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宜公生病的开端我推定在乙未年的春天，至早可以提前到甲午年的冬天，不过很难确说了。最早的病象乃是突然的吐狂血。因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其有几何，但总之是不很少，那时大家狼狈情形至今还能记得。根据旧传的学说，说陈墨可以止血，于是赶紧在墨海里研起墨来，倒在茶杯里，送去给他喝。小孩在尺八纸上写字，屡次舔笔，弄得“乌嘴野猫”似的满脸漆黑，极是平常，他那时也有这样情形，想起来时还是悲哀的，虽是朦胧的存在眼前。这乃是中国传统的“医者意也”的学说，是极有诗意的，取其墨色可以盖过红色之意，不过于实际毫无用处，结果与“水肿”的服用“败鼓皮丸”一样，从他生病的时候起，便已注定要给那唯心的哲学所牺牲的了。
父亲的病虽然起初来势凶猛，可是吐血随即停止了，后来病情逐渐平稳，得了小康。当初所请的医生，乃是一个姓冯的，穿了古铜色绸缎的夹袍，肥胖的脸总是醉醺醺的，那时我也生了不知什么病，请他一起诊治，他头一回对我父亲说道：
这时伯宜公的病还不显得怎么严重，他请那位姓冯的医生来看的时候，还亲自走到堂前的廊下的。晚饭时有时还要喝点酒，下酒物多半是水果，据说这是能喝酒的人的习惯，平常总是要用什么肴馔的。我们在那时便去围着听他讲《聊斋》的故事，并且分享他的若干水果。水果的好吃后来是不记得，但故事却并不完全的忘记，特别是那些可怕的鬼怪的故事。至今还鲜明的记得的，是《聊斋志异》里所讲的“野狗猪”，一种人身兽头的怪物，兵乱后来死人堆中，专吃人的脑髓，当肢体不全的尸体一起站起，惊呼道：
“野狗猪来了，怎么好！”的时候，实在觉得阴惨得可怕，至今虽然现在已是六十年后，回想起来与佛像手中的枯髅都不是很愉快的事情。
“贵恙没有什么要紧，但是令郎的却有些麻烦。”等他隔了两天第二次来的时候，却说的相反了，因此父亲觉得他不能信用，就不再请他。他又说有一种灵丹，点在舌头上边，因为是“舌乃心之灵苗”，这也是“医者意也”的流派，盖舌头红色，像是一根苗从心里长出来，仿佛是“独立一枝枪”一样，可是这一回却不曾上它的当，没有请教他的灵丹，就将他送走完事了。
不过这病情的小康，并不是可以长久的事，不久因了时节的转变，大概在那一年的秋冬之交，病势逐渐的进于严重的段落了。
伯宜公的病以吐血开始，当初说是肺痈，现在的说法便是肺结核，后来腿肿了，便当作臌胀治疗，也究竟不知道是哪里的病。到得病症严重起来了，请教的是当代的名医，第一名是姚芝仙，第二名是他所荐的，叫做何廉臣，鲁迅在《朝花夕拾》把他姓名颠倒过来写作“陈莲河”，姚大夫则因为在篇首讲他一件赔钱的故事，所以故隐其名了。这两位名医自有他特别的地方，开方用药外行人不懂得，只是用的“药引”，便自新鲜古怪，他们决不用那些陈腐的什么生姜一片，红枣两颗，也不学叶天士的梧桐叶，他们的药引起码是鲜芦根一尺。这在冬天固然不易得，但只要到河边挖掘总可到手，此外是经霜三年的甘蔗或萝卜菜，几年陈的陈仓米，那搜求起来就煞费苦心了。前两种不记得是怎么找到的，至于陈仓米则是三味书屋的寿鉴吾先生亲自送来，我还记得背了一只“钱搭”（装铜钱的搭连），里边大约装了一升多的老米，其实医方里需用的才是一两钱，多余的米不晓得是如何处分了。还有一件特别的，那是何先生的事，便是药里边外加有一种丸药，而这丸药又是不易购求的，要配合又不值得，因为所需要的不过是几钱罢了。普通要购求药材，最好往大街的震元堂去，那里的药材最是道地可靠，但是这种丸药偏又没有，后来打听得在轩亭口有天保堂药店，与医生有些关系，到那里去买，果然便顺利的得到了。名医出诊的医例是“洋四百”，便是大洋一元四角，一元钱是诊资，四百文是给那三班的轿夫的。这一笔看资，照例是隔日一诊，在家里的确是沉重的负担，但这与小孩并无直接关系，我们忙的是帮助找寻药引，例如有一次要用蟋蟀一对，且说明须要原来同居一穴的，这才算是“一对”，随便捉来的雌雄两只不能算数。在“百草园”的菜地里，翻开土块，同居的蟋蟀随地都是，可是随即逃走了，而且各奔东西，不能同时抓到。幸亏我们有两个人，可以分头追赶，可是假如运气不好捉到了一只，那一只却被逃掉了，那么这一只捉着的也只好放走了事。