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之论荆公，其迳诋之为小人者，不必论矣，即仰之为君子者，亦未尝不以好用小人为公之玷。然则公果好用小人乎？公所用者果如史家所记述，无一而非小人乎？则又请平心以察之。
吾尝极论荆公所以不得不用小人者，以当时君子莫肯为之用，斯固然矣。抑考公之言尝曰：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诸臣之才，惟鲧优于治水，故虽方命圮族，而不能舍鲧。以此推之，则虽谓其好用小人也亦宜。及其致政而归也，亦自言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则其为小人所累而颇自悔之，当亦属于事实无可为讳者。夫小人非不有时而可用，而能用之与否，则恒视乎用之之人。以纯粹之君子而用小人，天下之险，莫过是也。夫人而曰小人，必其机巧变诈之尤者也，而用之之人，必其机巧变诈能与之相敌，且更过之，使彼虽极其寿张之技，而不能遁出于吾股掌之外，斯能用小人矣。若张江陵则其人也，若胡文忠则其人也，若曾文正则已非其人也，若王荆公则更非其人也。何以故？以荆公为纯粹之君子人故，以荆公为太无权术之君子人故。
虽然，谓荆公为专好用小人则非也，谓荆公所用者为皆小人，则尤非也。公上神宗论馆职札子云：陛下即位以来，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小有才而无行义者，此等人得志，则风俗坏矣，欲救此弊，亦在亲近忠良而已。公之所进规于其君者如是，而岂其躬自蹈之？又制置条例司之初立也，神宗屡以问荆公，公曰：今欲理财，则必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恐风俗由此而坏，将不胜其敝。陛下当念国体有先后缓急。（本传不载此语。华氏《续通鉴》载于熙宁二年三月，其见宋史何处未暇细检。）是荆公之谆谆于进贤退不肖者,至深且切。故与其谓荆公好用小人，毋宁谓神宗好用小人，而荆公则虽矫正之而犹未能尽者也。夫荆公所拔擢拂拭之人，其为后世所称为君子者抑多多矣。然或后此以不附新法，用之不终，史家遂不认此人为荆公所用。夫荆公既锐意必欲行新法，则凡不愿奉行新法者，虽欲终用之而不能，此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而谓荆公无欲用之之心焉，不可得也。若夫始终肯奉行新法之人，则后之史家，初不问其人平日行谊何如，即此附和新法之一端，已指为罪大恶极。不宁惟是，又往往虚构事实，必被以恶名而始为快，不必其与荆公共政事者，即平昔往还稍稔者，亦无一而获免焉。如是则荆公所用者，安得不皆为小人哉？非荆公之好用小人，徒以其人既经荆公之拂拭，旋即经史家之锻炼，虽君子亦为小人已耳。吾非敢谓荆公所用者必无小人，愿以为虽有之，而其不善决不如是其甚。夫以荆公之懋德高节，而经史家之刻画，犹使后之读者，觉王衍卢杞俨然在目，则其他操行不及荆公，而授人以可乘之隙者，其受诬更何所不至耶？夫以韩琦而可指为交结中官，以欧阳修而可指为盗氵㸒甥女，且举朝汹汹，谓为希恩固宠，巧饰欺罔，则当时争意气者，岂尚有是非之心，而其言又可信耶？孙固濮议，稍抗舆论，则群斥为奸邪，然则千年来指荆公所用为奸邪者，又安知其非孙固之比耶？吾固非强欲为荆公所用之人辩，然固有不容已于言者，今请就所可考见之人而一一论列之。
陈升之升之在仁宗时已为执政，非荆公所特拔。然荆公集中有送陈升之序，盖自其微时，而即期以重任，及制置条例司初设，即引典共事，故神宗之相升之，实为荆公推毂无疑。升之任谏官五年，所论列百数十事，其人亦非庸庸者，徒以与荆公共事之故，史称其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其信否则非吾所能断也。
王珪珪典内外制十八年，至熙宁三年，始参知政事。九年，同平章事，终神宗世为相。其为荆公汲引与否不可知。然固始终奉行新法者，本传于其执政前多褒美之词，于其执政后多讥弹之语，平心论之，盖一中和之人也。
苏辙荆公初设制置条例司，首擢辙为检详文字。荆公之特拔小臣自辙始，后以不附新法，出为河南推官。
程颢
制置条例司初设，遣使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而颢与居一焉，是颢实为荆公所特拔之士也。后以不附新法，出为签书镇宁军判官。而宋史于安石传颢传，并不载其曾为条例司官一事，殆以受知于安石为颢玷，故讳之欤？
刘彝
条例司所遣八人之一。前本为县尉，荆公特拔者也。史称其以不附新法罢，又言神宗择水官以其悉东南水利，除都水丞，是非不用也，固其所长而专委以一事耳。以不当冲要之故，本传无贬词，且亟称其材。
卢秉亦所遣八人之一也。史称其与薛向行盐法扰民，然请罢发运使献余羡，其综核名实可见。其后征西夏，立奇功，则其才之瑰伟可知。其父革以廉退闻，而秉未冠即负隽誉，尝言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似士大夫之立名节也。蒋堂赏味其言，卜其必为隹器。而荆公因读其壁间诗，识其静退，故特拔之。秉后守边，以父老累乞归养，神宗手诏慰留，父革闻之，亦以义止之。后革疾亟，始得归，遂不复出。以此言之，秉之名节，诚卓荦可观，不负荆公之知矣。而宋史则谓其阿徇时好，父子相去甚远，夫革未尝谓其子不肖，且责以大义，不许告归，而史家竟不许革之有子，何以故？徒以其奉行新法故。
谢卿材、侯叔献、王汝翼、曾伉、王广廉条例司所遣八人此其五也，宋史皆无传，事迹不可考。以程刘卢三人例之，当皆佳士也。（蔡氏上翔言谢卿材侯叔献皆当世所号为贤者，不知所据何书，俟考。）
吕公着公着后此与司马光同破坏新法，史家所目为大贤者也。而其超擢显官，实荆公荐之。史家恐污点公着，故于公着传讳而不言，而于其兄公弼传云：“安石知政事，谦公弼不附己，白用其弟公着为御史中丞以逼之。”盖又欲借此以入安石罪，遂忘却为公着讳，而留此痕迹经示人也。顾吾独不解恶其兄者何以荐其弟，而用其弟又何以能逼其兄也。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矣。要之荆公之荐公着，灼然无疑，而诋荆公专用小人者，将何以自解耶？
韩绛
绛为荆公所汲引，代陈升之领条例司，未几参知政事，又继荆公为相，一守成法，时号传法沙门，以故本传极丑诋之。然考神宗初立，韩琦即荐绛有公辅器，是其材德之优，非独荆公知之也。其早年决狱廉明，抚民周浃，政绩历历可观，为谏官屡论列宫廷积弊，尤为人所难能。庆州羌乱，一举平之，可见其优于军略。知成都府开封府，屡折豪强以苏民困。
仁宗叹曰：众方姑息，卿独能不徇时邪。内诸司数千恩泽，绛执不可，为英宗言身犯众怒，惧有飞语。帝曰：朕在藩邸日，颇闻有司以国事为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惮于谗？是其刚方之气，实朝列所罕见。又尝言富国当尽地力，又首请改差役法，是为治极知大体者，而又数荐司马光，则绝无党同伐异之见，尤可敬佩。（以上皆据本传。）由此言之，荆公之举绛自代，实为得人。而以绛之贤，独心悦诚服荆公，守其法不变，则新法之善，亦可见矣。而宋史绛传，徒以此故，于其入相后，则附以种种丑诋之词，不顾其与前半篇相矛盾，吾是以益知宋史之不可信也。
韩宗师
绛之子，荆公荐为度支判官提举河北常平，史称其孝，此亦足见荆公之不滥举也。
元绛
绛以荆公荐，参知政事，神宗眷顾甚隆。其生平政绩太优，宋史本传，不能加以诬诋，惟于传末云：“绛所至有威名，而无特操少仪矩，谄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时论鄙之。”其传后论云：“王安石为政，一时士大夫之素知名者，变其所守而从之，比比皆然。元绛所莅，咸有异政，亦谄事之陋矣！”若是夫，凡不肯攻安石之人，虽有百千美德，而皆得以一谄字抹杀之，遂成为无特操之人矣。则凡为安石所用者，安得不尽为小人也哉？史于韩绛传亦称其贤，而末缀二语云：“终以党王安石得政，是以清议少之。”与此传正同一笔法，此种清议，此种时论，其价值可见矣。
吕惠卿惠卿，宋史列诸奸臣传者也。惠卿之必非君子人，无待言。然荆公之知惠卿，实欧阳文忠介之，其书见欧集。嘉?六年欧公又有举惠卿充馆职札子，其文曰：吕惠卿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夫以欧公素称知人，其所荐举，皆一世佳士，而于惠卿称之曰饬躬，曰端雅，则其人谅不止才学之优美而已。据宋史本传所载罪状，大半指其奉行新法者。然吾以此为不特非罪状，且可作功状矣。本传又记其绍圣中知延州，夏人入寇，将以全师围延安，惠卿修米脂诸砦以备。寇至，欲攻则城不可近，欲掠则野无所得，欲战则诸将按兵不动，欲南则惧腹背受敌，留二日遁去。据此，则不独有政事才，且能军矣。（本传中记其治军者三处，所策皆中肯。）惠卿之果为奸邪与否，当于其曾叛荆公与否一事决之。据元?初苏辙弹文，谓其势力相轧，化为敌仇，发安石私书云云，后之史家，指为荆公初次罢相时事。今考元丰三年，荆公有答吕吉甫书云：（惠卿来书称特进相公，公以是年始授特进，故知当在是年或在其后也。）
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无与焉，则公何尤于我？趣时便事，吾不知其说焉；考实论情，公宜昭其如此。开喻重悉，览之怅然。昔之在我者，诚无细故之可疑；则今之在公者，尚何旧恶之足念？（下略）（按惠卿来书有云：内省凉薄，尚无细故之嫌，仰惟高明，夫何旧恶之念？故公答书云云。）
观此则荆公与惠卿始合终睽，诚属事实。然其睽也，缘公事乎？缘私怨乎？尚未可知。据荆公书则谓皆缘国事，今徵诸史，亦有可考见者焉。荆公初罢政，惠卿继之，创为手实法，及鬻祠法，皆厉民之政，非荆公意。公复相，即罢之，夫惠卿敢于乱荆公之法，虽谓之叛荆公焉可也，然此尚出于其学识之不足耳，犹有可原。而惠卿自言内省凉薄，不知别有所指否，或荆公大度包之而不复与校耶？窃意惠卿当时必深愤于沮挠新法者，思有以惩治之，常为荆公所折。观荆公罢政数月中，而即有窜逐郑侠之事，可见也。坐是之故，沮挠者之恨惠卿，更甚于荆公，又因其与荆公隙末，更授人以口实，于是史家言其为人，曾狗彘之不若矣。吾以为惠卿诚非佳士，然窃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考异十六）《宋史惠卿传》引司马光言，谓惠卿为之谋主，而安石力行之，一若一切新法，皆出惠卿，而安石不过一傀儡然。吾以为此必非温公之言，果为温公之言，亦诞妄之甚者也。安石之新法，怀抱于平日者已久，观其平昔之诗文及上仁宗书可见也。答吕吉甫书云：举朝纷纷，公独助我。惠卿助安石耳，岂安石助惠卿哉？
（考异十七）宋史记王吕相攻之事甚多，其言皆鄙俚无状，似如所言，则非徒惠卿为奸邪，而安石亦奸邪之尤也。蔡氏上翔辨之甚悉，今避繁不复引。但观答吕吉甫一书，其德量何等宏远，以荆公之为人，岂有肯为此卑劣之事者哉？读者如信公为言行一致之人，则观此一书已足，若犹不信，则吾更哓哓，亦无益也，故不复辨也。
曾布布为曾巩弟，其佐荆公行新法，功与惠卿埒。宋史亦以入奸臣传，吾以本传之文考之，不能得其所谓奸者何在。当时诸新法虽由荆公发其大纲，而斟酌条目，编为法典，半成于布之手。廷臣有难新法者，布一一解之，《文献通考》犹载其一二，则其文理密察之才，与纵横奥博之辩，必有大过人者。本传记其初召见时，上疏请神宗推赤心，奋威断，使四方晓然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此正知本之论，可以匡荆公不逮者也。其于新法事事皆赞助，独于吕嘉问办市易之不善，则严劾之，谓官自为兼并，卒以此得罪吕惠卿，出知饶州，所谓和而不同者非耶？司马光执政，谕令增损役法，布辞曰：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义不可为。斯可谓不变塞焉强哉矫矣！其后崇宁间以得罪蔡京，京诬以贼贿，使吕嘉问逮捕其诸子，锻炼讯鞫诱左证使自诬，则亦由不肯附京故也。（以上所据皆宋史本传。）夫以宋史恶布之甚，至列诸奸臣，然记其行谊乃如此，其他嘉言懿行削而勿载者，何可胜道！其所指为奸状者，不过绍圣间建中靖国间两次倡绍述之论而已。此而曰奸，则何不并荆公而入诸奸臣传也？吾谓曾子宣者，千古骨鲠之士，而其学其才，皆足以辅之，南丰可云有弟。而荆公之得士，亦一夔而已足者也。荆公之冤，数百年来为之昭雪者，尚有十数人，而子宣之冤，乃万古如长夜，吾安得不表而出之？
章亦奸臣传中之一人也。荆公之初用，以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其后使平南北江群蛮，开湖南四府之地，为功为罪，前章已详辨之。元丰三年拜参知政事，时荆公已罢相，未几以其父冒占民田罢知蔡州。元?初驳司马光所更役法，累数千言。光议既行，愤恚争辨于帘前，史称其语甚悖，廷臣交章击之，被黜。而元?七八年间，犹数为言者所弹。哲宗亲政，起为相，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所革悉复之，大兴党狱，并欲追废宣仁太后。哲宗崩，皇太皇议所立，曰：以礼律言之，母弟简王当立。太后曰；老身无子，诸王皆是神宗庶子。复曰：以长则申王当立。太后曰：申王病不可，卒立端王，是为徽宗。罢知越州，寻贬潭州，又窜雷州，徙睦州卒。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束铨，仕州县，讫无显者。宋史本传所记，大略如此。就此观之，果足称为奸臣矣乎？即以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一事论之，其狷介已足以厉末俗。哲宗崩，与太后为所立，卒缘此贬窜以至于死，虽其所主张之简王申王未知何如，若徽宗之荒氵㸒无道，卒以亡宋，此万世所共见也，安知非平昔察其人之不可以君天下，而故尼之耶？即不然，亦不足以为罪也，若夫以绍述熙丰为奸，则亦奸其所奸而已。其最为世诟病者，莫如窜逐元?诸臣且请废宣仁太后二事。请废后则诚有罪也，至窜逐元?诸臣，则亦还以元?所以待熙丰者待彼而已。元?诸臣是，则亦是也；非，则元?诸臣亦非也。而论者必将曰：元?诸人君子也，故可以窜逐小人；章小人也，故不可以窜逐君子。吾不知其所谓君子小人者以何为界说。若论私德耶，之耿介，恐元?诸贤，犹或有愧之者矣：若论政见耶，吾未闻有以政见判君子小人者也！攻新法者既可以指奉新法者为小人，则奉新法者亦可以指攻新法者为小人，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矣！夫之所以报复元?者，其惨酷诚甚于元?；虽然，曾亦计元?之所以报复熙丰者，其惨酷已远甚于熙丰耶！夫以直报怨，斯为美，然此惟太上贵德者能之，岂可以责诸？且元?诸人自谓为君子者，其德犹不足以及此，矧乃哉！吾以为者有才而负气之人也，奸则吾不知也。
蔡确
以本传所载事实考之，实为佥人。然荆公当国八年，始终未尝大用之，官至知制诰而已。所行新法，亦未尝藉其赞助之力，不得谓为荆公所用也。
王韶韶之功具见前，宋史本传痛诋之，今不暇辨。
熊本本之功具见前，宋史本传亦有微词，今不暇辨。
郭逵赵Ｘ皆荆公所用边将，于西夏安南俱有功，史亦有微词。以上四人，殆功过不相掩者，古之名将，往往皆然。因材器使，以求成功而已，是固不足为荆公玷也。
范子渊荆公所用以兴水利之人也。宋史无传，而河渠志述其所建设者颇详，盖力主浚河之议，而能发明新器以为用，亦一材士也，史于荆公政绩，无所不诋，故言子渊迎合取宠，又谓其器不可用，但今者陈迹久湮，其是非吾无以明之。
薛向唐参劾荆公，谓薛向陈绎，安石颐指气使，无异家奴。考公于嘉?五年，尝举向司马政，熙宁初又举为江淮发运使，未几荐为权三司使，其信任之盖甚厚。而向所至政绩烂然，马政漕运皆经整顿，大革积弊，熙河之役，转饷未尝有失，其理财之效，盖等刘晏，即宋史亦亟称之。荆公之能用人，此亦其一矣。独可怪者，宋史向传，于荆公屡次推毂，未尝一言，吾不解其何心也，殆又不欲以污向耶？嘻！
陈绎唐以之与薛向并举，则当为荆公极信任之人。熙宁间尝知开封府。（犹今之顺天府尹，当时一要职也。）宋史本传，寥寥数行，惟有论事不避权贵。（神宗论绎语。）为政务摧豪党，谳狱多所平反三语。此外则诋其私德，谓子与妇一夕俱殒于卒伍之手，又云：缪为敦朴之状，好事者目为热熟颜回。其传末论云：陈绎希合用事，固无足道，闺门不肃，廉耻并丧，虽明晓吏事，又何取焉？据此推之，则陈绎必一操守严正治事敏察之人。古之循吏也，其政绩可观者必甚多，史削之耳。乃云其缪为敦朴，吾不知作史者何以审其必缪也，子妇事何与阿翁，乃指为廉耻道丧！虽明晓吏事，亦不足取，古今有此论人法耶？古今有此史笔耶？要之凡经安石拂拭之人，虽夷亦指为跖，此全部宋史一贯之宗旨也。
邓绾
绾诚一反复小人，荆公所拔诸人，此最为不肖矣。顾公虽尝荐之，然后此恶其媚己，遽自劾失举，公之不自文其过，益可见矣。而世乃谓公好谀，何适得其反哉！
许将其为荆公所荐与否史无明文。然熙宁初超擢不次，不得谓非荆公用之矣。欧阳修尝称其辞气似沂公，举进士授外任秩满后，不试馆职，与荆公同，其澹于荣利可见。荆公赏之，或以此耶！其判流内铨也，以综核名实闻。辽以兵二十万压代州境，请割代地，岁聘之使不敢行，将慷慨请往，面折辽使萧禧，全命而返，其折冲尊俎之功，不让富郑公矣。其判尚书兵部，整理保甲法，卓着成绩。其知郓州，民无犯法，父老叹曰：自王沂公后五十六年，始见狱空耳！其为兵部侍郎，条陈军略甚悉。及用兵西夏，神宗遣近侍问兵马数，将立具上之，明日访枢臣，不能对也。及绍圣初欲发司马光墓，将又谏止之。由此观之，将之才略德量，皆极秀异，荆公执政时特拔之。非无故也。而宋史于传后之论，惟称其力止发墓一事为可取，余悉置之，是得为好恶之公乎！
邓润甫
以荆公荐为编修中书户房事，旋擢知谏院知制诰，累迁御史中丞，其成进士后，尝举贤良方正，召试不应，荆公殆赏其恬退耶！元丰末，神宗命李宪征西夏，润甫力谏，未几为蔡确所陷，落职知抚州，是其人亦鲠直士也。宋史论之曰：润甫首赞绍述之谋，虽有他长，无足观矣。呜呼！是又与韩绛元绛陈绎诸传，同一笔法也。但一附新法，则万善悉不见银，荆公所用，安得不尽为小人哉！
王子韶子韶殆钻营奔竞之徒，荆公初引为制置条例司属官，擢监察御史里行，然旋罢黜知上元县，殆荆公自知其误欤？
吴居厚居厚虽非荆公所拔用，然录其功以迁擢者也。初为武安节度推官，奉行新法尽力，核闲田以计给梅山瑶，计劳，得大理丞，补司农属，其后提举河北常平，增损役法五十一条，史称其精心计，笼络钩稽，收羡息钱数百万。又言其就莱芜利国二冶自铸钱，岁得十万缗。元?时治其罪，绍圣间，为江淮发运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间赖其利，崇宁间为相云。史称其在政地久，无显赫恶，而一时聚敛，推为称首。今以本传所指为罪状者按之，其核闲田以给瑶民，极得招抚之道。就冶铸钱，以润泽一国之金融界，国与民两受其赐。若其疏河通漕，则史亦称之矣。是皆不足以云掊克，独其岁收羡息钱数百万，果为损下益上乎？抑为办理得宜，自然至之乎？今日无从臆断，为功为罪盖未可论定也。然以史家恶之之甚，然犹称其无显赫恶，则其人为能知自爱者可知矣。既知自爱，而理财之才复如此，则荆公拔识之于小吏之中，亦非为过矣。
张商英唐Ｘ言张商英为安石鹰犬，而近儒颜习斋亦言商英善理财，比诸薛向，不知习所斋据何书。考诸宋史本传，则商英以面折章，为所敬礼，归而荐诸荆公。（此亦章不可及处）因得召对，擢监察御史，旋出之于外，终熙宁世未尝大用。其果为荆公所甚倚重者与否，不可深考。哲宗亲政，商英上疏严劾元?大臣，故当时所谓士君子者，恶之特甚。徽宗崇宁初，蔡京相，商英又劾京身为辅相，志在逢君。京衔之，编入元?党籍。大观四年，代京为相，谓京虽言绍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锢士大夫耳。于是大革弊事，改当大钱以平泉货，复转般仓以罢直达，行钞法以通商旅，蠲横敛以宽民力，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帝颇严惮之。然则商英其亦不辱荆公之知矣。
孙觉
与荆公友善，公执政，荐为直集贤院，后以争新法去官，史亟称之。然觉与荆公友谊，终始不变，公薨，觉诔以文，极诵其美。
李常荆公荐为三司条例检详官，后以争新法去，史亟称之。
陆佃荆公弟子，执政后用以为学官，始终能尊其师，惟以不与政事，故宋史不甚诋之，但有微词而已。
李定本传云：定少受学于安石。熙宁二年，孙觉荐之，召至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曰：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无不喜者。常曰：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定曰：定但知据实以言，不知京师乃不许。安石荐之，命知谏院，御史陈荐劾定闻庶母仇氏死匿不为服，诏下江东淮浙转运使问状，奏云：定以父年老，求归侍养，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言实不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养解官，寻改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劝讲之地，并劾安石，章六七上。元丰初，进定为御史中丞，劾苏轼逮赴台狱。哲宗立，谪居滁州。定于宗族有恩，分财振赡，家无余赀，得任子，先兄息，死之日，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骤得美官，又陷苏轼于罪，是以公论恶之，而不孝之名逐着。按唐Ｘ言李定为安石爪牙，而当时劾荆公者，多借定为题，嚣嚣论不已，实当时一大公案也，故今详录本传之文而辨之。传言定为孙觉所荐，觉字莘老，以学行闻于时，与荆公虽旧交，然因争新法不合去官，此其人当为当时诸贤所许者也，何至以不孝之人入荐？又据传言定于宗族有恩，得任子亦先兄子而不及其子，夫孝友之道一也。定友爱至此，而安有不孝者乎？考陆放翁老学庵笔记云：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即佛印也。后为李问妾，生定，又出嫁郜氏，生蔡奴，工传神，是仇氏已三人，其死时与李家恩断义绝久矣。孔氏不丧出母，见于礼记，况于妾母耶？以此律之，即不为服，亦不为过。况仇既死于郜氏，则定所云实不知为仇所生疑不敢服者，实在情理之中，而定犹不忍竟不为服也，而托侍养以解官以行心丧焉，亦可谓情至义尽者矣，且又安知非定之父，不许其子为弃妾持服耶？由此言之，定不得为不孝明矣。就令定果不孝，亦何与安石事？而合全台以攻定，且缘定而攻安石，汹汹然疏至六七上，此何理也？是知其所以攻定者，非以定之不孝也，以定言青苗便民耳；又非攻定也，攻安石耳。以人之不肯随我以破坏新法也，乃不惜构游词以诬其名节，是直夺人之言论自由已耳。此等台谏，非用张江陵之法，一一取而廷杖之，不足以警凶顽，然后世史家。则皆以直颂之矣，可胜叹哉！吾非)龂*)龂*焉为李定辨，凡以见当时攻新法者，其无赖乃至如此耳！
吕嘉问字望之，助荆公行市易法者也。宋史本传极其丑诋，而公有祭其母夫人文云：实生才子，我所叹誊，秉义率法，困而不渝。公罢政归江宁后，嘉问知江宁府，集中有与吕望之上东岭一诗，其末段云：何以况清明，朝阳丽秋水。微云会消散，岂久汙尘滓。所怀在分襟，藉草泪如洗。则嘉问为人，必有可观者，宋史之言，殊不敢尽信也。
常秩秩字夷甫，有道之士，而荆公挚友也。宋史以其友于荆公也，丑诋之。本传云：“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辞，熙宁三年，诏郡以礼敦遣，毋听秩辞。明年始诣阙，奏对后即辞归。帝曰：既来安得不少留，异日不能用卿，乃当去耳。即拜右正言”又云：“初，秩隐居不仕，世以为必退也者。后安石为相更法，天下沸腾，以为不便，秩在闾阎，见所下令，独以为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谏争为侍从，低首抑气，无所建明，闻望日损，为时讥笑。秩长于春秋，着讲解数十篇，及安石废春秋，遂尽讳其学。”今案同一传中前后相去数行间，而记载矛盾至此，前史所未有也。考神宗以治平四年十月，诏秩赴阙，而秩屡辞。直至熙宁四年始入朝，传之前文所纪者是矣。安石之为相，在熙宁二年，秩之被召，在相安石之前二年，秩之诣阙，在相安石之后两年，然犹三使往聘，以礼敦遣，始勉就道，是犹得云一召即起耶？何其好诬人若此！又何其不善诬人若此！案刘敞杂录云：“处士之有道者，孙侔常秩王令。秩颍州人，初未为人知。欧阳永叔守颍，令吏较郡中户籍，正其等。秩赀簿在第七，众人遽请曰：常秀才廉贫，愿宽其等。永叔怪其有让，问之，皆曰：常秀才孝弟有德，非庸众人也。永叔为除其籍而请秩与相见，悦其为人，秩由此知名。”今考欧公集，自治平三年至熙宁三年，所与夷甫诗及尺牍十余条。欧公长夷甫六年，乃称之曰常夫子，又曰愿得幅巾杖屦以从先生长者游。及其卒也，荆公为之墓表，称其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以刘原父欧公荆公三人之贤，而其向往夷甫至于如是，则夷甫之贤可想矣。而史乃诋之如此，且为之论曰：学不为己，而俯仰随时，如桔槔居井上，欲其立朝不挠，不可得矣。呜呼！徒以其与荆公游之故，而掊击至无完肤，欲不名以秽史得乎？至谓秩尽讳其春秋学，则吾考荆公并未废春秋，则秩虽媚荆公，亦何所容其讳，其诬更不俟辨也。（荆公未废春秋，于第二十章别论之。）
