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辑（敛也）五瑞（信也），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朱熹曰：“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五等诸侯执之以合符于天子而验其信否也。”
臣按：物质之美而贵者莫如玉，故天子而下皆执之，盖以至贵之人而执至美之物，天子则以是而致敬于天，诸侯则用是而尽诚于天子也。
《禹贡》：扬州，厥贡瑶琨。梁州，厥贡纮。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
蔡沈曰：“瑶琨，玉石名，《诗》曰'何以舟之，维玉及瑶琨’，《说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为礼器。’纮，玉磬也。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尔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球琳、琅玕。’”
臣按：玉之为物，自古中国所在有之，观诸《山海经》可见矣。在尧舜之世已用为圭璧，《禹贡》之时扬、梁、雍三州所贡已有玉石，在战国时卞和所献之玉出于荆山，汉之时关中之蓝田、幽州之玉田皆有玉焉，是时西域未通于中国也。今中国未闻有出玉之处，而所用之玉皆自于阗国来，于阗之玉有白、玄、绿三种，皆出于河，亦与古人所谓玉蕴石而山辉者异，是则中国之玉出于石而必用斫，外夷之玉生于水而必用捞也，岂古今土地生物有不同欤，抑玉乃土石之精粹者，其生也有限而取之也有尽耶？况古人以玉比德，无故不去其身，用以为器用、杂佩之类不一而足，是以制字者如琼瑶、瑄璟之类逾二百，则玉在古多而为用伙可知矣，今世闾阎小民有不识玉者，何古如彼之多而今如此之少耶？由是推之，汉之金以斤计而每以万为言，唐则以两计而比于汉者少，而宋又少于唐，今日又少于宋，无乃数千年之后，中国之金殆将与玉同耶？为世道远虑者不可不为之限节也。
《诗鄘风君子偕老》曰：副（祭服首饰）笄六珈（以玉加于笄为饰）。
臣按：先儒谓副，祭服之首饰，编发为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两旁当耳，其下以紞悬瑱。衡笄以玉为之，今之簪也。紞织如条，上属于衡。瑱以玉为之，以纩缚之而属于紞，悬之当耳，似今之珥也。
《卫风淇奥》曰：充耳琇莹。
朱熹曰：“充耳，瑱也。琇莹，美石也。天子玉瑱，诸侯以石。”《郑风》之《女曰鸡鸣》曰：杂佩以赠之。
朱熹曰：“杂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下系三组，贯以蠙珠，中组之半贯一大珠曰瑀，末悬一玉两端皆锐曰冲牙，两旁组半各悬一玉长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悬一玉如半璧而内向曰璜，又以两组贯珠，上系珩两端、下交贯于瑀而下系两璜，行则冲牙触璜而有声也。”
《齐风》之《著》曰：尚之以琼华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
朱熹曰：“琼华，美石似玉者，即所以为瑱也。琼莹、琼英，亦皆美石似玉者。”《秦风》之《渭阳》曰：何以赠之，琼瑰玉佩。孔颖达曰：“琼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者，美石之名。”
《小雅》之《采芑》曰：朱芾斯皇，有玱葱珩。
朱熹曰：“玱，玉声。葱，苍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横玉也。礼，三命赤芾、葱珩。”《斯干》曰：乃生男子，载弄之璋。朱熹曰：“半圭曰璋。”
《大东》曰：鞙鞙（长貌）佩殽。郑玄曰：“佩殽者，以瑞玉为佩。”
《大雅》之《棫朴》曰：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朱熹曰：“祭祀之礼，王祼以圭瓒，诸臣助之；亚祼以璋瓒，左右奉之。其判在内，亦有趣向之意。峨峨，盛壮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
《旱麓》曰：瑟（缜密貌）彼玉瓒，黄流在中。
朱熹曰：“玉瓒，圭瓒也，以圭为柄，黄金为勺，青金为外而朱其中也。黄流，郁鬯也。酿黍为酒，筑郁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条鬯，以瓒酌而礼之也。”
《韩奕》曰：韩侯入觐，以其介圭。朱熹曰：“介圭，封圭，执之为贽，以合瑞于王也。”《江汉》曰：厘尔圭瓒，鬯一卣。朱熹曰：“厘，赐；卣，尊也。”
《商颂》之《长发》曰：受小球大球。
郑玄曰：“小球，镇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执也。”
臣按：以上皆三百篇《诗》中所言及玉者，大抵先王之世所用以为首饰、佩服、祭器、贡贽者皆玉也，后世乃舍中国比德之玉而宝远夷无用之石以为用，甚至倾帑藏以易之，此何见也？
《周礼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齐则共食玉，大丧共含玉，若合诸侯则共珠剟、玉敦。凡王之献金玉，受而藏之。
吴澂曰：“金玉，人所宝者。服玉，大圭之类。佩玉，珩璜之类。珠玉则琢玉为珠，以饰冠冕也。食玉，所以养至阳之气。含玉，所以为死者口实。合诸侯，谓诸侯会同则为坛三成，割牛耳取血以歃之。珠剟，所以盛耳；玉敦，所以盛血。”
臣按：玉之为玉，古先帝王必以之为服佩之用者，以其色有黄、白、黑、苍之辨，其声有角、征、宫、羽之应，其象有仁义礼乐、道德忠信之备。
《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犹齐等也）邦国，王执镇（安镇四方）圭，公执桓（柱也）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薄璧。
刘彝曰：“舜受尧禅，执天下之大圭而陟帝位，始受天下之朝，则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班瑞于群后，是玉作六瑞古已有矣。”
臣按：此即《舜典》所谓辑五瑞者，盖自帝世已有之矣。先儒谓六瑞之制，其形有圭之锐、璧之圆以象天之体用，其名有镇、桓、信、躬、谷、蒲以别君德之隆杀，信、躬之名则取诸身而象之也，镇、桓、谷、蒲之名则取诸物而象之也。古人制器莫不各有取象，矧此乃天子所以合信于诸侯者乎？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
吴澂曰：“礼神者，始告神时荐于神坐也，荐之在于作乐迎神之后，郑氏云'先奏是乐以致其神，礼之以玉而祼焉’是也。苍璧礼天，苍象天之色，圆象天之形。黄琮礼地，黄象地之色，琮八方亦象地，其制每角各刻出一寸，长六寸、厚八寸。青圭礼东方，圭制上左右各半寸其锐，以象春物初生，长九寸、厚一寸、博三寸，礼东方以立春。赤璋礼南方，半圭曰璋，夏者阴阳各居其半，故用璋，礼南方以立夏。白琥礼西方，以玉长九寸、广五寸刻状虎形，高三寸，礼西方以立秋。玄璜礼北方，半璧曰璜，冬者阴阳亦居其半，故用璜，礼北方以立冬。六玉各象其方色，而牲币又象六玉之色。”
臣按：先儒谓玉者纯阳之精气而圣人之至宝也，将礼于天地四方而无以归其诚，乃以玉作六器，既象天地四方之色，又拟其形以琢之，而柴禋烝燎埋瘗之，所以答神之降飨也。后世惟祀天地有琮璧，而于其他之祭则无焉，岂非缺典乎？
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
郑玄曰：“祖庙，始祖之庙，其宝物世传守之，若鲁宝玉、大弓者。玉镇、大宝器，玉瑞、玉器之美者。”
王昭禹曰：“《左传》曰'诸侯之封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则所谓玉镇者美玉之可以为镇者也。《记》曰'崇鼎、贯鼎、大璜、封父龟，天子之器也’，所谓大宝器者亦类此。郑景望曰'大丧、大祭则出而陈之’，胡安定曰'告终易代，陈列先王所宝，非直为美观也，以见传及其身能全而归之也’，夫以一器一物传于先王者犹谨如此，况神器之大者乎？汤有《典宝》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当常宝，而无德则失，亦不可常乎，是义也于周《顾命》尤详。”
臣按：《周礼》天府所藏即《顾命》之所陈者也，《中庸》所谓“陈其宗器”即此所谓国之玉镇、大宝器，即《书》所谓“越玉五重”也。是五重者即先世所传之重宝，曰弘璧、曰琬琰、曰大玉、曰夷玉、曰天球，是之谓五玉。弘璧，大璧也；琬琰，圭也；大玉，华山之玉；夷玉，东夷之玉；天球，鸣球也。是皆国之重镇、大宝，而为子孙者所当谨守以为传世之宝，以镇国家，以贻云仍，不可失坠焉者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名以命之）物（物以色之）与其用事（朝日祭祀之时），设其服饰（彩藉之类）。王晋（插也）大圭（朴素无文），执镇圭（彖四镇之山），缫（织组为藻）藉（饰以藉玉）五采（五色）五就（一半为一就）以朝日（春分半日）；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缫皆三采三就；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缫皆二采再就，以朝觐、宗遇、会同于王，诸侯相见亦如之。彖（刻上）圭（剡上）、璋（半圭）、璧（璧圆）、琮（半璧）缫皆二采一就，以頫聘。四圭有邸（圭出于四旁），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出于两旁），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瓒，以肆先王、以祼宾客；圭璧（圭其邸为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邸托于琮，贯而射之），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地；珍（当为镇）圭，以征守、以恤凶荒；牙璋（彖为齿牙），以起军旅、以治兵守；璧羡以起度。
郑玄曰：“人执以见曰瑞，礼神曰器。”
臣按：先儒谓璧羡以起度者，古人之度在乐则起于黄钟，在礼则起于璧羡。璧之圆凡九寸，以其旁之一寸而羡其上下，则横径八寸而袤十寸，以十寸之尺而起度则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八寸之尺而起度则八尺为寻、倍寻为常，使度或不存，天下后世因璧羡而可考，则王者之五度信矣。由是观之，则先王命典瑞之职掌玉瑞、玉器之藏，非但备物以为当世之用，而又制器以垂后世之则。三代盛时，礼乐之用备于上，礼乐之化孚于下，非但掌之者有其人，而制之者亦有其则，《诗》所谓“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亦此类欤。
玉人之事。镇圭（取镇安四方之义）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取强直有立之义），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伸也）圭（取尊而不屈之义），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取卑而不伸之义），伯守之。天子执冒（取覆冒之义）四寸以朝诸侯。天子用全（丝色），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将（以玉饰其柄），继子男执皮帛。天子圭中必（与乂同）。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长三尺，杼（杀也）上终葵（椎也）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祼圭尺有二寸，有瓒，以祀庙；琬圭九寸而缫，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规，以除慝、以易行。璧羡度尺（用以起度）、好（璧孔也）三寸，以为度。
郑玄曰：“天子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盖天下也。全，纯色。”
