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期间，经常有人谈到14世纪的欧洲疫情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坛巨匠薄伽丘。27年前，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讨论过薄伽丘的《十日谈》，最近重看这篇文章，觉得并未过时。现展示如下：
《十日谈》里的性文化
《十日谈》已经是一座伟大的纪念碑了。在小说史的长河里，它是一个源泉。在思想史的长河里，它是一座灯塔。在人的解放的行列里，它是一位先驱。
《十日谈》的意义如此深广，但其形式本身，却是一连串妙趣横生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大多也并非作者薄伽丘杜撰，有的已在先人之口中流传了几百年，作家不过故事新编而已。薄伽丘安排了一个情境——1348年佛罗伦萨发生了大瘟疫，十位男女青年躲到乡间别墅避灾，于是一百个故事便通过十位男女之口，用十天时间一一道来。其实，讲故事的还是薄伽丘本人。他的高明之处，不在于编排的技巧，而在于他将这些早已在民间流行多年的街谈巷议，点铁成金，使之发出人性解放的奇光异彩。
欧洲文艺复兴之前，已经历了中世纪漫漫长夜。没有歌声和笑语，只有死一般的沉寂。文艺复兴有如黎明的一道曙光，把千年长睡的人们唤醒了。文艺复兴所倡导的精神，后世称为人文精神，其实就是呼唤人的解放。以后，自由、平等、博爱、科学、民主等文明的旋律，无不是文艺复兴人文精神的变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是由一批文化巨人共同创造的。从但丁、彼得拉克、达·芬奇、米开朗其罗，直到莎士比亚，每位巨人都有各自的贡献。而薄伽丘作为巨人行列中的一员，其贡献独树一帜。
在中世纪，人是匍匐在神面前的奴隶。人怎样才能站立起来，成为自己的主人呢？人的觉醒，应当从哪里开始呢?薄伽丘提出了一个人性解放的出发点：打破性压抑。《十日谈》共一百个故事，绝大多数以性爱为主题，集中到一点，便是昭示世人：性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出发点，性文化的新生是整个文明新生的起跑线。
薄伽丘的选择惊世骇俗，却切中要害。
性关系是各种人际关系中最自然、最基本的关系。有男女，才有人类的存在，生命的繁衍。性文化的状况，不但关系到人类自身的体质状况，也关系到人类社会文明的水平。性被压抑到什么程度，社会就愚昧到什么程度；解放到什么程度，文明就可能进化到什么程度。可以说，性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支晴雨表和温度计。
中世纪之所以野蛮、愚昧、黑暗，就是因为人性受到压抑，而这种压抑首先表现为性的压抑。基督教原不是禁欲主义的，《旧约》禁止乱伦、通奸、婚前性行为，却不禁止结婚和婚内性行为。《雅歌》一节，可以说是性爱的颂歌。到了公元四、五世纪，圣奥古斯丁确立了“性就是罪”的原则，完成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体系。接着，整个中世纪欧洲，以教士独身制、苦修制为主要内容，进入了长达千年之久的禁欲主义统治期。教士不得结婚，不许有性生活。这种违反人类自身生理规律的生活方式，不能不使宗教界导向精神的畸形。要么按照教义生活，人自身走向枯萎；要么不按教义生活，人自身变得虚伪。《十日谈》的教士，无不在枯萎与虚伪之间痛苦地徘徊。这正是中世纪宗教界性生态的写照。
