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写陈冲的文章很多，她本人接受的采访也不少，似乎她的故事我们已耳熟能详。
不过，看陈冲自己撰写的文字，还是能得到新鲜的体验：一来，她的文字功力优秀。二来，经过岁月打磨，从前的记忆反而更加鲜活客观。
还有，她的记忆属于她自己，也勾勒出那个时代的风貌。
陈冲/文
附近几条街的人都称我们弄堂为“外交大楼”。
原来十栋房子住十户人家，“文革”开始后，一下子搬进来好几十家。又过几年，我家的房子里搬进来五户人家。
每家每户放在厨房里的酱油、老酒、菜油的瓶子上，都画了线，记录每天用掉多少，别人如果偷用，马上可以察觉。
客厅里搬来一家苏北人：父母、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经常争吵，还骂脏话，但日子过得生龙活虎。
我经常偷看他们的举动，偷听他们的对话，偷闻他们厨房里的味道。
有一次，他们一下子煮了好几锅黄豆。我心想,这么多,吃不完 便了多可惜啊。这些黄豆的命运，变成了我在那几个礼拜最关注的事情。
接下来，它们被碾碎，拌了佐料，又被装进两个开水烫过的坛子里。然后，好些天都没有黄豆的踪影,我心里充满疑惑。
终于有一天，坛子又出现了，里面的黄豆都长了白花花的毛，一股又香又臭的气味充满了整栋房子。
他们一家人有说有笑,把黏糊糊的霉黄豆捏成一块块饼，放在竹匾里在花园里啊。后来我从他们家小女儿那儿打听出来，他们原来是在酿制鲜酱油。
饭厅里搬进一家三口，进门出门、烧饭上厕所都低着头。没人知道他们的姓名或者职业，没人看见过他们的眼睛或听见过他们说话，就连小毛头都似乎没有哭声。
后来他们家一个崇明阿婆也搬了进来，在厨房里带孩子，我总是看见她把饭菜放在嘴里嚼得很烂，再吐出来放到小毛头的嘴里，觉得她不懂卫生。
一层的卧房原来是我哥哥的房间，“文革”开始后他被送到徐家汇奶奶爷爷处，那卧房成了上医“革命造反派司令部”。
后来司令部搬走了，住进来一户宁波人家—夫妻、小孩和阿婆。有几回我看见阿婆送给姥姥宁波带来的苋菜梗。姥姥平日从来不跟抢房子进来的人打交道，但她还是收下了宁波阿婆的礼物。她垂涎一切发过酵的臭食品。
哥哥为陈冲画像
楼下三户加上亭子间的人家，合用楼下的厕所和楼梯口的暗厅，他们都把自家不怕偷的东西放在那厅里占地盘。
苏北人和宁波人两家，经常为这些合用的空间吵得不可开交。
有一次两家打了起来，一阵打骂后，苏北人家的二姐和宁波人家的媳妇，一个揪头发一个咬耳朵僵持住了，谁也不放过谁。
我和哥哥站在楼梯上往下看，黄黄的电灯泡下，只见头发从头皮上被生生揪下来，鲜血从耳朵根流下来滴到地板上，惊心动魄。
住进亭子间的是一个护士，她的个子跟我这个六七岁小孩差不多高。这让我有点困惑，就问她，你是大人还是小孩？她不回答我，只是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瞪住我。看到她嘴唇上方的汗毛很浓重，我便决定她不是个小孩。
很快，她结婚了，但她丈夫很少在家，每个月只来住几天。
这个丈夫每次来都带来板鸭、火腿、鳗鲞、笋干等稀罕食品，挂在我们楼上晾衣服的竹竿上，两三天后那些东西又都不见了。
父母议论他是温州来沪跑单帮的，跟这个护士结婚就是为了在上海有个落脚点。
后来护士大肚子了，爬那半层楼梯回家变得越来越艰难，每次丈夫回来她都要骂他，开骂前总是大声叫他：同志啊！
最后搬进来的是一对医生，住下不久生了一个女儿。他们占用的是姥姥跟公公一起住了二十年的主卧室，带有单独卫生间和一只大壁橱。
姥姥搬出那间房间后一直失眠，晚上吃了安眠药就口齿不清地在这间房门口，诅咒这家人的祖宗十八代。
有时她会服了药之后去浴缸里泡着流泪，好像只有在这种半清醒状态下，她才可以自由地悲痛。
妈妈总是拿着毛巾和衣服，半抱半拖把她送到床上。
姥姥怀里的小陈冲
那以后的几年里，家里有一位常客。
我下课回家，就看见他坐在父母的床沿上，床沿铺着花毛巾，母亲矜持地坐在另一端。
这间屋本来有一个阳台和两扇宽敞的窗门，但是阳台被封起来给哥哥用了，房间里面就变得很暗。
他们坐在暖昧的光线里，不说什么话，一坐就是个把小时。
有几次，我进屋，他就一把抓住我，把我按在他的膝盖上，紧紧地搂着我，抚摸我的身体，贴着我的耳朵说，长大了一定要跟他儿子结婚。
我虽然还小，但是本能地懂得他的触摸是猥亵的。我僵硬地坐在他的膝盖上，忍受着，等着母亲说，妹妹去做作业吧；或者，妹妹去晒台收一下衣服。
有时候，这位叔叔的儿子也跟着来我家，母亲总是让哥哥教他画画。
我们都知道，叔叔是母亲的领导，是可以保护她的。
（文章原载《上海文学》杂志）
转自：森森老电影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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