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得了肾癌,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很想抽一根烟。
可医生不让。
弥留之际,在1959年同样被特赦出狱的抗日名将杜聿明来看他,呢喃中,溥仪对杜聿明说:
“好久没抽烟了,我想吸,就给我点上一支吧!”
这是1967年10月,文革初期。
人生和命运诡异的安排,末代皇帝和抗日名将以这样的方式告别,杜聿明流着眼泪,为溥仪点上了最后一根烟。
溥仪有很多放不下,临死前,他对妻子李淑贤说:
“我对不起你。我们结婚才五年多,现在眼看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年岁大,从各方面说都很对不起你。你体弱多病,我又没什么东西留下,你今后怎么生活?现在又是文化大革命,谁能管你的事?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呀!”
与满清的倒数第三位皇帝同治和倒数第二位皇帝光绪一样,溥仪也没有孩子。没有孩子,没有江山,经历从1945年到1959年的十四年监狱改造生涯,他开始学会坦然面对,但对于自己的这最后一位妻子,他付出了真感情。
他放不下。
▲老年溥仪。
1
1908年入宫继承帝位时,他还是一个实际年龄不到三岁的孩子。
▲少儿溥仪。
当年11月,弥留之际的慈禧挣扎着,下令迎入自己的亲妹妹叶赫纳拉氏与醇亲王奕譞的孙子、当时年仅2岁9个月的溥仪继承大统,是为满清和中国的末代皇帝宣统。
溥仪的亲生父亲,是醇亲王奕譞的儿子、光绪皇帝的亲弟弟、继承醇亲王爵位的载沣。
军机大臣要来接这位不到三岁的孩子入宫,溥仪拼命哭。
从小照顾溥仪长大的庶祖母刘佳氏听说溥仪即将被选入宫,知道深宫似海的刘佳氏立即昏厥过去,家族中,光绪皇帝被慈禧软禁多年形同废人,眼下孙儿溥仪又被选为继承人,刘佳氏知道,这绝非家族之福。
溥仪还小,他不懂,可是即将离开醇亲王府,他也拼命哭,后来,末代皇帝在回忆录中说:
“乳母看我可怜,拿出奶来喂我,这才止住了我的哭叫。这个卓越的举动启发了束手无策的老爷们。军机大臣和我父亲(载沣)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乳母抱我一起去,到了中南海,再交内监抱我见慈禧太后。”
溥仪进宫第二天,弥留之际的慈禧下令,用砒霜毒死了她早就看不顺眼的光绪帝,在实现“我不能先尔(光绪)死”之后,溥仪进宫第三天,慈禧也病重身亡。
办完皇帝和太后的丧事,新皇帝要举行登基大典,在紫禁城太和殿上,不到三岁的新皇帝溥仪嚎啕大哭:
“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
摄政王载沣的一干言语,也让底下的文武百官窃窃私语,在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末日中,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种不祥预兆,“怎么能说‘快完了’呢?‘说要回家’是什么意思?”