好容易找到了一对，用绵线缚好了，送进药罐里，说时虽快，那时却不知道要花若干工夫呢。幸喜药引时常变换，不是每天要去捉整对的蟋蟀的，有时换成“平地木十株”，这就毫不费寻找的工夫了。《朝花夕拾》说寻访平地木怎么不容易，这是一种诗的描写，其实平地木见于《花镜》，家里有这书，说明这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珊瑚珠的。我们称它作“老弗大”，扫墓回来，常拔了些来，种在家里，在山中的时候结子至多一株树不过三颗，家里种的往往可以多到五六颗。用作药引，拔来就是了，这是一切药引之中，可以说是访求最不费力的了。
经过了两位“名医”一年多的治疗，父亲的病一点不见轻减，而且日见沉重，结果终于在丙申年（一八九六）九月初六日去世了。时候是晚上，他躺在里房的大床上，我们兄弟三人坐在里侧旁边，四弟才只四岁，已经睡熟了，所以不在一起。他看了我们一眼，问道：
“老四呢？”于是母亲便将四弟叫醒，也抱了来。未几即入于弥留状态，是时照例有临终前的一套不必要的仪式，如给病人换衣服，烧了经卷把纸灰给他拿着之类，临了也叫了两声，听见他不答应，大家就哭起来了。这里所说都是平凡的事实，一点儿都没有诗，没有“衍太太”的登场，很减少了小说的成分。因为这是习俗的限制，民间俗信，凡是“送终”的人到“转閷”当夜必须到场，因此凡人临终的时节只是限于并辈以及后辈的亲人，上辈的人决没有在场的。“衍太太”于伯宜公是同曾祖的叔母，况且又在夜间，自然更无特地光临的道理了，《朝花夕拾》里请她出台，鼓励作者大声叫唤，使得病人不得安静，无非想当她做小说里的恶人，写出她阴险的行为来罢了。
伯宜公去世，照例有些俗礼，举行殓葬事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可说，但在五七的时候，叫道士来做“炼度”的法事，这是很难得遇见的一桩事情。本来这种特别法事，只有妇女产难这才适用，因为世俗相信《刘香宝卷》里的话，“生男育女秽天地”，倘若因此死了，就要落血污池，不得超生，这便需要他力济度，在佛教是水陆道场，道教则为炼度是也。伯宜公因为病的起头是吐血，所以牵强附会的也有人主张用炼度法事，我们小孩不懂得什么，只觉热闹得很好玩，虽然价值也很不便宜，凡三昼夜，计共须银洋四十几元，比起水陆道场来却又少得多了。
我们周家所用的道士，俗名阿金，法号不详，住在城庙里，乃是道士的正宗，与普通所谓野道士不同，虽然他平常因为和俗人一样的打扮，也看不出什么区别来。说也奇怪，民国革命把和尚道士颠倒了一下。和尚以前是光头的，与俗人迥不相同，现在俗人多变成光头，和尚却留了五分长的头发，一眼看去毫无区别，道士则蓄发古装，仿佛国画里人物了。在那时候的阿金，还是拖辫子穿大衫的人，及至装束登场，身披鹤氅，头戴道冠，上边插着金如意，手执牙笏，足踏禹步，便有一股道气，觉得全不像他本人了。但是阿金自己并不当那“大道士”，他去请别一个年老的来担任，他自己只充当那三个主要脚色之一罢了。
炼度的法事主要是在晚间，白天共念三天的道经，只知道他们对着三清的画像行礼，口里念“至心朝礼”什么什么天尊而已。到了夜里，炼度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第一天是“上表”，大道士率领孝子背着表文，大约是请求为死者赎罪的表文吧，俯伏在坛下，约莫在个把钟头，据说这是大“入定”，神魂到天上去面圣去了。第二天晚上，是表演“破地狱”。这里前后的关系不大明白，似乎有点儿凌乱了，刚才上了表章，怎么不等等结果，却用自力去强暴的打开了地狱城呢？当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去问阿金师父一声，只是看了那戏剧似的演出，仿佛是《闹天宫》里的一场，觉得很是痛快有趣。白天里先拿来了一座四五尺见方的纸糊的酆都城，城门城墙都画得很整齐，放在大厅当中，临时大道士走来作法，末了将手里的七星剑戳进城门去，把它撕得粉碎，这时节众多道士都扮成各色鬼魂，四散奔走，是观众们所最欣赏的一幕。记得鬼里边有大头鬼和小头鬼，五伤鬼因为不祥所以或者没有，但的确记得有死在考场的“科场鬼”，以及赌鬼鸦片烟鬼，种种引人发笑的情状。