崔公度字伯易，博学工文，时号曲辕先生。尝作感山赋七千言，欧阳修韩琦皆重之，刘沆荐茂才异等，辞疾不应。英宗时授国子监直讲，以母老辞。幼与荆公交好，公于嘉?三年，有与崔伯易书，痛王逢原之死，谓世之知逢原者无若吾两人。逢原安贫乐道，曈然尘表，与荆公正同一节操。而伯易能为二人所许如此，则其清风亮节，亦可知想矣。而宋史本传云：“惟知媚附安石，昼夜造请，虽踞厕见之不屑也。尝从后执其带尾，安石反顾，公度笑曰：相公带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耳，见者皆笑，亦恬不为耻。”嘻！不知踞厕时何以有人在侧，而见者皆笑，又何在厕者之众耶？此直不尽情理至秽极鄙之言，而以入之正史，是诚何心！要之凡其人稍为荆公所礼者，务必丑诋之使不侪于人类而已。
王令字逢原，荆公生平第一畏友，刘原父所谓处士之有道者三人之一也。荆公集中诗文与相往复者，不下数十见。其卒也，为铭其墓，称以天民。宋史无传，而王直方诗话云：“逢原见知于荆公，荆公得政，一时附丽之徒，日满其门，进誉献谀，逢原厌之，乃大署其门曰：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意当有知耻者，而请谒不衰。”考荆公所作墓铭，逢原卒于嘉兴四年，实在荆公得政前之十年，此语何从而来？可知宋人之于荆公，所以诬蔑之者无一不用其极，凡亲友无一得免焉。幸而宋史不为逢原立传耳，苟立传，则夷甫之束阁春秋，伯易之拭带圊围，又将盈纸矣。
此三君子者，常崔虽尝一仕于朝，未尝一任繁剧，其于新法，可谓之绝无关系。王则当新法行时，墓木久已拱矣。而后之载笔者，其谒全力以污蔑之也若此，坐是之故，乃使吾并史所载吕章之徒之恶，而亦有不敢尽信者矣。非吾之爱其人者及其屋上乌，实缘昔之载笔者恶其人及其储胥，有不足以坚吾信也。
荆公所用之人不止此，其所交之友亦不止此，而即以此四十人者论之，其贤才泰半，不肖者仅十之二三。其所谓不肖者，其罪状盖犹未论定也。夫以荆公德量汪汪，不肯以不肖待人，间或为人所卖，则宜有之。若谓其喜逢迎，乐便辟，曾是荆公而肯为是耶！夫人苟尝为荆公所任者，或与荆公有亲故者，或不肯随声附和以诋新法者，则虽君子而亦必诬以小人，则其谓荆公专任小人也亦宜，乃独有一元恶大憝之蔡京，其人与荆公有葭莩亲，熊本又尝以奉行新法明敏多才荐之，（见本传。）而其容悦干进之术，不能售于荆公，而反得售于温公，则荆公虽曰不知人，犹加温公一等者矣。
【译文】
自古至今之人评说王安石，直接将他诋毁为小人的，就不用再说了，就是把他奉为君子的，也未曾不把他好使用小人当做他的错误。然而王安石真的好使用小人吗？王安石所用的人，果真像史家所记述的，没有一个不是小人的吗？让我们去除成见，公平地去细察一番。
我曾极力强调王安石不得不用小人的原因，是当时的君子都不肯被他所用，固然是这样。王安石曾说：“洪水的祸患，不可能等有了治水的人才发生；而这些大臣中，只有鲧是擅长治理水患的。所以说即使违命毁了全族的人，也不能舍了鲧。”由此推断，即使说王安石好用小人也是合适的。在他被罢官回家之后，也曾说自己的智慧不足以知晓别人，给自己造成损害的往往是那些交往较多、情谊深厚的人，他被小人所牵累，自己很是后悔，这也是事实，没有什幺可以避讳的。小人也并不是什幺时候都不可用，而能不能用，则要看用他的人。凭一个纯粹的君子来用小人，天下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人之所以称这些人为小人，是因为他有机巧和变诈。用小人的人，一定是自己所具备的机巧和变诈能与小人相匹敌，甚至要超过他们，纵然他们使尽浑身的伎俩，也逃不出自己的控制之外，这样才可以去用小人。像张江陵就是这样的人，胡文忠也是也是这样的人，像曾文正就不是这样的人了，王安石就更不是这样的人了，这是什幺原因呢？因为王安石是纯粹的君子，是不会玩弄权术的君子的缘故。
即使这样，说王安石是专门好用小人也不对；说王安石所用的都是小人更是不对。王安石给宋神宗上的《论馆职札子》中说：“陛下即位以来，因当政的人，有的缺乏才能，因而所使用的，许多人有点小才而没有大义。这些人得志，就会败坏风俗。想要改变这个弊端，就是要亲近忠良之人罢了。”王安石这样去规劝君主，难道他自己不会这样做吗？在制置条例司刚刚建立的时候，宋神宗多次问王安石，王安石说：“现在要理财，就必须使用能人。天下的人只见朝廷以任用有才能的人为首要标准，而不迫切地任用有德的人，恐怕风俗因此而败坏，那样将后患无穷。陛下应当考虑国家大事的轻重缓急。”（在《宋史》中王安石的本传里没有记载这些话，华氏的《续能鉴》中，在熙宁二年三月中有记载，见于《宋史》的什幺地方，没有来得及细查）这些举荐贤良远离小人的话是这样诚恳和迫切，所以与其说是王安石好用小人，还不如说是宋神宗好用小人，而王安石虽然矫正了他而又没有全矫正过来。王安石所提拔使用的人，被后世称为君子的也是很多的，只是有些后来因为不配合新法的实施，就没有一直用下去，史家就不认为这人是王安石所用的。王安石既然锐意改革推行新法，那幺凡是不愿意推行新法的，虽然想一直用他们却又不能，从道理上讲这事肯定是这样。而因此说王安石没有使用君子的心愿，从中看不出来。如果是始终奉行新法的人，后来的史家，就不再管这人平时的品行如何，就是支持新法这一项，就已经被指责为罪大恶极，还不单单是这样，又往往虚构一些事实，非要让他背上恶名才罢休，不一定是和王安石一起共事的人，就是平常与他较熟悉一些的，也没有一个幸免的。像这样，王安石所用的人，怎幺会不都是小人呢？不是王安石好用小人，只是这些人一经王安石的提拔，马上就会被史家加以修饰处理，即使是君子也变成小人了！我不敢说王安石所用的人中没有小人，我只是说即使有小人，那他们的缺点也不像记载的那样严重。就像王安石这样品德高尚的人，经过史家的加工刻画，都使后来的读者觉得他活生生是王衍、卢杞这样的人，那幺其他行为操守不如王安石，又给人以把柄的人，被诋毁还有什幺不可能的？像韩琦这样被指责为与宦官相互勾结，像欧阳修也被指责盗氵㸒甥女，况且整个朝廷对他怒目相向，说他是希望得到并极力巩固恩宠，修饰自己，欺蒙圣上，当时那些和他作对的人，哪里还有是非之心，而他们所说的话又可信吗？孙固在朝廷上争论几句，与当时舆论稍有违抗，就被指责为奸邪，那幺千百年来，指责王安石所使用的人为奸邪的，又怎幺知道他们的才能品行是比不上孙固的呢？我并不是为王安石所用的人来辩解，但有些话我不能不说，下面就把可考证的一些人一一列出来。
陈升之陈升之在仁宗时就已经做了大官，并不是王安石所特别提拔的，在王安石的文集中有《送陈升之序》一文。大概他还在做小官时，王安石就希望能给他以重任，等制条例司刚刚设立的时候，就把他调过来与自己共事，所以神宗以陈升之为丞相，是王安石推举的毫无疑问。陈升之任谏官五年，所经手的有一百多宗事，可以说他并不是庸庸碌碌之辈，只是因为和王安石共事的缘故，被写史的人称为狡猾多变，善于附会而贪图富贵的人，这种说法是不是准确就不是我所能推断的了。
王珪王珪做典内外制十八年，到熙宁三年，做了参知政事。熙宁九年，做同平章 事。到神宗年末，一直担任丞相一职。可以看出，他是被王安石所推荐的，他是始终奉行新法的人。《宋史》在他的本传中对他执政前的事多是赞美表扬之辞，写他执政后则多是指责他的缺点和错误。平心而论，他算是一个中和的人。
苏辙王安石才设置制置条例司时，先提拔苏辙为检详文字一职。王安石破格提拔小官是从苏辙开始的，后来因为不配合新法的施行，被外放为河南推官。
程颢制置条例司才设立的时候，派遣八人到各路去视察农田水利，程颢就是其中一个。程颢实际上是王安石提拔上来的。后来因为不配合新法的施行，外放为签书镇宁军判官。而《宋史》在王安石传和程颢传中，并不记载他做条例司官这件事，因为被王安石所赏识成为程颢的一个污点，所以很避讳提及这事。
刘彝条例司所派遣的八人之一。之前他本是一个县尉，是王安石破格提拔上来的。史书上说他因为不配合新政而被罢官，又说神宗选择管水利的官，因为他熟悉东南的水利，做了都水丞。并不是不用他了，是因他有所擅长而委派他专门做一件事罢了。因为他无关紧要的缘故，《宋史》在他的本传中没有贬词，还很称赞他有才干。
卢秉也是制置司所派遣的八人之一。史书上说他与薛向施行盐法时扰民，然而请求辞去发运使一职并交出财物，综合考核一下他的名誉和实际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后来他去征西夏，建立奇功，他才能的奇异就可以知道了。他的父亲因为谦让而闻名，而户秉还没有成年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声望。他曾说林木如果不培植，根株是长不好的，就像士大夫的名节一样。蒋堂赏味他的这番话，推断他将来必定成为大器。王安石因为看了他的《壁间诗》，赏识他的静退，因而破格提拔了他。卢秉后来戍守边关，多次以父亲年老为由请求退休。神宗亲下诏书留他，他的父亲卢革听说了这事，也以义为由不让他回来。后来卢革病重，才得以回家，从此就再也没有复出。由此看来，卢秉的名誉和节操，确实是非常可观的，不辜负王安石的期望。而《宋史》却说他迎合曲从世俗的爱好，父子的为人相差很远。卢革从来没有说过他儿子品行不好，并且还以大义来要求他，不准许他退休回家，而写史的人不准许卢革有儿子，这是什幺原因？只不过是他奉行了新法的缘故。
谢卿材、侯叔献、王汝翼、曾伉、王广廉是条例司所派遣八人中的五个人。《宋史》都没有为他们作传，事迹也无从考证。从程颢、刘彝、卢秉三人的例子，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不错的人。（蔡上翔说谢卿材、侯叔献都是当世被称为贤者的人，不知是根据什幺书说的，有待考证。）
吕公着吕公着后来和司马光一起破坏新法，史家都认为他是大贤，而他被破格提拔为显官，实际上是王安石所举荐的。史家怕玷污吕公着，就在吕公着的传中讳而不谈此事，而在他哥哥吕公弼的传中说：“王安石知政事，恨吕公弼不和自己一心，对他说要用他的弟弟来做御史中丞来逼迫他。”大概是想用这来增加王安石的罪状。却忘了这是吕公着所避讳的，留下了这个痕迹给人看， 我就是不理解恨哥哥又怎幺能推荐弟弟，用了弟弟又怎幺能逼迫哥哥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重要的是，王安石推荐吕公着，是明显而没有疑问的，那些诋毁王安石专用小人的人，将怎幺来解释这些呢？
韩绛韩绛是王安石所推荐的，代替陈升之管辖条例司，不久就做了参知政事，又随王安石之后为丞相，一心一意保持前人的做法，当时人称“传法沙门”，也因此在《宋史》他的传中被特别地丑化和诋毁。考查一下神宗才继位的时候，韩琦就推荐说韩绛不辅佐天子的大器，可以说他才德的优良，不只是王安石知道。他早年断案廉明，抚慰百姓周到深入，政绩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在做谏官时多次谈到宫廷中长久积存的弊病，尤其是一般人不能做到的。庆州羌族叛乱，他一举平定，可见他擅长军事谋略。他知成都府、开封府，多次打压豪强来缓解百姓的困苦。仁宗感叹说：“大家都姑息他们，只有你能够不屈服于时俗吗？”一些官吏阻止皇帝的恩泽惠及百姓，韩绛坚决反对。曾对宋英宗说自己身犯众怒怕有人告状，英宗说：“我还没有继位的时候，就多次听说当官的把国家大事送人情。你所坚持的是对的，为什幺要害怕谗言呢？”他这种刚正的气节，是历朝所不多见的。他曾说过，要想富国，就要充分利用土地，他第一个请求改变差役法，他是当政者中特别懂得大体的人。他还多次推荐司马光，一点都没有党同伐异的想法，这一点尤其使人敬佩。（以上都是根据《宋史》中他的本传讲的）由此看来，王安石推举韩绛来接自己的班，可以说选人得当。凭着韩绛的贤能，唯独对王安石心悦诚服，守住新法不变更，那幺新法的好处，也是可以看出的。而《宋史》中他的传，只因为这个原因，在他做了丞相之后，就附加给他种种诋毁的言辞，不顾及传的前半篇相矛盾， 我从这里就看出来《宋史》是不可信的。
韩宗师是韩绛的儿子，王安石举荐他为度支判官提举河北常平，史书上称赞他的孝道，由此也足以看出王安石是不随便举荐人的。
元绛元绛是王安石举荐的，官至参知政事，宋神宗非常惦记他。他生平的政绩非常好，《宋史》他的传中对他不能加以诬蔑和诋毁，只在最后说：“绛到哪里都会留下好名声，只是他没有独立的操守和仪法规矩，逢迎奉承王安石和他的子弟，当时的舆论对他很看不起。”在传后的评论中说：“王安石当政，一时间士大夫中向来有些名声的，都改变了自己的操守而依附于他，到处都是这样。元绛所经历的官职，都有很好的政绩，他也逢迎王安石，见识小啊。”如果是这样，凡是不肯攻击王安石的人，虽然有百千种美德，都要被一个“谄”字所抹杀，成为没有独立操守的人了，凡是那些被王安石所用的人，怎幺能不都成为小人吗？史书中的《韩绛传》也说他贤明，而最后加了两句说：“韩绛因为和王安石是同党而当政，因此好的议论就少了。”和这个传是同一个笔法。这种议论，这种舆论，价值就可以看出来了！
吕惠卿《宋史》把吕惠卿列入奸臣的传中。吕惠卿肯定不是君子，这就不用说了。王安石了解吕惠卿，实际上是欧阳修介绍的，介绍他的书信在欧阳修的文集中就有。嘉祐六年欧阳修还有一篇《举惠卿充职札子》，文中说：“吕惠卿有才学有见识，聪明而机敏，尤其能晓文艺，喜欢用古法要求自己，可以说是个端庄文雅之士。”欧阳修向来以识别人才着名，他所荐举的人，都是少有的人才，而称赞吕惠卿“饬躬”、“端雅”，则这个人恐怕不只是才学优异而已。据《宋史》他的传记中所记载他的罪状，大半是有关他奉行新法的。可是我以为这不但不能称为他的罪状，还可看做他的功绩。他的传中还记载他知延州，夏人入侵，将要用全军来围困延安，吕惠卿在米脂等地修了工事来防备。等敌人到来后想要攻城而不能靠近，想要掠夺而野外什幺都没有，想要求战可守将们都按兵不动，想绕到南边又怕腹背受敌，停了两天就退回去了。据此可以说他不单有政治才能，还有军事才能（在他的传中写了他治军的三件事，他所提出的策略都很中肯）。惠卿是否真是一个奸邪之臣，应当用他是否背叛王安石这一件事来决定。据元祐初苏辙弹劾他的文章 ，说他与王安石势力相互倾轧，变成了仇敌，私自拆启王安石的书信等等。后来的史家，认为这是王安石第一次被罢免丞相的事。现在考证元丰三年，王安石有《答吕吉甫书》中说：（吕惠卿来信中称特进相公，王安石是在这一年刚被授以特进的，所以知道这事应当是在这一年或之后）
与您同心，现在却有了不同的政见，都是因为国事，哪里有其他的呢？同朝众多的人中，您单单帮助我，我对您有什幺不满意的呢？别人议论您，我并没有参与。那幺您为什幺要怨恨我呢？我只是办事方便而趋赴时风，我不知道那些议论。根据实际情形来说，您是这样的明白。您的来信很明白，看后感觉到非常失意。往日我所做的，确实没有一点可疑的地方，今天对您来说，还有什幺旧恶要挂念呢？（下略）（按：吕惠卿来信中有一句：“自己检查自己感到很浅薄，也没有琐事的嫌疑。您是这样的高明，为什幺要记我的那些旧恶呢？”王安石因此给他回的信。）
由此来看，王安石与吕惠卿开始合作最后分道扬镳，确实是事实，而他们的分离，是因为公事呢，还是私怨呢？还不能知道。根据王安石的信中所说应该是公事，从史书中来考证，也有可以考证到的地方。王安石刚被罢免后，吕惠卿接任，创立了手实法和鬻祠法，都是害民的政策，不是王安石的想法。王安石重新担任丞相后就把这些都废除了。吕惠卿敢于搅乱王安石所制订的法令，就是说他背叛王安石也是可以的，然而这是由于他学识不足造成的罢了，还是可以原谅的。而吕惠卿自己说“反思自己很浅薄”，不知是不是别有所指。还是王安石大度，不与他计较呢？我私下以为吕惠卿当时肯定非常痛恨那些阻挠新法执行的人，想办法惩治他们，而这些又常被王安石所否定。看一下王安石被罢免后的数月中，很快有了流放郑侠的事，这可以看出了。也因为这个，阻挠者恨吕惠卿，比恨王安石更厉害。又因为他和王安石之间有矛盾，更授人以口实。于是史家评他的为人，说他猪狗不如。我以为吕惠卿确实不是什幺品行才学优良的人，然而私下怀疑纣的错误，也不如他严重。
（考异十六）《宋史》吕惠卿传中引用司马光的话，说吕惠卿“是变法的谋主，而王安石全力施行”，好像所有的新法，都是由吕惠卿提出的，而王安石不过是个傀儡。我认为这肯定不是司马光所说的；如果真是司马光所说的，也是荒谬的无稽之谈。王安石的新法，在他的心中酝酿已经很久了，看一看他平时的诗文和上仁宗书就可以看出。《答吕吉甫书》中说：“整个朝廷中，只有你帮助我”，是说吕惠卿辅助王安石，怎幺能说是王安石辅助吕惠卿呢？
（考异十七）《宋史》记王安石和吕惠卿相攻的事很多，那些言辞都很粗俗。如果真像里面所写，那不只是吕惠卿是奸邪之臣，王安石也就成了奸邪之臣。蔡上翔对此辨析得很全面，这里就不把这些烦琐的内容引用过来了。只看一下《答吕吉甫》这封信，他的品德和度量是何等的宏大。凭王安石的为人，怎幺肯做出这些卑劣的事情呢？读者如果相信王安石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那幺读这一封信就足够了；如果还是不信，则我再多说也没有什幺作用，所以就不再多说了。
曾布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他辅佐王安石施行新法，功劳与吕惠卿差不多，《宋史》也将他列入《奸臣传》中。我用他传中的文字来考证，看不出说他是奸臣的原因。当时的那些新法虽说是由王安石拟定的大纲，而编成条目，形成法典，有一半是出于曾布之手。朝廷中的大臣有非难新法的，曾布都一一为他们解释，《文献通考》中还记载了他的一些事，那幺他文理考察周密的才能，和收放自如、深奥广博的论辩，肯定有非常过人之处。在他的传中记述他第一次被召见时，给神宗上疏，让神宗拿出真诚果断的行动来，让四方都知道君主不可违抗，新法不可欺侮，他这话可算是说到了要害之处，可以弥补王安石的不足之处。他对新法是很用力的，只有对吕嘉问办市易不得力的事而狠狠地弹劾了他，说相关的官员自己兼并土地，最终也因此而得罪了吕惠卿而被贬出做饶州知州。所说的和而不同，不是这样吗？司马光执政，下令增加和减少役法，曾布拒绝说：“免役这件事，法令很详细，都是我写的，现在让我自己来改换，从道义上说是不能做的。”他真是不会变通而又倔强。之后在崇宁年间因为得罪蔡京，蔡京诬陷他受贿赂，让吕嘉问逮捕了他和他的儿子们，刑讯逼供诱使他说自己的罪名，这也是因为曾布不肯依附蔡京的缘故（以上所说根据的都是《宋史》曾布的传）。凭《宋史》对曾布诋毁得如此严重，以至列他到奸臣中，而记述他的所作所为却是如此，那幺他做的其他好事被删除不记载的，怎幺能数得清。那些被指责为奸臣罪状的，不过绍圣年间、建中靖国年间，两次提倡绍述之论罢了。如果说这是“奸”，那幺何不把王安石也列入奸臣之列？我认为曾布是千古正直之士，而他的学识和才华，都足以配得上。曾巩有这样一个弟弟，而王安石得到这样一个人，就像得到夔一样而满足了。王安石的冤情，数百年来为他昭雪的，尚且有数十人，而曾布的冤情，真如同万古长夜，我必须要把这些说出来！
章 惇也是《宋史》奸臣传中的一名。王安石才开始起用章 惇的时候，他是编修三司条例官，之后让他去平定南北江的蛮族，避开湖南四府的地域。因为有功而得罪，前面的章 节中已经详细论说过这些。元丰三年拜为参知政事，当时王安石已经被罢相。不久因为他父亲冒占民田而被贬出知蔡州。元祐初年驳斥司马光所更改的役法，共有数千言，司马光的政策施行后，章 惇愤愤地与司马光在门前争辩，史书上称他的言语很混乱，大臣交章 弹劾他，因而被罢免。元祐七、八年间，又多次被谏官所弹劾。哲宗亲政后，起用他为丞相，只以绍述所说作为国家大事。凡是元祐间所更改的法令都恢复了，大兴党狱，并想追废宣仁太后。哲宗死后，皇太后商议要立的国君，章 惇说：“按礼法律条来说，他的弟弟简王应当册立。”太后说：“我没有儿子，各个王都是神宗的妾所生的儿子。”章 惇又说：“按大小则应当立申王。”太后说：“申王有病，不能够立他。”最后立了端王，这就是宋徽宗。被贬知越州，不久又被贬到潭州，又贬到雷州，最后转到睦州时死去。章 惇不肯用官爵暗地里照顾亲友，四个儿子参加科举都被录取，只有三儿子章 援曾做校书郎，其他三人都在州县里做官，最终也没有做大官的。《宋史》章 惇的传中所讲大概就是这样。以此来看，足可以让他是奸臣吗？就拿他不肯把官位给自己的亲友一件事来说，他洁身自好的品格已经可以影响世俗了。哲宗死后与太后争论要立的人，最终也因此被贬出以至于死去。即使他主张所立的简王和申王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像徽宗这样荒氵㸒无道的国君，最终使宋灭亡，这是世世代代人们所共同看到了。 怎幺知道不是章 惇平时观察他这个人不适合做国家的君主而故意阻拦呢？即使不是这样，也不足以加罪给章 惇。如果认为绍述在熙丰年间为奸，那幺也是以奸上加奸罢了。他最为世人所诋毁的，莫如驱逐元祐诸大臣和请求废宣仁太后这两件事。请求废除太后确实是有罪，说到驱逐流放元祐的那些大臣，则又是以元祐间的大臣用来对待熙丰的方法来做的。如果元祐的那些人做的对，那章 惇做的也对；如果章 惇做的不对，那幺元祐间的人所做也不对。议论者人肯定要说：元祐的那些人是君子，所以可以驱逐小人；章 惇是小人，所以不可以驱逐君子。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君子和小人是怎幺来区分的。如果按私德来论，章 惇的耿直，恐怕是元祐间的那些贤人比起来也是有愧的；如果按政见来论，我没有听说有用政见来判别君子和小人的。攻击新法的人既然可以把奉行新法的人认作小人，那幺奉行新法的人也可以指责攻击新法的人为小人，他们之间能差多少呢？章 惇之所以要报复元祐那些人，而且他的残酷程度确实比元祐那些人更甚。即使这样，也要算一下元祐这些人是怎样报复熙丰年间的大臣的，他们的残酷程度也远远超过熙丰年间的人？以德报怨，确实是美好的，但这只有那些有高尚品德的人才能做到，怎幺能用来要求章 惇呢？再说元祐那些自命为君子的人，他们的品德还达不到这幺高，况且是章 惇呢？我认为章 惇有才，只是赌气而已，他是不是奸，那不是我所知道的了。
蔡确以《宋史》他的本传所记载的内容来考查，他确实是个小人。然而王安石主持国事八年，始终没有派他大用，官职最大做到知制诰罢了。所推行的新法，也没有借助他的力量，不能说他是被王安石所用的
王韶王韶的功劳都在前面，《宋史》他的传中严重地诋毁了他，这里没有工夫为他辩白。
熊本熊本的功绩也列在前面，《宋史》他的传中也对他有微词，这里没有工夫为他辩白。
郭逵、赵卨都是王安石所用的边将，在西夏和安南都立有战功，《宋史》对他们也都有微词。以上四个人，都是功劳和过错不能相抵的。自古以来的名将，往往都是这样。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使用，目的是为了成功，这些也不足以当做王安石的错误。
范子渊是王安石起用来兴修水利的人。《宋史》中没有他的传，而《河渠志》中讲述他所建设的内容很详细。他极力主张疏通河道，并能发明一些新的器具用于水利，可算是一名有才的人。史书上对王安石的政绩，没有不诋毁的，所以说范子渊“迎合取宠”，又说他“其器不可用”，但今天那些陈迹已经湮没很久了，其中的是非也无法查明了。
薛向唐炯弹劾王安石，说薛向、陈绎、王安石等人颐指气使，与家奴无异。王安石在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曾推举薛向做管理马政，熙宁初年（公元1068年）又荐举他为江淮发运使，不久又荐举他做了权三司使，对他的信任可以说是非常深厚。而薛向所到之处，政绩卓着，马政和漕运，经过他治理，大大地去除了长久积累下的弊端。熙河战役，物资转运没有出任何差错。他理财的功绩，可以与刘晏相当，就是《宋史》也很称赞他。王安石能用人，也就是一个例子。只是奇怪的是，《宋史》在薛向的传中，对王安石多次举荐他的事，一点儿都没有提及，我不知道这是什幺用心，是不是不想玷污薛向呢？唉！