登基大典上的哭闹,很快就成了现实,在辛亥革命的狂风暴雨中,1912年2月12日,满清以宣统皇帝奉光绪帝妻子隆裕太后懿旨的名义,发布了退位诏书:
“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大清帝国的落幕,与2000多年帝制的终结,以从容的一句“岂不懿欤”画上句号,此后,很多人都对实际操刀这篇退位诏书的杨廷栋深表赞许。
帝制结束了,但溥仪和时代的颠沛动荡,才刚刚开始。
▲溥仪在紫禁城中。
2
许多民国初期的人回忆北京,都说那时候,北京分成了紫禁城、东交民巷和真正的北京城三个部分。
那时候,东交民巷,是洋人的地方;紫禁城里,则还住着末代皇帝溥仪,按照民国政府与满清皇室达成的《优待皇室条件》,溥仪还住在这个紫禁城的深宫大院里,从1912年满清终结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末代皇帝还将在这里,度过12年的少年时光。
满清完蛋时,溥仪年仅六岁。可在紫禁城的深宫里,他仍然享受着皇帝的威仪,隆裕太后为他请了状元陆润庠、翰林陈宝琛,以及精通满汉双语的进士伊克坦等名师教他读书写字,时代巨变,可他学习的仍然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庭训格言》、《圣谕广训》、《御批通鉴辑览》之类的君王文集。
都是大人,他没有朋友。
他最亲近的人,是当初追随他进宫的奶妈王焦氏,溥仪管她叫“二嬷”。
“二嬷”是穷苦人家出身,16岁就嫁给一个姓王的差役,刚生儿子没多久,丈夫就去世守寡了。不得已,王焦氏只得到醇亲王府当奶妈,不久,王焦氏的亲生儿子也病故了,这位苦女子对幼小的溥仪倾注了真心,1908年跟随溥仪进宫后,一直陪护溥仪到1917年,后来才被宫里的太妃们赶走。
可溥仪想念她,紫禁城空荡冷漠的深宫里,只有奶妈王焦氏才是他精神深处的安慰,溥仪到伪满洲国后,特地下令将“二嬷”接到了长春,1945年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后,王焦氏流落民间,1946年死于乱世之中。
很多人都看出了这位少年的孤独,1919年,英国苏格兰籍军官庄士敦受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推荐,入宫担任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回忆说:
“当我跨过神武门进入紫禁城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从共和制回到了古老的君主制。”
与溥仪相处日久后,庄士敦感慨说:
“皇帝陛下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紫禁城的墙是世界上最高的墙。”
从来只接触四书五经和帝王治世之道的溥仪,在庄士敦的传授下,开始接触英文、数学、历史和地理等现代科学,在庄士敦的影响下,他剪去了辫子、穿上了西服,戴上了近视眼镜,在紫禁城里骑自行车、打网球,还有了一个英文名:Henry(亨利)。
后来,在被苏联红军俘虏后,他还自称说:
“我是Henry溥仪。”
▲少年溥仪(右一)与庄士敦(左一)。
他本来就是一位少年。
民国六年(1917年)6月,前清的两江总督张勋借着调停民国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府院之争”的名义,率领5000辫子兵闯入北京,拥戴当时年仅11岁的溥仪复辟,在第二次当上皇帝,重新过了12天皇帝瘾后,随着张勋的兵败,此次“宣统复辟”宣告失败,张勋则在德国人的保护下逃入荷兰使馆。
复辟的满清遗老们一时又做猢狲散。
懵懵懂懂之中,在帝王师陈宝琛等人的教育下,溥仪开始植入了所谓“光复大清”的“宏愿”,尽管这将在此后,成为困扰他一生的噩梦。
▲溥仪(1906-1967年)。
但他仍然是一位少年。
紫禁城里的生活实在无聊,少年叛逆的溥仪,便经常跟光绪帝妃子、端康太妃等人吵架,1921年9月30日,端康太妃在一次被溥仪顶撞后,恼怒之下召见溥仪的亲生母亲瓜尔佳·幼兰,并让瓜尔佳·幼兰和溥仪的老祖母在永和宫大殿跪了一个上午。
作为武卫军创始人荣禄的女儿,心高气傲的瓜尔佳受不了这口气,当天回到醇亲王府后,就回到卧室将鸦片掺着烧酒和金面儿,一起吞进肚中自杀。
作为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却不敢对溥仪透露瓜尔佳·幼兰的真实死因,只是对溥仪说瓜尔佳·幼兰是死于“紧痰绝”,于是,溥仪在1908年进宫后,时隔十三年第一次返回他出生的醇亲王府,并郑重对着母亲的灵柩磕了三个响头,一直到多年后,溥仪才了解到母亲的真正死因。
▲溥仪的亲生母亲瓜尔佳·幼兰(1884年—1921年)。
尽管被困深宫,但少年溥仪还是多少听说了外头的事,他甚至知道“新文化运动”,还看了胡适的文集,那时,紫禁城里刚装好电话,他就打电话,让“东兴楼饭庄”给送外卖,又打电话调戏当时著名的京剧演员杨小楼,然后学着京剧里的腔调说:
“来者可是杨-小-楼啊?”