臣按：玉人之所造即典瑞之所掌也，然其间亦有详略、多寡、同异者，互相备也，不然其有缺文逸简欤？抑观成周之世所以为玉瑞、玉器者，无非为祭神、行礼、致四时、赠宾客、恤凶荒、起军旅而作，后世所以造作者多以为服饰、玩好，甚者以为戏具，求其为礼而作者盖鲜矣。夫以古人比德之玉所以事天、享帝之具，而用以为亵玩于床第之间，其不恭甚矣。
《礼记曲礼》：玉曰嘉玉。陈澔曰：“无瑕之玉也。”
臣按：礼神以玉，取其清洁无瑕也。玉之为玉，或以为璧、或以为琮，或圭以青、或璋以白，或赤而为虎形、或玄而为半璧，或两圭而有邸、或四圭而有邸，苟有瑕而不纯则非全矣，故必纯而全然后谓之嘉焉。嘉者美也，然是玉也或焚焉或藏焉，考《周礼》郑氏注谓烝祀“烝，烟也，为玉币祭祀，焚之作烟以报阳也”，此焚玉之证也；天府若当祭祀讫事而藏之，此收玉之证也。是何也？盖用玉于神，有礼神者有祀神者，礼神者讫事即收，祀神者与牲俱燎也，若夫《郊特牲》所谓圭璋则用圭璋以盛鬯，用其气臭而已。
《玉藻》：天子搢（插也），方正于天下也；诸侯荼，前诎、后直，让于天子也；大夫前诎、后诎，无所不让也。
陈澔曰：“亦笏也，即玉人所谓大圭长三尺者是也，以其挺然无所诎，故谓之，盖以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也。荼者舒迟之义，前有所畏则其进舒迟。诸侯之笏，前诎者圆杀其首也，后直者下角正方也，以其让于天子，故杀其上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故笏之下角亦杀而圜，示无所不让也。”
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郑玄曰：“球，美玉也。文犹饰也。大夫、士饰竹以为笏，不敢与君并用纯物也。”
孔颖达曰：“鱼须文竹，谓以鲛须文饰其竹也。士以竹为本质，以象牙饰其边缘。可者，通许之辞。”
臣按：以上圭笏之制。惟天子得用玉，诸侯则用象，大夫、士皆用竹，但用鱼须及象文饰之。今制则五品以上用象，六品以下皆用槐木简。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征、角，左宫、羽。
陈澔曰：“征、角、宫、羽，以玉声所中言也。征为事、角为民，故在右，右为动作之方也。宫为君、羽为物，君道宜静，物道宜积，故在左，左乃无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肃杀之音，故遗之欤？”
方悫曰：“征、角为阳，宫、羽为阴，阳主动、阴主静，右佩阴也而声中征、角之动，左佩阳也而声中宫、羽之静，何哉？盖佩所以为行止之节，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此设备之意也。”
臣按：佩之制见于《诗》“杂佩”，其制有琚、瑀、珩、璜、冲牙五者。其所以为声者，在两璜与冲牙相触击，行动之际锵然以鸣，在右者必中征、角，在左者必中宫、羽。古之玉人所以制造之者必有其度，然后能使声之所中协于角、征、宫、羽之音，其大小厚薄必有等差，惜后世之无传也。今制，朝祭服皆有制，三品以上用玉、四品以下药玉，近乃有铸铜为之者，殊失古制。盖玉之中商声者，以其有肃杀之声，尚不可用，况用金声乎？切宜禁革。
凡带必用佩玉，惟丧否。佩玉有冲牙。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贾公彦曰：“所触之玉其形似牙，故曰冲牙。”
《聘义》：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绖攵也）密以栗（坚貌），知也；廉而不刿（伤也），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犹扬也）以长，其终诎（绝止貌）然，乐也；瑕（玉病也）不掩瑜（玉中美者），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
贾公彦曰：“圭璋特达，谓行聘之时惟执圭璋特得通达，不加饰弊也。”
马耇孟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镇圭以召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齐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军旅，用其义也；国君相见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礼也；乐有鸣球，服有佩玉，用其乐也；邦国玉节，用其信也；琬以结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两圭祀地，黄琮礼地，用其能达于地也；四圭祀天，苍璧礼天，用其能达于天也；圭璋特达，用其能达于德也，已聘而还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为器而用玉之美者也。古之善比君子于玉者，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曰'如圭如璧’，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曰'玉振终条理’，曰'瑾瑜匿瑕’，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此古人比君子于玉者也。”
臣按：玉者天下莫不贵，君子之德似之，是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右征角、左宫羽，于玉比德，盖求所以称夫仁、义、知、礼、乐、忠、信之德而比之于玉也。
《春秋》：定公八年，盗窃宝玉、大弓。九年，得宝玉、大弓。
胡安国曰：“穀梁子曰：'宝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赐藏之鲁。’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孙世守罔敢失坠，以昭先祖之德，存肃敬之心耳。古者告终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陈列，非直为美观也，先王所宝传及其身能全而归之，则可以免矣。鲁失其政，陪臣擅权，虽先公分器犹不能守而盗得窃诸公宫，其能国乎？故失之书、得之书，所以讥公与执政之臣，见不恭之大也。此义行，则有天下国家者各知所守之职，不敢忽矣。”
臣按：人君于先代所藏之重器、手泽之所存、心神之所寓，有事于宗庙则陈之以示其能守，临终而顾命则列之以见其全归，非细故小事也。《中庸》以此表继述之能孝，《周书》以此见传守之不失，为人子孙践祖宗之位、守祖宗之业而不能守祖宗之遗物，岂得为孝乎？
唐玄宗天宝十载，诏曰：“礼神以玉，取其精洁温润，今有司并用瑉。自今礼神六器，宗庙奠玉并用真玉、诸祀用瑉，如玉难得大者，宁小其制度以取其真。”
臣按：祀神当以诚，以伪代真则非诚矣。
肃宗宝应元年，楚州言尼真如恍惚登天，见上帝赐以宝玉十三枚，云中国有灾以此镇之。群臣贺表。
范祖禹曰：“尧命重黎绝地天通，盖恶巫觋矫妄而诬天罔民也，后世主昏于上、民迷于下，黩乱天地，无所不有。肃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兴，故奸伪得以惑之，获宝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验亦可睹矣。”
臣按：妖人假物以售其奸伪，明理之君必不为所惑，何也？盖宝玉之物皆生于地，何由而上于天？所以琢磨而雕刻成器者，非人力不能为也，天者气而已矣，所能生者浑然之质而不能成奇巧之形，以是折之，则妖人无所容其伪矣。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马八国求奇宝。
臣按：自古中国所谓宝者必可以为礼神之器，必可以为佩服之用，必可以为器用之饰，上可以镇国家，下可以诒后胤，非徒用以为观玩戏弄而已也。元人之所谓宝者则异于是，史传之所不载、前代之所无，有形不如珠之圆莹，色不如玉之温润，质不如金之从革，盖与砂砾无异焉，乌足以为宝哉？
以上宝玉之器
《易》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徐几曰：“智者创物，巧者述之，皆足以为利，而物无不备，用无不致，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惟圣人为大。”
臣按：天下之物无一不起于圣人，是虽一耒耜之末、一门户之微，凡所以为利于天下者皆有所取象而非无所本也。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朱熹曰：“此圣人制器尚象之事。”
胡炳文曰：“圣人之制此器也，此卦之中自有此理而已，盖之一字，疑取诸此而非必取之此也。”臣按：圣人制器尚象凡十三卦，此特录其三卦者，工作之器尔。
《书》：帝曰：“畴（谁也）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朱熹曰：“若，顺其理而治之也，帝问谁能顺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
臣按：工而谓之若，若者顺其理而治之也，先儒谓守法信度，因圣人创作之制而持循之，此之谓若，所谓因万物自然之理而为之行其所无事之智焉耳。后世之工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岂所谓若哉？
《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五曰百工，饬化八材。
郑玄曰：“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镂、革曰剥、羽曰析。”
臣按：周太宰以九职任万民而必谨于百工饬化八材者，以民生日用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工而谓之百，不止一工也。饬者修治以为器，化者变转以为用。
《考工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材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郑玄曰：“审曲面势，谓审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势之宜，以治之及阴阳之向背是也。五材，金、木、皮、玉、土。”
王昭禹曰：“饬五材，若饬木而为舟车、弓庐之属，饬金而为鼎量、剑削之属，饬土而蜗甑、簋豆之属，饬水火而运用之以成乎众材之属。”
臣按：国有六职者，即所谓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也。所谓职者，通上下言，犹所谓职业云，非专言官职之职也。作记者述百工之事，因举其通功易事者凡有六焉，盖无是五者则百工所饬之五材、所辨之民器亦无所用之也。
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
吴澂曰：“五行者天地生成自然之理，考工述之，刃之以金为体者以火为用，故于金言；烁器之以土为体者以水为用，故于土言；凝水行乘舟以济不通，陆行乘车以任重致远，则木之为用无往不利。时，寒温也；气，刚柔也。考工者举此以推五行造化之理，以明圣人器用之制，使天下因物以穷夫理也。”
王昭禹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道本于性命而器之理藏乎其中，器成于度数而道之迹显于其外。君子上达则其智足以穷理而能创，小人下达则其巧足以循迹而能述，故曰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大司徒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古者四民莫不皆然，而百工之于官府也，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故攻木之工不使之攻金、攻皮之工不使之攻玉、氏之子常为量、凫氏之子常为钟、桃氏之子常为剑、函人之子常为甲，而各使之精其事焉，故曰守之世谓之工。虽然此特循法度之迹而守之也，若夫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则轮扁之斫轮也不能授之子，况可得而世耶？”
