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往日本留学，头一次往东京是在壬寅（一九〇二）年二月，至丙午（一九〇六）年夏回乡结婚。秋天再往东京，这里所说的是第二次的事情。那时他已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中途退了学，住在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里，房间在楼上路南这一排的靠近西端，照例是四张半席子大小，点洋油灯，却有浴室，大概一星期可以有两次洗浴，不另外要钱（本来外边洗浴也不过两三分钱）。这公寓的饭食招待不能算好，大抵还过得去，可是因了洗浴的缘故，终于发生纠纷，在次年春间搬了出来了。鲁迅平常看不起的留学生第一是头上有“富士山”（辫子盘在头上，帽顶凸出之雅号）的速成科，其次是岩仓铁道明治法政的专门科，认定他们的目的是专在升官发财的，恰巧那里的客有些是这一路的人，虽然没有“富士山”的那么面目可憎，却是语言很是无味，特别是有一个他们同伴叫他法豪的，白痴似的大声谈笑，隔着两间房听了也难免要发火。尤其是他们对于洗浴有兴趣，只要澡堂一烧好，他们就自钻了进去，不依照公寓的规则，那时鲁迅是老房客，照例公寓要先来请他，每次却都被法豪辈抢了去，他并不一定要先洗，但这很使他生气，所以决心移到别处去了。
鲁迅第二次寄居的地方仍在本乡，离伏见馆不远，叫作东竹町，原是一家人家，因为寄居的客共有三人，警察一定要以公寓论，所以后来挂了一块中越馆的招牌。主人是一个老太婆，带了她的小女儿，住在门内一间屋里，西边两大间和楼上一间都租给人住，地点很是清静，可是房饭钱比较贵，吃食却很坏。有一种圆豆腐，中间加些素菜，径可两寸半，名字意译可云素天鹅肉，本来也可以吃，但是煮的不入味，又是三日两头的给吃，真有点吃伤了，鲁迅只好随时花五角钱，自己买一个长方罐头腌牛肉来补充。那老太婆赚钱很凶，但是很守旧规矩，走进屋里拿开水壶或是洋灯来的时候，总是屈身爬着似的走路。这爬便很为鲁迅所不喜欢，可是也无可奈何她。那小女儿名叫富子，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生，放学回来倒也是很肯做事的，晚上早就睡觉，到了十点钟左右，老太婆总要硬把她叫醒，说道：“阿富，快睡吧，明天一早要上学哩。”其实她本来是睡着了的，却被叫醒了来听她的训诲，这也是鲁迅所讨厌的一件事，好在阿富并不在乎，或者连听也不大听见，还是继续她的甜睡，这事情就算完了。
在中越馆里还有一个老头儿，不知道是房东的兄弟还是什么，白天大抵在家，屋角落里睡着，盖着一点薄被，到下午便不见了。鲁迅睡得很迟，吃烟看书，往往要到午夜，那时听见老头儿回来了，一进来老太婆便要问他今天哪里有火烛。鲁迅当初很觉奇怪，给他绰号叫“放火的老头儿”，事实自然并非如此，他乃是消防队了望台的值夜班的，时间大概是从傍晚到半夜吧。这公寓里因为客人少，所以这一方面别无问题，楼上的房客是但焘，他是很安静的，虽然他的同乡刘麻子从美国来，在他那里住了些时，闹了点不大不小的事件。有一天刘麻子外出，晚上没有回来，大门就关上了，次早房东起来看时，门已大开，吓了一跳，以为是着了贼，可是东西并没有什么缺少，走到楼上一看，只见刘麻子高卧未醒，原来是他夜里并未叫门，不知怎么弄开了就一直上楼去了。又有一次，拿着梳子梳发，奔向壁间所挂的镜面前去，把中间的火钵踢翻了，并不回顾，还自在那里理他的头发，由老太婆赶去收拾，虽然烧坏了席子，总算没有烧了起来。不久他离开中越馆，大概又往美国去了吧，于是这里边的和平也就得以恢复了。
