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末币制坏乱，官私出入，皆罕用钱，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矣。隋、唐之世，币制稍见整饬，然贸迁亦随之加广，民间交易，仍罕用钱。为韩愈论变盐法，谓城郭之外，少有见钱，籴盐多用杂物、米谷博易是也。此等情形，终五代之世，未之有改。惟以见钱交易是一事，以钱币计价又是一事。计价究以钱为便，故虽用他物博易，计价仍多以钱。如《国史补》谓渑池道中，有车载瓦瓮，塞于隘路，有客刘颇，扬鞭而至，问曰：“车中瓮直几何？”答曰：“七八千。”颇遂开囊取缣偿之，是其事矣。近人傅安华说。职是故，史籍所载物价，以钱计者仍多。欲知当时生计情形，仍以搜集此等记载为最要也。
食为民天，故欲考物价，必当先知谷价。今试就斯时谷价见于史者征之。《新唐书·宗室传》：长平肃王叔良，武德初，镇泾州扞薛仁杲。大饥，米斗千钱。又《食货志》：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630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魏征传》云：帝即位四年，岁断死二十九，几至刑措。米斗三钱。此两条，其辞互相出入，可知其所本略同，而米价又有差异，盖上下于三四五钱之间也。《旧五代史·李琪传》：琪于同光三年（925年）上疏，言太宗时天下粟价，斗直两钱。观下引《通鉴》所载开元十三年（725年）
米粟二价之异，则知粟价更较米价为廉。琪此疏虽多误，见第十六章第三节。此语或有据也。《旧书·马周传》：周于贞观十一年（637年）上疏曰：“往者贞观之初，率土荒俭，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粟十余石。”《新书》同。此时米价，与四年（630年）似无大差。设以其所谓十余石者为十五石，米价仍为斗四钱，粟价当米价五之三，据开元十三年（725年）青齐米粟比价。则粟十五石，得钱三百六十文矣。《通鉴》：永徽五年（654年），是岁大稔。洛州粟米斗两钱半，粳米斗十一钱。粟米盖指秫米？杜陵《后出塞诗》盛称粳稻来东吴，粳盖米之最贵者也。《旧书·高宗纪》：麟德二年（665年），是岁大稔，《通鉴》作比岁丰稔。米斗五钱，麰麦不列市，麰麦，《通鉴》作麦豆。又《五行志》：永淳元年六月十二日，连日大雨，至二十三日，洛水大涨，漂损河南立德、弘敬，洛阳景行等坊二百余家，坏天津桥及中桥，断人行累日。先是顷降大雨，沃若悬流，至是而泛溢冲突焉。西京平地水深四尺已上。麦一束止得一二升，米一斗二百二十文，布一端止得一百文。国中疑当作关中。大饥。蒲、同等州没徙人家口并逐粮，饥馁相仍，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西京米斗三百已下。《通鉴》：是年四月，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幸东都。五月，东都霖雨。乙卯，洛水溢，溺民居千余家。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此二文可以互相参证。《旧志》所谓先是顷降大雨者，盖即《通鉴》所记五月东都霖雨。西京水深四尺，盖亦在是时？此即《通鉴》所谓关中先水。旱蝗当在其后，《通鉴》因水患而终言之也。然则关中米价，四月中每斗已至三百；五月盖因车驾东行，落至二百二十；旋因水患，又升近三百；其后旱蝗，则升至四百也。《旧书·郭元振传》：大足元年（701年），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旧凉州粟斛雠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绢，《新书》作缣。积军粮至数十年。其贵贱之相去，亦不翅贞观初与四年（630年）后矣。《通鉴》：景龙三年（709年），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旧书·玄宗纪》：开元十三年（725年），时累岁丰稔，东都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通鉴》云：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旧纪》：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是时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义安，虽行万里，不持兵刃。《通鉴》云：是岁，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万里不持寸兵。《新书·食货志》：天宝五载（746年），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三文亦相出入。知开元末天宝初，谷价无甚涨落。至安、史乱后而大异矣。《旧书·食货志》：肃宗乾元元年七月，铸一当十钱。又曰乾元重宝。二年（759年），又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寻而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新志》叙钱币处略同，卷五十四。而其上文曰：百姓残于兵盗，米斗至钱七千，鬻籺为粮，民行乞食者属路，卷五十一。不谓由于币制之更。案唐世虽遭饥荒，苟非围城之中，米价未有至七千者，见下。乾元二年（759年）之暴贵，必非由于兵盗可知。当时因物价腾踊，大钱之价，屡有裁损，卒皆归于当一，则不论其为重宝或重轮，人视之皆与小平钱无异。《旧志》云：人间抬加价钱为虚钱。据重轮乾元计之，所抬当得五十倍。则七千之价，实为百四十文也。《旧纪》：乾元三年四月，是岁饥，米斗至一千五百文。《新书·五行志》云：乾元三年（760年）春，饥，米斗钱千五百。是岁闰四月，改元上元。《旧纪》云：时大雾，自四月雨至闰月末不止。米价翔贵，人相食，饿死者委骸于路。《天文志》云：自四月初大雾大雨，至闰四月末方止。是月，史思明再陷东都。米价踊贵，斗至八百文，人相食，殍尸蔽地。《五行志》云：乾元三年闰四月，
大雾大雨月余。是月，史思明再陷东都，京师米斗八百文，人相食，殍骸蔽地。案四月已至千五百，加以淫雨，不应反减至八百。史家是岁之文，例皆书于岁末，疑因闰四月改元，误系四月或春末，米斗长至千五百，实在闰月之后。《李皋传》云：多智数，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郑氏以孝闻。上元初，京师旱，米斗直数千，死者甚多。皋变俸不足养，亟请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贬温州长史。言上元不言乾元，当在改元之后，足见旱灾在淫雨后，米价因此乃又自八百长至千五百，云数千则过甚之辞也。《旧书·五行志》：广德元年（763年），秋，虸蚄食苗，关西尤甚，米斗千钱。《新志》同。《旧纪》：广德二年九月，自七月大雨未止，京城米斗值一千文。蝗食田。又云：是秋，蝗食田殆尽，关辅尤甚，米斗千钱。《新书·五行志》：广德二年（764年），秋，关辅饥，米斗千钱。又云：秋，蝗，关辅尤甚，米斗千钱。《通鉴》则总书于是岁九月，曰：关中虫蝗霖雨，米斗千余钱。《旧纪》：永泰元年三月，岁饥，米斗千钱。诸谷皆贵。又云：是春大旱，京师米贵，斛至万钱。《新书·五行志》云：永泰元年（765年），饥，京师米斗千钱。《通鉴》云：是春不雨，米斗千钱。《旧纪》又云：七月，庚子，雨。时久旱，京师米斗一千四百，他谷食称是。观此及永泰元年（765年）之文，而知凡言米贵者，诸谷必皆贵矣。《旧纪》又云：大历四年八月，自夏四月连雨至此月，京城米斗八百文，官出米二万石，减估而粜，以惠贫民。《天文志》《五行志》略同。《纪》又云：五年七月，京师斗米千文。《天文志》亦同：《纪》六年（771年）云：是岁春旱，米斛至万钱。《食货志》：建中初，自兵兴已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官厨无兼时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谷按穗，以供禁军。《本纪》：贞元元年二月，河南、河北饥，米斗千钱。《新书·五行志》：是年春，大饥，东都、河南、河北米斗千钱，死者相枕。《旧纪》言是月丙寅朔，遣工部尚书贾耽、侍郎刘太真分往东都、两河宣慰，盖即为是？《旧纪》以河南苞东都，《新志》则析言之也。《新书·李晟传》：晟言李怀光不可赦云：“今河中米斗五百，刍藁且尽，人饥死墙壁间。”《通鉴》系其事于是年四月，则河中屯兵虽多，战事迫在眉睫，米价犹仅半于河南北矣。《旧纪》：贞元二年五月丙申，自癸巳大雨，至于兹日。饥民俟夏麦将登，又此霖澍，人心甚恐，米斗复千钱。《新书·五行志》亦云：是年五月，麦将登而雨霖，米斗千钱。观《旧书》之文，则自此以前，西都米价，已尝升至千钱矣。《旧书·张孝忠传》云：贞元二年（786年），河北蝗旱，米斗一千五百文；复大兵之后，民无蓄积；饥殍相枕。孝忠所食，豆 而已。则是岁河北米价，又较元年（785年）春间为贵也。《通鉴》：贞元三年七月，上复问李泌以府兵之策。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今粟斗直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籴，未暇议复府兵也。”泌事多出其子繁造作，不足信，说已见前，然造作之说，亦必以当时情势为据，故仍可考米价也。《通鉴》又云：自兴元以来，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案景龙元年（707年）米斗百钱，史家已以为贵，此时币价，当倍蓰于景龙，而百五十钱，已须和籴者。谷贵既久，虑其骤贱伤农也。《通鉴》：贞元八年（792年）又载陆贽论边储之语，谓江淮斗米钱百五十，而京兆诸县七十，请减来岁之运，今京兆加价以籴，而以停运之米于江淮减价以粜，详见第二十章第二节。足见斗百五十之价，于京兆为贱者，于江淮仍为贵。盖因有无不能相通，故各处米价，差异殊甚也。《通鉴》元和元年（806年）云：是岁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钱者。唐代米价见于史者，当以是为最廉。《新书·吴武陵传》：长庆初，窦易直以户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盐北边，会表置和籴贮备使，择郎中为之。武陵谏曰：“今缘边膏壤，鞠为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价四十，而无逾月积，皆先取商人，而后求牒还都受钱。
脱有寇薄城，不三旬便当饿死。何所取财，而云和籴哉？”则长庆初之米价，又落于贞元时矣。《旧纪》：长庆四年七月丁卯，敕以谷贵，凡给百官俸内一半合给匹段，今宜给粟，每斗折钱五十文。折价或较实价为低，相去当不甚远，武陵以四十为昂，其无足怪。《旧纪》：光启二年五月，是月，荆南、襄阳仍岁蝗旱，米斗三十千，人多相食。《新书·五行志》云：光启二年二月，荆、襄大饥，米斗三千钱，人相食。卷三十五。又云：光启二年（886年），荆、襄蝗，米斗钱三千，人相食。卷三十六。《旧纪》盖衍十字？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杀朱友恭、氏叔琮，《新书·奸臣传》曰：是时洛城旱，米斗直钱六百，军有掠籴者，都人怨，故因以悦众，执友恭、叔琮斩之。《通鉴》：天成二年（927年），是岁，蔚、代缘边粟斗不过十钱。以上为唐、五代时谷价见于正史及《通鉴》者。唐代钱价颇贵，中叶后尤甚，见第十九章第四节。则前后谷价，虽为数相同，又不能视同一律矣。计然云：“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今观唐史之文，开元米斛仅二百，则以为贱，景龙时斗值百钱，则以为贵，其相去之远，亦颇近之。盖谷价虽贵，利多入于贵庾之家，农民所得，恒不过最下之价，故虽上腾未必丰乐，虽反贱亦勉可自活也。
《旧书·鲁炅传》：保南阳郡，为贼所围。城中食尽，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斗至四五十千，有价无米。鼠一头至四百文。饿死者相枕藉。《安禄山传》：庆绪自十月被围至二月，城中人相食。米斗钱七万余，鼠一头直数千。《黄巢传》：中和元年（881年），时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人。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官军皆执山砦百姓鬻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高骈传》：光启三年（887年），毕师铎囚骈。扬行密攻城，城中米斗五十千，饿死大半。《旧五代史·僭伪列传》：九月，秦、毕害高骈于幽所。行密攻围弥急。城中食尽，米斗四十千。居人相啖略尽。十月，城陷。秦、毕走东塘。行密入广陵。辇外寨之粟，以食饥民。即日米价减至三千。《新书·五行志》；光启三年（887年），扬州大饥，米斗万钱；盖亦在此时，实非因饥荒也。《新书·陈儒传》：秦宗言来寇，张瑰固垒二岁，樵苏皆尽，米斗四十千。计抔而食，号为通肠。疫死者争啖其尸，县首于户以备馔。军中甲鼓无遗，夜击阖为警。《新五代史·李茂贞传》：天复元年（901年），韩全诲等与李继筠劫昭宗幸凤翔，梁军围之逾年，茂贞每战辄败，闭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尽。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米斗直钱七千。至烧人矢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肉斤直钱百，狗肉斤直钱五百。《旧五代史·僭伪列传》：刘守光进攻沧州，沧州宾佐孙鹤、吕兖已推守文子延祚为帅。守光攻围累月。城中乏食，米斗直三万。人首一级，亦直十千。军士食人，百姓食墐土。驴马相遇，食其鬃尾。士人出入，多为强者屠杀。《新书》云：兖等率城中饥民，食以麹，号宰杀务，日杀以饷军。以上皆围城中米价可考者：最昂者为七万，盖米价至是，能买者已极少，过此则更无能买者，价亦不必列矣。《鲁炅传》云有价无米，说恐未确，果无米，安得有价？盖能买者极少，故人不见其有米耳。