臣按：《易》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于圣人”，是则天下之器用无一而非圣人之所造始也，智者于其间特因其类而创为之，而巧者又从而述之耳。夫天生五材，民并用之，有一器之作则有一器之用，有一器之用则有一器之利，不徒作也。苟有器而无用、有用而无利，耗材物于无用，费民力于无益，圣人所不作者，则智者必不创、巧者必不述也。苟肆其私意而作淫巧于用器常度之外，此圣王之法所必诛而无赦者。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轮（为轮为盖）、舆（为车舆）、弓（为弓）、庐（为庐器戈柲之类）、匠（营宫室为沟洫）、车（为车为耒）、梓（为笋虡为饮器）；攻金之工，筑（为削）、冶（为戈戟）、凫（为钟）、（为量）、段（为镈）、桃（为剑）；攻皮之工，函（为甲）、鲍（治韦革）、（为鼓）、韦（熟皮）、裘（为裘）；设色之工，画、缋（维五色）、钟（染羽）、筐（阙）、荒（练丝）；刮摩之工，玉（治为圭璧）、咺、雕（阙）、矢（为矢）、磬（为磬）；抟埴之工，陶（为瓦）、膋（为簋）。
郑玄曰：“事官之属六十，此三十工略记其事尔。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族有世业，以氏名官者也。”贾公彦曰：“此言工之多少总数。”
臣按：先儒谓天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加之以皮玉设色则为八材、九职，所谓百工饬化八材是也。水火之材则运用此六者而成之。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
郑玄曰：“官各有所尊，王者相变也。舜至质，贵陶器，甒大、瓦棺是也。”
王昭禹曰：“圣人立成器为天下利者亦审所尚而已，四代所尚亦因时而已。夏后氏继舜犹以质为尚，卑宫室而尽力沟洫，而尚匠人之职焉。商王兴礼乐而尚文，以梓人为侯、为笋虡、为饮器，故尚梓。至周而文大备矣，以舆人为车，其材至备，其工至多，故尚舆。”
臣按：疏谓此一段论四代所尚不同之事，遂专据周所尚言之，直至篇终。一车之作，有轮人、有舆人、有车人、又有辀人，是车之工最多，以周所尚在此也。夫历代各有所尚，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后之所尚者乃所以矫前代之失也。然矫其失而或过于专一，而其流之弊又不能无偏焉，此圣人为制所以必因时制宜、损过以就中，非但施于礼乐政事者为然，则虽一器之末亦莫不寓意于其中也，此先王之世所以事皆得中而无过举欤。
《礼记》：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
郑玄曰：“六工于周皆属司空，土工，陶、膋也；金工，筑、治、凫、、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轮、舆、弓、庐、匠、车、梓也；兽工，函、鲍、韗、韦、裘也；惟草工职亡，盖谓作萑苇之器。”
臣按：《曲礼》所记六工与《考工记》大同小异，先儒谓此为殷制，然所称之名虽异而所治之事则同，土工即抟埴之工，金工即攻金之工，石工刮摩之工也，木工攻木之工也，兽工攻皮之工也，草工盖设色之工欤。
《月令》：孟春之月，其器疏以达。孟夏之月，其器高以粗。中央土，其器圜以闳。孟秋之月，其器廉以深。孟冬之月，其器闳以奄。
方悫曰：“春主发散，故其器疏以达，疏则散、达则发故也。夏主长大，故其器高以粗，高则长、粗则大故也。秋主刻深，故其器廉以深，廉则制、深则刻故也。冬主收藏，故其器闳以奄，闳则收、奄则藏故也。中央土，其器圜以闳者，圜若物由是以周旋，闳若物由是以出入，万物周旋于土者也，故中央之器所象如此。”
臣按：《月令》于四时所用之器各有不同，盖王者承天以出治，凡其身体之所居处、被服、食用一一皆顺天时以奉天，不敢苟也。是以非四时之正味不敢食、非五方之正色不敢服，凡一器用之微亦必随时而为之制，所以范一身于礼法之中，身所被服、口所饮啖、目所盼视、手所执持，无一事而非顺天时合天理也，彼虽欲作淫巧以荡上心，乌可得哉？
季春之月，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陈澔曰：“工师，百工之长也。五库者，金铁为一库、皮革筋为一库、角齿为一库、羽箭干为一库、脂胶丹漆为一库。视诸物之善恶皆有旧法谓之量，一说多寡之数也，审而察之，故云审五库之量也。此时百工各理治其造作之事，工师监临之，每日号令必以二事为戒，一是造作器物不得悖逆时序，如为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体之类是也；二是不得为淫过奇巧之器以摇动君心，使生奢侈也。”
孟冬之月，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绖攵同）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孔颖达曰：“于是之时命此工官之长效实百工所造之物，陈列祭器，善恶按此器旧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勿得有作过制之巧，以摇动在上之心而生奢侈。作器不须靡丽华侈，必功力密致为上，每物之上刻所造工匠之名于后，以考其诚信与否，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坚固，则功有不当，必行其罪罚以穷其诈伪之情也。”
方悫曰：“工固有巧也，然过乎巧则为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荡上心焉。此仲春、孟冬皆言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前则因其作而戒之，后则因其成而又戒之。”
臣按：虞廷九官，共工居其一，是则工师之官所掌之事虽若轻而小，而其所以关系者君心之收敛、放荡存焉。呜呼，国家之患孰有大于君心之荡者哉？人君一心万化之本，天下安危、生灵休戚皆由乎此耿耿方寸间耳，使其常囿于礼法之中则必不肯轻费民财、轻劳民力，财不费则敛于民也薄，力不劳则役于民也轻，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荡焉出于礼法之外，宫室之奉必欲其壮丽，服饰之奉必欲其华美，器用之奉必欲其精致，则必费财而劳民，而人有不堪者矣。然是心也敛之则难，荡之则易，其始也未尝不起于细微，其终也乃至于滔天而不可救止焉，此箕子所以于纣之用象箸知其必为玉杯。噫，玉杯尚可，其后乃至于琼宫、瑶台而无已焉。由是以观，古人防未然之欲而必谨于其微，其意深矣，其虑远矣。
《汉表》：少府有考工室、令、丞，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为考工。臣瓒曰：“冬官为考工，主作器械。”《续志》：少府有尚方令，六百石，掌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
颜师古曰：“主作禁器物。”臣按：后汉典工作之官。
宣帝时，王褒上言：“周之所以能致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绝恶于未萌也，宜减乐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俭。古者工不造爇彖、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独贤，政教使之然也。民见俭则归本，本立而末成。”和帝时，樊准上言：“调和阴阳实在俭节，朝廷虽劳心元元，事从省约，而在职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远，故《诗》曰'京师翼翼，四方是则’，今可先令大官、尚方、考工、上林池御诸官实减无事之物，五府调省中都官吏，京师作者如此，则化四方，人劳省息。”
臣按：《书》云“不作无益害有益”，盖古昔先王尚象以制器，以为民生日用之具，并有五材以修六府，有不备者又因其材而饬化之，使之利其用而不至于阙乏，无非有益于人生日用者也。是故分为六官而专以一官司百工之事，后世乃于官常之外别以禁御之内立为尚方之官，聚奇巧之工，制珍异之器。呜呼，器之为器取适用而已，苟制一器而费百器之材，当用一工而费百工之力，耗货财于无用，用工力于无益，何为也哉？夫人之所以为奇巧精致之物者，欲以夸耀于人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其尊无对，其富无伦，欲谁夸哉？况宫闱邃密，门禁深严，外人无由而至，朝夕左右得于观视之间者宦官、官妾尔，彼生深宫之中，执使令之役，固无外交，亦无远识，亦何用夸彼为哉？为人上者何苦竭生民之膏血、夺生民之衣食、劳生民之筋力，以为此无益之事哉？张蕴古云：“琼其宫而瑶其台，所居不过容膝；糟其丘而酒其池，所食不过适口。”臣愚谓于器用亦然。
南宋明帝时，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内外百官并断俸禄，而明帝奢费过度，每所造器用必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幸用事，货赂公行。
臣按：人君之于器用取其足用而已，明帝之造器用必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事，人生几何，一生能著几两屐邪？天下无事，府库盈溢，且不可暴殄天物而过于自奉，况兵外用而财内竭，百官月俸皆不继，而吾乃多为器用而置之于无用之地，何为也哉？
唐置少府监掌百工技巧之政，中尚署令掌供郊祀圭璧、天子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之制。
臣按：此唐掌工作之官。夫中尚令掌供郊祀圭璧以祀天享帝者也，而又兼掌天子玩器、后妃服饰、雕文错彩之制，岂其伦哉？毋乃近于亵乎。
宋太祖收伪蜀图书、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毁。孟昶服用奢僭，至于溺器亦装以七宝，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无亡得乎？”上躬履俭约，乘舆、服用皆尚质素。
臣按：亡国之君与兴王之主自然奢俭不同。
太宗淳化二年，令左藏库籍所掌金银器皿之属，悉毁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备进御。上曰：“将焉用此？汝以奇巧为贵，我以慈俭为宝。”卒皆毁之。
臣按：金银器皿之属虽极精巧，然其质犹不费损也，一旦毁之本质固在，上下通得用之，惟所谓珍异宝石之类，裒工于无益，毁坏则无用，上好之则贵，一旦废之与瓦砾等耳。太宗于金银器之精巧者且毁之，况肯聚工以为宝石奇玩也哉？所谓“汝以奇巧为贵，我以慈俭为宝”，大哉王言，可为百世师法。
淳化四年，有司言油衣帟幕损者数万段，欲毁弃之。上令煮浣染以杂色，刺为旗帜数千，以示宰相，宰相李昉等奏曰：“陛下万几之外圣智高远，事无大小皆出意表，天生五材兼而出之，物有万殊博而通之，虽有细微无所遗弃，固非臣等智虑所及。”
臣按：太宗于油衣帟幕之损者尚不忍弃遗，则其于物之成用者其肯弃遗之乎？仁明之君，其爱惜微物如此，其视裂帛以为乐、剪彩绮以为花而铺于水者，其寿命短长、国祚久近皆分于此也。
以上工作之用
《书舜典》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民功曰庸）。
孔颖达曰：“人以车服为荣，故天子之赏诸侯皆以车服赐之，《觐礼》曰'天子赐侯氏以车服’是也。”
程颐曰：“言之善者，从而明考其功，有功则赐车服以旌异之。”臣按：赐服以表功，自唐虞之世已有之。《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孔安国曰：“五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异，所以命有德。”
臣按：先儒谓天命有德之人，则以五等之服以彰显之，盖爵予之以名、服锡之以器，皆所以彰显夫人之德也。人有是德契合于天人，君承天命以彰显之，命之以爵而必与服俱，不过承天之意而已，苟以命德之服而加诸无德之人，岂不逆天意哉？
《周礼》：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六曰同衣服。郑玄曰：“同犹齐也。民虽有富者，衣服不得独异。”贾公彦曰：“士以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
臣按：衣服之制皆有等差，谓之同者，各随其等而为之服，士与士同、庶人与庶人同，不得自为异制也。