众鬼仓皇奔走一通之后，又回到当作后台的厅房里去，这一幕精彩的表演就算完结了。末了的一天是“炼幡”，便是炼度的正文。其法系将记着死者姓名的幡，折叠藏在里边，外边层层包裹，用耐火的包装，据说是多用盐卤，每一层里藏着一种纸糊物件，约有十层光景，扎缚得像一个莲蓬或是胡蜂窠相似。还有左右两副，是金童玉女，也是如法泡制。这三个包好的东西，放在三堆劈柴的火里烧炼，在适宜的时间抖去外壳，将里边的彩物挥舞一会儿，复又烧却，等候第二重的彩物出现，直至最后将主幡烧炼出来，象征从火中将死者超度出了。这做幡与烧幡的工作很是烦难，却要真实的本领才行，因为万一炼不出来，道士便要受罚得从新做过一场的。因此这主要的幡乃是由阿金自己来烧，也不复怎么打扮，只是穿着斜领的短袄，头戴普通的道士冠而已。到得烧到最后的一层，即是主幡将要出来的时候，不但道士们非常紧张，有的走到太上老君像的前面，捧拳礼拜，祈祷求祐，就是观众也无不替他们捏一把汗呢。幸而诸事顺遂的结束，便把烧出来的三道幡送往灵前供了起来，于是这一场法事遂完全了结了。
伯宜公的出丧大约是在七七日，就是世间所谓“断七”，未必是“百日”吧，因为照例出丧是在这两个日子，但是百日该是十二月中旬，已经接近年关了，所以推想是如此。出殡的地方是在南门外的龟山头，在这里有周氏的殡屋，但是不凑巧我家殡屋的空位借给别房用了，所以这回倒不能不出了租钱，去借远房本家的来使用。还记得前几天，鲁迅还用了朱漆特地在棺材后方写一个篆文的“寿”字做记号，在那里还殡着他生前很要好的族兄桂轩，也就是在《鲁迅的故家》里所提起兰星的父亲。伯宜公得年三十七岁，可殡在龟山，自光绪丙申（一八九六）至民国己未（一九一九），也经了二十四年之久，到是年这才因为移家北京，始安葬于逍遥溇坟地。乙巳岁暮，独自留在南京学堂里，偶作旧诗，记得有一联云，独向龟山望松柏，夜乌啼上最高枝，便是指的那龟山，其实山很低小，就只是一个高坡罢了，在乡下这种山叫作龟山或蛇山，平常是颇多的。
丙申年匆匆的过去，至丁酉（一八九七）年新正，我遂往杭州去陪侍祖父去了。祖父于癸巳年入狱，一直就在杭州，最初是由潘姨太太和伯升随侍，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前去的，但在长庆寺“打水陆”，似乎已经不曾见伯升的面，那么可能总在甲午年间吧。后来因为伯升决计进南京水师学堂去，所以叫我去补他的空缺，这是我所以往杭州的原因了。在丁酉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记忆，现在所还约略记得的，不过那时一点生活的情形罢了。
我们住的地方是在杭州花牌楼，大概离清波门头不很远，那是清朝处决犯人的地方。这里并无什么牌楼，只是普通的一条小巷，走一点路是“塔儿头”，多少有些店铺，还有一所银元局，它的大烟通是近地都能看得见的。这地点的好处是离开杭州府署很近，因为祖父便关在杭州府的司狱司里，我每隔三四天去看他一回，陪他坐到下午方才回来。祖父虽然在最初的风暴里显示得很可怕，但是我在他身边的一年有半，却还并不怎样，他的发起怒来咬手指甲，和畜生虫豸的咒骂，还是仍旧，却并不对于我生气，所以容易应付。等到辛丑年遇赦回家，却又那么的苛刻执拗起来，逼得我只好也逃往南京，寻找生路。当时他的日课，是上午默念《金刚经》若干遍，随后写日记，吃过午饭，到各处去串门，在狱神祠和禁卒等聊天。他平常苛于论人，自从呆皇帝昏太后（指光绪和西太后）起，下至本家子弟，几乎没有一个好人，但是他对那些禁子犯人，却绝少听见贬词，这也是很特别的。他那里备有图书集成局印的“四史”，《明季南略》和《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官书局的《唐宋诗醇》，木板的《纲鉴易知录》，此外还有一册铅印的《徐灵胎四种》，这些我都可以自由阅读的。他也管我的正式功课，便是关于读经作文的，不过这由我自己去读，书房里没有读完的《诗经》以及《书经》，但这成绩是可以想见的了。学做八股文和试帖诗，别的没有什么进步，但抄过《诗韵》两三遍，这步工夫总算是实在的，虽然后来也并无什么实在的用处。总之我在他旁边过来的这一年半的日子，实在要算平稳的，觉得别无什么要诉说的事情。
