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风摘要：
周恩来在会见澳大利亚记者时说：一个国家如果要建设工业，要摆脱落后，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但是也不可能关着门干，不同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在内如果愿意帮助我们，那是我们非常高兴的。“我们有这种信心，我们不怕资本主义的宣传，不怕同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来往。”“我们的想法是：各国之间可以进行和平竞赛，从事和平建设。”
本文首发于《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原题为《苏共二十大以后周恩来的思考》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问题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以后就被提了出来。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当时就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过积极的探索，提出过很多重要的思想观点。
最初的共识与思想解放
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写进了党的第一个纲领的。它是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为寻求拯救中国的道路，经过长期摸索和屡遭挫折以后得出的结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当然是接受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作的描绘。三十年代中期，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之后，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苏联就被认为是现实社会主义的榜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可以被认为是一代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认识进一步具体化的最为形象和最经典的表述。
当1953年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有一个明确而具体的解释。应该说，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具权威性的回答。但从正面提出这个问题，直接而又简练地作出说明的，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中要数周恩来。
1953年9月8日，他在一届政协第49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第一个问题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什么叫做社会主义？”他直接了当地回答说：“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这实际上也就是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中说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尽管总路线包含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总路线也称为“一化三改造”的路线。但可以认为，在当时把建立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即：国家所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农民的集体所有制），看成是建立社会主义更带有本质性的意义。
当时认为，社会主义除了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外，还要以国家直接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取代市场机制。总路线宣传提纲对这个问题虽然没有作出正面表述，但强调了要克服个体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把它们逐步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事实上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对市场的依赖，与国家开展有计划经济建设的矛盾，看成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阶级矛盾。1955年8月23日，周恩来在接见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米利奇回答提问时说过如下一段话：“从我们的经验来看，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要逐步把各种经济成分纳入国家的计划经济中，这样才能有均衡的发展，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
综合以上周恩来的论述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在五十年代初，当我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和统一的计划经济；上层建筑——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即大体上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全党的共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几乎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苏联在三十年代中期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以后，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战后不久，又成功地试验了原子弹和氢弹，打破了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它的优越性。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内部长期积压的矛盾和问题逐步被揭露了出来。这首先是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矛盾，1952年粮食的计划指标为92亿普特，实际产量只有56亿普特；1953年粮食采购总量只有18.5亿普特（仅相当于1948年的采购量），较之1952年减少了12.7%，而粮食消费量较1952年则增加了6.6%，国家的粮食缺额达到16亿普特。证明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宣布的：以前认为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已经“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这个赢得大会“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的结论，完全是对斯大林搞个人迷信的神话。接着是三十年代“肃反”造成的大批冤案开始悄悄平反。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揭露了苏联社会存在的矛盾和斯大林的错误。提出：
在国家权力方面，过去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是不对的。要维护和加强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把属于它们权限内的事务交给它们自己处理；与之相应的是，把中央所属的大量工业企业转交给地方机关管理，加强地方苏维埃和企业的权利。
在农业方面，要改变农业计划工作的安排，取消一切由中央来制定计划的那种官僚主义的有害的做法，把拟定具体种植计划的事情交给集体农庄自己去办，而中央只是规定由国家征收和收购产品的数量。
