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逸梵（1896—1957）这名字，是她后来改的，原名叫黄素琼。素琼，是不是显得平淡无奇，也平庸乏味一些？而逸梵呢，当然更刻意、别致、精巧。假如这个叫素琼的女人甘于做随遇而安的素琼，她的人生是否会两样？当然，无论叫什么，如果她不是张爱玲的母亲，绝不会这么频繁地进入今人的视线。
来来去去像神仙
人人都爱说张爱玲父系祖辈的显赫，黄逸梵的娘家也不逊色。她祖父黄翼升曾与李鸿章一起在曾国藩麾下领军，朝廷让曾国藩从所率将领中选拔“才略素著、谋勇兼全者”升职，黄翼升逐步官至首任长江水师提督。曾国藩的奏言说：“水师事务繁重，惟翼升可以综览全局。”黄逸梵的父亲黄宗炎承袭了男爵爵位，但年仅三十岁就在广西盐法道任上去世了。黄逸梵为遗腹女，生母是从长沙乡下买回的姨太太，也很早过世。嫡母看重家世门庭，老早就把她许配给李鸿章的外孙、张佩纶的儿子，她不情不愿地嫁了。
两家倒是门当户对，但名门之后张廷重却真是糊不上墙的稀泥，一生除了靠亲戚关系短暂谋过一点闲差，基本上无所事事，抽鸦片、赌博、嫖妓、大把花钱却样样拿手，还纳又老又难看的妓女为妾，后来还被这姨太太拿痰盂打破头。他染上吗啡瘾后，更是专门雇了人来打针，医生说他注射的吗啡能够毒死一匹马。
黄逸梵1915年结婚，小两口起先跟丈夫同父异母的哥哥一家同住，家中旧俗浓厚，空气沉闷拘束，黄逸梵不免常回娘家解闷。后来终于分了家，搬到天津，丈夫却吃喝嫖赌，日益堕落放荡。是对这具行尸走肉忍无可忍，抑或也向往一个别样的世界吧，1924年，黄逸梵和小姑子张茂渊前往欧洲留学，那年她二十八岁。丈夫动员了南北各地的亲友来劝阻，最终无效。
亲戚甚至佣人都觉得难为情似的，跟外人解释，只说是小姑子远行，嫂子去作陪。说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时代不同了，留学的女子多的是：1917年，宋美龄就从美国卫斯理女子学院毕业回到上海了；1920年，陈衡哲已从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到北大任教；冰心1923年赴美国留学……有所不同的是，黄逸梵是结婚近十年的世家少奶奶，女儿四岁，儿子才三岁。船启航那天，她伏在床上哭了几个小时，心底一定有深重的灰暗和哀怨吧。她周围官宦家庭出身的旧式女子，好些人嫁的都类似《红楼梦》里的贾珍、贾琏、薛蟠之流，还不都是由着丈夫胡作非为，自己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地过了一生一世？她却不甘心跟锈迹斑驳的丈夫一起磨蚀、朽坏，偏要跟命运挣扎一番，走上一条又时髦又冷僻的新路。别的女人吵了架都只好回娘家住一阵子，却不像她，居然要漂洋过海。有人夸她是“进步女性”，也有人说她不安分。
黄逸梵走后，张廷重遂更无顾忌地沉溺于烟榻，跟姨太太志同道合地赌钱，却也一直在写信请妻子回国。后来他似乎决心痛改前非，戒鸦片，遣散姨太太。黄逸梵1928年回来，既是试图弥合婚姻，也为了儿女的教育。按她的要求，全家人搬回了上海。一双儿女觉得，母亲回家真是好啊。小煐（张爱玲）尤其欢喜：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母亲身穿缀着淡赭色花球的飘逸洋装，时尚、美丽、练达。有时候，姑姑弹钢琴，母亲练歌，还跟一个胖伯母玩笑着模仿好莱坞电影里的恋爱片段。小煐也感染了热闹和鲜丽，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幸福极了。
后来，女儿印象中的母亲，来来去去很像神仙，“来到人间一趟，又回到天庭去”。张爱玲在《童言无忌》里说：“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位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有机会和她接触……在孩子的眼里她是遥远而神秘的。”母亲和姑姑象征了一个新异的、彩色的世界，迥异于父亲那飘着鸦片味的、幽暗霉烂的一角。