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抵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王昭禹曰：“凡诸侯之服各视其命之数，上公九命，故其服九章，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七命，故其服七章，自抵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五命，故其服五章，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自此而下皆诸侯之孤、卿、大夫、士也，公之孤四命，故其服三章，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公、侯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则其服一章而已，故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则其服无章数，其首服以皮弁，故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则玄衣纁裳而已。”
臣按：先儒谓冕服之名皆取章首为义，衮冕九章以龙为首，龙首卷然，故以衮为名，其衣五章、裳四章；闇冕七章，华虫为首，华虫即闇雉也，其衣三章、裳四章；毳冕五章虎蜼为首，虎蜼毛浅，毳是乱毛，故以毳为名，其衣三章、裳二章，此是周时五等之爵及其孤、卿、大夫、士朝祭之冕服各有章数如此。今世古制不行，所谓朝祭之服无复有章数矣。
弁师，诸侯（后既有诸侯比当作诸公）之缫（藻同，杂文之名）斿九就（成也）、昏（恶玉也）玉三采（朱白苍也），其余如王之事，缫斿皆就（谓皆三采也），玉瑱（以玉为之塞耳者）、玉笄（以玉为之，所以贯者）。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韦弁、皮弁各以其等为之而掌其禁令（不得相逾越）。
刘彝曰：“尊卑、贵贱由乎冕、弁定等差也，卑不可逾于尊，贱不可逾于贵，弁师掌其禁令则礼行于九服矣。”
臣按：古者之冠，自天子而下至于大夫皆谓之冕，后世惟天子得谓之冕焉。夫古者冕服之制上下同用之，但有命数等差尔，后世则有不然者，姑存古制以示后世，使后有作者因今之制用古之意，庶几有以为复古之渐。
屦人辨外内命夫、命妇之命屦、功屦、散屦，凡四时之祭祀以宜服之。
臣按：内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宫中者；外命夫，卿、大夫、士在朝者。命屦，以王命赐之者也；功屦，冬之皮屦，服功裘者；散屦，卑者之素屦也。
《后汉志》注：光武建武元年，复设诸侯王金玺綟绶，公侯金印紫绶。九卿以下秩中二千石，大长秋以下秩二千石，校尉、都尉以下秩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中外官尚书令以下中二千石丞，正、平、诸司马以下皆千石，尚书、中谒者以下秩皆六百石，雒阳市长以下秩四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诸丞、尉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皆铜印黄绶。
臣按：此汉朝印绶之制。然所谓金紫者，印与绶也，非服色也。北朝周武帝初服常冠，以皂纱全幅向后幞发，仍裁为四脚。
胡寅曰：“君子大复古，重变古非泥于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之圣人因时制宜，各有法象意义，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以周家纱幞一事论之，此后世巾帻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宾祭、丧燕、戎事冠各有宜，纱幞既行，诸冠由此尽废，稽之法象，果何所则求之意义，果何所据哉？为治莫大于礼，礼莫明于服，服莫重于冠，冠必欲尽善，其必考古而立制。”
臣按：此后世幞头之始。隋文帝始服黄，百官常服同于庶人，皆著黄袍。
胡寅曰：“服章之设，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上下无所辨，民志何由定，僭乱由此而生矣。隋文俭约，施之宫阃之中、燕私之用可也，与庶人同而坐乎庙朝，俭不中礼，不足以为法矣。”
臣按：衣服者，身之章、名器之所寓也，君子正其衣冠则民望而畏之，苟上下同服则混而无别，何以耸下人之观视哉？
唐太宗贞观四年，诏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高宗上元元年，敕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五品服绯，金带；六品、七品绿，银带；八品、九品青，■■石带。庶人黄铜、铁带。永徽二年，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以防召命之诈，出内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饰袋。咸亨三年，五品以上改赐新鱼袋，并饰以银，三品以上各赐金装刀子、砺石一具。武后时督、刺史亦准京官带鱼袋，又改赐佩鱼，皆为龟，寻复旧。开元以后，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
臣按：此有唐一代章服之制。所谓金紫者，金谓鱼袋之饰、紫谓衣也，与汉所谓金紫名同而实异矣。
宣宗重惜服章，有司具绯、紫衣数袭从行以备赐，或半岁不用，其当时以绯、紫为荣。
臣按：唐自中叶以后品服太滥，每朝会朱紫满庭而少衣绿者，当时视金紫如韦布，宣宗稍加重惜，人遂以为荣。盖朝廷之所以尊而天下之人所以奔走而趋赴之者，求名与器也，朝廷章服乃名、器之所寓，人君必自贵然后人贵之，人人可得则不足贵矣。
《宋志》：朝服，一曰进贤冠、二曰貂蝉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进贤，五梁冠，一品、二品侍祠、朝会则服之，中书门下则冠加笼巾、貂蝉；三梁冠，诸司三品、御史台四品、两省五品侍祠、朝会则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则冠有獬豸角；两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会则服之，六品以下亦服之，衣无中单，无剑佩绶，御史则冠有獬豸角。
臣按：此宋初朝服之制。一品至九品，其冠之途金银花额皆同，所不同者，其簪导五梁则毒瑁、三梁两梁则犀也；其服并绯罗袍、白花罗中单、绯罗裙、绯罗蔽膝、皂缥褵、白罗大带、白罗方心曲领、银革带、白绫袜、皂皮履皆同，所不同者，冠五梁者则玉剑佩、晕锦绶、二玉环，冠三梁者则剑佩以银、绶以狮子锦、环以银，冠两梁者则剑佩以铜、绶以练鹊锦、环以铜而已。今朝之制因之而有不同者，惟公、侯、驸马、伯有立笔而加以笼巾、貂蝉，而文武臣僚皆不得用，方心曲领惟加之祭服而朝服亦无焉，其余皆同，惟不佩剑。若夫今日侍祠之祭服则与唐宋皆不同矣，唐宋皆略准《周礼》服冕有旒，今制皆与朝服同，惟易以青衣而加以方心曲领耳。臣尝因是而通考之，宋朝服之冠虽曰有三然皆进贤冠也，加以貂蝉、豸角因异其名尔，其制作始于汉，即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皆一梁，晋加为五梁，唐之梁数如汉，宋初有五梁、三梁、两梁而无一梁，其后又加以七梁、六梁凡七等，我朝则加至八焉，公八梁，侯、伯、驸马及一品皆七梁，二品六，三品五，四品四，五品三，六品、七品二，八品、九品一也。夫冠有梁所以别贵贱之等级也，上而天子之通天冠前后二十四梁以应冕旒前后之数，人臣之数则自八而下以至于一而不及于九者，九者阳数之极也，至是不可复加矣。
宋因唐制，为公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其制典领大袖，下施横，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
朱熹曰：“自隋炀帝令百官以戎服从，一品赐紫、次朱、次绿，后世遂为朝服。”
马端临曰：“用紫、绿、青为命服，昉于隋炀帝而其制遂定于唐，然汉夏侯胜谓士明经取青紫如拾芥、扬子云亦言纡青拖紫，西汉服章无所考见，史言祭服用衤勺（绀色）玄，东汉则百官之服皆衤勺玄，而青紫乃其时贵官燕居之服，非微贱者所可服欤。”
臣按：孔子曰“红紫不以为亵服”，朱子谓“红紫间色不正，亵服私、居服也”，言此则不为朝祭之服可知。呜呼，五胡乱华以来，极于元魏之世，凡中国之衣冠、礼服皆为所变，一切趋于苟简，是虽华夏之域，其所以为身之章者无复上衣下裳之制，岂但其服色之不正而已哉？自隋以来以紫为大臣之服，我朝始复古制，朝服一以赤而所谓公服者始革去紫不复用，一洗唐宋以来之旧习。
太宗雍熙元年，出鱼袋以赐近臣，由是内外通朝文武官佩鱼，服紫者饰以金、服绯者饰以银，后俱以入衔。
黄履翁曰：“明庶以功，车服以庸，古人所以重报功之典，彼其之子不称其服，诗人所以讥其无德焉。尝观唐初之所辞受、宋朝之所予夺，其意犹古也。温璋为大理丞赐以绯衣以审狱得情也，牛丛为睦州刺史力辞金紫以越等不宜也，阳城以处士而赐绯衣所以旌逸德也，李泌以山人而赐金紫所以表异能也，夫受之者不以为亵、辞之者不以为矫，正唐人别功过之美意也。以三品服赐杨安国，以五品服赐赵师民，重儒臣也；以三品服赐王素，以五品服赐余靖、欧阳修、蔡襄，宠谏臣也；曾致尧之浮躁不可赐以章绂则夺之，王文度之伎术不可加以佩鱼则抑之，夫予之者不以为徇情、夺之者不以为少恩，此劝惩之微权也。”
臣按：鱼袋之制始于唐，盖用以为符契也，其始曰鱼符，左一、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刻官衔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以鱼袋名焉。宋因之，其制以金银饰为鱼形，公服则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盖无复如唐之符契者矣。我朝革去前代鱼袋不复设，凡常朝参官则制牙为牌，刻其官衔于上，凡勋、亲、文、武四字号，俾其悬于带上以出入禁门，无者则不得阑入焉。其制虽与唐之鱼符不同，其所以为出入之防则一也，其诸异乎宋人用以为美饰荣观者欤？
宋初因五代旧制，每岁诸臣皆赐时服，然止赐将相、学士、禁军大校。建隆三年，太祖谓侍臣曰：“百官不赐甚无谓也。”乃遍赐之。岁遇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群臣将校皆给焉。
臣按：此宋朝岁时赐服之制。
太祖建隆三年，给中书门下、枢密、宣徽、节度使及侍卫步军都虞侯以上、皇亲大将军以上天下乐晕锦，三司使、学士、中丞、内客省使、驸马、留后观察使、皇亲将军、诸司使、厢主以上簇四盘雕细锦，三司副使、宫观判官黄狮子大锦，防御团练使、刺史、皇亲诸司副使翠毛细锦，权中丞、知开封府、银台司、审刑院及待制以上、知检院鼓院、同三司副使、六统军金吾大将军红锦，诸班及诸军将校亦赐窄锦袍，有翠毛、宜男、云雁细锦、狮子、练鹊、宝照大锦、宝照中锦凡七等，应给锦袍者皆五事。
臣按：此宋朝给赐锦袍之制。锦凡数样，皆为鸟兽之形。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样，公、侯、驸马、伯绣麒麟白泽，不在文武之数，文武官一品至九品皆有应服花样，文官用飞鸟，象其文彩也，武官用走兽，象其猛鸷也，定为常制，颁之天下，俾其随品从以自造，非若宋朝官为制之，岁时因其官职大小而为等第以给赐之也。上可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百年以来文武率循旧制，非特赐不敢僭差。惟武臣多有不遵旧制，往往专服公、侯、伯及一品之服，自熊罴以下至于海马非独服者鲜而造者几于绝焉，伏请申明旧制，违者治之如律，盖本朝无金紫之赐，所以辨章服者实有在于斯。
《元志》：仁宗延祐元年，定服色等第，惟蒙古不在禁限。
臣按：元朝服色虽禁不许服龙凤文，然所谓龙者五爪一角者尔，其四爪者上下通用不禁。逮我圣朝立为定制，凡品官常服用杂色皞丝、绫罗彩绣，庶民止用绢纱布，及凡官员、军民、僧道人等衣服、帐幔并不许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文，违者罪及染造之人。嗟乎，礼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而上下之辨、心志之定，必由于耳目之所见闻、身体之所被服，自其显著者而禁革之，所以潜消其非分之望、密遏其过求之心于隐微之中，此先王制礼之深意、杜乱之微权也。
以上论章服之辨
▲胥隶之役