布帛之价，开、天时绢匹与米斛齐等，似近乎平。何者？人生所须，莫急口实，故李悝尽地力之教，论农夫用度，一以粟米为主。《新书·食货志》载肃、代时议钱币者之语：谓自天宝至今，户九百余万。《王制》上农夫食九人，中农夫七人，以中农夫计之，为六千三百万人。少壮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费米百二十六万斛，岁费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万斛，而衣倍之，吉凶之礼再倍，当米十三万六千八十万斛。此说颇得李悝遗意。其计凡民用度，总数约三倍于口实，盖据当时事实立言。《新书·严郢传》：杨炎请屯田丰州，郢奏：请以内苑莳稻验之：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给钱月八千，粮不在；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县共之。计一农岁钱九万六千，米七斛二斗。大抵岁僦丁三百，钱二千八百八十万，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终岁获不酬费。岁食七斛二斗，正日得二升。别给钱九万六千，盖以备衣及他用。京西戍卒十七万。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人月得一石，日得三升余，盖民以少壮相均，而兵则皆壮者。远戍者之所食，固应略优于家居之民，而衣赐别在其外，亦犹之雇农别有庸钱也。《旧书·地理志》言开元时，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大凡镇兵四十九万人，每岁经费，衣赐则千二十万匹段，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千二百一十万。下列各镇经费详数，亦以粮食、衣赐分言，但不能具耳。然则唐世工赀，大约三倍于口实，盖亦据实际而定。租庸调之法，不役者日为绢三尺。《唐律·名例》亦云：平功庸者，一人一日为绢三尺。绢以四丈为匹，设使价与米斛齐等，则以三尺易米，可得七升半，故曰其价似近于平也。布价固当廉于绢，然如永淳元年（682年）之价，匹仅得钱六十六文，布以六丈为端，四丈为匹。则亦太廉。盖因人急口实，故其价远落经价之下矣。绢有上中下，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九章第一节，《唐律·名例》：诸平臧者，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则唐绢亦分上中下。不役者日为绢三尺，当据上绢言之？然则工赀亦当准上绢论直也。工赀三倍于口实而有余，似足自给。然七口之家，不必皆能力作，设使一夫所入，侔于律之所定，而其妇半之，共得一斗一升余，少壮相均，日食且不足矣。况不能日日有作乎？短工即如此。故受雇于人者，终不能免于贫困也。
《新书·食货志》：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略廉于其时之斗米。《志》又云：第五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旧书·德宗纪》：建中三年五月丙戌，增两税盐榷钱，两税每贯增二百，盐每斗增一百。贞元四年（788年），淮西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自此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每斗为钱三百七十。江淮豪贾射利，或时倍之。则斗为钱七百四十，几于史思明陷东都时之米价矣。又云：其后军费日增，盐价寖贵。有以谷数斗，易盐一升。顺宗时，始减江淮盐价，每斗为钱二百五十。河中、两池盐斗钱三百。其后盐铁使李锜奏江淮盐斗减钱十以便民。未几复旧。自有禁榷以来，恐未有卖价高于成本如此其甚者也。《旧五代史·食货志》：晋天福中，将食盐钱分配人户，任人逐便兴贩，盐货顿贱。去出盐远处州县，每斤不过二十文，近处一十文而已。
唐之榷酒，始于建中三年（782年）。《新书·食货志》云：斛收直三千。寻以京师四方所凑罢榷。贞元二年（786年），复禁京城、畿县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钱百五十。免其徭役。独淮南、忠武、宣武、河东榷曲而已。《旧书·德宗纪》：贞元二年十二月壬申，京城畿内榷酒。每斗榷钱一百五十文。蠲酒户差役。从度支奏也。酒之成本几何不可知，恐所加亦必甚巨矣。曲价惟五代时可考。《旧五代史·唐末帝纪》：清泰二年正月，三司奏添征蚕盐钱，及增曲价。先是曲斤八十文，增至一百五十文。《晋高祖纪》：天福元年十一月，改元赦诏，曲每斤与减价钱三十文。
《新书·兵志》：凡发府兵当给马者，官与其直市之。每匹予钱二万五千。此盖马之平价？又云：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天下以一缣易一马。此盖马价最贱之时？《旧书·回纥传》：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此时马价未知如何，然中国所失，必甚巨也。
《新书·食货志》云：代宗时，回纥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量竭，岁负马价，匹亦不过十万余耳。
《旧五代史·唐明宗纪》：天成二年三月，诏所在府县纠察杀牛卖肉。犯者准条科断。其自死牛即许货卖，肉斤不得过五钱。此肉食之价可考者。
《旧书·皇甫镈传》：宪宗时，内出积年库物付度支估价。例皆陈朽，镈尽以善价买之，以给边军。罗縠缯采，触风断裂，随手散坏。军士怨怒，皆聚而焚之。裴度奏事，因言边军焚赐之意。镈因引其足奏曰：“此靴乃内库出者，臣以俸钱二千买之，坚韧可以久服。所言不可用，皆诈也。”帝以为然。由是镈益无忌惮。唐史言镈事多诬，前已论之。所言靴价，却可考当时衣着之直也。
《旧书·李实传》：贞元十九年（803年），为京兆尹。二十年（804年）春夏，关中大歉。实方聚敛进奉，以固恩宠。百姓所诉，一不介意。因入对，德宗问人疾苦。实奏曰：“今年虽旱，谷田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无告，乃彻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优人成辅端，因戏作语为秦民艰苦之状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硕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此盖瓦、木最贱之价？然《韦思谦传》：子思立谏中宗云：“比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良吏·吕諲传》：殁后岁余，江陵将吏合钱十万，于府西爽垲地大立祠宇，四时祠祷。则祠庙之不甚宏丽者，所费亦不过自三万至十万耳。
时人用度之数，杂见史传者：《旧书·孟郊传》；郑馀庆镇兴元，奏为从事，辟书下而卒，余庆给钱数万葬送。《新书·隐逸传》：卢鸿卒，玄宗赐以万钱。此丧葬之费也。《旧书·玄宗纪》：开元六年十一月，诏内官、外官三品已上有庙者，各赐物三十匹，以备修祭服及俎豆。此祭祀之费也。又《敬宗纪》：长庆四年十月，宗正寺选尚县主婿二十五人，各赐钱三十万，令备吉礼。《新书·韦皋传》：善拊士，至虽婚嫁皆厚资之。婿给锦，女给银涂衣，赐各万钱。又云：死丧者称是。此婚嫁之费也。士夫、将吏如此。其赐平民者：《隋书·炀帝纪》：大业四年正月，帝在东都，赐城内居民米各十石。《旧书·高宗纪》：贞观二十三年八月，河东地震，诏遣使存问，给复二年，压死者赐绢三匹。《新书》同。又永隆元年九月，河南、河北诸州大水，遣使振恤，溺死者官给棺槥，其家赐物七段。《新书·高宗纪》：开耀元年八月，以河南、河北大水，溺死者赠物，人三段。《旧书·顺宗纪》：即位后，百姓九十已上赐米二石，绢二匹。百岁已上赐米五石，绢二匹，绵一屯。《新书·太宗纪》：贞观三年三月，赐孝义之家粟五斛，八十已上二斛，九十已上三斛。百岁加绢二匹。妇人正月已来产子者粟一斗。十五年四月，赐民八十已上物。独鳏寡疾病不能自存者米二斛。《宪宗纪》：元和元年六月，赐百姓有父母、祖父母八十已上者粟二斛，物二段，九十已上粟三斛，物三段。《玄宗纪》：天宝七载五月，群臣上尊号，赐京城父老物十段。此等皆因赏赐赠遗之数，而略可推想其时用度之数者也。唐世钱少，民间交易，用钱者盖寡，故赐平民亦绝不用钱。《旧书·李峤传》：则天将建大像于白司马阪，峤上疏谏曰：“造像钱见有一十七万余贯，若将散施，广济贫穷，人与一千，济得一十七万户。”当时钱少而贵，凡受赐以钱者，自后世观之，数若甚菲，而其实则颇厚也。《新书·张玄素传》：玄素上书太子承乾曰：“今上以殿下父子亲，故所资用不为限节。然诏未六旬，用逾七万，骄奢无艺，孰过于此？”六旬用逾七万，日亦不过千余耳。《旧书·彭偃传》：大历末，东川观察使李叔明请澄汰佛道，偃献议：言“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此似甚觳，然设谓口实岁得万八千，则月得千五百，日食二升，升二十五钱，在当时粜价不为下矣。千钱济得一穷户，非虚言也。
唐景思为边将，为奴所诬，自白云：有钱十千为受外赂。已见第十六章第三节。可见是时虽将吏家，存钱亦不多也。《新书·员半千传》：咸亨中上书自陈，言臣家资不满千钱，有田三十亩，粟五十石，闻陛下封神岳，举豪英，故鬻钱走京师。此与汉贡禹自言家赀不满万钱，又云有田百三十亩者同。见《秦汉史》第十五章第一节。可见唐时计赀，田宅及力耕所得，仍在其外。故虽无赀，亦足自立。《旧书·文苑传》：唐次子扶，为福建团练观察使，卒于镇。仆妾争财，诣阙论诉。法司按劾其家财十万贯，归于二妾，时论非之；宜矣。扶事《新书》见《唐俭传》云：奴婢争财，有司按其赀至十余万，时议嗤薄之。十余万，当作十余万贯。《新五代史·唐家人传》：明宗侄从温，为忠武军节度使，诬亲吏薛仁嗣等为盗，悉籍没其家赀数千万。此虽非一人，然其赀亦不薄矣。
置产业者，费钱亦不甚多。《旧书·德宗纪》：贞元五年三月，诏以李怀光外孙燕八八为左卫率府冑曹参军，赐姓名曰李承绪。仍赐钱千贯，俾自营居业。《怀光传》载诏文云：“任于怀光墓侧置立庄园，待养怀光妻王氏，并备四时享奠之礼。”盖已逾于中人之产矣。《新书·魏征传》：太宗赐以兰陵公主园，其值百万。一园即值千贯，其实可谓厚矣。《旧书·德宗诸子传》：十一县主同月出降，各给钱三百万，使中官主之，以买田业。则又倍于燕八八之赐。
富人赀产之数，略可考见者：《旧书·李义府传》云：阴阳占候人杜元纪为义府望气，云所居宅有狱气发，积钱二千万，乃可厌胜。义府信之，聚敛更急切；此徒以钱币言。《韩弘传》云：弘镇大梁二十余载，四州征赋，皆为已有，未尝上供，有私钱百万贯，粟三百万斛，马七千匹；亦尚未及田宅等也。义府权相，弘骄将，固不足论，然寻常士大夫，家赀亦不可云菲。李元素与妻离绝，诏令与之钱物五千贯，见第十六章第一节。其家产必倍蓰于此可知。《旧书·高宗纪》：咸亨元年（670年），是岁，天下四十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关中尤甚。二年二月，雍州人梁金柱请出钱三千贯，振济贫人。能出见钱三千贯，其赀财田宅，必十倍于此，又可知也。此盖富民。《玄宗纪》：开元二十二年三月，没京兆商人任令方资财六十余万贯。《元稹传》：稹自叙曰：“分莅东都台，汴州没入死商钱且千万，类是数十事，或移或奏皆主之。”《王处存传》：“京兆万年县胜业里人。世隶神策军，为京师富族。财产数百万。父宗，善兴利，乘时贸易，由是富拟王者。”此等则皆商人也。当时豪富人，颇有输财以佐公家之急者，盖名器犹存，以获褒赏为荣也。《旧书·郝处
俊传》：侍中平恩公许圉师，处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达于时。又其乡人田氏、彭氏以殖货见称。有彭志筠，显庆中，上表请以家绢布二万段助军。诏受其绢万匹，特授奉议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间语曰：“贵如许、郝，富若田、彭。”此商人也。《严震传》：世为田家，以财雄于乡里。至德、乾元以后，震屡出家财以助边军。此则地主富农之流也。
