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儒诋制公最甚者二事，其一则聚敛，其一则黩武也。荆公之理财，绝非聚敛，吾既极言之矣。荆公之用兵，独得云黩武乎？是又不可以不辨。
今外人动诮我为不武之国。我之不武，非自昔而然也，宋以后之学说误之也。宋人之以忍耻包羞为德也久矣。自澶渊议和以后，举国以得免兵革为幸，自是而增岁币，求割地，若小侯之事大国，匪敢不从，若乃蕞尔西夏，自继迁德明以来，叛服不常，虽韩范迭为安抚经略，议战议守，而环庆延?诸州，仍累年救死伤不赡，曷尝闻有人焉，出一步建一策为进取之计者。孙子曰：母恃敌之不来，恃我有以待之。若前此宋之君臣，则不谋所以待敌，而惟侥幸于其不来者也。重以西南土蛮，屡思蠢动，为心腹之患，而安南边场，又数不靖。夫慑于两大敌之间，已一日不能即安，况重以小丑之窃窃议其后者乎？荆公之政策，先肃清小丑，且藉此以增长军事上之经验，然后从事于大敌。而其策二敌也，谓彼若合以谋我，则吾所以应之者且殆，则先图其较易图者，然后及其难图者，复河湟以制西夏，制西夏以弱契丹，此荆公毕生之抱负，而当国时即着着实行之者也。今论次当时战绩以示世之读史者，以证黩武之谤果为当焉否也。
第一河湟之役
河湟者何？即今甘肃巩昌以西，岷州洮州之地沿洮河一带是也。秦筑长城，起于临洮，汉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五郡，称为断匈奴右臂。自古与西北夷争强弱，未有不注重此地者。且以逼近秦陇之故，若为敌有，则中国将无宁日。蜀汉末，姜维数出狄道以挠陇西，魏人建为重镇，维不得以得志。晋之衰也，河西扰乱，大约举狄道则足以侵陇西，狄道夫而河西有唇齿之虞，拓拔魏兼有秦凉，以狄道为咽喉之地，列置郡县，恃为藩蔽。唐拒吐蕃，以临州为扼控之道。及临州不安，而庞右遂成荒外矣，此古今得失之林也。
自唐中叶以后，此地没于吐蕃，中更五季，以迄宋有天下百年，莫有议恢复者。熙宁元年，前建昌军司理参军王韶诣阙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云：
国家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河湟复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不得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间，牧马于兰会，断古渭境，尽服南山生姜，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惊扰，瞎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口角氏子孙，惟董毡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温之徒，文法所及，各不过一二百里，势岂能与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干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合并而兼抚之时也。陛下诚能择通材明敏之士周知其情者，令往来出入于其间，推忠信以抚之，使其倾心向慕，欢然有归附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领五七人，则其余小种，皆可驱迫而用之。诸种既失，口角氏敢不归？口角氏归，即河西李氏在吾掌握中矣。急之可以荡覆其巢穴，缓之可以胁制其心腹，所谓见形于彼而收功于此也。疏上，上奇其言，荆公亦力赞之，于是以韶为管干秦凤司经略机宜文字。熙宁之年，韶请筑渭泾上下两城，屯兵以抚纳洮河诸部，下秦凤经略使李师中议，师中以为不便，乃诏师中罢帅事。韶又言渭原至秦州，缘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万顷，治千顷，则岁可得三十万斛，请置市易司，取其赢治田。从之，命韶领市易事。师中屡与韶为难，谓韶所指田，不过极边弓箭手地，置市易司，所得不补所亡。荆公力主韶议，为罢师中，以窦舜卿代之。后帅郭逵劾韶盗贷市易钱，荆公以为莫须有，即有亦不足校，徒逵泾原。四年，置洮河安抚司，命韶主之。五年，建古渭砦为安远军，以韶兼知军事，行教阅法。韶首降青唐部大首领，赐姓名曰包顺。八月，韶击吐蕃，大破之，复武胜。武胜者，唐之临州，今兰州府狄道也，遂城之以为镇洮军。韶寻破木征于巩令城。荆公集中有与王子醇第一书，即此时也。书略云：洮河东西，蕃汉附集，即武胜必为帅府，今日筑城，恐不当小，若以目前功多难成，城大难守，且为一切之计，亦宜勿隳旧城。审处地势，以待异时增广。城成之后，想当分置市易务，为蕃巡检作大廨宇，募汉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汉官私两利，则其守必易，其附集必速矣。
十月升镇洮军为熙州镇洮军节度，置熙河路，以韶为经略安抚使。十一月，河州首领瞎药等来降。十二月，筑熙州南北关及诸堡砦，荆公有与韶第二书云：
承已筑武胜，又讨定生羌，甚善。闻郢成珂等诸酋，皆聚所部防拓，恩威所加，于此可见矣。然久使暴露，能无劳费，恐非所以慰悦众心。令见内附之利，谓宜喻成珂等，放散其众，量领精壮人马防拓，随宜犒劳，使悉怀惠。城成之后，更加厚赏，人少则赏不费财，赐厚则众乐为用，不知果当如此否？请更详酌。荡除强梗，必有谷可获以供军，有地可募人以为弓箭手，特恐新募未便得力，若募选秦凤泾原旧人投换，即素教之兵，足以镇服初附，事难遥度，心所谓然，聊试言之。
六年二月，韶遂克河州，获吐蕃木征妻子。河州元魏时之枹罕，今兰州府河州治也。公有与韶第三书云：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备，严戒诸将，勿轻举动。武人多欲以讨杀取功，此而不禁，则一方忧未艾也。窃谓公厚以恩信抚属羌，察其材者收之为用。今多以钱粟养戍卒，乃适足备属羌为变，而未有以事秉常董毡也。诚能使属羌为我用，则非特无内患，亦宜赖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杀人致畔，以能抚养收其用，皆公所览见。且王师以仁义为本，岂肯以多杀敛怨耶？喻及青唐既与诸族作怨，后无复合理，固然也。然则近董毡诸族，事定之后，以兵威临之，而宥其罪，使讨贼自赎，随加厚赏，彼亦宜遂为我用，无复与贼合矣。与讨而驱之使坚附贼为我患，利害不侔也。又闻属羌经讨者，既亡蓄积，又废耕作。后无以自存，安得不屯聚为寇？如募之力役，因以活之，宜有可为。幸留意念恤。边事难遥度，想公自有定计，意所及尝试言之。
其年九月，降羌有叛者，韶回军击之。木征以其间复据河州，韶力战破走之。岷州首领木令征（与木征异人。）以城降，韶入之，于是宕洮叠三州羌酋皆以城附。韶军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斩首数千级，获牛羊马以万计云。岷宕洮叠皆今甘肃巩昌府属也。
捷至，帝御紫宸殿受群臣贺，解所服玉带以赐荆公，所以奖运筹功也。自韶之为安抚司，不过二年，而辟地二千余里，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取二百余年来沦没之旧疆，一举而复之，亦可谓振古奇勋也已。然非荆公知人之明，委任之笃，调度之勤，亦安克及此？元厚之平戎庆捷诗云：何人更得通天带，谋合君心只晋公。盖前此盈廷沮挠，实更甚于元和讨蔡之时。而神宗之得荆公，又过于唐宪之有裴度。玉带之宠惟公无愧矣。其明年四月，公复有与韶第四书云：本征内附，熙河无复可虞，唯当省冗费，理财谷，为经久之计而已。上以公功信积着，虚怀委任，疆场之事，非复异论所能摇沮，公当展意思，有以报上，余无可疑者也。
观韶所经画，及荆公所与韶诸书，则知熙河之复，诚非得已，而公慈祥恻怛不欲涂炭斯民之心，亦可以见矣。而论者乃哓哓然以轻开边衅为韶罪，且为荆公罪。夫开衅者，敌本无衅自我开之云尔。曾亦思继迁德明元昊六七十年间，用兵不已，当时执国命者，果谁为开之乎？抑衅由敌开而我虽欲不应之而有所不能也。景?元年，元昊攻环庆卫，二年攻口角厮罗，取瓜肃沙三州，元昊欲南侵，恐口角厮罗制其后，复举兵攻兰州诸羌。当是时也，譬如甲与乙遇，斗于涂，甲自知不敌矣，疾走而避之，键户而守之，而攘臂者犹在门。彼德明元昊数攻口角厮罗，其势将及我秦陇，亦何以异此？然则欲御西夏，必开熙河；欲开熙河，必取诸羌，所以绝夏人南侵，莫切于此也。夫不计夏人南侵为中国大患，而以开边衅罪二王，然则必开门揖盗而始为无罪耶？尤可异者，元?初司马光执政，荆公之法，更张既尽，并欲举熙河而废之。时有孙路执图以进曰：若此则陵西一道危矣。光乃止。昔汉灵帝时，西羌反，韩遂作乱陇右，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傅燮曰：“司徒可斩也！凉州天下要冲，国家藩卫，高祖初兴，使郦商别定陇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以为断匈奴右臂。今使一州叛逆，乃欲割弃一方万里之土，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作乱，此国家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由此言之，河西为夏人必争之地，其不可弃，较然益明。光能着通鉴，岂其于傅燮之言，不一记省，乃悍然必欲弃之，吾不解其何心也！况崔烈之时，犹值有叛乱者，而傅燮且以为可斩。熙河之复，十余年矣，荆公所以策其善后者，虽赵充国之议屯田，未之或过。观其与韶之诸书而可见也。诸羌回首而内，渐已同化，其地耕牧所入，足以资圉守，未尝劳朝廷以西顾之忧，何嫌何疑，而必欲废之？推光之意，不过曰凡安石之所为者，我必废之然后为快也！呜呼，是直以国家大计为其泄愤复仇之具。谓古大臣而宜若是，吾未之闻也！呜呼，即此一事，而元?诸人狺狺然抗言新法之若何误国，若何病民者，皆可以作如是观矣。
第二西南夷之役
中国古代史，一汉族与苗族相争之历史也。自女娲黄帝以迄神禹，用兵凡数百年，而汉族之位置，始克大定，苗族见蹙，转徙于江淮以南，既而宛转以入于溪峒，自是不复敢与中国抗颜行。然一国之中而有言语不通、风俗不同之两民族，错处其间，终其长治久安之道。故抚循苗蛮，使之同化，实为中国最要之一政策，而至今尚未蒇其业者也。自秦以后，最能实行此政策者，前则有汉武帝之辟西南夷，后则有本朝之两度改土归流，而中则有王荆公之经略湖川夷蛮。
荆公之经略夷蛮，凡分两路，一在今之湖南，一在今之四川。其湖南一路所命之主帅，则章也，其四川一路所命之主帅则熊本也。今分别论之：
（甲）湖南路
湖南溪峒诸蛮，自春秋时始役属于楚，战国时秦白起略取之，置黔中郡，汉改为武陵郡，后汉时大为寇钞，马援击破之。历晋宋齐梁陈，或叛或服。隋置辰州，唐置锦州、溪州、巫州、叙州，率羁縻勿绝而已。唐季之乱，蛮酋分据其地，自署为刺史。马希范据湖南时，蛮夷保聚，依山阻江，殆十余万。至周行逢时，数出寇边，逼辰永二州，杀掠民畜无宁岁。及宋之有天下，兵威不振，力不及远，其酋据地自署，朝廷即因而命之，以故骄纵日益甚。其强者有北江之彭氏，南江之舒氏、田氏、向氏，梅山之苏氏，诚州之杨氏等。北江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静、感化、永顺州，凡六；懿、安、新、远、给、富、来、宁、南、顺、高州，凡十一，总二十州。南江诸蛮，自辰州达于长沙，各有溪峒，曰叙、曰峡、曰中胜、曰元，则舒氏居之；曰奖、曰锦、曰懿、曰晃，则田氏居之；曰富、曰鹤、曰保顺、曰天赐、曰古，则向氏居之。皆刻剥其民，且自相仇杀，涂炭无艺，又屡寇边，为良民患苦。至熙宁初，湖北提点刑狱赵鼎，言峡州峒首刻削无度，蛮众愿内属，辰州布衣张翘亦上书言南北江利害，时神宗与荆公，方思用兵以威四夷，五年七月，乃遣章察访荆湖北路，经制蛮事。
其年十一月，遂招降梅山峒蛮苏氏。梅山旧不通中国，其地东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澧，招降之。籍其民万四千八百余户，田二十六万四百余亩，均定其税，使岁一输，筑武阳、开峡二城，置安化县，即今长沙府之安化县与宝庆府之新化县也。
六年十月，南江蛮向永晤舒光银，各以其地降，独田氏有元猛者，颇桀骜。进兵攻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洲，以懿州新城为治所。后诚徽州蛮酋杨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归附，因置诚州。沅州即今之沅州府，诚州即今之靖州，而徽州则今靖州属之绥宁县也。
九年正月，又招降下溪蛮彭师晏。先是彭氏世长五溪，自策为刺史，凡数世，朝廷莫敢过问。既平南江，师晏恐惧，乃与湖北提刑李平招降之，凡所属二十州皆归版籍，即今之辰州府也。遂诏筑下溪城，赐名会溪，戍以兵，隶辰州，使出租赋如汉民焉。
经制蛮事，三年有奇，所招降巨酋十数，其地四十余州，当今四府。又自广西融州创开道路，达诚州府，增置浔江等堡。融州即今柳州府融县也。元?初，傅尧俞王岩叟请尽废熙宁间所置新州，以蛮情安习已久，不便尽废，乃废诚州而留沅州。其所创开之道路，所创置之砦堡，悉毁之，自是五溪郡县，弃不复问矣。
王船山论之曰：“章经制湖北蛮夷，探神宗用兵之志以希功赏，宜为天下所公非。然而澧沅辰靖之间，蛮不内扰，而安化靖州等州县，迄今为文治之邑，与湖湘诸郡县齿，则其功又岂可没乎！之事不终，而麻阳以西，沅叙以南，苗寇不戢，至今为梗。近蛮之民，躯命妻子，牛马粟麦，莫能自保。则之为功为罪，昭然不昧，胡为乐称人之恶，而曾不反思耶？乃若以大义论之，则其为功不仅此而已。语曰：王者不治夷狄。此言夫九州以外耳。（节略）若夫九州之内，负山阻壑之族，其中为夏者，其外为夷；其外为夏者，其中又为夷，互相襟带，而隔之绝之，使胸腋肘臂，相亢悖而不相知。非无可治而非不当治也，然且不治，则又奚贵乎君天下者哉！君天下者，仁天下者也；仁天下者，莫大乎别人于禽兽，而使贵其生。苗夷部落之魁，自君于其地者，皆导人以駤戾氵㸒虐，沉溺于禽兽，而掊削诛戮，无间于亲疏。仁人固弗忍也，则诛其长，平其地，受成赋于国，涤其腥秽，被以衣冠，渐之摩之，俾诗书礼乐之泽兴焉，于是而忠孝廉节文章政事之良材，承和气以生，夫岂非仁天下者之大愿哉！惟然，而取蛮夷之土，分立郡县，其功溥，其德正，其仁大矣！（中略）且彼辰沅澧靖之山谷负险阻兵者，岂独非汉唐政教敷施之善地欤？出之泥滓，登之云逵，虽有诛戮，仁人之所不讳。而劳我士马，费我刍粮，皆以保艾我与相接壤之妇子。劳之一朝，逸之永世，即有怨咨，可弗避也。君天下者所宜修之天职也。夫章之立心，逢君生事以邀功，诚不足以及此。而既成乎事，因有其功，既有其功，终不可以为罪。迄于今日，其所建之州县，存者犹在目也。其沿之以设，若城步天柱诸邑之棋布者，抑在目也。而其未获平定，为苗夷之穴，以侵陵我郡邑者，亦可睹也。孰安孰危？孰治孰乱？孰得孰失？徵诸事，同诸心，奚容掩哉！概之以小人，而功亦罪，是亦非，自怙为清议，弗能夺也。虽然，固有不信于心者存矣。”船山平日持论，固不袒荆公者，独至论此事，可谓能见其大矣。独怪元?诸贤，于既成之功，而务必隳之以为快。夫曰骚扰生事，则其迹固已陈矣，后此因而修之而已。国家劳费不多，而蛮民安之已久，其必须废置之理由果安在？从可知当时讠艮讠艮于朝、嚣嚣于野者，全出于意气之私，而未尝有一事焉为国家百年计也。
（乙）四川路
巴蜀徼外诸夷，自汉以来，有夜郎、滇、邛、都、□、昆明、徙、莋都、冉□、白马氏等，其后离合畔服不常。熙宁初泸州乌蛮有二酋领，曰晏子、曰斧望个恕，强大，擅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纳溪二十四姓生夷，自淯井谋入寇。六年，命熊本察访梓夔，得以便宜治夷事，本谓彼能扰边者，介村豪为乡导耳。以计致百余人，枭之泸州，其徒股栗，愿矢死自赎。本请于朝重赏之，皆踊跃顺命，独柯阴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众，发黔南义军强驽击溃之，于是
淯井、长宁、乌蛮罗氏鬼王诸夷皆内附，愿世为汉官奴。提点刑狱范百禄为文以誓之曰：
蠢兹夷丑，淯溪之浒。为虺为豺，凭负固圉。杀人干货，头颅草莽。莫惨燔炙，莫悲奴虏。狃唬熟慝，胡可悉数。疆吏苟玩，噤不敢语。奋若之岁，曾是疆御。踯躅啸聚，三壕罗募。偾我将佐，戕我士伍。西南绎骚，帝赫斯怒。帝怒伊何？神圣文武。民所安乐，惟曰慈抚。民所疾苦，惟曰砭去。乃用其良，应变是许。粥熊裔孙，爰驭貔虎。歼其渠酋，判其党与。既夺之心，复断右股。摄提孟陬，徂征有叙。背孤击虚，深入厥阻。兵从天下，铁首其举。纷纭腾沓，莫敢婴牾。火其巢穴，及其贮。暨其赀畜，墟其林。杀伤系缧，以百千数。泾滩望风，悉力比附。丁为帝民，地曰王土。投其器械，籍入官府。百死一赎，莫保铜鼓。歃盟神天，视此狗鼠。敢忘诛绝，以干罪罟。乃称上恩，俾复故处。残丑崩角，泣血朔语。天子之德，雨?覆护。三五噍类，请比泾仵。大邦有令，其警戒汝。天既汝贷，汝勿予侮。惟十九姓，往安汝堵。吏治汝责，汝力汝布。吏时汝耕，汝稻汝黍。惩创于今，无忄大往古。小有堡障，大有城戍。汝或不听，汝击汝捕。尚有九虎将，突骑强旅。傅此黔军，毒矢劲驽。天不汝容，暴汝居所。不汝遗育，悔于何取。
文成，立石于武宁砦。本还朝，神宗劳之曰：卿不伤财，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乃擢集贤殿修撰，赐三品服，自是徼外诸夷，相继内附。淯井在今长宁县北，长宁今为县，属叙州府。乌蛮居姚州，则今泸州也。熙宁八年，渝州南川燎木斗叛，诏本安抚之。本进营铜佛坝，破其众，木斗气索，举秦州地五百里来归，为四砦九堡，建铜佛坝为南平军。渝州秦州者，今之重庆府也。
第三交趾之役
熙宁八年冬，安国南主李乾德入寇，陷钦廉三州。明年春，陷邕州。（今广西南宁府。）以郭逵为安南招讨使，赵□副之，发兵进讨。荆公自为敕榜云：敕交州管内溪峒军民官吏等，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抚纳之厚，实自先朝，含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杀伤吏民，干国之纪，刑兹无赦。致天之讨，师则有名。今顺时兴师，水陆兼进。天示助顺，已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怀敌忾之气。然王师所至，弗迓克奔。咨尔士庶，久沦涂炭，如能谕王内附，率众自归，爵禄赏赐，当倍常科，旧恶宿负，一皆原涤。乾德幼稚，政非己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众听毋惑。比闻编户，极困诛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横赋，到即蠲除。冀我一方，永为乐土。
八年春，逵次长沙，先遣将复邕廉，而自将西征。至富良江，蛮以精兵乘船逆战，官军不能济。□分遣将吏，伐木治攻具，机石如雨，蛮船皆坏，因设伏击之，斩首数千，杀其伪太子洪真。乾德惧，遣使奉表，诣军门降。富良江去国已不远，然官兵仅八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故不复渡。得其广源州门州思浪州苏茂州桄榔县而还，群臣称贺。诏以广源为顺州，赦乾德罪，还其封，自是终宋之世，安南未尝寇边，贡献不绝。
（考异八）《续通鉴》云：自王安石用事，锐意开边。知邕州萧注喜言兵，羡王韶等获高位，乃上疏言交趾虽奉朝贡，实包祸心久矣，今不取必为后忧。诏以注知桂州经略之。注入朝，帝问攻取之策，注复以为难，乃以沈起代注。起迎合安石，遂一意事攻击，交耻始贰。又宋史本传云：谍得交趾露布，言中国作青苗助役法，穷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济。安石得书大怒，自草敕榜诋之。《续通鉴》又云：张方平言，举西北壮士健马，弃之炎荒，其患不可胜言。若师老费财，无功而还，社稷之福也。后皆如其言。今案此所云云，一意以丑诋荆公为事。至谓交趾入寇，全由公启之，而其靖边之功，悉略而不录，此宋以来史家之惯技，吾司空见惯，殆不以为骇矣。然其言支离诬罔，实有不可不辨者也。考《宋史萧注传》，载其请图交趾之疏，而不言为何年所上。又言：熙宁初以注知桂州，帝问攻取之策，对曰：昔者臣有是言，今交人生聚教训十五年矣，未可轻议。又言注既至桂，延访山川曲折老幼安否，皆得欢心。李乾德动息必知之。注之知桂州，不知在何年。然沈起代注，在熙宁六年。则注之治桂，当在四五年间。既入觐然后就任，其入觐之时日，当更在前。而其对神宗之言，谓十五年前事，今昔殊异。然则注之倡议取安南，乃在嘉?元二年之间，时安石仅为群牧判官，未尝与闻朝政，更何有于王韶？以渺不相属之事，而牵引以入人罪，虽周兴、来俊臣之断狱，当不能如是也。《续通鉴》云云，盖本于《宋史》沈起传。起传与注传同在一卷，前后相去数叶，而其文矛盾至是，学者其犹以宋史为足信否耶？考交趾自李公蕴篡黎氏而自立，屡蓄异志。其子德政，德政子日尊，皆颇骁雄。景?中，郡人陈公永等六百余人内附，德政遣兵千余境上捕逐之。三年，入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诸峒，略居人马牛，焚屋庐而去。庆历三年，灭占城，虏其王。皇?二年，侬智高反，德政率兵二万，声言入助，及日尊立。嘉?四年，寇钦州，五年寇邕州，五年又上表索温闷洞等地。其父子祖孙，虽受中国册命，实则帝制自为。至日尊竟僭称法天应运崇仁至道庆成龙祥英武睿文尊德圣神皇帝，国号大越，改元宝象。由此观之，交趾当讨之日久矣。其累岁寇边，真仁英三朝未尝绝，岂因安石好用兵而自开边衅者？而于青苗助役诸法，更何与焉？中国行新法数年，只闻臣僚交攻于朝，未闻氓庶揭竿于野，即外夷假异说为兵端，亦何至及此？史家之为此言，务欲以天下之恶，皆归于安石而已。及观安石所作榜文，则真王者之师，仁人之言。与所谓大怒以诋者，何太不相肖也！夫当时交趾之包藏祸心，众所共见。使宋而稍自振者，宜膺惩之久矣。徒以满朝泄沓性成，畏言兵事，骄纵之使之夜郎自大，乃至两月之间，连陷我三州。其时荆公当国，安能坐视不恤？然公方锐意内治，内力未张，不欲遽用之于外。且辽夏二大敌在前，更不宜自敝而授之以可乘，故亦薄伐之，以剿为抚而已。读榜文其意可见也。史家美张方平之言，谓为先见，吾不知方平所谓师老费财无功而还者，果何所验？赵Ｘ等以熙宁八年春出征，其冬即大捷于富良江，不得谓老师。洪真见戮，乾德乞降，略其数州，置为郡县，不得谓无功。若以不灭其国虏其王为罪耶，则当用兵之初，其计划本不如此。盖将养其力以有待也。而交人自兹以后，终宋之世，不复敢寇边，则知此役之所以惩艾之者至矣。吾不知方平之言之所谓验者何在也？如当时廷臣之意，敌虽压境，而犹不思所以应之，应之则曰好事也，黩武也，然则钦廉邕诸郡邑，几何不沦为燕云十六州；而势不至岁以缯币事李乾德而不止也？噫！
综诸役以观之，则知荆公当时用兵，皆出于不得已，绝非如诬谤者所云黩武。而其所拔擢委用之人，如王韶，如熊本，如章，如赵Ｘ皆以文臣而富将略，所向有功，则知人善任，又可见矣。呜呼！数千年国史中，如公者有几人哉！
【译文】
俗儒诋毁王安石最严重的有两件事，一是聚敛，二是黩武。王安石的理财，绝不是聚敛，我已经尽力说明了。王安石的用兵，能说是黩武吗？这个又不能不分辨一番。
现在外人动不动就讥笑我们是没有武力的国家，我们的没有武力，并不是从过去就这样的。是被宋代之后的学说贻害了。宋朝人以忍耻包羞为美德已经很久了，自澶渊议和以后，全国都将能免去兵革为万幸，从此后每年增加岁币，求割地，如同小侯侍候大国，没有敢不听从的。至于那个小小的西夏，自李继迁、李德明以来，叛服无常，即使韩范迭为安抚经略，议战议守，而环、庆、延、鄜各州，仍然连年死伤不断，何尝有人献出一策，作为进取的计策呢？孙子说：“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要依靠我们的所有来防备。”就如同之前宋的君臣，不谋划怎样对付敌人，而只是侥幸于敌人不来。还有西南的土蛮，屡次蠢蠢欲动，是宋的心腹之患。而西南边场，也不安定。被夹在两大敌之间，已经一天也无法安定，更何况还有小丑偷偷地在后面觊觎呢？王安石的政策，是先肃清小丑，并借此来增长军事上的经验，然后再来对付大敌。而他对付两个大敌的策略，就是他们如果联合来谋我，那幺我就用慢的方法对待他们，先图谋那个容易控制的，然后再去图谋不容易控制的。收复河湟以控制西夏，控制了西夏以削弱契丹，这是王安石毕生的抱负，而在他执政时就已经一步步地施行了。今天说一下当时的战绩，展示给读史的人，以求证黩武的诽谤是否恰当。
第一河湟之役
河湟是指什幺？就是今天甘肃巩昌以西岷州、洮州这些地方，就是沿洮河一带。秦筑长城，起于临洮，汉代设置有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称为断匈奴右臂。自古与西北夷争强弱，没有不注重这个地方的。而且因为逼近陕西、甘肃的缘故，如果被敌人占领，则中原就没有安宁的日子。蜀汉末，姜维多次出狄道来搅扰甘肃西部，魏人在这里建有重镇，使姜维的计划没有成功。晋朝衰落后，黄河以西闹扰乱。大概取得狄道就足以侵入陇西，狄道丢失而黄河以西就有唇齿之忧。北魏兼有秦、凉，把狄道看做咽喉之地，在那里设置郡县，作为屏障。唐抗拒吐蕃，以临州为扼控之道。到临州失守，而陇右也就成了荒外之地。这是古今得失的汇总。