世俗大众，作为一般信徒，虽然可以结婚，但也处在严酷的规范之下。教义只允许俗人结婚以生儿育女为目的，而反对从性生活中获得精神的快乐。教义对性交的时机还有种种限制。《十日谈》第三天故事第十中，比萨法官钦齐卡手持历本，“旁征博引，向她的太太证明，在这些圣徒的节日里，夫妻应该虔敬神明，禁止房事。这还不算，他又添加了许多斋戒日，诸如四季斋戒日，十二门徒彻底祈祷日，以及其他千来位圣徒的节日，还有圣礼拜五啊，圣礼拜六啊，圣安息日啊，那长长的复活节的旬斋啊，还有那月圆月缺等等一大堆禁忌……说是在些日子里，夫妻都要虔诚节欲”。这里，薄伽丘不是凭空杜撰。这是有证可查的实情。公元7世纪，各种宗教节日在一年中占到215天，它们主要包括基督降临节、四旬斋、圣灵降临节、圣餐前、忏悔期、每周的四、五、六日，就是说四分之三的日子都是禁止性生活的。习俗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久而久之，一般百姓也真的把性生活当做罪恶了。只是后来，人类醒悟以后，回首反观千年长夜，才惊奇地质疑：当初人们怎么如此可怜可悲！
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热情，需要青春，需要创造，需要欢乐的年代，是一个需要新思维也能够产生新思维的年代，是一个需要挑战者也能够产生挑战者的年代。作为挑战先驱的薄伽丘，首先举起如椽大笔，向压抑着所有人的性文化禁锢举起投枪，无疑是找对了突破口。
20世纪出现的许多新的性观念，可以从薄伽丘那里找到萌芽。以后的历史表明，薄伽丘的挑战对人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啊，这正是作家的伟大之处。
面对已经延续千年的禁欲主义文化传统，薄伽丘不只是一个勇敢的挑战者，而且是一个智慧的挑战者。他不是盲目地掷出自己的投枪，而是提出一整套新的价值观，这一套新的价值观，就隐藏在一个个故事那荡漾的笑声之中，只需稍加爬梳，便可以看得很清楚。
让人性符合自然
新的性价值观的第一个基本点是让人性符合自然，在薄伽丘看来，男女之间，要相爱，要性交，是人的天性。顺应这种天性，才是合理的；违反这种天性，便是不合理的。第四天的故事之前，套了一个小故事，佛罗伦萨城里有一个名叫巴杜奇的男子，太太死后带着两岁的儿子上山修行，侍奉天主，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儿子长到十八岁，方被父亲第一次带进佛罗伦萨城。儿子第一次见世面，最感兴趣的不是别的，正是城里的姑娘。儿子问父亲，那是什么？父亲骗儿子：那是绿鹅。小伙子生平还没看见过女人，眼前许许多多新鲜事物，像皇宫啊，公牛啊，马儿啊，驴子啊，金钱啊，他全都不感兴趣，这会儿却冷不防对他的老子这么说：“亲爸爸，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去吧。”老头子后悔莫及，恍然大悟：原来自然的力量比他的教诲要强多了！是啊，男女间人生之大欲，乃为至高的自然规律，它是不应抗拒，也无法抗拒。
薄伽丘顺应自然的主张，不止是肯定男女性欲的合理，同时还肯定人追求性生活的快乐和满足。男人和女人，青年和老年，生理特点不同，性欲的需求也是不相同的。每个个体的性欲千差万别。但不同的人都有满足性欲的权利，如果社会的规范使多数个体的性欲都不能满足，那么，是应当让每个个体克制性欲呢，还是应当改变社会的伦理规范？薄伽丘用故事作出了回答。
第五天第十个故事，说的是酷爱男色的富翁彼得为遮人耳目，娶了个精力充沛、风骚入骨的姑娘。故事的结局不是让彼得受到惩罚，而是让他和年轻的妻子各得其所。这种结局本身就超越了世俗的伦理规范。作家通过主人公之口，让女性站出来申明自己的性要求和性权利。为妻的不甘冷落，与一个青年偷情，被彼得发觉，于是理直气壮地说：“即使你给我吃得好，穿得好，可是请你问问你自己的良心，你那方面待我怎样？你有多久没有陪我睡觉了？与其叫我独守空床，我倒宁愿穿得破烂，不要吃好穿好。彼得，你要知道，我既然是女人，就有女人的欲望。我既然不能从你身上得到满足，自然要去找别人，你也怪不得我。”给她出主意的老太婆说得更坦率，“人生最大的不幸莫过于辜负青春。”“别的且不说，你只要弄明白这一点就行了：女人随时都可以干这件事，男人却办不到。一个女人可以把好几个男人玩得筋疲力尽，而好几个男人却未必对付得了一个女人。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地方。所以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尽管对你的丈夫一报还一报好了。只有这样，你到了老年，你的灵魂才不会对你的肉体有所埋怨。”在禁欲主义的文化规范长期禁锢之后，这样的声音是何等振聋发聩。