我的写日记，开始于戊戌（一八九八）年正月二十八日，以后断断续续的记到现在，已经有六十三年了。关于杭州，无论在日记上，无论在记忆上，总想不起有什么很好的回忆来，因为当时的背景实在是太惨淡了。只记得在新年时候（大概是戊戌，但当时还没有记日记）同了仆人阮标曾到梅花碑和城隍山一游，四月初八那天游过西湖，日记里有记载，也只是左公祠和岳坟这两处，别的地方都不曾去。我的杭州的印象，所以除花牌楼塔儿头以外，便只是这么一些而已。
花牌楼的房屋，是杭州那时候标准的市房的格式。临街一道墙门，里边是狭长的一个两家公用的院子，随后双扇的宅门，平常有两扇向外开的半截板门关着。里边一间算是堂屋，后面一间稍小，北头装着楼梯，这底下有一副板床，是仆人晚上来住宿的床位，右首北向有两扇板窗，对窗一顶板桌，我白天便在这里用功，到晚上就让给仆人用了。后面三分之二是厨房，其三分之一乃是一个小院子，与东邻隔篱相对。走上楼梯去，半间屋子是女仆的宿所，前边一间则是主妇的，我便寄宿在那里东边南窗。一天的饭食，是早上吃汤泡饭，这是浙西一带的习惯，因为早上起来得晚，只将隔日的剩饭开水泡了来吃，若是在绍兴则一日三餐，必须从头来煮的。寓中只煮两顿饭，菜则由仆人做了送来，供中午及晚餐之用。在家里住惯了，虽是个破落的“台门”，到底房屋是不少，况且更有“百草园”的园地，十足有地方够玩耍，如今拘在小楼里边，这生活是够单调气闷的了。然而不久也就习惯了。前楼的窗只能看见狭长的小院子，无法利用，后窗却可以望得很远，偶然有一二行人走过去。这地方有一个小土堆，本地人把它当作山看，叫做“狗儿山”，不过日夕相望，看来看去也还只是一个土堆，没有什么可看的地方。花牌楼寓居的景色，所可描写的大约不过如此。
初到杭州，第一觉得苦恼的是给臭虫咬的事。有些人被它咬了，要大块的肿痛，好几天不能消，有的甚至变成疮毒，我虽然当初也很觉得痛痒，但是幸亏体质特殊，据说这是“免疫”了，以后便什么也不知道。虽是如此，但是被白吃了血去，也不甘心，所以还是要捉。在帐子的四角，以及两扇的合缝处，只要一两天没有看，便生聚了一大堆，底下用一个脸盆盛上冷水，往下一拨，就都浮在水面，只消撩出来把它消灭好了。这实在是一件很讨厌的工作。但是那时更觉得苦恼的，乃是饥饿。其实吃饭倒并不限制，可是那时才十二三岁，正是生长的时期，这一顿稀饭和两餐干饭的定时食，实在不够，说到点心也不是没有，定例每天下午，一回一条糕干，这也是不够的。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来偷冷饭吃，独自到灶头，从挂着的饭篮内拣大块的饭直往嘴里送，这淡饭的滋味简直无物可比，可以说是一生所吃过的东西里的最美味吧。可是这事不久就暴露出来了，主妇看出冷饭减少，心里猜想一定是我偷吃了，却不说穿，故意对女仆宋妈说道：
“这也是奇怪的，怎么饭篮悬挂空中，猫儿会来偷吃去了的呢？”她这俏皮的挖苦话反引起了我的反感，心想在必要的时候我就决心偷吃下去，不管你说什么。但是平心的说来，这潘姨太太人还并不是坏的，有些事情也只是她的地位所造成的，不好怪得本人。在行为上她还有些稚气，例如她本是北京人，爱好京戏，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两册戏本，记得其二是《二进宫》，心想抄存，却又不会徒手写字，所以用薄纸蒙在上面，照样的描了下来，而原本乃是石印小册，大约只有二寸多长，便依照那么的细字抄了，我也被要求帮她描了一本。我在杭州的日记中，没有说过她的坏话，而且在三月廿一日的项下还记着是她的生日，她盖是与祖父的小女儿同岁，生于同治戊辰（一八六八），是年刚三十一岁。
因饥饿而想了起来的，乃是当时所吃到的“六谷糊”的味道。这是女仆宋妈所吃的自己故乡里的食品，就是北京的玉米面，里边加上白薯块，这本是乡下穷人的吃食，但我在那时讨了来吃，乃是觉得十分香甜的，便是现在也还是爱喝。宋妈是浙东的台州人，很有点侠气，她大概因为我孤露无依，所以特意加以照顾的吧，这是我所不能不对她表示感谢的。
我写日记始于戊戌正月，开头的一天便记着鲁迅来杭州的事。今将头几天的日记照抄于下：