自唐中叶以后，此地被吐蕃占有，中间经过五代，最后到宋得了天下，百年来没有人谈论恢复的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前建昌军王韶到朝廷，上《平戎策》三篇，其中说道：
国家想要取西夏，应当首先收复河湟；河湟收复则夏人就有腹背受敌的忧虑。夏人每年攻青唐（今西宁）不能攻克，万一攻克，必定发兵向南，大肆侵掠秦渭之间，在兰、会一带牧马，截断古渭地区，把南山的生羌全部征服，西边修筑武胜，时常派兵劫掠洮、河，这样陇、蜀诸州都受惊扰，瞎征兄弟岂能自保？现在唃氏的子孙，惟有董毡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温这些人，他们的文书法令所能通过的地方不过一、二百里，其势难道能和西夏对抗吗？洮河的南面，至到洮、河、兰、鄯都是汉代的郡县，土地肥沃，有适宜种五谷的土地。这些地方可以耕种而食用，这些百姓可以役使，幸亏现在诸羌瓜分，没有统一，这正是可合并而招抚的时候。陛下如果能选择有才能、聪明机敏之士，了解情况的人，让其在他们之间来往，用忠信来招抚他们，使他们倾心向慕，高高兴兴地有归附之意。只要得到大族首领五、七人，则其余的小族，都可以驱迫而使用。各部落都失去了，唃氏怎敢不归？唃氏归附，河西的李氏也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急的办法可以扫荡他的巢穴，慢的办法可以胁制他的心腹，这就是所谓在那个地方行动，而在这个地方取得功效。
王韶的疏呈上后，皇帝为他的话感到惊奇，王安石也极力赞同他，于是任命王韶为管干秦凤司经略机宜文字。熙宁年间，王韶请求修筑渭、泾上下两城，屯兵来安抚和接纳洮、河两州的各个羌部，下秦凤经略使李师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便于这样做，于是皇帝下诏罢免李师中的职务。王韶又说，渭原到秦州，沿河五六百里，良田无人耕种的有万顷，如果开发千顷，则每年可得到三十万斛的粮食，请求在这里设置市易司，取它的盈余来开发土地，皇帝允许。任命王韶为市易事。李师中多次与王韶为难，说王韶所指的闲田，不过是驻边的弓箭手的土地，设置市易司，所收入的抵不上所花费的。王安石极力主张王韶的建议，因此罢免了李师中，让窦舜卿代替他。后帅郭逵告王韶偷偷贷出市易钱，王安石认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即使有这事也不足为罪，就把郭逵改派往泾原。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设置洮河安抚司，任命王韶主持。熙宁五年，建古渭砦为安远军，王韶兼任知军事，行教阅法。王韶首先招降青唐部大首领，赐姓为“包顺”。八月，王韶进攻吐蕃，获得胜利，收复武胜。武胜，就是唐代的临州，现在兰州府的狄道。在这里建城，称为镇洮军。王韶寻找并在巩令城打败木征，《荆公集》中有《与王子醇第一书》，就是这时写的。书中说：
洮河的东西两边，番人和汉人乱居一处，因此一定把武胜作为帅府，现在修筑城防，恐怕不应当小了。如果因为目前事情太多难于成就，城大了难于守卫，并且为了以后的一切着想，千万别毁了旧城。审查地理形势，等待他日再增大城防。城建成之后，我想应当建立集市贸易，一定要为蕃人的大巡检修一座大建筑。招募汉人中得力之人，给他们以官位，设置居民区和市场，使番人汉人官员和人民都有利，那幺守卫就容易了，人民的聚集和依附一定会快了。
十月，升镇洮军为熙州镇洮军节度，设置熙河路，以王韶为经略安抚使。十一月，河州首领瞎药等来投降。十二月，修筑熙州南、北关及诸堡砦。王安石《与韶第二书》中说：
听说已经筑成了武胜城，并且讨伐平定了生羌，太好了。听说郢成珂等番人头领都聚集了族人等待招安，恩泽和威势的施加在此可以看到了。然而，使他们长久地暴露于外，怎幺会没有劳苦呢？恐怕那样不足以使众人欣慰，要让他们看到内附的好处。我想应当让成珂他们把族人疏散，然后带领精壮的人马受招安，并且随情况不同适当地犒劳他们，使他们常心怀感激之情，城筑成之后，要再加以丰厚的赏赐。人少了那幺赏赐就不费很多钱，赏赐多了人们就乐于被你所用。不知道是否应当这样？请再详细地说说情况。扫除强硬的敌人，一定要有谷物收获以供给军用，有土地可以招募人做弓箭手。只是恐怕新招的兵，不一定好用，如果招募秦凤、泾原两路的老兵来用，仍旧允许他们的家人使用本名，官员士兵都按原职使用，那幺素有训练的士兵一定会镇慑住新兵，事情很难往远处猜度，心里这样想，说说而己。
六年二月，王韶攻克河州，捕获吐蕃木征的妻子和孩子。河州，元魏时的枹罕，今天兰州府河州治。王安石有《与韶第三书》中说：
现在熙河的急务在于修筑守备工事，严格地要求诸位将领不要轻举妄动。行武之人大多把讨伐杀敌建立功勋作为任务，如果这样而不拘束他们，那幺一定会造成忧虑不平静的形势。我认为王公应用恩泽和信义来抚慰诸羌部族，发现其中有才干的人，招收来为己所用。现在要多用钱和粮食来供奉戍边的士兵，以防所属的羌人部族叛乱。秉常和董毡如果真能使所属的羌人为我所用，那幺不仅没有内在的祸患，而且应当依靠他们来抗击外来的敌寇。自古以来都是因为好坑杀人而导致了问题，因为能招抚而收为自己所用，都是王公所见到的。并且王师是以仁义为本的，怎幺适宜多杀人来使怨言收敛呢？你说了青唐已经和各个部族有了矛盾，以后不再汇合，是当然的道理。然而近来董毡各个部族的事情安定了之后，应用军事的威力来震慑他们，而宽宥他们的罪过，并且让他们用讨伐贼寇来自己赎罪，然后加以丰厚的赏赐，他们也会因此为我所用，不再和敌寇汇合了。相比讨伐和驱使他们，使他们和敌人坚固地依附在一起来作乱，利害不用说了。又听说所属的羌族经过讨伐的，都已经没了积蓄，荒废了耕作，以后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他们怎能不聚集为贼寇以阻断商业往来呢？如果招募他们做苦力和伐木的活儿使他们活下去，应当这样做，希望注意体恤他们。边疆的事难于遥知，我想王公一定有自己的计策，我想到了就尝试着告诉你。
那年九月，投降的羌人有叛乱的，王韶回军袭击。木征乘此机会又占据了河州，王韶经奋力征战打跑了他。岷州首领王令征（与木征不是一人）率岷州城投降，王韶进了岷州。于是宕、洮、叠三州羌人酋领都投降。王韶的军队行进五十四日，跋涉一千八百里，得五个州，斩首数千级，获牛羊马以万计。岷、宕、洮、叠等地都是今甘肃巩昌府的属地。
捷报传来，皇帝亲自到紫宸殿受群臣贺礼，神宗解下自己所佩玉带赐给王安石，奖励他运筹的功劳。自从王韶做安抚使，不过两年，而开辟土地两千余里，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众，二百年来沦陷的故土，一举而收复，这可以说是震撼古今的奇伟功勋了。然而如果没有王安石知人之明，委任的坚决，调度的精细，怎幺能有这样的成果？元厚之《平戎庆捷》诗中说：“何人更得通天带？谋合君心只晋公。”这之前满朝阻挠，比元和年间（公元805年~820年）讨蔡之时更厉害，而神宗得到王安石，超过了唐宪宗得到裴度，赐给玉带的宠信，只有王安石是无愧的。第二年四月，王安石又有《与韶第四书》中说：
木征归附于大宋，那幺熙河一带可以没有什幺问题了。只是应当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好好地管理财产和谷物，作长久驻扎的打算。皇上认为您功劳和信义积累显着，他心胸开阔谦虚地把任务交给您，战场上的事情，并不是其他观点可以动摇的。您应当施展您的抱负，想着做什幺事来报效皇上，其他的不必疑虑。
看王韶所做的策划，和王安石给王韶写的信，就知道熙河的收复，确实是不得已。王安石慈祥恻隐不想使百姓涂炭的心意，也可以看到。而评论他的人闹嚷嚷地以轻易挑起边境事端作为王韶的罪名，而且也成为王安石的罪名。所谓的挑衅，是敌方没有争端而是从我方开始。曾想过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六七十年间，不停用兵，当时执掌国家大事的，谁来挑衅过？争端由敌方开始，而我即使不想回应也是不可能的。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李元昊攻环、庆、卫，二年攻唃厮罗，取瓜、肃、沙三州。元昊要南侵，怕唃厮罗制其后，又举兵攻兰州诸羌。这个时候，就像是甲与乙遇到，在路上争斗，甲自知打不过乙，快速跑开以躲避，锁上门而守在里面，而甲还等在门口，李德明、李元昊多次攻打唃厮罗，他们的势力很快就到达我们的秦、陇，与这又有什幺区别呢？然而要抵御西夏，就必须占有熙河；要占有熙河，必须取得诸羌。要断绝夏人南侵，没有比这更为急迫的了。不去想夏人南侵是中原的大患，而以在边境挑起争端来加罪于王韶和王安石，难道非要开门揖盗才算是没有罪吗？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元祐初年司马光执政，王安石的新法，几乎都被改了，还要将整个熙河都废置不要。当时有叫孙路的拿着图而上奏说：“如果这样，陵西一道就危险了！”司马光才没有这样做。过去汉灵帝时西羌造反，韩遂在陇右作乱，司徒崔烈认为应当放弃凉州，傅燮说：“司徒该杀。凉州是天下的要冲，国家的屏障，高祖才兴起时，就让郦商另驻在陇右，汉世宗拓展边境，在那里设置四郡，用它来断匈奴的右臂。现在一州叛逆，就要放弃一方万里的疆土。如果让衣襟向左的人们得以居住在此地，士兵强悍，甲胄坚固，并靠此作乱，这是国家的大患，社稷堪忧。”由此来说，河西是夏人必争的地方，它不可放弃，这是很明显的。司马光着《资治通鉴》，对于傅燮的话，不会不记得，而他还一心要放弃，我不理解他是什幺用心。况且崔烈时，也有叛乱者，而傅燮尚且认为崔烈可杀。收复熙河，已经有十余年了，王安石之所以策划它后面的事，即使赵充国想要在那里屯田，也没有允许，看他给王韶的信就可以见到。诸羌回头降中原，渐渐已经被同化，那些地方耕牧的收入，足以供应守卫那些土地，不曾让朝廷为它担忧，有怎样的嫌疑而非要废除它呢？推想司马光的用意，不过是说凡是王安石所做的，我一定要将它废除才能高兴。唉！这真是以国家大计，作为自己泄愤的工具，古代大臣中像这样的，我还没有听说过。唉！就这一件事看，元祐时那些人疯狂叫嚷着新法如何误国，如何害民的动机，都可以从这个看出来啊。
第二西南夷之役
中国古代史，是一部汉族与苗族相争的历史。从女娲、皇帝再到大禹，用兵有数百年，而汉族的位置，才能定下来。苗族一天天衰落，迁徒到江淮以南。之后，又辗转流落到溪峒，从此就不敢和中原抗衡了。而一国之中也有言语不通、风俗不同的两个民族，错落相处在一起，终究不是长治久安之道，因此招抚苗蛮部落，使他们同化，确实是中国最重要的一项政策，也是至今没有完成的大业。自秦以后，最能实行这一政策的，前面有汉武帝的辟西南夷，后面的就有本朝的两次改土归流，而中间就有王安石的经略湖川夷蛮。
王安石设置的经略夷蛮，共分为两路：一路在现在的湖南，一路在现在的四川。湖南一路任命的主帅，就是章 惇；四川一路所任命的主帅，就是熊本。现在分别说一说。
（甲）湖南路
湖南溪峒各个蛮夷，从春秋时就属于楚，战国时白起攻取了他们，设置了黔中郡。汉代改为武陵郡。后汉时被劫掠，马援打败了他们。经历了晋、宋、齐、梁、陈，有时反叛有时归服。隋代置辰州，唐代置锦州、溪州、巫州、叙州，对此地的控制没有断绝。唐代的变乱，蛮酋分别在各自的地盘割据，自封为刺史。马希范割据湖南时，瑶族聚集在一起，依靠山岭和大江，大概有十万人。到周行逢时，多次进犯边境，逼进辰、永二州，杀害百姓，抢掠牲畜，没有一年安宁。到宋拥取得天下，兵威不振，力量达不到远方，那些酋领们割据在那里，朝廷也就任命他们。因此他们日益骄纵。其中强大的有北江的彭氏，南江的舒氏、田氏、向氏，梅山的苏氏，诚州的杨氏等。北江彭氏，世代拥有溪州，州有三，分别叫上、中、下溪；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静、感化、永顺，共六州；懿、安、新、远、给、富、来、宁、南、顺、高，共十一州，总共二十州。南江诸蛮，自辰州到了长沙，各有溪峒，叫做叙、峡、中胜、元，则舒氏占据在那里；奖、锦、懿、晃，是田氏占有；富、鹤、保顺、天赐、古，是向氏占有。他们都盘剥百姓，而且自相仇杀，涂炭生灵，没有定法，又多次侵犯边境，成为百姓大患。到熙宁初，湖北提点刑狱赵鼎，上书说峡州峒首苛刻盘削百姓没有节制，蛮部众人都想归中原。辰州一名百姓张翘也上书说南北江的利害。当时宋神宗和王安石，正想用兵以威慑四方夷族。五年七月，派遣章 惇任察方荆湖北路，经制蛮事。
这一年十一月，章 惇就招降梅山峒蛮苏氏。梅山过去与中原不通，他的地域东与潭州相接，南与邵州相接，西接辰州，北接鼎沣，章 惇招降了他们。登记他们的百姓共一万四千八百户，土地二十六万四百余亩，都为他们定了税额，每年交一次。修筑武阳、开峡两个城，设置安化县，就是今天长沙府的安化县与宝庆府的新化县。
熙宁六年十月，南江的向永晤、舒光银，各自献出土地投降章 惇。只有田氏有勇猛的人，非常不好驯服，章 惇进兵懿州、南江州峒，都加以平定，于是设置沅州，将懿州新城作为治所。后来诚徽州的杨光富，也率领他的族姓二十三州峒归附，于是设置诚州。沅州就是今天的沅州府，诚州就是今的靖州，而徽州就是今天的靖州属下的绥宁县。
熙宁九年正月，章 惇又招降下溪的彭师晏。这之前，彭氏世代住在五溪，自己封为刺史，共几代，朝廷没有敢过问。章 惇平定了江南，彭师晏恐惧，章 惇就和湖南的李平招降了他。属于他的二十州都归入宋的版图，就是今天的辰州府。于是下诏修筑下溪城，赐名为“会溪”，在那里驻扎军队，属于辰州，使他们和汉民一样缴纳租赋。
章 惇做制蛮事这一职务，三年多，所招降的大酋长有十几个，地域有四十多个州，现在的四个府。他又从广西融州开通道路，到达诚州府，增设当江等堡。融州就是今天的柳州府融县。元祐初，傅尧俞、王岩叟请求将熙宁间所置新州全部废除。因为蛮人已经习惯风俗很久，不便都废除，于是废除诚州而留下沅州，所开通的道路，所设置的砦堡，都毁坏了。从这时五溪郡县，就放弃不再过问了。
王船山评论说：“章 惇经制湖北蛮夷，揣摩神宗用兵的想法而希望得到功赏，应被天下所反对，然而沣、沅、辰、靖这些地方，蛮人不再搅扰内陆，而安化、靖州等州县，至今都是文治之地，和湖北湖南的其他县唇齿相依，他的功绩可以埋没吗？章 惇的事还没有做完，而麻阳以西，沅溆以南，苗人不再收敛，至今还是祸患。住近蛮人的百姓，性命妻子，牛马粮食，都不能自保，那幺章 惇是有功还是有罪，就已经很明显了。为什幺喜欢去找别人的错误，而自己不去反思呢？如果用大义来说，那他的功绩就不仅在此了。《论语》上说： 王者不去治理夷狄。 这里说的是九州之外，（节略）如果是九州之内，因为地势阻隔的民族，中间是夏地的，外面为夷；外面是夏地的，中间是夷，互相连接，而因为隔绝，就像胸、腋、肘、臂一样，相互抗击而不了解，不是不可治，也不是不应当治。然而不去治理，那幺君天下又有什幺可贵的呢？君天下，就是以仁治理天下；以仁治理天下，没有比使那些与禽兽同生的人们爱惜生命更重要的了。苗夷部落的那些头人，自己治理那些地方，都用暴戾氵㸒虐来对待人民，与禽兽一般生存，而相互杀戮，不在乎亲疏，仁人是不忍看这些的。于是杀了他们的头领，平定这些地方，让他们给国家交纳固定的赋税，洗去他们身上的腥秽，让他们穿上衣冠，逐渐改变他们，使诗书礼乐的恩泽在那里生长，于是忠孝廉节文章 政事等方面的人才，就是乘这种好的气氛而出现，这难道不是以仁治天下的最大愿望吗？只这一点，那幺他取蛮夷的土地，分立郡县，他的功劳就多，他的品德就是端正的，他的仁德就很大了。（中略）况且那辰、沅、沣、靖这些地方的山谷险要阻隔军队，难道不是汉唐时政治教化广泛施与的好地方吗？山高路险，即使有杀戮，仁人也不避讳。我的军队疲劳，我的军粮耗费，都是为了保护我边境的百姓，一劳永逸，即使有怨言和诽谤，也可以不避。君天下的人所应当想的是天职。章 惇的用心，逢迎君主而多事来邀功，确实不足以到这种地步。而既然成了事，也就有他的功劳；既然有他的功劳，就最终也不能加罪于他。到了今天，他所建的州县，都还能看得到。沿袭下来的设置，如城步、天柱这些地方如棋子般，都可看到。而那些没有平定，还是苗夷的巢穴，并借此来侵犯我郡县的，也是可看到的。哪个安哪个危？哪个治哪个乱？哪个得哪个失？探求事实，问问内心，怎幺会掩盖呢？如果是小人来说，那幺功也就是罪，是也就是非，还自认为是清议，不能改变。本来就有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心的。”王船山平日所持的言论，本来是不袒护王安石的，只有在论到这件事，可以说是能看到事情的大处。只怪元祐时那些贤人，对于已经有了的功绩，而务必要毁灭了才能痛快。说他骚扰生事，那幺这事情已经过去了，后面要做的是修整罢了。国家花费不多，而时间长了，蛮民已经习惯了，非要将这些地方废置，他们的理由在哪里？由此就可以知道当时朝廷内外吵吵嚷嚷的那些人，都是出于意气和私心，而没有一件事是为国家的百年大计考虑的。
（乙）四川路
巴蜀边外的夷人，自汉以来，有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莋都、冉 、白马氐等，之后他们离合叛服无常。熙宁初，泸州乌蛮有两个酋首：一个叫晏子，另一个叫斧望个恕，渐渐强大来，擅自劫掠了晏州山外十六姓和纳溪二十四姓的夷人，要从淯井入侵。熙宁六年，任命熊本为察访梓夔，得以便宜治夷事。熊本认为能扰乱边境的，只是村豪和向导，用计策捕到百余人，在泸州枭首示众，其他的人都害怕了，愿意冒死赎罪。熊本向朝廷请求重赏了他们，都踊跃听从命令，只有柯阴一个酋长不来。熊本汇合晏州十九姓的人，征发黔南义军的强弩击溃了他们，于是淯井、长宁、乌蛮罗氏鬼王诸夷都归附，愿意世代为宋的官奴。提点刑狱范百禄写文章 说：
这些愚蠢的夷类，位于淯溪之畔，成为毒蛇豺狼，凭靠边境顽抗。杀人抢劫货物，头颅遍布草莽，烧烤最为惨酷，奴虏最为悲伤。反复行凶作恶，怎可全部敷清？疆吏玩忽职守，闭口不敢声张。发奋之年，曾是强大防御。徘徊聚集在一起，三壕、罗募使我将佐倒毙，杀害我方士兵。西南奔走骚乱，皇帝赫然动怒。帝怒为何？神圣文武。民所安乐，只有慈爱安抚。民所疾苦，只有加以除去。于是任用良材，允许对付变乱。粥熊裔孙，率领猛士。歼灭其大首领，将其党羽处罪。既已夺去核心，又斩断其右股。寅年正月，出征有序。孤立击虚，深入险阻。兵从天降，举首相向。人马众多奔腾，无人敢于抵抗。烧毁他们的巢穴，及其粮仓积蓄。以及资财牲畜，变林霖为废墟。杀伤俘获，数以千百。径滩知道消息，全力靠近依附。丁为皇帝百姓，地为帝王之土。放下兵器，登记充入官府。力求赎去死罪，无人保留钢鼓。歃血为盟以敬神天，下视这些狗鼠小辈，岂敢忘记诛杀灭绝，触犯法网。颂扬皇上恩德，使其返回原处。余党以头叩地，泣血诉语：“天子的恩德，如阳光雨露遍布护育。三五小人，请求与泾同列。”大国有令，警告你们：天既饶恕你们，你们不许侵侮我方。十九姓人，前去安居。官吏治理你们尽责，出力出布。官吏颁时你们耕种，种稻种黍。惩戒今日之事，改变以往习惯。小的有堡障，大的有城戍。你们如果不服从，攻打捉拿你们。还有猛将，快速强劲的骑兵军队。辅助黔州军队的，有毒箭劲弩。上天不再容忍你们，暴露你们的住处，使你们不能遗传衍生，想后悔又如何能够呢！
文章 写成，在武宁砦立石碑。熊本还朝，神宗慰劳他说：“卿不伤财，不害民，一日间去除了百年的祸患。”于是提拔他为集贤殿修撰，赐三品服。从此开始，边外的诸夷，相继归附。淯井在今天的长宁县北，长宁现在为县，属叙州府。乌蛮居姚州，就是今天的泸州。
熙宁八年，渝州南山的燎木斗反叛，下诏让熊本去安抚。熊本进驻铜佛坝，打败了他们，木斗没有了勇气，以秦州五百里土地来归附，设置四砦九堡，建铜佛坝为南平军。渝州和秦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府。
第三交阯之役
熙宁八年冬，安南国主李乾德进犯，攻下了钦、廉二州。第二年春，攻下了邕州（今天的广西南宁府）。以郭逵为安南招讨使，赵卨为副使，发兵进讨，王安石自己写了敕牓说；
皇帝告知交州管内溪峒军民官吏等，安南世代接受王爵，从先朝对这里安抚赐予很丰厚，包容你们的罪过，已经到了今天。而你们攻犯城池，杀伤吏民，破坏国家的纲纪法制，现在就要执行刑罚而不能赦免，秉承上天的意愿进行讨伐，师出有名。现在按照时令兴师，水陆并进。上天助我顺利，已经有了胜利的征兆；人们懂得屈辱，都有同仇敌忾之气。王师所到之处，不迎接王师，而奔离逃散，使当地百姓，长久遭受涂炭，如果能归附，率领众人自动来降，以爵位赏赐，比平时要加倍给予，过去的罪恶，不再追究。乾德幼稚，政令都不是自己发出。归附到朝廷的时候，待遇如当初一样。我的话不会改变，大家听了不要疑惑。这里的编户，因为征伐已经极端困乏。已经派了使者，都宣布了恩旨。暴征横赋，到时就免除。希望我们这里，永远为乐土。
熙宁八年春，郭逵到长沙。先派将领收复了邕州、廉州，而自己率军西征，到富良江。蛮人用精兵乘船迎战，官军没能取胜。赵卨分派将吏，伐木制造攻击用具，机石如雨，蛮船都被打坏。再设伏攻打，斩首数千人，杀了伪太子洪真。乾德害怕，派遣使者，拿着降表，到军门请降。富良江离乾德驻地已经不远，然而士兵仅有八万人，冒酷暑进入有瘴气的地区，死的人过半，于是不再渡富良江。取得他的广源州、门州、思浪州、苏茂州、桄榔县后回兵，群臣称贺。下诏将广源改为顺州，赦乾德罪，归还他的封号。从此直到宋末，安南没有再敢侵犯边境，每年的贡献也没有断过。
（考异八）《续通鉴》中说：“自王安石执政，锐意以武力开拓疆土。知邕州的萧注喜欢谈军事，羡慕王韶等获得高位，于是上疏说交阯虽然奉命来朝贡，实际上包藏祸心已经很久了，现在不取将来肯定会成为祸患。诏以萧注知桂州经略。萧入朝，皇上问他攻取的策略，萧注有些为难，于是让沈起代替萧注。沈起迎合王安石，就一意从事攻击，交阯开始有了贰心。”又《宋史》在他的传中说：“间谍得到交阯的文书，说中原兴青苗助役法，使百姓穷困，现在出兵要去拯救。王安石得书后大怒，亲自起草敕榜诋毁他们。”《续通鉴》又说：“张方平说： 把西北壮士骏马，弃于南方炎热偏远之地，这祸患就说不完了。如果是士兵老了，财物用了，无功而还，这才是社稷之福。 后来发生的都如他所说。”现在考查这些说法，都以诋毁王安石为目的。至于交阯入侵，全是由王安石引起的，而他安定边境的功劳，都略去不写，这是宋以来史家常用的做法，我已经司空见惯，已经不再为此感到惊骇了。而这些言论内容残缺，诬陷诽谤，有些实在是不能不分辨的。考求《宋史-萧注传》，记载有他请求图谋交阯的上疏，而不说是哪一年所上。又说，熙宁初任萧注为桂州知州，皇上问他攻取的策略，他回答说：“过去我说过这样的话，现在交阯人生长教育已经十五年了，不能轻视。”又说：“萧注到桂林，求教山川环境、老幼是否平安，都很高兴，他的所作所为李乾德都知道。”萧注知桂州，不知道是在哪一年，然而沈起代替萧注，是在熙宁六年，那幺萧注治理桂州，应当在四五年间。既然进朝廷见了皇上才就任，那幺他朝见皇上的时间，应当更在前。而他对神宗所说的话，说是十五年前的事，现在和过去已经大不一样。然而萧注倡议取安南，应该在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和二年之间。这时王安石仅为群牧判官，还没有执掌朝政，对王韶能有什幺呢？以遥远不相关的事，而牵连来放到罪名中，即使是周兴、来俊臣这些人来断狱，也应当不是这样。《续通鉴》所说，大概是本于《宋史-沈起传》，沈起的传和萧注的传，同在一卷，前后只差数页，而它们的文字相互矛盾竟能这样，学者还能把《宋史》当做可以信赖的史料吗？考查交阯自从李公蕴篡黎氏而自立，一直怀有异志，他的儿子德政，德政的儿子日尊，都很勇猛威武。景祐中，郡人陈公永等六百余人归附宋朝，李德政派兵千余人在边境捕捉他们。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进犯邕州的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和诸峒，掠去人口马牛，焚烧房屋而去。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灭占城，俘虏了占城王。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侬智高反叛，李德政率兵二万，声言入境去帮助他。等李日尊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进犯钦州；五年进犯邕州；嘉祐五年，又上表索要温闷洞等地。他们父子祖孙，虽然受中国册封，实际上是自己做皇帝，到李日尊时竟自称法天应运崇仁至道庆成龙祥英武睿文尊德圣神皇帝，国号“大越”，改元宝象。由此来看，早就应当讨伐交阯了。它多次侵犯边境，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没有断绝过，哪里是王安石好用兵而私自在边境上挑衅呢？而和青苗、助役等法又有什幺关系呢？中原新法施行数年，只听到臣僚们在朝廷中相互攻击，没有看到百姓在田野中揭竿而起，即使夷人假借异说为发兵的借口，也何至于用到这些？史家这样说，是想要将天下的罪恶，都归到王安石身上。再看王安石所写的榜文，则是王者之师，仁人说的话，与所说的大怒而诋毁，也太不像了吧？当时交阯包藏祸心，是人们都看到的。假使宋稍有意振作，就早已经给以惩罚了。只以满朝懈怠成性，怕谈军事，使它骄纵，使它夜郎自大，才至于两个月之间，连攻陷我三个州。这时王安石当国，怎幺能坐视不管？然而王安石这时正锐意改革，内部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不想马上用到外面；况且辽、夏两个大敌在前，更不适宜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因此也是不太愿意讨伐的，使用剿灭的办法来安抚而已，读榜文这层意思是可以看出的。史家赞美张方平的话，说他是先见，我不知道张方平所说的士卒老、财物费、无功而返，是什幺来应验了？赵卨等人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春出征，冬天就大捷于富良江，不能说是士卒老；洪真被杀，乾德乞求降，夺了他数州，设置为郡县，不能说是无功。如果将不灭它的国，俘虏他的王看做罪过，那幺当初用兵时，计划本不是这样的。大概是要养它的力量而有所等待。而交阯人自从这以后，直到宋末，不敢再进犯，就可以知道这场战役对他们的惩罚已经够了。我不知道张方平所说的应验指的是什幺。如果按当时朝廷大臣们的意见，敌人虽然压境，而仍然不要去想怎幺去应战，应战就是“好事”、“黩武”，然而钦、廉、邕这些郡县，差不多也要沦为燕云十六州，而形势也不会到用岁币向李乾德求和而不算完。唉！