让宗教符合人性
新的性价值观的第二个基本点是让宗教符合人性。《十日谈》里，修士修女们偷情的故事特别多。有人说这表现了薄伽丘的反宗教倾向。其实，生活在14世纪的薄伽丘，不是无神论者。在人人信仰基督教的社会氛围里，他也是一个基督徒。正像布克哈特在《意大利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所说：“意大利人的思想从来没有超过教士统治的范围。”薄伽丘固然伟大，但他也不例外。他并不反对宗教本身，而只反对宗教中反人性的禁欲主义倾向。他的主张，是要把人的气息注入神坛，让基督教变得富有人情味儿。
《十日谈》第三天第十个故事，说的是十四岁的天真女孩阿丽白，为侍奉上帝，独自来到人迹罕至的荒漠，遇上修士鲁斯谛科。鲁斯谛科发现阿丽白童贞未泯，于是想占便宜，引诱她性交。他编了个理由，说这叫把魔鬼送进地狱，还说这最能讨上帝的喜欢。阿丽白信以为真，并从中尝到感官的乐趣。于是反过来催促鲁斯谛科：神父，我到这儿来是为了侍奉天主，而不是来闲混的呀！我们怎么好坐着贪懒呢！快让我们把魔鬼关到地狱里吧！久而久之，以野菜清水果腹的鲁斯谛科精力不支，淘空了身子，无力奉陪阿丽白一起侍奉上帝了。
这个故事看起来荒诞不经，作家却有郑重的总结：年轻的小姐啊，所以你们如果希望获得天主的恩宠，那么快学会怎样把魔鬼送进地狱去吧，因为这回事不但挺叫天主喜欢，而且还让双方受用，好处可多着哪！”薄伽丘要把基督教变成什么样子，不是很清楚了么？
薄伽丘不能容忍的，不是宗教统治本身，而是当时宗教界道貌岸然的虚伪。神父、修女，本身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知道性交中有乐趣，却不让别人干，自己偷偷干，这是薄伽丘最鄙薄的。第九天第二个故事中，修女伊莎贝达与漂亮后生偷情，被捉奸，送到女院长乌森巴达面前受审。伊莎贝达发现平素一本正经的女院长头上系的不是头巾，而是男人的短裤，于是反唇相讥：“院长，天主保佑你，请你先把头巾扎好再跟我说话吧。”女院长出了丑，只好摘掉面具，口吐真言：“硬叫一个人抑制肉欲的冲动，却是比登天还难的事，只要大家注意保守秘密，不妨各自去寻欢作乐。”只要修士修女们坦白承认自己的情欲，作家便由辛辣的嘲讽转为宽容的微笑。只有那些自己尝着禁果，却不容别人追求性爱的假正经，作家才痛快淋漓地戳穿其老底，让他们出尽洋相。
让宗教符合人性，关键是让修道院世俗化，根本改变修士修女必须禁欲的禁严秩序。修士修女们解放了，世俗社会的解放便水到渠成。薄伽丘不是宗教领袖，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修正宗教的规矩、章程，他是一个作家，他对社会发言的方式只能是讲故事。但他的故事却对旧的伦理秩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瓦解力，唤起僧俗各界对新生活的渴望。他特别赞美修女修士们为挣脱性压抑而表现出的机智。第一天第四个故事、第三天第一个故事、第四个故事、第八个故事，第八天第二个故事、第九天第二个故事、第十个故事，都是如此。那么多修士修女，都在挖空心思偷情，旧秩序的大逆不道，不是昭然若揭了么？
让法律顺应时代
新的性价值观的第三个基本点，是让法律顺应时代。
第六天第七个故事说的是浦拉多城有一条法律，凡妇女与情人通好被丈夫发觉，一律活焚。美貌多情的菲莉芭，被丈夫撞破了奸情，丈夫利用法律要置她于死地。她走上法庭后慷慨陈词：法官，林奈度是我丈夫，昨天晚上他看见我睡在拉才利诺怀里也是真情；我十分爱他，所以几次三番地在他怀里睡过；我不愿意否认这一事实。想必你也知道，法律对于男女，应该一律看待。而法律的制定，可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这条法律是完全对着我们可怜的女人的；其实女人的本事比男人大，一个女人可以满足好多男人呢。