陈绎唐坰拿他和薛向放在一起说，也应当是王安石极为信任的人。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1077年）曾知开封府（就像今天的顺天府，是当时的一个重要职位）。《宋史》中他的传，寥寥几行，只有“论事不避权贵（是神宗评陈绎的话），当政必定摧毁豪强结成的朋党，审理诉讼经常为人平反”三句话，之外则诋毁他的私人品德，说“他的儿子和儿媳一天晚上一起死于士兵的手里”。又说：“他伪装成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多事的人看他像颜回。”在传的最后说到：“陈绎迎合人来做事，本来就不值得说。闺门管理不严，丢尽了脸。即使他通晓为官之道，又怎幺能用他呢？”据此来推断，那幺陈绎肯定是一个操守严正，办事聪敏的人，古代的好官，政绩可观的很多，史书上都去除了，只说他“装作忠厚老实的样子”，我不知道写史的人凭什幺说他是伪装的。他儿子和儿媳的事与他有什幺关系，因此而指责他“丢尽了人，即使他通晓为官之道，又怎幺能用他”，自古至今有这样评说人的方法吗？自古至今有这样的史笔吗？重要的是，凡是经由王安石举荐的人，善良的也会被认定为盗贼，这是全部《宋史》一贯的宗旨。
邓绾邓绾确实是一个反复小人，王安石所提拔的许多人中，他是最不行的一个了，所以王安石虽举荐了他，之后恨他谄媚自己，就自己弹劾自己举荐不当。王安石不掩饰自己的过失，更可以看出来了。而世人说王安石爱听谄媚之言，为什幺他做的正相反呢？
许将他是不是王安石举荐的史书中没有明确的文字，而熙宁初年被破格录用，不能不说是王安石提拔的他。欧阳修曾称赞他的文章 风格像王沂公，被选中进士外任期满后，不经考试就任了馆职，与王安石一样，他对名利的淡泊可以看得出。王安石欣赏他，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在做流内铨的判官时，因为考核汇总官员的名声和政绩而闻名。辽国用二十万大军威胁代州边境，要求割让代州，宋要派使者去，都不敢去，许将慷慨请求前往，当面指责辽使萧禧，完成使命而返回。他在宴席上大获全胜的功劳，不在富弼之下。他做尚书兵部的判官，整理保甲法，取得卓着成绩。在他知郓州时，百姓没有犯法的，老人们感叹说：“自从王沂公后五十六年，才见到监狱空了。”他做兵部侍郎，所列的军事策略很全面。等到对西夏用兵，神宗让宦官问他兵马数，许将马上写好呈上去。第二天问那些权重的大臣们，没有人能说得上来的。到绍圣初年扒司马光的墓，许将进谏制止。由此来看，许将的才能谋略，品德度量，都是很优异的，王安石执政时破格提拔他，不是没有原因的。而《宋史》在他的传后对他的评论，只说他全力制止扒司马光的墓一件中是可取的，其他的都放在一边，这样判断善恶公平吗？
邓润甫因王安石的举荐而被任命为编修中书户房事，随即被提拔为知谏院知制诰，多次升迁，做到御史中丞。他成为进士后，曾举荐贤良方士之士，召他应试他不去，王安石是不是欣赏他的淡于名利呢？元丰年末，宋神宗命李宪征西夏，邓润甫进谏，不久就被蔡确所陷害，被贬去知抚州，他也是耿直的人。《宋史》评论他说：“邓润甫最早称赞绍述的谋略，虽有其他的长处，也不足以看了。”唉！这也和韩绛、元绛、陈绎这些人的传是同一个笔法。 只要一旦奉行新法，有再多的好处也看不到了。王安石所用的人，怎幺会不都是小人呢？
王子韶王子韶几乎是一个钻营、追求名利的人，王安石开始任他为制置条例司的属官，后提拔监察御史里行，然而马上被罢免，去知上元县。大概王安石自己感到自己错了。
吴居厚吴居厚虽不是王安石所提拔使用的，却是王安石记录了他的功劳并提拔了他。他开始时做武安节度推官，奉行新法很出力，调查闲田并给了梅山猺。根据他的功劳，被授以大理丞的职位，后又补司农属。后又授以提举北常平仓，修改役法五十一条。史书上称赞他精于心计，控制审查，收取盈余的利息钱数百万。又说他到莱芜和利国这两个地方的官属自己铸钱，一年得到十万缗。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1093年）治他的罪。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1097年），做江淮发运使，疏通支家河以通漕运，楚、海之间的人靠这得利，崇宁年间（公元1102年~1106年）做丞相。史书上称他在政的时间长，没有做过很大的恶事，一时的聚敛财物，被看做是他最大的污点。现在以《宋史》他的传中所指出的他的罪状来看，他查核闲田给了猺民，是很得招抚之道的；就他冶炼铸钱，使一国的金融界得利，国和民都得到实惠；他疏通河运，史书上也称赞他。这些都不足以说他“聚敛”。只有他每年收数百万的利息钱，是真的有损于百姓而有利于政府吗？还是因为他办事适当得法，自然而然得到的结果呢？现在我们无法去猜测。是功还是过，是不好说清的。然而写史的人这样的痛恨他，还说他“没有做过分的坏事”，那他的为人处事自尊自爱的程度就可以看出了。 既然他能够自爱，又能够这样地理财，那幺王安石把他从一名小吏提拔上来，也不算是过错了。
张商英唐坰说张商英是“王安石的鹰犬”，而近代的学者颜习斋也说张商英善于理财，可与薛向相比，不知道颜习斋是根据什幺书说的。考证《宋史》中张商英的传，张商英因为当面说服了章 惇而被章 惇所敬重，回来后就把张商英举荐给了王安石（这也是章 惇的人不可及之处），因此而被召，提拔为监察御史。不久被贬出朝廷，到熙宁末年也没有被大用。他是否真是王安石所倚重的人，不能够更深地考证。哲宗亲政，张商英上书严厉弹劾元祐时的大臣，因而当时的所谓士君子们，都非常恨他。徽宗崇宁初年，蔡京任丞相，张商英又弹劾蔡京身为丞相，专心于逢迎君王，蔡京怀恨在心，把他编入元祐党籍。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代替蔡京为相，说蔡京虽能恢复新法，只不过是借此来节制皇帝，禁锢士大夫罢了。于是大力改革弊端，改当大钱为平泉货，恢复转般法，废除直达法，推行钞法以利于通商，遏制横征暴敛来使民力宽松，劝徽宗不奢侈浪费，不大兴土木，不要心存侥幸。皇帝很是怕他。张商英没有辜负王安石对他的知遇之恩。
孙觉和王安石关系很好。王安石执政，举荐他为直集贤院，后来因为新法的争论而被罢官，史家很赏识他。而孙觉与王安石之间的友谊，始终不变。王安石去世，孙觉为王安石写了诔文，其中对王安石极力称赞。
李常王安石推荐他为三司条例检详官，后来因为反对新法而离开，史书上多次称赞他。
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执政后让他做学官，始终能尊敬老师，只是不参与政事，所以《宋史》不怎幺诋毁他，只有些婉转的批评。
李定《宋史》他的传中说他年少时受学于王安石，熙宁二年，孙觉举荐他，被召到京师。拜见了谏官李常，李常问他：“你从江南来，百姓认为青苗法怎幺样？”李定说：“百姓因它而方便，没有不喜欢的。”李常说：“整个朝廷都在争论这件事，你不要说这样的话。”李定说：“我只是根据事实来说的，不知道京师不让说。”王安石举荐他，让他做知谏院。御史陈荐弹劾李定说他的庶母仇氏去世而不穿丧服，皇帝下诏到江东、淮、浙转运使查明情况，上奏说：“李定因为父亲年老，请求回家侍候养老，并没有听说他为生母服丧。”李定也自己说确实不知自己是仇氏所生，因而不敢服丧，而是因为侍养而离开的官位。不久改任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说不应当让不孝的人在这里讲经；并弹劾王安石，奏章 上了六七次。元丰初年，升李定为御史中丞，他弹劾苏轼，将苏轼抓入台狱。哲宗继位，他被贬到滁州。李定对家族有恩，分财物给族人，自己家没有余财。得到让子孙任职的机会，他先让给他哥哥的孩子。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们都还是布衣百姓。只是因为依附王安石，才做了大官，又陷害苏轼，因而公论对他都很痛恨，他不孝的名声尤其显着。唐坰说李定为王安石的爪牙，而当时弹劾王安石的人，大多借李定为题，议论纷纷，实际上是当时的一大公案。因而这里详细列出他本传中的内容而来分辨。传言李定是孙觉举荐的，孙觉字莘老，因学识品行闻名于当时，与王安石虽是旧交，而因为争论新法意见不合而离开官位，他这人应当是当时的贤人们所赞许的，怎幺会举荐不孝的人呢？又据传言说李定对家族有恩，得到让子孙做官的机会也先要让给他哥哥的孩子而不考虑自己的孩子，这就是孝友之道的一项。李定友爱至此，而怎幺会不孝呢？考证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说：“仇氏当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就是佛印，后做了李问的妾，生了李定。后来又嫁给了郜氏，生了蔡奴，蔡奴的工艺做得很传神。这时仇氏已经嫁过三人，她死的时候与李家已经是恩断义绝很久了。孔氏不为生母服丧，《礼记》中有记载，何况仇氏是李定的妾母呢？由此来追究，即使不为她服丧，也不为过。况且仇氏既然死于郜氏，那幺李定所说的不知道是仇氏所生，因有疑问而不服丧，确实是在情理之中的，而李定最终不忍不为母服丧，而托侍养之名离官回家，是行的心丧，也可以说是情至义尽了，又怎幺能知道不是李定的父亲不允许他为弃妾服丧呢？由此来说，李定不能说不孝已经很明显了。就算是李定果真不孝，也与王安石有什幺关系？而人们都来攻击李定，再由攻击李定而攻击王安石，气势汹汹地把奏章 上了六七次，这是什幺道理呢？人们之所以攻击李定，并不是因为李定不孝，是因为李定说青苗法便民罢了。而又不是攻李定，是攻王安石！是因为他不随着大家一起破坏新法，竟然不惜编造言辞来污蔑他的名节，实质上是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才算罢休。这些谏官们，如果不用张江陵的方法，一一拉来用杖击打，就不能够警告那些猖狂的人。而后世的史家，都认为他们这是直谏，真令人叹息啊！我并不是非要为李定争辩，只是看当时那些攻击新法的人，他们的无赖竟到了如此的地步。
吕嘉问字望之，是协助王安石施行市易法的人。《宋史》他的传极其用力地诋毁他，而王安石有祭他母亲的祭文中说：“所生的才子，是我所叹服和赞誉的。秉公守法，再困难也不做违法之事。”王安石被罢官回到江宁后，吕嘉问知江宁府，他的集中有《与吕望之上东岭》一诗，最后一段写道：“何以况清明，朝阳丽秋水。微云会消散，岂久污尘滓？所怀在分襟，藉草泪如洗。”由此来看，吕嘉问的为人必定有可观的地方。《宋史》的评论真是不敢都相信啊。
常秩常秩字夷甫，是有道之士，也是王安石的挚友。《宋史》因为他和王安石关系好，就丑化诋毁他。在他的传中说：“神宗即位，三次让人去聘请他，辞谢不应召，熙宁三年，下诏书让郡里以礼恭送他，不要听他辞谢的话。第二年才来到朝廷，奏对后就辞谢回家。皇帝说： 既然来了为什幺不多住些日子？将来不能用你，再离开也行。 就拜他为右正言。”又说：“当初常秩隐居不做官，世人都以为他肯定会隐退。后来王安石做丞相变法，天下沸腾，认为不便出来，常秩在民间，见所下的法令，认为是正确的，一召就来了，在朝廷中任谏官和侍从。低头看人脸色行事，也没有什幺建树，名望一天天地衰退，被当时人们所讥笑。常秩长于《春秋》，着有讲解数十篇。等到王安石废《春秋》，就隐讳不再提他的学问了。”看他同一个传中前后距离数行之间，记载的内容竟如此矛盾，以前的史书是没有的。考查宋神宗在治平四年十月，诏常秩进朝，而常秩多次推辞，直至熙宁四年才进朝，他的传中前面是这样说的。王安石做丞相是在熙宁二年，常秩被召见，是在王安石做丞相的前两年。常秩到朝中是在王安石做丞相之后的两年，而且还是三次去聘请，以礼恭送，才勉强上了路，怎幺能说“一召就来了”呢？怎幺诬陷人到了这种程度？又是多幺地不会诬陷人呢？刘敞《杂录》中说：“隐士们得道的，有孙侔、常秩、王令。常秩是颖州人，开始不被人知，欧阳修守颖，让官吏比较郡中的户籍，更正每户的等级，常秩赀排在第七等。众人马上请求说，常秀才廉洁贫穷，希望放宽他的等级。欧阳修因为他的礼让而感到奇怪，问他们，都说： 常秀才孝悌且有德，不是庸碌的一般民众。 欧阳修为改他的户籍等级请常秩相见，为他的为人而感到高兴，常秩从此闻名于外。”现在查看欧阳修的文集，从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到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给常秩写的诗和书牍有十余条。欧阳修比常秩大六岁，还称他为“常夫子”，又说：“希望能包着头巾，拄着杖和先生长者四处走走。”等他去世后，王安石为他写了墓碑，称他是“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凭刘敞、欧阳修、王安石三人的贤德，而他们向往常秩到这样的地步，那幺常秩的贤德就可想而知了。而史书上竟这样诋毁他，而且评论他说：“学问不为自己所用，而随世道而行，就像井上的桔槔，让它一天不动，也是不可能的。”唉！只因为他与王安石交好的原因，而攻击他到体无完肤的地步，想不在这肮脏的史上出名能行吗？至于说常秩避讳讲他的《春秋》之学，则我考查王安石并没有废《春秋》，那幺常秩即使对王安石献媚，怎幺又会避讳呢？这种诬蔑就用不着辨析了。（王安石没有废除《春秋》，在第二十章 中另加讨论）
崔公度字伯易，博学而且文章 写得好，当时人称“曲辕先生”，曾经作《感山赋》七千字，欧阳修、韩琦都很看重他。刘沆推荐他为茂才异等，称病不应召。英宗时授予他国子监直讲，因母亲年老而辞去官职。年轻时与王安石交情很好。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有一篇《与崔伯易书》，为王逢原之死而痛惜，说“世上了解王逢原的人再没有像我们两个人这样了”。王逢原安贫乐道，品德超世绝俗，和王安石正是同一种节操，而崔公度能被这两个人所赞许，则他的清风亮节，也是可以想象的。而《宋史》在他的传中说：“只知道取媚于王安石，白天晚上去拜访，就是王安石蹲在厕中他也要见。曾从后面握住王安石衣带的一端，王安石回头看，崔公度笑着说： 相公的带子脏了，让我用袍子把它擦去吧。 见到的人都笑，他也恬不知耻。”噫！不知道蹲在厕中时怎幺会有人在一旁；说见到的人都笑，怎幺在厕中会有这幺多的人？这真是不近情理的最污秽最卑鄙的话了，而将这写入正史，是什幺用心呢？重要的是凡被王安石稍敬重的人，务必要诋毁他，把他说得不像人才罢休。
王令字逢原，是王安石生平第一个敬畏的朋友。他是刘敞所说的：“处士有道者”三人中的一个。王安石集中与他往来的诗文，不下数十篇。他死之后，王安石为他写了墓志铭，称他为“天民”。《宋史》中没有他的传，在王直方的《诗话》中说：“王逢原被王安石所赏识，王安石执政后，一时间来依附的人，每天门外满满的，一个个恭维奉承有加，王逢原很厌烦这些，于是在他的大门上写到： 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 意思是应该有知耻的人。可是来拜见的人却不见少。”看王安石所写的墓志铭，王逢原应该是死于嘉祐四年，实际上是在王安石执政前十年，那这些话是从哪里来的呢？可见宋代的人对于王安石，污蔑的方法是没有一种不用到极点的，亲友没有一个幸免的。幸运的是《宋史》没有为王逢原立传，如果立了传，那幺类似崔公度将《春秋》的学问藏起来，以及常秩在厕中擦拭衣带的事，就满纸都是了。
这三个君子，常秩和崔公度虽然一度在朝中任职，未曾担任过重要的职位，他们对于新法，可以说是没有什幺关系，王令则是在新法施行时，他墓中的木头已经都弯了，而后来写书的人，竭尽全力地污蔑他们。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使我连史书中有关吕、章 这些人的恶行，也不敢全都信了。 并不是我爱屋及乌，实在是因为那些史官们看不惯某个人就要累及他的亲友，所以不足为信了。
王安石所用的人，不止于这些；他所交的朋友，也不止于这些。就拿这四十人来说，其中贤才有一大半，品行不好的不到十分之二三。这里所说的品行不好，他们的罪状还都是没有定论的。以王安石崇高的品德，不肯以品行不端来看待别人，偶尔被别人所出卖，也应该是有的。如果说他喜欢逢迎，乐于谄媚，王安石肯这样做吗？凡是曾经被王安石所用的人，或者与王安石有亲缘关系的，或不肯随声附和诋毁新法的，即使是君子也必定被诬为小人，这样说来说王安石专门任用小人也是合适的。只有一个被极其怨恨的罪魁祸首蔡京，他与王安石有远亲，熊本又曾经以奉行新法聪明机敏多才的原因举荐他（见《宋史》中他的传），而他曲意奉承、谋求仕进的本领，没有用到王安石身上，而反倒用到了司马光身上，那幺王安石即使不善于了解人，也比司马光高出一筹了。
荆公以孝友着闻于时，其家庭，实可为家庭之模范者也。公十七而孤，逮事王母者且十年，其王母永安县君谢氏，曾子固铭其墓，见南丰集。其父都官公名益字损之，公自有先大夫述，见集中。其母仁寿县太君吴氏，子固亦铭其墓，见南丰集。兄弟七人，安礼安国宋史皆有传，公集中有亡兄王常甫墓志铭，王平甫墓志铭。常甫公之长兄安仁，平甫则安国也。公蚤岁为贫而仕，资禄以养祖母母及寡嫂，其家况见于集中者甚纤悉，其与安礼安国倡和诗极多，其铭常甫平甫墓，皆称其孝友最隆，则公之孝友，斯可知矣。
公子二，曰Ｘ曰旁。旁事迹无传，惟公集有题旁诗一旨，亦可徵其早慧。Ｘ字元泽，性敏甚，未冠已着书数万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则吾敌强而边患博矣。治平四年，年二十四，成进士，调旌德尉，作策二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熙宁四年，以邓绾曾布荐，召见，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受诏注书诗义，寻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辞不拜。熙宁九年卒，年三十三。
（考异十八）邵氏闻见录曰：安石子Ｘ，性险恶，凡公所为不近人情者，皆Ｘ所教，吕惠卿辈奴事之。公置条例司，初用程颢伯淳为属，伯淳贤士。一日盛暑，公与伯淳对语，Ｘ囚首跣足，手携妇人冠以出，问公曰：所言何事？公曰：以新法数为人沮，与程君议。Ｘ箕踞以坐，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新法行矣。公曰：儿误语矣！伯淳曰：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Ｘ不乐去，伯淳自此与公不合。Ｘ死，公罢相，尝坐钟山，恍惚见Ｘ荷枷锁如重囚者，公遂施所居牛山园宅为寺以荐其福。后公病疮，良苦，尝语其侄曰：亟焚吾所谓日录者。侄绐公焚他书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见也，（按宋史采此以入Ｘ传）李氏绂穆堂初稿书邵氏闻见录后云：虞书戒无稽之言，周礼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七曰造言之刑，造言必加之刑者，诚以其妄言无实，足以变乱是非，使当之者受祸，即在身后，亦蒙诟于无穷也。幸而其言出于浮薄小人，闻之者犹疑信参半；不幸而造言者谬附于清流，则虽贤人君子，亦且信之。而受之者之诬，乃万世而不白，岂不酷哉！自唐人好为小说，宋元益盛，钱氏之私志，魏泰之笔录，孟主贤臣，动遭污蔑。至碧云焚椒录，而悖乱极矣！其若可信者，无过邵民闻见录。由今观之，其游谈无根，诬枉而失实，与钱魏诸人固无以异也。邵氏所录最骇人听观者，莫甚于记王元泽论新政一事。严君之前，贤者在座，乃囚首跣足，携妇人冠，矢口妄谈，欲斩韩富。容貌辞气，痴妄丑恶，至于如是，使天下后世读之者，恶元泽因并恶荆公。顾尝思之，元泽以庶几之资，早穷经学，着书立说，未及弱冠，已数万言，岂中无知识者？今岁消暑余暇，偶一翻阅，略为稽考时日，乃知闻见录盖无端造谤，绝无影响。考荆公以熙宁二年二月参知政事，四月始行新法，八月以明道为条例司官。明年五月，明道即以议论不合外转签书镇宁节度使判官，而元泽以治平四年丁未科登许安世榜进士第。明年戊申，即熙宁元年也。至二年，则元泽久已由进士授旌德尉，远宦江南，是明道与荆公议新政时，元泽并未在京。直至熙宁四年，召元泽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然后入京，则明道外任已逾年矣，安得如邵氏所录，与闻明道之议政哉？邵氏欲形容元泽丑劣，则诬为囚首跣足，欲实其囚首跣足，则以为是日盛暑，不知明道以八月任条例司官，次年五月，即已外转，始深秋，迄初夏，中间并无盛暑之日也。明道长元泽仅九岁，盖兄事之列，而韩富年辈，则尤在荆公之前，论是时德望，亦非明道可比，邵氏乃谓明道正色言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当预，姑退，而Ｘ即避去，是元泽敢言斩韩富，独于年辈不甚远又为其父属官之人，一斥而即去，此皆情事所必不然者。邵氏又言公在钟山恍惚见Ｘ荷枷锁云云，则鬼诞之说，尤不足辨。司马温公谓三代以前，何故无一人误入地狱见所谓十王者，今邵氏此说，编入正史，故不可不辨，无使元泽蒙恶声于后世，而稗官小说作伪之风滋长，重为人心风俗之害也。或曰闻见录盖伯温殁后绍兴二年其子博所编，伯温不应作伪至此，或博之为之，盖是时天下方攻王氏，博欲藉此造言希世而取宠，未可知也。
蔡氏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云：程伯淳与荆公论新法，而元泽大言枭韩富之首，穆堂李氏考其岁月，是时元泽并未在京，其为邵氏无端造谤无疑矣。然穆堂只言编入正史，由于邵氏此录，而不知朱子于程氏外书名臣言行录并采之，于是作史者既以程朱大贤为可信，遂使元泽千载奇冤，不可复解矣。考荆公生平以行道济时为心，其所行青苗法，始见于令鄞时，Ｘ生才四岁，嘉?四年公上仁宗皇帝书，明年作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皆以慎选人才变更法度为言，此熙宁新法所由起也。治平四年，元泽成进士，出为旌德尉，熙宁五年始入京，则新法已次第尽行，于元泽何与焉？当时若韩魏公、欧阳公、司马温公、刘贡父诸书疏，亦祗言新法不便，未尝谓安石凡事不近人情也。其首摭拾荆公十事丑诋不堪者吕诲也，而亦未尝一言及其子元泽。即自熙宁元丰元?绍圣数十年所攻助行新法者，尤怒如水火，狠若仇雠，亦惟在吕惠卿章诸人，而无一人及元泽者。元泽久为病中之人，熙宁七年，则有安石谢赐男Ｘ药物表，九年而元泽卒，则必非由疽发于背可知，乃徒为纷纷说鬼，岂所望于讲学君子耶！
今案李蔡二氏之所辨，洵乃如汤沃雪，以刀断麻，令人浮白呼快，吾不必复赞一辞矣。此外史传及杂书丑诋元泽者尚多，以此例之，其无一实，盖不待言，故不复广引详辩以费笔札云。抑如蔡氏所考，北宋诸人从未有攻及元泽者，何故南渡以还，忽以元泽为集矢之的？以余考之，此盖起于学术之争也。熙丰元?间之攻荆公，只攻其新法，未尝攻其学术。后此洛蜀分党，其余波及于临川，杨时着三经辩十卷，专攻三经新义，又为书义辩疑一卷，专攻王Ｘ。盖章吕辈为助公行新法之人，故攻公之政术者，必攻章吕。元泽为助公着经义之人，故攻公之学术者，必攻元泽，此亦当然，无足怪者。但悍然犯周官造言之刑，所谓小人而无忌惮者，不意讲学大儒而为之也。
公夫人吴氏，封吴国夫人，工文学，尝有小词约诸亲游西池，句云：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一时传诵之。
公妹为张奎妻，封长安县君，尤以诗名，佳句甚多。其着者：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语平生。公友爱极笃，至老犹常躬往迓其归宁。
公女子二，长适吴充子吴安持，封蓬莱县君。次适蔡元度卞，蓬莱县君，亦工文，有诗云：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黄花。公次韵寄之云：孙陵西曲岸乌纱，知汝凄凉正忆家。人世岂能无聚散，亦逢佳节且吹花。他日公又寄以一绝云：梦想平生在一邱，暮年方此得优游。江湖相忘真鱼乐，怪汝长谣特地愁。又有寄吴氏女子古风一首云：
伯姬不见我，乃今始七龄。家书无虚月，岂异常归宁。汝夫缀卿官，汝儿亦搢綎。儿已就师学，出蓝而更青。女复知女功，婉ND423有典刑。自吾舍汝东，中父继在廷。小父数往来，吉音汝每聆。既嫁所愿怀，孰如汝所丁。而吾与汝母，汤熨幸小停。邱园禄一品，吏卒给使令。膏梁以晚食，安步而辎车并。山泉壤间，适志多所经。汝何思面忧，书每说涕零。吾卢所封殖，岁久愈华菁。岂特茂松竹，梧楸亦冥冥。芰荷美花实，烂漫争沟泾。诸孙肯来游，谁谓川无舲。姑示汝我诗，知嘉此林垌。末有拟寒山，觉汝耳目荧。因之授汝季，季也亦淑灵。
此盖公女在都思亲，而公有以解之，非特文章绝美，而慈孝之至性，亦盎于纸上矣。其曰授汝季者，则蔡氏女也，公亦有寄蔡氏女子二首云：
