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唯一的外国朋友

智效民

据说,梁漱溟毕生只有一位外国朋友,他就是“性格古怪的德国音乐家卫西琴”(见[美]艾恺《梁漱溟传》)。

梁特立独行,交友慎重。泰戈尔访华时,二人在徐志摩撮合下见了一面。泰翁对他十分欣赏,他却没有把对方引为同调。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会选择一个“性格古怪”甚至被视为疯子、骗子的人做朋友呢?

卫西琴(Alfred　Westharp)又名卫中,是一位德国银行家的儿子。由于性格古怪,妻子说他是疯子,他自己也看不惯周围的一切，于是他决意离开德国。随后,他在法国参观美术展览时发现了东方文化的魅力，在英国接受了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最后于民国初年经印度来到中国。

卫西琴说,他本来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拜,不料到了上海后却极为失望。他发现,中国人正在盲目模仿西方,从服饰、建筑到教育、音乐,到处“都是让我仇恨的”东西,至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精神,却无处可寻、无人可问。两年后，他离开上海去了日本。

过了半年,卫西琴又因为“接到北京的电报”再度来华。但是，他在北京仅仅住了三个月,就买好船票又要离开。他认为,日本已经渡过模仿的时代,“中国却正在模仿的路上”。

正在这时,严复来信挽留,原因是他要翻译卫所写的《中国教育议》。梁漱溟说,这篇译文在《庸言》报发表时,“颇为士林瞩目”；但是他读了以后,却有一种条理不清、空有慨叹的感觉。他又找到卫的其他著述反复研读,仍然是“莫窥究竟”。所以他怀疑，此人学问空疏、言之无物。

由于严复的推荐,卫西琴在天津中国教育联合会演讲多次,并与社会名流多有接触。尽管如此,他还是难觅知音,只好到保定去教音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因为痛恨军国主义，“声明改入美国籍”。

五四运动以后,卫西琴应阎锡山邀请来到山西，主持外国文言学校。该校于1919年8月成立,据1921年编纂的《山西现行政治纲要》介绍,这所学校的独特之处,一是“学生皆属十六岁以内,毕业后分送各国留学”,二是“学生每日工作二小时,盖合乎工读主义也”。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也说:这所学校“采取自觉教育法,不雇工友,学生分工料理日常生活事项。(阎)先生常莅校与卫先生研究哲学,并为学生讲话。后改为‘大通学院’”。

关于“大通”二字，梁漱溟在《介绍卫中先生的学说》中解释说：“他在教育中最要紧的意思,或其根本道理,就是感觉应当上通于心,心应当下通于感觉,往复相通不要隔离；所以他自名其在山西所办的学校叫大通学校。”

梁漱溟大约是1922年初与卫西琴订交的。1921年底,梁趁放假机会应邀来山西讲学,顺便参观了外国文言学校。一年前,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太原召开会议,卫西琴曾把《诗经》中的几章谱成乐曲让学生演奏,在会上反响不错,可惜当时梁漱溟未能与会,没有听到这种“真可以代表中国民族精神”的音乐。

这次参观,他既为卫西琴的献身精神所折服,又因该校的不同凡响而惊叹。他说:“是冬游晋,得参观先生所主办之外国文言学校。则其间所有,举不同俗，一事一物，靡不资人省味。”随后，二人经过一夜交谈,让梁完全改变以往观念。他认为卫西琴不仅非常正直,而且胸怀远大。

卫西琴大约是1925年年底离开山西的。之所以如此,用《晨报副刊》编辑的话来说,是因为他“不谙中国风情,往往措施失当”,以及他反对山西人早婚,遭到山西人反对。按卫西琴的说法,是因为太原学生“总是要人化于乐,人化于文”。

这话颇难理解,幸好梁漱溟有所解释。他说,卫的意思,是指学生只知模仿不知创造,结果是“化于外物而失掉自己”。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卫的学说过于抽象、过于晦涩,他的思想很难用准确而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因此,不要说在普通人中间,即使在学界也是和者盖寡，知音难觅。

卫西琴离开山西后又到北京,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在西郊大有庄租房……同住共学”,研讨儒家哲学与心理学,并以“每星期五为讲论之会”。经过一年相处,梁漱溟对卫西琴的学问和为人，有了进一步了解,二人友谊也日见加深。

梁认为,卫西琴不为世人接受,除了性格上的原因之外,主要是语言上难以沟通。所以,他立志要以“将来的生涯与精力,划出一部分专替卫先生(的理论)作说明的工夫”。1926年,梁开始写《人心与人生》,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975年才告完成。该书除辟有专门章节介绍“亡友卫西琴”的学说之外,其他部分也深受卫氏影响。梁甚至说,他的朋友也许是那种生前不为理解,死后才被崇敬的大人物。遗憾的是，梁的话并没有兑现，以至于卫西琴其人其事，已经被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