《周礼》：宰夫掌百官府之征（上所召）令（下所禀），辨其八职，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征令。
吴澂曰：“府主蓄藏文书及器物者，官契谓要书，藏谓所蓄藏者。史主理文辞而述事者，官书谓史所述者，赞治若今文书起草也。胥治文书之次，叙谓才智为什长者，官叙即胥所治者，治叙谓应所治之先后也。徒趋走以应呼召者，官令谓官府之令，征令即上所召也。四者皆庶人之在官者。”
臣按：宰夫八职，其前四者皆王臣，此四者乃庶人在官者耳。府如今世掌库藏之吏，史若今吏典掌文案者也，胥若今之都吏，所谓一胥则十徒才智为什长者也，徒若今隶卒之属。
《王制》：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分或为粪），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
郑玄曰：“农夫皆受田，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谓府、史、胥、徒之属，官长所除，不命于天子国君者。”
贾公彦曰：“《王制》'下士视上农夫食九人，禄足以代耕’，则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
李觏曰：“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盖以农夫而制禄，则治于人者必思所以养之，食于人者必思所以治之，且示其不能交相无也。庶人之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官》之所谓官田也，禄足以代耕而又受其田，所以责其廉也。”
方悫曰：“以食九人者为上农夫、食五人者为下农夫，则食八人至于食六人者为中农夫可知矣，其详有五等之别，其大略不过三等而已。言其禄以农为差，则多者不得过九人之禄，寡者不得下食五人之禄。”
臣按：先儒谓自太宰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夫官若是其众而下吏止若此，其所以省吏员者至矣，吏省则其禄易给，吏有禄则人知自爱，故当时庶人之在官凡有秩禄者无非贤德之人，而汉犹仿此意，佐史有斗食之秩，长安游徼吏有百石之秩，左冯翊有二百石卒史，张敞为胶东相，吏追捕有功者得一切比三辅尤异，自是以后，百石吏皆差自重，贤人君子往往多出其间，有得于先王遗意。后世不然，上至朝廷、下至州县，每一职一司官长不过数人而胥吏不胜其众，夫官之不胜吏奸也明矣，天下何从而治哉？由是言之，则夫太宰之所以省吏者，直欲夫禄之易给也。吏之所以必给其禄者，直欲人人知自爱也，虽然，周人所以多其官而少其吏者，固是使其禄之易给而人知自爱，然亦所以省事也。盖为治之道当委任责成，而岁终考其殿最，必使案不重校、文不烦悉，然后易以考校而无纷更蒙蔽之患。苟一事而数人主之，则甲可乙否、此是彼非，一人之聪明有限，众人之错杂难防，是岂御简举要之道哉？古人有云：“省官不如省事。”欲事之省，莫若少置吏，吏省则事体归，一而上之人得所据而不烦矣。
孟子曰：“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方悫曰：“《王制》言百亩之分，孟子言百亩之粪，盖分以均之之法出乎上，粪以治之之力出乎下，互相备也。”
臣按：先儒谓此章之说与《王制》不同，然皆是说庶人在官之禄必视农夫之上下以为多寡也。《王制》谓“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孟子谓“小国之下士与庶人之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则《王制》所谓下士视上农夫食九人，则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孟子所谓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盖亦与王制之意同也。但《周礼》所谓府、史、胥、徒，胥虽列于府史之下，然十徒而后一胥，胥乃众人之中有材智为什长者，则其禄当比三者稍加优，而贾氏特序而顺推之，以为多于徒而少于史，恐未必然也。（以上言吏胥）
《周礼》：司隶掌五隶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帅其民而搏盗贼，役国中之辱事，为百官积任器，凡囚执人之事。邦有祭祀、宾客、丧纪之事则役其烦辱之事，掌帅四翟之隶，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
王昭禹曰：“五隶，罪隶与四夷之隶也。掌五隶之法，则其役使之差等各有度数存焉。辨其物，则衣服、兵器之属也。掌其政令，正之则有政、使之则有令也。帅其民而搏盗贼，役国中之辱事，民谓五隶之民也，盗贼之未获者则司隶帅而搏之，国中污辱之事则司隶帅而役之，以五隶之属各有百二十人则足以供其事。非特是也，百官任用之器亦其民为积之也，凡囚执罪人之事亦使为之也，邦有祭祀、宾客、丧纪亦役之也。掌帅四翟之隶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盖以四夷之民内守王宫、外守厉禁皆司隶帅之也。”
臣按：隶谓给劳辱之役者，设官以掌之谓之司隶，而司隶又统其属有五焉，曰罪隶、曰蛮隶、曰闽隶、曰夷隶、曰貉隶。先王之世设为百官、百执事，各有其职，所以奉上而临下者，礼节事为举其大者而已，若夫劳苦之役、卑琐之务、污辱之事必有卑贱者以代之，此司隶之官所由设也。所谓帅其民者，役常民而为之也。罪隶者，有罪而役之也，蛮、闽、夷貉则俘虏而用之者也，然不徒供使令也，卫王宫、守厉禁、搏盗贼、养鸟兽、牧牛马、助牵傍皆用之焉。今制，凡大小衙门各设直厅皂隶，于凡职官自一品至九品又皆给以皂隶以供使令之用，其多寡之数随其品级以为等差，此即役常民而用之者也。若夫民有犯该徒者，法司又计其岁月俾其给役于诸司，即周人罪隶之余意。
条狼氏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子、男则二人。
吴澂曰：“条，除也；狼，道上之狼扈也。趋谓疾行，辟谓辟除行人也。”
臣按：先儒谓条狼氏掌执鞭以辟道路之秽恶及车马人物之壅塞不通者，即今制职官出而隶人引路以传呼者也。
《左传》：昭公七年，芊尹无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
孔颖达曰：“《环齐要略》云'自营为厶，八厶为公’，言正无私也。大夫者，夫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服虔云：'皂，造也，造成事也。舆，众也，佐皂举众事也。隶，隶属于吏也。僚，劳也，共劳事也。仆，仆竖主藏者也。台，给台下微名也。’此皆以意言之。”
臣按：人有十等，自王公而下数而至于台极矣，谚所谓一阶服事一阶，即此意也。（以上言徒隶）
以上论胥隶之役
《周礼》：乡大夫之职，国有大故，则令民各守其闾以待政令，以旌节辅令则达之。
贾公彦曰：“国有大事故，恐有奸寇，故使民征令，出入往来皆须得旌节辅此征令，文书乃得通达，无节则不得通。”
臣按：旌以彰之，节以验之，有旌节，文书乃得通达，后世给符验以传文书始此。
遗人掌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凡宾客、会同、师役，掌其道路之委积。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
郑玄曰：“委积者，廪人、仓人计九谷之数足国用，以其余共之，少曰委、多曰积。庐若今野候徙有庌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也。候馆，楼可以观望者也。一市之间有三庐一宿。”
贾公彦曰：“郊野之委积以待宾客者，其宾客至郊与主国使者交接，因即与之廪饩也。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者，旅，客也，谓客有羁絷在此未得去者，则于此惠之。郑注谓'庐今野候徙有庌’者，此举汉法以况义，汉时野路候迎宾客之处皆有庌舍，与庐相似。注谓'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者，汉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宫室，故引以为况也。”
臣按：委积以待宾客，即后世驿传给廪之意。候馆楼，即所谓驿舍之邮亭也。
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刍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宾客，以甸聚待羁旅。
郑玄曰：“野谓远郊以外也，所敛野之赋谓野之园圃山泽之赋也。凡疏材，草木有实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御冬之具也。”
贾公彦曰：“以三百里稍地之聚、二百里甸之聚以待羁旅过客之等。”臣按：遗人所掌者饩廪之资，而委人所敛者凡薪刍、果菜之属。
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校也）国郊及野之道路、宿（宾客所宿之庐）息（所止之舍）、井树（井以供饮食，树以为蕃蔽）。
王昭禹曰：“掌达道路至于四畿，则遂人所谓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是也。谓之四畿，则自王城五百里四面皆达之也。”
臣按：周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陈以聘楚，道茀不可行，司里不授馆，国无寄寓，而知陈之不能守其国。盖是时周礼尽废，而野庐氏之职不修，而所谓达国之道路至于四畿而比其宿息、井树者不复有矣。
行夫掌邦国传遽之小事美恶而无礼者，凡其使也必以旌节。
郑玄曰：“行夫，邦国使之小礼者也。传遽，若今时乘传骑驿而使者也。”臣按：后世乘传骑驿其原盖出于此。
环人（取周圜保护之义）掌送逆邦国之通宾客，以路节达诸四方。舍则授馆令聚（与柝同），有任器则令环之。凡门关无几，送逆及疆。
王昭禹曰：“国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馆，则环人授之于宾客者也。令聚，令野庐氏也。宾客有任用之器，则亦令环卫之也。凡门关无几者，谓宾客出入，环人以路节达之，故门关无几也。疆谓王畿四方之界也，宾客来而逆之，去而送之，皆及疆。”
臣按：环之为言围也，主宾客往来为之守卫宾客，有随行之任器则周围保护，若环之无隙焉。可见先王之于宾旅，非徒饩廪以给之，而又有兵仗以卫之，此所以来通四方之情而怀柔之者至矣。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曰：“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庳，无观台（土高曰台）榭（有木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库厩缮修，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圬人以时（涂也）馆宫室。诸侯宾至，甸设庭燎，仆人巡宫，车马有所，宾从有代（代客役），巾车（主车之官）脂辖，隶人、牧圉各瞻（视也）其事，百官之属各展（陈也）其物。公不留宾而亦无废事，忧乐同之，事则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无宁（宁也）菑患，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湿。”
臣按：子产之言可见古人所以设馆以舍宾客者，其备预之完具、情文之兼至有如此者，是虽列国相待之礼，而大之所以字小、小之所以奉大皆不可不加之意可见矣。
《国语》：单子曰：“周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有之曰：'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吏也）以节（瑞节）逆（迎也）之，候人为导，卿出郊劳，门尹除（扫也）门，宗祝执祀，司里授馆，司徒具徒（役也），司空视涂（视险易也），司寇诘奸，虞人入材，甸人积薪，火师监燎（庭燎），水师监濯，膳夫致餐（熟食），廪人献饩（生曰饩），司马陈刍（饣末马），工人展车（展省客车，补其伤败），百官官以物至，宾入如归。’”