建业东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支溜。青遥遥兮丽属，绿宛宛分横逗。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书。兰馥兮众植，竹娟兮常茂，柳蔫绵兮含姿，松偃蹇兮献秀，乌足支兮上下，鱼跳兮左右。顾我兮适我，有斑兮伏兽。感时物兮念汝，迟汝归兮携幼。
我营兮北渚，有怀兮归女，石梁兮以苫盖，绿阴阴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兰，嗟汝归兮路岂难。望超然之白云，临清流而长欢。
蔡氏媚卞，为京之弟，宋史以入奸臣传。今考传中，其所谓奸状者，大率暧昧不明，如云卞深阻寡言，章犹在其术中，迹易明，卞心难见。又云：中伤善类，皆密疏建白。凡此皆所谓莫须有者也。又云一意以妇公王氏所行为至当，专托绍述之说，上欺天子，下胁同列。此则宋史之所谓奸，岂能强天下后世以为奸哉！其后卞以京引用童贯，面责之，京力诋卞于帝前，卒以此去官。则是盗跖柳下，同气异趋，若元度者，其亦不玷荆公矣。
公居家廉俭，自奉淡泊，自幼至老，未尝稍变。散见于集中诗文者，历历可考。续建康志云：“荆公再罢政，以使相判金陵，筑第于白下门外，去城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寺，欲入城则乘小航泛湖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兴。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辄不答。元丰之末，公被疾，奏舍此宅为寺，赐名报宁。既而疾愈，税城中屋以居，不复造宅。父老曰：“今江宁县治后废惠民药局，即公城中所税之宅也。”刘元城谓公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以官爵为意。吴草庐谓公其行卓，其志坚，超超富贵之外，无一毫利欲之汨，少壮至老死如一。呜呼，世安得有此人哉！
【译文】
王安石因孝顺、友爱闻名于当时，他的家庭，可以说是家庭的模范。王安石十七岁父亲去世，他侍奉祖母十年。他祖母是永安县谢氏，曾子王固为她的墓碑写了铭文，收在《南丰集》中。王安石的父亲都官公，名益，字损之，王安石有《先大夫述》，在他的集中。他母亲是仁寿县吴氏，儿子王固也为他的墓碑写了铭文，收在《南丰集》中。兄弟七人，王安礼、王安国《宋史》中都有传。王安石集中有《亡兄王常甫墓志铭》、《王平甫墓志铭》。王常甫是王安石的长兄王安仁，平甫就是王安国。王安石早年因为贫穷而当官，俸禄用来养祖母、母亲和寡嫂，他的家境在他的集中记得很详细。他和王安礼、王安国唱和的诗很多，他给王常甫、王平甫写的铭文都称他们最孝顺友爱。那幺王安石的孝顺和友爱就可以知道了。
王安石有两个儿子，分别是王雱和王旁。王旁的事迹史书上没有传，只有王安石的集中有《题旁诗》一首，也可以证明他少年时便聪明出众。王雱字元泽，性情十分机敏，没有成年就已经着书数万字。十三岁时听到陕西的士兵说洮河的事，叹道：“他们是可以抚慰并收拢的，如果让西夏得到，那敌人强大了，边患就多了。”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二十四岁，成进士，调任旌德尉，作策论二十多篇，极力论说天下大事。又作《老子训传》和《佛书义解》，也数万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因为邓绾和曾布荐举，皇上召见。授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接受诏命注《书》、《诗》。不久提为天章 阁待制兼侍讲。书成，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因病推辞没有就任。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去世，年三十三岁。
（考异十八）《邵氏闻见录》中说：“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性格险恶，凡是王安石所做不近人情的事，都是王雱所教。吕惠卿像奴才一样侍奉他。王安石置条例司，开始时用程颢、伯淳为僚属，伯淳是位贤士。一日天很热，王安石与伯淳谈话，王雱头发蓬乱，光着脚，手拿女人的帽子出来。问王安石说： 你们在说什幺？ 王安石说： 因为新法多次被人阻止，与程君商议。 王雱伸腿坐在地上，大声说到： 在市中将韩琦、富弼的头砍掉，新法就能施行了。 王安石说： 儿子你错了。 伯淳说： 正与参政谈论国事，子弟不能干预，姑且退下。 王雱很不高兴地走了。伯淳从此和王安石不和。王雱死，王安石罢相，曾坐在钟山，恍惚中见到王雱戴枷如同重囚，王安石于是施舍他所住的牛山园宅给寺院为王雱祈福。后来王安石生疮，很痛苦，曾对他的侄子说： 快烧了所谓的《日录》。 侄子为王安石烧了其他的书来代替，王安石于是死了。还有的说是见到了。”（按《宋史》采用这事放入王雱的传中）李氏绂《穆堂初稿》书《邵氏闻见录》后中说：“《虞书》戒无根据的话，《周礼》中大司徒用乡八刑惩戒百姓，第七条是 造言之刑 ， 造言一定要受刑罚，是因为它胡说没有实情，足以混乱是非，使相关的人受到伤害，就是在身后，也无穷无尽地蒙受诬陷。有幸的是这话出于浮薄的小人之口，听的人还是有些将信将疑，不幸的是造谣的人把这错误附在有名望的士大夫身上，即使是贤人君子，也都快要信了，而受到诬陷的人，万世不得洗清冤白，也不是很残酷吗？从唐朝人开始好编小说，到宋元更是盛行，钱氏私下编的志，魏泰的笔录，贤德的君主和臣子，动不动就遭到诬蔑，到《碧云 焚椒录》，里面胡言乱语到了极点。似乎可信的，没有超过《邵氏闻见录》的了。而现在来看，它说的东西也没有根据，胡言乱语失去真实，和钱、魏这些人，没有什幺区别。邵氏所写的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记王元泽论新政这件事。在父亲面前，还有贤者在座，还敢蓬乱着头发，光着脚，拿着女人的帽子，胡言乱语，要斩韩、富，容貌和言语，狂妄而丑恶到这种地步。使后世的天下人读了，恨王元泽同时恨王安石。因此我曾想，王元泽是贤者的身份，早年就已经通经学，着书立说，不等成年已经有数万字，难道是没有知识的人吗？今年在消暑的余暇，偶然翻阅，大略考证一番时间，才知道《闻见录》是无端造谣，根本是没有影儿的事。考证可知王安石是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参知政事，四月才施行新法，八月，任命伯淳为条例司官。第二年五月，伯淳就因为议论不合而转任签书镇宁节度使判官。而王元泽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丁未科登许安世榜进士第。第二年戊申，也就是熙宁元年。到熙宁二年，王元泽已经由进士授旌德尉，远在江南做官。在伯淳和王安石论新政的时候，王元泽并没能在京城中。直到熙宁四年，召王元泽授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然后才入京，这时伯淳已经在外任职一年了，怎幺能像邵氏所写的，和伯淳一起议政呢？邵氏想形容王元泽的丑陋和恶劣，就诬陷他蓬首光足；想说他蓬首光足，就把时间安排在盛暑。不知道伯淳自从八月任条例司官，到第二年五月就已经到了外地，从深秋到初夏，中间并没有盛暑的日子。伯淳比王元泽大九岁，大概是兄弟的辈分关系，而韩琦、富弼的年辈，都在王安石之前，论他们的德望，也不是伯淳能比的了的。邵氏说伯淳板着脸对王元泽说他们正在论国事，子弟不应当干预，暂且退下，而王雱就退下了。王雱敢说斩韩、富，单单被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父亲的属下训斥就避开，这是情理中说不过去的。邵氏还说王安石在钟山恍惚中见到王雱载枷等等，这些鬼魅的说法尤其不足以辨析。司马光说三代以前，为什幺没有一个人误入地狱见到十王的，而现在邵氏的这种说法被编到正史之中，因此不能不分辨，无非是想让王雱蒙受恶名声于后世，而稗官小说作伪风气的滋长，是人心风俗的大害。有人说《闻见录》大概是邵伯温死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他的儿子邵博所编，邵伯温不会作伪到这种程度。大概当时天下都在攻击王安石，邵博是不是想借此迎合世俗，博得别人的喜爱，也就不知道了。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中说：“程伯淳与王安石论新法，而王雱大言要斩韩、富的头，穆堂李氏考证它的岁月，这时元泽并不在京，毫无疑问这是邵氏无端的造谣。然而穆堂只说编入正史，由于邵氏这一记载，而不知朱熹在《程氏外书-名臣言行录》中也采用了，于是写史的人既然认为程朱大贤是可信的，就使王雱千年的奇冤，不能再得清白了。考证王安石的生平都以行道济时为目的，他所施行的青苗法，最早见于做鄞县县令时，这时王雱才四岁。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第二年作《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都以慎选人才，变更法度为主旨，这是熙宁新法的最早起源。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王雱成进士，出外为旌德尉，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才入京，这时新法已经分别施行，与王雱有什幺关系呢？当时如韩魏公、欧阳修、司马光、刘贡父这些人的上书，也只说新法不便，不曾提到王安石凡事不近人情的事。首先选取王安石十件不能忍受的事是吕诲，而也不曾谈到他的儿子王雱。也就是从熙宁、元丰到元祐、绍圣数十年中，攻击和维护新法的，尤其如水火一般，相互之间狠如仇人，也只是吕惠卿和章 惇这些人，而没有一个人提到王雱的。王雱很早就有了病，熙宁七年，就有王安石的《谢赐男雱药物表》，九年而王雱死，是不是由于背发疽而不可知，而后人纷纷说与鬼相关的事，这难道是讲学的君子们该做的吗？
现在按李、蔡二人所辩，真如同是将热水泼在雪上，以刀断麻，令人感到痛快，我不必再称赞他们什幺了。此外史传和杂书中丑化王雱的还有很多，从这个来说，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就不再说了，因此不再广泛引用和分辨而浪费笔墨了。还是如蔡氏所考证的，北宋这些人从来没有攻击到王雱的，为什幺南渡以后，忽然王雱成为了众矢之的？依我的考证，这大概起于学术之争。熙宁、元丰、元祐年间攻击王安石，只攻击他的新法，不曾攻击到他的学术。后来洛、蜀分党，其后波及王安石。杨时着《三经辩》十卷，专门攻击《三经新义》，又写了《书义辩疑》一卷，专门攻击王雱。大概章 、吕这些人都是帮助施行新法的人，因此要攻王安石的政术，就必须要攻击章 、吕。王雱是帮助王安石着经义的人，因此要攻击王安石的学术，就必然攻击王雱，这也是自然的事，不足为怪。而悍然冒犯《周官》造谣的刑罚，这是肆无忌惮的小人所做的事，没有想到讲学的大儒们也这样做。
王安石的夫人吴氏，封吴国夫人，工文学，曾有小词，约亲戚游西池中有“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被传诵一时。
王安石的妹妹是张奎的妻子，封长安县君，尤其因诗出名，佳句很多。她写的，“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语平生。”王安石对她友爱很深，到老还常常亲自去迎接她回家省亲。
王安石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吴充的儿子吴安持，封蓬莱县君。二女儿嫁给蔡元度卞。蓬莱县君也工于文学，有诗这样写：“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黄花。”王安石和了一首寄给她：“孙陵西曲岸乌纱，知汝凄凉正忆家。人世岂能无聚散？亦逢佳节且吹花。”后来王安石又寄给她一首绝句云：“梦想平生在一邱，暮年方此得优游。江湖相忘真鱼乐，怪汝长谣特地愁。”王安石还有《寄吴氏女子》一首：
伯姬不见我，乃今始七龄。家书无虚月，岂异常归宁？汝夫缀卿官，汝儿亦搢 。儿已受师学，出蓝而更青。女复知女功，婉嫕有典刑。自吾舍汝东，中父继在廷。小父数往来，吉音汝每聆。既嫁可愿怀，孰知汝所丁。而吾与汝母，汤熨幸小停。邱园禄一品，吏卒给使令。膏粱以晚食，安步而辎 。山泉皋壤间，适志多所经。汝何思而忧，书每说涕零。吾庐所封殖，岁久愈华菁。岂特茂松竹，梧楸亦冥冥？芰荷美花实，弥漫争沟泾。诸孙肯来游，谁谓川无舲？姑示汝我诗，知嘉此林坰。末有拟寒山，觉汝耳目荧。因之授汝季，季也亦淑灵。
这大概是王安石的女儿在京城中思念亲人，而王安石为她解愁，不但文章 绝美，而慈孝的性情，也跃然纸上。其中“授汝季”，就是蔡氏女。王安石也有《寄蔡氏女子》两首：
建业东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绕霤。青遥遥兮 属，绿宛宛分横逗。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兰馥兮众植，竹娟兮常茂。柳蔫绵兮含姿，松偃蹇兮献秀。鸟跂兮上下，鱼跳兮左右。顾我兮适我，有斑兮伏兽。感时物兮念汝，迟汝归兮携幼。
我营兮北渚，有怀兮归女。石梁兮以苫盖，绿阴阴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兰，嗟汝归兮路岂难？望超然之白云，临清流而长叹！
蔡卞，是蔡京的弟弟，《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传》。现在考证传中所谓“奸状”，大都暧昧不明，如说：“蔡卞性情深沉不爱说话，章 惇也在他的权术中。章 惇的行为很容易看清楚，而蔡卞的心思难以琢磨。”又说：“中伤好人，都秘密上疏。”像这些都是莫须有的。又说他一心认为岳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正确，专心托继承来的东西，上欺天子，下威胁同僚。这就是《宋史》中说他的所谓“奸”，难道能强迫后世天下把这些当成奸吗？之后蔡卞因为蔡京引荐童贯，当面责问他。蔡京极力在皇上面前诋毁蔡卞，最后蔡卞因此离开官职。他们是盗跖和柳下惠，同气异趣。像元度这样的，他也不玷污王安石。
王安石居家廉俭，奉行淡泊，从小到老，不曾改变过，散见于他集中的诗文中，可以清晰分明地看到。《续建康志》中说：“王安石第二次罢政，以使相判金陵，在白下门外建宅第，离城七里，离蒋山也七里。平日乘一驴跟着几个僮子到寺院去游玩，要入城就乘一小船从湖沟过去，大概没有乘过马和坐过轿。所住的地方，四外没有人家。他的宅子仅能遮蔽风雨。又没有院墙，看起来像旅店。有人劝他建院墙他不听。元丰末年（公元1085年），王安石有了病，上奏舍这个宅子给寺院，赐名“报宁”。随即病就好了，租了城中的一个屋子住，不再建宅子。当地的父老说：“现在江宁县治所后面废了的惠民药局，就是王安石在城中所租的房子。”刘元城说王安石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把官爵放在心上。吴草庐说王安石行为非同一般，志向坚定，超越富贵之外，没有任何利益能使他改变，从小到老始终如一。唉！世上怎幺能有这样的人啊！
荆公之学术，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与夫施于有政者，皆其学也，则亦何必外此以更求公之学术？虽然，亦有可言者焉。
二千年来言学者，莫不推本于经术，而所谓经学者，各殊其涂。汉之初兴，传经者皆解大义，不为章句，而其大义则皆口口相传，罕着竹帛。以其口口相传故，必有所受，不为臆说，当能得经之本意。以其罕着竹帛故，与闻者寡，而亦无以永其传，自诸大师云亡，而经学盖难言之矣。两京诸生，强半以谶纬灾异阴阳五行之说释经，其果受自孔门与否，盖不可知。即曰有所受也，亦不过诸义中之一义，其不足以尽经术也明矣。其间有若董子繁露之说春秋，刘中垒新序之说诗，盖不必尽本于师说，而常以意逆志，籀经中之义蕴而引申发明之，实为经学开一新蹊径。及东汉之末，去古益远，口说益微，贾、马、服、郑诸儒出，始专以章句训诂为教，疏析文句用力至劬，而大义盖有所未遑焉。魏晋六朝以至于唐，士不悦学，而惟以文辞相尚，三五硕学，乃出释尊门下，而儒术无足以张其军者，其间如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贾公颜，又为贾、马、服、郑之舆台，虽用力更劬，而所发明者更寡。至于宋而濂洛关闽之学兴，刊落枝叶，鞭辟近里，经学壁垒又为之一新。顾其所畸重者，在身心性命，而经世致用之道，缺焉弗讲。谓但有得于身心性命，而经世致用之道，举而措之矣。其极也，乃至专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跻而尊诸经之上，而汉以来所请六艺者，几于束阁。夫身心性命之不可不讲固也，然此乃孔子所谓众人以上可以语上，而性与天道，非尽人所可得闻者，以此为普通学得乎？且谓经世致用之道，悉包含于身心性命之中，而但有得于身心性命，其他即可不学而能，则六经当更删其什**，而孔子犹留此以供后人玩物丧志之具，则何为也？是宋儒之学，虽不得不谓为经术之一端，然其不足以尽经术，抑又明矣。明代姚江崛兴，其在宋学范围中，诚自树一帜。语于经术，则其功罪亦适与濂洛关闽相等而已。本朝承宋明末流之敝，反动力作，而复古论昌。胡、阎、江、惠，导其先河；戴、段、二王，树其坚壁。自乾嘉迄今，则诸经皆有新疏，片词单义，必求所出，空言臆说，悬为厉禁，训故名物制度，钩比□索，刮垢磨光，遂使诸经无不可读之字，无不可解之句，厥功懋矣。然究其实际，又不过与徐、刘、陆、孔之徒，比肩事主，为贾、马、服、郑之臣；即进而上之，能为贾、马、服、郑之诤友，斯峰极矣。一言以蔽之，则治章句之学而神其技者也。
由此观之，则二千年来所谓经学者可见矣。由宋迄明，是为别子，虽有所得，无与大宗，而两汉隋唐之绪，发挥光大以极于本朝，其最伟之绩，不越章句。夫并章句而未解，更靡论于大义，斯固然矣。然谓既解章句，则治经之业已毕，而此外更无余事，天下有是学术乎？即贾、马、服、郑、徐、刘、陆、孔、惠、戴、段、王诸经师，亦岂敢谓其学即为经学，不过曰吾之为此，将以代世之治经学者省其玩索章句之劳，俾得注全力以从事于讲求大义云尔。讲求大义，实为治经者唯一之目的，玩索章句，不过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误手段以为目的，则终其身无所得于经，人人如此，代代如此，而经学遂成无用之长物矣。夫必明大义然后乃可谓之经学，既无所容难，然则当用何法以求诸经之大义乎？此实最难答之一疑问，而二千年来几许之大儒谦让而不敢从事者，正以此也。夫吾所欲明之大义，亦欲明其确为此经之大义者云也。然必如何而后确为此经之大义乎？是必亲受之于删定诸经之孔子乃可，即不然，亦受诸其徒，更次则受诸其徒之徒，受诸其徒之徒之徒。质而言之，则非有口说，莫知所折衷也。准此以谈，则惟先秦诸儒，可以言经学；次则西汉诸儒，犹可以勉言经学。自兹以往，口说既亡，而经学在势当成绝业，后之儒者，所以不敢于求大义者，凡以此也。然使长此以终古乎？则孔子之删述六经，果留以供后人玩物丧志之用，率天下之人而疲精敝神于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间，而于天下国家一无所裨，何取此扰扰为也！故夫后之儒者，既不得亲受口说于孔子若孔子之徒，毋已，则亦有独抱遗经，以意逆志，而自求其所谓大义而已。所求得之大义，其果为孔子之大义乎？所不敢言也。然但使十义之中，有一义焉合于孔子，则用力已为不虚。就令悉不合焉，而人人遵此道以求之，必将有一合者，又就令无一合者，而举天下以思想自由之故，性灵愈浚而愈深，或能发古人未发之奥，不特为六经注脚，且将为六经羽翼，其为功不更伟耶！吾以为生汉以后而治经学，舍此道末由矣。苟并此道而不取焉，则无异于谓当废经学而不许人以从事已耳。以此道治经者，创于先汉之董江都刘中垒，而光大之者荆公也。
荆公执政，自着三经新义颁诸学官。三经者周官及诗书也。周官义为公所手撰，诗义书则义则出其子Ｘ及门人之手云。今录其序。
《周官义序》云：
士弊于俗学久矣，圣上闵焉，以经术造之，乃集儒臣训释厥旨，将播之校学。而臣某实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数有时。制而用之存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盖其因习以宗之，赓续以终之，至于后世无以复加，则岂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犹四时之运阴阳积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矣。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诚不自揆，然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然窃观王者立法就功，取成于心，训迪在位；有冯有翼，知知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臣诚不自揆，妄以为庶几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谨列其书为二十有二卷，凡十余万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诏颁焉。谨序。
《书义序》云：
熙宁二年，臣某以尚书入侍，遂与政。而子Ｘ实嗣讲事，有旨为之说以献。八年，下其说太学，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遗文，更秦而几亡，遭汉而仅存，赖学士大夫诵说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纵皇帝大知，实始操之以验物，考之以决事，又命训其义，兼明天下后世，而臣父子以区区所闻，承乏与荣焉。然言之渊懿，而释以浅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轻眇，兹荣也，祗所以为愧也欤！谨序。
《诗义序》云：
诗三百十一篇，其义具存其辞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Ｘ训其辞，又命臣某等训其义，书成，以赐太学，布之天下。又使臣某为之序，谨拜手稽首言曰：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放其言之文，君子以兴焉，循其道之序，圣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门人，赐也商也，有得于一言，则孔子悦而进之。盖其说之难明如此，则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纷纷，岂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内德纯茂，则神罔时恫；外行恂达，则四方以无悔。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则颂之所形容，盖有不足道也。微言奥义，既自得之，又命承学之臣，训释厥遗，乐与天下共之。顾臣等所闻，如爝火焉，岂足以赓日月之余光？姑承明制代匮而已。传曰：美成在久，故朴之作人以寿考为言，盖将有来者焉，追琢其章缵圣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几及见之。谨序。
此三序者，其文高洁而简重，其书之内容，亦可以略窥见矣,而欲求荆公治经之法,尤在于其所着《书洪范传后》。其文曰：