东竹町在顺天堂病院的右侧，中越馆又在路右，讲起方向来，大概是坐北朝南吧。鲁迅住的房子是在楼下，大小两间，大的十席吧，朝西有一个纸窗，小的六席，纸门都南向，人家住房照例有板廊，外边又有曲尺形的一个天井，有些树木，所以那西向的窗户在夏天也并不觉得西晒。平常有客来，都在那大间里坐，炭盆上搁着开水壶，随时冲茶倒给客人喝。大概因为这里比较公寓方便，来的客也比以前多了，虽然本来也无非那几个人，不是亡命者，便是懒得去上学的人，他们不是星期日也是闲空的。这里主要的是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天晴雨雪都没有关系，就只可惜钱德潜那时没有加入，不然更要热闹了，他也是在早稻田挂名，却是不去上课的。谈到吃饭的时候，主人如抽斗里有钱，买罐头牛肉来添菜，否则只好请用普通客饭，大抵总只是圆豆腐之外一木碗的豆瓣酱汤，好在来访的客人只图谈天，吃食本不在乎，例如陶焕卿即使给他一杯燕菜他也当作粉条喝下去，不觉得有什么好的。在这四五年中间，中越馆这一段虽然过的也是穷日子，大概可以算是最萧散了吧。
假如不是许寿裳要租房子，招大家去品住，鲁迅未必会搬出中越馆，虽然吃食太坏，他常常诉苦说被这老太婆做弄（欺侮）得够了。许寿裳找到了一所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子，在本乡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硬拉朋友去凑数，鲁迅也被拉去，一总是五个人，门口路灯上便标题曰伍舍，鲁迅于一九〇八年四月八日迁去，因为那天还下雪，所以日子便记住了。那房子的确不错，也是曲尺形的，南向两间，西向两间，都是一大一小，即十席与六席，拐角处为门口，另有下房几间，西向小间住了钱某，大间作为食堂客堂，鲁迅住在南向小间里，大间里是许与朱某，这一转换不打紧，却使得鲁迅本来不宽裕的经济更受了影响，每月入不敷出，因为房租增加了，饭食虽是好了，可是负担也大，没有余力再到青木堂去喝杯牛奶果子露了。这样支撑着过了年，同居人中间终于发生了意见，钱朱二人提议散伙，其余三人仍在一起，在近地找了一所较小的房屋搬了过去，还是西片町十番地，不过是丙字十九号罢了。在乙字七号虽然住了不到十个月，但也有些事情可以记录，这且在下一次再说吧。
鲁迅那时的学费是年额四百元，每月只能领到三十三元。在伍舍居住时就很感不足，须得设法来补充了。译书因为有上海大书局的过去经验，不想再尝试，游历官不再来了，也没有当舌人的机会，不得已只好来做校对。适值湖北要翻印同文会所编的《支那经济全书》，由湖北学生分担译出，正在付印，经理这事的陈某毕业回去，将未了事务托许寿裳代办，鲁迅便去拿了一部分校正的稿来工作。这报酬大概不会多，但没有别的法子，总可以收入一点钱吧。有一处讲到纳妾的事，翻译的人忽然文思勃发，加上了许多话去，什么小家碧玉呀，什么河东狮吼呀，很替小星鸣其不平，鲁迅看了大生其气，竟逸出校对范围之外，拿起红墨水笔来，把那位先生苦心写上去的文章都一笔钩销了。平常文字有不通顺处也稍加修改，但是那么的大手术却只此一次而已。担任印刷的是神田印刷所，派来接洽的人很得要领，与鲁迅说得来，所以后来印《域外小说集》，也是叫那印刷所承办的。鲁迅给《河南》杂志写文章，也是住在那里时的事情。
青木堂在东大赤门前东头，离汤岛很近，夏天晚上往大学前看夜店，总要走过他门口，时常进去喝一杯冷饮。那时大概还不时行冰激淋，鲁迅所喝的多是别一种东西，用英语叫作密耳克舍克，可以译为摇乳吧，将牛乳鸡蛋果子露等放玻璃杯内，装入机器里摇转一会儿，这就成了。那里有各种罐头瓶头，很是完备，鲁迅常买的不过是长方罐的腌牛肉，只有一回买过特别货色，是一个碗形的罐，上大下小，标题土耳其鸡与舌头，打开看时，上面是些火鸡的白肉，底下是整个的牛舌头，不，整个怕装不下，或者是半个吧？鲁迅对于西餐的“冷舌头”很是赏识，大概买的目的是如此，却连带的吃了火鸡，恐怕也就只是这一次罢了。价格是一元半，在那时要算是很贵了。此外又买过两次猪肉的“琉球煮”，其实煮法也不特别，大抵同中国差不多，其不搁糖的一点或者更与绍兴相似，但是后来就不见了，原因当是不受主顾的欢迎。多年之后看到讲琉球生活的书，说那边的厕所很大，里边养着猪，与河北定县情形相同，二者都有中山之称，觉得很是巧合，但也因此想到那“琉球煮”的猪肉不能销行，未必不与这事无关。