某一天,胡适也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第一句就是:
“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胡适当然猜不出,电话那头一阵大笑,然后说:
“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宣统皇帝溥仪,要见留洋回来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胡适。
胡适也很好奇,在跟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联系确认此事后,胡适进宫觐见了溥仪,这大概是溥仪住在紫禁城的倒数第二年,1923年的事儿。
于是新闻吵得沸沸扬扬,说胡适竟然进宫觐见了废帝溥仪,倒是胡适很坦然,他在报纸上刊文写了一篇文章《宣统与胡适》:
“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境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胡适读出了这位少年废帝的天真与寂寞,后来,胡适在日记里,用白话文写了一首诗《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在紫禁城里打网球的溥仪。
溥仪当然寂寞,在紫禁城里,只有奶妈王焦氏、师傅陈宝琛、英文老师庄士敦才是他最信赖的人,而自从奶妈王焦氏在1917年被赶走后,他日益孤单。
作为一个洋人,庄士敦看在眼里,于是庄士敦给推荐自己任教的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写信说:
“我想我应该提醒您,皇帝目前过的这种虚假生活,对他的健康、体质、智力发展和道德培养都非常不利…尽管他是皇帝,但他首先是个孩子,如果忽视这一点,在未来三四年中,结果可能会很糟糕。”
溥仪非常想离开紫禁城,可皇宫里的太妃、遗老遗少还有太监们总是对他说:外面乱哄哄的,都是革命党,一出去就有生命危险啊!
于是,少年废帝经常爬上紫禁城的假山和城楼,眺望外面的世界。他甚至用皇宫里的望远镜观察天空,想要寻找英文教师庄士敦口中的火星。
庄士敦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看,他的兴趣不仅仅是其他国家,也包括其他世界。”
溥仪对庄士敦也非常信赖,后来溥仪在回忆录里写道:
他5岁时开始,陈宝琛就开始担任他的老师,“陈宝琛本来是我唯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少年溥仪动了心,很想到英国去留学,庄士敦甚至帮助他制订了逃出紫禁城的计划,但消息走漏,溥仪的梦想未能实现。
但他很快,就将被迫离开紫禁城。
3
满清进关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帝福临,登基时年仅5岁;而满清的最后三位皇帝,同治帝登基时年仅5岁,光绪帝登基时年仅4岁,宣统帝溥仪登基时甚至不到3岁。
可以说,在强臣和后宫干政的强势下,满清入主中原后的统治,是以幼童始,以幼童终,而身处权力和时代旋涡中无法自拔的帝王们,最终也将用自己的生命和青春,来为最后的帝制时代殉葬。
从这一点来说,溥仪从1908年入宫伊始,这种悲剧就已埋下。
清朝灭亡12年后,1924年10月,冯玉祥率兵进入北京发动政变,当时,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奉冯玉祥命令进入紫禁城,限令溥仪必须在两个小时内撤离,为了恐吓溥仪,鹿钟麟假装对军警说:
“赶快去!告诉外边部队,暂勿开炮,再限二十分钟。”
无奈下,溥仪只得在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上签字,临走前,他交出了“皇帝之宝”和“宣统之宝”两颗印玺,并逃到自己出生的醇亲王府避难。
对于这次逼宫,冯玉祥对鹿钟麟说:“在中华民国的领土里,甚至在首都的所在地,居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也是中外政治阴谋家随时企图利用的孽根。现在稍明事理的人,无不以留辫子为可耻。留溥仪在故宫,就等于给中华民国还留着一条辫子。这是多么令人羞耻的事啊!”