古之学者，虽问以口，而其传以心，虽听以耳，而其受以意，故为师者不烦，而学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夫孔子岂敢爱基道，惊天下之学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谓其问之不切，则其听之不专；其思之不深，则其取之不固；不专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将善其口耳也。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氵㸒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为师则有讲而无应，为弟子者则有读而无问，非不欲问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无问而得也，岂特无问，又将无思，非不欲思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夫如此，使其传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学者之口耳，而不能善其心，况其有不善乎！宜其历年以千数，而圣人之经，卒以不明，而学者莫能资其言以施于世也。
读此而公之所以自为学与诏学者以为学者，皆可见矣。传之以心，受之以意，切问深思，而资所学以施于世，公之所以治经者尽于是矣。吾以为岂惟治经，凡百之学，皆当若是矣。苟不由此道，而惟恃在讲堂上听受讲义，则虽记诵至博，终不能有所发明，一国之学，未有能进者也。宋稗类钞，称荆公燕居默坐，研究经旨，用意良苦，尝置石莲百许枚几案上，咀嚼以运其思，遇尽未及益，往往啮其指至流血不觉。此说虽未知信否，然其力学之坚苦，覃思之深窈，可见一斑矣。黄山谷诗云：“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牖。譬如学捧心，初不悟己丑。玉石恐俱焚，公为区别不。”斯可谓持平之论。自元兴初，国子司业黄隐毁三经斯义版，世间遂少流传，元明以来遂亡佚。本朝乾隆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存周官新义一种（今奥雅堂丛书有之。），公之遗言，始得藉以不坠。吾尝取而读之，其所发明甚多，非后儒所能及也。全谢山云：荆公解经，最有孔郑家法，言简意赅，惟其牵缠于字说者，不无穿凿，（见《宋元学案》卷九十八。）是犹誉公专句之学而已。夫章句之学，则公之糟粕也。
后人动称荆公诋春秋以为断烂朝报，今考林竹溪斋学记云：（《宋元学案》引。）
尹和靖曰：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韩玉汝之子宗文，字求仁，尝上介甫书，请六经之旨，介甫皆答之。独于春秋曰：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皆不足信也。介甫亦有易解，其辞甚简，疑处缺之，后来有印行者，名曰易义，非介甫之书。和靖去介甫未远，其言如此，甚公。今人皆以断烂朝报为荆公罪，冤矣。
今案答韩求仁书，见存本集中，洵如和靖所言，公非特不答求仁之问春秋，即于其问易亦不答之。盖此二经之微言大义，视他经尤为奥衍，非受诸口说，末由索解，若用以意逆志之法以解之，未有不谬以千里者，荆公不敢臆说。正孔子所谓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吾侪方当以此贤荆公，而顾可诋之乎？况古之学校，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而孔子雅言，亦仅在诗书执礼，岂不以易春秋之义，非可尽人而语哉！然则荆公仅以三经立于学官，亦师古而已。
（考异十九）周麟之孙氏春秋传后序云：荆公欲释春秋以行于天下，而莘老此传已出，一见而有心，自知不能复出其右，遂诋圣经而废之，曰：此断烂朝报也，不列于学官。不用于贡举。李穆堂驳之云：荆公欲释春秋，尚未着书，他人何由知之？见孙传而生忌，诋其传足矣，何至因传而诋经？诋传易，诋经难，舍其易，为其难，愚者不为，而谓荆公为之乎？且据邵辑序文，谓公晚患诸儒之凿，始为之传，则莘老此传，成于晚年可知。荆公卒于元兴元年，年六十有八。莘老以元兴元年始拜谏议大夫，而卒于绍圣间，年止六十三，是莘老之年，小于荆公十余岁。其晚年所着之书，荆公盖未尝见，而忌之说从何而来？麟之妄造鄙言，后人信之，其陋亦无异于麟之矣。又云：断烂朝报之说，尝闻之先达，谓见之临汝闲书，盖病解经者，非诋经也。荆公高第弟子陆农师佃龚深父原，并治春秋，陆着春秋后传，龚着春秋解，遇疑难者辄目为阙文。公笑曰阙文如此之多，则春秋乃断烂朝报矣。盖病治经者不得经说，不当以阙文置之，意实尊经非诋经也。今案孙莘老之春秋传，不特周麟之有跋，而杨龟山亦有序。龟山之言曰：“熙宁之初，崇儒尊经，训迪多士，以为三传异同，无所考正，于六经尤为难知，故春秋不列于学官，非废而不用也。而士方急于科举之习遂阙焉不讲。”此正与尹和靖说同。龟山平昔，最好诋王氏学者，而其言如此，何后人不一称道，而惟麟之之言是信耶？
公平生所着术，有《临川集》一百卷，后集八十卷（今所传者为元金谿危素搜辑而成，凡一百卷，而后集亦在其中，非其旧也。），《周官义》二十二
卷（今《四库》所辑《永乐大典》本为十六卷。），《易义》二十卷，（见《宋史艺文志》，然据尹和靖言则此非荆公书。）《洪范传》一卷（今存集中），《诗经新义》三十卷，《春秋左氏解》十卷，《礼记要义》二卷，《孝经义》一卷，《论语解》十卷，《孟子解》十卷，《老子注》二卷，《字说》二十四卷。
公生平于书靡所不窥，老而弥笃，其晚年有与曾子固书云：
（前略）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视吾所知，为尚可以异学乱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沈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为如何？（案子固来书盖规公之治佛学，故答书云云。）
公晚年益覃精哲理以求道本，以佛老二氏之学，皆有所得，而其要归于用世。有读《老子》一篇云：
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万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万物以生，则是圣人可以无言也无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万物以成，则是圣人之所以不能无言也无为也。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己任者，必制四术焉。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物者也。故圣人唯务修其成万物者，不言其生万物者，盖生者尸之于自然，非人力之所得与矣。老子者独不然。以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为也，故抵去礼乐刑政，而唯道之称焉，是不察于理而务高之过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预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于人之言也，人之为也。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不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今世泰西学者之言哲学而以推诸社会学国家学也。其言繁多，要其指归，不外两说：其一则曰，宇宙一切事物，皆出天演，有自然必至之符也。驳之者则曰，优胜劣败，天无容心，优劣惟人所自择也。由前之说，则尊命者也；由后之说，则尊力者也。尊命而不知力，则畸于放任而世治因以不进矣；尊力而不知命，则畸于干涉而世治亦因以不进矣。明夫力与命之相须为用，其庶几于中道乎！荆公此伦，盖有所见矣。二千年学者之论老氏，末有如公之精者也。
【译文】
王安石的学术，内在于认识天命，激励节操，外在于治理国家，付诸实用。他存身自立、行为有度，和施行在政治上的所有方法，都是他的学术。何必在这些之外再寻求他的学术呢？即使这样，他的学术也有可以论说的内容。
两千年来谈起学术，无不认为经学是根源。而所谓的经学，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汉初兴时，传习经学都只解大义，不去研究章 句。而它的大义也都是口口相传，很少写到竹帛上的。因为是口口相传的原因，肯定是有所感受，不去想当然地解说，应当能得到经书的本意；因为它很少写到竹帛上，能听到的人很少，也就无法长久地传下去。那些大师们不在了，经学也就很不好解了。两京的那些研究经典的人们，强拉硬扯地用谶纬、灾异、阴阳五行等学说解释经书，是不是真的得传授于孔子门徒，已经搞不清了。即使有孔子门徒的传授，也不过许多义的一义，它不足以展示经术的全部，这是很明显的。这时候如董仲舒的《繁露》来解说《春秋》，刘向的《新序》来解说《诗》，他们的解说，大概都不是全按老师所教来写，而常用自己的心思去揣度别人的意图。把经中的含义引申发挥，为经学开了一条新的蹊径。到东汉末，离古代更远，口口相传的更少了。贾逵 马融 服虔 郑玄这几个儒者出现，开始专门把章 句训诂作为教学内容，疏通分析文句，用力很是辛苦，而大义可能还有没解释清楚的。从魏晋六朝到唐，士人不喜欢学习，而只用文字相崇尚。有三五个知识渊博的，还出自佛学门下，而儒术不足以成气候。这时期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又是贾逵 马融 服虔 郑玄等人的跟随者，虽然用力更勤，而有创见的内容更少。到宋代濂洛关闽之学兴起，削去枝叶，深入剖析，经学的壁垒又有了新的变化；看它所依靠的，在身心性命，而经世致用之道，则不去讲，说只对身心性命有好处，经世致用之道，可以很容易实现。到极点的时候，以至于只提《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把这几种摆在众经之上；而汉代以来所讲的六艺，几乎都被束之高阁。身心性命不可不讲这固然是对的，然而这是孔子所谓的智慧在众人以上的人才可以和他们说的，而性命与天道，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理解的，用这些给普通人讲能得到什幺呢？再说经世致用之道，都包含在身心性命之中，而只要对身心性命有好处，其他的都可不学，那幺六经应当再删除十之**，而孔子仍然留着这些来供后人作为玩物丧志的工具，这是为什幺呢？宋儒的学术，虽然不能不称为经学的一部分，然而它不足以称为经术的全部，这是很明显的。明代王守仁的姚江学派兴起，他在宋学范围中，确实独树一帜；而对于经术，他的功过和濂洛关闽都差不多相等。本朝继承宋明末流的局面，朝相反的方向去用力，复古倾向严重，胡阎江惠，引导了先河；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使这一流派巩固。从乾嘉到现在，各个经书都有了新的解释。每一词每一义，都一定要寻求它的出处。空言和臆想成为严格的禁地。解释古代的名物制度，来回研究探索，刮去污垢，打磨光亮，于是各种经典没有不可读的文字，没有不能理解的句子，这功劳很大啊，然而探究它的实际，又不过与徐、刘、陆、孔这些人平起平坐，比照贾、马、服、郑这些功臣们，如果说得高一些，可以做他们的诤友，这已经是达到了顶峰。一言以蔽之，是致力于章 句的学问而把它的技艺发挥到传神的极致。由此看来，则两千年来所谓经学就都明白了。由宋到明，是发展到另一支，虽然有所得，也没有大家出现。而从两汉隋唐开始，一直到本朝，其中最大的功绩，不超过章 句。如果章 句都没有搞清楚，还怎幺去谈大义？固然是这样。然而如果理解了章 句，治经的事业就已经完毕，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事，天下有这样的学术吗？就是贾、马、服、郑、徐、刘、陆、孔、惠、戴、段、王这些经师，谁敢说他的学问就是经学？不过说我这样做，是为世上研究经学的人省去他们玩索章 句的劳苦，使他们能倾注全力来从事讲求经典的大义。讲求大义，实际是研究经学唯一的目的；玩索章 句，不过是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误把手段当做目的，那幺终身不会从经学中有所得。人人如此，代代如此，而经学就成了无用的多余之物。必明大义然后才能称之为经学，既然是这样，那幺用什幺样的方法来求得这些经书的大义呢？这确实是最难回答的一个疑问。而两千年来多少大儒相互谦让而不敢来做这件事，原因正在于此。我所要明确的大义，也想探明它确实是这本经的大义；然而怎样做才能确定这就是这本经的大义呢？这必定要受教于删定这些经典的孔子才可以做到。如果不然，也要受教于他的徒弟们。受教于他徒弟的徒弟，当面去问他们，那幺他们如果不说，就不知道这经书的大义了。如果可以这样说，那幺只有先秦的儒者们可以谈经学。其次西汉的儒者们，也可以免费谈经学。从此往后，口传的东西都没有了，而经学的趋势必定成为绝业。后代的儒者，之所以不敢求取经书的大义，都是因为这些。然而就一直这样长此下去吗？那幺孔子编着六经，果真是留给后人玩物丧志，使天下的人颇费精神于章 句训诂名物制度之间，而对天下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何必要用这纷乱的东西呢？因此后代的儒者，既不能像孔子的徒弟那样亲耳听到孔子亲口传授，没有办法，也只能独自抱着经卷，来揣测圣人的想法，自己寻求所谓的大义。所求得的大义，果真是孔子的大义吗？这就不敢说了。然而假使十义之中，有一义与孔子的相一致，那就不白用力；就算是都不合孔子的原意，而人人都按这样的方法来寻求，必将有一个是符合的，而天下也会因为思想自由的缘故，精神会越来越通畅和深刻，或许还能发掘出古人没有的深奥道理，不只是为六经的注脚，而且还将成为六经的羽翼，这样它的功绩不是更大吗？我认为汉代以后研究经学，除了这个方法没有什幺可行的了。假如连这种方法都不用，那就无异于说应当废除经学而不许人再碰这些。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经学的，有汉代的董仲舒、刘向，而把它光大的，则是王安石。
王安石执政，自己写作了《三经新义》颁布到学校中，“三经”，指《周官》和《诗》、《书》，《周官义》是王安石亲手所写，《诗义》、《书义》出自他儿子王雱及其门人之手。这里抄录它的序。
《周官义序》中说：
士人被流俗之学困顿已经很久了，皇上很关心这件事，想用儒家经典的义理来成就他们。因而召集学儒之臣，阐释经书的意旨，要把它传布到学校之中，而臣王安石实际负责《周官》一书的工作。政事之中体现着的道之本义在于人的贵与贱的地位差别。行事的先后有一定次序，多和少有一定的数目，是快还是慢有一定的时间要求。制定法令制度并且应用它于法律，将这些法令制度推行于人。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能力当官，当官的人都完全遵守和推行法令制度，这种情况没有能超出成周那个时代的。那些法可以在后世施行，文章 记载在书册之中的，没有什幺比《周官》更全面。大概是国家习俗而尊崇它，延续增添使之完备，到了后代，就没有什幺可以再增加的了。这哪里是仅仅靠了文王、武王、周公的力量呢？这就像四时的运行一样，阴阳之气积聚形成了寒暑的变化，并不是一天就行的。从周朝的衰落直到今天，已经过了一千几百年了。太平盛世的遗迹已经被扫荡得几乎完全没有了，学习儒家经典的人，已经不能再见到完全的经典了。在这样的时候，皇上想阐释和发扬古代经典的旨意，我真的想不遗余力地去做，但我知道这件事很难。从阐释和发扬经典的难处，我又知道了建立政治制度、施行它去做事，追寻圣人的旨意并且恢复它的难处。然而我看到圣人想改造法令制度成就功业，在心性上有所成就，有一定的凭借和辅助，这完全是承继先圣之德的时世呀。用现在的观察与学习去考察所学得的古代东西，这就是见到了事情就能知晓它的道理，我真的不自量力，认为已经差不多了。因此我鲁莽地为这件事竭尽全力，却忘了自己的才华不能达到要求。仅仅把这部书排列出二十二卷，共十几万字。有皇上的关心，再加上有关部门的工作，这本书已经完成了，只是在等待下诏书颁行了，以此为序。
《书义序》说：
熙宁二年，我因长于《尚书》而入侍皇帝，因此参与了政事。而我的儿子雱负责实际讲解的工作，有所得之后写成文章 献给皇帝。熙宁八年，把他的学说传到太学。虞、夏、商、周几朝遗留下来的文字，在秦代之后几乎完全消亡了，到了汉朝只存下了一部分，依赖学者和官员们的记诵和解说。因此没有消失，但君主们却不知《尚书》的用处，上天赐予皇上以大智慧，开始实际运用《尚书》中的道理来验证它，用对事物的决断来考查它，又命令臣子们来训释它的旨意，使天下之人和后世之人能明白。然而我和我的儿子所知道的那幺一点点东西，只是从您那里承接下来的一点。《尚书》言辞深奥，含义丰富，而我们的解释却十分浅陋，使命十分重大却以轻眇之心去作了，太惭愧了，谨为之序。
《诗义序》说：
《诗经》有三百一十一篇诗，它们的旨意都还保留着，文辞失传的仅仅有六篇。皇上先让臣子王雱训释它的文辞，后来又让我们训释它的旨义。书完成之后要把它赐给太学，颁布给下，又让我来为之作序。我恭敬地做了拜手稽首之礼后说：《诗经》向上能够与大道相通，向下合乎礼义。理解了《诗羟》的文辞和它的旨意所在，就会产生君子；遵循着它的道理而行事，圣人因之而成就。然而从孔子的弟子赐和商于一言有所得，孔子就高兴地勉励他，可以说《诗经》的旨意是十分难于明白的。从周朝衰亡直到今天，世事混乱，难道不正应该推行《诗经》之道吗？皇帝陛下德性纯良而且丰厚，神仙都为之动容，施行政事十分练达，做事十分合理，四方之民都愿归服而无后悔之意。每天每月都在接近圣人之道，学问上走向了光明正大之境，就是《周颂》所形容的王者之圣明，也还不足以来说明皇上的情况。先是自己得到了《诗经》的微妙道理，然后又命令跟您学习过的臣子来阐释那濒于灭绝的道理，愿意和天下人共同享受圣道之恩泽。我们所知道的，就像小火星一样，哪里能体现您日月之光的一点呢？姑且承接了圣明之人的劳动结晶，代为存贮罢了。《谷粱传》中说：“完美的事物很久才能完成。”因此《棫朴》的作者把“寿考”作为自己的言辞，大概是将会有来者来琢磨其文章 辞句，按圣上的志向来完成它。我又衰弱又年老了还能见到这件事的完成真是幸运之极，谨为之序。
这三篇序，文字高尚纯洁，庄严持重，书的内容，也可以略看得出了。如果想寻求王安石治经的方法，特别要看他所着的《书〈洪范传〉后》，文章 中说：
古代做学问的人，虽然用嘴提问，却用心去传授；虽然用耳朵去听，却将意义授予学生。因此做老师的不厌烦，而求学的人也有所得。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不到苦思冥想不明白的地步就不去启发他们，不到想说又说不出来的地步就不开导他们，举出一个事情而不能用许多相关的情况未印证，就不再说了）孔子怎幺敢于专爱自己的道理，来统治天下的学者，却不让他们早些有智慧呢？我认为，问的不切要，那幺听的就不专心，思考的不深入，那幺得到的知识就不牢固，不专心又不牢固，那幺可以进入的，只是嘴和耳朵罢了。我要教的，不是让学生口耳的学问提高。孔子死后，大道日渐衰落，到了汉代，出现了作传作注的学者。做老师的则只有讲述却没有学生的回应，做学生的则只读书却不发问。不是不想问，是因为他们以为经书的意旨尽在于“传”、“注”之中了，我可以不提问就得到了。岂止是没有问题，还将不会思考。不是不想思考，是因为以为经文的意旨尽在于此了，我可以不思考也可以得到了。如果这样，即使传、注已经做得很好了，固然可以使学生口耳的水平有所提高，却不足以使他们的心智得到提高，何况传、注之中还有不好的呢？过了一千多年，圣人的大道最终不能被人明了，而求学的人也不能用圣人的言论来施行于世上。
读了这篇，王安石怎样做学问和怎样教导别人做学问都很清楚了。用心传授，以意传授，恳切求教，深刻思考，而将所学的东西施行于世间，王安石研究经书的目的都在这里了。我认为不只是研究经书，百科的研究，都应当是这样。如果不按这样的方法，而只靠在讲堂上听传授讲义，那幺即使记诵极多，最终也不能有创造性地阐释发挥，一国的学术，也就没有进步了。《宋稗类钞》说王安石闲居静坐，研究经书，用意良苦，曾放几百颗石莲子在几案上，边咀嚼边思考，吃完了还没有想出来，往往咬到手指流血而自己还没有感觉到。这种说法虽说不知可不可信，但他致力于学问的坚韧刻苦，思考的深刻投入，可见一斑。黄山谷诗中说：“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牗。譬如学捧心，初不悟己丑。玉石恐俱焚，公为区别不。”可以说是公正的评论。自从元祐初年，国子司业黄隐毁掉《三经新义》的版，这书就很少在世间流传，元明以来就亡佚了。本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存《周官新义》一种（今“粤雅堂丛书”中有这本），王安石的遗言，才能借此得以没有失传。我曾取来阅读，它的阐述和发挥很多，不是后代的儒者所能赶得上的。全谢山说：“王安石解经，最有孔、郑家法，言简意赅，只是他那和字说纠缠在一起的部分，不无穿凿的内容。”（见《宋元学案》卷九十八）这仍在赞誉王安石专句之学。章 句之学，是王安石学术中的糟粕。
后人动不动就说王安石诋毁《春秋》，说它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现在考证林竹溪《 斋学记》中说：（《宋元学案》引）
尹和靖说：“王安石不曾废《春秋》。废除《春秋》，把它当做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都是后来无所忌惮的人托王安石的话。韩玉汝的儿子宗文，字求仁，曾给王安石写信，请教六经主旨，王安石回答他，只是关于《春秋》说，此经比其他的经尤其难，盖三传都不足信也。王安石也有易解，言辞很简，疑问处缺少，后来有印行的，名为《易义》，这不是王安石的书。和靖距离王安石的年代不远，他这幺说，很公平。现在的人都把王安石说《春秋》是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作为他的罪名，冤枉啊。”
今按《答韩求仁书》，被存于他的本集中，确实如和靖所说。王安石不但不回答求仁问《春秋》的话，就是对于问《易》的内容也不回答，大概是这两种经书微言大义，比其他的经书都深奥，如果不是受孔子亲口教授，没有办法理解。如果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测，没有不谬以千里的。王安石不敢臆测，正是孔子所说的君子被蒙蔽是因为他还有不知道的东西，我们正应当因此而认为王安石做的对，而怎幺能诋毁他呢？况且古代的学校，春秋教授《礼》、《乐》，冬夏教《诗》、《书》，而孔子正言，也仅在诗书执礼，难道不是因为《易》、《春秋》的大义，不是随便哪一个人都能说的吗？而王安石只把三经设立在学官中，也是效法古人罢了。
（考异十九）周麟之《孙氏春秋传后序》中说：“王安石想要解释《春秋》以行于天下，而孙莘老的传已经出来，一看到感到很好，自知不能再比他写得好了，于是诋毁《春秋》而废止。说： 这是本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不能在学官中教授，不用于科举。 ”李穆堂驳斥他说：“王安石想解释《春秋》，还没有着书，别人是怎幺知道的？见到孙莘老的传而嫉妒，诋毁他的传就足够了，何至于因为传而诋毁经呢？诋毁传容易，诋毁经难，舍弃容易的，而选择难的，傻子也不会去做，而王安石会那样做吗？而且据邵氏辑的序文，说孙莘老晚年时为儒士们穿凿的说法而忧虑，于是为《春秋》作传，那幺孙莘老的这个传，应该成于晚年。王安石死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年六十八岁，孙莘老在元祐元年才拜谏议大夫，而死于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1097年），死时六十三岁。这样孙莘老要比王安石小十多岁，他晚年所着的书，王安石大概没有看到，而嫉妒的说法是从何而来呢？周麟之胡乱编造，后人相信了他，这些人的丑陋和周麟之没有什幺区别。”又说：“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这种说法，曾从先达那里听说过，说是见于临汝闲书，大概痛恨解经的人，而不是诋毁经书。王安石的弟子陆佃、龚原，共同研究《春秋》，陆佃着《春秋后传》，龚原着《春秋解》，遇到疑难处就认为是缺少文字。王安石笑着说 缺文如此之多，那幺《春秋》就成了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了。 大概是说研究经书的人自己不理解经书，就不应当把它当缺少文字对待，意思实际上是尊经，而不是诋毁经书。”现在看孙莘老的《春秋传》，不只是周麟之有跋，杨龟山也有序。杨龟山说：“熙宁初，崇儒尊经，训示开导了许多贤士，认为三传的异同，无法考证，对于六经尤其难以了解，因此《春秋》不被列在学官，并不是废而不用。而士人正急于科举的学习，于是就缺少不讲了。”这正和尹和靖的说法相同。杨龟山平时最好诋毁王氏的学说，而他这样说，为什幺后人不提起这些，而只信周麟之的话呢？