孙伏园昔在定县请客吃猪肚，经他的大世兄一句话说穿，主客为之搁箸，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鲁迅学俄文是在一九〇七年的秋天吧，那时住在中越馆，每晚徒步至神田，路不很远，次年春迁居西片町，已经散伙，实在路远也不能去了。这事大概是由陶望潮发起，一共六个人，其中只有陈子英后来还独自继续往读，可以看书，别的人都半途而废了。教师是马理亚孔特夫人，这姓是西欧系统，可能是犹太人，当时住在日本，年纪大约三十余岁，不会说日本话，只用俄语教授，有一个姓山内的书生（寄食主人家，半工半读的学生），是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肄业生，有时叫来翻译，不过那些文法上的说明大家多已明白，所以山内屡次申说，如诸位所已经知道，呐呐的说不好，来了一两天之后便不再来了。大家自己用字典文法查看一下，再去听先生讲读，差不多只是听发音，照样的念而已。俄文发音虽然不算容易，总比英语好，而且拼字又很规则，在初学只是觉得长一点，不知怎的有一位汪君总是念不好，往往加上些杂音去，仿佛起头多用“仆”字音，每听他仆仆的读不出的时候，不但教师替他着急，就是旁边坐着的许寿裳和鲁迅也紧张得浑身发热起来，他们常玩笑说，上课犹可，仆仆难当。汪君是刘申叔的亲戚，陶望潮去拉来参加的，后来在上海为同盟会人所暗杀，那时刘申叔投效在端方那里，汪君的死大概与此有关。
鲁迅住在东竹町的时候，由陶望潮发起，往神田到一个俄国女人那里学俄文，因学费太贵（其实也只每月五元）而中止，在伍舍时由龚未生发起，往小石川到民报社请章太炎先生讲《说文》，到了伍舍散伙时，那一班也几乎拆散了。结果是钱某走了，搬到丙字十九号的三人还继续前去，可是这也没有多久也就中止，因为许寿裳与鲁迅于四五月间陆续回国，往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去当教员。鲁迅所担任的生理学，有油印讲义尚存，许寿裳为题字曰“人生象学”，学字右边有反文，一眼看去像是教字。那时的校长（大概是称作监督吧）是沈衡山先生，他是浙江前辈翰林，可是对人非常谦恭，说话时常说“钧儒以为”怎么样，后来鲁迅还时常说及这事。教员有好些是太炎的学生，民国成立后多转入浙江教育司办事，初任司长也就是沈衡山，有一部人则跟了蔡孑民进了教育部，如许寿裳，鲁迅均是。在教育司的人逐渐向北京走，进了高等师范和北京大学，养成许多文字音韵学家，至今还是很有势力。养成学者是好事情，但是展转讲学，薪传不绝，而没有做得出总结来，使文字学研究有一个结果，让不预备专攻深入的人，能够知道大略，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缺陷吧。
往民报社听讲《说文》，是一九〇八至九年的事。太炎在东京一面主持《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寿裳与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未生和钱夏，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鲁迅曾借未生的笔记抄录，其第一卷的抄本至今尚存。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中国文字中本来有些素朴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特别是卷八尸部中尼字，据说原意训近，即后世的昵字，而许叔重的话很有点怪里怪气，这里也不能说得更好，而且又拉上孔夫子的尼丘来说，所以更是不大雅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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