“正月廿八日，阴。去。（案即去看祖父的略语。）下午，豫亭兄偕章庆至，坐谈片刻，偕归。收到《壶天录》四本，《读史探骊录》五本，《淞隐漫录》四本，《阅微草堂笔记》六本。
至闰三月初九日，记着接越中初七日来信，云拟往南京投考水师学堂，隔了两日即于十二日来杭州作别，盖不及等祖父的许可，已决定前去了。本来伯升已在那里，也并无不许可的理由，但总之即此可见鲁迅离家的心的坚决了。我在花牌楼却还是浑浑噩噩的，不觉得怎么样，还是按期作文诗，至四月廿六日这才“窗课完篇”，便是试作八股文是整篇的了，有了文童应考的资格了。五月初七日仆人阮标告假回越，叫他顺便往家里取几部书来，但是十二日归来，书并没有拿，却说母亲有病，叫我暂时回去，我遂于十七日离杭，从此与花牌楼永别了。当天的日记云：
戊戌这年，是中国政治上新旧两派势力作殊死斗的那一年，关系很大，可是在那日记上看不到什么，这原因是日记写到五月为止，没有八月十三的那一场。祖父平常租看《申报》，我的日记里也一鳞半爪的记有时事，如三月十七日项下，“报云俄欲占东三省，英欲占浙，”又关于德国亨利亲王觐见的事，再三的记载，最后于互相送礼一节说道：
廿九日，雨。上午兄去，午餐归。兄往申昌购《徐霞客游记》六本，《春融堂笔记》二本，宋本《唐人合集》十本有布套，画报二本，白奇（旱烟）一斤，五香膏四个。
二月初一日，雨。上午予偕兄去，即回。兄往越，带回《历下志游》二本，《淮军平捻记》二本，《梅岭百鸟画谱》二本锦套，《虎口余生记》一本，画报一本，《紫气东来图》一张着色，中西月份牌一张。予送之门外，顷之大雨倾盆，天色如墨。”
三十日，雨。上午兄去。食水芹紫油菜，味同油菜，第茎紫如茄树耳，花色黄。兄午餐归，贻予建历一本，口香饼二十五枚。
“十七日，晴。黎明与阮元甫收拾行李动身，时方夜半，残月尚在屋角，行至候潮门，门尚未开，坐等许久始启，行至江边，日方衔山而上，光映水中，颇觉可观。乘渡船过江，步至西兴，时方清晨，在饭馆饭毕，下四摇头，（一种快航船，用四人摇橹故名，）过钱清柯亭诸处，下午至西郭门育婴堂门口上岸，唤小舟至大云桥，步行至家，祖母母亲均各安健，三四弟亦安，不禁欢然。”原来母亲并没有什么病，只是因为挂念我，所以托词叫我回来，我写的杭州日记也就至此为止，不再写下去了。
“亨利送上礼物四抬，中有珊瑚长八尺余，上送以十六抬，中珍珠朝珠一串，每粒重钱余云，吁！”虽然祖父骂呆皇帝昏太后，推想起来，对于主张维新诸人也不会有什么好评，但总之不一定反对变法，那是大抵可信的。五月十三日记初五日奉上谕，科举改策论，十四日往见祖父，便改定作文的期日，定为逢三作文，逢六作论，逢九作策，可见他不是死硬的要八股文的了。
我与花牌楼作别，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可是我一直总没有忘记那地方，因为在那一排三数间房屋内，有几个妇女，值得来说她们一说。其中的一个自然是那主妇，就是潘姨太太，据伯升告诉我们，说是名叫大凤，乃是北京人氏，因为身份是妾，自然有些举动要为人所误解，特别是主人无端憎恶本妻所出的儿孙的时候。及至祖父于光绪甲辰（一九〇四）年去世，遂觉得难于家居，渐渐“不安于室”，乃于宣统己酉（一九〇九）年冬天得到主母的谅解，辞别而去。最初据说是跟了一个自称是姜太公后人的本地小流氓走的，可是后来那人的眼瞎了，所以她的下落也就不得而知了。这里第二个人，便是女仆宋妈，她是台州的黄岩县人，却在杭州做工，她的生活大概是普通的穷苦妇人一样，也经过好些事情，那时她大约四十几岁，嫁了一个轿夫，也是穷得可以的绍兴乡下人。但她似乎很是乐观，对丈夫照料得很是周到，还拿些家乡土产的六谷粉来吃，这个在上边已经说及，我常是分得一杯羹的。
门外是东边的邻居，已经不在一个墙门之内，住着一家姓石的，男人名叫石泉新，是在塔儿头开羊肉店的，他的妻子余氏是绍兴人，和潘姨太太是好朋友，时常过来谈心。那余氏人颇聪明，学的杭州话很不错，但是据她自述，她的半生也是够悲惨的。起初她是正式嫁在山乡，照例是母家要得一笔“财礼”，这有时要的太多了，便似乎是变相的“身价”，结果就不很好了。过去之后不中那老姑之意，生生的把他们分离了，夫家因为要收回那一笔钱，遂将她转卖给人，便是那羊肉“店倌”。幸而羊肉店倌是独身的，没有父母兄弟，而且夫妻感情很好，但是“活切头”的境遇到底不是很好受的。民间称妇人再醮者为“二婚头”，其有夫尚存在者则为“活切头”，尤其不是出于合意离婚，不免有“藕断丝连”之恨，我们看陆放翁沈园的故事，虽然男女关系不同，但也约略的可以了解了。
