩卖的黑货。大标题下,一版又一版,一共三整版凶悍的文字。
不知是安慰我们,还是安慰他自己,只听父亲可怜巴巴地说:“还好,还没全面批判,批的只是副刊。”
“还好啊?”我心惊肉跳,提一下短裤,蹲在灌木旁边暗自嘀咕,“都已经叫'黑货’了。”身上打冷战,两条胳膊便把裸露的小细腿紧紧抱拢。
被点名的父亲压根想不到,他效力多年的报纸,竟刊登了批判自己的文章(事后得知,那天的报纸在原印数之外,又加印了四十多万份)。
我想起小时候,有一次半夜上厕所,见我爹躲在厨房,鬼鬼祟祟写东西,电灯泡暗淡,香烟雾呛人,“万泉”上的“黑货”,大概就是这么弄出来的?
若干年以前,我爹立志打破旧世界的枷锁,于是自作主张废弃原名,改称刘黑枷,“刘”字,古时含“斩除”之意。但傻了吧唧、呆若木鸡的我,此时哪里懂得这些,眼前无他,只有“黑货”、“黑枷”。
院外很快就口号喧天,我爹无处可逃,只好出去剃阴阳头,挂打红叉的大牌子,日复一日地挨斗。我则在无人注意时溜到街上偷看大字报。有一张是这样写的——当年给副刊起名,一个同志认为应该叫“东方红”,谁知刘黑枷一撇嘴,坚持叫“万泉”。
看到这里,我的身上又是一冷,“万泉”你可把我们坑苦了。恕我年幼无知,不懂批判玄机,假如瞄上了你,即使红红红叫一百个红也没用。
从此落下病根,一听“万泉”两字,我就禁不住发冷。现代芭蕾《红色娘子军》有个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苗条的女红军伴着曲子踮脚尖,舞大刀,多优美啊,多好听啊,而且说的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海南岛。不行,后脊梁仍然凉嗖嗖的,仿佛那大刀片子就贴在背上,随时可能一扭,将锋刃切进肉里。
多年后,父亲从乡下回到报社,又给副刊出主意、发文章了。按说,“万泉”在我心目中就能热起来吧?也没太热,父亲不让它跟我热。他说,只要他在任上,子女就不能给“万泉”投稿。当时,我是个急迫的文学青年,竭力想把钢笔字变成铅字。后来,我陆续在省里和北京发文章了,父亲仍不赞成我给“万泉”写稿。因为我除了正式职业,还有一个身份:沈报家属,到报社澡堂子买票洗澡可以,发稿不行。
父亲去世后,“万泉”的同志经常与我联系,约我写稿。各位编辑不知“万泉”在我生命中的奇特感觉,他们年轻,热情,待我暖如春风,有时还亲切地叮嘱:“早点交稿啊,你跟我们不是一般关系”。
我心头一热:“我知道,我是沈报家属。”说这话时,我的岁数已经超过父亲挨斗时的年龄。
给“万泉”写稿,我十二分地认真,生怕写得不好,让父亲的在天之灵皱眉。
我手头有张黑白相片,是父亲刚从乡下回来不久照的。那是八月的一天,父母带着我和弟弟,特意到老沈阳所说的小河沿照相。相片中,父亲头发花白,腰板溜直,规规矩矩站在小河沿的柳树下。
小河沿的大名就是万泉公园,就是沈报副刊名字的娘家。
四
记忆中的北海公园,隐隐约约,泛着酱色。1967年夏,我,十五岁,我弟,十二岁,试图翻墙而入。墙太高,出人意料的高,三四个小孩叠罗汉也够不着。不甘心,绕墙走,在北海幼儿园发现破绽,由小门潜入公园,无人阻拦,欣喜。几天前从火车站溜出,也是如此欣喜。沈阳到北京,关隘重重,两少年分文未花,小小一个北海,更舍不得破费。