1924年离开紫禁城时,溥仪刚好18岁,我们无法想象假如溥仪一直留在紫禁城,历史将会是怎样的发展,但历史不容假设,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即将剧烈地改写这位紫禁城里无忧无虑的少年此后的人生。
由于担心革命党人可能会加害自己,溥仪随后又从醇亲王府潜逃进入日本公使馆,然后辗转进入天津租界,并先后入住张园和静园。
身处天津的日子,这位少年废帝仍然像在紫禁城里一样,非常渴望能到英国留学,在跟英国《伦敦每日新闻》记者凡尔农·麦克尼兹聊天时,溥仪还聊到他很想见英国的瓦利斯王子,还有希望与乔治·劳合(英国首相)、查理·卓别林(当时著名演员),还有美国总统胡佛,和当时闻名世界的德国飞行员林白尼会面。
但英国驻华使馆很快就对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回复说:“英王陛下政府对溥仪朝廷没有任何兴趣。”
英国记者凡尔农·麦克尼兹也看得很透彻:“目前他(溥仪)在世界上已无任何重要价值。看起来,也永远不会再有显赫的一天了。”
溥仪又想东渡日本,但当时的日本外相币原宣称:“如果溥仪到访日本,固当郑重礼遇,但按照帝王办法殊感困难。”
在国内,当时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则表示,如果溥仪以“个人资格”赴日本或游历欧美,北洋政府“均不加束缚”。
但溥仪没钱出国。
离开紫禁城后,由于失去了每年400万元的“清室优待岁费”,这就使得溥仪只能依靠出售从紫禁城带出来的珍宝、还有满清遗老们的进贡勉强度日,以致于有时连身边侍从人员的工资都要拖欠。
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还有溥仪最信任的老师陈宝琛也极力反对溥仪东渡日本,在陈宝琛等人看来,如果溥仪东渡日本,则势必将放弃帝王之尊而沦为平民,况且也绝对不能让外国人“领养”溥仪。
在陈宝琛看来,他仍然孜孜追求的,是希望能跟当时的北洋政府谈判,让溥仪“复号还宫”,恢复皇帝尊号和原来的优待条件,在返回紫禁城后再徐图复辟“大业”。
尽管因为经济等各种原因被困天津,但从1925年到1932年,溥仪却因此过上了他一生中最为自由的日子。
离开了紫禁城的束缚,虽然手中捉襟见肘,但溥仪却因此收获了他一直想要的自由:
英国记者凡尔农·麦克尼兹在《被放逐的皇帝》中写道:
“溥仪在天津再没有高高的宫墙障眼了,他接触了街市的喧闹,感到很新鲜,经常独自上街,或带着(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逛珠宝店、百货店、服装店和餐馆”,尽管变卖的珍宝和遗老们的进贡收入有限,但溥仪仍然“喜欢什么便流水般地花钱”。
溥仪甚至自己跑到理发店里理发,又到开明戏院看梅兰芳唱戏,惹得满清遗老、溥仪在天津的大管家胡嗣瑗上奏说,外界对皇上您在天津四处游荡“外议颇形轻侮”,以致胡嗣瑗“言之不觉垂涕”要求辞职引退,溥仪于是赏赐了一顶貂皮“以旌忠直”,才把胡嗣瑗留了下来。
但在天津的日子并不安生,1928年8月,军阀孙殿英盗挖清朝东陵,挖开了乾隆皇帝和慈禧的陵墓,溥仪为此悲伤气愤,每日在天津住处摆设乾隆和慈禧的香案祭拜,并且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由于手中无兵无权,溥仪等人于是将希望寄托在当时北伐成功的国民政府上,蒋介石就此委托阎锡山查办此事,天下兵荒马乱,加上军阀们各自为政,此事不久就不了了之,前有1924年冯玉祥逼宫,后有1928年孙殿英盗掘东陵,这也使得溥仪和满清遗老遗少们对民国政府充满了仇恨,复辟和依托外力再起的思想,在溥仪和满清遗老们当中愈演愈烈。
就在溥仪和遗老们加紧与日本势力勾结同时,1931年8月25日,溥仪的“淑妃”文绣却假装出门散心,随后离开溥仪居住的天津静园,与溥仪打起了离婚官司,史称“妃子革命”。
“妃子”要与“皇帝”离婚,这一史无前例之事,随即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民国,
而溥仪阳痿和不育的秘密,由于他的妃子文绣的曝光,也开始被公开。
据文绣当时的公开说法,她从1922年嫁给溥仪,到1931年,溥仪从未与她有过性生活,以致她结婚九年,却仍是处女:
“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枕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