可惜，张廷重故态复萌抽大烟，也不拿生活费，存心让黄逸梵将钱贴光了再也走不掉。夫妻俩差异之大、感情之薄，不可避免地纷争迭起，确实也难长待在一个屋檐下。儿子、女儿都记得，那些剧烈的争吵声里，“偶尔还夹杂着我母亲的哭声和不知是谁摔破东西的声音”。黄逸梵与丈夫从试图复合到坚决要求离婚，不到两年。她感激时代到底不一样了，离婚虽属少见，待到自己“心已经像一块木头”，绝望之极，到底还可以休了丈夫。
前往异国他乡，既有自我流放的苦澀，或许也有新鲜的风尚和未知的机缘。所以，哪怕在国内养尊处优、仆佣成群，去了国外要自己做家务，黄逸梵也宁肯一趟趟出走，“只有这样我才觉得年轻自由”。她那双缠过的小脚，穿高跟鞋、游泳、跳舞，竟然样样都不妨碍，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大脚的小姑子都不如她灵巧。
美人迟暮,珠宝易散
黄逸梵的最大软肋，是受教育程度不够。她只念过私塾，结婚后才开始学英文，出国前基础仍差，负气出走的成分更多，“留学”的准备则显然不够，出国后也未专心致志于学业。所以她深知女子念书的必要，竭力让女儿接受优质的学校教育。张爱玲带着赞美的口气说母亲是“学校迷”，她料定独子的教育不会被前夫耽误（结果张廷重因为省钱、失责，还是耽误了），千方百计要让女儿进新式学堂，“父亲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张爱玲进的上海黄氏小学、圣玛利亚女校，都是学费昂贵的教会学校。1938年，女儿逃离父亲和后母的禁锢去投奔母亲时，黄逸梵的经济状况已大不如从前，仍决定承担女儿的留学费用，张爱玲的父亲和继母还“幸灾乐祸”地笑她是“自搬砖头自压脚”。张爱玲报考伦敦大学时，母亲给她请老师补习数学，每小时课时费据说高达五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黄逸梵对艺术的兴趣和天赋传给了女儿。张爱玲自幼喜欢绘画，八九岁就学钢琴，母亲最爱问小儿女的是：喜欢绘画还是音乐？张爱玲的绘画天赋、文艺气质显然遗传自母亲。黄逸梵爱读“鸳鸯蝴蝶派”，订了《小说月报》《良友》画报等诸多杂志，坐在抽水马桶上读老舍的《二马》，看得笑出声来。当张爱玲看见母亲的英汉辞典里夹着的一朵褐色玫瑰，又听她感叹人生易老、恍若鲜花，眼泪不觉滚了下来。黄逸梵借机教育儿子：看，姐姐哭了，“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这种事才值得哭”。
张爱玲回忆，小时候有两次过马路时车流拥挤，母亲牵住了她的手，这是她极难得地被母亲牵手，感觉异样而欢喜。可惜，类似的亲密、甜蜜很稀有。
黄逸梵也关心孩子，小时候常给他们吃她认为有营养的牛油拌土豆泥和菠菜泥，每天早上让女佣把孩子抱到她床上教背唐诗；出国了也不时寄衣服、玩具回来；临行前给保姆立下规矩，每天带孩子去一趟公园；对女儿的入学、升学也很操心、负责；跟孩子见了面或写信，她讲得最多的，是有关健康、教育、教养的训话，教他们人生苦短，须锐意图强。她固然是有见识有主张的，讲的话也正确无误，可惜，她跟子女耳鬓厮磨的日子太稀少，身上又缺乏那种温软、家常的气息，他们听来就不免生硬有距离，似乎不像母亲，更像有威仪的老师。倘若当妈的全心全意、倾情竭诚，哪怕文化不高，或者贫寒一些，孩子也会感觉踏实和贴心。而一个行踪缥缈、心思淡然的母亲，就算她华丽体面、能说会道，到底像抽了棉胎的被子，只剩流光溢彩的缎面，终究单薄寒冷。
张爱玲还记得母亲离婚后将去法国时来学校看她。等母亲出了校门走远后，她“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黄逸梵没有转身看到，却应该想得到孩子那孤凄的一幕幕吧？无论是抛下幼小的儿女出国，还是在其他方面，黄逸梵都不那么肯委屈自己。1930年离婚后，她与小姑子在上海旧法租界的一幢西式大厦合租了一层房子，买了汽车，雇了白俄司机和法国厨师。亲戚们议论，房租都够买下一层房子了。后来，张爱玲在香港念大学，囊中羞涩，异常窘迫，母亲旅行到此，长期下榻的仍是高级酒店。