在思想理论方面，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关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将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增长和技术进步停止下来的论点，未必是正确的。在理论宣传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搬用旧的引语、公式和原理的教条主义。
赫鲁晓夫在他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中，更揭露了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民主，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严重错误。
赫鲁晓夫
这就打破了长期把斯大林神化了的教条主义禁锢。像斯大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犯有错误，苏联的社会主义也不都是那么完满的。使人们意识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没有终结，共产党人在各自国家如何搞社会主义还有待自己在实践中进行探索。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思想解放。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苏共二十大破除了斯大林迷信的积极一面作了极高的评价。
1956年9月，中共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曾说：对斯大林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周恩来在接见澳大利亚﹑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时一方面指出：“批判斯大林被资产阶级利用了，给有些兄弟党带来一些困难。这次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准备是不够的，在气愤的情形下宣布的。”同时，非常明确地说：“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苏共这样做是很勇敢的，是有贡献的。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大家的思想也解放了，这对各国党是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
集体智慧中的亮点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中央领导人总结“以苏为鉴”的经验，提出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首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个报告。这一期间，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和对毛泽东这两个报告思想的阐述中，非常强调对现有体制的改革，并且专门召开体制改革会议进行研究，明显地反映出有自己的深层思考。
（一）经济体制和工业化道路
——明确提出集权和分权，要着眼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观点。
1956年6月23日，他在国务院体制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不能光靠集权。苏联过去集权太多了，地方权小了，这是一个经验教训，是一面镜子。针对有些部门顾虑向地方分权后会分散力量，影响生产、基建、技术和计划，周恩来指出：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是为了发展生产，不是为了缩小和妨碍生产。他说：过去担子一个人挑，现在很多人挑，可以大大发展生产力。中央把部分权力给地方，主要是为了增产，而不是分产，“这是个大原则”。主要是使地方有权，有权才能动员，有权才能增加生产。这样才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强调我国农业“不能忽视人力畜力耕作”的基本特点。8月17日，他在接见印度农业合作化、农业计划及技术两个代表团，在谈到中国农业合作化问题时突出了两点：一是不要搞大社；二是可以允许搞些个体生产。他说：在中国最近有希望搞大社的趋向，因此造成一些强迫命令。在实现机械化以前，农业社太大了不好搞。原来的小社，不要再让他们组成大社。现在有的社已经扩大到五千户、五万亩地、五十个生产队，比工厂还大，我怀疑是否搞得好。这样大的组织，在人口集中的地方还好一些，山地土地分散更不好管。个体农民都组织在合作社内，要以生产队去安排工作，是不是有秩序有纪律，同对个体生产一样有兴趣？这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我们不能忽视人力畜力耕作时代的个体耕作习惯，同时合作社增产不能很快，所以搞些个体生产，对改善农民生活是有利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流通体制，在主流是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各行各业都可以搞一点私营，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
1957年4月，周恩来多次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和1957年预算安排。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要使整个社会搞活，不能什么东西都靠国家生产，各方面都要给一定的自由，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复活。他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我看除了铁路不好办外，其他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如三轮车、摊贩等都可以采取自负盈亏的办法。加入合作社的占总数的96%，其余的个体就让他个体。有些私人办的小学，也可以让它办下去。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私营的。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他还举例说：“小盐场应让其开放，应该马上开放，可以搞个类似小煤窑的办法，不要因噎废食。一切东西都靠国家生产不行，各方面都应有百分之几的自由活动，太死了不行。不仅商业方面如此，工业方面也可以如此。资本主义复活不了。”“各方面都可以让他有点自由，这样有好处”。
——工业化的实现，重在东西的有无，不在数量的多少。
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除了阐明要处理好人民的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关系外，对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他多次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心就是一条，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要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就必须相应地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这就涉及国家工业化何时能实现的问题。对此，周恩来解释说：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任务的实现是决定于东西的有无，不决定于是否有很高的产量。”“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他在国务院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方案草案时认为，设想到1967年把我国钢铁产量提高到2700万到3000万吨，这是高的想法。他说：我国工业化的关键不在于钢能否达到这个数字，而在于我国的水平。现在。英国、联邦德国都没有达到2000万吨钢，但国内什么机器都能生产，就是工业国。因此，他认为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点”。
（二）政治体制