北海并不小,比沈阳的公园大多了,还安静,听不见高音喇叭狂呼“打倒”、“粉碎”、“讨还血债”。北海的美,尤其让外省逃票小孩沉醉。小孩愚昧,不懂得什么是“琼岛春荫”,“漪澜”“濠濮”;不知道这里曾是皇家园林,脚下某一块石阶,没准儿被乾隆或忽必烈提前踩过;也不知自己熟悉的红领巾歌曲,荡起双桨,推开波浪,唱的就是这里。但上苍博爱,让小孩有爱美之心、安全之念、自由之求。在沈阳,家被抄,家长被斗,兄弟俩被人视为卑贱动物的后代,突然间置身于北海,感觉上就是进了仙境,鱼儿也不朝我们吐唾沫,鸟儿也不向我们扔石子,苍松翠柏,白塔石桥,都跟我们笑吟吟的,表示友好,就连树上的蝉鸣,听上去也十分新鲜、悦耳。沈阳天凉,没有蝉鸣,却有武斗子弹,尖啸着掠过天空。
黄昏已近,九龙壁有个老头正在扫地。我们看他,他不看我们,低着头,老实巴交,脊背一片汗湿。
心一下子凄凉,想起遥远的家,父亲,鬓角花白,此时他在干什么?还能干什么?不是弯腰挨批,就是运煤、扫街,灰黑的衣衫,准保也是汗溻如洗。他对我们一向严格,一定反对我们扒车、逃票等行径。可是现在,他自顾不暇,我们临行,甚至没征求他的意见。
最初知道北海,还是听父亲说的。他像我们这么大时,跟爷爷一起来过北海。爷爷是东北军,“九一八”沈阳沦陷,撤到北平驻防。父亲也夸北海美,但他说那时,他和爷爷昼思夜想的,是收复失地,回家。
但是我们不想回家,我们乐不思蜀,苦不思蜀,愁不思蜀。我们第一只能热爱毛主席,第二热爱的,就是北海。若不是饥肠辘辘,四肢绵软,我们真想一直呆在北海,把廊柱挨排摸一遍,把岩洞轮番钻一回。
园子外寻得一家小饭铺,掏出八分钱四两粮票,买一碗米饭。酱油壶一横,饭就染了色彩,添了滋味。我弟懂事,拿筷子划线,让我拨走大半,他留小半。我不同意,多一个米粒都不成,一粒米一粒珍珠,酱红酱红,闪闪发亮。
晚霞满天,北海红墙,大街小巷,统统涂了一层酱油。
多年后得知,我们兄弟二人,冒冒失失,还算侥幸,因为没过多久,北海的美就被咔嚓一声,彻底锁上。百姓禁入,大官也禁入,因为有更大的官——江青,要独自在里边玩,玩一天不够,永远玩。
实事求是地说,江青管官并不叫官,叫人民的勤务员;管玩不叫玩,叫休息。江青在北海的休息方式是骑马,咔噔咔噔,马蹄子碰得路面冒火星。马粪如何处理?派人拿粪箕子跟着?再早几十年,慈禧也在北海休过息。慈禧休息是坐小火车,洋人送的,嗤白汽,冒黑烟。慈禧和江青,说不上谁现代,谁古代。
一眨眼,全过去了,时间比马和火车快,许多人,好人孬人,牛人要人,都不在了。只有北海,还是北海,千年风,万里云,溶在粼粼碧波中。
五
亲爱的父母和家人:
春节时美国佬浑然不知,快餐店里人们依旧嚼着汉堡包,电视里球员们依旧扣篮盖帽。中国人若不是铺点儿红,挂点儿绿,努力给自己抹几笔过年的色彩,则很容易跟老美“同流合污”。过了正月初一,此间连最传统的中国人也不提“年”的事了,大家上学,打工,在人生的战场厮杀掐架。元宵节傍晚,天下着大雨,夏天那样的大雨,我有点伤感,突然就收到了一个邮包,直觉告诉我,这一定是最宝贵的礼物,打开一看,果然,竟是一盘千金难买的录音带。全家十二口人的声音,立刻回响在冷清清的公寓里,眼泪刷的一下流出来。
跟许多人相比,我算是有福气了,长这么大,我只在外面过了三回年。第一回,1969年,在柴河当知青。十七岁的傻小子虽想回沈阳,却无力抵制上级的号召,只能在乡下黯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其实,即使回沈阳也黯然,爹娘你们都在干校,姐姐哥哥各自插队,家中只有妹妹和弟弟,外加一个破炉子。弟弟那年才十三岁,他说除夕夜他在胡同口揉着手上冻疮,听邻居小孩炫耀自家年夜饭。跟如今相比,也没啥好炫耀的,无非是炒蒜毫,煎闷子之类,但这些孩子的家里毕竟有父母,有股热乎气。而我们一家七口,却分散在五个地方过年,真是五洲震荡,五洋捉鳖,五雷轰顶,五内俱焚。还好,还没有五花大绑,五马分尸。
