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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上海老底子情
其实不然。到网络上一查才知道，原来现在年轻人说的“裸婚”就是指结婚不买房、不买车、不办婚礼、不买婚戒，等等，一切从俭。
结婚本来是自己的事，要把自己的婚姻状况告示天下，是想显示新潮、悲壮，或是无奈呢？不过，80后90后应该知道，你们父母的那一代人大多是“裸婚”的。在这里，讲一下入住“鸳鸯楼”的故事，那段上海人渴望摆脱“裸婚”的集体记忆。
相恋容易成婚难
相恋容易结婚难，难就难在没房子，这就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在上海普陀区志丹路上有一座很普通、很老式的住宅楼，现在看来一点也不起眼，但是在1980年代，这座楼的名气却是很大的，名称叫新俪公寓。新俪就是指新婚的伉俪，当年，这个楼名还是挺新潮、挺洋气的。它是全上海也是全中国的第一座“鸳鸯楼”。
第一座“鸳鸯楼”门房间旧貌
2011年的一天，有一对50多岁的夫妻来到这里。丈夫陈家俊，如今是宝钢集团下属的上钢十厂的干部；妻子沈月英，原先是一所大学的职工，如今已退休了。他们是第一批入住的“小鸳鸯”，那是在1980年代的初期。差不多三十年过去了，“小鸳鸯”成了“老鸳鸯”，他们也早就搬出了“鸳鸯楼”，不过他们常会旧地重游，回“老家”看看。
所谓“鸳鸯楼”，是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在当年住房紧缺的情况下，急事急办，特事特办，为无房结婚的大龄青年建造的一种结婚过渡用房。要能住进“鸳鸯楼”，有两项硬条件：
其一，一定是大龄青年；
其二，这些大龄青年的所在单位都必须承诺在两年之内给这些暂住“鸳鸯楼”的员工分房。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就是说“鸳鸯楼”既要让无房结婚的大龄青年能够有房结婚，同时还必须能做到周转轮换。一两年后，在这里结了婚的“鸳鸯们”乔迁新居，“鸳鸯楼”里又可以接纳一批“新鸳鸯”。
它共有6层楼，建筑面积3100平方米，分隔为132个单间，每间房的居住面积是11.4平方米。放一张床当然没问题，不过剩下的空间也就不大了，一对夫妻住这间房还能凑合，但是再生一个小宝宝就拥挤了。这栋“鸳鸯楼”建于1982年，从这一年的8月动工，到同年的12月竣工，只用了4个月。为什么会造得这么快？因为很多大龄青年等得急啊。
黄浦区集管局鸳鸯楼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上海的住房紧缺得一塌糊涂。有一个统计数据，1985年，在上海市区的180万户家庭中，有将近一半的家庭为住房困难户，而人均4平方米（指居住面积）以下的住房极端困难家庭有20多万户，也就是在那个年代，上海的结婚率就像放在热水里的温度计一样飙升。还有一个统计数据，仅1981年，上海的结婚率就高达4.8％。也就是全市差不多每40个人中间，就有一对青年男女结婚。这是因为在195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孩子在这个年代都到了恋爱结婚的年龄，还有1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集中在这个年代大返城了。据统计，当时有将近10万对早已超过晚婚晚育的大龄青年无房结婚，房子问题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
陈家俊和沈月英从小住在同一个弄堂里，后来由于里弄一个热心大姐的牵线搭桥，他们从邻居变成了恋人。但是恋人何时才能变成夫妻呢?这就有一个前提条件——房子。陈家俊当时是27岁，太太比他大两岁。陈家有父母，还有三兄弟，家里面只有两间房间，爸爸妈妈住一间、三兄弟住一间。如果老大在家里一结婚，两个阿弟便没有地方待了。
陈家俊的二弟叫陈家声，那时候已经有爱人了，结婚证书都领到了，但是即便领了结婚证书没有结婚用房，那也等于没有结婚。尽管陈家俊、陈家声哥俩都领到了结婚证书，法律承认他们婚姻的合法性，但是没有住房，怎么结婚？陈家俊已经27岁了，沈月英已经29岁了。他们的婚期似乎还遥遥无期，因为婚房还在他们的梦里。
正所谓欲问佳期未有期，但等喜从天降时。有一天，陈家俊从《新民晚报》上看到上海普陀区建造第一座“鸳鸯楼”的消息。虽然上海的第一座“鸳鸯楼”只有132个单间，但在当时却吸引了几千对的大龄未婚青年前来报名登记。陈家俊和沈月英就成为了这几千分之一。
沪上第一座“鸳鸯楼”动工的新闻报道
夫妻俩回忆当年去登记的情形：
“去登记的时候是抱着很大希望的，走到那里就感到没有希望了，那么多人都在登记，而且人家男女双方年龄加起来比我们大得多了。”