关于斯大林个人专断的严重后果，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毛泽东对如何加强民主监督，以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当时未作展开。而对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以及如何加强民主监督等问题，周恩来相对讲得较多，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
——制度上的中心问题是民主集中制。
在1956年4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就体制问题发言，他明确提出：在制度上中心问题是民主集中制。他多次阐述过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指出：集权集得多也有好处，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搞起来了。但是也有毛病，也带来了阴暗的一面，就是容易缺乏民主，忽视民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很容易生长出严重的官僚主义，把旧社会残留下来的东西保存下来，甚至更浓厚起来。我们的制度要求我们不仅不能扩大和怂恿这种事情，而且要防止这类事情。又说：社会主义国家集权比较容易。中央集权的政府，权太多了，很容易养成官僚主义，要时常警惕。他还就当时推广双轮双铧犁中出现的问题指出：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做了些好事。用最大限度的集中权力，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利益，得出了最大的成绩。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有时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忘记了民主，结果是滥用权力，强迫命令，官僚主义。上面有官僚主义，下面有强迫命令。反下面的强迫命令，必须检查上面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的结合，是我们行政工作部门的大问题，是我们国家制度上的一个问题。
——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
与民主集中制相关联的是专政与民主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到，“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强调要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对于民主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讲到过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及科学文化方面应当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如何具体地从制度上解决好专政与民主的问题，周恩来发表过明确的意见。7月21日 ，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着重讲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问题。他说：“我们处在国际紧张局势肯定趋向和缓的时期中。”“世界战争推迟的可能性加大，便于我们争取时机加速进行经济建设。”同时，“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反革命分子活动余地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专政的威力把反革命打垮了。现在，虽然反革命残余分子还存在，今后也还会新产生一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但是比起解放初期的情况来是大大不同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估计，必须认识到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性”。据此提出，“今后处理反革命分子，在政策上会比以前更宽一点，而不是更严一点”。“从国内来说，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从国外来说，帝国主义还敌视着我们，因此，我们的专政应该继续。但是，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对此，他提出了如下的具体设想：
第一，人大代表要经常去接触人民。他认为，人大代表可以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广大人民，接触实际，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得恰当，做错了没有，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偏差。就是说可以去找岔子。我们不要怕，我们有信心，不仅敢让党员，还敢让非党员、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看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偏差。只要不是恶意的，即使看错一点看偏一点也不要紧。
第二，人大可以允许辩论。他说，今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开了一个先例，就是把所有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这就在人民中揭露了政府工作的缺点。我们不怕揭露，即使揭露错了也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有好处。政府应该让人民代表批评自己的错误，承认应该承认的错误。明年还准备进一步允许辩论，当然现在也允许辩论，小组会上就辩论得很热烈，将来在大会上也可以辩论。就是说，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我们共产党人相信真理越辩越清楚。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勇气面对真实，面对错误，有错误就不怕揭露，就勇于承认和改正。
第三，要进一步使人大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到公安、司法工作。他认为，应该承认，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有利于人民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过我们也有缺点错误，必须经常检查我们的工作，发现了缺点错误就要改正。在检查工作中，即使有的人看法有偏差，有资产阶级观点，但是从那个观点也许会发现一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问题。
第四，中央与地方也要互相影响，相互监督。他指出，中央包括党中央和国务院，处在领导地位，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大局的发展，但也比较容易忽视某些实际问题、局部利益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而在这方面地方是处在有利地位的。地方比较容易接触群众，接近实际，能更多地看到实际问题、局部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这正好弥补中央的不足。单靠一方面不能够很好地实行领导，必须双方合作，互相影响，才能很好地领导。因此，中央与地方尽管是上下级关系，必要时也要唱“对台戏”。因此，中央与地方要相互影响，相互监督，不要以为只是上面对下面监督，下面同样要监督上面起制约的作用。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样做能够推动我们的工作，减少官僚主义。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实行得更好，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
（三）反对闭关自守，扩大对外交往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要学习外国的经验。毛泽东曾提出过明确的方针。这就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当然，不是盲目地学，他们的短处、缺点不要学。
