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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铭安
源自：外事月刊编辑部
1929年底，随着赣南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的蓬勃开展，远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也认识到，与朱毛红军的联系十分重要。12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闽、粤、赣及朱毛红军、闽西红军发出“单独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必须与闽西红军、朱毛红军共同设立独立的交通网。这一交通网可以解决红军与江西或广东的联系问题，可以解决你们与红军及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
中央联系闽粤赣各苏区秘密交通网的组织作，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负责。计划开拓北方线、长江线和南方线共三条，连接中央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大动脉。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个重担，说:“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
1930年春，受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和福建省委委派，中共闽西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卢肇西抵达上海，广东省委的重要交通员李沛群也同时到达上海。他们要与党中央商定，分别在香港、闽西建立交通大站等问题。9月下旬，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
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共产)国际决议的报告》，强调“要巩固现有的苏维埃区域，将分散的苏维埃区联合起来，集中与加强红军的领导，发动更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要“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
同时在苏区成立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并指示“为了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与红军，要调动白区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到苏区;要按照苏联内战时期的办法，建立交通线和交通站，联结苏区和白区之间的来往关系。”
周恩来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与卢肇西谈话，指示其建立“工农通讯社”作为武装交通机构，开辟秘密红色交通线。在共产国际巨额资金支持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辟了一条由上海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线，并在沿线主要港口、车站、关口均设立了交通站。
这些交通受党的领导，安排主要人员负责，全程约为3000公里。因为路程遥远且各地军阀和反动势力不断封锁、盘查，故在沿线又设立许多交通小站便于照应、支持。
1930年秋，卢肇西从上海返回闽西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在闽西永定金砂古木督，正式成立了“闽西工农通讯社”。闽西各县均建立了分支机构，简称机要交通网。
7月，在周恩来的直接主持下，中央军委交通总站成立。11月，军委交通站改为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又称中央交通局。由周恩来、向忠发(后叛变)、李立三、余泽鸿和吴德峰组成委员会，吴德峰为交通局长，陈刚为副局长。将中央外交科归并交通局，下设总站、大站、中站、小站。主要任务是打通各苏区的交通线，布置严密的全国交通网。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以很大的决心，从各省调来精兵强将，集中三个月的时间，打通了通往苏区的交通线。长江、北方、南方三条交通站线相继正式建立。其中，北方线分为3条支线:上海-郑州一驻马店-鄂豫皖苏区、上海-河南-陕西省委、上海-北平-河北省委:长江线分为3条支线:上海一合肥一六安-鄂豫皖苏区、上海乘轮船-武汉-株洲-湘赣苏区、上海一重庆一成都一四川省委，后二条水上线均较为稳固，与早朝海员工会有着密切的关联。
南方线(又称华南线)分为4条支线，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其中3条线路先后被敌人破获，然而，上海一香港-汕头-潮安一大埔-永定虎岗一上杭一长一进入瑞金，这条长达数千里的海路连接陆路的地下交通线始终保持畅通，即史学界常说的中央红色交通线。
蜿蜒长达数千公里交通线上，陆路交通员们用些普通甚而略显简陋的装备，他/她忠于职守、前赴后继、不惜献身，以对党和理想的忠诚完成艰巨的任务，而海上的护送得到了沪港汕三地海员们和工会组织的大力支持，从繁多的史料记载无显示失败的记录。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与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联络的南方交通线，由中共中央交通局直接领导。它不仅传送着党中央与苏区的往来文件，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质和经费，而且完成了党的中央机关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重大转移，安全护送一批党中央领导和党、政、军负责同志到达中央苏区。
各中转站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护送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博古、聂荣臻、刘伯承、左权、李富春、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邓颖超、蔡畅、邓小平、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瞿秋白等与国际人士(李德)，护送过无线电设备、技术人员及著名文艺工作者200多人，以及苏区300万人民每年需要的价值900万元的食盐和价值600万元的布及其他苏区紧缺物资。
当年，党临时中央在上海秘密印刷的报刊宣传品，要送到香港发行，则经过上海到香港的轮船上的海员同志(或工会会员)携带。这种宣传品数量较多，容易被敌人发现，但由于海员收藏得好，就十分安全。这些轮船到了香港后，由当地的地下交通员取走，每次都能躲过军警而安全完成任务。
这条秘密的中央红色交通线被毛主席称为“红色血脉”，也有中央领导称为“摧不夸打不烂的地下航线”。
1930年冬，为了确保中央红色交通线万无一失，中共中央选派南方局秘书长饶卫华(广东人，曾任香港九龙区委书记，)前往香港建立华南交通总站。他便在铜锣湾开设了一家“金碧酒楼”作为交通总站，负责接待来往人员，并与党中央的电台保持通年1930讯联系。同时，为了筹措经费购买中央苏区所需物资，华南交通总站还成立了大新公司，向苏区输送着源源不断的“血液”。
1931年4月1日，张国焘、陈昌浩在顾顺章的伴陪保护下，由上海登上夜船逆江而上，4日抵达汉口，再转展鄂豫皖苏区。4月下旬，中共特科的行动科科长顾顺章，在汉口江汉关门口被逮捕后随即叛变。一场似乎是灭顶之灾的打击，迅速扑向中共在白区的地下党组织。于是，中共中央的应对措施，利用红色地下交通线火速撒离干部至根据地。
10月18日，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大搜捕，已在秘密处隐蔽很久的王明与他的夫人孟庆树，在上海杨树浦的汇山码头(属日本邮船会社)，登上一艘日本“大和丸)客轮远走他乡--海参威，陪同保护的也是一对夫妇，中央特科成员吴克坚和卢竟如。于此同时，撒离到天津塘沽的陈赓，三个月后乘轮船转道上海进入鄂豫皖苏区。
1931年冬，周恩来终于等来了中央交通局的安排，头戴蓝色便帽，一身工装，与护送的交通员乘坐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到了十六铺码头。立即上了一艘洋行直放汕头的船。在统舱里找到了绰号叫“小广东”的中央特科红队的肖桂昌，周恩来认识他，于是上海的护送人员下了轮船。
船启航了，周恩来离开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地的大上海，以后他曾多次回忆过当时的心情:那时我离开上海，革命正处在最危难的时候，确实感到前途茫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上海...