花牌楼的东邻贴隔壁是一家姚姓的，姚老太太年约五十余岁，看去也还和善，却不知道什么缘故与潘姨太太处得不很好，到后来几乎见面也不打招呼了。姚家有一个干女儿，她本姓杨，家住清波门头，因为行三，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老太太便叫作“阿三”。她不管大人们的纠葛，常来这边串门，大抵先到楼上去，同潘姨太太搭赸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公用的一张板棹旁边，看我影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在此时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年纪十二三岁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性生活上总是第一个人，使我对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有一天晚上，潘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消费过了。到了夏天因为母亲生病，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元甫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
丙戌（一九四六）年在南京，感念旧事，作《往昔》诗三十首，以后稍续数章，有《花牌楼》三首，即写当时情事者，今将末章抄录于后，算作有诗为证吧。
“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
“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我那时听了也很觉得不快，想像她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主妇有好友，东邻石家妇。自言嫁山家，会逢老姑怒。强分连理枝，卖与宁波贾。后夫幸见怜，前夫情难负。生作活切头，无人知此苦。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数月一来见，呐呐语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应是命不犹，适值暴风雨。中年终下堂，漂泊不知处。人生良大难，到处闻凄楚。不暇哀前人，但为后人惧。”
我从五月十七日回到家以后，就不写日记，一直到戊戌十一月，这才又从廿六日写起，到己亥年的六月，成为日记第二卷。在这没有写的期间，却不是没有事情可记，而且还是颇为重大的，至少在家族里这影响很是不少。这便是四弟的病殁，和鲁迅的回家来考“县考”。
日记虽然不写，然而大事情还有记录，十一月中记有初六日县试，予与大哥均去，初七日记四弟病甚重，初八日记四弟以患喘逝世，时方辰时。前一天的初七日，我还独坐小船，赶到小皋埠的大舅父家里去，请他来看四弟的病，因为他是懂得中医的，但是他来看了之后，并不开方，却自回去了，他不是行时的“名医”，知道这无可救，所以不肯用了鲜芦根之类来骗人的。四弟的病大概是急性肺炎吧，当时的病象只是气喘，这在现时是可以有救的，有青霉素等药存在，但是在六十余年前这有什么办法呢。母亲的悲伤是可以想像得来的，住房无可掉换，她把板壁移动，改住在朝北的套房里，桌椅摆设也都变更了位置。她叫我去找那画神像的人，给他凭空画一个小照，说得出的特征只是白白胖胖的，很可爱的样子，顶上留着三仙发。感谢那画师叶雨香，他居然画了这样的一个，母亲看了非常喜欢，虽然老实说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像。这画得很特别，是一张小中堂，一棵树底下有一块圆扁的大石头，前面站着一个小孩，头上有三仙发，穿着藕色斜领的衣服，手里拈着一朵兰花，如不说明是小影，当作画看也无不可，只是没有一点题记和署名。这小照的事是我一手包办的，在已亥年日记的二月里，记有下列三项：
