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声摘要：
20 世纪 80 年代，一位美国学者亲身访问苏联时，曾对当时苏联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做了详细的调查和记录。据调查，在20 世纪80 年代的苏联，至少在他访问苏联时的 1978 年，苏联城市中存在诸如今天一样的城市流浪者和乞讨者。这些人迫于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多集中在城市的各种火车站，原因是这些火车站有可以供他们休息的长椅，并且这些地方的客流量大，他们有更大的机会得到别人的救助，（与其说救助，我认为更多是别人的“施舍”）
本文摘自《苏联时期城市市民社会生活研究》
严重的城市污染问题
众所周知，苏联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就确立了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以此来促进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且这一决定几乎贯穿于苏联经济发展的始终。苏联的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前提之上的，而只有大力发展重工业，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才能带动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与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在苏联，工业化水平高的地方就是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工业化水平低的地方就是城市化水平低的地方。
苏联一五计划宣传画
苏联时期，由重工业的蓬勃发展所带动的苏联城市发展的同时，给城市居民的生活坏境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种环境问题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环境问题，因为在苏联城市中，绝大多数城市资源型城市，其城市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一方面面临资源的过度开发，另一方面又面临由于发展重工业而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这种破坏往往是多方面的。例如，科赫特拉-耶尔韦（Kohtla-Jarve）是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一个典型的工业型城市，1940 年 8 月，爱沙尼亚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以来到苏联解体、爱沙尼亚宣布独立之前，其城市的发展深受苏联工业化的影响。科赫特拉-耶尔韦（Kohtla-Jarve）是以开发油页岩而发展起来的。但是该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油页岩作为一种矿产，其储量是有限的。其次，在开发油页岩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叫做石灰岩的附属物，如果在开采的过程中存在不合理开采的现象，会造成石灰岩中含有多余的油页岩。“燃烧油页岩产生的能源会造成空气、地下水污染和所谓的“灰山荒地”。无氧加热的化学处理会污染空气并产生半焦，这种半焦储存在堆中，酚会渗漏到土壤和水中。”
在苏联类似这样的工业型城市在城市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据统计，到1956年，苏联共建成了 210 座新城市，其中 47%是矿业开采加工中心，37%是加工工业中心，7%是电站、排泄中心。到 1970 年，苏联共建成1138 座村城市，其中工业城市 751 座，占 66%。由发展重工业从而带动城市发展的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取得显著的成果，但是由此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因为这种污染是长期性，并且是多方面的。工厂，尤其是重工业的工厂在生产的过程中，对空气、对水资源的污染可能是同时进行的，而且，有的还会造成严重的噪声污染。
拿首都莫斯科来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时，这里存在普遍的环境污染问题，其中包括空气污染，地表水的污染以及自然景观的破坏等等。环境污染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是人类数十年上百年的人类活动而积累的后遗症。莫斯科的环境问题应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一大批的工厂从彼得堡和波罗的海地区撤离，其中大部分为化工厂、橡胶加工厂、钢铁厂以及机械制造厂等。莫斯科的工业生产规模由此集聚增加，环境污染的强度也由此开始增加。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莫斯科就成为苏维埃俄国的重工业的中心，环境压力不断增大。据统计，在 1929 年-1932 年间，首都莫斯科共新建成76 家机械制造企业，其中包括各种大中型工厂，而它们正是大气污染最主要的来源。据统计，从1957 年-1970 年，天然气在首都莫斯科的燃料构成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40%上升到 67%。这些工厂的排放量巨大。例如，在莫斯科的东北部最大的发电厂洛西尼-奥斯特罗夫（Losinyy Ostrov）在 1979 年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为7.63 万吨，东北部所有新建的发电站的总排放量约为 8.16 万吨，占莫斯科大气污染物排放量25.24 万吨的 30%。1989 年，莫斯科居民的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汽车排放和工业污染物造成的有毒空气可能是莫斯科人预期寿命下降的原因之一，1990 年，预期寿命比 1970 年下降了 10 年，使莫斯科在世界 90 个最大城市中的预期寿命排在第 70 位。