《德宗纪》：建中三年（782年），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以军兴庸调不给，请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国用济矣。判度支杜佑曰：“今诸道用兵，月费度支钱一百余万贯。若获五百万贯，才可支给数月。”今若以借二十大商可得五百万贯，则每商当出二十五万贯；若借十大商，则每商当出五十万贯矣。《通鉴》云：请括富商钱。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计天下不过借一二千商，则数年之用足矣。若以所云数年者为三年；则月费百万缗，当得三千六百万缗；借诸千商，商当出三十六万缗；借诸二千商，商当出十八万缗也。后仅行诸京畿，得钱八十万贯，而人有自缢者。论史者咸病其诛求之酷。然其后元和十二年（819年）颁藏钱之禁，大和四年（830年）复申之，钱十万贯已下，限一周年内处置毕，二十万贯已下，限二周年内处置毕，详见第十九章第四节。此令遍及一切人等，而其限数如此，岂有京畿无一二十大商，海内无一二千大商，能出数十万缗者？然则韦都宾、陈京之策，谓其不易行或竟不能行则可，谓其億度商人訾产之数有误，固不可也。安重诲之死也，疏其家财不及数千缗，而史以为廉，宜矣。世岂有终 其钱，不出之以市田宅、事兴举者？挟厚赀以事兼并，民又安能与之哉？
论稍入，平民之与贵人，亦相去甚远。自居易与元稹书云：“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子矣。”一月之入，过于一僧终岁衣食之费，其能施及家人固宜。《旧书·常衮传》：与杨绾同掌枢务。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绾与衮奏请加之。时韩混判度支。衮与混各骋私怀，所加俸料，厚薄由己。时少列各定月俸为三十五千。混怒司业张参，止给三十千。衮恶少詹事赵惎，遂给二十五千。太子洗马，实司经局长官，文学为之贰。衮有亲戚任文学者，给十二千，而给洗马十千。有轻重任情，不通时政，多如此类。当时定俸，轻重是否失当，今难质言，然月得三十五千，亦侔于一僧终岁衣食所费矣。故衮等犹以为厚而欲裁减之也。《传》又云：绾弘通多可，衮颇务苛细，求清俭之称，与绾之道不同。其实绾徒能清俭，衮则更能综核，以政事论，或更胜于绾也。又云：无几绾卒，衮独当政。故事，每日出内厨食以赐宰相馔，可食十数人，衮特请罢之。迄今便为故事。又将故让堂封，同列以为不可而止。议者以为厚禄重赐，所以优贤崇国政也，不能当辞位，不宜辞禄食。然则贤者当叨忝禄食邪？田弘正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日费约二十万。见第八章第四节。而董秀告陈少游，月费乃过千贯。见第六章第四节。裴冕兼掌兵权留守之任，俸钱每月二千余贯。《旧书》本传。陈少游初结元载，年馈金帛约十万贯。而郭子仪岁入宫俸二十四万贯，私利犹不在焉。亦见《旧书》本传。以钱计者如此。锡以物者，卢鸿还山，岁给米百斛，绢五十，府县为致其家，亦十余人食也。《旧书·德宗纪》：贞元二年正月，诏以民饥，御膳之费减半。宫人月供粮米，都一千五百石。飞龙马减半料。若人月食六斗，则宫人当得二千五百矣。又帝即位后，郭子仪加号尚父，月给一千五百人粮，马二百匹草料，人月食六斗，亦当得九千也。《宪宗纪》：元和八年十月，敕张茂昭立功河朔，举族归朝。如闻身殁之后，家无余财，宜岁赐绢二千匹。准开、天时匹绢与石米齐价，亦岁得二千石矣。
豪富人用度之侈，亦殊骇听闻。《隋书·文献独孤皇后传》：突厥尝与中国交市，有明珠一箧，价值八百万。《旧唐书·五行志》：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凡造两要，一献韦氏，计价百万。德宗时，十一县主同月出降，各给费三百万买田业，不得侈用。其衣服之饰，使内司计造，不在此数。是时所司度人用一笼花，计钱七十万。帝损之，及三万而止。《新书·柳公绰传》：孙玭，尝述家训以戒子孙曰：“王相国涯居位，窦氏女归请曰：玉工货钗，直七十万钱。王曰：七十万钱，岂于女惜？但钗直若此，乃妖物也，祸必随之。”《旧书·李光进传》：光颜攻吴元济，韩弘为汴帅，恶其力战，阴图挠屈，遂举大梁城求得一美妇人，饰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计费数百万，令使者送遗光颜。妇人之饰如此，其侈已可骇矣，犹可说也。王毛仲为人苍头，玄宗以钱五万买得：颜杲卿妹及子泉明女流落贼中，泉明求之，索购钱俱不过三万；皆见《旧书》本传。而裴冕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则畜价百倍于人矣。一僧岁衣食不过三万，而赵岩一饮食必费万钱。《旧书·代宗纪》：大历二年二月，“郭子仪自河中来朝。宰臣元载、王缙，左仆射裴冕，户部侍郎第五琦，京兆尹黎干各出钱三十万，置宴于子仪之第。三月，鱼朝恩宴子仪、宰相、节度、度支使、京兆尹于私第。乙亥，子仪亦置宴于其第。戊寅，田神功宴于其第。公卿大臣列席于坐者百人。子仪、朝恩、神功一宴费至十万贯”。《新书·吴凑传》：兄子士矩，开成初为江西观察使，飨宴侈纵，一日费凡十数万。《旧五代史·苏逢吉传》：尝于私第大张酒乐，以召权贵，所费千余缗。岂特谚所谓“富人一席酒，穷汉半年粮”哉？
史万岁从杨素平江南，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寂无声闻者十旬，素上其事，隋高祖不过赐其家钱十万。而梁睿平王谦，赐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两，银三千两。王长述时为信州总管，谦使致书，长述执其使，上其书，又陈取谦之策，亦前后赐金五百两。韦师为山东河南十八州安抚大使，奏事称旨，赐钱二百万。唐太宗赏玄武门之功，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万匹。齐王府财币器物，封其全邸，尽赐敬德，此皆兴亡之际，固难以常理论。然隋文帝一幸高颎第，而赐钱百万，绢万匹，与史万岁十万之赐，相去何其县殊？犹曰：“颎久参密勿，宣力有年也。”唐太宗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张行成谏，太宗善之，赐名马一匹，钱十万，衣一袭，此徒以一言，已侔于万岁转战千里之赐。长乐公主将下降，帝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征谏，上然其言，入告长孙皇后，后使赍钱四十万、绢四百匹诣征宅以赐之，则更远过于行成矣。岂真贵口舌于汗马之劳哉？赐达官者以贵人之所人为准，赐下吏者以平民之所入为准也。亦可推见二者之差矣。韦绶授山南东道，辞日诉家贫，请赐钱二百万，则竟公然以为乞请矣。
赏赐如此，赠遗亦然。《旧书·陆贽传》：为郑县尉。罢秩东归省母，路由寿州，刺史张镒有时名，贽往谒之。镒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见与语，遂大称赏，请结忘年之交。及辞，遗贽钱百万。贽不纳，惟受新茶一串。《新书·白居易传》：田布拜魏博节度使，居易持节宣谕，布遗之五百缣。诏使受之，辞曰：布父仇国耻未雪，人当以物助之，乃取其财，义不忍，方谕问旁午，若悉有所赠，则贼未殄，布资竭矣。诏听辞饷。《旧五代史·孔崇弼传》：天福中，迁左散骑常侍。五年（940年），诏令泛海使于杭越。先是浙中赠贿，每岁恒及万缗。时议者曰：“孔常侍命奇薄，何消盈数。有命即无财，有财即无命。”明年，使还，果海中船坏，空手而归。《新书·郝处俊传》：十岁而孤。故吏归千缣賵之，己能让不受。处俊父为滁州刺史。《韩思复传》：岁饥，京兆杜瑾以百绫饷。思复方并日食，而绫完封不发。《冯宿传》：弟定，与宿齐名，于 素善之。在襄阳，定徒步上谒。吏不肯白，乃亟去。闻，斥吏，归钱五十万。定不受。此诸饷遗，并不为菲。惟高尚、李齐物为新平太守，荐诸朝，仅赆钱三万。《新书·逆臣传》。盖寒士道途之费，原不过如此也。然苟能广游诸侯间，裒其所得，仍不为菲。《旧五代史·郑云叟传》：唐昭宗朝，尝应进士举，不第，因欲携妻子隐于林壑，其妻非之，不肯行。云叟乃薄游诸郡，获数百缗，以赡其妻，辞诀而去；则其事矣。
当时为人作文字者，获报颇丰，亦赠遗之类也。《旧书·张嘉贞传》：为定州刺史。至州，于恒岳庙中立颂。嘉贞自为其文。岳祠为远近社赛，有钱数百万。嘉贞自以为颂文之功，纳其数万。史书此事，意盖讥其不廉？ 《新书·韩思彦传》：客汴州。张僧彻者，庐墓三十年，诏表其闾，请思彦为颂，饷缣二百，不受。时岁凶，家窭甚，僧彻固请，为受一匹。获旌表者多非悃愊之士，已见第十六章第二节。思彦之不受，盖亦以此？《李绛传》：兴安国佛祠，吐突承璀请立石纪圣德焉，欲使绛为之颂，将诒钱千万。绛上言，请罢之。帝悟，命百牛倒石。承璀盖亦以货取也？《韦贯之传》：裴均子持万缣请撰先铭，答曰：“吾宁饿死，岂能为是哉？”《司空图传》：王重荣父子雅重之，数馈遗，弗受。尝为作碑，赠绢数千。图置虞乡市，人得取之，一日尽。亦皆视为不义之财。《皇甫湜传》：为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数忤同省。求分司东都。留守裴度，辟为判官。度修福先寺，将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浞而远取居易，请从此辞。”度谢之。湜即请斗酒。饮酣，援笔立就。度赠以车马、缯采甚厚。湜大怒曰：“自吾为顾况集序，未尝许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缣。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羁之才也。”从而酬之。此以狂文其贪耳。《五代史补》云：钟传虽起商贩，尤好学重士。江西士流有名第者，多因传荐。四远腾然，谓之英明。诸葛浩素有词学，尝为泗州馆驿巡官。仰传之风，因择其所行事赫赫可称者十条，列于启事以投之。十启凡五千字，皆文理典赡。传览之惊叹，谓宾佐曰：“此启事每一字可以千钱酬之。”遂以五千贯赠，仍辟在幕下。此尤谄谀不足道矣。
臧贿之可考者，数亦颇巨。《隋书·刘行本传》：雍州别驾元肇言于高祖曰：“有一州吏，受人馈钱三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车之始，与其有约。此吏故违，请加徒一年。”则臧不及千，罪已颇重，然史之所载，其数乃有十百千万于此者。杜黄裳纳高崇文赂四万五千贯，乃荐之讨刘辟。弓箭库使刘希先，取羽林大将军孙璹钱二十万，以求方镇，事发赐死，辞相告讦，事连吐突承璀。李齐运荐李锜为浙西观察使，受赂数十万计。王锷在河东，用钱数千万赂遗权幸，求兼宰相。《旧书·李藩传》。伊慎为金吾卫大将军，以钱三千万赂宦人，求帅河中。皆以赂求官者也。婺州刺史邓埏，坐臧八千贯，湖南判官马彝，举属令臧罪至千贯。《旧书·窦参传》。窦易直为京兆尹，万年尉韩晤奸臧事发，易直令曹官韦正晤讯之，得臧三十万。宪宗意其未尽，诏重鞫，坐臧三百万。易直以贬金州。陈子昂，县令段简闻其富，欲害之，家人纳钱二十万，令薄其赂。捕送狱，竟死狱中。浑瑊子鐬，累擢至丰州刺史，坐臧七百万。此地方官之臧贿也。崔元略任京兆尹，为桥道使，造东渭桥，被本典郑位、判官郑复虚长物价，抬估给用，不还人工价直，率敛工匠，破用计臧二万一千七百九贯。杨虞卿为吏部员外郎。大和二年（828年），南曹令史李 等六人伪出告身签符，卖凿空伪官令赴任者六十五人，取受钱一万六千七百三十贯。虞卿按得伪状，捕 等移御史台鞫劾。称六人共率钱二千贯与虞卿厅典温亮，求不发举伪滥事迹。此下吏之臧贿也。金部员外郎韩益判度支案，子弟受人赂三千余贯，半是拟臧。《旧书·归崇敬传》。则又家人藉势而受臧贿者也。唐玄宗时，中人出使受贿之多，已见第五章第一节。《旧书·郑余庆传》云：自至德已来，方镇除授，必遣中使领旌节就第宣赐，皆厚以金帛遗之，求媚者惟恐其数不广，故王人一来，有获钱数百万者。《孟简传》：简在襄阳，以腹心吏陆翰知上都进奏，委以关通中贵。翰持简阴事，渐不可制。简怒，追至州，以土囊杀之，且欲灭口。翰子弟诣阙进状诉冤，且告简臧状。御史台按验，获简赂吐突承璀钱帛等共计七千余贯匹。是中叶以后，又变本加厉也。太平公主之败，籍惠范家产亦数十万。《旧书·外戚传》。则方外亦不免矣。《新五代史·袁象先传》：子正辞。初以父任为飞龙副使。唐废帝时，
献钱五万缗，领衢州刺史。晋高祖入立，复献五万缗，求为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灵武之西吐蕃中，正辞不欲行，复献钱数万，乃得免。正辞不胜其愤，以衣带自经。其家人救之而止。《闽世家》：泉州刺史余延英，尝矫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公下御史劾之。廷英进买宴钱十万。曦曰：“皇后土贡何在？”廷英又献皇后钱十万，乃得不劾。则虽人主亦躬为之矣。
敬宗、穆宗之立，赐神策军甚厚。盖因得之不以其正，非可以常理论。李万荣谋代刘士宁，乘士宁畋城南，召所留亲兵告曰：“天子有诏召大夫，俾我代节度，人赐钱三万。”刘悟之反，李师古令曰：“入郓人赏钱十万。”皆见《新书·藩锁传》。《旧五代史·周太祖纪》：广顺二年（952年），平慕容彦超，诸处差到人夫内有遭矢石者，各给绢三匹。皆与历代平民之赐，数略相近。《旧书·刘玄佐传》：谓李万荣谋篡士宁，许其兵人赐钱三千贯，盖三十贯之误也？武元衡之死，诏京城、诸道能捕贼者赏钱万贯，仍与五品官。乃积钱三万贯于京都市。《旧书·宪宗本纪》元和十年（815年）。此亦特异之事，不可以常理论。
