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往日本留学,头一次往东京是在壬寅(一九〇二)年二月,至丙午(一九〇六)年夏回乡结婚。秋天再往东京,这里所说的是第二次的事情。那时他已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中途退了学,住在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里,房间在楼上路南这一排的靠近西端,照例是四张半席子大小,点洋油灯,却有浴室,大概一星期可以有两次洗浴,不另外要钱(本来外边洗浴也不过两三分钱)。这公寓的饭食招待不能算好,大抵还过得去,可是因了洗浴的缘故,终于发生纠纷,在次年春间搬了出来了。鲁迅平常看不起的留学生第一是头上有“富士山”(辫子盘在头上,帽顶凸出之雅号)的速成科,其次是岩仓铁道明治法政的专门科,认定他们的目的是专在升官发财的,恰巧那里的客有些是这一路的人,虽然没有“富士山”的那么面目可憎,却是语言很是无味,特别是有一个他们同伴叫他法豪的,白痴似的大声谈笑,隔着两间房听了也难免要发火。尤其是他们对于洗浴有兴趣,只要澡堂一烧好,他们就自钻了进去,不依照公寓的规则,那时鲁迅是老房客,照例公寓要先来请他,每次却都被法豪辈抢了去,他并不一定要先洗,但这很使他生气,所以决心移到别处去了。
鲁迅第二次寄居的地方仍在本乡,离伏见馆不远,叫作东竹町,原是一家人家,因为寄居的客共有三人,警察一定要以公寓论,所以后来挂了一块中越馆的招牌。主人是一个老太婆,带了她的小女儿,住在门内一间屋里,西边两大间和楼上一间都租给人住,地点很是清静,可是房饭钱比较贵,吃食却很坏。有一种圆豆腐,中间加些素菜,径可两寸半,名字意译可云素天鹅肉,本来也可以吃,但是煮的不入味,又是三日两头的给吃,真有点吃伤了,鲁迅只好随时花五角钱,自己买一个长方罐头腌牛肉来补充。那老太婆赚钱很凶,但是很守旧规矩,走进屋里拿开水壶或是洋灯来的时候,总是屈身爬着似的走路。这爬便很为鲁迅所不喜欢,可是也无可奈何她。那小女儿名叫富子,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生,放学回来倒也是很肯做事的,晚上早就睡觉,到了十点钟左右,老太婆总要硬把她叫醒,说道:“阿富,快睡吧,明天一早要上学哩。”其实她本来是睡着了的,却被叫醒了来听她的训诲,这也是鲁迅所讨厌的一件事,好在阿富并不在乎,或者连听也不大听见,还是继续她的甜睡,这事情就算完了。
在中越馆里还有一个老头儿,不知道是房东的兄弟还是什么,白天大抵在家,屋角落里睡着,盖着一点薄被,到下午便不见了。鲁迅睡得很迟,吃烟看书,往往要到午夜,那时听见老头儿回来了,一进来老太婆便要问他今天哪里有火烛。鲁迅当初很觉奇怪,给他绰号叫“放火的老头儿”,事实自然并非如此,他乃是消防队了望台的值夜班的,时间大概是从傍晚到半夜吧。这公寓里因为客人少,所以这一方面别无问题,楼上的房客是但焘,他是很安静的,虽然他的同乡刘麻子从美国来,在他那里住了些时,闹了点不大不小的事件。有一天刘麻子外出,晚上没有回来,大门就关上了,次早房东起来看时,门已大开,吓了一跳,以为是着了贼,可是东西并没有什么缺少,走到楼上一看,只见刘麻子高卧未醒,原来是他夜里并未叫门,不知怎么弄开了就一直上楼去了。又有一次,拿着梳子梳发,奔向壁间所挂的镜面前去,把中间的火钵踢翻了,并不回顾,还自在那里理他的头发,由老太婆赶去收拾,虽然烧坏了席子,总算没有烧了起来。不久他离开中越馆,大概又往美国去了吧,于是这里边的和平也就得以恢复了。