重工业发展带动的城市发展必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城市环境的污染问题就是最主要的城市问题之一。苏联时期的快速工业化给城市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城市市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苏维埃公民日益成为严重污染的受害者，污染了他们的空气和水，在一些地区，营养丰富的水果、蔬菜和鱼类的宝贵来源大大减少或消失。许多苏联城市都是不利于环境的居住和抚养孩子的地方，但在新西伯利亚东部，一个被毒害的工业城市的海报上写着“化学、冶金和采矿企业的烟雾地狱”。凯梅罗沃的孩子有着异常高的呼吸道疾病以及尿路和肾脏感染率。在一个污染特别严重的城市地区，精神发育迟缓的频率是在河对岸的“清洁社区”中发现的两倍多。苏联城市的发展明显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中央编译处研究员郑异凡先生著《苏联春秋》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一套详尽的苏联史专著，苏联是我们的镜子，也是我们的教训。
住房紧缺问题长期存在
长期住房危机是苏联生活的现实。苏联政府在 20 世纪20 年代初所规划的人均标准住房面积为每人 9 平方米，这个标准是最低住房标准。然而现实却往往不尽人意：当时绝大多数城市的最低人均居住面积只有 6 平方米。20 世纪50年代，人均居住面积为 5 平方米，约 54 平方英尺。到 1972 年，城市人口只有7.6 平方米，约占美国城市居民生活空间的三分之一，是西欧平均水平的一半。到1982年，苏联各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为 9 平方米，从莫斯科的11.3 平方米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的 6.6 平方米不等。
当然这里强调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是平均数，这就意味着必然有的人比平均水平要高出很多，也有的人，甚至更多的人要低于这个最低标准。在苏联，只有少数的社会精英阶层才能达到甚至超过这个最低标准。他们大多是在中央机关、党政机关、经济管理以及艺术方面居于高级职位的高层次人才。相对于占城市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手工业劳动者以及其他行业的城市居民来时，他们的人均住房面积只会更少。
苏联政府一直致力于规划建设更多的房屋来解决城市发展中存在的住房拥挤问题。然而，几十年的城市发展非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愈演愈烈。据统计，从 1918 年到 1950 年，全国共有 3.5 亿平方米的住房由国家或者国家援助建造，但是，到 1950 年，苏联城市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却反而不到4 平方米。
数据表明，到20 世纪50年代的苏联，城市的发展不仅没有达到1922 年政府规定的最低人均住房面积标准，反而远不及20年代时的住房现状。到1970 年，城市人口的住房条件有所改善，城市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增加到7.5 平方米；到1977 年，增长到每人8 平方米。
城市人口的增长过快以及过度集中问题，导致了苏联时期严重的住房拥挤问题。据统计，1959 年只有三个：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1970 年增加了7 个。1979年，已有 18 个“百万人口”的城市，还有 6 个城市的人口超过90 万人。到 1981 年，在苏联城市中，人口超过 1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共计21 座，占当时苏联全部城市数量的 4%，而它们却容纳了全苏联 21%的城市人口，特大城市中的城市人口数量达到 3652.5 万人。人口数量为 50 万—100 万的大型城市共计27座，该级城市占总城市数的 5.2%，其城市人口共计 1768.8 万人，占全苏联城市人口比重的 16.5%。也就是说，在全苏联占比不到 10%的城市中，容纳了全苏联37.5%的城市人口，特别是在特大型城市中，城市人口数量的过度集中造成了大城市的过度拥挤。同时，一个城市的人口过多，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 住房困难问题、就业难问题、城市拥堵问题，上学难问题等。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苏联由于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而引发的住房危机愈演愈烈。我们知道，苏联的城市住房一直都是由城市市政局分配和管辖的。这种由国家分配住房从 1922 年遍开始实行，政府将解决城市人口的住房问题一直作为城市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来对待，并且住房安置成果显著。据有关数据显示，仅在莫斯科市，短短 6 年时间内就有五十万的城市人口的住房问题得到解决。