第二回,1977年,在长江边上,安徽马鞍山。那时兴高音喇叭,满大街哇哇唱,洪湖岸边是呀吗是家乡。许多老歌都解放了,可是爹娘,你们二老却仍窝在辽西荒村。歌比人走得快,人太沉重了。水也沉重。记得妈妈说过,你们挑不动扁担,就用棍子抬一桶水,中途还得歇一悠儿,歇完了棍子在桶梁上串来串去,都想让对方轻巧点儿。回到小土屋,水缸太高,桶拎不起来,就一瓢一瓢往缸里舀。妈,舀水的时候您知道吗?日后损伤您视力和心脏的那个病魔,早已趁虚而入了。
第三回,就是今年在美国。三次在外过年,顶数今年离家最远,但感觉却好多了。似乎并没有出远门。这盘带我已经听了三遍,准备还听一百遍!感谢父母和家人,感谢科学和邮递员,让我享受到无以伦比的快乐。
你们初三聚会的一切我们都知晓了,参与了,甚至火锅的热汽好象也扑到脸上了。老母的嗓音还是那么亮堂,当心不要激动,警惕心脏病复发。老父饱经磨难的、似乎有些哽咽但最终忍住了的声音,还是那么苍劲。
姐妹和弟弟的笑声无拘无束,感染人。我认识一位富翁,刚从中国回来,说他最爱看中国人吃饭,总是热热闹闹,高高兴兴。而美国许多阔佬虽然有钱,有银制刀叉和烛台,却未必愉快。
妈,欢声笑语中,我听到您在轻轻啜泣。您又思念阿音哥了。可怜我憨厚的兄长,你病逝前不久,还在地里干活,腰一哈,衣服一翘,腰眼子就露肉,冷风就上身。你只活了二十一岁,甚至没来得及尝一尝姑娘的亲吻和拥抱,你是我家永久的遗憾。每逢年节全家欢聚的时刻,父母总忍不住为你热泪长流,十多年了,眼泪怎么也流不完。
歌声响起来了,是嘉陵老弟特意为我唱的,我恍恍惚惚,又回到消逝已久的往昔岁月。无论是往未来走,还是往过去走,歌总是抢先一步,在我们前头领路。
……
1990年2月12日正月十七
于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
六
1998年的一个早晨,我给父亲打电话。他马上要去北戴河讲学。
问候完我爹,顺口问他看不看世界杯,我爹略一迟疑,说偶尔也看两眼。
当时,正值世界杯大赛在法兰西进行,我说爸您要注意身体,别累着。世界杯有两个主席,昨天累死了一个。
父亲问,他上场了吗?
我说他是老头,领导,不用上场。
父亲于球类上说外行话,并非只有这一次。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兴女排,我爹对啥球都不感兴趣,但他在报社工作,天天编辑信息,被形势“裹挟”,也看了回女排。看完面有得色,对我说,比赛果然重要,“隔几分钟就开会,就研究。”
他管“暂停”叫“开会”,也算是独具特色的观后感。
父亲并非生来就疏远球类。抗战时,他从关外流亡到四川,在三台的东北大学读书。那一段他常打篮球,川中某一个简陋球场,一定多次闪现过我爹意气风发的身影。当时他不叫现在这个名字,而是叫刘志鸿。一次课间比赛,我爹奋勇抢到球,双手稳稳把着,预备往篮上送。一个同学实在看不下去,高呼:快看,刘志鸿“端尿盆儿”!
青年我爹哪有今天这般沉稳,闻言怒不可遏,摔了手中物,昂首离去。
从此,不再碰那个破圆球子。恨和尚累及袈裟,见别的球也不稀罕。
父亲从未跟子女讲过这一段,是母亲跟我们讲的。母亲生前一提这件往事,就前仰后合,笑得不行。
父亲在一旁也笑,但笑得有些难为情,仿佛做了一件对不起家庭的事情。
我爹不爱球类,却爱游泳、散步、抖空竹。抖空竹是童年练就的本事,常听他提起,却没见他玩过一次。
一次去天津,在一家小店发现空竹,当即给父亲买了一个,又给我娘买了个电控蛐蛐,托人捎给二老。
不久我从北京往家里打电话,我娘劈头一句:刘齐你别撂。
我一怔,听老太太兴冲冲的嗓音,又不像有啥坏事。
不一会功夫,母亲重返电话机旁说,你猜,这是什么声音?