陈家俊说：“基本上希望很渺茫。因为我们去登记的时候看到有的人都50多岁了，他一个人的年龄差不多能顶我们两个人的年龄之和。”
然而，令陈家俊和沈月英没想到的是，他们居然能在几千对登记“鸳鸯楼”婚房的大龄未婚青年中脱颖而出，成为上海第一座“鸳鸯楼”里第一批入住的“鸳鸯”。
从希望渺茫到梦想成真，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
其一，沈月英已经29岁了。当时有一个统计数据，1980年，上海市区女性的晚婚率达到了99.6％，已成为有可能影响优生优育的社会问题，所以对大龄女青年的适当照顾和优待是在情理之中的。
其二，陈家俊在大企业上班，而沈月英在大学工作，双方单位的牌子硬，信誉好。“鸳鸯楼”的管理方认为，这样的单位承诺在两年内为职工分房是可信的，到时候他们就能够遵守协议按时搬迁，腾出空房让给下一批的大龄结婚无房户。
事情发生了180度转弯，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先前没有房子，陈家俊和沈月英好像是在跑一场爱情马拉松。现在要拿到“鸳鸯楼”的钥匙了，他们突然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路狂奔进婚姻的殿堂。
原来，普陀区政府要为上海第一座“鸳鸯楼”的第一批入住居民举办一个盛大的仪式。当然入住“鸳鸯楼”的必须是夫妻，可是陈家俊、沈月英虽然已经领了结婚证书，还没有办过结婚典礼，当年在老百姓的观念中，即便领了结婚证，没办过婚礼，就不算结婚，也不算夫妻。
于是陈家俊所在的单位上钢十厂工会决定把好事做到底，立刻帮陈家俊和沈月英在他们工厂的小礼堂里举行了一个简单而特别的婚礼。之后，又派车把这对新郎新娘送到普陀区，参加“鸳鸯楼”第一批居民入住仪式。陈家俊作为代表，在仪式上讲了话，当时的报纸上还刊载了他的发言稿。
上世纪80年代上海人的婚礼
据统计，上海第一座“鸳鸯楼”里第一批132户入住居民，他们的平均年龄达到了30.8岁，其中30岁以上的有161人，占总人数的61％，年龄最大的一对新婚夫妻，新郎50岁，新娘40岁。从1982年建造第一幢“鸳鸯楼”起，到1984年，上海市各区共兴建“鸳鸯楼”17幢，建筑面积共计56681平方米，有2252对大龄无房结婚的青年乔迁新房，喜成鸳鸯。
调包潜伏“鸳鸯楼”
媒体人俞亮鑫也曾经入住“鸳鸯楼”，而他入住“鸳鸯楼”的故事，会使人联想到一部电视剧——《潜伏》。为什么是“潜伏”呢?这还要慢慢道来。
俞亮鑫在当年是晚婚的大龄青年，他是32岁谈恋爱的，虽然和女朋友的关系已经确定了，但是没有房子结不了婚，于是他和女朋友一直走在恋爱的漫漫长路上。他回忆说谈恋爱所走的路加起来至少一个两万五千里长征，“当年就没有那么多的咖啡馆，约会的话，就是到公园啊或者外滩啊，然后以逛马路为主，每次一逛就是逛三四个小时。我记得就是差不多每个晚上要走几十里。”
那年代，上海青年人谈恋爱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逛马路，也称为“量地皮”，或者数电线木头。走累了，他们就会到外滩的黄浦江岸长堤上站一站，靠一靠。后来那地方就成为上海著名的爱情风景线，被称为外滩情人墙。
80年代的外滩情人墙
正在走投无路之间，机会来了。俞亮鑫有一个朋友，在偶然的聊天中，他说他要从“鸳鸯楼”里面搬出来。俞亮鑫说有没有可能给他？那位朋友说，“可以啊，我们就不要说了。你进来你也不要说，我搬出去你也不要说。”俞亮鑫就这么调了包。嗯，调包。俞亮鑫就偷偷地在那里住了一年多。也没有办过什么手续，就是说，朋友的房租由他付，然后入住人的名字也没有改，就这么住进去了。
俞亮鑫是冒名顶替走进了“鸳鸯楼”，或者说是“潜伏'鸳鸯楼’”。尽管说，这种潜伏的方式不大正规，但是让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总是好事。俞亮鑫的终身大事终于在他35岁的时候在“鸳鸯楼”里解决了。
俞亮鑫是个记者，文化人，所以他对当年入住“鸳鸯楼”往事的描述也富有诗情画意。他说：
“就像大海里漂泊的一只小船，漂啊漂啊漂，终于有个港湾可以让你风平浪静地呆一会，就这样的感觉，非常感谢'鸳鸯楼’。”
在“鸳鸯楼”潜伏了一年多后，俞亮鑫的单位给他分配了住房，他们就搬出“鸳鸯楼”，乔迁新居了。后来俞亮鑫又买了商品房，又一次迎来自己的乔迁之喜。
包括俞亮鑫在内的那一代人的结婚，用现在的说法全都是裸婚，当年大多数人都是一无所有，白手起家。但是后来他们打拼出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财富，自己的一片天地。如果说一无所有是当年的人生写照，那么一往无前就是当年的青年精神，就是当年青年人所具有的一种强健和旺盛的生命力。