臣按：古人所以待宾之礼如此其至，所以宾至如归也。《国语》所述者虽敌国之礼，而大之于小亦可以类推矣。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朱熹曰：“置，驿也；邮驲也，所以传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许谦曰：“字书，马递曰置、步递曰邮。汉《西域传》'因骑置以闻’，师古曰：'即今驿马也。’《黄霸传》'邮亭’，师古曰：'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如今驿馆。’”
臣按：置即汉时之骑置，今之驿传也；邮即汉时之邮亭，今之铺舍也。骑置以飞报机务，邮亭以递送文书。汉高祖五年，田横乘传诣雒阳。
如淳曰：“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乘一乘。”
颜师古曰：“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
臣按：今制驿设三等马匹，有上中下之别，即汉所谓高足、中足、下足也。文帝十二年，除关无用传。景帝四年，复置关，用传出入（传信也，若今过所也）。
如淳曰：“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今除去关，出入无禁，不用传也。”臣按：汉人所谓传，即今符验文引之类。平帝时，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者，所在为驾，一封轺传。
如淳曰：“律，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颜师古曰：“以一马驾轺车而乘传。”
平帝时，选有德义者以为宗师，考察不从教令，有冤失职者，宗师得因邮亭书言宗伯，请以闻。
颜师古曰：“邮亭，书舍也。言为书以付邮亭，令送至宗伯也。”臣按：邮亭即今之铺舍，因邮亭书言宗伯，即今官文书入递也。《汉旧仪》曰：玺书使者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
臣按：此即后日诏书一日行三百里之制。唐制，传信符者以给邮驿，通制令。
唐有银牌，发驿遣使则门下省给之，其制阔二尺半、长五寸，面隶五字曰“敕走马银牌”。宋初，令枢密院给券，谓之“头子”。太平兴国中，因有诈乘驿者，诏罢枢密院券，乘驿者复置银牌。端拱中，又罢之，复给券。
臣按：此唐宋牌券之制。
宋仁宗嘉祐中，三司使张方平编驿券则例，凡七十四条，赐《嘉祐驿令》。
臣按：此宋朝驿券之制。窃惟今制，凡天下水马驿递运所递送使客、飞报军情、转运军需之类，沿途设马、驴、船、车、人夫，必因地里要冲、偏僻量宜设置，其冲要处或设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次或二十匹、十匹、五匹，大率上马一匹该粮一百石、中马八十、下马六十，其佥点人夫先尽驿所近民，如不及数取于邻郡民户，粮不及数者众户辏数，当之民于常役之外而又加此役。承平日久，事务日多而民力亦或因之以罢弊，乞如宋仁宗命张方平总驿券，俾所司将事务之当给驿者定有等第，编次为一书，颁行天下藩方，非此例也不许擅起发下天下驿递，非此例也不许应付。
以上邮传之置
▲道涂之备
《易》：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张栻曰：“川涂之险则有所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兴，则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莫不拭目观化，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矣。是以刳其木而中虚，剡其楫而末锐，舟所以载物而楫所以进舟。致远以利天下而取诸《涣》者，盖《涣》之成卦，上巽、下坎，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臣按：《涣》之卦有乘木济川之象，水在天地间为利最大，为性最险，故圣人于《易》屡以利涉与不为言，而又制器以为利涉之具，既有其具，则地之势尽矣而人行也不止，地之形断矣而人行也不绝，由是极天所覆、地所载处，无不可至焉，所以来远人于无外、广王化于无穷也。
《诗大明》篇曰：亲迎于渭，造舟为梁。张载曰：“造舟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为天子之礼。”
臣按：造舟，谓联比其船而加板于其上以为桥，杜预所谓河桥是也。
《周礼》：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皆有守禁而达其道路。国有故，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守之，唯有节者达之。
郑玄曰：“达道路者，山川之阻则开凿之，川泽之阻则桥梁之也。树之林，作藩落也。国有故，丧灾及兵也，闭绝要害之道备奸寇也。”
王昭禹曰：“所谓九州之图、山林川泽之阻，若职方氏所谓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之类是也。所谓国之五沟五涂，则是遂人所谓遂、沟、洫、浍、川之谓五沟也，行、畛、涂、道、路之谓五涂也。”
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郑玄曰：“达天下之道路，津桥相辏不得陷绝也。”臣按：官而谓之合方者，合同四方之事也。
野庐（客行道所舍）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凡道路之舟车幰互者叙而行之。郑玄曰：“达谓巡行，通之使不陷绝也。”
贾公彦曰：“舟车幰互，谓于迫隘处也。水陆之道，舟车往来狭隘之所，使以次叙过之。”
臣按：成周之世其为治不但详于朝廷之上、国都之中，则虽天下之道路、舟车所至之处，无一之或遗焉者，可见圣人为治无间于大小、迩遐也。匠人营国。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
王昭禹曰：“国中曰经涂，绕城曰环涂，郊外曰野涂。轨广八尺，经涂所由者众，故九轨；环涂所由者少，故七轨；野涂所由者又少，故五轨。此内外、广狭之制异也。”
臣按：太平之治，非止政教流行于王朝国都之内，则虽道涂往来之所无一而不合于辙迹之度，然后为天下一统焉。苟有一之或窒阂闭隔焉，则有所不行者矣，岂所谓车同轨哉？
《史记》：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孔颖达曰：“通九州之道路。”臣按：《左传》“禹经启九道”即此。《春秋》：昭公元年，秦公子爇奔晋，造舟于河。
臣按《初学记》，公子爇造舟处在蒲阪夏阳津，今蒲津浮桥是也。
《礼记》：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
郑玄曰：“沟渎与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沟上有路。”
方悫曰：“修利则修而利之使无害，道达则道而达之使无壅，开通则开而通之使无穷，皆欲其无有障塞而已。障言蔽显以为隐，塞言窒虚以为实，凡此皆豫备水灾之术也。”
臣按：先王当季春之月，恐自时厥后大雨时行，水潦将至，或至于淹没道路而成淖泞，有妨车马行旅之往来，故先时而为之备水患也如此。
《尔雅》：路、旅，途也。路、场、猷、行，道也（博说道之异名）。一达谓之道路（长道），二达谓之岐旁（岐道旁出也），三达谓之剧旁（数道交错谓之剧），四达谓之衢（交道四出），五达谓之康（康庄之衢），六达谓之庄，七达谓之剧骖（一道交复有一岐出者），八达谓之崇期（四道交出），九达谓之逵（四道交出复有旁通）。
臣按：此则╉道之异名也。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
郭璞曰：“造舟，比船为桥。维者，维连四船。方者，并两船。特，单船也。，并木以渡。”
臣按：造舟、维舟、方舟即今所谓浮桥，特舟即今渡船，即今殽筏。
《国语》：周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火（心星也）朝觌（谓晨见也）矣，道（路也）茀（秽塞也）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视涂，泽不陂，川不梁，单子曰：“夫辰角（大辰苍龙之角，星名也）见而雨毕，天根（亢氐之间）见而水涸，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臣按：《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病涉也。
孟子曰：“岁十一月徒杠（方桥可通徒行者）成，十二月舆梁（桥可通车舆者）成，民未病涉也。”
朱熹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盖农工已毕，可用民力，又时将寒冱，水有桥梁则民不患于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又曰：“先王之政，细大具举，而无事不合人心、顺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体、纪纲法度之施，虽纤悉之间亦无遗恨如此。”
臣按：先王之治非独其大纲大法无有偏而不举之处，则虽一道径之微、一津河之小，民之所以经行之处亦必委曲而为之处置焉，惟恐其行步之龃龉、足径之瘒瘃也。圣人仁民之政无往而不存，其小者尚如此，况其关系之大者哉？
汉薛宣子惠为彭城令，宣至其县，桥梁、邮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
臣按：郑子产以乘舆济人于溱洧，孟轲氏讥其不知为政；陈国道茀不可行而川不梁，单襄公知其必亡。盖道路、桥梁虽于政治无大干系，然王道至大而全备，一有所阙，虽若无甚害者，然而一人不遂其欲、一事不当其理、一物不得其济，亦足以为大段之累、全体之亏也。故大人行政，虽受一命、居一邑，亦无不尽其心焉者。薛宣于见其子之为邑，桥梁不修而知其无所能，由是推而大之，知夫觇人之国者，因其涂不治、川不梁则知其国之不振也，岂不然哉？是以君子欲成其大，必尽力于其小，欲成其全，惟恐其一之或有亏也，良以此夫。
晋杜预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谓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预曰：“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及桥成，武帝从百寮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对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敢施其微巧。”
臣按：《元和志》云：河阳浮桥，架黄河为之，以船为脚，竹褷互之。初，预造桥时，议者多谓殷周无有作桥于河者，预引《诗大明》“造舟为梁”为证，然《诗》不言其所造之处，《史记》秦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初作河桥，盖桥作于河也。然是时秦未有孟津之地，而所作之桥不在此尔。唐开元九年，复作于蒲津。
唐开元九年，新作蒲津桥，熔铁为牛。
张说曰：“河有三桥，蒲津居其一。旧制，横百丈，连船千艘，辫修笮以维之，系围木以距之。开元十二载，俾铁代竹，取坚易脆，结为连锁，熔以为伏牛，偶立于两岸，禁连于河中，潬锁以持航，牛以系缆，亦将厌水物、奠浮梁。”
臣按：凡于水必用铁，非徒以其坚，亦以其能厌水物也。
以上道涂之备
▲總論製刑之義（上）
《易》：噬（齧也）嗑（合也），亨，利用獄。
程頤曰：“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
又曰：“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雲利用刑而雲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朱熹曰：“卦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程頤曰：“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無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六五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
