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秦本纪》：“惠文君四年，齐、魏为王。（《索隐》云：“齐威王、魏惠王”是也。《年表》作齐宣王，误。）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韩亦为王。”梁氏《志疑》云：“魏惠称王在惠文四年，此《纪》已书之，而是年《纪》与《秦表》复书魏君为王，何欤？《周纪正义》引《秦纪》云：惠王十三年，与韩、魏、赵并称王，所引与此异。且《秦纪》无其文，当必有误。盖是年秦惠称王，故书月书日以别之。魏字乃秦字之误。《燕世家》书燕君为王，是其例也。若《表》中魏字乃羡文，《表》例但书君为王也。不然，魏君为王，奚以入于《秦表》乎？至韩宣惠为王，在秦惠更元之二年，误书于是年耳。”今按：梁氏谓魏君为王，乃秦君为王之误，并以《燕世家》为例，是也。惟韩之称王实始是年，则韩亦为王句并不误。考《韩世家索隐》引《纪年》：“韩威侯七年，与邯郸围襄陵。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十月，郑宣王朝梁。”《索隐》此文，五月前误脱八年二字，（详《考辨》一零二。）威侯即宣王也。韩之称王，正在威侯八年五月会魏巫沙之后，盖是魏、韩相王，犹如魏、齐会徐州而相王也。是年即秦惠文王十三年。盖秦先称王，韩亦继之。至秦惠更元之二年，五国又相王，有韩、魏。然韩、魏自徐州巫沙两会，皆已先王，不必以此而疑韩之称王必在五国相王之年也。《周纪正义》约举其事而云：“惠王十三年与韩、魏并称王，”衍一赵字，或赵乃齐字之误。
《史记 韩世家》：宣惠王立，《索隐》云：“《纪年》，郑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与邯郸围襄陵。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十月，郑宣王朝梁。不见威侯之卒。下败韩举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为宣惠王之年。又上有杀倬公，悼公又不知是谁之諡。则韩微国小，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今按：《索隐》此条所引，已为后人改乱，而痕迹犹可考见。今证以当时史实，重为校正如次：
一，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五月上应脱“八年”二字。
据《史记 秦本纪》秦惠文王十三年，韩亦称王，是年为韩威侯八年，其证一。（参读上考。）又若同为七年事，既与邯郸围襄陵句下，不著何月，而其下忽著五月十月，于文法亦不合。今若正为七年云云，八年五月云云，十月云云，则文理顺惬矣。其证二。（陈氏《集证》谓：“既与赵围魏襄陵，岂未逾年即朝梁？”此亦一证。惟陈氏遂谓：“大约《索隐》引《纪年》，最为错谬，阅者毋为所惑。”则大误。梁玉绳亦不信《索隐》，故论《纪年》多失。）
二，下败韩举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为宣惠王之年，当正为下败韩举在“梁惠王后”八年，而此《系家》即以为宣惠王之年。