为了尽快结束这宗皇家丑闻,溥仪在律师和中间人协调下,不得已赔偿给了文绣55000元赡养费,双方最终于1931年10月22日签下了离婚协议书。
为了挽回面子,溥仪则下令颁发了一道“废淑妃(文绣)为庶人”的“谕旨”,其中称:
“谕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制,应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放归母家居住省愆,钦此。”
文绣则因此获得自由,随后,文绣先后在北平(北京)当过中小学老师,甚至沿街卖过烟卷,还在华北日报社当过校对员,1947年,文绣经人介绍,嫁给了当时国民党的一位少校军官刘振东,1953年,文绣因心肌梗塞去世,年仅44岁。
▲溥仪的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
4
就在文绣离开溥仪出走不到一个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东北全境沦陷。
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穿针引线下,溥仪在与文绣签订离婚协议后的第十九天,也就是1931年11月11日秘密离开天津,并潜往东北企图复辟,溥仪抵达东北第二年,1932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建立了伪满洲国,并自称“承蒙满洲国三千万民众之热切希望”出任伪满“执政”。
日后在回忆录中,溥仪说:“(1925年)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我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见效之后,日本人在我的心里的位置,就更加重要了。”
在溥仪等人的请求和日本人的运作下,到了1934年3月1日,溥仪又在“新京”长春举行登基典礼,并将国号从“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并自称“皇帝”,改元“康德”。
这是继1908年、1917年之后,溥仪第三次登基“称帝”。
但溥仪只是日本人的傀儡而已。
由于与“皇后”婉容感情不和,1937年,溥仪又迎娶了第三位妻子“祥贵人”谭玉龄,由于溥仪生理障碍原因,谭玉龄曾经痛苦地对别人说:“生小孩子这种事,我今生算是不能了……”
溥仪则对外承认,谭玉龄只是他“挂名的妻子”,是一个“牺牲品”,只是溥仪“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
尽管对外这么说,但溥仪对谭玉龄仍然倾注了感情,1942年,谭玉龄突然暴毙,对此溥仪一直怀疑是日本人加害所致,因为当时日本人一直想逼迫溥仪娶一位日本妻子,但溥仪却一直婉转拒绝,谭玉龄死后,溥仪将谭玉龄的相片一直随身保存,并在相片背面亲笔写下了“我的最亲爱的玉龄”字样。
▲溥仪的第三位妻子、“祥贵人”谭玉龄(1920-1942年)。
为了逃脱日本人的控制,1940年,溥仪甚至派人秘密联系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希望能逃亡萨尔瓦多,但没想到事情败露,这也使得日本人对溥仪更加严防死守。
但对于如何复辟大清的“伟业”,溥仪仍然心存幻想,1942年5月,当时已经投靠日本人,出任伪“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为了双方共同的政治利益,溥仪还亲自接见了汪精卫。而想当初,汪精卫在清末还是一个“革命青年”时,甚至曾经试图刺杀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
但在溥仪看来,没有永恒的敌人和乱臣贼子,世界,只有利益之分。
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组成“轴心国”联盟后,溥仪也非常羡慕德国的元首希特勒,他甚至经常私底下模仿希特勒的外形和动作,有一次,溥仪特地穿上军装和马靴,然后将头发故意梳拢到额头,然后问在场的人说:
“朕像不像希特勒?”
手下们则吹捧说:“太像了!真的太像了!”