臣按：先儒有言，《噬嗑》，震上離下，震雷離電，天地生物有為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為生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製之，故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頤中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所謂梗者，即有間之謂也。物有間於吾頤之中，必齧斷之而後口可閉合，口不能合則有所窒礙而氣有不通矣。人有梗於吾治之間，必斷製之而後民得安靖，民不得安則有所苛擾而生有不寧矣，然其所以梗吾治而使民之不安者必有其情焉，有其情故有其獄也。所以治斯獄也，非明不能致其察，非威不能致其決，明以辨之必如電之光焰然而照耀，使人不知所以為蔽，威以決之必如雷之震轟然而擊搏，使人不知所以為拒，明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然其施外者用其剛如此可爾，若夫存於中者則又以柔為本，而其柔也非專用柔，用柔以處剛，無太過焉無不及焉，夫是之謂中，夫是之謂利，苟偏於一而或過與不及，則非中矣，則為不利矣。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程頤曰：“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敕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
吳澂曰：“明者辨別精審之意，敕者整飭嚴警之意。明象電光，敕象雷威。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罰，一時所用之允當者，示平日所定之信必也，故明其罰所以敕其法。”
臣按：製定於平昔者謂之法，施用於臨時者謂之罰。法者罰之體，罰者法之用，其實一而已矣。人君象電之光以明罰，象雷之威以敕法，蓋電之光非如日星之明有恒而不息，焰然而為光於時頃之間，如人之有罪者或犯於有司，則當隨其事而用其明察以定其罰焉，或輕或重必當其情，不可掩蔽也，否則非明矣；雷之威歲歲有常，虩虩之聲震驚百裏，如國家有律令之製，違其式而犯其禁必有常刑，或輕或重皆有定製，不可變渝也，否則非敕矣。夫法有定製而人之犯也不常，則隨其所犯而施之以責罰必明必允，使吾所罰者與其一定之法，無或出入，無相背戾，常整飭而嚴謹焉。用獄如此，無不利者矣。
初九，屨（加於足）校（木械）滅趾（傷滅其趾），無咎（小懲而大戒，故無咎）。六二，噬膚（無骨之肉），滅（深入至沒其鼻）鼻，無咎。六三，噬臘肉（幹臘，堅韌之物）遇毒，小穀，無咎。九四，噬幹胏（肉之帶骨者）得金（鈞金）矢（束矢），利艱貞，吉。六五噬幹肉得黃金，貞厲，無咎。上九，何校滅耳，凶。
朱熹曰：“初上元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無咎。”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上聲）校滅耳，凶’。”
臣按：《噬嗑》一卦，六爻俱以刑獄言，而聖人於大傳特論初九、上九二爻，蓋初與上無位為受刑之人，而其中四爻則用刑之人也。然下之人必犯於刑而後受之，所以受之者由上之人用之也，用刑以刑人，將使人不敢為惡而務於為善，然後吾刑不用矣。上無所用則下無所受，下無何校滅耳之苦，上無滅鼻遇毒之勞，所以然者，聖人明罰敕法，懲之於早故也。天生聖人為民造福，既敘彝倫而錫君子以考終命之福，複明刑罰而養小人以全身命之福。蓋小人不以不仁為恥，見利而後勸於為仁，不以不義為畏，畏威而後懲於不義，懲之於小所以誡其大懲之於初，所以誡其終，使其知善不在大而皆有所益，惡雖甚小而必有所傷，不以善小而弗為，不以惡小而為之，不至於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以傷其膚、殞其身、亡其宗，其為小人之福也，則亦何以異於錫君子者哉？
《賁》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程頤曰：“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無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深矣。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無敢用文以折獄也。”
朱熹曰：“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旅》之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程頤曰：“火之在高，明無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臣按：朱熹謂《賁》與《旅》卦皆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庶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粗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具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由是觀之，《賁》《旅》二卦蓋交相成而互相用也，獄之未具則不敢折，故獄得真情而人不冤獄之，已具則無或留，故獄不停囚而人不滯，治獄之道備於此矣。治獄，君子必象離之明以為之體，象山之止以為之用，明矣而猶不敢折獄，明矣而猶必慎而不留，皆止之象也。獄不難於治而難於用，故《噬嗑》卦辭曰“利用獄”。
《豐》之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程頤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雲皆至。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必威於奸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
朱熹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的人留待異時之用，故雲明罰敕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雲折獄致刑。此是程子之意，其說極好。”
洪邁曰：“《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旅》上卦為離，《豐》《賁》下卦為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為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為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耶？”
臣按：《豐》之為卦，盛大之義也，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之功。苟天下之人有以梗吾之教化、犯吾之禁令，而吾之明不足以照之、吾之威不足以折之，何以成其豐亨盛大之治哉？是以君子必體電之明以折斷獄情，體雷之威以致用刑殺，威至而明不至不可也，明至而威不至不可也，必明威並用，如雷之擊也必與電俱，電之掣也必與雷並。明寓於威斷之中，則其威也非肆暴虐而灼然有以燭其奸；威施於明察之下，則其明也非作聰明而毅然有以正其罪。威明並用，容光之隙無不照，雷霆之下無不折，無一人而敢隱其情，無一地而敢負其固，則天下之大、四海之廣，豐豫而亨通矣。
《中孚》之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程頤曰：“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於中，故為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其最大者也。”
朱熹曰：“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楊萬裏曰：'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無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為中孚，故君子以之議獄緩死。蓋好生治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鳥巢可窺，況豚魚乎？無他，不殺之心孚於鳥耳。使無誠愨好生之心，巢中之鳥不為海上之鷗乎？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惡大奸不在是典，故四凶無議法、少正卯無緩理。’”
臣按：卦象言刑獄者五卦，《噬嗑》《賁》《豐》《中孚》也，《噬嗑》《賁》《豐》《旅》皆有離象，而《噬嗑》《豐》則兼取震，《賁》《旅》則兼取艮。蓋獄以明照為主，必先得其情實則刑不濫，然非震以動之則無有威斷，非艮以止之則輕於用刑，惟《中孚》一卦則有取於巽兌。先儒謂《中孚》體全似《離》，互體有震艮，蓋用獄必明以照之，使人無隱情，震以威之，使人無拒意，而又當行而行、當止而止，不過於用其明而恣其威也。夫然後，兌以議之，巽以緩之，原情定罪至再至三，詳之以十議，原之以三宥，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旬而職聽，三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議而又議，緩而又緩，求其出而不可得然後入之，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後死之，本乎至誠孚信之心，存乎至仁惻怛之意，在我者有誠心則在人者無遺憾矣。聖人作經垂世立教，惓惓於刑獄之事，不一而足焉如此，其知天下後世之憂患而為之慮也深且遠矣。
《書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朱熹曰：“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犵、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是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撲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撲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出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製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厘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又曰：“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禬、宮、大辟皆然流宥五刑者，其人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誤則全其肢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方，不與同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撲作教刑，此一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夏楚，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撲之如侯明撻記之類。金作贖刑，謂鞭、撲二刑之可恕者則許用金以贖其罪。