王安石生平所着书，有《临川集》一百卷，《后集》八十卷（现在流传的是元金谿危素搜辑而成，共一百卷，后集也在其中，不是原来的版本），《周官义》二十二卷（今《四库》所收录的《永乐大典》本为十六卷），《易义》二十卷（见《宋史-艺文志》，而根据尹和靖说这并不是王安石的书），《洪范传》一卷（今存集中），《诗经新义》三十卷（今佚），《春秋左氏解》十卷（今佚），《礼记要义》二卷（今佚），《孝经义》一卷（今佚），《论语解》十卷（今佚），《孟子解》十卷（今佚），《老子注》二卷（今佚），《字说》二十四卷（今佚）。
王安石一生对于书是无所不看，到老更加热心，在晚年写的《与曾子固书》中说：
（前略）我从百家诸子的书到《难经》、《素问》、《本草》、各种小说，没有不读的，农夫女工方面的内容，也无所不问。后代的学者，和先王的时候不一样，如果不这样就不能了解圣人的原因吧。有了真知然后再去读，就可以有所选择，所以异端的学问就不能使自己混乱；也因为不使自己迷乱，因而就可以有所选择，更加明了大道。子固看我所掌握的，还能被异端的东西所迷乱吗？现在迷乱的风俗，不在于佛学，而在于学问上。士大夫们沉浸在利欲之中，相互用言语恭维，不知自己约束自己罢了，子固认为是这样吗？（案：子固来信规劝王安石学习佛学，这是王安石的回信。）
王安石晚年潜心于哲理的研究，以求得到真谛，佛学和道学两方面，都有所得，而他理论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用世，在他的《读老子》一篇中讲：
道术有根本有末流，根本是万物生长的基础，末流是万物成就的条件。根本出于自然，所以不用假借人力就可以表现出来，万物依靠它生长。末流涉及外形器用，所以要依靠人力然后万物才会长成。不用假借人力万物可以依靠它生长，圣人可以不用说、不用做；到了要依靠人力然后万物才能长成，这就是圣人不能不说、不能不做的原因。所以当初圣人在位，把万物生长、长成当做自己的责任，一定要有四种治理措施，这四种措施就是礼法、音乐、刑罚、政治，是万物长成的条件。所以圣人致力于培养万物长成，而不说使万物生长，大概是因为生长效法自然，不是人力能够实现的。老子却不这样，认为涉及外形和器用，都不值一提、不值得去做，所以抵触礼法、音乐、刑罚、政治，只讲道。这是不能明察事理而又要求过高的错误。道是自然的东西，又何必干预呢？只是因为涉及外形器用，一定要等人去说、等人去做。《老子》上讲：“三十车辐共用一辙，因为它是空的才会用在车上。”毂辐能有用处，本来就在于车没有用处，然而工匠砍削雕琢木料从来没有达到无的地步，是没有用到自然的力量，可以不用参与。现在造车的人知道造出毂辐从来没有达到无的地步，但可以把车造成，是因为毂和辐具备了，那幺无就有了用处。如果知道无的用处却不去造毂和辐，那幺造车的技术自然就生疏了，现在知道无可以用于造车，用于治理天下，却不知道为什幺有用。所以无可以用于造车是因为有了毂和辐，无可以用于治理天下是因为有了礼法、音乐、刑罚和政治。如果在车上废弃了毂和辐，在天下废弃了礼法、音乐、刑罚和政治，只是坐着等待无发生效用，就是近乎愚蠢了。
现代西方学者宣讲哲学来推动社会学、国家学，他们的理论繁多，总结起来说，不外乎两种说法：一是说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出自天演，都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驳斥他们的人说，优胜劣汰，天没有慈悲之心，择优是人们自己的选择。如果听从第一种说法，就是遵从命运；如果听从第二种说法，就是遵从力量。遵从命运而不知力量重要，就会造成放任而社会不再进步；遵从力量而不听从天命，就会过于干涉而社会也因此不会进步。明白了命运和力量的相互关系，是不是也差不多明白了大道了呢？王安石的这番论述，也许有所创见。两千年来学者们论说老子，没有像王安石这样精辟的了。
文后世于荆公之政术学术，纷纷集矢，独于其文学，犹知尊之。固由文学之为物，与人无争，抑亦道难知而艺易见也。顾即以文学论，则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
吴草庐（澄）临川王文公集序云：“唐之文能变八代之弊，追先汉之踪者，昌黎韩氏而已，河东柳氏亚之。宋文人视唐为盛，唯庐陵欧阳氏、眉山二苏氏、南丰曾氏、临川王氏、五家与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汉东都以逮于今，八百余年，而合唐宋之文，可称者仅七人焉，则文之一事，诚难矣哉！”后人因草庐所举七人益以苏子由而为八，于是有唐宋八家之称。夫八家者非必能尽文之美也，而自东汉以迄中唐，未闻有文人焉能迈此八家者，自南宋以迄今日，又未闻有文人焉能媲此八家者，则八家之得名也亦宜。虽然，荆公之文有以异于其它七家者一焉，彼七家者，皆文人之文，而荆公则学人之文也。彼七家者非不学，若乃荆公之湛深于经术，而餍饫于九流百家，则遂非七子者之所能望也。故夫其理之博大而精辟，其气之渊懿而朴茂，实临川之特色，而遂非七子者之所能望也。
抑八家者，其地位固自有高下。柳州惟纪行文最胜，不足以备诸体。南丰体虽备而规模稍狭，老泉颖滨，皆附东坡而显者耳。此四家者，不过宋郑鲁卫之比，求其如齐晋秦楚势力足相颉颃者，惟昌黎、庐陵、东坡、临川四人而已。则试取而比较之。东坡之文美矣。虽然，纵横家之言也，词往往胜于理，其说理虽透达，然每乞灵于比喻，已足征其笔力之不足。其气虽盛，然一泄而无余，少含蓄纡郁之态。荆公则皆反是，故以东坡文比荆公文，则犹野狐禅之与正法也。试取荆公上仁宗书与东坡上神宗书合读之，其品格立判矣。若昌黎则荆公所自出也，庐陵则与荆公同学昌黎，而公待之在师友之间者也。庐陵赠公诗曰：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公酬之云：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是庐陵深许公能追迹昌黎，而公不敢以自居也。夫以吾向者所论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则虽谓公文轶过昌黎可也；若徒以文言文，则昌黎固如萧何造未央宫，蔑以复加，公亦其继体之肖子而已。公与欧公同学韩，而皆能尽韩之技而自成一家。欧公与公，又各自成一家。欧公则用韩之法度改变其面目而自成一家者也，公则用韩之面目损益其法度而自成一家者也。李光弼入郭子仪军，号令不改，而旌旗壁垒一新，公之学韩，正若是也。曾文正谓学荆公文，当学其倔强之气，此最能知公文者也。公论事说理之文，其刻入峭厉似韩非子，其弼聒肫执似墨子，就此点论之，虽韩欧不如也。东坡学庄列，而无一文能似庄列；荆公学韩墨，则乎韩、墨也。
人皆知尊荆公议论之文，而不知记述之文，尤集中之上乘也。集中碑志之类，殆二百篇，而结构无一同者，或如长江大河，或如层峦叠嶂，或拓芥子为须弥，或笼东海于袖石，无体不备，无美不搜，昌黎而外，一人而已。
曾文正云：“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此深于文者之言也。余谓欲领取之，惟熟诵半山文，其庶几矣。
公之文其录入前诸章者，已二十余首，凡以明其政术学术，意不在文也。
然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国家百年无事札子，材论、答司马谏议书、周官义序、诗义序、洪范传书后、读老子诸篇。皆藏山之文，可永为世模范者也。今更录数篇以备诸体。夫行山**上者，则目疲于其所接，吾论公文，吾恨不能手写公全集也。
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尝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读刺客传：
曹沫将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时可也。予独怪智伯国士豫让，岂雇不用其策耶？让诚国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晋，救智伯之亡，一死区区，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聂政售于严仲子，荆轲豢于燕太子丹，此两人者，隐困约之时，自贵其身，不妄愿知，亦曰有待焉。彼挟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答韶州张殿丞书：
某启，伏蒙再赐书，示及先君韶州之政，为吏民称颂，至今不绝，伤今之士大夫不尽知，又恐吏官不能记载，以次前世良吏之后，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于天下，不能推扬先人之功绪余烈，使人人得闻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备闻为政之迹。然尝侍左右，尚能记诵教诲之余。盖先君所存，尝欲大润泽于天下，一物枯槁，以为身羞，大者既不得试，已试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将泯没而无传，则不肖之孤，罪大衅厚矣，尚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间耶？阁下勤勤恻恻以不传为念，非夫仁人君子乐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俊烈，道德满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否，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粟，讪在后而不羞，苟以餍其忿妤之心而止耳。而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耶？善既不尽传，而传者又不可尽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实足以信后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载之，则遂以不朽于无穷耳。伏惟阁下，于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馀论所及，无党私之嫌，苟以发潜德为己事，务推所闻，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论次以传焉，则先君之不得列于史官，岂有恨哉！
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宝文阁待制特赠右谏议大夫汝阴常公，以熙宁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临川王某志其墓曰：公学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闻也，信其义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贪者矜焉，而非雕Ｘ以为廉；所不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矫抗以为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终此而已矣。及为今天子所礼，则出而应焉，于是天子悦其至，虚己而问焉，使莅谏职以观其迪己也，使董学政以观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无传，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无助，然皆见其正而不苟。诗曰：胡不万年？惜乎既病而归死也。自周道隐，观学者所取舍，大抵时所好也，违欲而适己，独行而特起。呜呼，公贤远矣！传戴公久，莫如以后，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谓公且朽，不可得也。
给事中孔公墓志铭：
宋故朝请大夫给事中知郓州军州事兼管内河堤劝农同群牧使上护军鲁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六百户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孔公者，尚书工部侍郎赠尚书吏部侍郎讳勖之子，兖州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赠兵部尚书讳仁玉之孙，兖州泗水县主簿讳光嗣之曾孙，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孙也。其仕当今天子天圣宝元之间，以刚毅谅直名闻天下，尝知谏院矣。上书请明肃太后归政天子，而廷奏枢密使曹利用上御药罗崇勋罪状，当是时，崇勋操权利与士大夫为市，而利用悍强不逊，内外惮之，尝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废，引谏官御史伏阁以争，又求见上，皆不许，而固争之，得罪然后已。盖公事君之大节如此，此其所以名闻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终于大位为天下惜者也。公讳道辅，字原鲁，初以进士释褐补宁州军事推官，年少耳，然断狱议事，己能使老吏惮惊。遂迁大理寺丞，知衮州仙源县事，又有能名。其后尝直史馆待制龙图阁判三司理欠凭由，司登闻检院吏部流内铨扎察在京刑狱知许徐兖郓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兖郓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数以争职不阿，或绌或迁，而公持一节以终身，盖未尝自绌也。其在衮州地，近臣有献诗百篇者，执政请除龙图阁直学士。上曰：是诗虽多，不如孔道辅一言。乃以公为龙图阁直学士。于是人度公为上所思，且不久于外矣，未几果复召以为中丞。而宰相使人说公稍折节以待迁，公乃告以不能。于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开封府吏冯士元坐狱语连大臣数人，故移其狱，御史劾士元罪止于杖，又多更赦。公见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与大臣交私污朝廷，而所坐如此。而执政又以谓公为大臣道地，故出知郓州。公以宝元二年如郓，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于滑州之韦城驿，享年五十四。其后诏追复郭皇后位号，而近臣有为上言公明肃太后时事者，上亦记公平生所为，故特赠公尚书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书都官员外郎讳宾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曰宗翰，今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赠公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郎，而以嘉兴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于财，乐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笃。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宁州道士法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数出近人，人传以为神。州将欲视验以闻，故率其属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举笏击蛇杀之，自州将以下皆大惊，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观公数处朝廷大议，视祸福无所择，其智勇有过人者，胜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称公，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铭曰：展也孔公，惟志之求。行有险夷，不改其辀。权强所忌，诬谄所仇。考终厥位，宠禄优优。维皇好直，是锡公休。序行纳铭，为识诸幽。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君讳平，字秉之，姓许氏，余尝谱其世家，所谓今泰州海陵县主簿者也。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善辨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宝元时，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以君所为书以荐，于时得召试为太庙斋郎，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贯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常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辨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嗟乎，彼有所侍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兴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扬子县甘露乡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环，不仕，璋真州司户参军，太庙斋郎，琳进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进士周奉先泰州泰兴令陶舜元。铭曰：
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而已于斯，谁或使之！
金溪吴君墓志铭：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尝极人过失，至论前世善恶，其国家存亡治乱成败所由，甚可听也。尝所读书甚众，尤好古而学其辞，其辞又能尽其议论。年四十三四，以进士试于有司，而卒困于无所就。其葬也，以皇兴六年某月日，抚州之金溪县归德乡石廪之原，在其舍南五里。当是时，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范皆尚幼，女子三，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呜呼，以君之有，与夫世之贵富而名闻天下者计焉，其独歉彼耶？然而不得禄以行其意，以祭以养以遗其子孙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学者将以尽其性，尽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于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铭曰：
蕃君名，字彦弼，氏吴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冤黻，独成之难幽以折，厥铭维甥订君实。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三司副使，不书前人名姓。嘉兴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君冲之，始稽之众吏，而自李绂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杨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劝已下，又得其在事之岁时，于是书石而?之东壁。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独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独不得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独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宠之甚备。盖今理财之法，有不善者，其势皆得以议于上而改为之，非特当守成法吝出入以从有司之事而已。其职事如此，则其人之贤不肖利害施于天下如何也？观其人以其在位之岁时以求其政事之见于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财之方，则其人之贤不肖，与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盖吕君之志也。
祭范颍州文：
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明肃之盛，身危志殖。瑶华失位，又随以斥。治功亟闻，尹帝之都。闭奸兴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万首俯趋。独绳其私，以走江湖。士争留公，蹈祸不栗。有危其辞，谒与俱出。风俗之衰，骇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兴起。儒先酋酋，以节相侈。公之在贬，愈勇为忠。稽前引古，谊不营躬。外更三州，施有余泽。如酾河江，以灌寻尺。宿贼自解，不以刑加。猾盗涵仁，终老无邪。讲艺弦歌，慕来千里。沟川障泽，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铸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将于伍，后常名显。收士至佐，维邦之彦。声之所加，虏不敢濒。以其余威，走敌完邻。昔也始至，疮痍满道。药之养之，内外完好。既其无为，饮酒笑歌。百城宴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枢密。稽首辞让，至于六七。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穴除荒。官更于朝，士变于乡。百治具修，偷堕勉强。彼阏不遂，归侍帝侧。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谓谊老，尚有以为。神乎孰忍，使至于斯。盖公之才，独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自公之贵，厩库逾空。和其色辞，傲讦以容。化于妇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绨恶粟。闵死怜穷，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锲乎厚。其传其详，以法永久。硕人今亡，邦国之忧。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万里，不往而留。涕哭驰辞，以赞醪羞。