周恩来在阐述这个问题时，侧重地讲了反对闭关自守和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1956年5月，他在与新西兰客人谈话时说：闭关自守是会阻碍进步的。在世界上中国产生比你们的国家早得多，但因长期闭关自守，所以进步很慢。因此，闭关是不好的。但是现在不是我们闭关，而是美国想关住我们，不让我们同各国来往。他在与日本客人谈话时指出，中国不可能关起门来建设 ，许多工业器材需要外国进口，我们需要苏联援助，但并不拒绝亚洲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和经济援助。经济贸易、互相往来是各国友好合作的物质基础。在会见澳大利亚记者时又说：一个国家如果要建设工业，要摆脱落后，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但是也不可能关着门干，不同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在内如果愿意帮助我们，那是我们非常高兴的。“我们有这种信心，我们不怕资本主义的宣传，不怕同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来往。”“我们的想法是：各国之间可以进行和平竞赛，从事和平建设。”
当时，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同我国来往的形势下，周恩来明确提出了通过香港，“打开局面”的设想。他在1957年4月与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时说：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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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视角及其历史地位
周恩来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1956年到1957年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他提出的上述重要思想，显然是与整个领导集体分不开的。但他所处的国务院总理的地位，处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领导第一线，使他对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这就决定着他对问题的考虑，既要从大的战略方向上着眼，又要从能具体落到实处出发。早年到欧洲勤工俭学的经历，建国后的诸多外事活动，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直接观察和了解，又使他能从更宽广的角度对问题进行思考。在当时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要安排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对农民不要挖得太苦；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生产和统一市场为主的前提下，可以允许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作为补充；以至，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不搞一党制，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可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中央领导人的共识中，周恩来所阐发的思想观点，还是具有他个人的鲜明个性的。
第一，搞社会主义，要注重发展生产力。无论是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是农业合作社的规模，他都强调了要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出发。尤其可贵的是，他突出强调了要注意我国现实生产力水平低下，即农村基本上还处在人力和畜力耕作时代，这个最基本的特点。因而，主张农业合作社规模不宜过大，同时应允许个体生产存在。这种强调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观点，对当时片面强调只有公有制生产关系、只有办大社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主导观点来说，无疑带有一定程度拨乱反正的意义。
第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活一点有好处。陈云在党的八大发言中，曾明确提出过“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毛泽东、刘少奇也都说过，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周恩来在这里具体考虑到方方面面，即工、农、商、学都可以搞一点私营，文化也可以搞一点私营，有利于百家争鸣。这就不只包含了工农业的所有制结构，商业的流通体制，而且扩大到了文化体制。工业方面的具体办法以小煤窑作为典型示范，要求对小盐场马上开放。明确点出人们心中的耽忧，指出：“资本主义复活不了”。
第三，国民经济建设要注意农、轻、重的关系，其中关键是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能不能适当放慢。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重要的是东西的有无，不在于某一单项产量的多少。这种重视总体质量，反对盲目追求数量的思想观点，为使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得以落到实处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第四，搞社会主义，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要着重从扩大民主方面进行建设，在此以前，还没有人提出过这样鲜明的观点。问题还不仅在于他如此强调了扩大民主的重要性，还在于他提出具体的扩大民主监督，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改善和加强人民民主制度的一系列实际可行的办法。这从接受斯大林个人专断错误的历史教训，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
第五，社会主义建设，要反对闭关自守。“我们有这种信心，我们不怕资本主义的宣传，不怕同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往来。”在扩大对外经济交往方面，不只限于经济贸易，还可以进行经济合作，以至“吸引外资”。学习外国，除了应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我们是不学的，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些对外开放的思想，是极具远见的。
从今天已经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来看，周恩来上述思想中的有些观点已近乎成为“常识”。但在当时，既没有对我国才开始建立的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正确判断；也没有认识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具有各国所应遵循的共同规律；更没有认识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只是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并不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属性。表明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受到极大的历史局限。但是列宁说得好：“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所取得的新的认识，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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