自北魏立均田之制，周、齐皆仍之，隋亦承之。《通典》云：隋文帝自诸王已下至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至百顷，少至三十顷。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植以桑及枣。其田宅，率三口给一亩。《新唐书·食货志》云：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永业之田，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数。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其地有薄厚，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复授。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凡收、授，皆以岁十月。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旧书·职官志》：户部，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少后多。凡田，乡有余以给比乡，县有余以给比县，州有余以给近州。《旧书·职官志》：户部，凡给口分田，皆从便近。居城之人，本县无田者，则隔县给授。又云：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又云：凡新附之户：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课；秋以九月，课役皆免。徙宽乡者，县覆于州，出境则覆于户部，官以闲月达之。自畿内徙畿外，自京县徙余县皆有禁。四夷降户，附以宽乡，给复十年。奴婢纵为良人，给复三年。没外蕃人，一年还者给复三年，二年者给复四年，三年者给复五年。浮民、部曲、客女纵为良者，附宽乡。案乡有宽狭，授田又须先贫后富，先有课役而后无课役者；即可见其田不给授。《困学纪闻》引刘氏曰：“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又引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给田之制，盖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后给田之制不复见，盖官田益少矣。”案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因京辅、三河地少人众，议者咸欲徙就宽乡，文帝尝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事见第十六章第四节，则如法授田，隋初已不能行矣。《隋书·炀帝纪》：大业五年正月，诏天下均田。《通鉴》同。《地理志》：是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干九百五十六，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一顷，亦人得一顷余，然计账之不实久矣，文帝所不能行者，而谓炀帝能行之邪？此所谓均田者，当亦是均税，与周世宗事同，见下。
田不给授，非由生齿之日繁，实由豪强之兼并。盖人不能无缓急，官无救贫之政；货力为己之世，任恤亦非可常恃；则土田之卖买，必不可免，卖买盛而井授之意荒矣。《新书·食货志》述开元时事云：初，永徽中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其后豪强并兼，贫者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此其势岂可行邪？《通典》谓其时并兼逾汉成、哀。至于代宗，卒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德宗相杨炎，遂立两税之法，丁税与田税分离，而均田之法，告朔饩羊之意尽矣。自晋武帝定户调式至此，适得五百年。
租庸调之法既废，则卖买愈得恣行无忌。《旧书·宪宗纪》：元和八年十二月，敕应赐王公、公主、百官等庄宅、碾硙、店铺、车坊、园林等，一任帖典货卖。其所缘税、役，便令府县收管。盖赐田本不许卖，至此亦不能禁也。《卢群传》：贞元十六年（800年），拜天成军节度郑滑观察等使。先寓居郑州，典质良田数顷。及为节度使，至镇，各与本地契书。分付所管令长，令召还本主。《新书》云：群尝客于郑，质良田以耕。至是则出券贷直，以田归其人。云质田以耕恐误。观《旧书》之文，其田必分在数县，不徒躬耕，即雇人耕而己督之，力亦岂可及邪？合上条观之，而知卖买之外，典质亦甚通行矣。《哀帝纪》：天祐二年十月，敕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张全义葺理已来，皆已耕垦。既供军赋，即系公田。或恐每有披论，论为世业，须烦案验，遂启幸门。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殖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如要业田，一任买置。凡论认者，不在给还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句当，不在此限。如荒田无主，即许识认。此诏虽指旧私田为公田，然于自行差人句当者，仍不夺之；已耕垦者，虽禁追认，亦仍许买置；则所谓既供军赋，即系公田者，乃谓当其耕垦时，国家视同公田而许之，非谓既经耕垦之后，仍以为公田也。
有官自为豪强，以事兼并者，职分田、公廨田等是也。唐制，文武官皆有职分田，亲王以下有永业田，其数并不为少。职分田自十二顷至八十顷，永业田自百顷至六十顷，皆见《新书·食货志》。京师及州县，又有公廨田，以供公私之费。内官职分田，皆给百里内之地。永业田，五品以上受于宽乡，六品以上受于本乡。此并不易给，而内官之职田尤甚，故屡罢之以授民，然终不能绝。贞观十一年（637年），以职田侵渔百姓，诏给逃还贫户，视职田多少，每亩给粟二升。十八年（644年），以京兆府、岐、同、华、邠、坊州隙地、陂泽可垦者，复给京官职田。开元十年（722年），籍内外职田，赋逃还户及贫民。十八年（730年），复给京官职田。二十九年（741年），以京畿地狭，计丁给田犹不足，诸司官在都者，给职田于都畿，以京师地给贫民。《新书·庾敬休传》：敬休以文宗时为户部侍郎，言蜀道米价腾踊，百姓流亡，请以本道阙官职田振贫民，诏可。则并有官已阙而犹不还之于民者矣。其后具籍之以给军粮焉。事在上元后。大历二年（767年），复给京兆府及畿县官职田，而以其三分之一供军饷。职田及廨田等，皆由民佃而收其租。《新书·食货志》云：凡给田而无地者，亩给粟二斗；此盖法令所定租额？然《志》又云：开元十九年（731年），置职田顷亩簿，租价无过六斗，地不毛者亩给二斗，则三倍元额矣。又云：天宝十二载（753年），杨国忠以两京百官职田送租劳民，请五十里外输于县仓，斗纳直二钱，百里外纳直三钱，使百官就请于县。上元元年（760年），复令京官职田以时输送，受加耗者以枉法臧论。是佃职田者，又有加耗及输送之劳也。又云：开元末，诏公廨职田有桑者毋督丝课。元和十三年（818年），以职田多少不均，每司草粟，以多少为差，则又取诸粟米之外矣。元稹《同州均田状》云：当州百姓田地，每亩只税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头、榷酒钱共出二十一文已下，而诸色职田，每亩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职田，又须变米雇车般送。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州县抑配百姓租佃，有隔越乡村，被配一二亩者。并有
身居市井，亦令虚额出租者。其公廨田、官田、驿田等，皆与职田相似。要之，官税轻而私租重，官乃自为地主，效私家之收租而已。故曰：官自为豪强事兼并也。
永业田等定制外，权贵之特蒙赐与者亦多。杨素平江南，赐公田百顷，已失之厚；后为独孤皇后陵，又赐田三十顷，则更为无名矣。犹曰：素久居权要也。来和，徒以善相术，开皇末上书自陈，言龙潜时已知高祖之贵，亦赐田十顷，此岂恭俭者之所为邪？炀帝幸榆林，还过张衡宅，赐宅旁田三十顷，自更不足责。唐世则李 来降，给田五十顷。李子通降杜伏威，伏威送之京师，赐宅一区，田五十顷。元结曾祖仁基，从太宗征辽，以功赐宜君田二十顷。刘幽求，睿宗立，赐良田千亩。让皇帝既让储位，赐奴婢十房，上田三十顷。田悦将符令奇，悦叛，命子璘降唐，见杀，赐璘晋阳第一区，祁田五十顷。皆其较厚者也。《旧书·于志宁传》：尝与张行成、高季辅俱蒙赐地。奏曰：“臣居关右，代袭箕裘，周、魏以来，基址不坠。行成等新营庄宅，尚少田园。于臣有余，乞申私让。”高宗嘉其意，乃分赐行成及季辅。《新书·李袭志传》：弟袭誉，尝谓子孙曰：“吾性不喜财，遂至窭乏。然负京有赐田十顷，能耕之足以食；河内千树桑，事之足以衣。”《柳宗元传》：宗元诒京兆尹许孟容书曰：“城西有数顷田，树果数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殖，今已荒秽，恐便斩伐，无复爱惜。”《牛僧孺传》：隋仆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可见士夫于先业，守之颇笃。夫其守之弥久，则平民之得之愈难矣，而在势者又乘时豪夺。杨素，《隋书》传言其贪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硙并利田宅以千百数。唐李憕虽称忠义，然《旧书》传言其丰子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郑岩，天宝中仕至绛郡太守，入为少府监，产业亚于憕。《新书·卢从愿传》：数充考校使，宇文融将以括田户功为上下考，从愿不许，融恨之，乃密白从愿盛殖产，估良田数百顷。玄宗自此薄之，目为多田翁。后欲用为相屡矣，卒以是止。融或不免要功近利，从愿亦终为鄙夫也。太平公主，田园遍于近甸膏腴。李林甫，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元载，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宋彦筠，良田、甲第，相望于郡国。将终，以伊、洛间田庄十数区上进。彦筠入城都，据一甲第，因微忿杀其主母，事见第三节。自后常有所睹，心不自安，乃修浮屠以禳之，故临终有此举。刘弘病，给诸子奴婢各十五人田五顷，曰：“使贤，固不藉多财，即不贤，守此可以脱饥冻。”余悉散之亲党，则为贤者矣。王绩、陆龟蒙，号称隐逸。然绩有田十六顷，在河渚间。又有奴婢数人。龟蒙居松江甫里，亦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虽曰田苦下，雨潦则与江通，常苦饥，身畚锸茠刺无休时，然又能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其所占地，亦不为少矣。甚者如《新书·宦者传》言：玄宗时，中人占京师甲第、池园，良田、美产什六；民复何以自业哉？长孙无忌族叔顺德，太宗时刺泽州，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占部中腴田数十顷，夺之以给贫单。贾敦颐，永徽五年（654年），迁洛州刺史。时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颐都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乏。《旧书·良吏传》。《新书》云：举没三千余顷。案此租庸调法存时，多占犹为非法也。两税行而此意尽矣。此等人盖不多遘矣？隋文帝时，苏威立议，以为户口滋多，民田不赡，欲减功臣地以给民。王谊奏曰：“百官者，历世勋贤，方蒙爵士，一旦削之，未见其可。如臣所虑，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寝威议。人田不足不患，岂知治之言乎？
《新书·罗立言传》：迁河阴令。始筑城郭。地所当者，皆富豪大贾所占。下令使自筑其处。吏籍其阔狭，号于众曰：“有不如约，为我更完。”民惮其严，数旬毕。民无田者不知有役。合天祐二年（905年）之诏观之，知城市中地，亦均为豪富所占矣。
寺观亦为占地者之一。《旧书·王缙传》言：代宗时，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是也。此乃京畿之地，又直君相崇信深挚之时，寻常自不能然。《新书·食货志》：武宗废浮屠，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以口除田，人得一顷余，似亦与平民相去无几。但人民受田，徒有空文，即得之亦须赡一家，而僧徒则徒以奉一身，则即以占田论，所享亦倍蓰于民不翅矣，况又得坐享布施乎？此度牒之所以贵欤？
多田者或不善经营。如《旧五代史·世袭·李从 传》，言其汧、陇之间，有田千顷，竹千亩，恐夺民利，不令理之，致岐阳父老，再陈借寇之言是也。此言即实，亦系罕遘之事，寻常则取之甚酷。陆贽均节赋税之奏曰：“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人擅相吞，又无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货其种子，贷其田庐。终岁服劳，日无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足。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此？厚敛促征，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其剥削之情形，可以想见矣。