据今《索隐》原文，“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十月，郑宣王朝梁，不见威侯之卒，”云云，则威侯之即郑宣王，亦甚明显。惟《索隐》不之知，故曰不见威侯之卒矣。然《索隐》既认威侯与宣王为两人，则七年十月已有郑宣王朝梁之文，此下不应再有威侯。若其下又云威侯八年败韩举，岂不更可怪，而《索隐》何竟置不言？盖《索隐》引《纪年》败韩举在梁惠王后元八年，而今《史记》即以为在韩宣王之八年，故《索隐》以为可异耳。（参读《考辨》第一三四。）今《索隐》此条，其前既脱八年二字，此处惠王八年，又讹为威侯八年，遂致乖戾难读。又按：《苏秦列传索隐》引《世本》：“韩宣王，昭侯之子也。”合之《纪年》，宣王之为威侯，灼然甚显。惜其此处又下“不见威侯之卒”一语，遂使后人纷纷辨订，不得其解。（梁氏《人表考》云：“《竹书》宣王之前有郑威侯，《索隐》以为不可考，或疑即宣王，未审。”郝懿行《纪年通考》谓“梁惠成王元年方称韩共侯，旋称韩懿侯，周隐王元年之郑宣王，即显王三十八年之郑威侯。俱一人而有两称。《索隐》因不见威侯之卒，误分威侯与宣王为二人，”此说极析。然亦不知《索隐》有为后人改乱处也。陈逢衡《竹书集证》亦定威侯宣王为一人，而于《索隐》此文全未论及。至洪颐煊校《纪年》谓：“郑宣王即韩威侯，古威宣通用，《史记》齐宣王《纪年》作齐威王，其证也。”则又得诸韩而失诸齐矣。张宗泰《竹书纪年校补》竟认威侯宣王为两人，最误。）
又同篇“八年，魏败我将韩举，”《索隐》云：“按此则举是韩将不疑，而《纪年》云韩举赵将。盖举本赵将，后入韩。又《纪年》云：“其败当韩威王八年，是不同也。”今按此亦有误。
三，又《纪年》云，其败当“韩威王”八年，当正为其败当“梁惠王后”八年，（参读《考辨》第一三四。）
据《索隐》原文云：“《纪年》与《史记》不同”，若为韩威王八年，则本无不同。威侯亦不当称威王也。此缘《索隐》虽屡引《纪年》，而本不之信。故曰：“《纪年》之书，多是讹谬，聊记异耳。”（语见《燕世家》。）故于威侯、宣王不能明定其为一人，而轻曰“不见威侯之卒。”后人益滋疑误，既认威侯与宣惠王为两人，遂并改《索隐》引及惠成王者为威侯，而《索隐》原文乃益增其缪戾，此所以古书之难通也。
[附]韩举赵将非韩将辨
又按：《赵世家》：“肃侯二十三年，韩举与齐、魏战死于桑邱。”《集解》徐广曰：“韩举，韩将。”肃侯二十三年，正梁惠成王后元八年。《水经 河水注》：“齐田朌及邯郸韩举战于平邑，邯郸之师败逋，获韩举，取平邑新城。”程恩泽《战国地名考》：“平邑有二。《地理志》代郡有平邑县，在今山西大同府阳高县西南，（原注：“亦在灵邱县西北。”）此赵之平邑也。《史记》赵献侯十三年城平邑，即此。《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昌乐县东北四十里，在今直隶大名府南乐县东北，此本赵地而齐取之者也。《竹书》晋烈公五年齐围平邑，九年取平邑，即此地。”田朌、韩举平邑之战，余考盖在惠成王后元八年，与《赵世家》桑邱之役乃同时事。（参读《考辨》第一三四。）桑邱，《正义》引《括地志》，在易州遂城县界，则此平邑亦应在灵邱西北。盖两邑同属代郡，齐、赵之战，无缘有魏。齐自败赵，更不涉韩。史公误认韩举乃韩将，故以入之《韩世家》。又误认梁惠王后元八年为韩威侯八年。《索隐》明引《纪年》在梁惠王八年以相校，后人又率改《索隐》以就史文，异同之迹遂泯。而史公于《赵世家》尚幸存其本真，惟又牵涉及魏，则仍误。至《索隐》《集解》亦均本《史》文为说，同认韩举为韩将。《纪年》仅记获韩举，未言韩举之死，《索隐》遂疑其先为赵将，后又入韩。盖《索隐》虽屡引《纪年》，而本之不信，故曰：“《纪年》之书，多是讹谬，聊记异耳。”（见《燕世家》。）如此处韩举明系《史》误，而《索隐》为此迴护，亦不确守《纪年》也。