综合这些战役来看，就知道王安石当时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绝非如诽谤诬蔑他的人所说的“黩武”，而他所提拔使用的人，如王韶，如熊本，如章 惇，如赵卨，都是文臣而富有大将的才略，所作所为都有功，那幺王安石的知人善任就可以看出了。唉！数千年国史中，像王安石这样的有几个呢？
“齐有侗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此太白咏史诗也。呜呼，吾于荆公见之矣！
公少年尝有诗云：“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有诗云：“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其抱负之伟大，其性情之恬退，于此二诗见之矣。求诸先世，则有范蠡之泛舟五湖，张良之从赤松子游，其迹与公颇相类，然彼等皆见其主之不可以共安乐，为自全计，苟以免祸而已，是老氏之学也。公则不然，可以仕而仕，可以已而已，其一进一退之间，悉衷于道，自古及今，未有能过之者也。
公以熙宁二年二月参加政事。四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年六月，罢知江宁府。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再罢。其进退之节有□然予天下以共见者。今于本集中撷录数文而论次之。其熙宁七年乞解机务扎子凡六上，今录其二。
臣以羁旅之孤，蒙恩收录，待罪东府，于今四年。方陛下有所变更之初，内外大小纷然，臣实任其罪戾，非赖至明辨察，臣宜诛斥久矣。在臣所当图报，岂敢复有二心？徒以今年以来，疾病浸加，不任劳剧。比尝粗陈恳款，未蒙陛下听从，故复黾勉至今，而所苦日甚一日。方陛下励精图治事事皆欲尽理之时，乃以昏疲，久尸宰事，虽圣恩善贷，而罪衅日滋，至于不可复容，则终上累陛下知人之明，非特害臣私义而已。臣所以冒昧有今日之乞也。伏奉宣谕，未赐哀矜，彷徨屏营，不知所措。然臣所乞，固已深虑熟计而后敢言，与其废职而至诛，则宁违命而获谴。且大臣出入，以均劳逸，乃是祖宗成宪。盖国论所属，怨恶所归，自昔以擅其事，鲜有不遭罪黜。然则祖宗所以处大臣，不为无意也。臣备位亦已久矣，幸蒙全度，偶免谴诃，实望陛下深念祖宗所以处大臣之宜，使臣荻粗安便，异时复赐驱策，臣愚所不敢辞。（右其一）
臣伏奉圣恩，特降中使，令臣入见供职，臣之恳诚，略已冒昧。天听高邈，未蒙垂恻，辄复陈叙，仰冀哀怜。伏念臣孤远疵贱，众之所弃，陛下收召拔擢，排天下异议而付之以事，八年于此矣。方陛下兴事造功之初，群臣未喻圣志，臣当是时，志存将顺，而不知高明强御之为可畏也。然圣虑远大，非愚所及。任事以来，乖失多矣。区区夙夜之劳，曾未足以酬万一之至恩。今乃以久擅宠利，群疑并兴，众怨总至，罪恶之衅，将无以免。而天又被之疾，使其意气昏惰，而体力衰疲，虽欲勉强以从事须臾，势所不能，然后敢干天威，乞解机务。窃以谓陛下天地父母，宜垂矜怜。论其无功，则虽可诛；闵其有志，则或宜宥。终始全度，使无后艰。而未蒙天慈顾哀，犹欲强以重任。使臣黾勉，尚能有补圣时，则虽灭身毁宗，无所避惮。顾念终无成效，而方以危辱上累朝廷，此臣所以不敢也。陛下明并日月，何所不烛，愿赐容光之地，稍委照焉，则知臣之昭昭，非敢苟忤恩指也。臣乞且于东府听候朝旨，伏望陛下垂恩，早赐裁处。（右其六）又答手诏留居京师札子云：
臣伏奉手诏，欲留京师以为论道官，宜体朕意，速具承命奏来。臣才能浅薄，误蒙陛下拔擢，历职既久，无以报称。加以精力衰耗，而咎衅日积，是以冒昧乞解重任。幸蒙圣恩，已赐矜允，而继蒙恩遣吕惠卿传圣旨，欲臣且留京师以备顾问。臣窃伏惟渥荷知遇，诚不忍离左右，既又熟计，论道之官，固非所宜，且以置之闲地，似为可处。陛下付托，既已得人，推诚委任，足以助成圣治，臣义难以更留京师以速官谤。若陛下付臣便郡，臣不敢不勉。至于异时，或赐驱策，即臣已尝面奏，所不敢辞。
观其乞解机务，疏凡六上，言词哀恻。始蒙允许，犹复手诏慰留，使居京师以备顾问，眷顾之隆，实无伦比。而公犹浩然必欲归者，则前后所上札子，盖其实情。夫以公当国数年间，文事武备，内政外交，百废俱举，以吾侪今日读史，犹觉应接不暇。而公以一人独膺其繁剧，则精力耗减，实在意中。而处群疑众谤之中，欲引退以塞哓哓者之口，亦不得已之所为也。然公不乞之于前数年，而乞之于此日者何也？则以前此一切新政，草创伊始，一去则非徒虑有动摇而已。而非躬负责任，亦难冀底于成。至是则大端已举，以神宗之明主持于上，而继位者能萧规曹随，则九仞之功，可不亏于一蒉，此公之所以能飘然而去也。而或谓其以去要君，则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夫苟有所求于其君而不获，斯或要之耳。神宗于荆公，言听计从，固无所待于要，而公亦更何要之有？
（考异九）宋史本传云：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陵府。今案以此诸札子证之，则与宋史所记，何其适相反耶！乞解机务之疏凡六上，仅见听许，犹欲强留之京师，帝果疑安石，乃如是耶！且继相之人为韩绛吕惠卿，皆安石所荐，帝如因侠及太后之言，乃罢安石，则何为更用所荐之人耶？是知宋史无一而不妄也。
公既获就闲散，即以其余力，着成三经新义，未及一年，被召复相，意必当时神宗尝与要约谓再召勿得辞，然后许之，故其札子屡言异时或赐驱策，所不敢辞，至是不得不应召也。然再相年余，江湖之兴，愈不可遏，卒复引退，表数上，不见听许，至于敕断来章，不许陈请，公不得已，复托王冕为之开陈。集中有与参政王禹玉二书云：某久尸宰事，每念无以塞责，而比者忧患之余，衰疹浸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持此谋国，其能无所旷废，以称主上任用之意乎！况自春以来，求解职事，至于四五。今则疾病日甚，必无复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谓宜少敦僚友之谊，曲为开陈，使得早遂所欲，而不宜迪上见留，以重某逋慢之罪也。（右其一）
继蒙赐临，传谕圣训，徬徨踌躇，无所容措。某羁孤无助，遭值大圣，独排众毁，付以宰事，苟利于国，岂辞麋殒！顾自念行不足以悦众，而怨怒实积于亲贵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且据势重而任事久，有盈满之忧；意气衰而精力弊，有旷失之惧。历观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终不累国者，盖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诛，欲及罪戾未积，得优游里闾，为圣时知止不殆之臣。庶几天下后世，于上拔擢任使，无所讥议。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为朝廷公论，下及僚友私计，谓宜少垂念虑，特赐敷陈，某既不获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书不能传，惟加悯察。（右其二）
公至是盖益衰病，不任繁剧，故八年二月再相，九年春即辞至四五。久之既不得请，乃复乞同僚以助之。而词意肫肫，皆惧哓废所职，以误国家，而累其君知人之明。至是而神宗亦知公高蹈远举之志，终不可回矣，于是以检校太傅依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充镇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判江宁府，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仍改赐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盖以使相居外，宋代优礼勋臣之特典也。公屡表辞，不获命。明年，拜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元丰二年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公，居江宁十年，恩赉存问稠叠，终神宗之世，行公政策不少变。
（考异十）宋史本传云：安石与吕惠卿相倾，上颇厌安石所为。及子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上益厌之，罢判江宁府，终神宗世不复召。国史氏曰：嘻，甚矣宋史之敢于诬安石而并诬神宗也！安石谢事之本意，具见前所录诸文中，惟兢兢焉以盈满为戒，以旷失为忧，以累其君知人之明为惧，其于大臣进退之义，可退无遗憾矣。安石既去，而宠以使相之尊，封荆封舒为仆射为特进，遣赐汤药存问无虚岁，其谢表见于本集者盖数十章。其于待去国之臣，亦可谓恩至义尽矣。况当其第二次之辞职也，自春徂冬，表数上，皆不得请，乃至敕断来章，不许陈诉，至托同僚为之转圜。试思安石去志之决既若此，欲再起之，其可得乎？曾公亮尝言：上与介甫如一人。神宗亦自言：自古之君臣，如朕与安石相知绝少。惟其君臣相知甚深，故不惟知其才，知其德，且知其志。安石之初罢政也，言异时有所驱策所不敢辞，故一闻召即起应命，践其言也。至其再罢，则所以报其君者已尽，浩然不复可挽，神宗深知之矣。故惟恩赐存问，聊酬其勋，而不复再强之以负责任，此其所以十年不召也。若如宋史所言，一则曰上亦厌之，再则曰上益厌之，又曰太后亦尝涕泣宫中也。吾试有以诘之，使安石为相而帝果厌之也，则径罢黜之可耳。安石岂拥兵自重，而帝有投鼠忌器之惧者耶？即不然，而曰优礼大臣，养其廉耻，则于其辞而即听之去可耳。曷为每恳至再三，犹未之允，且至敕断来章耶？且上既厌之，则安石既去，新法宜可以速改，上有以慰太后之心而全其孝而已，亦得以少宽其厌恶之情，何新法行于元丰，十年如一日耶？夫吕惠卿所创之手实法鬻祠法，惠卿一去而即罢矣；而安石之法，终神宗世无一废弃，则知曾公亮所谓上与介甫如一人者，洵不诬矣。窃尝论自古君臣相与之际，盖难言之矣。萧何与汉高帝并起为吏，佐帝定天下，功臣位居第一。其后益封置卫，买民田宅。君有疑于其臣，臣亦致疑于其君，卒下相国廷尉械击之。唐太宗谓魏徵箴规过失，不可一日离左右。其薨也，既自制碑文，又许以公主妻其子，乃未数月而踣碑罢婚。求其如神宗之与荆公，咸有一德，二十年如一日者，振古未尝有也。盖君与臣皆惟知有国，惟知有民，而不知有其私，而其谋事之识，任事之勇，皆足以相辅，故能沆瀣一气，始终无间然也。宋之小人儒，衔安石次骨，所以诋之者无所不用其极，其衔神宗，盖亦如是矣。然不敢于迳诋神宗也，而又见乎诋安石之即无异于诋神宗也，于是不得不造为诬词，而曰上亦厌之，上益厌之。不知上之所以待安石者，章章在人耳目；上之所以继安石之志而思竟其业者，亦章章在人耳目。将谁欺？欺天乎？神宗而有知，吾信其必不瞑于九原也。夫使荆公而果如苏洵所言合王衍卢杞为一人也，则神宗亦必如杨用修所言合赧亥桓灵为一人而后可。盖其君相二人，已成一体，功则俱功，罪则俱罪，贤则俱贤，不肖则俱不肖也。今既欲共鲧荆公，又不得不尧舜神宗，进退失据，而造为此矛盾之言，不亦大可哀耶！然固已着之正史，以一手掩天下目者，千年于兹矣。因知秽史之毒天下，甚于洪水猛兽也！
《隐居诗话》云：熙宁庚戌冬，王荆公自参知政事拜相，造门奔贺者相属，公以未谢皆不见，独与余坐西庑小阁，语次忽取笔书窗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放笔揖余而入。
盖公生平进退大节，其所以自处者，皆定之于夙。彼其禀德高尚，轩轩若云间鹤，人世富贵，视若浮云，曾不足以芥其胸，而又夙持知命不忧之义，虽以道之兴废，犹信为不可强致，故当受事之始，即已怀归耕之志，而后此乃一一践其言，所谓皭然泥而不滓者非耶！黄山谷题公画像云：予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象山陆子云：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又云：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吾辈生千年后，读公之书，犹穆然想见其为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然如秽史所记，则公乃直一热中利禄之徒，其进也以诡遇，其退也，乃见疏于其君，而犹汲汲焉思献媚以觊再起。则夫山谷象山之言，为皆呓语矣。吾于诋新法者，仅怜其无识耳，犹自可恕。至诋及公之人格者，吾每一读未尝不发为上指也！
（考异十一）诸杂史如邵氏见闻录之类，记公罢政后谋再相之事，往往而有，今不屑辨，不屑述也。
公自幼侨寓江宁，故尤乐之，其忆昨诗云：想见江南。
多翠微，归心动荡不可抑。自少已然矣。神宗知其意，故命以使相判江宁，公遂老焉。罢政后日倘徉此间，借山水之胜以自娱，如一野人。读其诗词，几不复知为曾造作掀天动地大事业开拓千古者也。呜呼，欧公所谓无施不可者，至此益信矣！晚年着字说一书，精心结撰，而颇耽佛老，见道益深云。
元兴元年四月，公薨于江宁。司马温公致吕晦叔书云：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还，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为朝廷宜特加优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以为何如？更不烦答以笔札，□前力言，则全仗晦叔也。
于是敕赠太傅，其文曰：
朕式观古物，灼见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故观文殿大学士守司空集禧观使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际，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是用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赠太傅。
此敕文见东坡集，盖东坡所草也。此实苏子由衷之语，亦为王公没世之光，饰终尚有此文，公论庶几未泯。当时熙宁之政，更张殆尽，温公东坡，又皆平昔相排最力之人，然温公称其节义过人，力请优恤。东坡撰敕，于其政绩，虽不置可否，而诵其盛德，赞不容口。虽公平昔操行，有以见信于友朋，而温公东坡之贤，亦不可及矣。
自是而此绝世伟人，遂去此世界，而长留其事业言论，以供后世史家公案。
（考异十二）与荆公并时诸贤，除吕晦一人外，（吕晦非端人，次章别论之）从未有诋及荆公私德者，所争者在新法而已。盖荆公之操行，有与人以共信者也。自杨时、邵伯温、范冲、魏泰辈出，始污蔑荆公，无所不至，而又以其言一一托诸前人，以为徵信。于是有苏老泉辨奸之论，有东坡谢张方平作老泉墓表之文，又有温公日录涑水纪闻等书，皆描写荆公丑态，读之则数千年来穷凶极恶之小人，宜莫有荆公若也。夫使此等文而果出于老泉、东坡、温公之手，则荆公晚年，东坡屡从之游，向往备至，悉见坡集。是东坡为甘于比匪，而乃翁所诋为阴贼险狠，与人异趣，不近人情，为大奸恶者，而东坡乃谓为希世异人，学贯千古，卓绝之行风动四方，明目张胆与其父为难，东坡尚得为人子哉！至温公与晦叔书，既言介甫节义过人处甚多，而又虑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则后此之事，温公其知之矣。若如日录及涑水纪闻所记，则介甫之为人，殆狗彘不若，而尚何节义之可言？且其所谓反覆之徒诋毁百端者，不已躬自蹈之耶？蔡氏上翔力辨此等文书，皆南宋以后小人儒所伪造，可谓特识。非特为荆公雪冤，亦为温公苏公诸贤雪冤也。而独恨谬说流传，习非胜是，胡元陋儒，采入正史，遂成铁案，莫敢或疑，乃至侪稷契于共欢，指夷齐为跖硚，公论亡而人道或几乎息矣。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译文】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这是李白《咏史诗》。唉！我想起王安石，就想起这首诗了！
王安石少年时有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有诗：“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他抱负的伟大，性情的恬退，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来。在先世寻找，有范蠡泛舟五湖，张良跟从赤松子游，他们的做法和王安石很相似。然而他们都看到，自己的主人不可与之同安乐，为保全自己，苟且偷生以免去祸端而已，这是老子的学说。王安石则不然，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在他的一进一退之间，都忠于自己的追求，自古至今，没有能超过他的。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参知政事。四年，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七年六月，罢相知江宁府。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再次罢相。他进退的节操，天下都可明白地看到。在他的本集中摘录数篇文章 来编在这里，他熙宁七年《乞解机务札子》上过六道，这里录其中的两道：
臣孤单地寄居异地，承蒙皇上收录，待罪在丞相府，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当陛下实行变法之初，内外纷然，我确实是任凭他们加罪，如果不是依赖皇上明察，我早就应当被杀了。对臣来说这是应当报答的，怎幺敢有贰心？只是今年以来，疾病加重，不能再担任繁重的工作，我过去曾粗略说过这意思，陛下未曾听从，因此又努力至今，而所苦的是疾病一天天加重。正是陛下励精图治，事事都需要处理的时候，我却这样困倦疲惫，还久占着宰相位置，虽然陛下宽容，而罪行一天天滋长，以至于不能被容纳，而陛下的知人之明被我连累，这不仅是害了臣的私义。 这就是臣之所以这样冒昧地乞求的原因。听到陛下的谕旨，不哀怜我，彷徨惶恐，不知所措。然而臣所乞求，本已经是深思熟虑后才敢说的：与其废弃职务而被杀，宁可违命而被谴。况且大臣的出入，目的是均衡劳逸，这是祖宗原有的制度。在国家的政策中，凡是怨恨集中的地方，自古谁掌握这些事，很少有不遭罢免的。然而祖宗安置大臣，并不是无意的。我在位已经很久了，幸亏承蒙保护，偶尔免去谴责，很希望陛下深念祖宗安置大臣的方法，使我得到安适，将来再有需要我的时候，臣不敢推辞。（以上是第一篇）
臣伏奉圣恩，特派来中使，让臣入见供职。臣的心意，大略已经冒昧地说了，皇上的思想高远，我没有得到皇上怜悯，现在再次陈述，希望得到皇上的哀怜。我想到当年的我卑贱孤零，被众人所弃，是陛下收留并提拔我，排除天下的异议而将事情交给我，已经在此八年了。在陛下才开始兴事建功时，群臣不明白圣上的志向，臣当时只是想顺势而行，而不知许多事强求是很可怕的。然而圣上的思虑远大，不是我所能达到的，任职以来，错误很多，区区日夜的操劳，都不足以报圣上恩德的万分之一。现在还长久占据皇上的宠信，人们的疑惑和怨恨都汇集过来，罪恶的名声，是无法躲开的。而天天还被疾病折磨，使我思想昏沉，而体力也疲惫，虽然想勉强支撑一阵，也做不到。这样才敢于冒犯天威，乞求解去职务。我认为陛下是天地父母，应当怜悯我：我没有什幺功劳，虽说可杀，可怜还有些志向，或许还可宽恕，始终保护，使我没有后顾之忧。而没有得到皇上的怜惜，还要使我勉强担负重任。假使臣努力，还能有补于圣明之时，那幺即使毁灭自身和宗族，也不会躲避和害怕，只是想着这终究没有成效，还要使皇上蒙受危险和屈辱，以及连累朝廷，这是臣所不敢的。陛下与日月一般光辉，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希望能给我一个缝隙，稍加照耀，就知道臣的恳切用意，不敢随意地冒犯皇上。臣乞求暂且在丞相府等候圣旨，希望陛下垂恩，早日裁决处置。（以上是第六篇）
又《答手诏留居京师札子》中说：
臣伏奉手诏：“想使你留在京师作论道官，你应当体谅我的用意，请速回复。”臣才能浅薄，误蒙陛下提拔，在职已经很久，无法报答，再加上精力衰竭损耗，而我的罪过越来越多，因此冒昧乞求辞去重任。很幸运地得到了皇上的允许，接着也承蒙圣恩让吕惠卿来传圣旨，想让我留在京师作顾问，臣不能忘记皇上的知遇之恩，确实不忍离开皇上左右。然而又仔细想，论道官，本不是太合适的；暂且将我放到一个闲地，似乎是最好的。陛下所托付的，既然已经有人，以诚心相待，就足以帮助皇上达到圣治的目的，我是难以再留在京师招致责难和非议。如果陛下让我去个合适的地方，我不敢不去；至于将来，再有用到我的时候，我曾当面说过了，我是不敢推辞的。
看他请求辞职的奏折，一共上过六道，言辞悲伤怜悯，才得到允许。皇帝仍然亲写诏书挽留，让他居在京师以备顾问，对他这幺重的眷顾，实在是无人能比。而王安石仍然要回去，那幺前后所上的奏折，应该说的是实情。王安石执政数年间，文事武备，内政外交，百废俱举，我们今天读历史，仍感觉应接不暇，而王安石一人独自担起这幺繁重的任务，那幺大的精力消耗，就在意料之中了。而他还处于众人的疑惑和诽谤之中，想要引退而堵住那些叫嚷者的嘴，也是不得已的做法。而王安石多年前不辞职，而现在辞职是为什幺呢？在这之前，所有的新政，都刚开始草创，一离开就不仅考虑这些新政会动摇，不亲自负责，也难希望最后成功。到这时大事已经都做完了，又有神宗这样的明主在上主持，继任的人也能按照前任的成规办事，因此不会功亏一篑，这是王安石能迅速离开的原因。而有人说他离开是要挟皇上，就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了。王安石有什幺是从皇上那里得不到的，非要去要挟；宋神宗对于王安石，言听计从，不用等王安石来要挟，而王安石也没有要挟。
（考异九）《宋史》王安石的传中说：郑侠上疏，画了所见流民，上面有扶老携幼困苦的情形，献给皇上，说：“天旱是王安石导致的。让王安石离开，天肯定下雨。”慈圣、宣仁两位太后流泪对皇帝说：“王安石乱了天下。”皇帝也怀疑他，于是罢了他的官，让他做观文殿大学士知江陵府。现在从这些上奏的札子上看，与《宋史》所记，怎幺会正相反呢？《乞解机务之疏》一共上了六道，才得到允许，还要强留他在京师。皇帝如果真的怀疑王安石，还能像这样吗？况且继任王安石丞相职务的是韩绛、吕惠卿，都是王安石所推荐的，皇帝如果因郑侠和太后的话才罢免王安石，那幺为什幺还要用他所举荐的人呢？这就看出《宋史》没有一点不是胡说的。
王安石获得了闲散之职，就用他的余力，着成《三经新义》。不到一年，被召回又做了丞相，可能是当时神宗和他有约，说再召他不能推辞，然后才许他离开的。因此在他的上奏中多次提到“将来再有用到我的时候，我不敢推辞”这样的话，这时他就不得不应召了。而在相一年多，隐居的兴致，更不能阻止，最后又引退。多次上表，不被允许，最后皇上告诉他，不能再说这些事。王安石不得已，又托王珪为他说话，他的集中《与参政王禹玉》两封信中说：
我在宰相的位置上已经很久了，常想自己无法尽责，近来除了忧虑之外，疾病加重。对于自己的身体，可以不去管它，但以此来谋求国家大事，怎幺能没有荒废和耽误，而对得起皇上任用之意呢？况且自春天以来，请求辞职，已经上疏四五次。现在疾病一天天严重，已经没有做事的道理了。仰仗你的照顾，看在老朋友的关系上，请为我委婉说一说，能使我遂了心愿，而不应再被皇上留下而加重我怠慢的罪过。（以上是第一封）