《通鉴》：宣宗大中十年（856年），上以京兆久不理，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韦澳为京兆尹。郑光庄吏恣横，胡《注》曰：庄吏，掌主家田租者也。积年租税不入。澳执而械之。上于延英问澳。澳具奏其状。上曰：“卿何以处之？”澳曰：“寘于法。”上曰：“郑光甚爱之，何如？”对曰：“陛下自内廷用臣为京兆，欲以清畿甸之积弊，若郑光庄吏，积年为蠹，得宽重辟，是陛下之法，独行于贫户，臣未敢奉诏。”上曰：“诚如此，但郑光殢我不置，卿与杖，贷其死，可乎。”对曰：“臣不敢不奉诏。愿听臣且系之，俟征足乃释之。”上曰：“灼然可。朕为郑光故挠卿法，殊以为愧。”澳归府，即杖之。督租数百斛。足，乃以吏归光。《新书·澳传》云：帝问其故。澳具道奸状。且言必置以法。帝曰：“可贷不？”答曰：“陛下自内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画一法独行于贫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为输租，乃免。又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年），衡山指挥使廖偃，与其季父节度巡官匡凝谋，率庄户及乡人悉为兵，胡《注》曰：佃豪家之田而纳租，谓之庄户。与彭师暠共立希萼为衡山王。观此二事，知当时所谓庄者，亦颇足为政治之梗也。
农民恒乐自有其田，故以其所佃者畀之，则其效立见。《旧五代史·周太祖纪》：广顺三年正月乙丑，诏诸道州府系属户部营田及租税课利等，除京兆府庄宅务、赡国军榷盐务、两京行从庄外，其余并割属州县。所征租税、课利，官中只管旧额。其职员节级，一切停废。应有客户元佃系省庄田，桑土舍宇，便赐逐户充为永业。仍仰县司给与凭由。应诸处元属营田户部院及系县人户所纳租中课利，起今年后并与除放。所有牛犊，并赐本户，宫中永不收系云。帝在民间，素知营田之弊。至是以天下系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赐见佃户充永业。是岁出户三万余。百姓既得为己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又东南郡邑，各有租牛课户。往因梁太祖渡淮，军士掠民牛以千万计，太祖尽给与诸州民输租课，自是六十余载，时移代改，牛租犹在，百姓苦之，至是特与除放。未几，京兆府庄宅务及榷盐务，亦归州县依例处分。或有上言：以天下系官庄田，甚有可惜者。若遣货之，当得三十万缗，亦可资国用。帝曰：“苟利于民，与资国何异？”《通鉴》曰：前世屯田，皆在边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或丁多无役，或容庇奸盗，州县不能诘。营田之由来如此，原其故，亦不过官以收税为不足，欲自同于私家之收租；而挟官力以为之，则其暴又有甚于私家者。周祖能毅然除之，其度量诚超越于当时之武人矣。是岁十一月，又废共城稻田务，任人佃莳。亦见《旧史·本纪》。又《通鉴》：世宗显德三年（956年），唐主诏淮南营田，害民尤甚者罢之。其弊亦必有不可忍者也。
《旧书·宣宗纪》：大中三年（849年），既复三州七关，制曰：“其秦、威、原三州及七关侧近，访闻田土肥沃，水草丰美，如百姓能耕垦种莳，五年内不加税赋；五年已后，重定户籍，便任为永业。”《旧史·周世宗纪》：显德二年正月乙未，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庄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如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诸州，应有陷蕃人户，自蕃界来归业者，五周年内来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来者，三分交还一分。十五周年外来者，不在交还之限。此等无主之地，并可收为官有，而皆许为私业者，非此固无以劝耕也。
碾硙私有，亦为厉民之一大端。杨素、李林甫，事已见前。《新书·王方翼传》：迁肃州刺史。仪凤间，河西蝗，独不至方翼境，而他郡民或馁死，皆重茧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钱，作水硙，簿其赢以济饥瘵。构舍数十百楹居之。全活甚众。即此一事，可见其利之厚。而倚以剥削者遂相踵。《李元纮传》：仕为雍州司户参军。时太平公主势震天下，百司顺望风指。尝与民竞碾硙，元纮还之民。长史窦怀贞，大惊，趣改之。元纮大书判后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摇也。”开元初为万年令，赋役称平。擢京兆少尹。诏决三辅渠。时王、主、权家，皆旁渠立硙，潴堨争利。元纮敕吏尽毁之，分溉渠下田。民赖其恩。此两事可谓差强人意。然高力士于京城西北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破麦三百斛，莫能正也。玄宗晚年，纲纪可谓颓弛尽矣。《李栖筠传》：进工部侍郎。关中旧仰郑、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硙利且百所，夺农用十七。栖筠请皆彻毁，岁得租二百万。《诸公主传》：代宗女齐国昭懿公主，下嫁郭暧。大历末，寰内民诉泾水为硙壅，不得溉田。京兆尹黎干以请，诏彻硙，以水与民。时主及暧家皆有硙，匄留。帝曰：“吾为苍生。若可为诸戚倡。”即日毁。由是废者八十所。二者所述，盖即一时之事。亦可谓差强人意。然《旧书·李吉甫传》言其再入相时，京城诸僧，有以庄硙免税者。吉甫奏曰：“钱米所征，素有定额。宽缁徒有余之力，配贫下无告之民，必不可许。”宪宗乃止。权戚虽遭裁抑，缁徒仍敢觊觎，可见其所去不过泰甚不可忍者，其未至此者，则习焉而不以为怪矣。僖宗幸蜀，赐陈敬瑄上都田宅邸硙各十区，更不成话。
五代之世，有志于均税者为周世宗。《旧史·本纪》云：显德五年七月丁亥，赐诸道节度使《均田图》各一面。唐同州刺史元稹在郡日，奏均户民租赋。帝因整其文集而善之，乃写其辞为图，以赐藩郡。时将均定赋税，故先以此图遍赐之。《新史·本纪》论曰：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困学纪闻》曰：考之《会要》，世宗见元稹在同州时所上《均田表》，因制素为图赐诸道。《崔颂传》云：世宗读唐元稹《均田疏》，命颂写为图赐近臣，遣使均诸道租赋。史谓元稹图，误也。《续通历》云：唐同州刺史元稹奏均租赋，帝览文集而善之，写其辞为图以赐。案《会要》载诏辞云：“近览元稹《长庆集》，见在同州对所上《均田表》。较当时之利病，曲尽其性，俾一境之生灵，咸受其赐。传于方策，可得披寻。因令制素成图，直书其事。庶王公观览，触目惊心。利国便民，无乱条制。背经合道，尽系变通。但要适宜，所冀济务。繄乃勋旧，共庇黎元。今赐元稹所奏《均田图》一面，至可领也。”不云今所制元稹《均田图》，而曰元稹所奏《均田图》。《通鉴》记此事亦曰：帝欲均田租，以元稹《均田图》遍赐诸道。窃疑稹奏本自有图，而后来之传本佚之，即深宁亦未得见。若欧阳公及司马公之语，则自本旧文，不可谓之误也。不然，今稹集所存奏文，辞甚简略，安见所谓曲尽其情者哉？惟欧《史》言王者之政自此始，使人億想世宗似有意于裒多益寡，大均天下之土田，则易致误会。稹在同州，推行之节目，虽已无存，其指意则寻绎奏文，自有可见。除论职田等弊已见前文外，大要言：“当州两税地，并是贞四年检责。至今已是三十六年。其间人户逃移，田地荒废。又近河诸县，每年河路吞侵，沙苑侧近，日有沙砾填掩。百姓税额已定，皆是虚额征率。其间亦有豪富兼并，广占阡陌，十分田地，才税二三，致使穷独逋亡，赋税不办。州县转破，实在于斯。”其措施，则令百姓自通手实状，又令里正书手等傍为稳审。据其所通，除去逃户荒地及河侵、沙掩等地，余为见定顷亩。乃取两税之额均配。职田、州使田、官田等，则皆以与百姓。其意只是除无田之税，出无税之田，非谓夺诸连阡接陌之家，以畀无地置锥之子。乃均税，非均田也。《通鉴》又载是岁诏散骑常侍艾颍等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田租。盖即《崔颂传》所谓遣使均诸道租赋者也。此虽未足语于本原，而在当时，则自为善政矣。
山泽之利，亦有为豪强所擅者。《隋唐·地理志》云：梁州，其边野富人，多规山泽，以财物雄使夷僚，故轻为奸臧，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乎？《新书·王播传》：弟子式，为明、越观察使，以平仇甫。余姚民徐泽，擅鱼盐之利，慈溪民陈瑊，冒名仕至县令，皆豪纵，州不能制。式曰：“甫窃发不足畏，若泽、瑊乃巨猾也。”穷治其奸，皆榜死。此等事多在山海之滨。以政令之力，至此遂成弩末耳。
隋、唐、五代，为风俗侈靡之世。盖承南北朝之后，南方既习于纵恣，北方又渐染胡俗也。隋、唐王室，皆承魏、齐、周之旧风，未能革正，而安、史之乱作，安、史乱后，则武夫攘臂，又复于魏、晋以来割据分裂之局矣。从来论风俗者，皆狃于旧说，以为上好礼则举国从风，此乃氏族之世，上下生活本无大差殊，而一群之人，咸有其必遵之轨范，故制礼节则年虽大杀，众不恇惧。至国家兴而上下等级，截然画分。其生活本不相侔，抑且彼此隔绝。上奢纵，下未必能效之，上节俭，化亦不及于下，风行草偃，徒虚言耳。历代所谓奢侈，只是政府中人，次则驵侩者流，承平既久，获利愈丰，其所以自奉养者，遂纵恣而无极。至于闾陌之民，则虽时和年丰，兵革不作，其为人所役属，含辛茹苦如故也，夫安得而奢纵？以风俗之侈靡，归咎于举国之人，一若其无不违礼者，缪矣。然居高明者而能节俭，惠未必及于下，及其奢纵，则由物力之屈而诛求愈甚，终至民不聊生，干戈起而举国之人咸受其弊矣。此则可为浩叹者也。
史家极称隋文帝之恭俭，谓其令行禁止，上下化之，举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为证。《隋书·本纪赞》。此亦庶僚为然耳，居高明者，奢纵曷尝少减？如杨素即其一也。贺若弼，史称其家珍玩不可胜计，婢妾曳罗绮者数百，功名之士如此，下焉者可知。《旧唐书·宗室传》：河间王孝恭，性奢豪，重游燕，歌姬舞女，百有余人。陇西王博乂，高祖兄子。有妓妾数百人，皆衣罗绮，食必粱肉。朝夕弦歌自娱，骄奢无比。皆前世之余风也。太宗虽享美名，实亦奢侈，高宗以后愈甚，说已见前。《旧书·五行志》：神龙元年（705年），洛水涨，坏百姓庐舍二千余家。诏九品以上直言极谏。右卫骑曹宋务先疏曰：“数年已来，公私俱竭，户口减耗。家无接新之储，国无候荒之蓄。陛下不出都邑，近观朝市，则以为率土之人，既康且富，及至践闾陌，视乡亭，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空。丁壮尽于边塞，孤孀转于沟壑。猛吏淫威奋其毒，暴征急政破其资。马困斯跌，人穷乃诈，或起为奸盗，或竞为流亡，从而刑之，良可悲也。臣观今之甿俗，率多轻佻。人贫而奢不息，法设而伪不止。长吏贪冒，选举私谒。乐多繁淫，器尚浮巧。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多。诚愿坦然更化，以身先之，端本澄源，涤瑕荡秽。”读此疏，当道者恣行剥削之情形，可以概见。《穆宗纪》：长庆元年二月丙子，上观杂伎乐于麟德殿，欢甚。顾谓给事中丁公著曰：“比闻外间公卿士庶，时为欢宴，盖时和民安，甚慰予心。”对曰：“诚有此事。然臣之愚见，风俗如此，亦不足嘉。百司庶务，渐恐劳烦圣虑。”上曰：“何至于是？”对曰：“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侈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独圣心求理，安得不劳宸虑乎？”时上荒于酒乐，公著因对讽之。穆宗诚为荒淫，然公著所言士大夫之弊风，必不能无中生有也。《郑覃传》：文宗谓宰臣曰：“朕闻前时内库惟二锦袍，饰以金鸟。一袍玄宗幸温汤御之，一即与贵妃。当时贵重如此。如今奢靡，岂复贵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新书·诸公主·顺宗女汉阳公主传》：文宗尤恶世流侈。因主人问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对曰：“妾自贞元时辞宫，所服皆当时赐，未尝敢变。元和后数用兵，悉出禁藏纤丽物赏战士，由是散于人间，狃以成风。”观此，知世愈乱，奢侈愈甚。盖乱世虽四海困穷，自有乘机幸获者，奢侈之甚，由贫富之不均，非由物力之丰足也。因此乃愈以召乱。《新五代史·前蜀世家》云：唐庄宗遣李严聘蜀。衍与俱朝上清。蜀都庶士，帘帷珠翠，夹道不绝。严见其人物富盛而衍骄淫，归乃献策伐蜀。以区区之蜀，而其慢藏诲盗如此，况其大焉者乎？
唐初虽失之侈，尚非不可挽救，流荡忘返，实始高宗，至武后而大纵，玄宗初，颇有志惩革，后乃变本加厉，事具见前。其时权戚，为太平公主、李林甫、杨国忠等无论矣。即下于此者，亦复豪无轨范。如王琚，史言其著勋中朝，又食实封，典十五州。常受馈遗。下檐帐设，皆数千贯。玄宗念旧，常优容之。侍儿二十人，皆居宝帐。家累三百余口。作造不遵法式。每移一州，车马填路，数里不绝。携妓从禽，恣为欢赏，垂四十年焉。此等人而亦漫无裁制，能无速天下之乱乎？天宝丧败，余风未殄。裴冕徒以劝进，实无大功，乃兼掌兵权留守之任，俸钱每月二千余贯。性本侈靡，好尚车眼，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每会宾友，滋味品数，坐客有昧于名者。纲纪如此，而克复两京，平相州，宁非天幸？不特此也。邵说历事思明、朝义，常掌兵事。朝义之败，降于军前。郭子仪爱其才，留于幕下。累授长安令、秘书少监，迁吏部侍郎、太子詹事，以才干称。谈者或以宰相许之。金吾将军裴儆谓谏议大夫柳载曰：“以鄙夫所度，说得祸不久矣。且说与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剧官，掌兵柄，亡躯犯顺，前后百战；于贼廷掠名家子女以为婢仆者数十人；剽盗宝货，不知纪极；力屈然后降，朝廷宥以不死，获齿班序，无厚颜，而又皇皇求财，崇饰第宅，附托贵幸，以求大用。不知愧惧，而有得色，其能久乎？”然后亦不过贬谪而已。此无他，风气既成，故举朝皆顺逆不明，莫知其非也。元载等之怙权黩货，复何怪乎？
