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天来，数亿国人为阻止疫情蔓延，实行自我隔离。一些疫情较重的地方，居民只能宅在公寓楼里，几天允许一人外出购物一次，一般情况人们不能出门活动，可谓病毒把人类关进了笼子。将心比心，其内心之苦可想而知。与他们相比，我们算是幸运的。虽然也是居家自我隔离，只是停止会客，停止访友，停止聚餐。因为住在农村，本村又没有患者，人们可以到室外散步购物，看得见蓝天白云，吸得到新鲜空气。农村人口密度小于城市，不至于太过憋闷。
我们在农村生活已经十多年。我们居住的村子地处北京正北方，在六环路以外十几公里，距城区约50公里，三面环山，京密引水渠在村前流过。原来是城市远郊，现在由于城市规模扩大，显得不算太偏僻了。当然，离最近的地铁站仍然有10公里之遥。如果是上班一族，在这里居住仍显不便，但对于早已退休的我们来说，却适宜养老。
这个村过去很穷，连吃水都很困难。1990年代中期，引起评剧艺术家新凤霞的兴趣，村里盖了小院，她愿意出资购买，前来居住。村委会由此产生了兴建文化新村的设想。1998年县级人大决议，立项在此建设文化新村。于是，村里进行规划，平整了荒滩、荒地，盖了一批新房，吸引市民前来购房居住。给这些市民颁发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县土地管理局和镇人民政府都盖上了红色的大印，还颁发了荣誉村民证书，前来购房定居的市民因此吃了定心丸。画家、书法家、表演艺术家、教授、作家、学者、离退休干部、职工和从事其他行业的市民陆续前来定居。2003年非典流行，更多的市民产生了到乡间居住的愿望。不少人卖掉城里的房子，到这里居住、养老，目前已有3900多户。市民的入住，优化了村里的文化氛围，改变了村里的经济状况。市民交纳的物业管理费，成为村级经济稳定的收入来源。村民也因参与绿化、清扫、保安等，增加了就业机会。村里道路整齐，路面硬化，环境优美，果树飘香，成为北京十大最美乡村之一。农贸市场天天开放，还有公园、超市、公共浴池、养老院、书画院、快递传送站，各种服务设施日趋健全。这个村的实践，为中国城乡居民融合发展，共同奔小康，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近二十多年，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加快。无论就业机会，市场机会，还是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都向城市倾斜，越来越多的农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农民，更趋向城市定居。有的已经拥有城市户口，有的还是农村户口，但生活的重心已经到了城市。城里的房子越盖越高。因为地价不断攀升，近十年建成的住宅基本上都是高层建筑。过去，十层楼在北京都显得鹤立鸡群。现在县城开发商品房，也很少低于二三十层。高层公寓固然可以节约建设用地，但也有它的缺点。一座高层公寓，如同一艘游轮，人们共处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共用电梯，共用上下水等管道，大疫袭来，必将加大防范的难度。
本来，人口的转移，可以有另一个趋向，即城市向乡村的流动。几亿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出现了大量闲置房屋，农村呈现空心化趋势。其实，不是市民没有到乡间居住的需求，而是现行的法律和政策，没有留出市民到乡村居住养老的通道。市民到农村买房租房，称为小产权，名不正，言不顺。农民的房子，可以闭置，可以荒废，却不能让市民购买和租用。这种制度安排，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市民退休以后，带着养老金，到农村居住消费，既可以缓解城市的拥挤状态，也可以给农村带来资金，创造就业机会，这本来是农民和市民良性互动，互利双赢的好事，也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
我年近古稀，一生中经历了两次下乡。第一次是50多年前，我由北京的初中毕业生变成了下乡知青。当时和我一起卷进上山下乡洪流的同代人多达1800万。下乡手续一天办理，回城却经历了千辛万苦。这场运动的结果是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整体失败了。历史证明，依靠行政力量，强制市民变农民，此路不通。
第二次下乡是自愿的选择。最初的原因很简单，家里书多，放不下，城里的房价太高，买不起，于是选择了农村。到农村定居以后，感到空气新鲜，有利健康，生活成本也比较便宜。虽然进城办事，享受市区文化生活不太方便，但利弊相较，住在乡村成为我们自愿的行为。在这个村定居的其他市民，也有共同的感受。我们这种选择，背后没有行政力量的推动，今天也不希望行政的力量强行制止。
愿这场大疫，给今后的城乡发展，带来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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