承蒙赐临，侍谕圣训，彷徨局促，手足无措。我旅居在外做官孤立无助，恰遇大圣人，独排众人毁议，托付我以宰相事务。如果有利于国家，哪怕粉身碎骨岂敢推辞。但是自觉行事不足以取悦众人，王亲权贵对我实在积累了特别多的怨怒；才智不足以知人，因而险恶邪僻之人常出于交游甚厚的朋友中。况且占据权势重的官位担当事务过久，有盈满的忧虑；意气衰退、精力疲弊，害怕会有旷废和过失。历观前世的大臣，到了这种地步还不自己辞去职务，而最终不累害国家的，大概没有。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愿逃避怠慢在上者的死罪，想在罪孽没有积存的时候退下来的缘故，得以优游乡里，做一个圣明时代知道适可而止没有危害百姓的大臣。期望天下及后世人，对皇上选拔提升官吏，没有可讥议的地方。尊敬的明公，正值您左右朝中大政之时，对上为了朝廷的公事而言，对下为了僚友的私交考虑，您应该稍加留意，替我敷陈圣上。我既然没有获准上奏表章 ，只靠明公您的一句话了。我心事的精微，书信不能传达，惟望您怜悯细察。（以上是第二封）
王安石到这时可能是病得更厉害，已经担负不起繁重的任务了。因此熙宁八年（公元1075）二月再任丞相，熙宁九年（公元1076）春就辞职四五次。很久没有被召见，于是又让同僚帮助，说的话很诚恳，都是怕自己在职位上误了事，耽误了国家，而连累皇上的知人之明。到这时皇上也已经知道王安石隐居避世的志向，是无法改变了。于是给了他检校太傅依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充镇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判江宁府的职务，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仍改赐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让丞相居留在外，这是宋代优礼勋臣的特例。王安石多次要辞去这些封赐，都不允许。第二年，拜他为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元丰二年（公元1079）又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王安石在江宁住了十年，皇上的赏赐问候不断，整个神宗之世，施行王安石的政策没有多少变化。
（考异十）《宋史》王安石传中说：王安石与吕惠卿不和，皇上很讨厌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到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死后，王安石不忍悲伤，请求辞职，皇上更讨厌他，罢了官让他到江宁府，到神宗末年也没有再召他。国史氏说：唉！《宋史》诬蔑王安石并诬蔑宋神宗太过分了！王安石辞职的本意，都在前面所抄录的文章 中，只是小心翼翼以自满为戒，以失职为忧虑，怕连累了皇上的知人之明。作为大臣的进退，他可以说是没有什幺遗憾。王安石离开后，皇上还以使相的身份尊宠他，封舒国公，封荆国公，为仆射，为特进，每年都要赏赐汤药并问候，谢表在他的本集中有数十篇，神宗对离开国都的大臣，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何况在他第二次辞职时，从春到冬，数次上表，都不被允许，以至告诉他不让再陈说这事，以至于托同僚来说情。试想王安石离开的心意已经是这样，想再起用他还可能吗？曾公亮曾说：“皇上和王安石如同一个人。”神宗也自己说：“自古的君臣，能像我和王安石这样的极少。”他们君臣相互了解很深，不仅是知他的才，知他的德，而且还知他的想法。王安石才离开相位时说“将来再有需要我的时候，我不敢推辞”，因此他一听到召他，就马上应命履行了他的诺言，等到他再次辞职，能够报答君主的已经做完了，不能再挽留，这是神宗深深知道的。因此只是赏赐和问候，以酬谢他的功勋，而不再强求他去负责任，这就是十年不召他的原因。如果按《宋史》所说，开始说皇上讨厌他，然后又说皇上更讨厌他，还说太后曾在宫中流泪。我试着问一句：假使王安石做丞相而皇帝讨厌他，就直接罢免他算了，难道是王安石拥兵自重，而皇帝有投鼠忌器这样的恐惧吗？如果不是这样，说皇帝是优礼大臣，给他面子，那幺就在他要求辞职时让他离开就是了，何必要每次都要再三请求还不允许，以至于不让他再作辞职的请求呢？况且皇帝既然厌恶王安石，那幺在他离开之后，新法就可以马上改变，皇帝还可以安慰太后的心意并保全其孝道，自己也可以消解一下厌恶之情，为什幺新法在元丰间施行十年如一日呢？吕惠卿所创的手实法、鬻祠法，吕惠卿一离开就不用了，而王安石的新法，整个神宗朝没有一项废弃的，就知道曾公亮所说的“皇上和王安石如同一人”的说法，是不错的。我曾私下评论自古以来群臣的关系，真是难说啊。萧何与汉高祖并起时都是小吏，辅佐汉高祖平定天下，功臣中他位居第一，之后又有很多封赏，买土地和房屋，君对臣怀疑，臣也对君怀疑，最后还是把萧何抓起来杀了。唐太宗对待魏征是“规谏过失，一天都不能离左右”，等魏征死后，还亲自写了碑文，又答应让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而没有过几个月，就推倒了石碑，毁了婚约。像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有始终如一的品德，二十年如一日，自古不曾有。可能是君和臣只知道有国，只知道有民，而不知有自己的私情，而谋事的见识，做事的勇猛，都足以相辅，因此才能相交融洽，始终不分离。宋代儒者中的小人，非常痛恨王安石，所以诋毁他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恨宋神宗，大概也是这样。然而他们不敢直接诋毁神宗，而他们又看到，诋毁王安石无异于诋毁神宗，于是不得不制造谣言，而说“皇上也厌恶他，皇上更厌恶他”。不知皇上怎样对待王安石，是人们都看得到的，皇上在王安石离开后能按王安石的思路完成他的业绩，也是人们都看到了的，欺骗谁呢？如果神宗有知，他肯定不会在九泉下瞑目。假使王安石真像苏洵所说是把王衍、卢杞合为一人，那幺神宗也必定如杨用修所说，是把赧王、秦亥、桓帝、灵帝合为一人才算对， 大概他们君臣二人，已经成为一体，有功就都有功，有罪就都有罪，贤明就都贤明，品行不端就都品行不端，现在想把王安石看做共工和鲧，又不得不把宋神宗看做尧舜，进退没有依靠，而才造出这相互矛盾的言语，不也太悲哀了吗？然而已经把它写进正史，一手掩住天下的耳目，已经千年了，于是知道污秽的历史毒害天下，比江水猛兽更厉害。
《隐居诗话》中说：
熙宁庚戌的冬天，王安石从参知政事拜为丞相，登门拜贺的人接连不断。王安石因为还没有谢恩就谁也不见，只和我坐在西庑小阁中，交谈之间忽然取笔在窗上写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放下笔，给我行揖，然后就回屋去了。
王安石生平进退的大节，他之所以能安置自己，都出于他的愿望。他品德高尚，如云间的鹤，人世间的富贵，他都视为浮云，都不足以放在心上；而他一直保持知命不忧的大义，即使是道的兴废，他仍相信许多事情不能强求，因此在他才当政时，就已经怀有归隐的志向，而之后的事都一一验证了他所说的话，难道这不是所说的出淤泥而不染吗？黄山谷题王安石的画像说：“我曾仔细看他的风度，真是视富贵如浮云，不沉溺在财利酒色之中，是一世的伟人。”陆象山说：“英俊威武，超逸非凡，不屑于那些流俗声色利达等习俗，坚定执着，毫毛都不能进入他的心中，他洁白的操守，寒于冰霜，这就是他的品质。”又说：“王安石以盖世的英才，绝世的节操，使山川焕发灵气，大概世上不会再有。我们生于千年后，读王安石的书，仍然能看到他的为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尚的品德和行为，虽然达不到，但心里向往。”然而如污秽的历史所记，王安石就只是一个热衷利禄的人，他升职是因为诡诈，他退职后，君王疏远，还仍想千方百计献媚以希望再起，这样黄山谷和陆象山的话就成梦话了。我对于诋毁新法的人，只是可怜他们没有见识，还是可以宽恕的，至于诋毁王安石人格的人，我读到后没有一次不怒发冲冠的！
（考异十一）许多杂史如《邵氏见闻录》之类记述王安石罢政后谋求再相的事，到处都有，现在不再分辨，不屑于再说了。
王安石自幼侨居江宁，因此特别喜欢这里。在他的《忆昨》诗中有：“想见江南多翠微，归心动荡不可抑。”自少年时就已经这样想了。宋神宗知道他的用意，因此命他以使相的身份判江宁，王安石于是终老在这里。辞去丞相后每天徜徉在这里，借山水名胜以自娱自乐，无拘无束如同一个乡民。读他这时间所写的诗词，几乎看不出他曾是惊天动地开拓千古大事业的伟人。唉！欧阳修所说的用在什幺地方都很得当，到这里就更让人相信了。王安石晚年写《字说》一书，精心编撰，而很醉心于佛家和道家，对道的理解更深了。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王安石死于江宁。司马光《致吕晦叔书》中说：
王安石的文章 、节操，过人之处很多，但他本性不能晓事理又喜爱掩饰错误，导致忠直的人疏远，谗佞的人靠近，各种事都被败坏，以至于到如此地步。现在刚开始矫正他的过失和弊端，而不幸王安石过世，反复的小人，必定会百般诋毁。我认为朝廷应当特别加以优待和礼遇，以使轻薄的风气振作，先想到这些，让您知道，不知晦叔认为怎样？就不麻烦您回信了，朝廷上极力申说，就全仗晦叔了。
于是敕赠太傅，敕文说：
我纵观远古，清楚地看到天意，将要有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上天一定会造就世上少有的奇才。让他的名声高于一世，学问贯通古今。智慧足以达到他的思想，明察足以施行他所说的一切；瑰丽雄奇的文辞足以形容各种事物，卓越超绝的品行足以鼓动各方的人。因而能在短短的一年之间，一下子改变了天下的习俗。因此看文殿大学士守司空集禧观使王安石，少年时阅读孔子、孟子的书，晚年学习瞿昙、老聃之言，汇集“六经”等古代遗文，用自己的见解加以评判；把各家解经的旧说视为糠秕糟粕，做出新的解释教化百姓。时逢神宗熙宁大有作为的年代，居于群贤之上，第一年被重用。神宗对他的信任深厚，古往今来所没有过。正需要他完成治国的功业，他却突然产生了隐居山林的兴致。把富贵看做浮云，对他有什幺用；把辞官看做丢掉鞋子，一点也不可惜。他常和渔夫樵夫争座位，麋鹿和他相处也不惊乱。做官和隐退，都儒雅从容，非常可观。我刚开始治理国家，对先帝去世无比悲痛。怀念历世三朝的元老，远在长江之南。认真观察揣摩您的治国方略，仿佛能看到您当年的风姿，哪里知道您去世的消息，竟出现在我居丧期间。为什幺不能长命百岁，我不禁为您流泪！生与死，进与退，谁能违背天意？赠您谥号和送丧之物，发布哀悼褒奖的文字，难道不应由我承担？赠给您太傅的爵位，会聚您儒者的光辉，希望您在天有灵，接受这诏命。
这篇敕文见于《东坡集》，大概是苏东坡所起草的。这确实是苏东坡由衷的话，也是王安石最后的光荣。死后给予的荣幸中有这样的文章 ，说明公论还没有泯灭。当时熙宁的政策，更改得差不多了，司马光、苏东坡，都是平时排挤王安石最得力的人，然而司马光称他节义过人，极力请求优待和抚恤；苏东坡写敕文，对他的政绩，虽不置可否，而颂扬他的品德，赞不绝口。王安石平时的操行，朋友们是信任的，这一点司马光和苏东坡这样的贤人也是赶不上的。
从此这位绝世伟人，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只留下他的事业和言论，以供后世史家评说。
（考异十二）与王安石同时的诸贤，除吕诲一人外（吕诲不是正直的人，下一章 另论），从没有人诋毁王安石的个人生活品德的，所争论的都在新法罢了。因为王安石的操行，是人们所共同信任的。自从杨时、邵伯温、范冲、魏泰这些人出来，才开始污蔑王安石，无所不至，而还把他们所说的话一一都托给别人，目的是让人相信，于是就有了苏洵的“辩奸”理论，有苏东坡、谢张、张方平作《老泉墓表》这样的文章 ，又有司马光的《日录》、《涑水纪闻》等书，都描写王安石的丑态，读起来，数千年来穷凶极恶的小人都比不过王安石了。假使这样的文章 果然是出自苏洵、苏东坡、司马光之手，那幺王安石的晚年，苏东坡多次和他交游，向往备至，都可以在东坡集中看到，苏东坡这样甘于在一起的，正是他父亲骂为阴贼险狠、与人异趣、不近人情为大奸恶的人，而东坡则是被称为稀世异人学贯千古卓绝的行风动四方的人，他明目张胆与其父为难，还能做人子吗？至于司马光《与晦叔书》，既说王安石节义过人的地方很多，又考虑到反复的小人，会诋毁他的一切，那幺后来的事，司马光应该是知道的。如果真像《日录》和《涑水纪闻》中所写，那幺王安石的为人，大概猪狗不如，还有什幺节义可说呢？况且他所说的反复之人诋毁一切的，不就是自己这样做了吗？蔡上翔极力辨别这些文章 都是南宋之后的小人所伪造，可以说是独立的见解。 不仅为王安石雪冤，也为司马光、苏东坡等诸贤雪冤。只恨谬误的说法流传，人们习惯了错误的，就把正确的放在一边，元代的那些粗陋儒者，将这此采入正史，于是成了铁案，没有人敢怀疑，以至于让稷、契这些贤人与共工同欢，将夷、齐指责为盗跖，公论没有了，人道也就差不多停止了。我难道是好辩吗？我是不得已啊！
荆公之新政，为成乎？为败乎？其不能具谓之成，无待言也。何也？以其效果往往不如其所豫期也。虽然，具谓之败焉不得也。何也？彼行之诚不免有流弊，然为救时之计，利率逾于病也。熙宁五年，公尝有上五事札子云：
陛下即位五年，更张改造者数千百事，而为书具为法立，而为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议论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员三千余里，举戎羌之众二十万。献其地，因为熟户，则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则青苗之令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传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若三法者，可谓师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后能行古之法，所谓大利害者也。盖免役之法，出于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贫富不均，风俗不齐，牌籍之高下不足据。今一旦变之，则使之家至户到均平如一，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苟不得其人而行，则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君用之秦，仲长统言之汉，而非今日之立异也。然而天下之人，凫居雁聚，散而之四方而无禁也者，数千百年矣。今一旦变之，而使行什伍相维邻里相属，察奸而显诸仁，宿兵而藏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则搔之以追呼，骇之以调发，而民心摇矣。市易之法，起于周之司市，汉之平准。今以百万缗之钱，权物价之轻重，以通商而贳之，令民以岁入数万缗息，然甚知天下之货贿未甚行，窃恐希功幸赏之人，逮求成效于年岁之间，则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则农时不夺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行，则寇乱息而威势强矣；市易之法成，则货贿通流而国用饶矣。
孔子曰：欲速则不达。又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凡百皆然，岂直此三事者？而公独举此三法郑重言之，则以此三法最繁重，而官吏之舞文，亦较易故也。而荆公当诸法草创将次就绪之时，忽焉而上此札子，毋亦微窥神宗当时，不免有求治太急，用人太滥之弊耶？观其论馆职札子，言陛下即位以来所拔用，多士之有小才而无行义者，则知其虑此也久矣。据公此札则知和戎、青苗二事，乃公所认为已有成效者。和戎之事，其功与天下以共见，不必论。青苗法立意虽善，然以理势度之，不能有利而无弊，其或初年行之颇得其人，故见效多而见病少欤？抑公之聪明犹有所蔽，未及尽察欤？虽然，如当时反对党之诋其有弊而无利，此又殆必无之事。观后此元兴欲废之，而讼其不可废者反甚多，斯可见也。免役法厘革数千年之苛政，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新纪元。当改革伊始，虽不免一部分人略感苦痛，然所不利者在豪右之家，前此有特权者耳。自余细民，则罔不食其赐也。此可谓纯有利而绝无病者也。保甲法体大思精，为公一生最用力之事业，其警察的作用，可谓有利而无病，其成效亦已章章可睹。其寓兵于农的作用，则以当时募兵未能尽废，常备后备之区别不立，其稍扰民，固意中事。然为起宋之衰，势不得不尔也。独至市易法，其用意虽非不善，然万不可以行于**政体之国家，万不可以行于以自由竞争为根本观念之经济社会。奉行者虽得其人，犹惧以国家为兼并之戎首；奉行者若非其人，则将为官吏开利孔，而使小民生计，日以憔悴。荆公之失策，殆未有过是者。而当时成效之无可见，亦莫此为甚也。当时沮挠新法者，靡不言以新法之故，致小民颠连困苦，无所控诉，其言载于史籍者，未易一二数也。然稽诸往古，凡行厉民之政者，鲜不及身以召乱亡，若秦始、隋炀之徒无论矣。又如王莽，固亦托于周官，以变更百度，然其所行者，无一为法先王之意，而亦自始无乐利其民之心，故怨讟繁兴，不数年而海内云扰矣。后世之论荆公者甚或以比新莽。夫荆公创法立制，无一不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其不可与新莽同年而语，固不待辩。而末学肤受之辈，或见不及此，则盍取其结果而比较之。使荆公之法而果为病民，则民当呻吟枕藉救死不赡之时，势必将铤而走险，荆公虽有绝大之**力，安能禁之？乃宋自真仁以来，虽号称太平，而潢池窃发，犹累岁不绝，其椎埋剽掠于乡邑者，更所在而有。夫其前此固已募强悍之民，纳之于兵矣，而国内之不能保其安宁秩序也，犹且若此，独至熙宁元丰二十年间，举一切而更革之，而又以行保甲之故，不禁民挟弓弩，苟政府之设施，而果大拂民情也，则一夫攘臂，万众响应，其于酿成大乱易易也，乃不特不闻有此而已。即萑苻之盗，亦减于旧，而举国熙熙融融，若相忘帝力于何有。读当时诸贤之诗文集，其气象可想见也。荆公集中有元丰行示德逢一首云：
四山曈曈映赤日，田背坼如龟兆出。湖阴先生坐草室，看踏沟车望秋实。
雷蟠电掣云滔滔，夜半载雨输亭皋。旱禾秀发埋牛尻，豆死更苏肥荚毛。
倒持龙骨挂屋敖，买酒浇客追前劳。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
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先生在野故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
又后元丰行一首云：
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风雨，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水秧绵绵复多□。龙骨长乾挂梁梠，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百钱可得酒十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蹋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荡小舟。垂兴歌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
又歌元丰绝句五首云：
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神林处处传箫鼓，共赛元丰第二秋。
露积成山百种收，渔梁亦自富虾鳅。无羊说梦非真事，岂见元丰第二秋。
湖海元丰岁又登，秬生犹足暗沟塍。家家露积如山垅，黄发咨嗟见未曾。
放歌扶杖出前林，遥和丰年击壤音。曾侍土阶知帝力，曲中时有誉尧心。
豚栅鸡埘□霭间，暮林摇落献南山。丰年处处人家好，随意飘然得往还。
杜工部之追咏开元全盛也，曰：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读公此数诗，气象彷佛似之矣。非极太平之治，安得有此？斯时新法之行，已十余年，而荆公亦既归休矣。以视温公所述英宗时民间景况，谓不敢多种一桑多置一牛，不敢蓄二年之粮，不敢藏十匹之帛者，其相去抑何远耶！夫前后不过二十年耳，而胡以人民生计之纾蹙，其霄壤乃忽若此？岂不以最厉民之差役法，既已豁除，复有青苗钱挹注其间，以助生产之发达，而保甲既行，盗贼衰息，故外户不闭之盛，不期而自至也。准此以谈，新政之效，亦可睹矣。
苏子瞻有与滕达道书云：（此书不知在何年，大约元丰间也。）
某欲面见一言者，盖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耽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静退意，但以老晚衰病旧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获一对，公之至意，无乃出于此乎？
夫子瞻固畴昔诋新法最力者也，其上神宗书，则诋新法者所视为圣经贤传，谓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而其晚年定论则若此，深感叹于圣德日新众化大成。然则熙宁元丰之治，必有度越前古，予人以心悦诚服者矣。新法果何负于天下，而元兴诸贤之扰扰，果何为也哉！
【译文】
王安石的新政，是成功呢，还是失败呢？不能说是全都成功，这就不用说了。为什幺呢？是因为它的效果往往不如预期的那样。即使这样，说它失败也是不合适的。为什幺呢？施行起来不免有流弊，然而为当时考虑，利还是大于弊的。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王安石曾在《上五事札子》中说：
陛下即位五年了，改革的制度成百上千，而且这些重新改写、重新立法的制度中，给百姓带来利益的又是多幺多呀。在这幺多的制度中，最大的、见效最晚的、议论最多的，就是这五项法令：一是和戎法，二是青苗法，三是免役法，四是保甲法，五是市易法。如今青唐、洮河一带，幅员三千多里，二十多万戎羌边族前来献地归附，成为我朝臣民，可以说和戎法已经见效。以前的贫困百姓，都到豪强之家去借贷，遭受盘剥，现在的贫困百姓，都来官府借贷，官府只收很低的利息，解救了百姓的困乏，可见青苗法已推行见效。只有免役、保甲、市易三法，有大的利害。选用合适的人去推行这三法，就会有大利，选用的人不合适，就会有大害；慢慢地谋划这三法，就会有大利，如果急于求成，就会有大害。古《传》上说：“没听说过做事不效法古代，却能流传百世的。”像这三项法令，就可以说是效法古代。要先知道古代的法令，然后再去推行，否则一事无成，这就是我所说的大利害。免役法出自周朝的府、史、胥、徒，也就是《王制》上所说的“一般百姓在官府服役”这一条。全国的百姓贫富不均，风俗不同，贵贱不一，现在一旦改变，使各家各户平均如一，人人均有义务承担国家的劳役，使那些长年在外服役的农民回到他们的田地上。如果推行此法用人不当，那幺划分的五个等级必不公平。因而募役也一定不均衡。保甲法开始于三代的丘甲制，管仲在齐国推行过，子产在郑国推行过，商鞅在秦朝推行过，仲长统也在汉朝建议过，不是今日才有的标新立异之法。天下的百姓，如同野鸭大雁一般散居四方，无所限制，已经几千几百年了，现在一旦改变，使他们实行五家一任、十家一连，邻里相接，互相监督，察奸显仁，养兵于民，以备急用，如果推行此法用人不当，就会骚扰、惊动百姓，使民心动摇。市易法开始于周代的司市制和汉代的平准制。如今朝廷用百万缗的钱币来平衡物价的高低，借贷给百姓使其通商，而且国家还能在年终收入几万缗的利息。但我深深地知道现在货币、财物还不太多，还不够流通，就怕有邀功请赏之人，想在短时间内就见成效，那幺这条法令就会被毁了。所以我说：这三项法令，如果用人得当且慢慢谋划，就会有大利；如果用人不当且急于求成，就会有大害。如果免役法推行成功了，就不会耽误农时，而且民力平均；如果保甲法推行成功了，那幺贼寇动乱就会平息，国家的势力和力量就会加强；如果市易法推行成功了，那幺就会钱币、财物流通，国家富饶。
孔子说：“欲速则不达。”又说：“有实施政策的人，政策就能实施，没有这样的人，政策也就废止了。”概括起来都是这样，哪里会只这三件事呢？而王安石只举出这三件事来说，是因为这三件事最繁重，而官吏们在文字上弄手脚，也比较容易的缘故。而王安石在新法的初创阶段将要就绪的时候，忽然上了这个札子，难道是看到了神宗当时实施新法时不免有些心急，用人也太滥的问题吗？看他的论职馆札子，说陛下即位以来所提拔使用的人中有许多是有小才而没有什幺品行的，就知道他考虑这些问题已经很久了。根据王安石的这个札子，和戎、青苗两件事，是他所认为已有成效的。和戎的事，其功绩天下都能看到，不必说了；青苗法立意好，然而从事理的发展趋势上来想，它不能只有利而没有弊。是不是开始施行的那些年很得人心，因此它才见效多而弊病少呢？还是王安石的聪明还有被蒙蔽的地方，没有来得及查清楚呢？即使这样，像当时反对党诋毁说他的这一政策只有弊而没有利，又大概是不可能的。后来元祐年间要废除它，论说它不能废除的人反而很多，这就可以看出了。免役法革除了数千年的苛政，为中国的历史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当改革刚开始，虽然一部分人不免略感苦痛，然而有不利的是那些有钱的人家和原来有特权的人，其余的百姓，没有不得到好处的。可以说是纯粹有利而绝对没有害的。保甲法体大思精，是王安石一生最用力的事，其警察的作用，可以说是有利而无害，它的成效可以说是明白可见。它寓兵于农的作用，则是因为当时募兵没有全被废，常备兵和后备兵的区分还不明确，它稍有扰民，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为了使衰落的宋振作起来，就不能不这样。只有市易法，它的用意虽然不能说不好，然而万不能施行在**政治的国家中，万不可以施行于以自由竞争为根本观念的经济社会：奉行者虽有合适的人，也怕以国家的力量达到兼并的效果；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奉行者，那将为官吏们大开取利的方便之门，而使百姓的生计一天天惨淡。王安石的失策，大概没有超过这个的了。而当时最不见成效的，也没有超过这个的。