至于武人，则尤不可说。郭子仪，元勋也，史称其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旧书》本传。案此语出于裴垍，见《新书·传赞》。《传》述其事曰：“岁入官俸二十万贯，私利不在焉。其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当民挼穗供军、裂纸为裳之日而如此，于汝安乎？《传》又云：子仪薨后，杨炎、卢杞相次秉政。奸谄用事，尤忌勋族。子仪之婿太仆卿赵纵，少府少监李洞清，光禄卿王宰，皆以家人告讦细过，相次贬黜。曜子仪长子。家大恐。赖宰相张镒，力为庇护。奸人幸其危惧，多论夺田宅、奴婢。曜不敢诉。德宗微知之。诏其家前时与人为市，以子仪身殁，或被诬构，欲论夺之，有司无得为理，方已。史又称子仪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盖其为人本无足疑忌？子仪战略，本无足称，特乘安、史之自败而成功耳。故《旧书》本传，亦谓其威略不逮李光弼。《旧书》所著评语，多系时人议论，恶直丑正处甚多，然亦时有真知灼见也。其于御下，则失之宽纵，故下皆乐就之，然亦无为之死党者。杨炎、卢杞等构之何为？然则群起而攻之者，特睨其财而思夺之耳。彼其与人为市，岂得无所侵陵？然则目击其侈，穷人欲而不之罪者，其人果君子乎？马璘、马燧、李晟皆号称名将。璘、燧皆身为纵侈。晟与子愬，世济其美，而愿、听皆骄以亡身。高崇文之入成都，珍宝山积，市井不移，而及其去也，帑藏之富，百工之巧，举以自随，蜀都一罄。然则一时以节制称者，其人又可终恃乎？而严武、郭英乂、崔宁、陈少游辈之公然攘夺者，更无论矣。逮于末叶，裂冠毁冕愈甚，遂有如高骈在淮南之所为，而五代偏方之国踵之。其残民以逞，可胜道哉？
又不必武夫也。白居易，士大夫之贤者也。而其自叙所居曰：“东都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闬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初乐天既为主，喜且曰：虽有池台，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廪。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乐天罢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五，白莲、折要菱、青板舫以归，又作中高桥通三岛迳。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书一车，洎臧获之习管磬弦歌者指百以归。”此竭几农夫、几绩女之力，而后能供之乎？《旧书·杜亚传》曰：出为淮南节度，承陈少游之后，淮南之人望其划革旧弊，而亚自以才当公辅，连出外职，志颇不适，政事多委参佐。招引宾客，谈论而已。又盛为奢侈。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万舟并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亚乃令以漆涂船底，贵其速进。又为绮罗之服，涂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亚本书生，奢纵如此。《段文昌传》曰：文昌布素之时，所向不偶。及其达也，扬历显重。出入将相，洎二十年。其服饰玩好，歌童妓女，苟悦于心，无所爱惜。乃至奢侈过度，物议贬之。然则所谓书生者，又岂大愈于武夫哉？
五代风气，更如横流溃决，不可收拾。贵戚如袁象先，世臣如赵岩，手握重兵，关系存亡者如杨师厚、杜重威，皆不知有君，不知有国，惟贿之求；而文臣如苏逢吉等，亦肆无忌惮。景延广身构滔天之衅，石晋而亡，岂有全理？乃犹大治第宅，园置妓乐，惟意所为。终以顾虑其家，不能引决，为虏所絷。桑维翰智计逾于延广矣，而欧《史·贾纬传》言：汉隐帝时，诏与王伸、窦俨等同修晋高祖、出帝、汉高祖实录。初维翰为相，恶纬为人，待之甚薄。纬为《维翰传》，言维翰死有银八千铤。翰林学士徐台符以为不可，数以非纬。纬不得已，更为数千铤。纬讦维翰之贿，或出私意，然谓维翰不好贿，不可得也。《五代史补》云：高郁与马殷俱起行阵，贪且僭。常以所居之井，不甚清澈，思所以澄汰之，乃用银叶护其四方，自内至外皆然，谓之拓里。其自奉过差皆此类，不亦匪夷所思乎？
此等贪冒，不待充类至义之尽，业已行同盗贼矣，乃又有甚于此者。《旧书·王锷传》：子稷。锷在藩镇，常留京师，以家财奉权要。广治第宅。作复垣洞穴，实金钱于其中。长庆二年（822年），为德州刺史，广赍金宝仆妾以行。节度使李全略利其货而图之，致本州军乱，杀稷。其室女为全略所掳，以妓媵处之。《胡证传》：素与贾 善。及李训败，禁军利其财，称证子溵匿，乃破其家。一日之内，家财并尽。军人执溵入左军，仇士良命斩之以徇。是内外军人，皆躬为杀人越货之行也。《旧五代史·张筠传》云：雍州康怀英以病告，诏筠往代之。比至，怀英已卒，因除筠为永平军节度使、大安尹。怀英在长安日，家财甚厚。筠尽夺之。泾阳镇将侯莫陈威，前与温韬同剽唐氏诸陵，大贮瑰异之物，筠乃杀威而籍其家。同光末，随魏王继岌伐蜀。奏弟篯权知西京留守事。蜀平，王衍挈族入朝，至秦川驿，庄宗遣中使向延嗣乘驿骑尽戮衍族。所有奇货，尽归于延嗣。俄闻庄宗遇内难，继岌军次兴平，篯乃断咸阳浮桥，继岌浮渡至渭南死，一行金宝妓乐，篯悉获之。俄而明宗使人诛延嗣，延嗣暗遁，衍之行装，复为篯有。《秘琼传》云：董温琪为镇州节度使，擢琼为衙内指挥，倚以腹心。及温琪陷蕃，琼乃害温琪之家，载其尸，都以一坎瘗之。温琪在任贪暴，积镪巨万，琼悉辇之以藏其家。遂自称留后。高祖即位，遣安重荣代之。授琼齐州防御使。琼不敢拒，橐其奇货，由邺中赴任。先是邺帅范延光谋叛，遣衙将范邺持书构琼，琼不答，延光深忿之。及闻琼过其境，密使精骑杀琼于夏津，以灭其口。一行金宝侍伎，皆为延光所有。而后来杨光远之杀延光，又未始不以其贿也。《李金全传》云：晋高祖即位之明年，安州屯将王晖杀节度使周瑰。诏遣金全以骑兵千人镇抚其地。未及境，晖为部下所杀。金全至，乱军数百人皆不安。金全说遣赴阙，密伏兵于野，尽杀之。又擒其军校武彦和等数十人斩之。初金全之将行也，高祖戒之曰：“王晖之乱，罪莫大焉。但虑封守不宁，则民受其弊。”因折矢飞诏，约以不戮一人，仍许以晖为唐州刺史。又谓金全曰：“卿之此行，无失吾信。”及金全闻彦和等当为乱之日，劫掠郡城，所获财货，悉在其第，遂杀而夺之。《郑仁诲传》云：王殷受诏赴阙，太祖使仁诲赴邺都巡检。及殷得罪，仁诲不奉诏，即杀其子，盖利其家财妓乐也。《宋彦筠传》云：伐蜀之役，率所部从康延孝为前锋。入成都，据一甲第。第中资货巨万，妓女数十人，尽为其所有。一旦与其主母微忿，遽击杀之。《王守恩传》云：历诸卫将军。开运末，契丹陷中原。守恩时因假告归于潞。潞州节度使张从恩，惧契丹之盛，将朝于契丹，以守恩婚家，甚倚信之，乃移牒守恩，请权为巡检使。从恩既去，守恩以潞城归于汉祖，仍尽取
从恩家财。此等皆杀人越货者所不为，而此辈忍为之，又岂独豺狼当道乎？然身亦未尝不受其祸。《白再荣传》云：高祖以为镇州留后。为政贪虐难状，镇人呼为白麻苔。未几，移授滑州节度使。箕敛诛求，民不聊生。乃征还京师。周太祖入京城，军士攻再荣之第，迫胁再荣，尽取财货。既前启曰：“某等尝趋事麾下，一旦无礼至此，今后何颜谒见？”即奋刃击之，挈其首而去。后家人以帛赎葬之。《安叔千传》云：契丹以为镇国军节度使。汉高祖入，立罢归京师。自以尝私附契丹，颇怀愧惧，以太子太师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师，军士大掠。叔千家赀已尽，而军士意其有所藏，棰掠不已。伤重，归于洛阳，卒，年七十二。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处其境者自不悟耳。
《隋唐·李德林传》云：年十六，遭父艰。自驾灵舆，反葬故里。时正严冬，单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谌者，仆射之兄。因休假还乡，车服甚盛。将从其宅诣德林赴吊。相去十余里，从者数十骑，稍稍减留，比至德林门，才余五骑。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此与杨绾相而郭子仪自减其坐中声乐同。知守礼，则虽富而不敢骄。虽非善俗之本，较之随俗波靡者，自为贤矣。《柳公绰传》言其性谨重，动循礼法。属岁饥，其家虽给，每饭不过一器，岁稔复初。此虽未能振施，亦愈于坐视人之饥而饮食若流者也。段秀实，史言其清约率易。非公会不听乐饮酒，私室无妓媵，无赢财，退公之后，端居静虑而已。陆长源，史言其清白自将。去汝州，送车二乘，曰：“吾祖罢魏州，有车一乘，而图书半之，吾愧不及先人。”此并志士，清节挺挺，终死义烈，良非偶然。刘晏、韩滉，皆非纯白，然晏，史言其所居修行里，粗朴卑陋，饮食俭狭，室无媵婢。既死，簿录其家，惟杂书两乘，米麦数斛而已。滉，史言其虽宰相子，而性节俭。衣裘茵袵，十年一易；甚暑不执扇；居处陋薄，取蔽风雨；当门列戟，以父时第门不忍坏，乃不请。堂先无挟庑，弟洄稍增之。滉见即彻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坠。若摧圮，缮之则已。安敢改作，以伤俭德？”居重位，清洁疾恶，不为家人资产。自始仕至将相，乘五马，无不终枥下。此亦功名之士，所好自与流俗殊也。冯道，丁父忧，持服景城，遇岁俭，所得俸余，悉振乡里，所居惟蓬茨而已。牧宰馈遗，斗粟匹帛无所受。一日上谒，既退，明宗顾谓侍臣曰：“冯道性纯俭。顷在德胜寨，居一茅庵，与从人同器食，卧则刍藁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忧，退归乡里。自耕樵采，与农夫杂处，略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道盖以俭德避祸者也。张仁愿兄仁颖，善理家，勤而且约。妇女衣不曳地。什物多历年所如新市。此乃田舍翁善居积者。姚，不知钱陌铢两之数，御家无法。卒之日，家无余赀，官为赗赠乃能敛。崔居俭，拙于为生。居显官，衣服常乏。死之日，贫不能葬。则适与相反耳。皆不足尚也。
游观燕乐，为人情之所不能无，古人乃因之以置节，此原不足为病。然其后踵事增华，寖忘初意，则其弊有不可胜穷者矣。此等事不胜枚举，生日之浪费，其一端也。庆祝生辰，古无此举，盖因其时尚无历日之故。故唐人尚以其事为胡俗。《旧书·韦绶传》：穆宗即位，以师友之恩，召为尚书右丞，兼集贤院学士。绶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载诞节，请以是日百官诣光顺门贺太后，然后上皇帝寿。时政道颇僻，敕出，人不敢议。久之，宰相奏古无生日称贺之仪，其事终寝。《通鉴》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年）《注》引《容斋随笔》，谓明年复行贺礼，受贺之事，盖自长庆至今用之，则其失卒未能正。然在唐时，夫固人知其非礼。《新书·唐临传》：孙绍，中宗时为太常博士，四时及列帝诞日，遣使诣陵如事生，绍以为非礼，引正谊固争，亦其一证。臧荣绪以宣尼庚子日生，是日陈五经而拜之，为史言生日之始。亦渐染胡俗者也。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下诏言六月十三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见《隋书·本纪》。为帝王自言生日之始。然此尚出于追念劬劳，为亡者资福之意，非以其日称庆也。唐玄宗始以生日为千秋节，令天下诸州燕集，休假三日。仍编为令。《旧书·玄宗纪》开元十七年（729年）。《通鉴》云：寻又移社就千秋节。《注》云：后改千秋节为天长节。自此，历代帝王，皆以生日置节。唐惟德、顺、宪、穆四朝，不立节名。然德宗生日，王虔休仍作继天诞圣乐以进。《旧书·哀帝纪》：帝以八月丙午即位，甲寅，中书奏皇帝九月三日降诞，请以其日为乾和节，从之。丁巳，敕乾和节方在哀疚，其内道场宜停。庚申，敕乾和节文武百寮、诸军、诸使、诸道进奏官准故事于寺观设斋，不得宰杀，只许酒果脯醢。辛酉，敕三月二十三日嘉会节，伏以大行皇帝仙驾上升，灵山将卜，神既游于天际，节宜辍于人间，准故事，嘉会节宜停。是时唐已朝不保夕，而旬日之间，因生日降敕者四焉。岂不哀哉？《新书·礼乐志》论玄宗，谓其君臣共为荒乐，当时流俗，多传其事以为盛，其后巨盗起，陷两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离宫苑囿，遂以荒堙，独其余声遗曲传人间，闻者为之悲凉感动。其事适足为戒，而不足考法。《志》又云：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其荒淫如此。然自此已后，休假燕乐，遂成故事矣。《旧书·文宗纪》：开成二年九月甲申，诏曰：“庆成节朕之生辰，天下锡宴，庶同欢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门，将希无妄之福。恐中外臣庶，不谕朕怀，广置斋筵，大集僧众，非独凋耗物力，兼恐致惑生灵。自今宴会蔬食，任陈醋醢，永为常例。”观此。知广置斋筵，费转甚于陈醋醢者也。又敕：庆成节宜合准上巳、重阳例，于曲江会文武百寮。延英奉觞宜权停。盖自甘露变后，帝居常忽忽不怿之故？然于燕集则无损也。休假例为三日，节日及节前后，各一日，至五代未改，见《旧史·梁太祖纪》开平元年（907年），《末帝纪》乾化元年（911年），《唐明宗纪》天成元年（926年）。武宗即位，以二月十五日为玄元皇帝降生日，立为降圣节，休假一日，见《旧书·本
