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日京川
来自纸城
王小波的小说抵御了时间，他的那种参透到思想、语言和叙事里的自由，他的冷静和深情，以及他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的价值。最后他的幽默和荒诞使他腾空而起，时至今日，他依然俯视着我们今天的时代。 —程耳
程耳：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重新看《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似水流年》这几篇小说，依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可能二十多年确实不算很长的时间，但是由于中国70、80年代的特殊历史使得中国当代小说的土壤并不厚实。在这样的前提下，王小波先生的小说能够抵御时间。
王小波作品中的思想和价值观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他没有去把他的着重点放在任何我们已知的那些对于那个时代特别表面化，他的小说里没有在今天看来特别陈腐的东西。
他去写《黄金时代》这样的故事，他很少写王二穿着什么样的衣服。除去王二人物本身的自信外，我相信是因为，王小波也意识到服装是一个年代最表层的时代体现，即便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也是一样的。后来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当然写到了叫海鹰的女孩她穿的军装，但是他写她穿的这身军装，只是为了说这个军装把她的身体染上了颜色，他最终还是回到身体本身。小波先生的小说，他去除了这些表面化的、风一刮就能吹走的最表层的时代精神，他直面身体，只有这样才能刺穿皮囊只达肌肤。
他小说中的人物和环境之间，和时代之间，存在一个更为宏观的平衡点。譬如他在《黄金时代》里面写到，“既然摧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应该下山接受这种摧残。”这就是大家看到的所谓“王陈二犯”，他似乎站在更加宏观、更加俯视的角度看待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里发生的所有事件。
李银河：对于作家和时代的关系，我补充一点，真正的大文学家，绝对不写时代，他写的是人性本身。如果你写一个时代的话，过了这个时代的人们要想理解，很难，认为你写的是什么啊？那就不可能是经典。比如曹雪芹，他写的也是人性，所有的这些人，不是说写的清朝那个时代。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好作家一定要写永恒的主题，就是人性，人性中的那种爱、死，这些是各个时代的人、各个国家的人都会碰到的问题，那样你才能真正打动人心，跨越时代。
王小波的幽默和荒诞，使他腾空而起，时至今日还在俯视着我们今天的时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小说里写到王二站在树上，看到有一个人被很长的长枪捅进身体，树底下转圈的时候，他说“瞧着吧，只能发元音不能发辅音了。”这句话很能体现王小波的创作态度。他在一棵树上，朝下看着这个时代。“瞧着吧”这三个字首先是他的一种心态，或者是他的幽默，然后是“只能发元音不能发辅音”，这是冷静的、客观的、仅仅只是描述当下而不做任何评判，事实上是对于死亡的一种判定。
李银河：小波的东西里面有一种真正的幽默，与现在的那种无厘头、搞笑不同。我看到冯唐写，评判一篇文字好不好就是看能不能让人笑，而王小波让他笑了两次。我在前不久看了一遍他的《2015》，狂笑了七八次，我在美国呆了六年，回来以后得了哮喘，哮喘治好之后就不能狂笑，一狂笑哮喘就要复发，有的时候险些哮喘复发。
李银河：在中国，文学一直在政治上有敏感性。从解放以来，到文化革命的时候所有的比较有名的文学作品全都成了毒草，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名著全都是毒草。因此在中国的土壤中从来没有赋予文学应有的单纯，却成为了大家意识形态上的争议，或者说什么东西能写、什么不能写，哪个东西是资产阶级的，哪个是无产阶级的，哪个是革命的，都会这样评价。而王小波的东西不一样，他不和这些讨论对话。王朔的东西还有些解构，你有这么一套意识形态，我来解构你。而王小波对那套意识形态上的评价，一点都不在意。这些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写的是人性。
冯唐有一个评价，他觉得中国要有现代小说的话，王小波是一个好的不得了的开始。以前的有好多包括我们看着很好的作品，像赵树理的东西，比如写农村的、写土改的、《暴风骤雨》《林海雪原》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文学。我觉得冯唐挺有意思，他有一次写到他看王小波《黄金时代》的感觉，他说就像阿基米德在洗澡，突然明白了浮力的原理，就想光着屁股跑到大街上说发现了。对于小波则是他在上厕所，然后想马上跑到大街上说小说就可以这么写。
李银河：王小波是学理工的，人民大学商品系食品专业。而要是真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话，脑子里的条条框框就多了。荣格讨论关于艺术品和艺术家的关系，他说所有的艺术家只是一个工具，真正的是那个艺术品要自己爆发出来，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好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文学吧。
程耳：提到中文系的问题，这里面更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土壤实在谈不上是什么土壤，因为白话文本身就不是那么成熟的语言，我们现在说的所谓的现代汉语，它没有经历那么长时间的筛选或是淘汰，现代汉语本身也是在进步和成熟中。
其二，我们的中文写作历史很短暂，我愿意把它认定是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试图重新开始的。而你放眼世界，很难想象某一种文学经历不断的割裂，然后再重新的去书写、再去重生，这本身确实是有困难性的。我们不像西方文学，从希伯来文化到《圣经》这种宗教带给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学的滋养和文学的土壤从来没有断裂过，但是我们的文明如果往上看，我们确实经历了太多割裂。
其实在我看来，我们现在中文系学的更多的，可能是文学史或者鉴赏性的知识。从某种意义来说，文学是渗透到任何方面的。我们的谈话、我们的生活、我们谈恋爱都需要文学，所以文学是需要学的东西吗？文学好像更像是一种修养或教养，它不一定是坐到课堂里去学习的东西。有太多好的作家，并没有“学习”过写作。卡夫卡是一个公务员而已。电影上，像《骑刺刀的司机》这么好的剧本，他的搭档却是一个波兰的律师。所以文学到底需不需要学习？是一个很容易产生质疑的问题。
李银河：我记得他有一句话，写的是一个大学老师，他已经头也秃了，学生给他提意见说你怎么讲话像走丝儿似的，我记得那个小说最后一句是说“他要在绝望中活下去”，我当时看的时候还觉得，他是很悲观的人。
与其说他悲观，不如说我更悲观，他比我还乐观一点。叔本华就是一个典型的悲观主义哲学家，我后来把他叫做叔本华钟摆，他说人生在需求不得满足的时候特别痛苦，你得拼命的挣饭钱、去挣扎，生存竞争，一旦你的需求满足之后人就陷入无聊，他说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中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这是特别悲观的。你参透这一点之后，会有两个态度，一个是乐观主义，一个是悲观主义。参透之后的乐观主义是说，你怎么高兴就怎么过人生的这三万天。小波曾经说：但是在消失之前，我们要让一切先发生。我们俩恰恰是参透之后的乐观主义，选择的是能够在自己生活存在的这三万多天里头，尽量的满足所有的欲望，去感受一种狂喜。
程耳：我前一阵子听谁说的相声，说有一个人一直生活的非常优越，没出过门，60岁的时候上街，有一个人瞪他一眼，气死了。这就是因为他之前被营造、被给予了过于乐观、过于完美的世界。另外的方式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像王小波这样的方式， 我们是宇宙中的尘埃、我们只有三万多天，这种观念常常不被主流接受，因为大家认为你的思想太灰色，常常会有人跟我说你的思想很灰色，我说不是灰色，是漆黑一片你没发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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