夫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撲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撲，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毫厘秒忽之差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複生、刑者之不可複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詳此數言，則聖人製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嚐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銜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惟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還鄉複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麵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發膚肢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撲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撲，贖專以待鞭撲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嚐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製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撲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撲之刑者亦必始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忍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
臣按：《舜典》此章萬世論刑之祖，“象以典刑”以下七句凡二十八字，萬世聖人製刑之常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二句凡九字，萬世聖人恤刑之常心。聖賢之經典，其論刑者千言萬語不出乎此；帝王之治法，其製刑者千條萬貫亦不外乎此，後世帝王所當準則而體法焉者也。此章真氏《衍義》既已載於“審治體”篇以見德刑輕重之分，而此又備詳之者，蓋前編言其理所以致其知，故宜略，此編載其事所以見於行，故不得不詳，蓋互相備也，他仿此。
帝曰：“皋陶，蠻夷猾（亂也）夏，寇（劫人曰寇）賊（殺人曰賊）奸（在外曰奸）宄（在內曰宄）。汝作士（理官也），五刑有服（服服其罪），五服三就。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朱熹曰：“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裏之外，大概當略近之。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
臣按：惟明則情偽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非明不足以盡人情，不允不足以當人罪。帝舜告皋陶而戒之“以惟明克允”，謂之惟者，此外別無他術，謂之克者如此然後能信。
《大禹謨》：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幹（犯也）予正（政也）。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輔也）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懋哉。”
朱熹曰：“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幹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
朱熹又曰：“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於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眾，雖曰仁之，適以害之。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刑，故《書》說'刑期於無刑’，隻是存心期於無，而刑初非可廢。”
臣按：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此萬古聖人製刑之本意也，可見刑之製非專用之以治人罪，蓋恐世之人不能循夫五倫之教，故製刑以輔弼之，使其為子皆孝、為臣皆忠、為兄弟皆友，居上者則必慈、與人者則必信，夫必守義、婦必守禮，有一不然，則入於法而刑辟之所必加也。天下之人有見於此，其資質之美者有所畏而一於為善，氣稟之偏者有所懲而不敢為惡，則彝倫為之益敘，而刑罰可以不用矣。
皋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
朱熹曰：“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於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於有司也。”
朱熹曰：“觀皋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幹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自不犯於有司，非既抵罪而複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其冤，而奸民之犯於有司者且將日以益眾，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臣按：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帝舜所以為舜也。蓋天地生人而人得以為生，是人之生也莫不皆欲其生，然彼知己之欲生而不知人之亦莫不欲其生也，是以相爭相奪以至於相殺，以失其生生之理。人君為生人之主，體天地之大德，為生靈之父母，於凡天下之人無不欲其生，於凡有生者苟可以為其養生之具者無不為之處置營謀，俾之相安相樂以全其生生之天，苟於其中有自戕其生而逆其生生之理者，則必為之除去，此所以有刑法之製焉。所以然者，無非欲全民之生而已，聖人欲全民之生如此，一言以蔽之曰好生。籲，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仁者好生之謂也。
《康誥》：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用也）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蔡沈曰：“此慎罰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
臣按：《康誥》所謂“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一言，此後世律文自首者免罪之條所自出也。
非汝封（康叔名）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三字當在“又曰”下）又曰劓（割鼻也）（截耳也）人，無或劓人。
蔡沈曰：“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或無以已而刑殺之。刑殺，刑之大者；劓，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
朱熹曰：“康叔為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呂氏說非汝封刑人殺人，則人亦無敢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人，則人亦無敢劓人。蓋言用刑之權正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
臣按：《康誥》此言可見刑無大小，皆上天所以討有罪者也。為人上者苟以私意刑戮人，則非天討矣。一人殺人有限，而下之人效之其殺戮滋多，為人上者奈何不謹於刑戮，上拂天意、下失人心，皆自此始。衰世之君往往任意恣殺，享年所以不永、國祚所以不長，其以此夫。
王曰：“汝陳時臬（法也，為準限之意）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宜也）刑義殺，勿庸以次（次舍之次）汝封。乃汝盡遜（順也）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蔡沈曰：“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己，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罰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
臣按：此武王封康叔於衛，告以謹罰之意。蓋衛是殷之故都，周承殷之後，康叔往殷故都而治其遺民，故欲其敷陳是刑法之事，其有所罰者一斷以前殷之常法矣。然殷之刑殺不必皆是也，有合義者焉有不合義者焉，惟取其合於義者而用之，然所謂合義與否又不可專用以就己意也，夫既合於義又不徇己，則刑罰當其罪矣。設使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而汝亦惟曰未有順義之事焉。蓋刑殺關乎人之性命，一人負冤，天地為之變色，和氣為之感傷，人心為之喪失，烏可以輕忽哉？武王告康叔以雖盡遜而惟曰未遜事，蓋欲康叔之心常常不足，已遜而猶曰未遜，已盡而常如未盡，則不敢輕視人命而苟具獄辭，則問刑之人與受刑之人兩無所憾焉，刑罰無不中者矣。人君命臣以治民而欲其慎罰，拳拳告教如此，為之臣者安敢不盡其心哉？
《立政》曰：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又曰：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於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又曰：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蔡沈曰：“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己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己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人是治之。”又曰：“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於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至是獨曰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己誤之也。”
呂祖謙曰：“始言庶言庶獄庶慎，繼去其一止曰庶獄庶慎，又去其一獨曰庶獄，蓋挈其尤重，獨舉之獄。曷為其獨重也？民命所係，亦國命所係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
臣按：先儒謂《立政》周公說不可誤於庶獄庶慎，到此又說獄者蓋獄者天下之命，所以文王必明德慎罰，收聚人心、感召和氣皆是獄，離散人心、感召乖氣亦是獄，大底事最重處隻在於獄，故三代之得天下隻在不嗜殺人，秦之所以亡亦隻是獄不謹。惟是以用獄之際養得一好生之德，自此發將去，方能盡得君德，所謂事最重處隻在於獄，最為切要，人君為治真誠知獄之為重，則必調和均齊。夫獄慎之事，擇人以用而不間以小人，委心以用而不誤以己私，惟在內之獄專任之以司刑之職，在外之獄分命之以收守之任，用命者則申敕之使益虔，違命者則戒約之使不肆，非惟不敢誤且不敢兼之也。
以上總論製刑之義（上）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