又梁氏《志疑》论此事云：“《赵世家》肃侯二十三年，韩举与齐、魏战死桑邱，为韩宣王六年。《年表》韩宣王八年，魏败我韩举。则赵之韩举已先二年死矣，疑此别一韩将，而赵将适与同姓名尔。《索隐》即云是韩将不疑，而又引《纪年》赵将韩举之文，谓举先为赵将，后入韩，非也。《纪年》所载多舛，当择而取之。即如韩举，《纪年》于威烈王十六年书齐获邯郸韩举，于隐王四年书魏败赵将韩举。若是一人，无论既为齐获，不应仍为赵将，又忽为韩将。而其为魏败时，逆数至为齐获之年，已百岁矣，韩举若是之寿耶？其误明甚。”然《索隐》虽误，尚可即误以求是，舍《索隐》则无以见《纪年》之真矣。梁氏不知《索隐》所引《纪年》，与《今本伪书》不同，而引《今本》伪说以折《索隐》，疏失更甚。而今本《伪纪年》之误，则又有可得而论者。其引齐田朌获韩举在威烈王十六年者，误据《水经 河水注》以其事在晋烈公十年故也。（参读《考辨》第一三四。）其于隐王四年又书魏败赵将韩举者，其事本在梁惠王后元八年，今本《伪纪年》。又误以为梁惠王卒后之八年，故遂别见于此也。然则即据今本《伪纪年》，亦可证成余定其事在梁惠王八年之说。而《今本》又并不以韩举为韩将，亦可证成余辨史公及《集解》《索隐》认为韩将之误。梁氏于《纪年》未识《今本》之伪，故所辨订多失之，亦可憾之事矣。（即如此处，谓赵、韩同时有一将，各名韩举，其为牵强难信，不辨可见。雷氏《义证》谓“此韩举非烈公十年被获者，”亦由不能辨《水经注》之误。）
《史记 孟荀列传》谓：“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至襄王时，而最为老师”，顾不言其来齐在何时。刘向《序荀卿书》，则曰：“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至齐襄时，孙卿最为老师。”应劭《风俗通 穷通篇》则云：“齐威、宣之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至襄王时，孙卿最为考师。”三说相舛，以后为是。（《郡齋读书志》引刘向《序》亦作十五。疑今作五十者皆误倒。）何者？曰游学，是特来从学于稷下诸先生而不名一师，非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事也。（黄以周亦谓：“游学必幼年事。五十游学，断无是理。”惟其他论荀子处多误，见《儆季杂著 文抄 读荀子》。）曰有秀才，此年少英俊之称，非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名也。（《史记 贾生传》：年十八，能诵诗属书，河南守闻其秀才。潘安仁、杨仲武诗，妙年之秀。皆其证。）曰始来游学，此对后之最为老师言，谓卿之始来，尚年幼，为从学，而其后最为老师也。且荀卿于湣王末年去齐，至襄王时复来。（详《考辨》第一三六，及一四三。）则始来者，又对以后之一再重来而言也。据此则荀卿之齐，其为十五之年，明矣。考威王之卒，在周慎靓王之元年。荀卿游学当在威王晚世。《史记 儒林传》所谓：“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是也。（全谢山《鲒崎亭集外编》《读荀子》谓：“考《儒林传》，齐威王招天下之士于稷下而荀子客焉。”殆即指此。）其后又曾至燕。《韩非子 难三》云：“燕王哙贤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为僇。”燕王让国子之，为慎靓王五年。去威王之卒四年。其时荀卿至少亦当二十四五岁。循是上推，则荀卿之生，当在周显王三十年前。循是下究，至春申君之死，荀卿年已一百零三岁。荀卿其时尚在人世与否不可知。《史记》谓“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终老兰陵。”其语未足据。（详《考辨》第一四零。）要之荀卿盖亦寿者也。（李斯游秦辞荀卿，其时荀卿年当九十三四，荀卿决至是尚存也。）又考燕王哙让国之岁，孟子犹未退隐，而荀卿已以秀才有名誉。《孟子外书》谓“孙卿子自楚至齐，见孟子，论性”云云。《外书》固不可信。荀子赵人，亦不当云自楚。然孟、荀相见论学，则非不可能之事。（《外书》又云：“邹衍请受业于孟子。”余考两人年世不相及，此必误。又称“孟子谓子石曰：卵有毛，信乎？”则以《孔子弟子列传》，公孙龙字子石，比附于名家之公孙龙。其为浅人伪作之迹尤显。此特言孟、荀年世可相及，非以《外书》证也。）