为了解决源源不断的住房紧缺问题，苏联政府除了继续增加国有控制的住房以外，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还允许发展合作性住房。这种住房旨在通过政府提供一部分的贷款来鼓励私人建造住房的方式，缓解苏联在住房方面存在的危机。事实上也确实起到了缓解苏联住房紧张的问题，并且这种合作性质的住房在房屋的质量上以及生活的舒适度上要远远高于国有性质的住房。但是尽管这样， 这些住房的质量还只是差强人意：由廉价的预制混凝土部件（通常高达 85%到 90%的混凝土）构成，看上去像“巨大的包装箱”。这些建筑类似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美国一些城市建造的大型低收入住房项目，建成后不久就变得破败不堪。新的租户不得不花自己的钱和时间进行基本的修理和装修。比如重新布置门、粉刷、固定灯开关等。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大城市的增长速度达到了它的历史峰值。其中最显著的数据就是人口超过 100 万数量的大城市数目的增加。
20世纪 70 年代“百万城市”猛增的原因之一是：对于许多苏联公民来说，大城市生活的便利是吸引他们进城的最重要的原因。在苏联，城市的美好生活几乎不存在。大多数人的理想栖息地应该是一个私人的高顶莫斯科公寓，距离市中心不超过两到三个地铁站，位于一座砖砌或石头建筑中，该建筑配有煤气、热水、集中供热、室内厕所和浴室、阳台、电梯，焚化炉和电话。最好的教育、工作、娱乐、购物、市政服务和交通（普通人很少拥有汽车）都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因此城市生活意味着更高的社会声望、更好的医疗保健和职业发展。尽管这些便利在事实上看来似乎并不是这样，但是，这还是成为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少数的几个大城市生活的主要原因。
因此，住房短缺问题仍然是困扰苏联时期城市发展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而导致的。并且，住房紧缺不是城市问题的终结，相反，它恰恰是更多问题出现的肇始。极端的住房短缺，特别是在城市，意味着祖父母，成年子女和孙子孙女在狭窄的条件下生活在一起。离婚夫妇经常不得不继续生活在一起，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新婚夫妇通常开始与一群姻亲生活在一起，这种安排可能持续数十年。苏联当局和外界都将许多社会问题归咎于拥挤的住房条件，包括肺结核、溃疡、工人效率低下、低出生率、工人流动率高、堕胎和离婚人数不断增加。尤其是城市临时人口的涌入使超负荷的城市烛照更加拥挤不堪，卫生和医疗条件进一步恶化，且这部分人与外界联系甚广，使各种流行病容易滋生和蔓延。城市愈大，对临时人口的吸引力愈大。这种问题早在帝俄时期的莫斯科市和彼得堡市就存在，到苏联时期更加普遍地存在。
中央编译处研究员郑异凡先生著《苏联春秋》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一套详尽的苏联史专著，苏联是我们的镜子，也是我们的教训。
市民生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政府一直致力于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然而，在实际效果上，这种差距一直存在着。根据相关资料，1965年最低生活标准为 40 卢布，1975 年才规定为 50 卢布。收入低于最低消费（最低物质保障）限度的居民被苏联专家视为“贫困者”。到20 世纪60 年代末，这些“贫困者”已占苏联所有居民的 29.6%，低于贫困线以下并直接接近于社会的危险状态。20 世纪 80 年代，一位美国学者亲身访问苏联时，曾对当时苏联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做了详细的调查和记录。据调查，在20 世纪80 年代的苏联，至少在他访问苏联时的 1978 年，苏联城市中存在诸如今天一样的城市流浪者和乞讨者。这些人迫于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多集中在城市的各种火车站，原因是这些火车站有可以供他们休息的长椅，并且这些地方的客流量大，他们有更大的机会得到别人的救助，（与其说救助，我认为更多是别人的“施舍”）。
在苏联，除了这种极度贫困的人群存在之外，从普通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和支出，也可以看出他们在生活上的拮据。例如，在一户苏联的普通家庭中，夫妻双方都有工作的前提下，他们的生活条件仍然受到很大的局限。例如，在他们每个月的家庭支出中，食品采购在支出中所占的比例高达 56%。食品支出占比过高显示出这个家庭的生活水平不高。不仅如此，尽管每个月在饮食上要花费较高的花费，但是他们的饮食结构依然很单一。据统计，与美国公民相比，普通的苏联公民的肉、水果和植物油的消费量要少得多，而面包，牛奶的消费量要大得多。除此之外，对于这些苏联的居民而言，除了我们最常见的诸如土豆一类的蔬菜以外，他们几乎没有买过其他的蔬菜。特别是在冬天，60%的人不买水果，25%的人不买生菜或者其他蔬菜。至于进口橙子、柠檬、香蕉这些水果，他们更是很少问津。到20 世纪50 年代，耐用消费品、舒适的居住条件，现代化的设备和许多社会服务，还多半属于奢侈品。
