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因为出版环境恶劣，我除了玩玩公众号以外，写作基本中断。疫情期间，遵温州读书报卢礼阳先生嘱咐，我回忆了第一本书的写作过程。日前拙稿见报，今略加删改与大家分享。】
我1946年出生于太原，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我也想过长大以后去干什么。当时有“工农商学兵”的说法，于是我就沿着这个分类琢磨起来。
先说工人。尽管它排行老大，是领导阶级，但我却觉得不太合适。究其原因，不外有三：第一，我们家好几代都是读书人，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工人。第二，我是个手脚很不协调的人，往墙上钉个钉子，都能砸在手上。第三，工人的工作比较单调，许多人日复一日干一种活儿，对我来说难以忍受。
再说农民。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我们家就离开农村，从此再也没有回去。所以我觉得去农村务农，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至于商人和士兵，因为受“无商不奸”和“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影响，这两个选项也被我排除在外。这样下来，“学”就成了唯一的出路。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64年高中毕业以后，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能正常升学，只好下乡插队，让根本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直到1971年，我才回城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回城之前父亲提醒我：“你不是不愿意当老师吗？”我的回答是：“只要能回来，就是掏大粪我也认了！何况，我今天是小学老师，明天就可能是中学老师，后天还可能是大学老师。”这种自信让他老人家有点莫名其妙。
随后，我果然从小学调到中学，从中学调到机关，最后在40岁的时候，终于从机关进入与大学相当的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几年后，我在单位分到一套住房，与丁东成为对门邻居。受他影响，我在1993年买了一台286电脑。于是，我写了《换笔》和《“笔耕”与“机耕”》等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和喜悦。
我这人在写文章时毛病很大，其中最主要的是思路杂乱，出手太慢。每当有个想法，拿起笔来总是不知道该怎样开头。开头以后，也是改来改去，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即便是“换笔”以后，这种毛病也没有改掉。
但是丁东却正好相反，他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只用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当天的写作计划。于是，每天上午正当我敲打键盘的时候，他就敲门进来，要和我下棋。这时，他看到我写不下去，便帮我很快写完。他对文字的把握和处理能力，对我启发很大。
除了丁东以外，谢泳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当时他是山西省作家协会所属的《批评家》杂志的编辑，我们原来并不认识，后来听同事陈坪说，谢泳自费出书送给他一本。这本书是研究报告文学的，本来不在我的兴趣之内，但其中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和清通朴实的语言，却让我获益匪浅。
丁东是1951年生人，谢泳是1961年生人，一个比我小5岁，一个比我小15岁。所谓“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时我写的文章可分为两类，一类与读书有关，比较直接的有《说读书》、《写作与交谈》、《读与讲》、《好书还愁没钱买》等等；另一类与历史人物有关，包括胡适、丁文江、竺可桢、徐志摩、任鸿隽、陈衡哲、杨振声、陈寅恪、吴宓、陈序经、刘节、张伯驹、梁思成、林徽因等人，这对我后来研究“胡适和他的朋友们”打下了初步基础。还有一批清代人物，写这些文章，有反对贪腐、以史为鉴的用意。
文章写好以后，就该考虑发表的问题了。当时还没有电子邮件，我都是用针式打印机打印出来，再找自认为合适的报刊投寄过去。最初是从把握比较大的《太原晚报》开始，逐步向外拓展，最后走向全国，以至于港台等地。
当时我们单位图书馆因为经费充足，订了许多报刊，这对我为文章寻找出路帮助很大。在此期间，我的文章先后发表在《读书》、《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东方》以及一些省市的报刊上。我原本是比较自卑的人，这让我逐渐自信起来。
因为我总是写随笔杂文，单位就有些说三道四的人。他们认为，山西社科院是学术单位，这里的研究人员就应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除此之外都是雕虫小技、歪门邪道。有人甚至在背地里说我只会在报纸上写“豆腐块”，写不了大文章。
为此，我在《话说报屁股》中写道：“我国学者治学，本来就有写读书札记、学术随笔的好传统，这不仅是做学问的基础，而且也是很好的‘报屁股’。近年来，出版界之所以争相出版五四以来一代学人的散文随笔，并深受读书界喜爱，就是因为他们在当年曾写过大量风格独特、趣味隽永的‘报屁股’。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人格、学问和情趣。奇怪的是，不知从何时起，‘报屁股’反而为如今的一些学者所不屑，所鄙夷了。结果呢，学术界竟然出现了一这么一种怪现象：写书比写论文容易，写大文章比写小文章容易。我揣测，这或许就是有些人虽不乏所谓专著，却不肯在‘报屁股’上露脸的原因吧。”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同时也是为了堵住他们的嘴，我也开始写一些比较长的文章。正在这时，周实为了创办《书屋》杂志，与王平在去北京的路上转道山西，与太原的朋友见了一面。随后，我写了《薄命如妾一书生——读潘汉年诗文选》给他们寄去，很快就刊登出来。
大约是1997年年初，长春出版社计划出一套丛书，他们向丁东、谢泳约稿，二人应约之后，还把我推荐给责任编辑邓进。我得到消息以后，觉得手头的文章不够一本书，就又写了几篇，其中包括7000字左右的《漫话张奚若》。文章完成以后，我把它寄给《书屋》，又很快面世。后来这篇文章还获得《书屋》的首届读书奖，奖品是商务印书馆的一套“汉译名著”。
当时的《书屋》影响越来越大，有直追《读书》的势头。王元化先生看到《漫话张奚若》以后，曾经打听作者是那里的人。周围的人都不晓得。直到丁东去上海拜访他的时候，才介绍了我的情况。
王先生早年在清华园长大，对张奚若有些印象。后来他在《清园近思录》后记中写道：“最近，《书屋》发表了智效民《漫话张奚若》一文，对张作了简要介绍。文中十分风趣地提到张奚若和徐志摩的交往，说‘一个是略带土气而又硬得出奇的北方老陕，一个是刚柔兼备却又风流倜傥的江南才子’。作者引用了徐对张的评语，说张是个‘硬人’，无论是说话还是写文章，都是直挺挺的。这一描述确实惟妙惟肖。”
说实话，《漫话张奚若》本来是急就章，后来能有如此反响，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
就在这一年五月，我们单位有一次评职称活动。由于狼多肉少、指标有限，竞争比较激烈。当时评定的唯一标准，就是五年来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字数。我在申报时计算了一下，满打满算不到30万字。我们单位不大，每年都要公布一份“科研成果汇总”。根据这份材料，我觉得自己的成果应该是名列前茅。没想到结果出来以后，文章达到上百万字的有好几个，其中一个居然超过300万字，每年平均60多万字。这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难怪有人说：“就是吃了泻药，也拉不出这么多吧？”
那次评职称的负责人是副院长梁中堂，具体操作的是科研的一个副处长。当梁中堂知道我有一本书刚刚出版，还没有拿到样书的时候，他眼睛一亮，建议我专程去长春一趟。我觉得这不符合我的做人原则，就没有听他劝告。结果，我在评职称中被淘汰。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淘汰，与我不愿意到科研处长那里“拜码头”有很大关系。从此，我在不做课题、不参与评奖之后，又产生不评职称的想法，合起来叫“三不主义”。
结束语
过去逛书店，特别羡慕那些能够出书的人。自从《心理的单间》出版以后，书店里也有了我的一席之地。但仔细一想，我已经是知天命的人了，虚荣心还这么强烈，实在是有辱斯文，愧对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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