《史记 孟尝君列传》：“宣王七年，田婴使于韩、魏，韩、魏服于齐。婴与韩昭侯、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盟而去。明年，复与梁惠王会甄。”《索隐》云：“《纪年》当惠王之后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会齐威王于甄，与此明年齐宣王与梁惠王会甄文同。但齐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据此知会平阿在惠王后元十一年，会甄在惠王后元十二年。知《索隐》十三年系后元者，《索隐》承上后元十一年言，故十三年不更著后元字。又云与此明年会甄文同，则知《索隐》十三年本系十二字误也。时当齐威王三十四、三十五年，其年五国相王。史公既不知惠王有后元，故《魏世家》以会平阿会甄移归惠王三十五、三十六年，而明年谓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魏年既误，齐亦依之，而谓是宣王之七年矣。《志疑》云：“《表》及魏与《田完世家》亦作会平阿南，非东阿。而平阿之会止魏、齐二王，无韩昭侯。”今按：《魏策》：惠施为韩、魏交，令太子鸣为质于齐。王欲见之，朱仓谓王曰：“何不称病。臣请说婴子曰：魏王之年长矣，今有疾，不如归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将入而立之。是齐抱空质而行不义也。”此条正指平阿事后。时惠王在位已四十七年，故朱仓云云。然则平阿之会有韩，非虚矣。且其前一年，韩宣惠王会惠成王于巫沙而始称王，故今年魏与韩同会齐于平阿，盖以乞其认可。（张宗泰《竹书纪年校补》云：“《索隐》韩昭侯当作郑宣王”，则是也。）
雷氏《义证》云：“平阿即东阿，盖自马陵之败，魏因田婴以修好于齐，至此已十余年。《集解》谓平阿在沛郡，非是。沛之平阿乃楚地，东阿乃春秋之柯，战国时谓之阿，齐威王烹阿大夫是也。在今山东阳穀县东北五十里，东南与东平州接壤。甄齐邑名，即《春秋》庄公十四年会于甄者，本为卫邑，赵成侯尝取之，此时属齐，地在今山东濮州东二十里。以史传证之，即《诗传》《说苑》会田于郊，惠王问宝之事。”又曰：“《战国 秦策》曰：梁王身抱质执璧请为陈侯臣。《魏策》惠施告惠王曰：王若欲报齐乎，则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又曰：田婴纳魏王而与之并朝齐再三。《吕氏春秋 不屈》曰：惠王布冠而拘于鄄，齐威王几弗受。战国之士游说聘辞，实多诬诞。阿鄄二会由于齐、魏相王，合从摈秦，与马陵之败无与。甄之会距马陵且二十一年矣。（按实二十年。）今《策》文俱连属为辞，殊不信。《吕览》拘甄之说，《秦策》作身布冠而拘于秦，盖拘秦是也。二十八年败于马陵，二十九年秦即诈虏公子卬，使少师勒师近郊，供其会事。前之丹衣星旟，变置而从侯服，承秦命以朝天子，此即所谓拘于秦也。”今按：雷氏辨阿甄二会无预于马陵，是也。而遵《秦策》，谓惠王拘于秦，则大谬。惠王虽败于马陵，霸国余威未熄，岂遽有拘于秦之事？谓阿甄之会由于齐、魏相王，亦非。齐、魏相王会徐州，不会阿甄。会阿甄乃五国相王时矣。谓合从摈秦，尤误。时秦尚不足摈也。（详《考辨》九十五。又按：梁、齐本深仇，惠王虽听惠施，结好于齐，然常不忘一报之心。其献河西纳上郡于秦，似亦求缓西邻以务东顾，张仪乘隙抵瑕，惠王为所惑，遂折而亲秦，详《考辨》第一零七。）