在肖桂昌和红色交通线上的武装交通员护下，周恩来历经波折，终于抵达永定县境内的马右下村，进入了根据地。
1932年12月，博古和陈云装扮成工人，也是在交通员萧桂昌的陪同掩护下，坐船离沪经汕头转入苏区。
1933年2月，林伯渠和翟秋白俩人都是从海路经香港转道汕头，再由陆路交通线进了苏区。7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和各地分会宣布解散。
1938年1月初，美国共产党中国局负责人陈其瑗，从美国发电报给香港“中共香港海委”称，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的顾问、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和理事、共产党员白求恩，将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医疗队的药品和器材，从温哥华乘“亚洲皇后'海轮前往香港。他们将到中国进行战地服务，需要保护他的安全。
他在中国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为中国抗日革命呕心沥血，毛泽东称其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时任香港“中共香港海委”组织部长，海员禤荣接到电报后，立即与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联系。廖承志要求禤荣负责，确保白求恩在香港期间的安全。禤荣与当时海员工会副主席刘达潮商量研究，决定将白求恩安排在九龙爱国华侨开的小旅馆。与此同时，“亚洲皇后”号船上的中国海员已经接到了要特别照顾两位“外国旅客”的电报指示。
1月20日，“亚洲皇后”号抵达香港后，禤荣和刘达潮到船上找到白求恩。白求恩紧紧地握着禤荣的手，热情而激动地说:“我真正到达了中国目的地了!'
在白求恩留港期间，禤荣负责照顾其生活，同时担任向导和翻译，陪同上街购买前方所需的医药用品。与白求恩同来的一位美国医生，同样受到欢迎和保护。禤荣日夜守卫着他们住宿的小旅店，每时每刻都紧紧跟随着，确保他们的安全。
这间小旅店毫不起眼，白求恩两人一住就是两天，禤荣为他们的食宿耗费了许多精力。不料，在最后一天，白求恩等差点落入日本特务的魔掌。原来日本特务侦悉白求恩的住处后，便派人化装成住客入住小旅店，企图下手。幸亏禤荣预料到白求恩在此住宿已有两日，极易出事，便在第三天天刚放亮的时候，就将白求恩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比敌人的行动早了10分钟，因此得以逃过一劫。
到了第五天，禤荣接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通知，汽车即将出发。他立即帮助白求恩收拾好行李，包装好医药用品，将其送到旺角。分别时，白求恩与禤荣紧紧握手，许久才放下，两人热泪盈眶地互道再见。就这样，在廖承志和禤荣的精心安排下，白求恩安全地离开香港，辗转到达延安，投身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白求恩十分感激禤荣的帮助，到达延安后还写信感谢禤荣。
后来，禤荣回忆称，白求恩在港逗留仅五天时间，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求恩喜欢在小餐厅用餐，上街从不坐车喜欢步行;买医药用品时，不辞辛劳跑了很多药房讲价，最后才到价钱最低的药房购买，晚上不去酒吧、舞厅娱乐，生活简朴，对人和蔼可亲，热情诚恳。白求恩的高贵品质，深深地印在禤荣的脑海里。
经过中央红色交通线各分站的接力，由具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刘达潮陪同，白求恩医疗队和其所携器材，于3月31日到达延安。毛泽东亲切接见了白求恩一行。
白求恩当面向毛主席提出到晋察翼边区的最前线，并组织医疗队在战地附近进行初步疗伤，以大量减少伤亡。毛主席对他这种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切合实际的医疗设想，大加赞扬，并同意了他的行动计划。
但白求恩未能立刻成行，因为他的医疗器械和大批药品还没有从西安运来。他在延安足足等了3个星期，此期间他在延安宝塔山下的窑洞医院里为病人施行了来华后的第一例手术。
7月初，白求恩回到冀西山地，参加军区卫生机关的组织领导工作。创办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并编写了多种战地医疗教材。8月，担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白求恩率医疗队到山西雁北和冀中前线，进行战地救治。4个月里，他行程750公里，做手术300余台，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救治了大批在抗战中负伤的伤员。
1939年10月下旬，在河北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为抢救伤员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而感染。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因手术中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11月17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和驻地群众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的葬礼。21日，晋察冀边区又举行了追悼白求恩的大会。
得知白求恩牺牲的信讯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都于11月23日，向白求恩在加拿大的家属发了慰问电。立即成立了由延安各界以滕代远、饶正锡、马海德等8人组成追悼白求恩大夫筹备委员会。
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了追悼白求恩大夫群众大会。以大会名义向白求恩大夫的家属发了慰问电，王稼祥和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特地到会并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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