东竹町在顺天堂病院的右侧,中越馆又在路右,讲起方向来,大概是坐北朝南吧。鲁迅住的房子是在楼下,大小两间,大的十席吧,朝西有一个纸窗,小的六席,纸门都南向,人家住房照例有板廊,外边又有曲尺形的一个天井,有些树木,所以那西向的窗户在夏天也并不觉得西晒。平常有客来,都在那大间里坐,炭盆上搁着开水壶,随时冲茶倒给客人喝。大概因为这里比较公寓方便,来的客也比以前多了,虽然本来也无非那几个人,不是亡命者,便是懒得去上学的人,他们不是星期日也是闲空的。这里主要的是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天晴雨雪都没有关系,就只可惜钱德潜那时没有加入,不然更要热闹了,他也是在早稻田挂名,却是不去上课的。谈到吃饭的时候,主人如抽斗里有钱,买罐头牛肉来添菜,否则只好请用普通客饭,大抵总只是圆豆腐之外一木碗的豆瓣酱汤,好在来访的客人只图谈天,吃食本不在乎,例如陶焕卿即使给他一杯燕菜他也当作粉条喝下去,不觉得有什么好的。在这四五年中间,中越馆这一段虽然过的也是穷日子,大概可以算是最萧散了吧。
假如不是许寿裳要租房子,招大家去品住,鲁迅未必会搬出中越馆,虽然吃食太坏,他常常诉苦说被这老太婆做弄(欺侮)得够了。许寿裳找到了一所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子,在本乡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硬拉朋友去凑数,鲁迅也被拉去,一总是五个人,门口路灯上便标题曰伍舍,鲁迅于一九〇八年四月八日迁去,因为那天还下雪,所以日子便记住了。那房子的确不错,也是曲尺形的,南向两间,西向两间,都是一大一小,即十席与六席,拐角处为门口,另有下房几间,西向小间住了钱某,大间作为食堂客堂,鲁迅住在南向小间里,大间里是许与朱某,这一转换不打紧,却使得鲁迅本来不宽裕的经济更受了影响,每月入不敷出,因为房租增加了,饭食虽是好了,可是负担也大,没有余力再到青木堂去喝杯牛奶果子露了。这样支撑着过了年,同居人中间终于发生了意见,钱朱二人提议散伙,其余三人仍在一起,在近地找了一所较小的房屋搬了过去,还是西片町十番地,不过是丙字十九号罢了。在乙字七号虽然住了不到十个月,但也有些事情可以记录,这且在下一次再说吧。
鲁迅那时的学费是年额四百元,每月只能领到三十三元。在伍舍居住时就很感不足,须得设法来补充了。译书因为有上海大书局的过去经验,不想再尝试,游历官不再来了,也没有当舌人的机会,不得已只好来做校对。适值湖北要翻印同文会所编的《支那经济全书》,由湖北学生分担译出,正在付印,经理这事的陈某毕业回去,将未了事务托许寿裳代办,鲁迅便去拿了一部分校正的稿来工作。这报酬大概不会多,但没有别的法子,总可以收入一点钱吧。有一处讲到纳妾的事,翻译的人忽然文思勃发,加上了许多话去,什么小家碧玉呀,什么河东狮吼呀,很替小星鸣其不平,鲁迅看了大生其气,竟逸出校对范围之外,拿起红墨水笔来,把那位先生苦心写上去的文章都一笔钩销了。平常文字有不通顺处也稍加修改,但是那么的大手术却只此一次而已。担任印刷的是神田印刷所,派来接洽的人很得要领,与鲁迅说得来,所以后来印《域外小说集》,也是叫那印刷所承办的。鲁迅给《河南》杂志写文章,也是住在那里时的事情。
青木堂在东大赤门前东头,离汤岛很近,夏天晚上往大学前看夜店,总要走过他门口,时常进去喝一杯冷饮。那时大概还不时行冰激淋,鲁迅所喝的多是别一种东西,用英语叫作密耳克舍克,可以译为摇乳吧,将牛乳鸡蛋果子露等放玻璃杯内,装入机器里摇转一会儿,这就成了。那里有各种罐头瓶头,很是完备,鲁迅常买的不过是长方罐的腌牛肉,只有一回买过特别货色,是一个碗形的罐,上大下小,标题土耳其鸡与舌头,打开看时,上面是些火鸡的白肉,底下是整个的牛舌头,不,整个怕装不下,或者是半个吧?鲁迅对于西餐的“冷舌头”很是赏识,大概买的目的是如此,却连带的吃了火鸡,恐怕也就只是这一次罢了。价格是一元半,在那时要算是很贵了。此外又买过两次猪肉的“琉球煮”,其实煮法也不特别,大抵同中国差不多,其不搁糖的一点或者更与绍兴相似,但是后来就不见了,原因当是不受主顾的欢迎。多年之后看到讲琉球生活的书,说那边的厕所很大,里边养着猪,与河北定县情形相同,二者都有中山之称,觉得很是巧合,但也因此想到那“琉球煮”的猪肉不能销行,未必不与这事无关。