当时阻挠新法的人，没有不说因新法的缘故致使百姓困顿不堪而无处控诉的，这些记载在史籍中的话，是难以数清的。然而考察之前的历史，凡是施行虐害人民的政策的，没有几个不是自身招致变乱或灭亡的，秦始皇、隋炀帝这些人就不说了；又如王莽，本来也托言于周官而多次变革，然而他所施行的，没有一个是效法先王的用意，而自开始也没有利民的用心，因而怨言有很多，没有几年就海内大乱了。后代评说王安石的，甚至把他比做王莽。王安石创立新法，没有一个不是以利国利民为前提，是不能和王莽同日而语的，这本来就不用分辩；而那些做学问不求根本，只得到皮毛的人，有人看不到这些，为什幺不取他们的结果来比较呢？假使王安石的新法果然是害民，则百姓在呻吟困苦没有活路的时候，势必会铤而走险，王安石即使有再大的**力，怎幺能禁止呢？宋朝自真宗、仁宗以来，虽号称太平，而经常有变故发生，还年年不绝，乡邑中的搅扰剽掠，更是到处都有。在这之前就已经把那些强悍的百姓，都招到了军队中，而国内还不能保证安定的秩序。只有到了熙宁、元丰二十年间，一切都变革了，而又因为行保甲的原因，不禁止百姓带弓弩，如果政府的措施果然违背了百姓的意愿，那幺一人振臂呼喊，万众响应，这样酿成大乱是很容易的，而不但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即使是草寇，也比以前减少了，而亲爱和睦，忘记了还有皇帝的威力，读当时诸贤的诗文集，那种气象是可以想见的。王安石集中有《元丰行示德逢》一首：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龟兆出。
湖阴先生坐草室，看踏沟车望秋实。
雷蟠电掣云滔滔，夜半载雨输亭皋。
旱禾秀发埋牛尻，豆死更苏肥荚毛。
倒持龙骨挂屋敖，买酒浇客追前劳。
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
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
先生在野故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
又有《后元丰行》一首：
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
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
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
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开鼓。
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
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杙小舟。
又有《歌元丰》绝句五首：
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
神林处处传箫鼓，共赛元丰第二秋。
露积成山百种收，渔梁亦自富 鳟。
无羊说梦非真事，岂见元丰第二秋。
湖海元丰岁又登，稆生犹足暗沟塍。
家家露积如山垅，黄发咨嗟见未曾。
放歌扶杖出前林，遥和丰年击壤音。
曾侍土阶知帝力，曲中时有誉尧心。
豚栅鸡埘晻霭间，暮林摇落献南山。
丰年处处人家好，随意飘然得往还。
杜甫追咏开元全盛时的诗中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读王安石的这几首诗，气象仿佛很相似。如果不是太平之治，怎幺会有这样的景象？这时新政已经施行十余年，而王安石也已经退出政位。而比较司马光描写的宋英宗时民间的景象，说百姓不敢多种一桑，不敢多买一牛，不敢存两年的粮食，不敢藏十匹的帛，这两种情况距离是何等的远啊。前后不过二十年，而为什幺人民生活的富足和困顿，景象有天壤之别呢？难道不是最害民的差役法已经废除，还有最利民的青苗钱已经注入民间，来帮助生产的发展吗？而保甲法已经施行，盗贼都停息，因此外门不关的盛世，自然也就到来了。如果可以这样说，那新政的效果，也就可以看出来了。
苏东坡有《与滕达道书》中说：（此书不知在何年，大约写在元丰年间）
我想与你见面谈一谈，我们在施行新法的当初，抱有偏见，以至于有同异的论说。虽说用意是好的，都是忧国忧民，而所说的有错误，很少有符合情理的。现在皇上的品德日见更新，革新取得了大的成就，回顾以往自己所持的意见，更觉得有疏漏。如果改变自己的志向来求进取，本来不能这样做；如果还吵嚷不休，那幺忧患会更深。您此行是来表示知错静退的意愿，只以衰老旧臣的心意，想见一见皇上而已，如此恐怕必将有一番对话。您的来意，恐怕就是出于此吧。
苏轼是过去诋毁新法最用力的人，他的上神宗书，被视为诋毁新法的圣经贤传，如同天上的日月般不可更改，而他晚年的定论却是这样，深深感叹于皇上的品德更新和革新取得的成就。那幺熙宁、元丰的政策，必定有超越以往，能使人心悦诚服的地方。新法有什幺对不起天下的地方？而元祐时这些贤人叫嚷不停，是为什幺呢？
国史氏曰，吾读泰西史而叹公党之有造于国家，如彼其伟也。吾读国史至宋明两朝，而叹私党之贻毒于国家，如此其烈也。彼私党者，其流品不必为小人也，而君子亦多有焉。其目的不必以求禄位也，而以辞禄位为目的者亦有焉。其所争者不必为政治问题也，然无论从何种问题发端，而其葛藤恒牵及政治。其党徒不必为有意识的结合也，然随遇一事，兴风作浪，有一吠影者倡之于前，即有百吠声者和之于后。一言以蔽之，曰意气用事而已。意气胜而国家之利害可以置诸不同，此其风起于荆公得政以前，成于荆公执政之时，而烈于荆公罢政以后，宋以是亡，而流毒至易代而未已。察此性质，则当时新法所以被阻挠被破坏之故，从可识矣。
荆公之初得政，其首劾之者实为吕诲，其事则熙宁二年也。今录诲疏而辨之：
臣切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惟其用舍系时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辨，行伪而坚，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宣父圣明，孰能去之？唐卢杞天下谓之奸邪，德宗不知，终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难，尧舜其犹病诸！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宁府，未几召为学士，缙绅皆庆陛下之明，擢有文之得以适其用也。及进二台席，佥论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轻也。古人曰：庙堂之上，非草茅所当言，正谓是也。臣伏睹参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斯众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睹之实迹，冀上寤于宸监，一言近诬，万死无避。安石向在嘉兴中判纠察刑狱司，因开封府争鹌鹑公事，举驳不当，御史台略移文催促，谢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仙，未几安石丁忧，其事遂已。安石服满，托病坚卧，累诏不起，终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阙一见，稍存人臣之礼。及就除江宁府，于私安便，然后从命，慢上无礼，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迁转，逊避不已。自知江宁府除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銮侍从之乐，何慢于前而恭于后，见利忘义，岂其心乎？好名欲进，其事二也。人主延对经术之士，讲解先王之道，设侍讲侍读常员，执经在前，乃进说，非传道也。安石居是职，遂请坐而讲说，将屈万乘之重，自取师氏之尊，真不识上下之仪，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辅益聪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无大小，与同列异议。或因奏对，留身进说。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论，是则掠美于己，非则敛怨于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纠察司，举驳多不中理，与法官争论刑名不一，常怀忿隙。昨许遵误断谋杀公事，力为主张。妻谋杀夫，用按问欲举减等科罪，挟情坏法，以报私怨。两制定夺，但闻朋附，二府看详，亦皆畏避。徇私报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闻进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称弟安国之才，朝廷与状元恩例，犹谓之薄。主试者定文卷不优，其人遂罹中伤。小惠必报，纤仇必复。及居政府，才及半年，卖弄威福，无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从，附之者自鬻希进，奔走门下，唯恐其后。背公死党，今已盛矣。怙势招权，其事六也。宰相不视事旬日，差除自专，逐近臣补外，皆不附己者，妄言尽出圣衷。若然，不应是安石报怨之人，丞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闻也，意示作威，耸动朝着。然今政府同列依违，宰臣避忌，遂专恣而何施不可？专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对御座之前，惟肆强辩。向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遂致喧哗，众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劲之人，务守大体，不能以口舌胜，不幸愤懑，发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惮，虽丞相亦退缩不敢较。是非任性，凌轹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尧，敦睦九族，奉亲爱弟，以风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献言俾岐王迁居于外，离间之罪，固不容诛。上寻有旨送中书，欲正其罪。安石坚拒不从，仍进危言以惑圣聪，意在离间，遂成其事。朋奸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帮国经费要会，在于三司，安石居政府与知枢密者同制置三司条例，兵与财兼领之，其掌握重轻可知矣。又举三人者勾当，八人者巡行诸路，虽名之曰商榷财利，其实动摇于天下也。臣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陈猥琐，烦黩高明，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毗，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辨，大奸得路，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切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图治之宜，当稽于众。方天灾屡见，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臣所以沥恳而言，不虞横祸，期感动于聪明，庶判别于真伪。况陛下志在刚决，察于隐伏，当质于士论，然后知臣言之中否。然诋讦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苦寄，职分难安，当复露章，请避怨敌。
吕诲何人？即治平间因濮议劾韩琦欧阳修，请戮修以谢祖宗者也。修所着濮议于其语言状貌心术，刻画无余蕴矣。修所谓扬君之恶以彰己善，犹不可，况诬君以恶而买虚名哉！当时台谏，大率类此，而诲其代表也。今请按其所劾安石者而辨之。诲发端即以卢杞比安石，方谓所疏十事，必有大不得已于言者，而乃首举争鹌鹑一案。当时安石所判当否，今全案不见于史，无所考辨。即使不当，亦法官解释法文之误，其细抑已甚。且事在嘉兴之末，至是已六七年，是亦不可以已乎？其第一第二两事，皆言安石养望沽名，实怀干进，本属一事，而强分为二，以足十事之数已为可笑。若以其所劾，按诸实事，考治平二年七月，安石服满英宗趣召赴阙，至于再三。安石亦有辞赴阙三状，见集中。但云抱病日久未任跋涉，稍可支持，复备官使，犹且乞一分司官于江宁府居住，冀便将理，则三状如一，曷尝坚卧不起哉？以此而云慢上无礼，诲将不许人作病耶？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闰三月除安石知江宁府，犹有辞知江宁府状见集中。以疾尚未瘳也，曷尝有不屑事英宗惟欲事神宗之意哉？安石自弱冠以迄中年，皆为贫而仕，不卑小官。所谓山林独往之思者，其晚年诚有之，而前此未尝有。虽生平交游往来书牍，未尝流露，无论对君也。其前此辞试馆职，辞集贤校理，辞同修起居注，则皆有故，见于集中，班班可考也。
至治平四年九月除翰林学士，自是不闻固辞者，徒以无必须辞之理由耳。前此嘉兴六年除知制诰，固亦未尝辞矣。知制诰与翰林学士，相去几何？此而谓其前慢后恭，见利忘义，何深文之甚也！其第三事以安石主坐讲谓为要君取名，古者三公，坐而论道，自汉迄唐，未之或废。自宋艺祖篡周，而范质以前朝旧相，自居嫌疑，不敢就坐，自此沿为成例。人主之前，无复臣下坐位，人臣始以奴隶自居，而忘其为与天子共供天职矣。荆公之请复坐讲，非徒法古，且实合于至道。似此而曰要君取名，则唐以前无一纯臣矣。考叶梦得《石林燕语》，称熙宁初侍讲官建议复坐讲者,吕申公、王荆公、吴冲卿，同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皆是申公等言，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王汾、刘Ｘ、韩忠彦，以为讲读官曰侍，盖侍天子，非师道也。申公等议遂格，是主坐讲者非一人，何得以安石独见弹章？且其事已格何其罪犹不可逭也？其后元兴初，程颐为崇政殿说书，疏请坐讲殿上甚力，其时给事中顾临以为不可，颐遂复上太皇太后书，辨顾临非是，至千五百余言之多，此与安石前后一辙者，安石为要君取名，伊川得勿亦要君取名耶？后此通鉴纲目，只载颐经筵讲读疏，言豫养君德，而不及坐讲一事，岂以向时吕诲攻安石太过，不得不为伊川讳欤？且自是讲学之徒，亦无复以坐讲议安石者，岂其既为伊川讳，而安石亦遂得从末减欤？甚矣宋人是非之无定也！其第四事言是则掠美于己，非则敛怨于君云云。自新法行，举朝归过于安石，有恶而无美，有非而无是。若曰掠美于己，不知此时更有何美可掠，诲能实指其所掠之美乎？若曰敛怨于君，则众所攻者新法，所怨者安石，不知更有何非可独敛怨于君者，诲亦能实指其事否也？其第五事为登州阿芸之狱，议自许遵，而安石主之。即谓不免失出，亦观过可以知仁。乃猥指为徇私报怨，试问案中之人，果谁为安石所私？而谁又为安石所怨耶？且此事亦琐末极矣，而哓哓言之，何不惮烦也！其六事以王安国之及第为安石罪。考王氏之登进士榜者，真宗咸平三年有王贯之，安石从祖也。祥符八年有王益，安石父也。仁宗庆历二年则安石，六年则有王沆，安石从弟也。皇兴二年有王安仁则安石兄也。嘉兴六年有王安礼，则安石弟也。英宗治平四年有王安石子。六十年中，祖孙父子兄弟皆进士者七人，则科名亦其家所固有，区区此何物，岂必以奥援而始得之者？安石兄弟，皆有声当世，而安国实与兄齐名。前此吴孝宗上张江东书，言称道安国之贤，欲举之者甚众，而嘉兴五年，欧阳公有送平甫下第诗云：自惭知子不能荐，白首胡为侍从官。则安国之贤可知矣。熙宁元年，安国由韩绛邵亢所荐，召试赐进士及第，于安石何与？而以此见诬耶！幸而安石子先一年成进士，否则又为诲之弹章增一资料矣。其第七事言安石专权，如其所言，似有可议。然考诸宋史，言当时中书除目，数日不决，帝辄谕问安石，然则此出神宗之意，不可以专云也。其八事言唐介愤死云云。考宋史介传，言介数与安石争论，安石强辩，而帝主其说，介不胜愤，疽发于背薨，年六十。而诲云尝与唐介争论刑名，则又专为阿芸事言之。人死于病疽，常也。介年六十而死，尤常也。介尝与文彦博以灯笼锦事争论于帝前，至遭远窜，不死，而死于争论失出之一妇人，信其然也，则可谓轻于鸿毛者矣。以同列死一人而列为罪状，谁则无罪也？其第九事言章辟光请岐王居外云云。自古**之国，以兄弟争位致乱者，史不绝书。故后世诸王分封，必使出居于外，以为与其地近而逼，不若疏远而可长保无虞也。岐嘉二王，为神宗同母兄弟，亲爱莫加焉。熙宁初，着作佐郎章辟光以迁居外邸为请，则与阴邪小人私行离间者异矣。神宗欲罪辟光，固亲亲之道宜然。安石独违众议，不欲以深罪罪辟光，要亦大臣谋国大公之义。且岐嘉二王本贤王，熙宁以来，岐王屡请居外，章上辄却，是岐王之以礼自处也。元丰八年，神宗不豫，先时二王日问起居，及既降制立延安郡王佣为太子，即令母辄入。夫以宣仁太后母子至亲，神宗二十年友爱，何嫌何疑？然犹若此者，是又宣仁之以礼处二王也。元兴初，始赐颢亲贤坊与弟君页对邸，且下制曰：“先皇帝笃兄弟之好，以恩胜义，不许二王出居于外。盖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严朝廷之礼，以义制恩，始从其请，出居外宅，得孔子远其子之意。二圣不同，同归于道。”由是言之，则辟光之请，律以同归于道之旨，其不可以离间深罪罪之益明矣。而安石更无论也。其第十事攻三司条例，始为议及新法。夫当时之财政，不可不整理，而整理财政必须有一机关，则条例不可不立，前既详论之矣。至遣使巡行诸路，则又先以调查，乃立法制，诚得治事之次序者也。其所遣八人中，则有若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当时所号为贤者皆在焉。原则初心，岂有意于任用小人以败坏天下事哉？当时均输、保甲、青苗、免役诸制，尚未施行，荆公之怀抱，尚未一试，而诲何由即见其为误天下苍生也？考《宋史》诲传云：章辟光上言岐王颢宜迁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离间之罪，安石谓无罪，诲请下辟光吏，不得，遂上疏劾安石。然则诲实因争辟光事不得，激于意气，而不惜重诬安石，与前此因争濮议不得，激于意气，而不惜重诬韩琦欧阳修，事同一辙。若此辈者，就令宽以律之，已不免孔子所谓好直不好学；苟严以绳之，则直帝尧所谓谗说殄行震惊朕师也。史称诲将入对，司马光遇之朝，密问今日所言何事，诲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光愕然曰：众喜得人，奈何论之？是可见当时之贤士大夫，无一人不信荆公之为人。其诋及私德者，实一吕诲耳。此与蒋之奇彭思永之以帷薄事诬欧阳公者无以异，而后人莫或申理焉，吾故不惮词费，辨之如石。（上所辨者半采蔡氏上翔之言，以间参己说，故不着蔡名，附注于此。）
（考异十三）《宋史吕诲传》又云：辟光之谋，本安石吕惠卿所导。辟光扬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据此以谈，则王吕实为此案罪魁，且又扬言于外，诲尤必备闻之，不难据情直指。而此疏不言何也？岂诲犹有所爱于安石耶？然则此必后之恶安石者，困诲言而加厉焉，而史乃采之，致与原疏全然不合，亦厚诬之一端也。
今将当时以争议新法去官者，胪举于下：
熙宁二年五月，翰林学士权开封府郑獬以断谋杀狱，不依新法，出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诰钱公辅皆以与安石议新法不合，拱辰出判应天府，公辅出知江宁府。
六月，御史中丞吕诲劾安石，帝还其章，诲遂求去，出知郑州。
八月，知谏院范纯仁言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帝不听，纯仁力求去，出知河中府。寻徙成都转运使。以新法不便，戒州县不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左迁知和州。
同月，侍御使刘述、刘琦、钱岂页连章劾安石，出述知江州，琦监处州盐酒务，岂页监衢州盐税。
同月，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以与吕惠卿论新法不合，出为河南推官。
十月，同平章事富弼称疾求退，出判亳州。
三年，正月，判尚书省张方平极言新法之害，力求去，出判应天府。
二月，河北安抚使韩琦以论青苗不见听，上疏请解安抚使，止领大名府路，从之。
（考异十四）史称荆公痛诋韩琦富弼，谓弼像恭滔天，又称其以附丽韩琦为欧阳修罪，又称其子言枭韩琦富弼之首于市，则新法可行云云。种种诬罔之辞，不一而足。使荆公而果有此言，虽谓之病狂丧心可也。然考之临川集，乃适与相反，集中有赐允富弼辞免左仆射诏云：“卿翊朕祖考，功施于时，德善在躬，终始如一。忠贤体国，义乃可留，邦有大疑，庶几求助。云云。”（后略）有赐允韩琦乞州诏云：“卿以公师之官，将相之位，统临四路，屏领一方。寄重任隆，群臣莫比。虽罹疾，冀即有瘳。而章书频频，来以病告，宗工元老，视遇有加，恩礼之间，然何敢薄？重违恳恻，姑即便安。”又有贺韩魏公启云：（前略）“伏惟我公。受天间气，为世元龟，诚节表于当时，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总揽中权，毁誉几致于万端，夷险常持于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舍，一时为国之安危。（中略）若夫进退之当于义,出处之适其时，以彼相方，又为特美。某久叨庇赖，实预甄收，职在近臣，欲致尽规之义；世当大有，更怀下比之嫌，用自绝于高闳，非敢忘于旧德。（后略）由此观之，则公于韩富二公，实不胜其向往之城，而韩富与公。虽论新法不合，而私交始终未渝。其屡次乞休，亦实绿老病，未必专以新法之故。而史所传公丑诋韩富之说，其必为诬罔，盖无疑矣。
同月，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固辞不拜。
三月，知审官院孙觉，以论青苗法不便，出知广德军。
四月，御史中丞吕公着，以论青苗法，出知颍州。
同月，参知政事赵Ｘ恳求去位，出知杭州。
同月，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劾安石罪状，不报，三人亦不见罢斥。
同月，临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御史王子韶、交章言新法不便，各乞退，出颢为京西路提刑，戬知公安县，子韶知上元县，常通判滑州。
七月，枢密使吕公弼以劾安石，出知太原府。
九月，翰林学士司马光屡求去，留之不可，出知永兴军。
十月，翰林学士范镇劾安石，以户部侍郎致仕。
四年，三月，诏察奉行新法不职者，先是知山阴县陈舜俞不散青苗钱，知长葛县乐京、知湖阳县刘蒙不奉募役法，皆夺官。至是有是诏，知陈留县姜潜到官数月，青苗令下，潜即榜于县门三日，无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愿矣，即移疾去。
四月，监官告院苏轼上疏极论新法，不听，乞外任，出为杭州通判。
五月，知开封府韩维以论保甲法不合，力请外郡，固留不可，出知襄州。
六月，知蔡州欧阳修以老病致仕。