虽然说俞亮鑫是潜伏“鸳鸯楼”，但是他对自己当年能住进“鸳鸯楼”的那种幸福感、对当年政府建造“鸳鸯楼”的感恩，至今意犹未尽。不过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鸳鸯楼”这种结婚过渡房对他的人生来说，只是一个“呆一会儿”的港湾，他临时性的“停泊”就是为了新的扬帆起航。
在上海金山石化总厂的员工居住小区里，有一座楼的外墙上有一幅巨大的鸳鸯戏水的马赛克装饰画，上了年纪有一定阅历的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座“鸳鸯楼”。上海“鸳鸯楼”的建造主要集中在1980年代的前期，而且从建造的总量来说也不多，实话实说，解决当年10万对之多无房大龄青年的婚房问题，这只是杯水车薪。不过少总胜于无，更重要的是让人看到了希望，有了盼头。人生，就是朝着希望在走。
“鸳鸯楼”里“老鸳鸯”
俞亮鑫是35岁入住“鸳鸯楼”，他是大龄青年，无房未婚。也有人到49岁入住“鸳鸯楼”之前，人到中年，无房却已婚，还有了孩子。“鸳鸯楼”不是特供给无房结婚的大龄青年吗?不过事情总有例外。
1980年代新人拍摄婚纱照
退休老人李环球，举家迁入“鸳鸯楼”时已49岁，爱人41岁，小孩8岁。李环球结婚的时候是无房户，没房子怎么结婚生子呢?其实在1980年代，三代同室、四世同堂的人家在上海可真的不少。甚至两兄弟两妯娌同处一室，中间拉一块布帘的家庭也是有的，对于这种人家当时称为“不方便户”。李环球夫妇还有孩子和父母亲蜗居在一起，而他的弟弟只能搬出去，借住在市郊农民的房子里。他这样的情况能够分到一间“鸳鸯楼”里的房间，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李环球和他的妻子，当年都是黄浦区集体事业管理局下属的里弄生产组的员工。在计划经济年代里，那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员工，福利待遇相对来说好一些，单位里还会有福利分房。而里弄生产组不属于国家编制，收入低、待遇差，当然分房的事情对李环球和他的工友们来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当时里弄生产组的工资是比较低的，工作第一年每天是7角钱，从第二年起每天是9角钱。当时，工人们自我调侃：7角、8角，胸怀世界各国，工资18（元）、年龄28（岁），什么时候做阿爸?
里弄生产组
1980年代，由于上海住房紧缺，上海市政府提倡各行各业多渠道筹措资金，尽全力兴建住房，市政府也鼓励工厂企业自行投资建房，以解决单位职工的住房困难，自家的孩子自己抱。李环球所在的上海市黄浦区集体事业管理局也自力更生，利用一座老厂房改建成一座“鸳鸯楼”，而这座“鸳鸯楼”主要还不是为那些大龄青年提供结婚的房源，而是首先要解决那些已经结婚却没有住房的“超龄青年”。于是，李环球终于拿到了入住“鸳鸯楼”的钥匙，“1989年，单位里给了我这间房。我钥匙拿得快，而且马上把户口迁到新房子里来，今天钥匙拿到了，第二天就到新房子里粉刷一下，就搬过来了，我怕煮熟的鸭子会飞掉。”
李环球住进“鸳鸯楼”以后，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过去总感到在里弄生产组上班低人一等，而有了新房子，他的腰板挺得更直了。他说：“只要我工作做得好，在里弄生产组照样能拿到房子，那是什么分量你去掂量一下就知道了，是不是啊？在有些大的厂家、大的企业，很多职工都分不到房子，而我分到了。”
集体所有制单位也造“鸳鸯楼”了，里弄生产组也分房子了，李环球感觉这就是一种社会公平，“那时候，能分到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比现在买一座洋房、住一座别墅还要开心。”
一间10多平方米的小小房间能让人获得如此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那年代人的心真的很平，令人感动。
“鸳鸯楼”的建造只是在1980年代里很短的一段时间，是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由于“鸳鸯楼”的房间面积小，入住的“鸳鸯”一旦生了“小鸳鸯”，房间里就转不开了。还由于有些人入住“鸳鸯楼”后，所在单位不再能够为他们提供新的房源，只能无奈地长期蜗居“鸳鸯楼”，于是“鸳鸯楼”良性周转的功能也无法体现。1990年代以后，上海建造了大批住房，实行了住房商品化，“鸳鸯楼”这样的住宅就不再建造了。
“鸳鸯楼”已经成为上海的历史，成为上海人永久的记忆……
来源：“档案春秋”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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