孙伏园昔在定县请客吃猪肚,经他的大世兄一句话说穿,主客为之搁箸,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鲁迅学俄文是在一九〇七年的秋天吧,那时住在中越馆,每晚徒步至神田,路不很远,次年春迁居西片町,已经散伙,实在路远也不能去了。这事大概是由陶望潮发起,一共六个人,其中只有陈子英后来还独自继续往读,可以看书,别的人都半途而废了。教师是马理亚孔特夫人,这姓是西欧系统,可能是犹太人,当时住在日本,年纪大约三十余岁,不会说日本话,只用俄语教授,有一个姓山内的书生(寄食主人家,半工半读的学生),是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肄业生,有时叫来翻译,不过那些文法上的说明大家多已明白,所以山内屡次申说,如诸位所已经知道,呐呐的说不好,来了一两天之后便不再来了。大家自己用字典文法查看一下,再去听先生讲读,差不多只是听发音,照样的念而已。俄文发音虽然不算容易,总比英语好,而且拼字又很规则,在初学只是觉得长一点,不知怎的有一位汪君总是念不好,往往加上些杂音去,仿佛起头多用“仆”字音,每听他仆仆的读不出的时候,不但教师替他着急,就是旁边坐着的许寿裳和鲁迅也紧张得浑身发热起来,他们常玩笑说,上课犹可,仆仆难当。汪君是刘申叔的亲戚,陶望潮去拉来参加的,后来在上海为同盟会人所暗杀,那时刘申叔投效在端方那里,汪君的死大概与此有关。
鲁迅住在东竹町的时候,由陶望潮发起,往神田到一个俄国女人那里学俄文,因学费太贵(其实也只每月五元)而中止,在伍舍时由龚未生发起,往小石川到民报社请章太炎先生讲《说文》,到了伍舍散伙时,那一班也几乎拆散了。结果是钱某走了,搬到丙字十九号的三人还继续前去,可是这也没有多久也就中止,因为许寿裳与鲁迅于四五月间陆续回国,往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去当教员。鲁迅所担任的生理学,有油印讲义尚存,许寿裳为题字曰“人生象学”,学字右边有反文,一眼看去像是教字。那时的校长(大概是称作监督吧)是沈衡山先生,他是浙江前辈翰林,可是对人非常谦恭,说话时常说“钧儒以为”怎么样,后来鲁迅还时常说及这事。教员有好些是太炎的学生,民国成立后多转入浙江教育司办事,初任司长也就是沈衡山,有一部人则跟了蔡孑民进了教育部,如许寿裳,鲁迅均是。在教育司的人逐渐向北京走,进了高等师范和北京大学,养成许多文字音韵学家,至今还是很有势力。养成学者是好事情,但是展转讲学,薪传不绝,而没有做得出总结来,使文字学研究有一个结果,让不预备专攻深入的人,能够知道大略,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缺陷吧。
往民报社听讲《说文》,是一九〇八至九年的事。太炎在东京一面主持《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寿裳与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未生和钱夏,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鲁迅曾借未生的笔记抄录,其第一卷的抄本至今尚存。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中国文字中本来有些素朴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特别是卷八尸部中尼字,据说原意训近,即后世的昵字,而许叔重的话很有点怪里怪气,这里也不能说得更好,而且又拉上孔夫子的尼丘来说,所以更是不大雅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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