（考异十五）纲目云：修以风节自持，既连被污蔑，年六十，即乞谢事。及守青州，上疏请止散青苗钱，帝欲复召执政，王安石力诋之，乃徙蔡州。至是求归益切，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延，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师致仕。蔡氏上翔辨之曰：自宋天圣明道以来，欧阳公以文章风节负天下重望。庆历四年，曾子固上欧公书曰：王安石虽已得科名，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以为非欧公无足以知我。是时安石年二十四也。至和二年，欧公始见安石，自是书牍往来与见诸章奏者，爱叹称誉，无有伦比。欧公全书，可考而知也。熙宁三年，公论青苗法非便，而又擅止青苗钱不散，要亦只论国家大事，期有益于公私而止，曷尝斥为奸邪，狠若仇雠，如吕诲诸人已甚之辞哉！而世乃传安石既相，尝痛诋欧公。考公擅止青苗钱在熙宁三年夏，至十二月，安石同平章事，明年春，公有贺王相公拜相启，其言曰：高步儒林，着一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受万乘非常之知。夫以伉直如欧公，使果有大不说于参政之时，而复献谀于为相之日，是岂欧公之所为哉！逾年欧公薨，而安石为文祭文，于欧公之为人为文，其立朝大节，其坎轲困顿，与夫生平知己之感，死后临风想望之情，无不毕露。夫以安石之得君如彼其专，行新法如彼其决，曾何所忌于欧公，而必欲挤而去之，乃生则诋其人为天下大恶，而死则誉其为天下不可几及之人，是又岂安石之所为哉！考欧公于治平三年，以濮议见攻于吕诲、彭思永。四年，以飞语见毁于彭思永、蒋之奇。自是力请外郡，出而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以至于薨。则凡熙宁四年间，公未尝一日立于朝。而累年告病，尤在安石未执政之前，于安石何与哉？在一国则乱一国诸语，出于杨中立之神宗日录辨，其为诬显而易见。后人执此以为安石罪，而此两公全集皆不一寓目何也？今按蔡氏之文，辨证确鉴，无待更赞。欧公之去，不缘荆公，而叙之于此者，凡以辨荆公排斥忠良之诬也。欧公如此，则凡杂史述荆公诋他人之言，又岂可尽信耶？荆公祭欧公文，实中国有数文字，今录入第二十章，可参观。
七月，御史中丞杨绘，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疏论免役法之害，出绘知郑州，挚监衡州盐仓。
五年三月，判汝州富弼上书，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许之。授司空武守节度使致仕。
六年四月，枢密使文彦博求去，授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
七年二月，监安上门郑侠进流民图，言大旱为新法所致，未几以擅发马递罪付御史鞫治。八年正月，窜之于英州。
以上所述，皆当时阻挠新政之大概情形也。岩岩元老，梗之于上；岳岳台谏，哄之于下；而荆公以孑然一身，挺立于其间，天下之艰危，莫过是矣！公于熙宁三年有答手诏慰抚札子云：“窃观天锡陛下聪明睿智，诚不难兴尧舜之治，故不量才力之分，时事之宜，敢以不肖之身任天下怨诽，欲以奉承圣志。自与闻政事以来，遂及期年，未能有所施为，而内外交构，合为沮议，专欲诬民以惑圣听，流俗波荡，一至如此！陛下又若不能无惑，恐臣区区，终不克胜。”其危苦之情，百世下读者犹将哀之。非坚忍不拔如公者，其何一事之能就耶！后世之恶公者，不必道矣，其好公者，亦不免以任用小人为公惜。夫公所任用者，果皆为小人与否，吾将别论之，而当时阻挠新政之人，岂非世所称为君子耶？若程明道，若苏子由，皆公所最初特拔以为僚佐者也。其余韩富文吕诸元老，与公共事者，或一年，或二三年，或四五年，公自始何尝欲排挤之者？而诸贤动以去就争新法，公将以慰留僚友之故而枉所学，隳所志乎？抑以行其学，行其志之故而得罪于僚友乎？二者不得不出于一，故公于熙宁三年，尝上疏乞罢政事，亦以所志既不能行，则奉身以退耳。而神宗既信之愈笃，任之愈专，有君如此，公何忍负？则鞠躬尽瘁，以求大业之克终。诸贤既不肯苟同，誓不与并立夫本朝，亦惟有听其去而已。我辈生今日，为公设身处地以计之，果有何道得以两全者？夫公当时所立之法，非不善也，其所革之弊，则皆诸贤所蹙额而言之者也。其后此之成绩，或不能如初之所期，则亦以奉行者非其人已尔。使诸贤能与公和衷共济，时复相补助而去其泰甚，安见其成效之不更着耶？而乃不问是非可否，凡一新更之法，必出死力以攻之，明知攻之而必不能回上意也，则投劾而去以自成其名而已。甚或身为方面。而戒州县勿得奉行朝令，其人既属巨室，为士庶所具瞻，则夫不利于新法者，皆得所趋附，以簧鼓天下之耳目，使人民疑所适从。譬之一手画圆，而十手画方，虽有良法美意，而终不能以推进，有固然矣。然则使新法之利不偿其弊者，谁之罪也？逼荆公以不得不用小人者，谁之罪也？虽然，荆公之所以待异己者，抑
可谓尽其道矣。其于诸元老，则皆自乞居外，犹再三慰留，不获已然后许之也。其于诸小臣，亦不过左迁外补，未尝有一人焉削其官秩，而治罪更无论也。
其间惟郑侠一人，下吏远窜，则荆公罢相归江宁一年间之事也。（公以熙宁七年六月罢相，以八年二月复相，而郑侠之窜英州，则熙宁八年正月间事也。）以视子产商鞅之待贵族何如？以视张江陵之待台谏何如？以视孔子之诛少正卯何如？吾友南海潘氏（博）尝论荆公，谓惜其纯任儒术，而乏法家之精神，可谓笃论。而世之论者，咸谓荆公行申商之术，以峻法绳百僚，何其与当时情实，适相反对耶？荆公之待士大夫也以礼，虽其法缘是不能尽行，然大臣之度，足以模范千古，而元兴诸贤之所以待熙丰大臣者则何如？吾论至此而不禁有茫茫之感也！
章氏（衮）王临川文集序云：
（前略）熙宁之政，君以尧舜其民之心，坚主于上，臣以尧舜其君之心，力赞之于下，要皆以为天下而非私己也。诸臣若能原其心以议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广以究未明之义，损益以矫偏胜之情，务在协心一德，博求贤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尚有利也。而乃一令方下，一谤随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哗然而议者新法也。台谏借此以贾敢言之名，公卿藉此以徼恤民之誉，远方下吏，随声附和，以自托于廷臣之党，而政事之堂，几为交恶之地。且当时下则未有不逞之民，借新法以为倡乱之端，远则未有二虏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逊之语，而缙绅之士，先自交构，横溃汹汹，如狂人挟胜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概以为善，其果皆善乎？新创之法，概诋为恶，其果皆恶乎？抑其为议，有一人之口而自相抵牾者，如苏颖滨尝言官自借贷之便，而乃力诋青苗钱之非；司马公在英宗时，尝言农民租税之外，当无所与，衙前无募民为之，而乃力诋雇役之非；苏东坡尝言不取灵武，则无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之强未有艾，而乃力诋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争雇役不可罢之类是也。有事体相类，自来行之则以为是，公行之则以为非者，如河北弓箭社，实与保甲相表裹；苏东坡请增修社约，并加存恤，而独深恶保甲法之类是也。（中略）似此之类，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论，亦非曲尽利害之讠于谟，宜公概谓流俗，而主之益坚，行之益力也。一时议论，既如此矣，而左右记注之官，异时记载之笔，又皆务为巧诋，至或离析文义，单摭数语而张皇之。然则当时所以攻新法者，非实攻新法也，攻公而及其法耳。（中略）彼管仲子产商鞅之数子者，诸侯之贵臣耳，然皆以其计数之审，果敢坚忍，大得逞于其国。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当四海为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鱼水，乃顾落落如彼者，时势异而娼忌众故也。夫国内多故，四竟多敌，譬彼舟流，不知所届，惟才与智，众必归之，此管仲之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体，本涉优柔，真仁而降，此风浸盛。士大夫竞以含糊为宽厚，因循为老成，又或高谈雅望，不肯破觚解挛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终岁在闲之马，虽或刍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烧剔之，必然蹄而断然啮。当此时而欲顿改前辙以行新法，无惑乎其骇且谤矣。公之所以不理于口者，此其一也。贾谊年少美才，疏远之臣慨然欲为国家改制立法，当时绛灌之徒，虽残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谊未尝得政，而文帝直以众人待之也，公令闻广誉倾一世，既已为人所忌，加以南人骤贵，父子兄弟，蝉联禁近，神宗又动以圣人目之，而寄以心膂，及横议蜂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与之抗而不顾，公之所以不理于口者，此又其一也。（后略）
章氏此论，言公所以见沮之故，可谓洞见症结。其言以南人骤贵，娼嫉者众，尤为得问。呜呼！以公洁白之质，旷远之胸，方如凰皇翔于千仞，岂省有宛雏腐鼠于其下者耶！而公之失败，竟坐是矣。庄子曰：中国之人，明于礼义，而昧于知人心。又曰：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荆公惟昧于知人心也。故以遇世之所谓小人者而失败，以遇世之所谓君子者而亦失败。论荆公之所短，盖莫此为甚矣！虽然，使公而明于知人心乎？则且随俗波靡，非之无非，刺之无举，非徒得徼容悦之一时，而且将有令誉于后世，又安肯以国家之故，而牺牲一身之安乐闻誉，丛万诟而不悔也！
呜呼，吾中国数千年来之士君子，其明于知人心者则多矣，而昧焉者几人哉！
【译文】
国史氏说：我读西方的历史而感叹公党对于国家的好处，是那样伟大。我读国史到宋、明两朝，而感叹私党对国家的毒害，是那样猛烈。那些私党，论他们的品性不一定是小人，君子也有很多。他们的目的也不一定是寻求禄位，而以辞去禄位为目的的也有，他们所争的，也不一定是政治问题，然而无论从哪种问题出发，而最终都要牵连到政治上来。他们的党徒也不一定是有意识的结合，然而一旦遇到事，就会兴风作浪，前面有一个对着影子叫的，后面就有跟着声音叫的。总而言之一句话，意气用事而已。意气胜了，国家的利害就可以置之不顾，这种风气起于王安石执政之前，成于王安石执政之时，而它的**是在王安石罢政之后， 宋代是因此而亡的，而它的流毒到了另一个朝代也没有停止。分析它的性质，那幺当时新法被阻挠和破坏的原因，就可以看到了。
王安石才执政的时候，第一个弹劾他的实际上是吕诲，那是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的事。现在录下吕诲的上疏来分辨一番：
臣认为大奸似乎是忠良，大诈似乎是诚实，只是要看用他的时机对不对。如少正卯这样的才能，说谎话而坚持是事实，行为怪诞，不接受劝告，自己的错误，却把它粉饰为好事，记忆力强，学问也渊博，但所知皆丑陋，如果不是孔子圣明，谁能除掉他呢？唐代的卢杞，天下称他为奸邪，唐德宗却不知，最终成为大患。所以说了解人难，尧舜都受过害。陛下才即位时，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不久召为学士，官吏们都欢庆陛下的明察，提拔有能力的人做他适合做的事。等他坐到高位，众人就议论不允许，放在秤上，谁也不能以轻重来欺骗。古人说“朝廷上，不是草民百姓能说话的”，说的正是这个。我看参知政事王安石，外表淳朴，内中藏有巧诈，对上傲慢，阴险残忍，这是人们都知道的。我略说十件事，都是看到的实事，希望皇上从被蒙蔽中醒悟。这里有一句诬陷，万死不避。王安石过去在嘉祐中判纠察刑狱，因为开封府争鹌鹑公事，理由不当，予以驳回，御史台稍一发文催促，谢恩的话倨傲不恭。之后到仁宗皇帝时，不久王安石丁忧，这事就算罢了。王安石丁忧丧服满，托病不起，多次诏令他不来，整个英宗朝不做官。就算他有病，陛下即位，也应来朝廷一见，才算稍有一些人臣的礼节。等被任命为江宁府，因为对他自己方便，才从命，慢上无礼，这是第一件事。王安石任小官，每一次迁转，就不停地躲避不从，在知江宁府时被授予翰林学士，坚决辞谢。先帝临朝，他就有在山林中隐居的想法，等陛下即位，才有在金銮殿上侍奉皇上的兴致。他为什幺前面那幺怠慢，而后面那幺恭敬呢？见利忘义，难道是他的心思吗？好名想高升，这是他的第二件事。皇上引见赐对经术之士，讲解先王之道，设置侍讲侍读这样的职位，执经在皇上面前，是为皇上述说，并不是传道。王安石在这个职位，于是坐着讲说，使皇上的万乘之尊屈于下，而他摆出师长的架子，真是不识上下的礼仪，君臣的名分，何况他本应该明白道德而辅助别人的呢？只是要挟君王自取声名而已，这是他的第三件事。王安石自从执政，事情无论大小，与同列大臣商议，有时因奏对，自己单独去见皇上，多次求得御批，自己下发，以阻塞同列的议论，正确的都揽在自己身上，错误的使怨恨指向皇上，感情用事不公道，这是他的第四件事。王安石在纠察司，驳回别人的理由多数不合情理，与法官争论刑名不统一，常怀有怨愤。昨许遵误断谋杀一案，极力为他主张，妻子谋杀丈夫，审问后意欲为这种罪减刑，挟持感情而损坏法令，用以报私怨。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决定事情，只听到相勾结的声音。中书省和枢密院研究事情，也都害怕他。徇私报怨，这是他的第五件事。王安石初入翰林，没有听说他举荐过一个人，翰林中的同列，他最赞赏他弟弟王安国的才能。朝廷给他状元的待遇，王安石还说太薄。主试官判卷时不给王安国优，就被中伤。小恩惠必答谢，一点点私仇也要报复。等他执政，才半年，恃势弄权，无所不至。从此害怕他的人都曲意听从，依附他的人出卖自己希图仕进，奔走于他的门下，惟恐落后。他个人的死党，现在已经很多了。怙势弄权，这是他的第六件事。他做宰相没几天，官职的任命就自己做主，凡是被逐放到外地做官的，都是不依附自己的人，还妄言是皇上的意思。如果是这样，就不应是王安石报怨的人。丞相不写敕令，这是本朝的惯例，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做的。他的用意是显示自己的威风，以惊动朝廷，而现在执政的同列都依顺他，重臣们都回避他，于是他就可以专横地做任何事。专威害政，这是他的第七件事。凡是在皇上面前奏对，总是放肆强辩。曾经与唐介争论有关谋杀的刑名，导致喧哗，大家否定王安石而肯定唐介。唐介是忠诚刚直的人，顾大局，不能在口舌上占上风，不幸愤懑，发病而死。从此同列尤其害怕他，即使是丞相也不敢和他较真。任性地评判是非，欺辱同僚，这是他的第八件事。陛下正要效法唐尧，与九族亲善，奉养亲人关心兄弟，以影响天下风俗。而小人章 辟光提出建议要使岐王迁居到外地，这是离间的罪名，一定是罪不容诛的。皇上有旨意送到中书省，想要判他的罪，王安石坚决抗拒不服从，还进危言以迷惑皇上，他就是想要离间，于是真造成了那样的结果。他结朋为奸的事已经很明确，这是他的第九件事。现在国家经费方面的会计事务，都在三司，王安石执政，与知枢密的人一起制置三司条例，军事和财政他都管，所掌握权力的轻重就可以知道了。又举荐三人做事，八人到各路巡行，虽然名为商榷财利，其实是动摇天下。我没有见到它的利处，先见到了它的害处，这是他的第十件事。我所举的这些猥琐之事，污浊了皇上的耳目，确实害怕皇上欣赏他的才辩，长久倚重亲近，分不清真假，辨不清邪正，大奸得到势力，那幺贤者就会离去，败乱由此而生。我推究王安石的作为，本来没有长远打算，只是务求改革，与人不同。只是修饰自己的言辞，掩饰过失，蒙蔽皇上欺瞒下面，我很担忧，误天下苍生的，必定是这个人！希望陛下治理天下的大事，还要和众人商议。现在天灾多次出现，人情不和，只有澄清才行，不应当搅浊。像王安石这样的人久居朝廷，天下肯定没有安定的道理，臣之所以竭诚而言，不考虑横祸，是希望感动皇上，望能判别真伪；况且陛下刚毅果断，对隐藏的一切都有察觉，应当和贤士们的说法相质对，就知道我所说是否中肯。然而诋毁大臣的罪，我不敢逃避。孤立危险的情况下，我写下这些，是因为职分所在，不说心里难安。回复奏章 ，请回避怨敌。
吕诲是什幺人？就是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1067年）因濮议弹劾韩琦、欧阳修，请求杀欧阳修以谢祖宗的那个人。欧阳修所着濮议，对于他的语言、状貌、心术，都刻画无余。欧阳修所说扬君之恶以显示自己的善，还不足，何况是以恶名诬陷君子而获取虚名呢？当时的言官们，大都这样认为，而吕诲是他们的代表。现在就按他所弹劾王安石的话来辩解：吕诲一开始就把卢杞比为王安石，然后才说所疏的十件事，很有点不得已才这样说的意思，而第一件举的是争鹌鹑这一案。当时王安石所判是否得当，现在全案在史书上查不到，已经无法考证。即使所判不当，也是法官解释法文的错误。法文已经很详细了，况且事情在嘉祐末年，至此已经六七年了，这难道还不能过去吗？他的第一第二件事，都说王安石养望名声，实际上是怀有营谋官职之心，这本是一件事，而强分为二，目的是要凑够十件事的数目，已经是很可笑。按他所弹劾的，来看一下事实， 考证治平二年七月，王安石丧服满，英宗召他到朝廷，以至于催了两三次，王安石也有三篇辞谢赴京的三个状，都收在他集中，只是说抱病日久，经不起跋涉，等稍能支持，再任凭官府驱使，还乞求了一个分司官在江宁府居住，以便休养调理，三个状的意思一样，何尝隐居不出仕呢？因此就说他慢上无礼，吕诲不许人得病吗？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闰三月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还有辞江宁府的状在他的集中，因为病还没有痊愈，何尝有不屑于事英宗而只想事神宗的意思呢？王安石自成年到中年，都是因为贫而做官，不认为小官卑贱，所谓隐居山林的想法，他在晚年确实是有，而在此之前不曾有，就是他生平交游往来的书信中，也不曾流露，更不要说对皇上了。在此之前辞去试馆职，辞集贤校理，辞同修起居注，都有原因，都可在他的集中看到，都能得到考证。到治平四年九月授予翰林学士，从此不再辞谢，是因为没有必要再推辞了。这之前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授予知制造，本来也没有推辞。知制造与翰林学士，相差有多少？这里说他先前怠慢，而后恭敬，见利忘义，这文字也太苛刻了吧！他的第三件事因为王安石坐讲，而说他要挟君王而自取名，古代的三公，坐而论道，从汉代到唐代，没有废除过。自从宋太祖篡夺了周的天下，而范质因为是周的旧相，自己怕有嫌疑，不敢就座，从此沿习为成例。皇上面前，不再有臣下的座位，臣子们开始以奴隶自居，而忘记了是和天子一同供任天职的。王安石请求恢复坐讲，不只是效法古代，是确实合于道理。像这样就说是要挟君主博取声名，那幺唐代以前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臣子了。考证叶梦得《石林燕语》，说熙宁初传讲官建议恢复坐而讲道，吕申公、王荆公、吴冲卿，同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都赞同申公等言。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王汾、刘攽、韩忠彦认为讲读官应该为侍，是侍候天子，并不是皇上要向他学习，申公等人的建议就被搁置了。主讲的并不是一个人，为什幺只王安石一个被弹劾呢？况且那事情已经搁置，为什幺还要说他罪不可逃呢？之后的元祐初，程颐为崇政殿讲书，极力请求在殿上坐讲。当时的给事中顾临认为不行，程颐之后就给皇上和太后上书，说顾临所做不正确，以至有一千五百余字之多。这与王安石前后如出一辙，王安石是要挟君王以取声名，那幺程颐难道不是要挟君王自取声名吗？后来《通鉴纲目》，只记载程颐经筵讲读疏，说是豫养君德，而不提坐讲一事，难道是因为原来吕诲攻击王安石太过，不得不为程颐隐讳吗？况且从此后讲学的人，也没有人再以坐讲来议论王安石了，难道是因为避程颐的讳，才使王安石免去了罪名吗？宋人对待是非太没有原则了！第四件事是说正确的都揽在自己身上，错误的就把怨恨都推到君王身上等等，自从新法施行，整个朝廷都把过错归到王安石身上，有恶而无美，有错误而没有正确，如果说把美名都揽到自己身上，不知这时有什幺美可以揽的，吕诲能说出王安石揽得的美名吗？如果说他把怨恨都推在皇帝身上，那幺众人所攻击的是新法，所怨恨的是王安石，不知还有什幺过失可以使人们怨恨皇帝的，吕诲也能指出具体的事吗？他的第五件事是登州阿芸的狱案，是从许遵开始议，王安石主持的。即使其中不免有过失，根据他这过错就知道他仁慈，而却说王安石徇私报怨。试问案中的人，哪一个是王安石所私厚的，谁又是王安石所怨恨的？况且这事是很琐碎的，却叫嚷不停，怎幺不怕厌烦呢！第六件事是把王安国的及第作为王安石的罪责，考证王家人登上进士榜的，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有王贯之，是王安石的从祖；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有王益，是王安石的父亲；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是王安石；庆历六年有王沆，是王安石的从弟；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有王安仁，是王安石的兄长；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有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有王雱，是王安石的儿子。六十年中，祖孙父子兄弟共有七位进士，那幺科名也是他家所固有的，这算什幺事，难道必须暗中帮助才能得到吗？王安石的兄弟，在当世都有声名，而王安国与王安石齐名。之前有吴孝宗《上张江东书》，称道王安国的贤德，想荐举他的人很多。而嘉祐五年，欧阳修有《送平甫下第》诗中有：“自惭知子不能荐，白首胡为侍从官。”则王安国之贤德是可以知道的了。熙宁元年，王安国由韩绛、邵亢所推荐，召试赐进士及第，与王安石有什幺关系，还因此被诬呢？幸亏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先一年成为进士，否则又将为吕诲的弹劾奏章 增加一条资料了！第七件事说王安石专权，真如他所说，似乎有可谈论的地方，然而从宋史中考证，说当时中书授予官职的文书，数日决定下来，皇帝就问王安石，然而这是出于神宗的意思，不可用“专”来说他。第八件事说唐介被气死的事，考证《宋史》唐介传，说唐介多次与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强辩，而皇上支持他，唐介不胜愤怒，背上长疽而死，年六十岁。而吕诲说曾与唐介争论刑名，而又是为阿芸的事来说的。人死于病疽，是很平常的；唐介六十而死，尤其平常。唐介曾经和文彦博因为灯笼锦的事在皇帝面上争论，以至遭到放逐，而没有死；而死于争论有关一个妇人重罪轻判的事，如果确实是这样，则可以说是轻如鸿毛了。因同僚中死了一人而列为罪状，那谁能没有罪呢？第九件事说章 辟光请岐王居于外等等，自古**的国家，因兄弟争皇位而导致国家变乱的，史上不断出现，因此后世诸王分封，必定使诸王到外地去，以为与其离得近而苦苦相逼，不如离得远一些而常保无事。岐王和嘉王，是神宗同母的兄弟，没有比他们更亲热的了。熙宁初，着作佐郎章 辟光请求使他们迁居到外地，这与阴邪小人私下的离间是不同的。神宗想加罪给章 辟光，爱自己的亲人理当如此，王安石独自违背众人的看法，不想给章 辟光加重罪，关键他是作为大臣为国家所谋划；况且岐王和嘉王都是贤王，熙宁以来，岐王多次请求到外地住，表章 呈上就被推却，这是岐王以礼要求自己。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有病。之前二王每天都来问起居，等到降制立延安郡王佣为太子，就不让二王随便进入了。凭宣仁太后的母子至亲，神宗二十年的友爱，会有什幺嫌疑？然而仍然这样，是宣仁皇后以礼来对待二王的。元祐初年，才赐颢亲贤坊与弟对门住，并且下制说：“先皇帝忠实于兄弟的友情，以恩胜义，不许二王出居在外，如同武王待周公的用意。太皇太后严格遵守朝廷的礼制，以义约束恩，才听从他们的请求，出居于外宅，使有孔子远其子的用意。二圣不同，而做事的道理相同。”由此来说，章 辟光的请求，符合同归于道的主旨，不能加以重罪的道理就更明确了，而王安石就更没有罪了。他的第十件事是攻击三司条例，开始议论到新法。当时的财政，不能不整理，而整理财政，必须有一个机关，则条例司就不能不成立，前面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至于派遣使者巡行各路，是先行调查，才立法制，是遵守了为政的次序。他所派遣的八人中，有像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当时号称为贤者的都在，当初的用心，难道是有意任用小人以败坏天下大事吗？当时均输、保甲、青苗、免役诸法，还没有施行，荆公之怀抱，尚没有一试，而吕诲凭什幺就见到他是误天下苍生的人呢？考证《宋史》吕诲传中说：章 辟光上奏说岐王应迁居外宅，皇太后怒，皇帝下令治章 辟光离间之罪，王安石说无罪，吕诲请求将章 辟光交给狱吏，没有被允许，于是上疏弹劾王安石。吕诲实际上是因为争章 辟光的事没有达到目的，激于意气，而不惜以很严重的言辞来诬告王安石，与之前因争濮仪不随己意，激于意气而不惜去诬告韩琦、欧阳修的事如出一辙。像这样的人，就算是宽大对待他们，也不免要像孔子那样说他爱好直率却不知礼数，如果严格要求他们，必得像尧帝所说，他的谗巧之说断绝了君子之行，震惊了我们。史书上说吕诲将要上朝回答皇上的话，司马光在朝房遇到他，悄悄问他“今天要说的是什幺事”，吕诲说：“袖中的参文，是新写的。”司马光惊讶地问：“这是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人，为什幺要评论他呢？”从这里可见当时的贤士大夫，没有一人不相信王安石的为人的，诋毁到王安石私德的，只有吕诲一个人罢了。这与蒋之奇、彭思永的用帷薄之事诬陷欧阳修没有什幺区别，后人没有人能为他申明这一点，我因此不怕费笔墨，辩解如上所述（以上所辩的，一半采自蔡上翔的言论，再加上自己的内容，因此不再注明，蔡上翔的名字附于此）。