我一听,嗞嗞,嗞嗞,这不是电蛐蛐吗?
接着,母亲让我猜另一种声音,还用猜?一听就是我爹,在美滋滋地抖空竹。
母亲和父亲去世后,空竹和电蛐蛐都不再出声,静静躺在抽屉里。
七
父亲不挑食,吃什么都行,就是不吃炉果——一种烘烤的东北甜点,不是不爱吃,是不忍心吃,一吃就想起中学老师徐公振。
徐老师有恩于父亲,不但关照他的生活学习,而且教育他要正直勇敢,支持他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当时校园里有几个别着手枪的特殊教官,阴险凶横,对进步学生威胁很大。徐老师当面斥责说,欺负学生算什么英雄?有本事对付日本人去!
父亲投入新生活时,徐老师赠送一套《辞源》,一件长衫,一笔生活费,又亲自送行至嘉陵江边。
光阴荏苒,转瞬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爸在报社当领导,某日忽接一信,信封下脚写有“沈阳大北监狱徐公振”字样——原来老师因为说真话,锒铛入了大狱。信中别无所求,只是说身体虚弱,希望学生买几斤炉果,去看看他。这是相识几十年,老师第一次求学生,求的又是如此小事。谁曾想,父亲特别为难,父亲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心中一直装着老师,但心中另有一隅,装着别的一些东西,比如阶级和立场。父亲此前曾因胡风问题受过审查,属于“内控”干部,深知政治的厉害,因此更加犹豫不决。都说人心是肉长的,可是楔进了种种硬东西,人心就有些异样。几次买了炉果,打好包,最终都未成行。
事情悄悄过去,心灵却不肯告一段落。从此不吃炉果,也怕听“老师”二字。梦中常见一衰衰老者,于铁窗前遥望。
几年后,天下大乱,父亲步老师后尘,也失去自由。内心企盼救援,却独自撑着,无一纸信函给亲友,暗想即使写信,也未必有回音。由此想到老师,倍感凄怆,胸中充满自责。
再过几年,尘埃落定,父亲复职,想与老师联络,老师已做古人,于是愈发不安。偶尔也试图自我解脱:时代使然,大家都那样,换了别人,也不敢探监。往好里想,虽未拔刀相助,也未落井下石。再说后来,自己同样尝到苦头,算是受了惩罚。如今,时过境迁,天地间只一人知晓此事,自己不说,谁能发现?
越想解脱,越不能解脱,夜里睡不着,拥衾静思,耳畔总好像传来老师的声声叹息。终于有一天,学生稳不住了,含泪拔笔,写了一篇忏悔之文,题目:《愧见炉果》。写完立刻登报,给所有的人看。文章很诚实,对自己的心灵一再拷问。文章结尾说,有朝一日,学生到了九泉之下,一定向恩师负荆请罪。
2001年6月27日,父亲走完漫长的人生道路,真的到九泉之下去了。我屡次设想,他和他的恩师,应该怎样重逢。
八
沈山线上有个小站,快车不停,慢车只停一分钟。下雪了,黄色的站房白了,出站口的白栅栏更白。一个黑影向我招手,是父亲,肩上眉毛上满是雪。别人接站都喊,都笑,他不吭声,只是伸出胳膊,接过我手中的旅行袋,往一辆粗笨的金鹿牌加重自行车上放。儿子回来探亲,当爹的感情再含蓄,一举一动也透着快乐。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周末。
天黑了,雪还在下。从车站到我家那个村子,父子二人走了一个小时,唠了一路。要多读书,多锻炼身体。这些个“多”,父亲从前多次说过,这次不再重复。况且儿子已经长大,已经在工厂上班。这一日说的是传闻,主要是我说,父亲听,听到调动方面的一个说法,父亲兴奋起来,想换下我,由他推车。我说不用,车把太死,路也滑。迎面过来一个乡人,父亲打招呼,彼此寒暄,说墒情和收成。