《赵世家》：“武灵王八年，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今按齐、魏相王，其谋发于惠施，在惠成王之后元年。五国相王，其事主于犀首，在惠成王之十二年。皆自魏发其端。《中山策》云：“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后持。齐谓赵、魏曰：寡人羞与中山并为王，愿与大国伐之，以废其王。”齐之欲废中山之王，犹楚之围徐州，欲废齐之王也。与事参谋者为田婴、张丑，皆威王臣。（观《齐策一》。）知事之在威王时。（其时为威王之三十五年。）张丑曰：“同欲者相憎，同忧者相亲。今五国相与王，负海不与焉，此是欲皆在为王，而忧皆在负海。今召中山而许之王，是夺五国而益负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国，四国寒心。”据此则齐自不在五王之内。高诱以齐、赵、魏、燕、中山为五王者，非也。其时楚本称王，齐亦称王，魏亦称王，宋与秦亦称王，韩亦称王。而宋、韩外，魏势最弱。犀首，魏臣也，约结于赵。魏、赵为主，又联韩、燕、中山，相与称王。盖魏欲以此多结与国，以与齐、秦抗衡。（梁于亲齐亲秦外，又辟此一路，要之为外强中干。）其情势固甚显。齐则欲割地赂燕、赵以攻中山。以魏为谋主，韩去中山远，又其称王亦与魏相约。故于五国中独离间燕、赵。其后赵卒俱辅中山而王之，而五国相王之事遂定。赵武灵独不称王而称君者，实不过一时对其国人为矫情而邀誉，亦以年少自谦抑，而国际往来，从此皆相王矣。《鲁世家》：“平公立，是时六国皆称王。”余考平公元年乃周显王四十七年，其前一岁，正惠成王十二年，五国相王在是年，致碻。是年即赵武灵王三年。而《赵世家》乃谓“武灵八年，五国相王，赵独否”，梁氏《志疑》辨之云：“赵不肯称王在三年，非八年也。而八年乃武灵称王之时。故十一年书王召公子职。”今按：梁氏谓赵独不肯称王在武灵王三年，说犹有据。谓八年乃称王之年，则未见其必然。梁氏亦不能自坚其说。于《周本纪》又论之云：“考《世家》，武灵王十一年书王召公子职于韩，则赵之为王，其在慎靓之六年乎？”是又直以史载王召公子职之年，谓即赵称王之年。不悟《史记》于前已书武灵王立，武灵王元年，武灵王少云云，凡及武灵莫不以王称。其他诸年不书王者，特以行文自无称王之需，不得援为武灵于其时犹未称王之证。则十一年书王召，并不得谓称王即始是年。至《赵世家》武灵八年记五国相王，或由是年五国约攻秦而误，亦不得即谓赵以是年称王也。然武灵究于何年称王，其事已难考。观其传子何而自号主父，主乃往者大夫有国之称，则似武灵于其国内实未称王，今已无可确指。惟谓五国相王在梁惠成王后元十二年，即赵武灵王三年，则断无大误。（据《燕世家》《周本纪》《韩世家》，在武灵三年均合，在八年均不合。又按《大戴礼 保傅》《说苑 尊贤》俱云：“武灵王年五十而饿于沙邱。”则武灵王即位，殆二十一岁，五国相王，武灵独令国人谓己曰君，其时年二十三耳。故史称武灵王年少，在位五年，始娶韩女为夫人，是真有为之英主也。其传国少子何，则正十二龄幼君，武灵盖亦震于当时让国之美名而自失其政者。其距燕哙之让国子之，先后不二十年也。（参读《考辨》第一二一。））
雷氏《义证》谓犀首致王号于秦、赵、韩、燕、中山，则不得谓五国相王也。又谓其事在显王四十四年，是年王者祇秦、韩。秦则自称之，韩则魏约之，非犀首立五王事也。又据《赵世家》武灵王八年，五国相王，魏独否，谓中山至武灵八年始称王，谓距犀首致王已八年，故《策》曰中山后持。不悟若是年祇中山一国称王，不得专举是年为五国相王之年。雷说均误。谓秦之称王亦犀首致王号，尤为昧于当时列国情势。据余先后考论各国称王诸篇可见。（《史 犀首传》：“张仪已卒，犀首入相秦，尝佩五国之相印，为约长。”据《表》，犀首仕秦为大良造，在张仪前。佩五国相印殆即指立五王事，亦在张仪卒前。史公此处所不足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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