十二日，雨。重访叶雨香，适在，托画四弟小影。
十三日，晴。往狮子街取小影，所画'头子’尚可用，使绘秋景。”其后装裱，也是我在大庆桥文聚斋所办的，可是在日记却找不到了。母亲拿这画挂在她的卧房里，前后足足有四十五年，在她老人家八十七岁时撒手西归之后，我把这幅画卷起，连同她所常常玩耍，也还是祖母所传下来的一副骨牌，拿了回来，一直放在箱子里，不曾打开来过。这画是我亲手去托画裱好了拿来的，现在又回到我的手里来，我应当怎么办呢？我想最好有一天把它火化了吧，因为流传下去它也已没有什么意义，现在世上认识他的人原来就只有我一个人了。但是转侧一想，它却有最适当的一个地方，便由我的儿子拿去献给了文化部，现在它又挂在鲁老太太的卧房门口了。
“十一日，雨。同方叔访叶雨香画师，不值。
四弟名椿寿，因为他的小名是“春”，在祖父接到家信的那天，又不晓得遇着了姓春的京官，或者也是一个满人，这也是说不定的吧。
县考是件小事，似乎没有什么值得讲的，这在清朝还举行科举的时代，每年在各县都有一次，并不是希罕的事情。但是它的意义却很是重大。这是知识阶级，那时候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唯一的正路，很容易而又极其艰难的道路。这有如彩票，人只要有几毛钱就可以去买，也有人居然得中了头二彩，顷刻发了大财，但有人而且这是大多数，连末尾也没有份。这样可以一年年的考下去，到得须发皓白了，还是提了考篮做“考相公”，外号被不客气的称作“场楦”，言其长在考场里混过日子，正如鞋匠用以楦大鞋子的“鞋楦”相似。这考试的本钱是什么呢？买彩票还得要几个银角子，这却更是省事，只要会诌几句半通不通的烂时文就成了。说起时文来，现在的人大半要不懂得了，或者要误会是时髦文章上去也说不定吧。换句话说，时文便是八股文章，四书读熟会得背诵了，学做“破题”以及“起讲”，一直加到“后股”，共成八股，算是“完篇”了，这便有进考场的资格，够得上“文童”或童生的称号。这时文里的奥妙没有穷尽，我们这里只能姑就“破题”一件事，略为谈谈吧。八股文是题目都是出在四书上面，所以说这是“代圣贤立言”，是非常可尊贵的。破题是开头的两句话，须将题目的意思讲说清楚，这便叫作“破”。俗语说初次遇着的事情，是破题儿第一回，也就是借用这个意思。因为八股文里出来的尽是圣贤，所以破题上也有一个规则，便是“破”孔子时务必称“圣人”，孟子等人则称“大贤”或“先贤”，此外无名之辈一律号为“时人”。我现在引用一个故事，来说明破题是怎么一回事，这虽然是用诙谐的说法，当不得真，但是它把题意破得极妙，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的了。题目是“三十而立”，这是孔子说的一句话，所以“破题”说道：
“圣人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板凳椅子而不敢坐焉。”此外还有一个正经的例，是八股名家章日价所作“父母惟其疾之忧”的文中的两股，发挥尽致，并且音韵铿锵，读起来兼有音乐之美。其文曰：
百年之岁月几何，而忍吾亲以有限之精神，更消磨于生我劬劳之后。”
不过光是这么样子，还没有多少意思，据说有一个名流的儿子不思上进，流留荒亡，父亲将这上半股的文章，写在儿子的书房墙壁上，儿子看见了无话可说。可是那个做父亲的也不大规矩，有一天宿妓回来，给他儿子知道了，于是乃高吟下半股，这里边的意义字字针锋相对，尤为妙绝人工，我想父亲听了更是说不出话，只有苦笑了吧。
“罔极之深思未报，而又徒遗留不肖之肢体，贻父母以半生莫殚之忧。
