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UPENG
作者：王年一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
曾被评为优秀教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更是抱定宗旨“紧跟”毛泽东。他处理中央传阅文件的原则是“主席划圈我划圈”，亦即“毛泽东同意我同意”。
大动乱的年代：
1949-1976年的中国
凯歌行进的时期
曲折发展的岁月
© 粥棚
（林彪本人一般不亲自划圈，而由秘书代劳。）他在讲话中以竭尽思虑想出的各种各样“生动”的语言讴歌毛泽东，林彪上天安门参加大会，规定秘书严格掌握出发时间，必须比毛泽东早到一两分钟，在城墙下电梯旁等候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则紧随毛泽东。林彪从来不读《毛泽东语录》，也从来不“随身带”，规定秘书替他保管。林彪每次去参加群众性的集会，则由秘书交给他。当群众高呼口号时，林彪用右手举起《毛泽东语录》，一上一下的挥动。大会结束，“红宝书”又回到秘书手中。1966年，林彪批给毛泽东的文件都是写“请主席阅”、“送主席批示”之类的语句；从1967年年初开始，“请”、“送”则一律改为“呈”字。
与此相联系，林彪反对过于突出他自己。林彪规定，在送给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传阅件中，如有关于林彪的新提法，秘书要及时提醒。一次，当秘书说到文件中称林彪为“副统帅”时，林彪立即表态：“划掉！”当秘书说到文件中提到林彪是“三忠于”的“光辉榜样”时，林彪断然命令：“一律划掉！”
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的末段是：“另外，我讲一个单独的零碎的问题。最近我发现有什么林彪同志语录，是学生搞的，一个是一个中学校搞的，另一个是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搞的，我们就收到两种。另外，我们总政过去也搞了我的一个政治工作语录，我看，不要搞。你们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代为没收。总政，我是给他们讲了，我这个意见是雷打不动的，你们不要搞。”
根据林彪的要求，中共中央印发了《林彪同志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林彪在1967年6月16日夜写的这封信中说：“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1968年夏，林彪出去“转车”，在大街上看到一些“纪念林副主席八·九讲话发表一周年”之类的大字标语，回家以后就下令连夜把这些标语揭去。
“九·一三”后，江青一伙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丘、孟轲某些言论的材料（为数不多），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由此想到了“批林批孔”。1973年春，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批评郭沫若尊孔。这首当时流传很广的诗是：“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到：“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
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1973年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批发的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说：“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和叶群反复地写“克己复礼”，“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如果这“充分暴露”了他的“野心”，他还会把写着“克己复礼”的条幅公然挂在那里吗？叶群还会把写着“克己复礼”的条幅公然挂在那里吗？“克己复礼”无非是旧语新用，有“克制自己，遵守纪律”之类的意思。林彪、叶群挂在那里，是“假道学”。又，把“批林”与“批孔”联在一起，有不少牵强附会之处。
秦始皇焚书坑儒。我们的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我念一下，这个我们的主席当场驳了他这以后，接着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46000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
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
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上，大讲所谓“儒法斗争史”，要求写文章批“现代的儒”。江青说：“现在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难道我们现在没有儒了吗？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二？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蒋介石是总代表。”
以儒法斗争为标准划线排除：一切历史的进步都说成法家的功劳，一切历史的反动都说成儒家的罪过；一切有作为的历史人物都被封为法家，而历史上的所有反面人物都归之为儒家。
“批林批孔”中荒谬地描述的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是：法家进步，儒家反动；法家坚持变革，儒家复古守旧；法家坚持团结和统一，儒家搞分裂；法家爱国、抗战，儒家卖国投降；法家总是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儒家总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赞扬和肯定封建主义的统治经验和权术，宣扬所谓“法、术、势”（封建统治阶级的刑法、权术、权势）。借口评价秦始皇、曹操的历史作用，公开为他们的暴戾、残忍和滥施暴力作辩护。
1974年4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恃革命暴力者昌，恃反革命暴力者亡》，颂扬秦始皇说：“这种适应历史潮流的暴力行动好得很。”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造成破坏。
不仅否定了我国优秀的伦理道德传统，而且使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新的伦理道德规范也受到严重的破坏。批判了“师道尊严”，造成了师生之间的对立。批判了“宽厚”、“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人性论”，使社会主义的人和人的关系准则受到了很大破坏。
批判“中庸之道”，鼓吹“斗争哲学”，更是培养了一些人“头上有角，身上长刺”的极端好斗情绪。社会父子、母女、夫妻、兄弟、同志、朋友、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正常关系遭到践踏，素称礼义之邦的中国的伦理道德水平大大下降，“文化大革命”在人们思想上造成的“内伤”加深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三忠于”、“四无限”被强行普及到全国的城镇和农村。农民在锄地以前要面向东方致敬，工人在车床旁要朝着画像行礼，到处风行“早请示、晚汇报”，数百、数千、数万、数十万群众为一句“最新指示”的发表进行通宵达旦的“庆祝”和“欢呼”。有的省委书记，参加九大后率代表团回到省会，带头跳“忠字舞”，从车站一直跳到省委机关。一个老工人由于打扫领袖塑像上的灰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专政”多年，因为他的手抓过座像的颈部，那姿势有“谋杀之嫌”。
一个五岁的孩子在游戏中误把一枚像章挂到了小猫的头上，母亲就不得不抱孩子一起接受“革命”的批斗。印刷工人无意排错了一个铅字，贫农社员不慎喊错了一句口号，机关干部粗心地把印有照片的废纸丢进了废纸篓，都毫无例外地成了“阶级敌人”。“向右看齐”的口令曾经被认为极不妥当，据说应该改为“向左看齐”；交通管理的红灯示意车辆、行人停止前进，也曾经被认为极不妥当，据说红灯应该由绿灯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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