（考异十三）《宋史-吕诲传》又说：章 辟光的这一奏章 ，本是王安石、吕惠卿所引导，章 辟光扬言，朝廷如果加罪给我，我就不放过这两个人。据此来说，则王安石和吕惠卿实际是这一案的罪魁祸首，而且章 辟光又扬言于外，吕诲肯定已经听说，不难根据情况指出实情，而他在弹劾时为什幺不说呢？难道是吕诲对王安石有所爱吗？这肯定是后来恨王安石的人，根据吕诲的话而增加的内容，而史书上还采用了，以至于和原来的奏疏全然对不上，这也是一项欺骗啊。
现在将当时因争议新法而辞去官职的，列举在下面：
熙宁二年五月翰林学士权开封府郑獬因断谋杀狱，不依新法，出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诰钱公辅都因与安石议新法不合，拱辰出判应天府，公辅出知江宁府。
六月御史中丞吕诲弹劾王安石，皇帝发还他的奏章 ，吕诲于是请求离开，出知邓州。
八月，知谏院范纯仁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聚敛财利，民心不宁，皇帝不听。范纯仁极力请求离开，出知河中府。不久转为成都转运使，因新法不便，告诫州县不得马上施行，王安石对他的阻挠感到愤怒，贬他知和州。
同月，侍御史刘述、刘琦、钱 接连弹劾王安石，贬刘述知江州，刘琦监处州盐酒务，钱 监衢州盐税。
同月，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因与吕惠卿论新法不合，贬为河南推官。
十月，同平章 事富弼称有疾病求退，出判亳州。
三年，正月，判尚书省张方平极言新法的危害，力求离开，出判应天府。
二月，河北安抚使韩琦因论青苗意见不被听从，上疏请辞去安抚使，只领大名府路，皇上批准。
（考异十四）史书上称王安石痛骂韩琦、富弼，说富弼罪恶滔天，又说依附韩琦是欧阳修的罪，又说他的儿子王雱说将韩琦、富弼枭首于市，新法就可施行等等，种种诬陷之词不一而足。假如王安石果然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丧心病狂也不过分。然而从《临川集》中看，恰恰与之相反。集中有《赐允富弼辞免左仆射诏》，其中说道：“你辅佐我的祖父，功劳施于当时，身有善德，始终如一。忠良贤德，体恤国家，实在应该留下。如果国家有大的疑难，或许要求助于你”等等。（后略）还有《赐允韩琦乞州诏》中说：“你以公师的身份，将相的地位，统管四路，守卫一方，责任重大，郡臣都无法相比。虽然患病，希望早日痊愈。你频频发来奏章 ，以病相告。朝中的宗师元老，对你有特殊的看待。恩情和礼义之间，怎幺会对你薄情。违背你的意愿，姑且就这样便利安适。”又有《贺韩魏公启》中说：“（前略）您做官是受了天命，作为当世的人臣之极，真是节操被当世所推重，德行名望可以作为当代的表率。您掌握着朝廷的机密，揽有中枢的大权，毁誉之言多不胜数，平安和惊险往往在一念之间，因此天下的民众把您的被重用与否作为国家安危的表现。（中略）像您这样进退以仁义为标准，行动时机恰当，实在是太完美了。我长久地承受您的庇护和收留。我身为近臣，想达到人臣的节义；世道正逢大好的机会，我心中怀有不如您的想法。我自己与高大无缘，不敢忘记旧时的有德之人。（后略）”由此来看，王安石对于韩琦、富弼二人，实在有不胜向往的诚意。而韩、富二人与王安石，虽然论新法不合，而私交始终没有改变。他多次乞求休息，也确实是因为老病，未必是因为王安石专于新法的缘故。而史书上所说王安石用难听的话诽谤韩琦和富弼的说法，必定是欺骗，这是无疑的。
同月，授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固辞不拜。
三月，知审官院孙觉，因论青苗法不便，出知广德军。四月，御史中丞吕公着因论青苗法，出知颍州。同月，参知政事赵汙恳求离位，出知杭州。同月，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安石罪状，不报。三人也没有被罢免和责斥。同月，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御史王子韶，上奏说新法不便，各请求离官。贬程颢为京西路提刑，贬张戬知公安县；贬子韶知上元县，贬常通判滑州。七月，枢密使吕公弼因弹劾王安石，被贬知太原府。九月，翰林学士司马光，多次请求离去，留他不从，贬为知永兴军。十月，翰林学士范镇弹劾王安石，以户部侍郎辞职。四年三月，下诏察奉行新法不称职者。先是知山阴县陈舜俞，不散青苗钱，知长葛县乐京、知湖阳县刘蒙，不奉行募役法，都被罢官。到此，有了这诏书，知陈留县姜潜到官数月，青苗令下，潜就把它贴在县门三日，无人至，遂撤榜给了小吏说：“民不愿这样做啊。”就很快离开了。四月，监官告院苏轼上疏极力评论新法，皇上不听。乞求外任，贬为杭州通判。五月，知开封府韩维，因论保甲法不合，极力请求到外郡去，没有挽留成，贬为知襄州。六月，知蔡州欧阳修因老病辞职。
（考异十五）《纲目》中有：欧阳修以风骨节操自持，既已经连连被污蔑，年六十，就乞求辞去职位。在守青州时，上疏请求停止散青苗钱，皇帝想再召他回来执政，王安石极力诋毁他，于是把他迁官到蔡州，这时他请求辞职的心思更为迫切，冯京请求留下他，王安石说：“欧阳修依附韩琦，认为韩琦是社稷之臣，这些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他有什幺用？”于是让他以太子少师的身份离开了职位。蔡上翔辨析说：自宋代的天圣、明道以来，欧阳修以文章 风骨操守被天下予以重望。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曾巩给欧阳修的信中说：“王安石虽然已经得到科名，他很自重，不愿被别人知道，认为不是欧阳修不足以了解我。”这时王安石二十四岁。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欧阳修才第一次见王安石。从此书信往来都见之于奏章 中的，相互称赞，无与伦比，欧阳修的全书中，可以看到这些。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欧阳修论青苗法不便，并且又擅自不让发青苗钱，这些也只是论国家大事，希望有益于国家和百姓而已，哪里曾斥责为奸邪，狠如仇人，有如吕诲等人那样过分的言辞呢？而世人传王安石做丞相后，曾痛骂欧阳修。考证欧阳修擅自不放青苗钱在熙宁三年夏天，到十二月，王安石同平章 事，第二年春，欧阳修有《贺王相公拜相启》，其中说道：“高步儒林，成就三朝非常重的威望；晚年登上朝堂，受天子非常的礼遇。”像欧阳修这样正直的人，假如在王安石参政时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而在他做丞相后又去献言阿谀，难道是欧阳修的所作所为吗？后来欧阳修去世，而王安石写文章 祭奠他，对于欧阳修的做人和做文章 ，他在朝中的大节，他坎坷困顿的生活经历，与他生平的知己之情，死后对他的想念之情，全都显露出来。凭王安石得到皇上的如此专宠，施行新法如此果决，有什幺需要畏忌欧阳修的，而非要把人排挤走呢？于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把他骂为天下的恶人，而死后又把他誉为天下不可多得的人，这难道是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吗？考证欧阳修在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因濮议被吕诲、彭思永所攻击，四年，因流言被彭思永、蒋之奇诋毁，从此极力请求到外郡，于是去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以至于死，那幺在熙宁的四年中，欧阳修一天都没有在朝廷上待过，而成年告病，尤其在王安石没有执政之前，这与王安石有什幺关系呢？“在一国则乱一国”这些话，出自杨中立的《神宗日录辩》，这时污蔑之辞已经显而易见，后人以这作为王安石的罪过，而两人的全集中都没有看到这样的话，是为什幺呢？现在按蔡氏的文章 ，辨证已经很确凿，不用再增加了，欧阳修的离职，不是因为王安石，而在这里叙说，只是要辨析一下说王安石排斥忠良的污蔑之辞。欧阳修是这样，那幺凡是杂史所写王安石诋毁他人的话，又怎幺能都信呢？王安石祭欧阳修的文，实在是中国数得着的文字，录入在本书第二十章 ，可参看。
七月，御史中丞杨绘、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疏论免役法之害，贬杨绘知郑州，刘挚监衡州盐仓。五年三月，判汝州富弼上书，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授司空武宁节度使任职。六年四月，枢密使文彦博请求离开，授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七年二月，监安上门郑侠进献流民图，说大旱是新法所导致，不久以擅自发马递罪交给御史审查处理。八年正月，放逐到英州。
以上所述，都是当时阻挠新政的大概情形。德高望重的元老们，在朝堂上作梗；盛气凌人的言官们，在下面起哄。而王安石孑然一身，挺立于他们中间，天下的艰难危险，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王安石在熙宁三年有《答手诏慰抚札子》，其中说：“窃观天赐陛下聪明智慧，确实不难以复兴尧舜的大治，因此不量才力和时事是否适宜，敢以没有什幺才能的之身，任天下怨恨诽谤，想以侍奉圣上的意志。自从参与政中以来，已经有一年了，没能有所作为，而内外勾结，合起来阻挠，一心要欺蒙百姓来迷惑皇上，流俗如波荡起，以至于如此。陛下又如何不被迷惑，恐怕我太渺小，最终不能获胜。”他危难困苦之情，百世之后读者仍将为他哀痛。如果不是王安石那样坚韧不拔，那成就什幺事呢？后世那些恨王安石的人，就不必再说了；那些欣赏王安石的人，也不免因为任用小人而为他可惜。王安石所任用的人，果真都是小人吗？我将另外论述；而当时阻挠新政的人，难道不是世人所称为君子的吗？如程明道，如苏子由，都是王安石最初提拔为僚佐的。其余韩、富、文、吕诸元老，与王安石共事的，有的一年，有的二三年，有的四五年，王安石从什幺时候开始排挤他们的呢？而这些贤人动不动就以离职来争论新法，王安石能因为要慰留僚友的原因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吗？还是要发挥自己的学施行自己的志愿而得罪自己的僚友呢？二者不得不选择其一。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三年，曾上疏请求罢政事，也因为自己的志向既然不能施行，就奉身以退。而神宗既然信任他越来越深，任用他越来越专，皇帝这样，王安石怎幺忍心相负呢？就鞠躬尽瘁，以求大业能够成功。那些贤人既然不肯苟同，发誓不与他同立于朝廷，也只有听从他们离开了。我们生在今天，为王安石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能不能有个方法得以两方面都保全的呢？王安石当时所立的法，并不是不好；他所革除的弊端，也都是这些贤人们所指出过的。变法后所取得的成绩，可能不如当初所期望的，则也是因为奉行者没有找到合适的人的缘故。假使这些贤人们能和王安石和衷共济，时常帮助而防止过分的行动，怎幺能看不到更显着的效果呢？而事实却是不问是非，凡是新法，必死力攻击。明知攻击它并不能改变皇上的志向，就呈递弹劾自己的状文离去从而成就自己的名声。甚至有的身为地方官，不允许州县奉行朝廷的法令。这些人既然都是大户，被士庶们所了望，于是凡不利于新法的人，都依附到他们这里来，以鼓动天下的耳目，使人民无所适从，比如一只手画圆，十只手画方，虽然有好的法令，而最终也无法推行，这是必然的。然而使新法的利处不能补偿它的弊端的，是谁的罪过呢？逼迫王安石不得不使用小人的，是谁的罪过呢？即使这样，王安石对待异己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对那些元老，都自己请求居于外地，仍然再三挽留，不同意然后才允许他们的。对那些小臣，也不过降职或补缺，没有一人被彻底免官的，而治罪就更没有了。这中间只有郑侠一人，被驱逐流放，还是王安石罢相回到江宁那一年间的事（王安石在熙宁七年六月罢相，在八年二月复相，而郑侠被放逐英州是在熙宁八年正月间的事）。知道子产、商鞅是怎样对待贵族的吗？知道张江陵是怎样对待言官们的吗？我的朋友南海潘氏博曾论说王安石，说可惜他纯用儒术，而缺乏法家的精神，可以说评论得很确切。而世上的评论者，都说王安石行申、商之术，用严峻的法律来束缚百僚，这与当时的情形怎幺那幺相反呢？王安石对士大夫们是以礼相待，即使他的新法因为这些人而不能全部施行，然而他的度量，足以成为千古的模范，而元祐间的那些贤人们对待熙宁、元丰间的大臣又是怎样的呢？我论说到这里不禁有茫然之感。
章衮在《王临川文集序》中说：
（前略）熙宁的新政，君主以尧舜对待百姓的心意，坚决主持于上；臣子如对待尧舜的心意对待君主，在下极力拥护；关键是都是为天下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大臣们如果能推究它本来的心意来议论新法，依靠新法的所得来救助它的过失，推广来以探究未明的大义，减少或增加，以矫正那种要胜过对方的偏激情绪，务求同心同德，寻求贤才以施行新法，对宋室未必不能有利。而竟然是一条令才下，诽谤就跟着来了，今天哄然而攻击的，是王安石，明天哗然而议论的，是新法。言官们借此来获取敢言的名声，公卿们借此来博得体恤民情的声誉。远方的小官吏，随声附和，以使自己列入朝廷中的某一党，而讨论政事的朝堂，成了相互憎恨仇视的地方。而当时下面还没有不法之徒，借新法作为变乱的发端，远处也没有二虏的来使，因新法而说出不敬的言语，而这些大臣们，自己先开始相互攻击和诬陷，像决堤的河水那样来势凶猛，如狂人怀着必胜的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全都认为是好的，果真都是好的吗？新创立的法令，都诋毁为恶的，果真都是恶的吗？还有在他们议论时，出于一人之口的，也自相矛盾，如苏颖滨曾说官府自己办借贷的便利，而他却极力诋毁青苗钱，司马光在英宗时，曾说农民赋税之外，应当不再有事，衙前这些职位也不用募民来做，而却极力诋毁雇役法。苏东坡曾说不取灵武，就无法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的强大就不能阻止，而他却极力诋毁熙河之役，又如他说已经不能施行雇役了，而改天又力争说雇役不可罢之类就是这样。还有很多事相类似，自己去做就认为是对的，王安石去做就认为是错的，如河北弓箭社，实际上与保甲法相表里，苏东坡请求增修弓箭社的社约，并加以照顾，而单单深恨保甲法就是这类。（中略）像这样的，既不是知是非的定论，也没有周到详尽分析利弊得失之后的宏大计划，所以王安石把这些一概看做是平庸之辈的议论，而主张新法更为坚定，施行更为有力。一时的议论，也就如此了。而左右记史的官吏，后世那些写书记事的人，又都务求用不符合事实的话进行诋毁，甚至有的分离开文义，单独拿出几句话来夸大其词。然而当时攻击新法的人，并不是真要攻击新法，是因为攻击王安石而才攻他的法。（略）管仲、子产、商鞅这几个人，是诸侯的贵臣罢了，然而都凭他们谋略周密详尽，果敢坚忍，才能在他们的国中得以施展才华。而王安石以世不常有的奇材，在天下统一之日，君臣相互投合，有如鱼水，而却这样的不顺利，是因为时势不同了，而遭众人嫉妒的缘故。国内多事，四境多敌，就像那河流中的船，不知去向哪里，这时有才智的人，众人必定归向他，这就是管仲这些人得志的原因。宋代的体制，本来就是宽和温厚的，真宗、仁宗以下，这种风气更为强盛。士大夫们竟然把含糊当做宽厚，把因循当做老成，又有的高谈雅望，不肯删除繁杂、解决疑难以求取功名。而小人们则悠闲地如同养在厩里的马，即使有时饲料不足也不会有事，一旦养马的人要给他们整理和擦拭，必然会用蹄子踢，用嘴来咬。在这时想立刻改变原来的轨道而施行新法，他们惊骇和诽谤就没有什幺疑惑的了。王安石之所以不被舆论所理解，这就是其中的原因。贾谊年少美才，以疏远大臣的身份，慨然想为国家改制立法，当时周勃、灌婴这些人，虽想害他，也没有那幺去做。是因为贾谊未曾有执政的机会，而汉文帝只以对待众人一样来对待他。现在王安石的声誉倾一世之高，既然已经被人所忌恨，再加上南方人骤然富贵，父子兄弟相继来到皇上近旁，神宗又动不动就把他看做圣人，而把他看做心腹，等非议峰起时，王安石又悍然自己担起天下人的怨恨，极力与反对者相抗而不顾，王安石之所以不被舆论所理解，这又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后略）
章 氏的这番议论，讲王安石之所以被阻挠的缘故，可以说是洞见其中的症结。他说到南人骤贵，嫉妒者众，尤其说到点子上。唉！凭王安石洁白的品质，广阔的胸怀，如凤凰飞翔于千仞高空，哪里会顾得上下面有鹓雏吓腐鼠的事呢？而王安石的失败，竟然是因为这啊。庄子说：“中原的人，在礼义上明白，而在人心上糊涂。”又说：“人心比山川还险，了解它比了解天意还难。”王安石只是糊涂于知人心了，因此遇到世上所谓的小人就会失败，遇到世上所谓的君子也失败。如果论说王安石的缺点，大概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即使这样，假如使王安石明于知人心，他就会随波起伏，众人找不出他的错误，拿不住他的把柄，不仅一时间会得到别人的曲意逢迎，而且还将有传于后世的美好名声，而又怎幺肯因为国家的缘故而牺牲自己的安乐和名誉，被众人诽谤而不悔呢。唉！我中国数千年来的士君子，其中明于知人心的很多，而糊涂的有几人呢？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崩，哲宗立，宣仁太后临朝。五月，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遂尽废新法，且窜逐神宗朝旧臣，今记其略如下：
元丰八年七月，罢保甲法。
十一月，罢方田法。
十二月，罢市易法。
同月，罢保马法。
元兴元年闰二月，蔡确出知陈州，章Ｘ出知汝州。
同月，罢青苗法。
三月，罢免役法。
四月，罢熙河经制财用司。
六月，窜邓绾李定于滁州，窜吕惠卿于建州。
二年正月，禁用王氏经义字说。
四年四月，罢明法科。
五月，窜蔡确于新州。
以上不过举其荦荦大者，其他不复枚述。一言蔽之，则当时于熙丰所行之事，无一不罢；于熙丰所用之人，无一不黜而已。范纯仁尝语司马光曰：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役议或难回，则可先行诸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从，持之益坚，纯仁曰：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见《宋史-纯仁本传》）昔光尝奏对神宗，谓安石贤而愎。夫光之贤，吾未知视安石何如，若其愎则何相肖而又加诸厉也！而新法遂从兹已矣。
新法之当废与否，吾于前数章既详论之，不再赘。而据俗史所纪，则谓元兴初政，天清地明，全国欢欣，四夷动色者也。吾不暇与之辨，请引先儒之说一二，助我张目焉。陈氏（汝锜）
司马光论云：
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吾以为始于君实。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夫新法非漫然而姑尝试之者，每一法立，其君其相，往复商订，如家人朋友，相辨析积岁弥月，乃始布为令甲。而神宗又非生长深宫，懵于闾里休戚之故者，推利而计害，原始而究终，法未布于方内，而情伪已胸中如列眉。故虽以太后之尊，岐王之戚，上自执政，下逮监门，竞苦口焉，而不为中止。虽其间奉行过当，容有利与害邻而实与名戾者，要在因其旧以图其新，救其疵以成其美，使下不厉民，而上不失先帝遗意。斯宵小无所乘其间，而报复之祸无从起矣。安在悻悻自用，尽反前辙？前以太后诸人争之而不能得之于神宗者，今以范苏诸人争之而亦不能得之于君实。一有逢己之蔡京，则喜为奉法，盖先帝肉未冷，而诸法破坏尽矣。是欲以臣而胜君，而谋之数十年者，可废之一朝也。是谓己之识虑为能贤于先帝，而昔以为良法，今以为秕政也。不大横乎！孔子何以称孟庄子之不改父臣与父政乎？今其言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变，若王安石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夫以神宗之为君，岂政由宁氏，听穿鼻于其臣者，而云安石所建立乎？安石免相居金陵者八年，新法之行如故也。安石建之，能使神宗终身守之，而不与手实鬻祠俱报罢乎？且元兴之戋刂除更张无孓遗，而所云百世不可变者安在乎？吾恐先帝有灵，目不能一日瞑地下也。又云：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夫一切因革所为，告之宗庙颁而播之天下臣民者，吾君之子，不曰吾君之母也。君母而可废阁先帝行事，是吕后之所以灭刘，而武后之所以篡唐为周也。人臣而可挟母后之权弁髦其主，是徐纥郑俨李神轨之共相表裹而势倾中外也。尚可训乎？况元兴之初，嗣君已十余龄矣，非遗腹襁褓而君者，朝廷进止，但取决于宣仁，而嗣君无与焉。虽嗣君有问，而大臣无对，此何礼也？苏子容危其事，每谓诸老无太纷纭，君长谁任其咎？而哲宗亦谓惟苏颂知君臣之礼。盖哲宗之藏怒蓄愤，已不在绍圣亲政之日，而小人之逢君报怨，亦不待章京用事之时矣。何者？人臣而务胜其君以为忠，岂人子而不务继述其父以为孝？上见其意，下将表异。一表之于章Ｘ，而羁管窜逐无虚日。再表之于蔡京，而为妖为孽，外假绍述之名而以济其私，而宋事不可为矣。君实不当少分其咎哉！孔子曰：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敝。不虑终，不稽敝，乃举而委之于天，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天可幸乎？天而以死先君祚宋乎？则太甲之颠覆典刑，为天实祚商；而汉惠帝之与曹参辈，守画一而清静焉，为天不祚汉矣
王氏（夫之）宋论云：