文章居然“完篇”了，凑足有三四百字，试帖诗也勉强可以做成六韵，这样便可去“观场”了，这是一句“术语”，也是说得颇为谦虚的。天下的文风未必真是在“敝邑”，但是应考的人却实在不少，在当时山阴会稽还未合并为绍兴县的时候，会稽一县的考生总有五百余人，当时出榜以五十人为一图，写成一个圆图的样子，共有十图左右，若在邻县诸暨恐怕还要多些。而每年“进学”就是考取秀才的定额只有四十名，所以如考在第十图里，即使每年不增加来考的人，只就这些人中拔取，待到自己进学，也已在十多年以后了。这些被淘汰下来的人，那么哪里去了呢？他们如不是改变计画，别寻出路，便将“场楦”进而为“街楦”，——在街上游荡的人，落到孔乙己的地位里去了。
上边所说是关于县考的一般情形，底下却要讲自己所经历的事了。考试既然是士人出身的正路，那么我们那时没有不是从这条路走的，等得有点走不下去了，这才去找另外的道路，那自然都是后话，如今且表过不提。日记里记戊戌年（一八九八）十一月初六日，我同大哥往应县试，但是以后便不再记，而且也于廿四日回南京去，等我的第二册日记于戊戌十一月廿六日重写开头，县考的“招覆”悉已过去，均不及记，但于廿九日项下，记有往看“大案”一事而已。“大案”云者，县考初试及四次覆试之后，再将总应考的人数计算一遍，出一总榜，只要榜上有名的人，便可以去应府试，再经过院试，就决定名额，算是合格的秀才了。当时大案的情形如下：
“会稽凡十一图，案首为马福田，予在十图三十四，豫才兄三图三十七，仲翔叔头图廿四，伯文叔四图十九。”这里须得说明，马福田即是浙江的名流马一浮，仲翔伯文乃是我们的族叔，不过已经很疏远，只是和我们同太高祖，即是同五世祖而已。这里鲁迅着实考的不坏，只是考了一次，也不曾去覆试，还是已在三图里，所以一同去考的叔辈竭力怂恿母亲，府试的时候找一个人，去枪替一下子，明年可以去院试，这很有希望。因为请人当“枪手”，是要花钱的，其实也只两三块钱吧，所以母亲不愿意，后来撺掇再三，这才答应了，便请仲翔的妻弟莫与京去，这我还记得很清楚，是十二月初二日府试，四更进场，会稽“已冠”的题目，首题是“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次题是“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诗题赋得既雨晴亦佳，得晴字。“未冠”的首题是“有事弟子”，次题是“能竭其力”，诗题同已冠。当时童生分已冠未冠两种，二十岁以上的人称作已冠，以下的则为未冠，题目略分难易，但是这未冠的也是“截搭题”，便是文句没有完全，只截取一半，搭在上面，原文是“有事弟子服其劳”，这里却把“服其劳”半句截去了，实也并不好做，但是比那已冠的好一点罢了。初七日去看榜，我在六图廿七名，那位枪手先生却不知在哪里，不曾记得，总之是没有考掉，廿四日大案出来，我在四图四十七，大哥八图三十，伯文叔二图廿二，仲翔叔二图第四。
次年己亥（一八九九）十月初五日院试，周姓三人前去应考，鲁迅不曾回来，因为那时他已经考进了矿路学堂，总办是讲维新的俞明震，空气比较开明，他就安定下来了。考试的首题是“四海之内”，注明是“皆举首而望之”的上边的，次题则是“则不如无书”，诗题赋得诗中定合爱陶潜，得潜字。初八日出榜，结果是仲翔以“周开山”的官名，考取了四十名即末名的秀才，也是清朝以八股文取士的最后的一次考试了。庚子年后废止八股，改用策论，不过那也是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假如前者是土八股，那么这后者也无非是洋八股罢了。
前清时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是正路之外，还有几路杈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些。其三是学幕，即做幕友，给地方官“佐治”，称作“师爷”，是绍兴人的一种专业。其四则是学生意，但也就是钱业和典当两种职业，此外便不是穿长衫的人所当做的了。另外是进学堂，实在此乃是歪路，只有必不得已，才往这条路走，可是“跛者不忘履”，内心还是不免有连恋的。在庚子年的除夕我们作“祭书神长恩文”，结末还是说，“他年芹茂而樨香兮”，可以想见这魔力之着实不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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