纪》。《旧史·唐明宗纪》：天成三年正月，中书上言：“旧制降圣节应休假三日，准会昌元年二月敕，休假一日，请准近敕。”从之。则亦尝有三日之制矣。《末帝纪》：清泰二年正月，中书、门下奏：“遇千春节，凡刑狱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后请重系者即候次月，轻系者即节前奏覆决遣。”从之。《晋高祖纪》：天福六年二月，诏天下郡县，不得以天和节禁屠宰、辄滞刑狱，则其废事，又有出于休假之外者矣。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甲申之诏，《旧纪》上无九月字，然是年八月壬辰朔，其月不得有甲申，故知纪夺九月字也。玄宗千秋节，王公已下献镜及承露囊；亦见《旧书·本纪》。吏部尚书崔日用采《毛诗·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马相如《封禅书》表上之。其后改称天长节，则张九龄献《金镜录》。德宗诞日，皇太子献佛像。此尚未为多费，且颇有箴规之意。然藩镇遂藉进献以邀恩，并有借此以牟利者。如王智兴以敬宗诞月，于泗州置僧坛度人，人纳二缗，李德裕谓江淮已南，当失六十万丁壮，则智兴可得百二十万缗矣。藩镇进奉，流弊孔多。《新书·常衮传》言代宗诞日，诸道争以侈丽奉献，不则为老子、浮屠解祷事。衮以为节度、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织也，类出于民，是敛怨以媚上也。请皆还之。然《食货志》言代宗于四方贡献至数千万者，加以恩泽，则岂徒不能还之而已。齐映为银瓶高八尺，于德宗诞日以献，见第七章第六节。《旧书·卢征传》：贞元八年（792年）春，同州刺史阙，特诏用征。数岁，转华州刺史。故事，同、华以地近人贫，正、至、端午、降诞，所献甚薄。征遂竭其财赋，有所进献，辄加常赋，人不堪命。《新书·郑珣瑜传》：为河南尹。未入境，会德宗生日，尹当献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视事，且纳贽。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献，礼欤？”不听。盖群下之务求自媚如此。《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开平元年（907年），大明节，内外臣寮各以奇货良马上寿。二年（908年），诸道节度、刺史各进献鞍马、银器、绫帛。三年（909年），诸道节度、刺史及内外诸司、使，咸有进献。《明宗纪》：即位后，诏天下节度、防御使，除正、至、端午、降诞四节，量事进奉，达情而已。自于州府圆融，不得科敛百姓。其刺史虽遇四节，不在贡奉。《晋高祖纪》：天福六年正月，诏应诸州无属州钱处，今后冬至、寒食、端午、天和节及诸色谢贺，皆不得进贡。是其余风至五代而未殄也。《汉隐帝纪》：乾祐三年三月，“邺都留守高行周，兖州符彦卿，郓州慕容彦超，西京留守白文珂，镇州武行德，安州杨信，潞州常思，府州折从阮，皆自镇来朝，嘉庆节故也。”则诸州镇于进奉之外，又有身自来朝者。《唐明宗纪》：天成二年九月，伪吴杨溥遣使以应圣节贡献，则邻国亦有来者矣。此又徒增馆驿宴犒之费而已。《旧书·睿宗诸子传》，谓玄宗至宪生日，必幸其宅，移时燕乐。《旧史·晋少帝纪》：天福七年七月，遣中使就中书赐宰臣冯道生辰器币。道以幼属乱离，早丧父母，不记生日，坚让不受。道丧父在其仕后唐时，见上，此不可谓早，盖以其赐为非礼，故托辞以谢耳。则不徒君上，即臣下亦以其日事燕乐，相馈遗。而生辰称庆，遂成习俗矣。苦乐皆有生后事，论生则本无可欣，亦无可戚，遇生日而称庆者，与谓有生为忧患之始，同为不达。必谓其日足为记念，则如契丹有再生之仪，《辽史·礼志》：再生仪：凡十有二岁，皇帝本命前一年，禁门北除地置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舆，在再生室东南，倒直三岐木。其日，以童子及产医妪置室中。一妇人执酒，一叟持矢箙，立于室外。有司请神主降舆，致奠。奠讫，皇帝出寝殿，诣再生室。群臣奉迎，再拜。皇帝入室，释服，跣，以童子从，三过岐木之下。每过，产医妪致词，拂拭帝躬。童子过岐木七，皇帝卧木侧。叟击箙曰：“生男矣。”太巫幪皇帝首，兴。群臣称贺再拜。产医妪受酒于执酒妇以进。太巫奉襁褓采结等物赞祝之。豫选七叟，各立御名，系于采，皆跪进。皇帝选嘉名受之。赐物。再拜退。群臣皆进襁褓采结等物。皇帝拜先帝诸御容，遂宴群臣。此仪于行柴册仪前亦行之。《辽史》云：二仪皆阻午可汗所制。犹使人穆然于生我之劬劳，行遗体之不可不慎，且懍然于赤子之心之不可失，思更始自新也。而嬉游
废业，以事宴乐，则其志荒矣。此亦俗之流失，不可不思变革者也。
《旧书·太宗纪》：贞观二年六月庚寅，皇子治生。宴五品已上，赐帛有差。仍赐天下是日生者粟。《高宗纪》：龙朔二年六月已未朔，皇子旭轮生。七月丁亥朔，以东官诞育满月，大赦天下，赐酺三日。案旭轮此时非东宫，《新纪》云以子旭轮生满月大赦，赐酺三日是也。又永淳元年二月，癸未，以太子诞皇孙满月，大赦，改开耀元年（682年）为永淳元年。观此数条，知生子满月相庆，唐时亦已有之。五品赐宴，已为浪费，赐粟、赐酺，亦滥恩，大赦则更成乱政矣。
禁奢之令，仍历代有之，但皆无验耳。《旧书·高宗纪》：永隆二年正月，诏雍州长史李义玄禁紫服赤衣及商贾富人厚葬。玄宗开元二年（714年）禁令，已见第四章第一节。《新书·肃宗纪》：至德二载十二月，禁珠玉宝钿平脱、金泥刺绣。《旧书·代宗纪》：广德二年五月，禁钿作珠翠等。大历六年四月，诏绫锦花文所织盘龙、对凤、麒麟、师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透背，及大 绵竭凿六破已上，并宜禁断。其长行高丽白锦，大花绫锦，任依旧例织造。《新书》云：禁大 竭凿六破锦，及文纱、吴绫为龙凤、麒麟、天马、辟邪者。《新书·德宗纪》：即位后赦文：“士庶田宅，车服逾制者，有司为立法度。”《旧书·文宗纪》：大和三年九月，敕两军诸司、内官不得着纱縠绫罗等衣服。十一月，南郊礼毕，大赦节文：禁止奇贡，云四方不得以新样织成非常之物为献。机杼纤丽，若花丝布、缭绫之类，并宜禁断。敕到一月，机杼一切焚弃。四年四月，诏内外班列职位之士，各务素朴。有僭差尤甚者，御史纠上。六年六月，右仆射王涯奉敕准令式条疏士庶衣服、车马、第舍之制。敕下后浮议沸腾。杜悰于敕内条件易施行者宽其限，事竟不行。公议惜之。《新书·车服志》：文宗即位，以四方车服僭奢，下诏准仪制令品秩、勋劳为等级。诏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棕条易行者为宽限，而事遂不行。惟淮南观察使李德裕令管内妇人衣袖四尺者阔一
尺五寸，裙曳地四五寸者减三寸。《王涯传》：文宗恶俗侈靡，诏涯惩革。
涯条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贵戚皆不便，谤讪嚣然，议遂格。八年八月甲申朔，御宣政殿。册皇太子永。是日降诏云：“比年所颁制度，皆约国家令式，去其甚者，稍谓得中。而士大夫苟自便身，安于习俗，因循未革，以至于今。百官士族，起今年十月，衣服、舆马，并宜准大和六年十月七日敕。如有固违，重加黜责。”六年十月七日敕，盖即杜悰之所条也？
毁非礼之物者：文宗敕纤丽机杼，敕到一月焚弃，已见前。隋文焚绫文布，见第二章第一节。秦王俊薨后，所为侈丽之物，亦悉命焚之。《旧书·张玄素传》：贞观四年（630年），诏发卒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幸。玄素上书谏曰：“陛下初平东都，层楼广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同心欣仰。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乃袭其雕丽？”又曰：“今时功力，何为隋日？役创夷之人，袭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太宗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且陛下初平东都，太上皇敕大殿高门，并宜焚毁。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请赐与贫人。事虽不行，然天下翕然，讴歌至德。今若遵旧制，即是隋后复兴。五六年间，趋舍顿异，何以昭示子孙，光敷四海？”《窦琎传》：为将作大匠，修葺洛阳宫。琎于宫中凿池起山，崇饰雕丽。太宗怒，遽令毁之。《通鉴》：玄宗开元二年三月，毁天枢。《旧书·本纪》云：“去年九月，有诏毁天枢，至今春始。”语不可解，盖下有夺文。先是韦后亦于天街作石台，高数丈，以颂功德，至是并毁之。《旧书·本纪》：是岁六月，内出珠玉、锦绣等服玩，于正殿前焚之。《新书》事在七月乙未，其详已见第五章第一节。《通鉴》：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是岁，命将作大匠康諐素之东都毁明堂。諐素上言“毁之劳人，请去上层，卑于旧九十五尺，仍旧为乾元殿”。从之。《旧书·德宗纪》：大历十四年七月，“毁元载、马璘、刘忠翼之第，以其雄侈逾制也”。参看第二十章第四节。《文宗纪》：大和元年四月，“壬寅，毁升阳殿东放鸭亭。戊申，毁望仙门侧看楼十间。并敬宗所造也”。《旧五代史·周太祖纪》：广顺元年二月，内出宝玉器及金银结缕宝装饮食之具数十，碎之于殿廷。仍诏所司：凡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旧书·田弘正传》：魏州自承嗣已来，馆宇服玩，有逾常制者，悉命彻毁之。此等于物力皆无所惜，意在维持制度而已。然制度之克立，自有其源，不澄其源，而欲洁其流，则旋毁而旋复，亦徒耗物力而已。
公家振恤，时愈晚则愈微，而出举兴生之事，顾日盛焉。《隋书·食货志》：开皇八年五月，高颎奏：诸州无课调处，及课州管户数少者，官人禄食，乘前已来，恒出随近之州。但判官本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请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帝从之。先是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钱，回易取利，以给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书、安平郡公苏孝慈等以为所在官司，因循往者，以公廨钱物，出举、兴生，惟利是求，烦扰百姓。败损风俗，莫斯之甚。于是奏皆给地以营农。回易取利，一皆禁止。《高祖纪》：开皇十四年六月，诏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不得治生，与人争利。《苏孝慈传》：先是以百寮供费不足，台、省、府、寺，咸置廨钱，收息取给。孝慈以为与民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之。公卿以下，给职田各有差。《通鉴》亦云：诏公卿以下皆给职田。则所给似兼有廨田、职田二者。十七年十一月，诏在京及外诸司公廨，在市回易，及诸处兴生并听之，惟禁出举收利。魏孝文帝颁官禄，罢诸商人，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章第三节。隋初公廨钱，必沿自周、齐。疑在魏世，官家之出举、兴生，亦未能全绝也。至唐世则更甚。
《新书·食货志》云：诸司置公廨本钱，以番官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料。贞观十二年（638年），罢之。以天下上户七千人为胥士，视防 制而收其课，计官多少而给之。十五年（641年），复置。以诸司、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于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岁满受官。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言京七十余司，更一二岁，捉钱令史百余人。太学高第，诸州进士，拔十取五，犹有犯禁罹法者，况廛肆之人，苟得无耻？不可使其居职。太宗乃罢捉钱令史，复诏给百官俸。二十二年（648年），置京诸司公廨本钱，捉以令史、府史、胥士。永徽元年（650年），废之。以天下租脚直为京官俸料。其后又薄敛一岁税，以高户主之，月收息给俸。寻颛以税钱给之。天下置公廨本钱，以典史主之。收赢十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赋粟者常食，余为百官俸料。公廨出举典史，有彻垣墉、鬻田宅以免责者。州县典史捉公廨本钱者，收利十之七。富户幸免徭役，贫者破产甚众。秘书少监崔沔请计户均出。每丁加升尺，所增盖少。流亡渐复，仓库充实，然后取于正赋，罢新加者。《通鉴》系开元六年（718年），云：唐初州县官俸，皆令富户掌钱，出息以给之。息至倍称，多破产者。秘书少监崔沔上言：请计州县官所得俸，于百姓常赋之外，微有所加以给之。从之。开元十年（722年），中书舍人张嘉贞又陈其不便。遂罢天下公廨本钱，复税户以给百官。籍内外职田，赋逃还户及贫民。十八年（730年），复给京官职田。州县籍一岁税钱为本，以高户捉之，月收赢以给外官。复置天下公廨本钱，收赢十之六。德宗时，祠祭、蕃夷赐宴别设，皆长安、万年人吏主办。二县置本钱配纳质积户收息以供费。诸使捉钱者，给牒免徭役。有罪，府县不敢劾治。