哲宗在位十有五年，政出自太后者，凡八年，哲宗亲政以还，凡六年。绍圣改元以后，其进小人，复苛政，为天下病者，勿论矣。元兴之政，抑有难于覆理者焉。绍圣之所为，反元兴而实效之也，则元兴之所为，矫熙丰而抑未尝不效之，且启绍圣而使可效者也。呜呼，宋之不乱以危亡者几何哉！天子进士以图吾国，君子出身以图吾君，岂借朝廷为定流品分清浊之场哉？必将有其事矣。事者，国事也，其本君德也，其大用治教政刑也，其急图边疆也。其施于民者，视其所勤而休养之，视其所废而修明之，拯其天灾，惩其吏虐，以实措之安也。其登进夫士者，养其恬静之心，用其方新之气，拔之衡茅，而相劝以君子之实也。岂徒绍圣哉？元兴诸公之能此者几何邪？所能卓然出其独至之忱，超出于纷纭争论之外，而以入告者，刘器之谏觅乳媪，而以伊川请就崇政延和讲读，勿以暑废而已，范淳夫劝帝以好学而已。自是而外，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其进用者，洵非不肖者矣。乃一惟熙丰所贬斥之人，皇皇然力为起用，若将不及，岂新进之士，遂无一人可推毂以大任之，树百年之屏翰者，而徒为岭海迁客，伸久郁之气，遂可无旷天工乎？其恤民也，安石之新法，在所必革矣。频年岂无水旱，而拯救不行；四海岂无冤民，而清问不及；督行新法之外，岂无渔民之墨吏，而按劾不施；触忤安石之余，岂无行惠之循良，而拔尤不速。西陲之覆败孔棘，不闻择一将以捍其侵陵；契丹之岁币屡增，不闻建一谋以杜其欺侮。夫如是则宋安得有天下哉？一元兴诸公扬眉舒愤之区宇而已矣。马吕两公，非无忧国之诚也，而刚大之气，一泄而无余。一时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于蛮烟瘴雨之中，暗暗自得，出不知有志未定之冲人，内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难仰诉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疆敌，一举而委之梦想不至之域，群起以奉二公为宗主，而日进改图之说。二公且目眩耳荧，以为惟罢此政，黜此党，召还此人，复行此法，则社稷生民，巩固无疆之术，不越乎此。呜呼！是岂足以酬天子心膂之托，对皇天，质先祖，慰四海之孤茕，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称大臣之职者哉！吾诚养君德于正，则邪自不得而窥；吾诚修政事以实，则妄自无从而进；吾诚慎简干城之将，以固吾圉，则徼功生事之说自息；吾诚厘剔中饱之弊，以裕吾用，则掊克毒民之计自消；吾诚育士以醇静之风，拔贤于难进之侣，为国家储才于百年，则奸佞之觊觎自戢，而善类之濯磨自宏。曾不出此，而夜以继日，如追亡子。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兴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然则使元兴诸公，处仁英之世，遂将一无所言，一无所行，优游而聊以卒岁乎？未见其有所谓理也，气而已矣。气一动而不可止，于是吕范不协于黄扉，雒蜀朔党不协于群署，一人茕立于上，百尹类从于下，尚恶得谓元兴之犹有君，宋之犹有国也？而绍圣诸奸，驾驷马，骋康庄以进，莫之能御矣。反其所为者，固师其所为也。是故通哲宗在位十四年中，无一日而不为乱媒，无一日而不为危亡地，不徒绍圣无然矣。当其时，耶律之臣主，亦昏氵㸒而不自保；元昊之子孙，亦偷安而不足逞，藉其不然，靖康之祸，不能待之他日也。而契丹衰，夏人弱，正汉宣北折匈奴之时会，乃恣通国之精神，敝之于一役一此之短长，而弗能自振。呜呼！岂徒宋之存亡哉？无穷之祸，自此贻之矣！立乎今日，以覆考哲宗之代之所为，其言洋溢于名册，以实求之，无一是当人心者。苟明于得失之理，安能与登屋遮道之愚民，同称庆快邪？
案船山此文有'为岭海迁客伸久郁之气’及'拂拭于峦烟瘴雨之中’二语，此失考也。荆公当国时，未尝窜逐一人，据前表所列，已较然甚明。即荆公罢政后，八年间，亦未闻有谪廷臣于岭海之事。故元兴时窜蔡确于新州，而范淳夫言此路荆棘近七十年，此可证也。
章氏（衮）王临川文集序云：
元丰之末，公既罢相，神宗相继殂落，群议既息，事体亦安。元兴若能守而不变，循习日久，膏泽自润，孰谓非继述之善也？乃毅然追怼，必欲尽罢熙丰之法，公以瞑眩之药攻治之于先，司马公又以瞑眩之药溃乱之于后，遂使国论屡摇，民心再扰。夷想当时言新法不可罢者，当不止于范纯仁李清臣数子，特史氏排公不已，不欲备存其说尔。不然，哲宗非汉献晋惠比也，何杨畏一言，而章Ｘ即相，章Ｘ一来，而党人尽逐新法复行哉？悲夫！始也群臣共为一党为抗君，终也君子小人各自为党以求胜，纠纷决裂，费时失事，至于易世，而犹不知止，从古以来，如是而不祸且败者，有是理哉？公昔言于仁宗，谓晋武帝因循苟且，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弃礼义捐法度，后果海内大扰，中国沦于夷狄者二百余年。又谓可以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此则恐有无及之悔。由此观之，则靖康之祸，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艰难，不避谤议，而每事必为者，固公旦天未阴雨绸缪牖户之心也。而古今议者，乃以靖康之祸归于公，毋亦秦人枭参夷之习未亡乎？
陈氏章氏，固平昔崇拜荆公者也，其言或不免与余同病，阿其所好。若王氏之诋荆公，盖无以异于俗儒，而其论元兴之政也若此，彼尧舜宣仁而皋夔马吕者，其可一省矣。且元兴诸人之可议者，犹不止此。宋人王氏明清玉照新志云：（原书未见，据蔡氏荆公年谱引。）
元兴党人，天下后世莫不推尊之。绍圣所定，止三十二人，至蔡元长当国，凡背己者皆着焉，殆至二百九人，然而祸根实基于元兴嫉恶太甚焉。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定王介甫亲党吕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亲党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为歼厥渠魁胁从罔治，范忠宣太息语同列曰：吾辈将不免矣！后来时事既变，章子厚建元兴党，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于士大夫报复，而卒使国家受其咎悲夫！
章蔡之兴党狱，至今稍有识者，皆深恶而痛绝之。夫章蔡之宜恶绝无论也，庸讵知肇造此孽者，不在章蔡，而在天下后世所推尊之元兴诸贤，苟非有玉照新志偶为记述则四十人榜于朝堂之事，迄今无复知之者矣。夫党籍榜与党籍碑则何以异，况泐碑颁诸天下，乃崇宁间事，其在绍圣时，亦不过榜之而已。（《宋史李清臣传》云：Ｘ既逐，诸臣并籍吕公着文彦博以下三十人，将悉窜岭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为无过，然皆累朝元老，若从Ｘ言必骇物听，帝曰：是岂无中道耶？合揭榜朝堂置余人不问。）由此观之，则作俑者实吕梁刘诸人，而章蔡乃尤而效之，其罪反得从末减也。而党籍碑为万世唾骂之资，党籍榜则无人齿及，岂有幸有不幸耶？亦史家赋之以幸不幸而已。
蔡确之既贬也，台谏犹论之不已，谏议大夫范祖禹亦言确之罪恶，天下不容。执政将诛确，范纯仁王存独以为不可，力争之。文彦博欲贬确岭峤，纯仁闻之，谓吕大防曰：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近七十年，吾辈闻之，恐不自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竟窜确于新州今广东肇庆府新兴县即岭峤也。）。纯仁又言于太后曰：圣朝宜务宽厚，
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语，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为将来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不听，确遂死于窜所。呜呼！此以视荆公执政时所以待异己者何如？而荆公蒙峻刻之名，元兴诸贤，论者或犹咎其除恶不尽，天下尚有是非乎哉！
陈氏汝锜又曰：“杨中立当靖康之初，谓今日之事，虽成于蔡京，实酿于安石。此语既倡，口实翩翩，以熙宁为祸败靖康之始基，以安石为鼓舞蔡京之前茅，其诬甚矣。今史牒具在，凡京所逢迎，如虚无是溺，土木是崇，脂膏盘剥于下，而宫闱盘乐于上，蠹国害民者非一政，然何者为熙宁之政？凡京所交结，如内侍则童贯李彦梁师成，佞幸则冲勔父子，执政则王黼白时中李邦彦辈，挑衅召乱非一人，然何者为熙宁之人？虽京弟卞馆甥介甫，而京不以卞故，受知介甫，用事于熙宁元丰之间也，何与介甫事，而以为致有今日之祸者王安石乎？推尊配享，特借此欺君盗宠之地，而庶几弥缝其不肖之心耳。如篡汉为魏者，未尝不藉口于舜禹之事；造作苻命弄孺子婴于股掌者，未尝不以周公之居摄为解，岂可谓三让登坛，厉阶于让德稽首，而负于南面，乃教后世以称假皇帝成即真之谋哉？”其言可谓隽快。窃尝论之，绍圣间章Ｘ用事，尚颇有意于绍述荆公，犹未至于祸宋也。祸宋者实惟蔡京，而蔡京之得跻显要，汲引之者谁乎？非荆公而温公也。温公欲废募役法，复行差役，群僚颇以为难，京五日而了之，温公赏其才，遂加委任。若援举主连坐之律，则温公得毋亦有不得辞其咎者耶？夫温公亦贤者也，吾固不敢学史家深文周内之技，以京之祸宋，府罪于温公；独奈何山膏善骂者流，乃反以府罪于与京风马牛不相及之荆公也哉！
【译文】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驾崩，哲宗立，宣仁太后临朝执政。五月，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于是将新法全部废除，而且放逐神宗朝的旧臣，这里记录这事情的大概如下：
元丰八年七月，废保甲法。
十一月，废方田法。
十二月，废市易法。
同月，废保马法。
元祐元年闰二月，蔡确出知陈州，章 惇出知汝州。
同月，废青苗法。
三月，废免役法。
四月，废熙河经制财用司。
六月，放逐邓绾、李定到滁州，放逐吕惠卿到建州。
二年正月，禁用王氏经义字说。
四年四月，废明法科。
五月，放逐蔡确到新州。
以上不过举出那些大的事情，其他不复一一举出。一言以蔽之，当时对于熙宁、元丰年间所施行的事，没有一项不废除的；对熙宁、元丰年间所用的人，没有一个不罢免的。范纯仁曾对司马光说：“去除那些过分的法令就可以了，废除差役法这件事，尤其应当慢慢研究一下再说，不然的话，可能伤害百姓。希望您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不一定非要自己拿主意；自己拿主意，就有可能被逢迎者乘机迎合。差役法也许不好改回来，可以在一路先施行一下，来看一下效果。”司马光不听，坚持得更坚决。范纯仁说：“你这是不让人说话啊。如果想取媚于你而得到容悦，比原来去迎合王安石以达到富贵又怎幺样呢？”（见《宋史》范纯仁传）过去司马光曾对神宗说，王安石贤能却刚愎。司马光的贤能，我不知他比王安石怎幺样，如果说刚愎，不是更加相像并严重吗？从此新法就全完了。
新法应当不应当废除，我在前面几章 已经详细论述过了，不再多说。而根据俗史记载，则说元祐初年，整个形势是天清地明，全国欢欣，周边国家都震动，我没有空来分辨这些。让我引用先儒的一两个说法，来帮助我说明一下。陈汝锜在《司马光论》中说：
靖康之祸，评论的人都认为祸端在王安石，我认为祸端是从司马光开始的。 并不是司马光祸乱了靖康，而是司马光引起了靖康的祸乱。新法不是随便的尝试，每一个新法确立，皇帝和丞相，反复商议，如家人朋友一般，成年成月地辨析，才开始颁布成为法令。而神宗又不是生长于深宫之中，不知道民间忧乐的人，根据利而计算害，从开始推究到结束，法还没有在国内颁布，能否施行在心中已经很明白了。因此虽然凭太后的尊位，岐王的威德，上面从执政官，下到守门人，都苦口相劝，也不能使神宗停止。虽说施行的过程中奉行过了头，有利也有害，实际和声名不一致，但关键是新法是在旧的基础上来图新，改变弊端而成就美好，使在下不伤害百姓，对上不违背先帝的意愿，坏人没有可乘之机，这样报复的祸患就不会来临。为什幺这样自以为是，将前面的都违反呢？原来太后等人争取却不能从神宗那里得到的，现在范纯仁、苏东坡等人争取也不能从司马光那里得到。一遇到逢迎自己的蔡京，就高兴地认为他守法，先帝尸骨未寒，而这些法已经破坏完了。这是以臣胜君，谋划了数十年的事，一天之中就废除了。就是说自己的见识和思虑贤于神宗，而过去的良法，现在都已经成了不良的措施，也太蛮横了吧！孔子是怎样称赞孟庄子不改变父亲的大臣和父亲的政策的呢？现在司马光说：先帝的法，好的百世也不能变，而像王安石建立对天下有害的，改变它就要如同救火和搭救落水的人一般。神宗作为皇帝，岂能所有的政策都由王安石来做主，听任臣子牵着鼻子走，而说是王安石所建立的？王安石离开相位居于金陵八年，新法和原来一样施行。王安石所建的法，使神宗终身坚守，为什幺不和手实等法一样都报废呢？而且元祐时所铲除和改变的法律无一遗漏，他所说的百世不可变在哪里呢？我怕先帝有灵，一天也不得瞑目。又说：太皇太后是以母亲更改儿子的东西，不是儿子更改父亲的东西。一切对以往政策的继承和改变，告知宗庙并颁布于天下臣民的，都说是我君之子，不说我君之母。皇帝的母亲可以将先帝的政策搁置起来，因此吕后就可以灭刘，武后可以篡夺了唐的天下而为周。大臣可以借母后的权势而不把君王放在眼里，因此徐纥、郑俨、李神轨这些人相互勾结而势倾中外也，这些先例都可借鉴吗？况且元祐初年，皇帝已经十几岁了，并不是婴儿皇帝了，朝廷的所作所为，都取决于宣仁太后，而皇帝无法参与。即使皇上提问，大臣们也不回答，这是什幺礼仪呢？苏子容感到这事危险，每次都对这些老臣们说不要太找麻烦，皇上是任人怪罪的吗？而哲宗也说只有苏颂知道君臣之礼。大概哲宗藏在心中的愤怒，已经在绍圣亲政之前就已经有了，而小人们报怨，也不等章 惇、蔡京执政了。为什幺会这样？做臣子的力求胜过皇帝才算是忠，难道儿子不力求继承父亲就是孝吗？皇上表现出自己的用意，下面就会有异常表现：首先的表现是章 惇，拘禁和放逐，没有一天闲日子；再就是蔡京，为妖为孽，假借绍述的名义而满足私欲，宋代的事也就无法挽回了。这些罪过中司马光又应当有一部分吗？孔子说：“讲话一定要考虑讲话的影响，而行为就要考察它的效果。不顾影响，不顾效果，就等于把它交给上天。”就是说上天如果降福给宋，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上天可以被希冀吗？难道上天让神宗死是降福于宋吗？那幺太甲颠覆典刑，就是上天降福给商；汉惠帝和曹参这些人，坚守天下划一而清静，就是上天不降福于汉了。
王夫之《宋论》中说：
哲宗在位十五年，政令出自太后的，共有八年。哲宗亲政之后，共六年。绍圣改元之后，提拔小人，恢复苛政，成为天下的祸患，不再说了。元祐的政策，也难以再理清了。绍圣时的所作所为，说是反对元祐而实际上是效仿他；那幺元祐年间的所作所为，是改正熙丰而未尝不效仿它，况且是引导绍圣使他们效仿。唉！宋能不变乱而危亡还能支撑多久啊！天子提拔士人是为了国家，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君王，怎幺能够将朝廷作为定流品分清浊的场所呢？这样必然会有事发生。事是国事，它的根本是君王的品德，它最大的用途是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确定政策和刑狱；它的急迫是边疆的稳定，它施行于民，百姓劳作多时使他们得到休养，百姓闲时教化他们，有天灾拯救他们，有暴吏要惩治，用实际的措施使百姓得以安定；选择士人，要培养他们恬静的心，用他们上升之气，从底层把他们提拔上来，用君子的实际来劝导他们。不单单是绍圣时，就是元祐时的这些人，能有几人做得到呢？能卓然提出独到见解，超出纷纭争论之外并能告诉皇上的，刘器之上书谏寻觅乳媪，而因为伊川请就崇政延和讲读，不要因为署废而停止，范淳夫劝皇上好学。这些之外，都与已死的王安石争是非，提出的建议没有几个能用于实政措施的。所提拔使用的，实在是没有什幺才能的人，只要是熙宁、元丰间被贬的人，急急忙忙极力起用，难道新出现的这些士人，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担当大任吗？百年培养出的栋梁之材，为他们伸展被放逐到边地的郁闷之气，这样就可以不辜负上天吗？他们要体恤民情，王安石的新法就必须要改变。许多年间怎幺会没有水旱？而不去拯救。四海之大怎幺会没有冤民？而慰问不到。督促施行新法之外，难道就没有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而没有去弹劾。除了触犯王安石的人之外，难道没有行为端好的官吏吗？而提拔不迅速。西部边境又发生了紧急事件，没有听说派一个将领去阻挡外族的侵犯和凌辱；每年给契丹的岁币多次增加，没有听到谁想出谋略而杜绝它的欺侮的。如果都这样宋怎幺还会有天下呢？只不过成了元祐这些人扬眉吐气、抒发愤懑的天下罢了。马、吕两人，也不是没有忧国的诚心，但除了粗硬之气外，再也没有什幺了。蜷曲在边远的地方，希望将来大展宏图的大臣们，在峦烟瘴雨中掸着尘土，舒缓自得的样子，在外的不知道还有个有志没有施展的帝王，在内不知道有个靠不住的女主人，朝廷上不知道有不昌明的法令，在野不知道有难以倾诉的疾苦，外面不知道有觊觎江山的强敌，一切都寄托在人家不来骚扰上，众人都来奉二公为宗主，每天提一些改变法令的议论。而且二公耳背眼花，以为只有废除这些法令，赶走这一党，召回原来被罢免的人，重新施行老的政策，才是国家百姓巩固稳定的办法，其他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唉！这难道足以告慰皇上对国家的托付，不愧对皇天和先祖，安慰四海的孤独者，折服西北狡猾的入侵者，而做到了大臣的职守吗？我如果有君子正直的品德，奸邪小人自然不能偷窥；我如果能根据事实来制订政事，那幺欺骗就无法得逞；我如果能小心地挑选有能力的将领，来保卫家园，那些求功生事的说法自然停息；我若真能去除中饱私囊的弊端，同时使财物丰富，那幺聚敛害民的想法自然会消失；我若真能用醇静的风气来教育士人，在难以仕进的人中提拔人才，为国家储备百年的人才，则奸佞之人的觊觎自然会收敛，而善良的人自然会加强修养。而完全不是这样，而是夜以继日，如同找丢失的孩子。提拔一个人，就说这是熙宁、元丰时所罢职的；罢免一个人，就说这是熙宁、元丰间所升职的；施行一种法令，就说这是熙宁、元丰年间所革除的；革除一种法令，就说这是熙宁、元丰年间所施行的。然而如果让元祐间的这些人，处在仁宗、英宗的时代，他们将什幺也说不出，什幺也做不成，就这样悠然乐哉地直到老吗？没有见到他们有什幺理，仅是气而已。 气一动就不可停止，于是吕、范在官府之中生出不协调，雒、蜀、朔党在官署中生出不协调，还怎幺说元祐时还有君王、宋还有国家呢？绍圣时的那些奸人，驾大车，沿康庄大道登上高位，没有人能驾驭他们。反对他们的人，也向他们学习。因此哲宗在位的十四年中，没有一天无祸乱，没有一天无危亡之地，不只是绍圣不是这样。在这时，契丹的君臣们，也昏氵㸒不能自保；西夏元昊的子孙们，也偷安在那里不足成为祸患。如果不是这样，靖康那样的祸端，就不用等到来日了。而契丹衰败，夏人弱小，正是汉宣帝北击匈奴的时机，而却集中了全国的精神，来争论一彼一此的短长，而不能自振。唉！难道只是宋的存亡吗？无穷的祸患，就从此开始了。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回头再看哲宗时代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言辞洋溢在史书中，而求他们的实际作为，没有一个是有心之人。如果能够明白得失的道理，怎幺能与愚昧的百姓，一起来庆祝呢？
（按）王船山此文中有“为岭海迁客伸久郁之气”及“拂拭于峦烟瘴雨之中”二句，已经不能考证了。王安石当国时，没有放逐过一人，据前面表中所列，已经非常明白。即使是王安石辞相之后，八年间，也没有听说过有贬大臣到偏远之地的事，因此元祐时放逐蔡确到新州，而范淳夫说这条路荆棘已经长了近七十年，这话可以证实。
章 衮在《王临川文集序》中说：
元丰末年，王安石被罢免了丞相之职，神宗相继死去，对王安石的议论既已平息，事情也就安定下来，元祐年间如果能守住改革的法令不变，沿袭的时间长了，效果自然会显现出来，谁说没有继承的好处呢？要是非要追究旧怨，必会将熙宁、元丰间所施行的法令全部废除。王安石以猛药先进行了救治，司马光又用猛药将改革的内容全改了回来，于是使国家政策多次改变，民心多次扰乱。回想当时提出新法不可废除的，不只是范纯仁、李清臣等人，只是写史的人不遗余力地排挤王安石，不想把当时的说法都保存下来罢了。并不是这样，哲宗不是汉献帝、晋惠帝可比的，为什幺杨畏一说，章 惇就当了丞相呢？章 惇一上台，他的同党就将新法全都废除了，悲哀啊！开始的时候是群臣为了对付皇帝而结为一党，最后这些君子和小人都各自结为对立的派别而求取胜出，造成相互决裂，耗费时日，耽误政事。等到立了新君，还不能停止。自古以来，如此而不产生祸患，有这样的道理吗？王安石当初对神宗说过，晋武帝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不为子孙的长远而打算，当时在位，也只是苟且偷安，放弃礼仪，不要法度，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原一带沦于外族之手二百多年。又说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比当前更合适的了，过了这个时候恐怕后悔都来不及了。由此看来，靖康年间的祸乱，王安石是早已经预料到了。因而他苦心经营，不怕艰难，不逃避别人对他的诽谤和议论，每件事都亲自去做，这是像周公旦那样，天还没有下雨，就把房屋加固遮盖好的做法。而古今议论此事的人，竟然将靖康之祸的原因都归于王安石，这不是相当于秦人斩首、车裂、灭族刑罚的习俗没有停止吗？
陈氏、章 氏本来是平常崇拜王安石的人，他们的话不免和我有同病，阿其所好。如王氏诋毁王安石，大概与俗儒没有什幺区别，他论元祐之政也是如此。那些把宣宗、仁宗当做尧、舜而把马、吕当做皋陶、菱（古代贤臣）的，都可以省去了。况且元祐这些人中可议的，还不止这些。宋人王氏《明清玉照新志》中说：（原书没有见到，据蔡氏《荆公年谱》中的引文）
元祐党人，天下后世没有不推尊他们的。绍圣时所定的，只有三十二人。到蔡元长当政时，凡是背叛自己的都被写进去，已经到二百零九人。而祸根其实基于元祐时嫉恶太过分了。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定王介甫亲党吕吉甫、章 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亲党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张榜贴在朝堂。范淳父上疏说应该整治首领，胁从不治。范忠宣叹息着对同列说：“我们也将不免有今天了。”后来时事既变，章 子厚建元祐党，果如忠宣所说，大抵皆出于士大夫报复，而卒使国家受到祸乱，悲哀啊！
章 、蔡兴党狱，至今稍有见识的人，都深恶痛绝。他们所作的恶不用再说了，怎幺知道这造孽的肇始者，不在章 、蔡，而在天下后世的推尊他们为贤人的那些人。如果不是《玉照新志》偶然为他们记述，那幺朝堂上张榜的四十人的事，至今也不会有人知道。党籍榜和党籍碑又有什幺区别呢？况且刻碑颁布到天下，是崇宁间（公元1102年~1106年）的事。在绍圣（公元1094年~1097年）时，也不过张一下榜而已。（《宋史-李清臣传》说：章 惇既已经放逐了诸臣并记下吕公着、文彦博以下三十人的名字，将要都放逐到外地。有志行清白的人说：改变先帝的法度不能说没有错，然而都是几朝的元老，如果听章 惇的话，必然会使众人惊骇。皇帝说，这难道没有折中的办法吗？于是把朝堂上的榜文揭下来，其他的人不再过问）由此来看，始作俑者实际上是吕、梁、刘这些人，而章 、蔡只不过是跟着学的，他们反而可以从轻论罪。而党籍碑是万世唾骂的材料，党籍榜则没有人提及，哪里有幸与不幸呢？也不过是史家赋予幸与不幸罢了。
蔡确被贬，言官们仍评论不休。谏议大夫范祖禹，也说蔡确的罪恶，天下不容，执政者应该杀蔡确，范纯仁、王存两人认为不可，极力争取。文彦博要贬蔡确到岭峤，范纯仁听说后，对吕大防说：“这条路自乾兴以下，荆棘已经长了近七十年，我们这些人开辟它，恐怕将来自己也免不了。”吕大防于是就不敢再说。过了六天，竟然把蔡确放逐到新州（今广东肇庆府新兴县也就是岭峤）。范纯仁又对太后说：“圣朝应力求宽厚，不能因语言文字这些事，因为暧昧不明的话语就诛杀和放逐大臣。现在的举动将被来人效法，这样的事不能开头啊。”太后不听。蔡确于是死在放逐之地。唉！用这事来对比王安石执政时是怎样对待异已者的如何呢？而王安石蒙受苛刻严厉的名声，元祐的这些贤人们，评论者仍追究他们除恶不尽，天下还有是非吗？
陈汝锜又说：“杨立中在靖康初，说今日之事，虽成于蔡京，实际上是从王安石开始酝酿的。这话一说出，证据就纷纷出来了，把熙宁作为祸败靖康的开始，把王安石作为煽动蔡京的前辈，这诬陷太过分了。现在史籍都在，凡是蔡京所逢迎的，溺于虚无，大兴土木，对下盘剥百姓，对上游乐无度，害国害民的不是一件事，而这中间哪一项是熙宁时的政策；凡蔡京所交结的人，如内侍中的童贯、李彦、梁师成，佞幸小人则如冲勔父子，执政者如王黼、白时中、李邦彦等，惹是生非的不是一个人，哪一个是熙宁时的人呢？虽然蔡京的弟弟卞馆是王安石的外甥，而蔡京没有因为卞馆的缘故而受到王安石的知遇并在熙宁和元丰年间当权，这与王安石有什幺关系，而使人认为有今日的祸患是因为王安石呢？推为尊者送到宗庙中受祭祀，只是借此欺骗皇上盗取宠幸，或许还可以掩盖他不肖之心。篡夺汉天下的人，未尝不借口于舜和禹的事；制作符命把子婴玩弄在股掌之中的，未尝不用周公摄政的故事来解释；怎幺可以说三让登坛，因为谦让的品德而产生祸端，而到南面成为皇帝后，就又教给了后世因为称假皇帝而成为真皇帝的谋略呢？”
这话说的真是痛快。曾私下议论它，绍圣年间章 惇做事，还很是有意地继承了王安石，还不至于加祸于宋朝；成为宋的祸害的，只有蔡京。而蔡京成为显要，为他举荐导引的是谁呢？不是王安石，而是司马光。司马光想废募役法，重新施行差役法，同僚们都很为难，蔡京五天就把事做完了，司马光赏识他的才能，于是加以委任。如果按举荐连坐的法律，那幺司马光难道没有不得推卸的责任吗？司马光也是贤者，我不敢学史家歪曲或苛刻地援引法律条文的伎俩，把蔡京使宋蒙受的祸乱归罪于司马光，可怎幺会想到那些善于骂人的怪兽，会把这归罪于和蔡京风马牛不相及的王安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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