一般来说，人们在一家小商店或大商店的一个部门里，每次购物都要排队。货物短缺的情况经常存在，很难预测特定的物品何时会突然出现在市场上，或像突然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一样，所以人们早上离开家时带着充足的现金，以及装在公文包，或者塑料袋，以防万一。比如说牛肉或南斯拉夫牙膏突然出现在市场上。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试图尽可能多地收集产品，为他们的直系亲属、朋友和亲戚、储存和易货。商店里没有的商品可能会突然出现在遍布城市的小售货亭里。城市购物者总是保持警惕，定期检查，以便及时知晓哪些商店最有可能提供最好的商品或难以找到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从朋友和同事那里得到小道消息，并对排队的现象迅速作出反应，这是一个稀缺东西可能被出售的信号。通常的做法是迅速抢占一个位置排队，然后才询问在销售什么。而对于地毯或汽车等高价商品，人们可能会在寒冷的天气下在户外排队约 18 个小时，只是为了把自己的名字列在清单上，以便一年或更晚交货。这足以体现出苏联时期城市居民在生活用品供应量的不足，尤其是购买一些生活耐用品，对于普通的市民来说绝非易事。
在 1978 年夏天，莫斯科的国营商店有充足的面包、奶酪、黄油、鸡蛋、糖、饼干、罐装腌黄瓜(小黄瓜)、鱼罐头和蔬菜罐头。卷心菜几乎是唯一经常能吃到的新鲜蔬菜;土豆和胡萝卜偶尔会出现在货架上，但往往在上架前就已经腐烂了。小洋葱偶尔会出现。小绿苹果是唯一的新鲜水果。人们可以在农贸市场（Rynok） 以高价买到西红柿，以及有限的其他水果和蔬菜，很难找到其他的食品杂货。“新鲜的”牛奶通常是酸的，稀释的，或者两者兼有;廉价的香肠和鸡肉稀缺;肉店里的东西都被分成小块分发出去。在农贸市场上，一块块的猪油以两倍于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与此同时，城市服务业尽管有所发展，莫斯科作为苏联时期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城市，其每一万人中零售点的数量仅仅有 13 个，饭店的数量为 10 个，服务机构的数量为 5.1 个。与同时期的美国相比，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的零售店数量是莫斯科的 3—4 倍，餐馆的数量几乎是莫斯科的 2 倍，服务机构的数量更是莫斯科的 3 倍多。并且，如果从总数来看，美国城市的数字是这个数字的 6 到 8 倍。
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水平高低的关键性因素，根据苏联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可以将他们分成三个阶层。收入最高的阶级主要是那些最高党政官员、苏维埃武装部队元帅和第一任秘书长等，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他们的收入可能要达到每月 450 卢布；第二个阶层是包括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教授、工程师、艺术家，以及一批中级党政官员，他们的收入大致为每个月200 卢布到300 卢布。最后一个阶层是苏联的熟练技术工业工人以及一些服务人员。不同的行业的收入尽管不太一样，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收入还是很低：例如，在 20 世纪80 年代，一个苏联医生每月的工资是 120-170 卢布，一个教师的工资是每个月85-135卢布，而门卫、清洁工等他们的工资更低，他们每个月只能挣到70 卢布。从1960年到 1990 年，城市家庭平均工资从 83.1 卢布上升到296.8 卢布，增长了3.6倍。
当然，卢布在 1990 年的购买力明显低于 1960 年。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不同城市的家庭收入存在较大差异。在 80 年代初城市居民的平均购买力有所下降，这主要源于 70 年代后期经济发展的停滞。而 80 年代末开展的合作社运动、个人副业等也影响了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总体而言，城市居民平均工资水平从1980年的 177.7 卢布增加至 1990 年 296.8 卢布并没有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
除此之外，苏联时期市民出行的主要方式是公共交通，其中包括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地铁等。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苏联时期在城市家庭中，很少有家庭能拥有自己的私人小汽车。据有关资料显示，知道1976 年，苏联每 1000 人中只有 9 个人拥有自己的私人汽车，而在欧洲先进国家和美国，每千人私人汽车的平均拥有量是 200—400 量。并且，即便家庭足够有钱买得起轿车，仍然需要提前一年支付车款排队等候，由此可见购买周期也是足够长。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苏联时期的城市不论在规模还是基础设施的配置上都较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质的提升。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方面，苏联无法与西方国家竞争。市民的生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中央编译处研究员郑异凡先生著《苏联春秋》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一套详尽的苏联史专著，苏联是我们的镜子，也是我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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