祭欧阳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奇。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赡依？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道谁与归？
【译文】
后世把矛头都指向了王安石的政术和学术，唯独对他的文学，还知道尊重。本来文学的性质，是与人无争，而且不容易学到其中的奥妙，技艺的表现却容易看到。因此就以文学方面来说，王安石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中，已经占有最高的位置了。
吴澄的《临川王文公集序》中说：“唐代的文章 能变革原来八代的流弊，追逐先汉足迹的人，韩愈而已，柳宗元次之。宋代的文学比唐代要强盛，只有庐陵欧阳修、眉山苏洵、苏轼、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五人，与唐代那二人不相上下。从汉的东都到现在，已经八百年了，连上唐宋的文章 ，可称得上大家的只有七人。 文学这件事确实是难啊。”后人将吴澄所举的七人，再加上苏辙为第八人，于是有“唐宋八大家”之称。八大家并不能穷尽文章 之美，而从东汉到中唐，没有听说哪个文人能超越这八家的。从南宋到今天，也没有听说有文人能和这八家媲美的，那幺八大家有此名声也是应该的。即使这样，王安石的文章 ，也有一点是和其他七家不同的：那七家，都是文人的文章 ，而王安石是学者的文章 。那七家并不是没有学问，只不如王安石这样既精通经术又熟悉百家九流，是那七人所无法达到的。因此文理的博大和精辟，气势的深远和朴茂，是王安石为文的特色，也不是另外七家能达到的。
唐宋八大家中，他们的地位也有高下之分：柳宗元的纪行体文章 最好，曾巩体虽然具体，但规模稍狭窄；苏洵、苏辙，都是依附苏东坡而显赫的。这四家，不过如宋、郑、鲁、卫这样的小国之类，如果要找能和齐、晋、秦、楚这样的大国相抗衡的，只有韩愈、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四人罢了。尝试着将他们做一个比较：苏东坡的文章 很美，有纵横家的风格。 言辞往往胜于理。他说理虽然透达，然而却经常借助于比喻，这足以证明他笔力不足；气虽盛，然而却一泄无余，没有含蓄回旋的韵味。王安石与他正相反。因此用苏东坡的文章 和王安石的文章 相比，好比是野狐禅和正法。试以王安石《上仁宗书》和苏东坡的《上神宗书》一起读，它们的品格就立即区分开来。韩愈是王安石学习的对象，欧阳修曾和王安石一起学习韩愈，王安石对待欧阳修和师友一般。欧阳修赠王安石诗中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 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安石回赠他说：“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 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欧阳修认为王安石能赶上韩愈，而王安石却不敢自居。从我原来论说的学者之文和文人之文的角度看，就是说王安石的文章 超过韩愈的文章 也是可以的。如果只说文言文，那幺韩愈就如同是萧何造未央宫，不能再超过了，王安石也就是继承和模仿他罢了。王安石与欧阳修一同学习韩愈，而都能全部学到韩愈的技法而又自成一家；欧阳修与王安石，又各自成一家；欧阳修用韩愈的法度改变他的面目而自成一家，王安石则是用韩愈的面目增减他的法度而自成一家。李光弼到郭子仪的军中，号令不改，而旌旗壁垒焕然一新，王安石学韩愈，正是如此。曾国藩说学王安石的文章 ，应当学他的倔强之气，他是最能了解王安石文章 的了。王安石论事说理的文章 ，文辞峭拔严肃如韩非子，态度诚恳真挚又如墨子，就这一点来说，即使是韩愈、欧阳修也是比不上的。苏东坡学庄子、列子，而没有一篇文章 能如庄子、列子一样的；王安石学韩愈、墨子，则让人觉得已经是韩愈、墨子了。
人都知道尊崇王安石的议论文，而不知道他的记叙文更是集中的上乘之作。他集中碑、志之类，差不多有二百篇，而结构没有一篇是相同的：有的如长江大河，有的如层峦叠嶂，有时将小小的芥子可放大成须弥山，有时将偌大的东海笼于袖中，没有不擅长的文体，没有不具备的风格。在韩愈之外，只有他一人而已。
曾国藩说：“写文章 全在气盛，想气盛全靠段落清楚。每段的连接之处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 古人做文章 的无限妙境，难以领会；每段开始的时候，似承接又不是承接，似提领又不是提领，似突然又不突然，似缓和又不缓和， 古人写文章 的无限妙用也难以领会。”这是对写文章 的深刻体会。我说要想领会这些，熟读王安石的文章 ，就差不多了。
王安石的文章 录入前面各章 的，已经有二十余篇，都是用来表明他的政术和学术，用意不在他的文学上。
然而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国家百年无事札子》、《材论》、《答司马谏议书》、《周官义序》、《诗义序》、《洪范传书后》、《读老子》这些篇章 ，必是要永久保存的文章 ，可永远作为世人写作的模范。今再抄录数篇，以便使各种文体齐备。行走在山**上时，就会目不暇接，我评论王安石的文章 ，恨不能亲手抄写王安石的全集！
《读孟尝君传》：
世人全都说孟尝君能得士人之心，因此士人归附他，而他最终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得以逃离秦国那个凶险之地。唉！其实孟尝君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的头子而已，他怎幺能称得上善于得士呢？如果他不与鸡鸣狗盗之徒为伍，那幺，他靠着齐国这样强大的力量，只要能得到一个真正的贤士，就可以南面称王，并且使秦国臣服，哪里还用得着利用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鸡鸣狗盗之徒出入于他的门下，这就是为什幺真正的贤士不到他那里去的原因呀！
《读刺客传》：
曹沫带兵而使国君丢失城池，又劫持齐桓公，管仲因不愿背弃约定且要取信天下，所以曹沫一时成功。我只奇怪智伯的国士豫让，难道不能用他的策略吗？豫让真是国士，当初不能预先谋划三晋，挽救智伯的灭亡，区区一死，还值得计较吗，他也是不欺瞒自家的心意呀。聂政投靠严仲子，荆轲归附燕太子丹。这两个人，穷愁潦倒之时，自尊自爱，不轻易让人了解，也是有所期待。那些依仗道德来等待世道的，怎幺样？
《答韶州张殿丞书》：
安石启：承蒙您再次写信给我，告诉我我父亲在韶州时的政绩，被官吏和人民所称颂，至今没有断绝。感伤当今的士大夫已经不能完全知道这些事，又恐怕史官不能记载下来，以排在前代好官吏之后。这都是因为我辜负了先人的期望，自己的言行不足以使天下人信服，不能发扬先人的功德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之所以日夜愁苦、痛心疾首而不敢放弃的就是这个。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还小，没能完全知晓他理政的事迹。可是我曾经随侍在他身边，还能记诵他的教诲。大概我父亲所存的志向，就是想使天下之人受到大的恩泽，以一物的枯槁作为自己的羞耻。他大事情既然没能去做，却已做了一些小事，而这些事情又将被遗忘，我对先人的辜负，罪责实在是太大了，我又凭什幺立足于天地之间呢？阁下天天忙碌担心，时刻想着这些事情是否能流传下去，如果不是仁人君子乐于道的人，怎幺能做到这样呢？在夏、商、周三代的时候，诸侯国都各有史官，而当时的史官大多世代相传，往往能以身殉职，不辜负这份工作的意义。大概他们所传下来的，都是十分确凿可以作为凭据的东西。此后不仅没了诸侯国的史官，而且近代以来如果不是职位十分高贵，那幺就是有十分突出的才能，或者高尚的道德，要是不幸不被朝廷称颂的，就不能见于史书。写史书的人，又是从当时的贵人中选出来的，看他们在朝廷上议论的时候，人人都按自己的好恶来看问题，并且有的还把忠义看成邪恶，把不同的看成相同的，当前会有惩罚也不害怕，背后有人讪笑也不知道羞耻，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恶而已。更何况让他们背着人用文字来评价前代人的好坏，他们更是随意品评，死去的人又不能争辩是否恰当，活着的人也不能来说一说是非曲直，对写史的人又不存在什幺危害。因而以他们的私心，怎幺能不欺骗人呢？善行既然不能完全被记下，记下来传于后世的又是这样不可信。只有能言善辩的君子，有着十分正大的德行，其名与实都为后人所信服，一旦看到，记载下来，就必定会成就不朽。您和我父亲没有共过一天事，而您对他的评价却没有私心，以宣扬无名而有德行的人为自己的事业。一定要传播自己所知道的事，告诉世上善于言辞并且可以信赖的人，使这些事迹可以流传下去，那幺，就是我父亲的事迹不能被史官所记载，又有什幺可以遗憾的呢？
《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宝文阁待制、特赠右审议大夫汝阴常公，死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二月己酉日，五月壬申日下葬。临川王安石作墓表说：先生求学并不期望立言，只是端正行为罢了；行为端正也不是为了使别人知晓，只是相信大义而已。他的不取，可以使贪心之人收敛，而不是以刻薄吝啬为廉洁；他的不为，可以使弱者自立而不是以飞扬跋扈为勇敢。让他做官他不做，召他入京他不去，有人说：“他一定是个隐退的人，直到死去都是这样罢了。”直到被现今的皇上所礼遇，才出来响应。因此天子对他的到来十分高兴，自己非常虚心地向常公询问一些问题。皇上让他做谏官的职位，来看他启迪自己（皇上）的能力；让他管理学政，以观察他造就贤士的能力。先生向皇上说的话没有记载下来，但人人都知道他忠心不二、刚正不阿；他对下面所做的事，没有人帮助。但人们都见到了他的正直与认真。《诗经》说：“（这样的人）为什幺不活一万年呢”，可惜他既而便得了病。回家乡之后便死去了。自周朝灭亡大道消隐之后，看学习儒学的人所取舍的标准，大抵都是以当时好恶为准。违背世俗而使自己适合于道，特立独行。唉，先生太贤能了。能将先生的事迹久远传扬的，莫过于刻石。然而石头会磨损，也会因水冲刷而消蚀，但因此说先生的德行功业也会消蚀掉，则是不可能的。
《给事中孔公墓志铭》：
宋朝已故朝请大夫给事中知郓州军州事，兼管内河堤，劝农同群牧使、上护军、鲁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六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孔公，是尚书工部侍郎、赠尚书吏部侍郎孔勖的儿子，兖州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赠兵部尚书孔仁玉的孙子，兖州泅水县主簿孔光嗣的曾孙，是孔子的第四十五代孙。他出仕是在当今皇上天圣、宝元两年号之间，因为刚正耿直而名扬天下。曾经在谏院主事，他上书请明肃太后把朝政管理的大权交还给皇上，并且在朝堂之上启奏枢密使曹利用、上御药罗崇勋的罪行。那时候，罗崇勋用权力和士大夫们作交易，而曹利用则是强悍霸道不谦逊，朝廷内外都害怕他。他曾经做过御史中丞，那时皇后郭氏被废，他带领谏官和御史们跪在朝堂上为郭氏争取权利，又求见皇上，都不被准许，而他却坚持争辩，直到被降罪才罢休。大概先生侍奉皇上的大节就是这样，这就是他所以名扬天下，而士大夫们大多认为他没有做很大的官是天下人的损失。先生名道辅，字原鲁。起初因为中了进士才脱去布衣，被补做宁州军事推官，年纪还很轻，可是审起案子来，能使老资格的官员感到震惊。后升为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县事，又因为有能力而出名。在此之后，他曾在史馆工作过，还做过龙图阁待制，判三司理欠，凭由司、登闻检院、吏部流内辁，调查京城中的刑事司法，做过许、徐、兖、郓、泰五州的知州，留守南京。而其中兖州、郓州和御史中丞都做过两次。做官，多次因为刚正不阿而被罢黜或外迁，而先生一生执着于名节，自己从来不为此感到内疚。做兖州知州时，近臣之中有一个人给皇上献诗一百首，执政的官员请皇上封他做龙图阁直学士，皇上说：“这样的诗虽然很多，但却及不上孔道辅的一句话有价值。”因此让先生做了龙图阁直学士。于是人们猜度先生为皇上所思念，做外任的时间应当不长了。不久，果然又召他做了御史中丞，宰相让人游说先生不行其政权而等待升迁，先生告诉他不可以。因此人们又猜度先生将不能在京中久待，而先生果然又出京了。起初，开封府知府冯士元被审判，他又告发了几个大臣，因此把这个案子转到御史台来审理。御史认为冯士元的罪也就是打打板子，并且又赦免了很多罪状，先生求见皇上，皇上怪罪冯士元作为小官和大官们结交、徇私使朝廷风气败坏，可是被判的罪却这幺轻，执政的官员又说先生是为大臣说话，因此他才出知郓州。先生在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到达了郓州；在道上得了病，在十二月壬申日死于滑州的韦城驿，享年五十四岁。后来皇上下诏恢复了郭皇后的称号，而近臣之中又有人对皇上说了先生在明肃皇太后当政时的事迹，皇上也记着先生平生所为，因此特别追赠他尚书工部侍郎的官位。先生的夫人是金城郡君尚氏，尚氏是尚书都员外郎尚宾的女儿。尚氏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孔淘，现在任尚书屯田员外郎，一个叫孔宗翰，现在做太常博士，都能很好地治理他们的家政。先生累积被追赠为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在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十月壬寅日，把先生葬在了孔子墓西南一百步的地方。先生对于财物十分廉洁，乐善好施，对故人的儿子们十分厚待，一点都不喜欢鬼神之事。在宁州做官时，有道士作真武的像，有一条蛇在像前出现，多次出现接近人群的事情，人们传说此蛇是神。州里的将军想去验证一下传闻，因此率属下去拜那条蛇，而蛇果然出来了。先生立即用朝笏打死了蛇，州将以下所有的官员都十分惊恐，后来又都为他折服。先生因此而出了名。我观察先生多次在朝廷上议事的情况，看到他对福祸不选择，他的智慧和勇敢超越了常人，胜一个蛇妖算得了什幺？世人多因此称颂他，我也不能省略这件事。铭文说：孔公真是执着呀！一心追求自己的志向。行路遇到了险阻，也不改变自己的轨迹。被权贵所忌妒，被奸人所仇视。最近做到的官位和皇上的恩宠十分优厚。皇上喜爱直率的人，这是先生的依靠。按照行为刻下铭文，以使幽冥之界有所察识。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先生名讳叫平，字秉之，姓许。我曾经为他的家世作了谱系，他就是现在泰州海陵县的主簿。先生和他的兄长许元相互友爱而为天下人称颂，他从小就卓而不群，不拘于礼法，善于辩论，和他的兄长都因智慧和才略超人被当世的大贵人所器重。宝元年间（公元1038年~1039年），朝廷开了方略选人之门，来招揽天下有奇异才能的人，陕西大帅范仲淹、郑文肃公，争着用先生所作的文章 来推荐他，因此被录用，做了太庙斋郎，不久，被选拔做了泰州海陵县的主簿。贵人们多次举荐先生说有大才，可以让他做些事情，不应把他弃置到州县上去。先生也是自许有大才，想有所作为，然而最终也没能运用他的智慧。唉，真值得为他悲哀呀！士人中固然有的脱离了世俗的轨迹，孤独地按自己的志向前进，受到大骂讥笑、嘲笑侮辱，被困顿于受辱之地而不后悔。他们没有常人的要求，他们的不遇是可以理解的，而有待于被后人认识，至于有智谋又心向功名的人，观察世事的运转。想有所作为却不被赏识任用的，也数都数不过来。论辩的能力足以使万物发生变化却在运用游说的时候失去了功效，智谋足以使敌人三军尽被击败，却在右武之国受辱。这又怎幺说呢？唉！那些有所待于后世而不后悔的人，后人会知道他的。先生享年五十九岁，在嘉祐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真州扬子县甘露乡某地。夫人叫李氏。儿子许瓌，没有做官；许璋做了真州司户参军，许琦做了太庙斋郎；许琳，中了进士。女儿五个，已有两个嫁了人。进士周奉先和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所作的铭文说：
有提拔而起用他的人，但也不要排挤和制止他上升啊。唉，许先生，现在谁会用你呢？
《金溪吴君墓志铭》：
君温和平易少言，外表内心如一，言谈从未说及他人过失。至于论及前代的善恶好坏，国家存亡治乱成败的缘由，很值得一听。曾经读过的书非常多，尤其喜爱古人而学习他们的言辞，他的文辞又能够阐尽他所议之事。四十三岁，四次以进士的身份在有关部门那儿考核，而最终却困顿于无所成就。他下葬时，在皇祐六年（公元1054年）某月某日，葬于抚州金溪县归德乡石廪一处宽阔平坦之处，在他家南边五里。当时，君的母亲吴夫人已经老了，而儿子世隆、世范年岁还小。三个女儿，其中一个死了，另外两个还没出嫁。唉！以吴君所拥有的东西，与那些世上以富贵名闻天下的人比较，难道独独怨恨这一点吗？然而得不到俸禄以实现他的志向、祭祀他的祖先、奉养他的父母、遗留财产给子孙，就这样死了，这是士子友人们的悲哀呀。学者，是将要以之放纵性情的，放纵性情则可知命。已经知命了，对于吴君的不得意，又有什幺可悲叹的呢？墓志铭说：
君名蕃，字彦弼，姓吴，他的祖先出于姬姓。以儒士起家入仕世代为官，独吴君路途坎坷曲折，难以成就功名。这个墓志铭是吴君的外甥君实要求的。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盐铁、度支、户部三个部门的副使，没有记载先前这些副使的姓名。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冲之开始询问众官员这件事，从李纮以上到查道有他们的名字，从杨偕以上有他们的官职，从郭劝以下又有他们任职的年月，于是把它们写在石头上，而且刻在东壁上。使天下的大众聚合起来的是钱财，管理天下钱财的是法律，把握天下法律的是官吏。官吏不好，那幺即使有法也没人把握，法律制定得不好，那幺即使有钱财也没有人管理。有钱财却没人管理，那幺就连乡村城市中的卑贱之人，都能私下操纵财富收入和支配的权力，垄断万物的利益，用它来和皇上争夺老百姓，即使我们放纵他那无穷的贪欲，他也并不一定就成为贵族豪强，像这样而皇上还没有失去老百姓的原因，大概仅仅是名号罢了。虽然想要粗茶淡饭，穿朴素的衣服，让自己身体憔悴，心中忧愁，以希望天下的百姓生活丰足，从而使政治安定，我知道那还是不行。既然这样，那幺完善我们的法律，挑选官员把握它，以管理天下的财力，虽是上古尧、舜也不能不把这当做首要问题，更何况后来纷繁复杂的社会呢？盐铁、度支、户部三个部门的副使，正是现在的高官，朝廷所重视和依赖的对象，并对他们十分周到。当今管理财力的法律有不完善的，看形势必须与上级领导商议并修改它，不只是固守现成的法律，严格控制收入和支出，以行使各自的职责而已。他的职务如此重要，那幺该人的贤良与不贤，其中利害关系到天下会怎幺样。观察这个人，以他在位的年月，推求他所做的政事在今天显现的效果，考察他辅佐上级管理财政的方法，那幺该人的贤与不贤和世事治理的恰当与否，我就可以知道了。这恐怕就是吕先生的志向吧。
《祭范颍州文》：
唉！我的先生，您是举国上下的师长。从开始到结束，您的名节没有一点瑕疵。清明严肃的声名卓着，身处危难志向却更坚定。正道被摈弃，您大声疾呼斥责这不正之风。您创立的功业，在京城中广为传颂，您摒弃奸邪之徒奖掖良善之士，连小孩子都为您的明智之举欢呼歌唱。从王公贵族到老百姓都对您佩服无比。因为别人为了私欲而诽谤您，因而使您到处颠沛流离。士人们争着挽留您，就是因此而受到处罚也不怕。一旦有对您不利的言辞，人们就争着来为您辩护。风俗衰败之后，人们就害怕正气而对邪气感到舒心。您最初艰难地跋涉，人们又是怀疑，又是嗟叹。而您仍努力实践自己的志向不因为别人的疑嗟而回头。因此，仰慕您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您是先辈的大儒之首，您行事总是以节气为重。您在被贬之后，更加忠勇。您按照古圣先贤之道行事努力地进行工作。又换到三州去做官，您又施行恩泽于此，您的恩泽就像江河之水，给人民很多关怀。窝藏赃物的人自首之后，您就不再加之以刑罚。狡猾的盗贼被您的仁义所感化，一直到老都再没有邪念。千里之外的人都慕名而来为您歌唱。水沟和河流都得到治理，田地桑木都长势喜人。可恶的外族头领骄狂异常，竟然敢侵犯我们的国土。皇上命人出征，您也在其中。在行伍之中做了将领，您的名字后来也得以显扬，你招收士人来辅佐军事，选用了国中的杰出人才。您的声威之大，连胡人也不敢再来犯边。借着您的余威，赶走了敌人使我们的国土、人民都完好无损。后来到了颍州，这里到处是疮痍满目，您治理它将养它使这里到处都变得很好。然后无为而治，饮酒歌唱笑傲山林。到处是人民安定，官吏逊良。皇上称许您是人才，想封您做枢密副使。您上书辞让有六七次之多。后来当了宰相，您就清理了法令制度，提拔优秀的人才，开拓未经治理的地方。朝廷上官吏们在改变，乡野之中士人们也发生了变化。各种制度都得到了完善，使不良之行没有发生的可能。后来您的政见不被推行，就随侍在皇帝身边。最后又被摒弃于外，生活困顿，大道不被知闻。您说自己虽然老了，但仍有余力做事。神怎幺能忍心，就让事情到了这一步呢？先生的才华，仍不能完全发挥出来，谈论起经典来，谁又可以和您相比呢？自从先生发达之后，家里的财物就不足了。您言辞与面貌都十分和蔼，也能表现出孤傲的品性。调教妻妾们不要多用珠宝，儿子们不要厌恶一般的织物和粮食。您怜悯死者和穷人，说如果那样生活就是很奢侈了。您使得孤女也出嫁了，男子成了家。谁对圣人之道了解得比您深，谁的德行比您更好？我为您作传，希望后来人永久地效法。大人现在死去了，这是国家的忧患。那些不肖之徒却仍为侮辱您不遗余力。在万里之外听到了您去世的凶信，我却不能亲自前往，我哭着写下祭辞，作为祭酒的辅助之物。
《祭欧阳文忠公文》：
事情即使可以靠人的努力可以完成，也很难预期其结果，何况天意渺茫难明，谁又能够推知呢？不过先生生前闻名于当世，死后又能把声名传于后世，人的一生如果能这样也就足够了，又有什幺值得悲伤的呢？像先生这样的人，器量、品质那样宏深淳厚，才智见识的高远，再加上学问的深妙精微作为辅助，所以将这些充盈于文章 ，体现在议论中的时候，豪健壮美，奇妙瑰丽。蕴积于心中的东西，浩瀚得像江河之水停流积蓄着，通过文章 焕发出来，灿烂得像日月星辰的光辉一样。那清幽的声音与韵律，凄清如飘风急雨骤然到来一样，那雄健的文辞，闳通的议论就像轻车骏马在奔驰一样。世上做学问的人，无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读了您的文章 ，就知道了您的为人。唉！自从先生投身仕宦之途，到如今，四十年间，上下升迁，往复调动，深感人世道路的艰难。虽然遭受了种种困顿，贬官外地，流离颠沛，可是终究没能被淹没，是因为公众舆论自有是非。既经压制之后，再次被起用，声名就彰显于当世。您果敢的气概，刚正的节操，一直到晚年也没有衰退。仁宗皇帝在位的后期，考虑到身后之事，皇上认为像先生这样的大臣可以托付国家安危的大任。到了先生出谋决策的时候，果然非常从容迅速，议定了立主的大计，可以说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抓住了千载一时的机运。您功成名就之后，不愿居功，因此辞去了官职。这种出仕隐退的行动，又让人感到先生的英魂灵气不会随着其他物质而**消散，它们将永远地存留在箕山之边，颍水之滨。然而，尽管是这样，天下之人无论贤与不贤，还是在为您哭泣和叹息，更何况朝中的士大夫，平日和您交游，先生是我心中一直仰慕的人。唉！人生盛衰兴废的规律，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面对清风不能忘情，想到先生的不能再见，我又归附谁呢？
诗词