只是,日本人的崩溃速度,远远超过了溥仪的想象,对此,溥仪的五妹韫馨对自己丈夫万嘉熙私下说:
“我们的死灭就要来临,你为的是忠孝,问心无愧,我盼望日本快完,也可以说盼望我们自己去就死灭,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第二代,才有可能当上真正的中国人。”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人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同年8月9日,苏联百万大军兵分四路,向驻守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线进攻,在此情况下,同年8月11日,溥仪跟随关东军开始撤退,并于八天后的1945年8月19日,在潜逃日本前夕,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获。
溥仪的弟弟溥杰后来回忆说,当看到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红军迎面走来时,他内心无比沮丧,心想“万事休矣!溥仪还不得像(沙皇)尼古拉第二?我们也得白白地陪着他去死。”
就在溥仪等人被苏联红军俘虏之时,“皇后”婉容则一路奔逃返回了长春,但婉容家中却没有亲戚愿意收留这位末代皇后,1946年,婉容最终病死在延吉,当时,溥仪正被苏联人关押在苏联伯力战俘营。
到了1950年8月,溥仪连同263名伪满洲国“战犯”一起,被从苏联移交给了中国政府,此后在辽宁抚顺战俘营,经历了近十年的思想再教育与劳动改造。
在战俘营里,他的身份编号是:981。
而抚顺,正是满清的创始人努尔哈赤崛起的地方,最终,抚顺也成了满清末代皇帝的关押改造之地。
5
就在溥仪被关押改造时,自从1945年后,就与溥仪失去联系的溥仪的第四任妻子、“福贵人”李玉琴也终于来到了抚顺。
由于溥仪生理原因,李玉琴在1943年嫁给溥仪后,双方实际上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夫妻生活,最终,1957年,29岁的李玉琴坚持与溥仪离了婚,要去寻找“正常人的生活”,此后,李玉琴与吉林省广播电台一位工程师结婚,并生育了一个儿子,2001年,作为最后一位末代皇妃,李玉琴因病于长春去世。
▲溥仪与第四位妻子、“福贵人”李玉琴。
1959年12月,溥仪被特赦出狱。出狱后,溥仪先是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报到上班,1964年,溥仪又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并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员。
就在被特赦后一年,1960年11月26日,获得公民身份的溥仪,郑重其事地穿上了只有在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与同事们一起参加了社区的选举,在投下选票时,他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后来溥仪写道:
“1960年11月26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入了那个红色票箱,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是世界最富有的人。我和中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1961年,溥仪与当初驱逐他离开紫禁城的鹿钟麟(左),以及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右)在一起合影,感慨世事无常。
在经历多次相亲后,1962年4月30日,溥仪最终和在北京朝阳关厢医院做护士的李淑贤(1925-1997)结婚,后来溥仪回忆说:
“过去,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友谊,更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只有‘君臣’、‘主权’,没有‘夫妻’、‘朋友’。如今,我有了朋友,有了真正的伴侣。1962年的五一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温暖的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
对于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位妻子,溥仪倾注了真心:当时,李淑贤有时在医院值夜班,溥仪往往一晚上要打好几次电话嘘寒问暖,甚至亲自乘坐电车到朝阳门外的关厢医院看望,有时候送件衣服,有时候是带点吃的。
李淑贤身体不好经常上医院,为此,溥仪经常在清晨四点钟就起来去医院给妻子挂号,对于这样一位此前连生活自理都搞不懂的末代皇帝来说,只有发自内心的真爱,才能驱使他如此奔劳。
▲溥仪与第五位妻子李淑贤。
1963年夏天,北京有一次倾盆大雨,全城交通堵塞,溥仪下班后就赶紧打着雨伞去接妻子下班,没想到没有接到,在往回走的路上,溥仪发现有一处下水道口没有井盖,由于积水太深,人们已无法看到下水道口,溥仪担心李淑贤路过会掉落进去,于是竟然在北京的倾盆大雨中,撑着伞,像一名警卫战士一样直挺挺地守护在下水道口旁边,痴痴等候妻子。
后来李淑贤回忆,说溥仪有一次这么对她说:
“我是从来不知爱情为何物的。只是遇到了你,我才晓得人世间还有这样甜蜜的东西存在。”
1966年文革开始后,溥仪受到了保护,并未受到什么冲击,但他的身体仍然越来越差,由于癌症和尿毒症并发,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溥仪最终在北京去世,享年61岁。溥仪死后,由于恰逢动乱,家属们仅能买到一个价值5元人民币的小小骨灰盒,并用它收容了中国末代皇帝的骨灰。
溥仪去世后28年,溥仪的遗孀李淑贤最终决定,将溥仪的骨灰迁葬到清西陵北侧的华龙皇家陵园内,陵园选址在陵园自选区正中央,这里距离溥仪名义上的父亲、清朝倒数第二位皇帝光绪的崇陵宝顶只有三四百米远。
在那里,溥仪一抬头,就能看见光绪了。
参考文献: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11年版
(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
王庆祥:《名家说清史:宣统皇帝》,故宫出版社2016年版
阎崇年:《清朝十二帝》,故宫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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