再说，当时定下这条法律，女人并不曾同意，而且也并不曾征求过我们女人的同意。所以这条法律可以说是一点也不公平。假使你一定要根据这条不公平的法律，加害于我，你尽可以这样做。但是在你判决之前，请给我一个小小的恩典吧—一你问问我的丈夫，他每一回对我的肉体有要求，我是不是回回都依了他的？法官大人，假使他的胃口在我的身上已满足了，而我的供应却还有很多，那叫我怎么办呢?难道把它扔给狗子吃吗？与其眼看它白白糟蹋掉，那么拿来送给爱我如命的绅士，救救他的饥饿不是实惠得多吗？菲莉芭这番陈词，真是惊世骇俗之论！就是放在今天，也不难扣上一顶宣淫的大帽子。但这个故事的深刻寓意，只有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才能看得清楚。早有论者从中看出了薄伽丘关于男女平等的进步主张，这是对的，但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在这里，薄伽丘还提出了一个更富有当代意义的命题：性与法应该是什么关系？古往今来，南北东西，有人类文明的地方便有关于婚姻的法律。此时此地的法律，不同于彼时彼地的法律。在此时此地合法的行为，不等于在彼时彼地合法；彼时彼地非法的行为，在此时此地却可能合法。如基督教国家均实行一夫一妻制；伊斯兰国家里却可以一夫四妻；东方一些国家还实行过一夫多妻；而喜马拉雅山一带还实行过一妻多夫。对僧侣婚姻的限制因时因地各不相同；对男女婚前性关系的限制也因时因地因民族而异。统一的法律是没有的；永恒不变的法律也是不存在的。对于一般人来说，既定的法律，就是生活的规范，服从就是义务，不需要考虑其他。如果能对正在实行的法律加以反思，思考它是否合理，就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如果再进一步，不但思考现有的法律是否合理，而且思考应该以什么标准什么程序制定法律，那就具有法学思想家的品格了。薄伽丘就是这样一位法学思想家。他让女主人公去追问：法是谁制定的？法又是依据什么制定的？这些提问很了不起。进而作家表明了自己的主张：不是法律高于自然人性，而是自然人性高于法律。人本身才是法律是否合理的最终尺度。如果现有的法律不合乎自然人性，那么，人的便命不是忍受法律，而是修改法律，直到法律合乎自然人性为止。
让男性尊重女性
新的性价值观的第四个基本点是让男性尊重女性。
基督教文化，原是以男性为本位的文化。《圣经·创世纪》告诉人们，夏娃是亚当的一根肋骨造成的，女性是男性派生的性别。中世纪把人们窒息在沉闷的长夜里，女性又被压在最底层，薄伽丘奋起为女性的地位与权利而呐喊，不愧为石破天惊之举。
在第四天的故事开头，薄伽丘公然宣言：年轻的女士，有些非难我的人，说我不该一味只想讨女人家的喜欢，又那样喜欢女人。我公开宣布：你们使我满心欢喜，而我也极力想讨你们的欢心。我很想问问这班人，难道这也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吗？亲爱的女士，不说我们曾经多少次消受甜蜜的接吻、热情的拥抱，以及同床共枕；就光是我能经常瞻仰你们的风采、娇容、优美的仪态，尤其是亲近你们那种女性的温柔文静，这份快乐不就足够叫人明白我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吗？……要知道我天生是个多情种子、护花使者，从我小时候懂事起，就立誓要把整个心献给你们。
《十日谈》中，讲故事的十位青年有七位是女性；故事中聪明、美丽、善良、动人的形象，大多也是女性。据说，在薄伽丘的一生中，有一位女性曾对他一生产生重要影响，这就是那不勒斯国王的女儿玛丽亚。他们于1341年复活节前夜在圣罗棱索教堂相遇，一见钟情。玛丽亚不顾自己的尊贵地位和有夫之妇的身份，毅然委身于薄伽丘，七个讲故事的姑娘中，菲亚美达便暗指玛丽亚。这是否属实，学界尚无定论，可进一步研究。但这不妨碍我们确定薄伽丘护花使者的立场。这不但有菲莉芭胜诉的故事为证，第四天第一个故事绮思梦达勇于与仆人相爱，第二天第一个故事贝纳卜太太洗冤，第一天第五个故事侯爵夫人智斗法国国王，第八天第四个故事寡妇让教士出丑，都是极好的证明。
