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大部分外贸都由一个特殊的商业集团控制着，他们便是广东十三行。广东十三行生逢其时，在清朝中前期，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体，也是国际贸易的绝对中心。
清朝中期的广州西关
明朝末年中国的外贸，与欧洲殖民者的“地理大发现”进程密不可分。
作为第一个进入亚洲的欧洲殖民强权，葡萄牙通过战争和贸易获得了巨大的财富，甚至胜过西班牙对美洲的掠夺收获。然而，地理大发现的本质，其实是十字军东征的延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远洋舰队都是用耶稣会和圣殿骑士团的财富组建的，从一开始就要执行罗马天主教廷的反伊斯兰政策，并为已经衰微的十字军运动寻找东方的基督教盟友，例如欧洲中世纪传说的东方基督教统治者约翰王（原型可能是亲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国王或蒙古克烈部首领王罕）。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没有遇到基督徒和穆斯林，但是葡萄牙人一进入印度洋，就发现到处都是基督徒①和穆斯林 。事实上，瓦斯科·达·伽马能够从东非抵达印度，主要就是依靠阿拉伯领航员马吉德的帮助，他在西南亚也频频遇到来自地中海沿岸、熟悉葡萄牙人的阿拉伯商人。
瓦斯科·达·伽马等葡萄牙航海家从罗马教廷和葡萄牙王室得到的训令非常清楚：消灭沿途的伊斯兰政权、寻找约翰王等东方基督教盟友，从穆斯林手中夺取香料之路和丝绸之路，毁灭其经济基础，在穆斯林阵线背后开辟第二战场，最后从印度洋穿越红海，扑向麦加、开罗和耶路撒冷，彻底铲除伊斯兰教。换句话说，由恩里克王子创建、瓦斯科·达·伽马等葡萄牙航海家率领的不是商贸船队，而是从圣殿骑士团发展而来的海上十字军。结果，印度洋沿岸的每一个伊斯兰国家都遭到葡萄牙舰队的攻击，双方完全无法和平相处。
战争给葡萄牙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但也造成了严重的损耗。据不完全统计，在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印度后的30 年内，共有超过8 万名葡萄牙人登上远洋航船前往东方，能够返回故乡的却不到8000 人。这样的损失对当时只有100 万人口的葡萄牙来说，简直是无法恢复的惨痛损耗。同样难以恢复的，还有大航海对葡萄牙这个小国自然资源的消耗。建造远洋帆船需要大量优质木材、金属配件和帆布，而葡萄牙本土的森林和矿产都很有限，无法长期提供为在东方进行殖民统治和贸易垄断而必需的船只，大大限制了葡萄牙在东方的扩张。
在攻占雅加达以后，葡萄牙在东方的殖民扩张已是强弩之末。即便明武宗没有意外死亡，明帝国继续执行对葡萄牙友好的外交政策，葡萄牙也很难在东亚有所作为。屯门之战的失败，对葡萄牙人来说是迟早的事情。到了签订《萨拉戈萨条约》的1529 年，葡萄牙在东方的扩张已经陷于停滞状态。
瓦斯科·达·伽马觐见古里国王
与海上霸主葡萄牙相反，明帝国从不鼓励民众参与外贸。明太祖朱元璋起兵之初，曾经遭到张士诚和方国珍等东南沿海势力的强烈抵抗，朱元璋本人也不喜欢商业，一直执行严厉的重农抑商政策。1386 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审理胡惟庸案时得知，原丞相胡惟庸曾经勾结倭寇谋反，于是下令重启元朝的海禁政策，沿海“片板不得下海”，遭到沿海民众的激烈反抗。
永乐帝虽然多次派郑和等人下西洋，但都属于官方“贡赐贸易”，老百姓仍然不许参与外贸。和葡萄牙面临的问题一样，长期维持庞大的舰队，也消耗了明帝国大量的国力，仅仅是为了筹集建造船只所需的高档木材，就毁掉了中国近一半原始森林，民间怨声载道，“贡赐贸易”又是亏本买卖，到了永乐末年， 郑和下西洋已经被朝野千夫所指，到了宣德年间被迫中止。相反，葡萄牙的海外扩张虽然也消耗巨大，而且连年不止，但因为能赚大钱，因此可持续发展。
屯门海战刚结束，浙江就爆发了日本二使团的“争贡之役”，开启了倭寇侵华的漫长战争。嘉靖皇帝因此废除闽、浙二处市舶司，只保留广东市舶司，使所有贡赐贸易都在广东进行。值此倭寇横行时期，葡萄牙人与中国和日本商人都做生意，各国商船之间又不时发生流血冲突，再次引起了明朝政府的警惕。1548 年，明军以葡萄牙人袭击中国村庄为由攻破双屿，葡萄牙人从此在宁波消失了，可是真正的倭寇却在首领汪直的率领下卷土重来，以双屿为基地，给明朝造成了更大的麻烦。
残存的葡萄牙人退到福建的泉州和漳州，不久又遭到明军的攻击，余部逃回广东，来往于沿海岛屿，从事走私活动，很受当地中国民众欢迎，甚至不少地方官员都包庇他们。在这些官员看来， 葡萄牙等国商船和中国沿海民众进行的商业活动虽然非法，但性质并不比中国内陆盛行的私盐贸易更糟糕，如果完全禁止，缺乏耕地、高度依赖贸易的东南沿海百姓势必大批饿死，所以，在不危害国防安全的前提下包庇这些走私活动，既可以获得可观的佣金提成，也能让自己更受辖区民众的欢迎。
1553 年，明朝名将俞大猷在沥港重创了汪直率领的倭寇主力，汪直逃回日本。明朝政府认为，倭寇之乱已经基本平息，葡萄牙人同倭寇有根本区别，对国防构不成严重威胁，而且有益于经济，还能帮助官兵消灭海盗，于是对其态度转变。
屯门海战复原图
16 世纪中叶，已经在走下坡路的东南亚葡萄牙人惊喜地发现，“有几位中国很有势力的商家深悔不该阻止广州与外国人通商，同时广州官府方面也正积极筹款征剿广东和广西的海盗，对朝廷突然截断各关税之事极表不满……自从1554 年起，去往中国的航船是极其平安而毫无危险的……以前中葡两国失和时，葡萄牙船只一看到护卫海岸的中国军舰向它们扑过来，就立即起锚朝大洋深处逃去……”
1553 年，葡萄牙人开始在澳门居住。1555 年，一艘葡萄牙商船被允许“上广州去过二次”，出售给中国商人4 万斤胡椒，并购买了大量中国商品。据这艘船上的葡萄牙传教士巴莱多记载，当时广州“商业的利源，是被原籍广州、徽州、泉州三处的13 家商号垄断着”，因此合称“十三行”。明末十三行的商人叫作“客纲”“客纪”（原意是“旅店老板”），在他们的推动下，明朝外贸发展很快，中葡关系日渐友好。1563年，明朝政府正式允许葡萄牙人以租客的身份在澳门定居，租金定为每年500 两白银。
本文摘自《古代丝绸之路的绝唱:广东十三行》
天子南库，清政府闭关政策下仅存的海上丝绸之路，世界贸易的枢纽和清朝经济命脉，广东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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