黄逸梵这一生，作为妻子固然失意，做母亲却真有点三心二意。大概，她太有人世飘忽的空茫感：丈夫糟朽，婚姻破碎，读书学艺皆未成，谈情说爱不可期，美人迟暮，珠宝易散……所以不免心浮气躁。她对子女自然也有关爱、付出，却时不时要提醒他们自己的不易和牺牲。强调得多了，在特别敏感的女儿眼里，爱就渐渐褪色、变味了。何况，比起爱儿女来，她显然更加自恋自爱，更在意自己的自由、感受或曰追求。然而，不知是起步太晚，还是恒心不够、心意不专，她的那些追求呢，也不曾开花结果，终究不过是拿着祖传的遗产，满世界去找感觉、找机遇（情感的、经济的）罢了。
黄逸梵本有丰厚陪奁，1922年嫡母去世后，孪生弟弟分得了房产田产，她则分了大宗古董、首饰。她每趟回国再出国，就带一两箱古董去变卖——终其一生，都没能靠自己的本领谋生立世。她在国外进了美术学校学油画、雕塑，似乎没有太大长进，虽然有人好心说她是画家。她曾经给小儿女的照片精心着色，还拿去制成漂亮的明信片，这算是她的美术创作罢。
张子静著《我的姊姊张爱玲》回忆：母亲有一次回上海，带了一个英俊的男朋友，做皮货生意的美国人，张爱玲也见过他。1939年他们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搜集马来西亚的鳄鱼皮加工成手袋等出售。1941年新加坡沦陷，美国男友死于炮火，黄逸梵在新加坡苦撑，曾一度与家人失去联系，后来她辗转去了印度，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
黄逸梵生得美，她晓得自己美，也颇为玩味这份美。张爱玲跟母亲相处的时间短，待在一起的很多时刻，似乎母亲都在对镜理妆。她们心情各异，却都眼睁睁看着镜中美人由艳丽渐渐走向干涩。张爱玲的照片，一路看过来都是清冷、孤傲的女学生、女知识分子模样；黄逸梵的眉宇间，却释放着女人的风情，是知道人人都喜欢看她的那种自赏和矜持，也有一分怅然若失。黄逸梵离家远走后，情感经历虽然丰富，理想中“坚贞的异国恋人”却也稀少，或者遇见了，却又被战火摧毁。年岁渐长，哪怕再会修饰，看着再不显老，心底还是积满落寞。张爱玲的《易经》里，母亲在香港对着女儿叹息：“年纪越来越大，没有人对你真心实意。”女儿则听得悚然一惊：“再独立再不显老的女人最后都不例外，被人性击败了。”
人家说黄逸梵是旅行家，倒也吻合，她的足迹踏遍欧、亚、非洲。不过，因为身后没有一个灯火融融盼她返回的家，她的好些旅途大概不免飘零、凄惶了一些。张爱玲在《易经》里也替母亲惋惜：“迈着她的缠足走过一个年代，不失她淑女的步调。想要东、西两个世界的菁华，却惨然落空。”
黄逸梵1948年最后一次出国，1951年在英国一度进工厂做女工制皮包。她给女儿和小姑子的信里说，想学会裁制皮革做手袋销售，好像这计划没有实现。张爱玲在《对照记》里遗憾道：“后工业社会才能够欣赏独特的新巧的手工业，她不幸早了二三十年。她总是说湖南人最勇敢。”黄逸梵1957年孤身在伦敦去世，遗物里有前夫张廷重和女儿的照片。张爱玲接收的遗产里，还包括母亲最后的一箱古董，在经济拮据时，拿去变卖了六百多美元贴补家用。
也许，黄逸梵真是生得早了。张爱玲在自传体小说《雷峰塔》里记录了母亲的感叹：十四岁时想进学堂，人家嫌大不肯收。“我们这一代得力争才有机会上学堂，争到了也晚了……坐在家里一事无成的时代过去了，人人都需要有职业，女孩男孩都一样……一看见人家重男轻女，我就生气，我自己就受过太多罪了”。
假如晚生一点、婚姻可以自主、从小就能接受系统教育，黄逸梵后来在婚姻、情感和职业上的种种不如意与尴尬，或许可以避得开吧？不过，谁知道呢。
来源：各界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王鹤
监制：田东锋
审核：刘 菁
责编：李 旌
编辑：马 娜
海报：贾 怡
来源：“各界导报”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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