薄伽丘这种尊重女性的新价值观，使人想到中国的作家曹雪芹。有的学者已将二人作过类比。的确，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提出了“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浊气逼人的”的见解。在尊重女性方面，两位文学巨匠有相似之处。而比较《十日谈》和《红楼梦》女性观的差异，却是更有意味的命题，从中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的异趣所在。
曹雪芹赞美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在那里女儿是特指姑娘们的。只有姑娘才心地纯洁，值得推崇。如黛玉、鸳鸯、晴雯、尤三姐，到死时都是女儿身，她们或曾钟情过某一男子，但这种钟情绝不超过意淫的界限。她们与异性在肉体上是不搭界的。探春、宝钗、史湘云，都是姑娘时光彩焕发，一旦嫁了男人，便黯然失色。至于那些嫁了男人的女人们，在曹雪芹笔下，基本上都成了浊物，尽是可恶的势利小人。薄伽丘笔下那些聪明美丽的女子则相反，不论绮思梦达，还是菲莉芭，不论贝纳卜太太，还是侯爵夫人，几乎无一处女，她们的机智，正表现在善于同男性周旋；她们的刚烈，正表现在勇食性爱的禁果。婚姻和性爱不但没有使女子成为蠢物、浊物；偷情、殉情才愈发显示出性格的光彩。性爱与美，性爱与智慧，在她们身上不但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曹雪芹尊崇的女性，是婚前女性。一个女子，从发育成
熟，到结婚出嫁，只有短短的几年，在实行早婚的古代，这段光阴一见而过。在这短暂的时光里，礼教的控制可能出现漏洞，让待字闺中的女性初展其自由的天性。曹雪芹不满现实社会的乌烟瘴气，又看不到任何光明前景。只好从未出阁的女子身上寻找一丝清新的风，一缕清澈的泉。无奈，这清风终究要混入浊气，这清泉终究要溶入浊水，女性如何以健康的人格参与社会、参与婚姻，男女之间如何建立合理的性别结构，曹雪芹无法作出正面的回答，因为他眼中的前景只是满目悲凉。薄伽丘笔下的女性，则是社会化了的女性。她们不但有敢于殉情的勇气，而且有敢于同社会抗争的决心，还有改造社会现实的智慧。这样的女性，更能成为现实生活中妇女效仿的榜样。两类不同的女性在美学价值上不存住你高我低的区分，但从中可看出薄伽丘比曹雪芹对未来更富有信心。当然，这也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差异。薄伽丘虽然出生得早，但他幸运地赶上了一个大变动的年代，新文化的曙光喷薄欲出，他作为一位先觉者，很自然地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而曹雪芹虽然生得较晚，但他生于末世，在当时的大清朝还看不到新文化的曙色，我们能苛求曹公强作欢颜么？
薄伽丘去世已经六百多年了。六个世纪当中，全人类的文化变迁可谓风雷激荡，天翻地覆。文艺复兴时代萌芽的人文主义价值观，由当时的涓涓小溪，已汇成长河巨澜，荡涤了五洲四海。中世纪禁欲主义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在一片又一片土地上进了历史的博物馆。薄伽丘的思想由异端邪说变为常识。尤其在当代，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文明国度里，千千万万普通男女追求爱情的美满，性生活的快乐已被视为天经地义。六百年间，禁欲主义文化虽然有过或大或小的回潮，在某一段时间或某一片空间沉渣泛起，兴风作浪。但因为人类文化的宝库里毕竟有了薄伽丘，毕竟有了人文主义的文明火种，所以反人性的逆流总是不得长久的。
1993年写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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