民间有不取本钱立虚契，子孙相承为之。尝有殴人破首，诣闲厩使纳利钱，受牒贷罪。御史中丞柳公绰奏诸主捉钱户府县得捕役，给牒者毁之。自是不得钱者不纳利矣。元和九年（814年），户部除陌钱每缗增垫五钱，四时给诸司、诸使之餐，置驱使官督之。御史一人，核其浸渔。起明年正月，收息五之一。号元和十年（815年）新收置公廨本钱。初捉钱者私增公廨本，以防耗失，而富人乘以为奸，可督者私之，外以逋官钱迫蹙闾里。民不堪其扰。御史中丞崔从奏增钱者不得逾官本。其后两省捉钱官给牒逐利，江淮之民，鬻茶盐以挠法。宰相李珏、杨嗣复奏堂厨食利钱扰民烦碎。于是罢堂厨捉钱官，置库量入计费。《志》所言唐代公家出举、兴生之事如此。其散见他处者：《旧书·玄宗纪》：开元二十六年正月。长安、万年两县，各与本钱一千贯，收利供驿。三月，河南、洛阳亦借本钱一千贯，收利充人吏课役。《代宗纪》：永泰元年三月，诏左仆射裴冕等十三人并集贤院待诏。上以勋臣罢节制者，京师无职事，乃合于禁门书院间，以文儒公卿宠之也。仍特给飧本钱三千贯。《穆宗纪》：元和十五年八月，赐教坊钱五千贯，充息利本钱。长庆三年十月，赐内园使公廨本钱一万贯，军器使三千贯。《懿宗纪》：咸通五年五月，以南蛮侵犯，湖南、桂州，是岭路系口，诸道兵马纲运，无不经过，顿递供承，动多差配，潭、桂两道，各赐钱三万贯，以助军钱，亦以充馆驿息利本钱。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于潭、桂，徭配稍简，令本道观察使详其闲剧，准此例兴置。《礼乐志》：永泰二年（766年），国子学成，贷钱一万贯，五分收钱，以供监官学生之费。《新书·宦者·鱼朝恩传》云：赐钱千万，取子钱供秩饭。其藉以供经费者，可谓广矣，而弊窦亦层见叠出。《旧书·沈传师传》：父既济，建中二年（781年）夏，敕中书门下两省分置待诏官三十员，以见官、前任及同正、试、摄九品以上，择文学、理道、韬钤、法度之深者为之。各准品秩给俸钱。廪饩、干力、什器、馆宇之设，以公钱为之本，收息以赡用。既济上疏论之曰：“置钱息利，是有司权宜，非陛下经理之法。今官三十员，皆给俸钱，干力及厨廪、厅宇，约计一月不减百万。以他司息利准之，当以钱二千万为之本。若均本配人，当复除
二百户，或许其入流。反覆计之，所损滋甚。当今关辅大病，皆为百司息钱。伤人破产，积于府县。实思改革，以正本源。”《新书·李德裕传》：始二省符江淮大贾使主堂厨食利，因是挟赀行天下，所至州镇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罢之。是内外交受其弊也。《忠义传》：王同皎孙潜，元和中，擢累将作监。监无公食，而息钱旧皆私有。至潜，取以具食。遂为故事。《杜兼传》：子中立，文宗时，拜司农卿。初度支度六宫飧钱移司农，司农季一出付吏。大吏尽举所给于人，权其子钱以给之。既不以时，黄门来督责、慢骂。中立取钱纳帑舍，率五日一出。吏不得为奸。后遂以为法。是官吏皆有因以自润者也，其弊可谓博矣。然民间事业，亦有籍置本以谋经费者。《苗晋卿传》：为魏郡太守。会入计，因上表请归乡里，出俸钱三万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是其事也。可见民间资本之乏矣。
惟其然，故私家亦竞事出举以求利。《隋书·秦王俊传》，言其镇并州时出钱求息，民吏苦之。《旧书·高季辅传》：季辅于太宗时上封事，言公主、勋贵，放息出举，追求什一。《杜亚传》：充东都留守，既病风，尚建利以固宠。奏请开苑内陆为营田，以资军粮，减度支每年所给，从之。亚不躬亲部署，但委判官张荐、杨晪。苑内陆堪耕食者，先为留司中官及军人等开垦已尽。亚计急，乃取军中杂钱，举息与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际，多令军人车牛，散入村乡，收敛百姓所得菽粟将还。军民家略尽，无可输税。人多艰食。由是大致流散。《新书·徐有功传》：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责息钱于贵乡，家奴督敛，与尉颜余庆相闻知。《通鉴》：后汉高祖乾祐元年（948年），蜀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业，于私第置狱，系负债者或历年，至有庾死者。此等皆恃势放债者也。亦有恃势借债者。《旧书·高宗诸子传》：章怀太子子守礼，常带数千贯钱债。或谏之。守礼曰：“岂有天子兄没人葬？”《李晟传》：子惎，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沉湎酒色，恣为豪侈。积债至数千万。其子贷回鹘钱一万余贯不偿，为回鹘所诉。文宗怒，贬惎为定州司法参军。是其事矣。然恃势负债之人，亦自有能与之交涉者。《旧书·武宗纪》：会昌二年二月，中书奏“赴选官人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铨，于前件州府得官者，许连状相保，户部各备两月加给料钱，至时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带息债，衣食稍足，可责清廉。”从之。则清代所谓京债者，唐时已有之矣。《高瑀传》：大和初，忠武节度使王沛卒，物议以陈、许军四征有功，必自择帅。或以禁军之将得之。宰相裴度、韦处厚议：瑀深沈方雅，曾刺陈、蔡，人怀良政；又熟忠武军情，欲请用瑀。事未闻，陈、许表至，果请瑀为帅。乃授忠武节度使。自大历已来，节制除拜，多出禁军中尉。凡命一帅，必广输重赂。禁军将校当为帅者，自无家财，必取资于人，得镇之后，则膏血疲民以偿之。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议，缙绅相庆曰：“韦公作相，债帅鲜矣。”此又武官之京债也。《后妃传》：穆宗贞献皇后萧氏，福建人。生文宗。后因乱去乡里，自入王邸，不通家问。别时父母已丧，有母弟一人。文宗诏闽、越连率于故里求访。有户部茶纲役人萧洪，自言有姊流落。估人赵缜，引洪见后姊徐国夫人女婿吕璋。夫人亦不能省认；俱见太后，呜咽不自胜。上以为复得元舅，遂拜河阳怀节度使。迁鄜坊。先是有自神策两军出为方镇者，军中多资行装，至镇三倍偿之。时有自左军出为鄘坊者，资钱未偿而卒于镇，乃征钱于洪。宰相李训，雅知洪诈称国舅，洪惧，请训兄仲京为鄜坊从事以弥缝之。洪恃与训交，不与所偿。又征于卒者之子。洪俾其子接诉于宰相，李训判绝之。左军中尉仇士良深衔之。时有闽人萧本者，复称太后弟。士良以本上闻，发洪诈假。自鄜坊追洪下狱，御史台按鞫，具服其伪，诏长流 州，赐死于路。赵缜、吕璋亦从坐。军人放京债者之声势，可以想见。神策吏李昱假贷长安富人钱八千贯不偿，大贾贾陟负五坊息钱，钩考又得卢群逋券，事见第六章第六节。贞元时颁藏钱之禁，高赀大贾亦多倚左右军官
钱之名以拒，事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又可见军中出举，所及颇广，并不以本军为限也。
商人所畜，本多流通蕃息之财，兼事出举，势自甚便。刘从谏署贾人子为衙将，使行贾州县，而其人遂所在暴横，责子贷钱，以此也。回纥来者，亦多商人，故亦多事出举。《通鉴》：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已来，安西、北廷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胡《注》曰：“举者，举贷以取倍称之利也。质者，以物质钱，计月而取其利也。”开成元年（836年），京兆府奏禁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见第十五章第一节。正指此辈。西域奉使，本多贾胡，即不尽然，而其同族既多此曹，自亦易与之合流。《新书·回鹘传》言其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亦西胡，非北狄也。
《新书·薛仁贵传》：子讷，迁蓝田令。富人倪氏，讼息钱于肃政台。中丞来俊臣受赇，发义仓粟数千斛偿之。讷曰：“义仓本备水旱，安可绝众人之仰私一家？”报上不与。会俊臣得罪，亦止。讼息钱而判以义仓粟为偿，其事殊不可解。度其贷款必与地方公务有关涉也。《宋璟传》：京兆人权梁山谋逆，敕河南尹王怡驰传往按。牢械充满，久未决。乃命璟为京留守，复其狱。初梁山诡称婚集，多假贷，吏欲并坐贷人。璟曰：“婚礼借索大同，而狂谋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与为反。贷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纵数百人。假贷何必分向数百人，数百人何以能皆信之？其事亦殊不可解。梁山殆豪杰者流，贷与之人，实为所胁耳。《旧书·崔衍传》：继母李氏，不慈于衍，而衍事李氏益谨。李氏所生子邰，每多取子母钱，使其主以契书征负于衍，衍岁为偿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无所余。邰之举取，习以为常，与之者盖专以此为业，所谓子钱家也？
借贷者不必皆相知，子钱家欲广其业，则必有物以为质。德宗征山东，括僦柜质钱，《通鉴》胡《注》曰：“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复还子钱，谓之僦柜。”建中三年（782年）。此即今之典肆。《五代史补》：慕容彦超被围，勉其麾下曰：“吾库中金银如山积。若全此城，尽以为赐。汝等勿患富贵。”有卒私言曰：“侍中银皆铁胎，得之何用？”诸军闻之，稍稍解体。高祖人，有司阅其库藏银，铁胎者果什七八。初彦超令人开质库，有以铁胎银质钱者，经年后，库吏始觉，言之。彦超初甚怒。顷之，谓吏曰：“此易致耳。汝宜伪窦库墙，凡金银器用暨缣帛等，速皆藏匿，仍乱撤其余，以为贼践。吾当擒此辈矣。”库吏如其教。彦超下令：“恐百姓疑彦超隐其物，宜令三月内各投状，明言质物色，自当陪偿之。”百姓以为然，投状相继。翼日，铁胎银主果出。于是擒之。置之深屋中，使教部曲辈昼夜造用广府库。此银是也。则官亦自设质库以牟利矣。
《全唐文》三载玄宗禁放重利诏曰：“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须厘革。自今已后，天下私举质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沈既济谓百万之息，当以钱二千万为之本，正系月息五分，此盖唐代宫中出举取息常率？不轻减以抑民间重利，反抑民间利率，使下于官，宁可得乎？月息五分，二十阅月即利侔于本，使再计息，盘剥未免过深，故子本相侔，即不许再计利息。《旧五代史·梁末帝纪》：贞明六年四月丁亥，制私放远年债负，生利过倍，自违格条。所在州县，不在更与征理之限。龙德元年五月丙戌，制公私债负纳利及倍已上者，不得利上生利。《唐明宗纪》：长兴元年（930年）圜丘赦制：应私债出利已经倍者，只许征本。已经两倍者，本利并放。《晋高祖纪》：天福六年（941年）赦诏：私下债负征利一倍者并放。数诏意旨相同，所谓格条，当出唐代也。
借债有约以他物为偿者。《新五代史·常思传》：广顺三年（953年），徙镇归德。居三年，来朝，又徙平卢。思因启曰：“臣居宋，宋民负臣丝息十万两，愿以券上进。”太祖颔之。即焚其券，诏宋州悉蠲除之。盖知其剥削之酷也。然计臣亦有以此为筹款之策者。《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孔谦贷民钱，使以贱价偿丝，屡檄州县督之。翰林学士承旨权知汴州卢质上言：“梁赵岩为租庸使，举贷诛敛，结怨于人。陛下革故鼎新，为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为，是赵岩复生也。今春霜害稼，茧丝甚薄，但输正税，犹惧流移，况益以称贷，人何以堪？”此等出举之法，疑民间旧有之，聚敛之臣乃从而效之，而贪残者亦行之一州也。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而穷乡僻壤之民，殊有告贷无门之苦，则不得不如鱼之相濡以沫。《新书·循吏传》：韦宙，出为永州刺史。民贫无牛以力耕，宙为置社，二十家月会钱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为准。久之，牛不乏。此深得教民相助之道。人孰能无缓急，穷僻之处，既为出举者所不顾，非其人能自相救恤，尚安得维持延续？其间睦姻任恤之行必甚多，特无闻于世，遂无传于后耳。语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如韦宙之所为，盖所谓利导之、整齐之者。《隋书·郎茂传》：迁民部侍郎。尚书右仆射苏威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又为余粮簿，拟有无相赡。茂以为繁纡不急，皆奏罢之。夫民非不能为也，然不能承文教而为之。而为之强立条章，而责之以行，是与之争也。宜郎茂之弗听也。
公家救恤之政，后世已几绝迹，而惟借佛家稍存之。《旧书·武宗纪》：会昌五年十一月甲辰，敕悲田养病坊，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振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管选耆寿一人句当，以充粥料。《新书·食货志》云：两京悲田养病坊给寺田十顷，诸州七顷，主以耆寿。是佛教未废时，悲田养病坊，固遍于两京及诸府州也。然其细已甚矣。《玄宗纪》：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是岁断京城乞儿。既断之，亦必有以活之，其亦如悲田坊之类邪？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