过了防风林带,看见我家了。我家在村子最南端,是个三开间的平顶土屋,雪在屋顶快有一拃厚了。进门,开包,掏出一些糖果点心,还有几本父亲写信让买的书籍。母亲在灶间滋滋啦啦炒菜,父亲洗了两只酒盅,并排摆在桌上。儿时,我舔过父亲蘸了酒的筷头,但跟他正式喝酒,还是头一回。母亲笑说,这么隆重,老丈人待新姑爷啊。又说,这回快了吧?我爸唔了一声。
所谓“快了”,指的是回城。父母是下放农村的“五七战士”,其时,多数“五七战士”都抽回城里了,父亲的工作却一直没有着落。我带回的小道消息,来自我一个同学的父亲,应该很有准头。
当晚我睡得很香,第二天,太阳老高了还没起来。
父亲最反对子女懒惰。妹妹和弟弟那时还小,随父母下乡后,在乡村中学上课。每天天刚亮,父亲拎上柳条粪箕子,出门给生产队拣粪。回来如果有人还睡懒觉,他会很不高兴。弟弟刘嘉陵告诉我,有一天催了几遍他仍赖床,父大怒,高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什么时候都要振作!说着抓住我弟枕下两只褥角,猛劲一掀,土炕之上,连人带被,我弟就悬了空。父亲犹在大吼:年轻人更要振作!
但我这次的贪睡,却受了优待。我爸在院里扫雪,抖搂扫帚,跺脚,进屋瞅我一眼,脸上不但没有愠色,似乎还存着几分昨日的快意,吩咐说:洗脸水凉,兑点暖壶水。
让我深感内疚和无奈的是,此次我传递的信息,不久后证明,是个慌信儿,父亲白白指望了一场。父亲脱离新闻工作多年,鬓角都花白了。
由于某种原因,父亲曾长时间站立,腿部神经严重受损,经常颤动不停。队里关心他,说刘五七你不用下地,有啥好人好事你给写写就中。我爸不听,仍随大帮劳力出工。队长故意不给他分垄,他就蹲在地头薅草,蹲累了,跪着薅。冬天给马车装冻土块,分量太重不好搬,那也吭哧吭哧地搬,姿势便很傻很可笑。老乡们不笑,老乡们爱听他说话,歇气时总想让他讲点什么。一次当我面,知青小胡跟人议论,那个老黑枷,肚里真有货,能一口气说出十多个国名。这小子本意是赞扬,但如此称呼我爹,我不是很乐意。
光阴似箭,也似蜗牛。我家在农村,足足呆了七年零一百天。那个铁路站房和栅栏,便一次次看到我探亲归来,父亲向我招手。威严的验票员渐渐成了熟人,每回都亲热一笑,说同一句话:爷俩又见面了。
回村的乡道上,父亲给我讲了许多事。他给村广播站写过稿,还到外村采访过一个民办教师。也是下雪天,大地一片苍茫,我爹顶着小北风,深一脚浅一脚赶路。稿子写出来,投给沈阳的报社,却说不能用,说作者的问题尚未查清。父亲说他很悲愤,也很抱歉,连累了那么好的一个采访对象。
坚忍,不懈,终于,父亲恢复了工作。我赶回村里,帮忙收拾行装。乡亲们来送行,父母将一些家具什物送人,汽车鸣笛,准备上路。望着空荡荡的老屋,闻着灶坑里残存的烟火气,我的心中有些失落,又有些不舍。
从此,沈山线上的那个小站,不再需要我买票交票,上车下车。
我需要它,永远需要它。十几年,几十年,我总能找机会见见它。每次乘车路过,不用问列车员,不用看时刻表,单凭窗外景象,我就能判断列车到了什么地方。早早合上书本,按灭手机,不喝水,不吃东西,鼻尖贴着玻璃,死死往外盯。我坐的快车,哪一列掠过小站,都迅疾如电,不过几秒钟时间。
但是足够了。
黄色的站房依然健在。
白色的栅栏依然健在。
栅栏后面,父亲喜欢站在靠墙一侧,向我招手。
父亲向我招手时,只有五十几岁,到了今年,2020年,整整一百岁了。想念他。
本文由刘齐先生赐稿,原刊《北京文学》2021 年第5期。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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