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结结实实被康震关于《石壕吏》的一段讲座给恶心到了。
视频如下。没耐心看视频的，也可以看后面的文字——好在视频不长，只有大概五六分钟。
康震讲座的文字版（只整理了和《石壕吏》相关的部分）：
我们这些中学校长，之所以干得非常出色很优秀，是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告诉学生，我们给他教的知识跟他有什么关系？那我现在问你：《石壕吏》跟他有一毛钱的关系么？但是我说有关系，只是没告诉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第一个问题是：石壕吏为什么要抓人？他为谁抓人？那这个答案很清楚，郭子仪的大军和安禄山的大军打了一仗，打败了。双方减员很严重。郭子仪的军队没办法，就地临时征兵。第一个要明确的，这是咱们的军队在征兵，别搞错了，不是叛军在征兵，是咱们的军队在征兵，但是它不属于常规征兵，它是属于临时紧急补充兵员。第二，石壕吏是谁？石壕吏是国家的公务员，是郭子仪的军队委派的地方部门的武装干部，到村上来完成这次紧急征兵的任务。这个人有错么？这个人没错。你不要老是把他归类为统治阶级里面的腐败分子，不是那么回事。第三，这个人征兵的态度好不好？不好。他的态度再好老百姓也没法接受，因为我三个儿子有两个已经战死了，第三个还在前线不知死活，你现在又来征兵。没得可征了。老百姓的反应正常不正常？正确不正确？完全正确。换句话说，在这个场景中，无论是国家的意志和百姓的意愿，都没有发生错误。下面一个问题是：谁将做出重大的牺牲。这个问题变了，老太太怎么办呢？如果是安禄山的军队来征兵，老太太一头撞死算了。为什么？你是叛军，这跟日军来征兵伪军来征兵（一样），我不从了。但是面对的对象，虽然这个治保主任这个武装部长，态度坏得很，但是他是政府派来的，那老太太说，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算了，我跟你们走吧。我还能给战士们做早饭呢。这个母亲他不认字，也不懂大道理，但她明白了眼前发生了什么事后，就是献出儿子再献自己，但是你不要把我儿媳妇抓走，你也不要把我小孙子饿死，因为这是我们家的根啊。那看来石壕吏听了他的建议，那好吧，你们家老头不在，那只有请你走一趟了。为什么把老头要留下，因为老头还硬朗，家里面需要这个主心骨。换句话说，这里面表达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价值观，就是当国家和民族遭遇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的老百姓还是毅然挺身而出的。你跟学生讲，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而且关系密切。……杜甫在这首诗里没有做任何的评价，他两难啊。为什么呢？他很同情老太太，又为国家的前途担忧，这怎么办呢？他只能不置一词。……我要告诉学生，杜甫的伟大在于他完全忠实于历史的真实，当他难以判断和择决的时候，他就把它忠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做判断，无意当中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场景。总结起来便是，在这场杜甫亲身经历的抓壮丁事件中：
（1）石壕吏没有错，只是态度有点不好。后来只抓老太不抓老头，很通情达理。
（2）老太太特别伟大。如果是安禄山的军队来征兵，她应该一头撞死。但当唐朝廷的军队来征兵，即便两个儿子战死，一个儿子生死未卜，她仍然选择“毅然挺身而出”。（3）杜甫很纠结，他爱大唐，也同情老太太。只好一句评价都不做，仅用诗把事情“忠实地记录下来”。这很难不让人想起1971年出版的那本《李白与杜甫》。因为那里面，也有一段关于《石壕吏》的石破天惊、使人发懵的解读。
内中说：
“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思想的脊梁，贯穿着他遗留下来的大部分的诗和文。”“诗（指《石壕吏》），完全是素描。诗人投宿在一家招商小客店里，适逢其会，遇着了这个悲剧。所写的老板娘颇有自我牺牲精神。她被拉走了，'幽咽’的当是她守寡的媳妇。店老板躲过了风险之后，逃了回来。诗人完全作为一个无言的旁观者，是值得惊异的。”“认真说，杜甫是站在'吏’的立场上的。《三吏》中所写的'吏’都不那么令人憎恨。'石壕吏’虽然比较凶，但只是声音凶而已。对于'潼关吏’，诗人还引以为同调。”“使人民遭受这样的灾难到底是谁的责任？应该怎样才能解救这种灾难？诗人却是讳莫如深、隐而不言；而是怨天恨地，只是对于受难者一味地劝解和安慰。故诗人的同情，应该说是廉价的同情；他的安慰，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按《李白与杜甫》一书的解读：
（2）老太太——书中将她的身份“考据”为小客店的老板娘——为了保全家人“颇有自我牺牲精神”。（3）杜甫根本不是在为“人民”写作，他其实和石壕吏们是一伙的，“是站在'吏’的立场上的”。同一个石壕吏，同一个老太太，同一个杜甫，在1971年的《李白与杜甫》与2021年的康震讲座里，却已是两幅完全不同的面目。
至少他知道，时代并不喜欢他的诗歌。公元769年，也就是距离去世大约只剩一年时间的那个春天，杜甫写过一首《南征》诗，内中有一句感慨：“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我写的这些诗，《石壕吏》也好，《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好，都没有人欣赏，也找不到知音。不但没人欣赏，同时代之人还批评和攻击他。虽然今人已无法知晓这些攻击的具体内容，但韩愈多年后还为杜甫抱不平，说这些批评者是愚蠢的“群儿”，是在“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可知批评的程度不低。类似的问题，不止发生在杜甫身上。白居易也曾在给好友元稹的书信中无奈叹息，说自己写贺雨诗劝皇帝改善民生，写悼念诗歌颂孔戡刚正不阿，写《秦中吟》描绘百姓们生计艰难，写《登乐游园望》感慨小人当道志士沉沦，写《宿紫阁山北村》记录军人的掳掠行径，得到的舆论回馈，便只有“众口籍籍，已谓非宜”、“尽不悦矣”、“相目而变色”和“扼腕切齿”。总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没有人要看白居易的那些“现实主义作品”。那是一个只喜欢《长恨歌》的时代。
杜甫没写过《长恨歌》这类作品。所以他生前从未得到与李白、白居易等人相近的诗坛名声。身后的“诗圣”名号，也无法阻止时代按自己的喜好去揉搓《石壕吏》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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