世人之尊荆公诗，不如其文。()虽然，荆公之诗，实导西江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在中国文学史中，其绩尤伟且大，是又不可不尸祝也。
千年来言诗者，无不知尊少陵，然少陵之在当时及其没世，尊之者固不众也。昌黎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儒愚，何用多毁伤？中晚晤人之所以目少陵者，可想见矣。其特提少陵而尊之，实自荆公始。公有题杜甫画像一诗云：
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公又续得杜诗二百余首，编为老杜诗后集，而为之序，言甫之诗其完见于今者，自余得之。又曰：世之学者，至乎甫然后能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尔。向往之诚，至于如此，此公之诗所以名家也。
宋初承晚唐之陋，西昆体盛行，起而矫之者，欧公与梅圣俞也。由是而自辟门户卓然成家者，荆公与东坡山谷也。公少年有张刑部诗序云：
君并杨刘，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庞杂，无文章黼黼之序，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方此时自守不污者少矣。
昆体披靡一世，率天下之人盘旋于温李肘下，而无以发其性灵，诗道之敝极是矣，其不得不破坏之而别有所建设，时势使然也。首破坏之者实惟欧梅，荆公与欧梅为友（梅有送介甫知毗陵诗，公有哭梅圣俞诗。），然非闻欧梅之风而始兴者也，自其少年而门户已立矣。欧梅以冲夷淡远之致，一洗秾纤绮冶之旧，至荆公更加以一种瘦硬雄直之气，为欧梅所未有。故欧梅仅能破坏，荆公则破坏而复能建设者也。
宋诗伟观，必推苏黄。以荆公比东坡，则东坡之千门万户，天骨开张，诚非荆公所及。而荆公逋峭谨严，予学者以模范之迹，又似比东坡有一日长。山谷为西江派之祖，其特色在拗硬深窈生气远出，然此体实开自荆公，山谷则尽其所长而光大之耳。祖山谷者必当以荆公为祖之所自出。以此言之，则虽谓荆公开宋诗一代风气，亦不必过。
荆公古体，与其谓之学社，毋宁谓之学韩，今举示数首。《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
定林瞰土山，近乃在眉睫。谁谓秦淮广，正可藏一。朝予欲独往，扶惫强登涉。蔡侯闻之喜，喜色见两颊。呼鞍追我马，亦以两黥挟。敛书付衣囊，裹饭随药笈。曈曈阿兰若，土木老山胁。鼓钟卧空旷，□□雕捷业。外堂廓无主，考击谁敢辄。坡陀谢公冢，藏椁久穿劫。百金买酒地，野老今行!冕。缅怀起东山，胜践比稠叠。于时国累卵，楚夏血常喋。外实备艰梗，中仍费调□。公能觉如梦，自喻一蝴蝶。桓温适自毙，符坚方天厌。且可缓九锡，宁当快一捷。彼哉斗筲人，得丧易矜怯。妄言屐齿折，吾欲刊史牒。伤心新城埭，归意终难惬。漂摇五城舟，尚想浮河楫。千秋陇东月，长照西州堞。岂无华屋处，亦捉蒲葵□。碎金谅可惜，零落随秋叶。好事所传玩，空残法书帖。清谈眇不嗣，陈迹恍如接。东阳故侯孙，少小同鼓箧。一官初岭海，仰视飞鸢□。穷归放款段，高卧停远蹀。牵襟肘即见，着帽耳才压。数椽危败屋，为我炊陈□。虽无膏污鼎，尚有羹濡□。纵言及平生，相视开笑靥。邯郸枕上事，且饮且田猎。或昏眠委翳，或妄走超躐，或叫号而寤，或哭泣而魇。幸哉同圣时，田里老安帖。易牛以宝剑，击壤胜弹铗。追怜衰晋末，此土方岌□。强偷须臾乐，抚事终愁□。予虽天戮民，有械无接摺。
翁今贫而静，内热非复叶，予衰极今岁，傥与鸡梦协。委蜕亦何恨，吾儿已长鬣。翁虽齿长我，未见白可镊。祝翁尚难老，生理归善摄。久留畏年少，讥我两咕嗫。束火扶路还，宵明狐免慑。蔡侯雄俊士，心□形亦谍。异时能飞鞍，快若五陵侠。胡为阡陌间，□豆仅相蹑。谅欲交辔语，怯子不能□。
此乃公晚作，结构气格，章法句法，皆肖昌黎。入韩集中，几乱楮叶，惜其未能化耳。
《思王逢原》：
自吾失逢原，触事辄愁思。岂独为故人，抚心良自悲。我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我思谁能谋，我语听者谁。朝出一马驱，瞑归一马驰。驰驱不自得，谈笑强追随。仰屋卧太息，起行涕淋漓。念子冢上土，草茅已纷披。婉婉妇且少，茕茕一女嫠。高义动闾里。尚闻致财赀。嗟我衣冠朝，略能具□麋。葬祭无所助，哀颜亦何施。闻妇欲北返，□予常望之。寒汴已闭口，此行又参差。又说当产子，产子知何时。贤者宜有后，固当梦熊罴。天方不可恃，我愿适在兹。我疲学更误，与世不相宜。夙昔心已许，同□结茅茨。此事今已矣，已矣尚谁知。渺渺江与潭，茫茫山与陂。安能久窃食，终负故人期。
《董伯懿示裴晋公平淮右题名碑诗用其韵和酬》：
元和伐蔡何危哉，朝廷百口无一谐。盗伤中丞偶不死，利剑白日投天街。裹疮入相议军旅，国火一再更檀槐。上前慷慨语发涕，誓出按抚除暌乖。指挥光颜战洄曲，矙如怒虎搏虺豺。朔能捕虏取肝鬲，护送密乞完形骸。笞兵夜半投死地，雪湿不敢然薪黠。空城竖子已可缚，中使尚作啼儿哇。退之道此尤俊伟，当镂玉牒东燔柴。欲编诗书播后嗣，笔墨虽巧终类俳。唐从天宝运中圯，廊庙往往非忠佳。诸侯纵横代割据，疆土岂得无离亻瓜。德宗末年惩战祸，一矢不试尘蒙靫。宪皇初起众未信，意欲立扫除昏霾。追还清明救薄蚀，屡敕主府拘穷蛙。王师伤夷征赋窘，千里亦忌毫厘差。小夫偷安自非计，长者远虑或可怀。桓桓晋公忠且壮，时命适与功名偕。是非末世主成败，煊赫今古谁讥排。贤哉韦纯议北赦，仓卒两伐尤难皆。重华声明弥万国，服苗干羽舞两阶。宣王侧身内修改，常德立武能平淮。昔人经纶初若缓，欲弃此道非吾侪。千秋事往踪迹在，岳石款记如湘崖。文严字丽皆可喜，黄埃蔽没苍藓埋。当时将佐尽豪杰，相此兵祷陪祠斋。君曾西迁为拓本，濡麝割蜜亲靡揩。新篇波澜特浩荡，把卷熟读迷津涯。褒贤乐善自为美，赏佳庙壁为诗牌。
以上诸篇，皆用刻入之思，练奇矫之语，斗逼仄之韵，缒幽击险，曲尽昌黎之技者也。
《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因亦作两篇》：
巫山高，十二峰，上有往来飘忽之猿猱，下有出没之蛟龙，中有倚薄缥缈之神宫。神人处子冰雪容，吸风饮露虚无中。千岁寂寞无人逢，邂逅乃与襄王通。丹崖碧嶂深重重，白月如日明房栊。象床玉几来自从，锦屏翠幔金芙蓉。阳台美人多楚语，只有纤腰能楚舞，争吹凤管鸣鼍鼓。那知襄王梦时事，但见朝朝暮暮长**。巫山高，偃薄江水之滔滔。水于天下实至险，山亦起伏为波涛。其巅冥冥不可见，崖岸斗绝悲猿猱。赤枫青栎生满谷，山鬼白日樵人遭。窈窕阳台彼神女，朝朝幕幕能**。以云为衣月为褚，乘光服暗无留阻。昆仑曾城道可取，万丈蓬莱多伴侣。块独守此嗟何求，况乃低回梦中语。
此类之诗，乃学杜而自辟蹊径者，公集中上乘也。山谷之七古，颇从此脱胎得来。又如：
《对棋与道源至草堂寺》：
北风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与君棋。明朝投局日未晚，从此亦复不吟诗。
此等涩拙之作，其导启山谷之迹，尤显而易寻者也。
公复有拟寒山拾得二十首，于集中为别体。寄吴氏女子诗所谓末有拟寒山，觉汝耳目荧者是也。今录二首以见面目。
我曾为牛马，见草豆欢喜。又曾为女人，欢喜见男子。我若真是我，只合长如此。若好恶不定，应知为物使。堂堂大丈夫，莫认物为己。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众生造罪恶，亦有一机抽。渠不知此机，故自认愆尤。此但可哀怜，劝令真正修。岂可自迷闷，与渠作冤仇。
此虽非诗之正宗，然自东坡后，熔佛典语以入诗者颇多，此体亦自公导之也。若其悟道自得之妙，使学者读之曈然意远，此又公之学养，不得以诗论之矣。
荆公之诗，其独开生面者，不在古体而在近体。逋峭雄直之气，以入古体易，以入近体难。公之近体，纯以此名家者也。
曾文正论近体诗，谓当以排偶之句，运单行之气，荆公七律，最能导人以此法门。
荆公七律，多学少陵晚年之作，后此山谷更遵此道而极其妙，遂为西江之宗。
公有题张司业诗绝句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读公诗皆当以此求之，而近体其尤也。集中名作至多，不能广录，举数章见其面目面已。
《次韵酬朱昌叔五首》（录一）：
去年音问隔淮州，百谪难知亦我忧。前日杯盘共江渚，一欢相属岂人谋。山蟠直渎输淮口，水抱长干转石头。乘兴舟舆无不可，春风从此与公游。
《次韵送程给事知越州》：
千骑东方占上头，如何误到北山游。清明若睹兰亭月，暖□因忘蕙帐秋。投老始知欢可惜，通宵豫以别为忧。西归定有诗千首，想肯重来贲一丘。
《登宝公塔》：
倦童疲马放松门，自把长筇倚石根。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螟与黄昏。鼠摇岑寂声随起，鵶矫荒寒影对翻。当此不知谁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
《雨花台》：
盘亘长干有绝陉，并包佳丽入江亭。新霜浦溆绵绵净，薄晚林峦往往青。南上欲穷牛渚怪，北寻难忘草堂灵。便舆却走垂杨陌，已戴寒云一两星。
《寄题程公辟物华楼》：
吴楚东南最上游，江山多在物华楼。遥瞻旌节临尊俎，独卧柴荆阻献酬。想有新诗传素壁，怪无余墨到沧州。湡浯南望重重绿，章水还能向此流。
《酬俞秀老》：
洒扫东庵置一床，于君独觉故情长。有言未必输摩诘，无法何曾泥饮光。天壤此身知共弊，江湖他日要想忘。犹贪半偈归思索，却恐提柏妄揣量。
《送李质夫之陕府》：
平世求才漫至公，悠悠羁旅事多穷。十年见子尚短褐，千里随人今北风。户外屦贫虚自满，尊中酒贱亦常空。共怜欲老无机械，心事还能与我同。
《贵州虞部使君访及道旧窃有感恻因成小诗》：
韶山秀拔江清写，气象还能出缙绅。当我垂髫初识字，看君挥翰独惊人。邮笺忽报旌麾入，斋阁遥瞻组绶新。握手更谁知往事，同时诸彦略成尘。
《思王逢原三首》（录一）：
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凤又一吹。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
《送裴如晦宰吴江》：
青发朱颜各少年，幅巾谈笑两欢然。柴桑别后余三径，天禄归来尽一廛。邂逅都门谁载酒，萧然江县去鸣弦。犹疑甫里英灵在，到日凭君为舣船。
《送僧无惑归鄱阳》：
晚扶衰惫寄人间，应接纷纷只强颜。挂席每谙东汇水，采芝多梦旧游山，故人独往今为乐，何日相随我亦闲。归见江东诸父老，为言飞鸟会知还。
《落星寺在南康军江中》：
碧云台殿起崔嵬，万里长江一酒杯。坐见山川吞日月，杳无车马送尘埃。雁飞云路声低过，客近天门梦易回。胜概惟诗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闲来。
《送李太保知仪州》：
北平上谷当时守，气略人推李广优。还见子孙持汉节，欲临关塞抚羌酋。云边鼓吹应先喜，日下旌旗更少留。五字亦君家世事，一吟何以称来求。
《将次相州》：
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驎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
《和王微之秋浦望齐山感李太白杜牧之》：
齐山置酒菊花开，秋浦闻猿江上哀。此地流传空笔墨，昔人埋没已蒿莱。平生志业无高论，末世篇章有逸才。尚得使君驱五马，与寻陈迹久徘徊。
《次韵平甫金山会宿寄亲友》：
天末海门横北固，烟中沙岸似西兴。已无船舫犹闻笛，远有楼台只见灯。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风吹水雪崩腾。飘然欲作乘桴计，一到扶桑恨未能。
《送赵学士陕西提刑》：
遥知彼俗经兵后，应望名公走马来。陛下东求今日始，胸中包畜此时开。山西豪杰归囊牍，渭北风光入酒杯。堪笑陋儒昏鄙甚，略无谋术赞行台。
《金陵怀古四首》（录一）：
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东府旧基留佛刹，后庭余唱落船窗。泰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
《除夜寄舍弟》：
一尊聊有天涯忆，百感翻然醉里眠。酒醒灯前犹是客，梦回江北已经年。佳时流落真何得，胜事蹉跎只可怜。唯有到家寒食在，春风因泛预溪船。
《送西京签判王着作》：
儿曹曾上洛城头，尚记清波绕驿流。却想山川常在梦，可怜颜发已经秋。辟书今日看君去，着藉长年叹我留。三十六峰应好在，寄声多谢欲来游。
《南浦》：
南浦东冈二月时，物华撩我有新诗。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
《木末》：
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涧水泠泠。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麦正青。
《初夏即事》：
石梁芽屋有弯碕，流水溅溅度两陂。清日暖风生多气，绿阴幽草胜花时。
《中年》：
中年许国邯郸梦，晚岁还家圹□游。南望青山知不远，五湖春草入扁舟。
《入瓜步望场州》：
落日平林一水边，芜城掩映只苍然。白头追想当时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州桥》：
州桥蹋月想山椒，回首哀湍未觉遥。今夜重闻旧乌咽，却看山月话州桥。
《壬子偶题》：
黄尘投老倦匆匆，故绕盆池种水红。落日欹眠何所忆，江湖秋梦橹声中。
《送僧游天台》：
天台一万八千丈，岁晏老僧携锡归。前程好景解吟否，密雪乱云缄翠微。
集句之体，实创自荆公。宋人笔记，多言荆公集句诗，信口冲出，此固游戏余事，无所不
可，亦足征其记诵之博也。今录数章。
《金陵怀古》：
六代豪华空处所，金陵王气黯然收。烟滚草远望不尽，物换星移几度秋。至竟江山谁是主，却因歌舞破除休。我来不见当时事，上尽重城更上楼。
《沈坦之将归溧阳值雨留吾庐久之》：
天雨萧萧滞茅屋，冷猿秋雁不胜悲。床床屋漏无干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胡笳十八拍十八首》（录二）：
自断此生休问天，生得胡儿拟弃捐。一始扶床一初生，抱携抚视皆可怜。宁知远使问名姓，引袖拭泪悲且庆。悲莫悲兮生别离，悲在君家留两儿。（其十三）
春风似旧花仍笑，人生岂得长年少。我与儿兮各一方，憔悴看成两鬓霜。如今岂无腰□与骅骝，安得送我置汝傍？胡尘暗天道路长，坐令再往之计堕眇茫。胡笳本出自胡中，此曲哀怨何时终？笳一会兮琴一拍，此心炯炯君应识。（其十八）
信手拈来，天衣无缝，后此效颦者，未或能及也。
前人评荆公诗者颇多，随所见杂录一二。
《漫叟诗话》云：荆公定林后诗，精深华妙，非少作之比，尝作岁晚诗云：月映森塘静，风涵笑语凉。府窥怜净渌，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的，扶衰上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自以比谢灵运，识者亦以为然。
《后山诗话》云：鲁直谓荆公之诗，暮年方妙，如云：似闻青秧底，复作龟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舆度阳焰，窈窕一川花。包含数个意，然学三谢失于巧耳。
《石林诗眠》云：蔡天启言荆公每称老杜“钩□宿鹭起，丸药流莺啭”之句，以为用意高峭，五言之模范。他日公作诗，得“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自谓不减杜诗。
《冷斋夜话》云：造语之工，至荆公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矣。荆公诗云：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作黄昏。又云：一水护田将绿绕，两江排闼送青来。（中略）此山谷所谓句中眼，学者不知此妙，韵终不胜。
《石林诗话》云：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为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又“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有才”之类，皆直道其胸中事。后为君牧判官，从宋次师尽假唐人诗集，博观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虽工拙有定限，然必视其幼壮，虽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强而遽至也。
《苕溪渔隐丛话》云：山谷称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咏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今案荆公小诗，如“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染云为柳叶，翦水作梨花。不是春风巧，何缘见岁华。”“檐日阴阴转，床风细细吹，曈然残午梦，何许一黄鹂。”“薄叶清浅水，杏花和暖风。地偏缘底绿，人老为谁红。”“爱此江边好，留连至日斜。眼分黄犊草，坐占白鸥沙。”“水净山如染，风暄草欲薰。梅残数点雪，麦涨一川云。”观此数诗，真可一唱三叹也。
《西清诗话》云：荆公在蒋山时，以近制示东坡，坡曰：若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自屈宋没后，旷千余年，无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之。荆公曰：非子瞻见谀，自负亦如此，然未尝为俗子道也。
《三山老人语录》云：荆公诗云：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六一居士诗云：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过溪桥。三公皆状闲适，荆公之句尤工。
《石林诗话》云：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如“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初不觉有对偶，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皆经隐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
《唐子西语录》云：荆公五言诗，得子美句法，如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冷斋夜话》云：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此法惟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鸭绿，水也；鹅黄，柳也。苕溪渔隐曰：公诗又云：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白雪，丝也；黄云，麦也。□溪诗话云：“萧萧出屋千寻玉，霭霭当窗一炷云。”皆不名其物。
《蔡宽夫诗话》云：荆公尝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故公诗如“董生只为公羊感，岂肯损书一语真。桔棒俯仰何妨事，抱瓮区区老此身”之类，皆意与本题不类，此真能使事者也。
《后斋漫录》云：介甫善下字，如“荒埭暗鸡催月晓，空场老雉挟春骄。”下得挟字最好。
《遁斋闲览》云：荆公集句诗，虽累数十韵，皆顷刻而就，词意相属，如出诸己，他人极力效之，终不及也。
《沧浪诗话》云：集句惟荆公最长，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
荆公词不能名家，然亦有绝佳者。李易安谓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小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议，此自过刻之论。易安于二宴欧阳东坡耆卿子野方回少游之词，无一许可，况荆公哉？今录二首：
《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裹，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图画难足。念自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继，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小院回廊春寂菽，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南乡子-金陵怀古》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绕水恣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其浣溪沙、南乡子二首，盖集句也，开蕃锦集之先声矣。荆公之词，其流亦为山谷一派，非词家正宗。
荆公又每以文为游戏，有诗云：老景春可惜，无花或留得，莫嫌柳浑青，终恨李太白。以四古人姓名藏于句中云。石林诗话称之。又荆公尝作一诗谜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肤。走入绣帏寻不见，任他风雨满江湖。藏四诗人名乃贾岛、李白、罗隐、潘阆也，见《遁斋闲览》。《苕溪渔隐丛话》又言有霞头隐语为半山老人作云。
公尝有唐百家诗选，自序云：
余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余编，诿余择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诗选，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虽然，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
是书本朝宋牧仲（荦）尝有重刻本，今绝少见。
【译文】
诗词
世人对王安石诗词的尊崇，不如他的文章 。即使这样，王安石的诗，实际上开了西江派的先河，而且开了有宋一代的风气。在中国文学史中，他的成绩尤其伟大，这又不能不让人崇拜了。
千年来谈诗的人，没有不尊崇杜甫的，然而在当时以及他死后不久，尊崇他的人不是很多。韩愈诗中说：“李杜文章 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儒愚，何用多毁伤。”中唐和晚唐的诗人是怎样看待杜甫的，就可以想见了。特别提出并尊崇杜甫的，实际是从王安石开始的。王安石有《题杜甫画像》一诗说：
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皱。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后之游。
王安石又续杜甫的诗二百多首，编为《老杜诗后集》，并为它写了序。说“杜甫的诗全部展现于现代，是从我这里开始的”。又说：“世上学习做诗的人，学到了杜甫，然后才会写诗，学不到杜甫，就算是不懂诗了。”对杜甫的向往，到了如此地步。这就是王安石的诗成为名家的原因。
宋初继承了晚唐诗歌的陋习，西昆体盛行，奋起矫正它的，是欧阳修和梅尧臣。而能另立门户而自成一家的，是王安石和苏轼、黄庭坚。王安石少年时在《张刑部诗序》中说：
您和杨亿、刘筠处在同一时代。杨亿、刘筠凭他们的辞藻影响当世，学者们迷失了途径，崇拜他们，每日耗尽时间和精力来摹仿他们。作品中堆砌了色彩华丽的辞藻，颠倒庞杂，没有文章 结构组织的次序；寄托情感和引用典故，都不可考证。这时节能坚持自己的操守不同流合污的不多。
西昆体风靡一世，全天下的人都徘徊在温庭筠、李商隐肘下，不能发展自己的性灵。诗道的破败达到了极点。不得不破坏它而另外有所树立，这是形势所迫。最早的破坏者就是欧阳修和梅尧臣。王安石和欧阳修、梅尧臣是朋友（梅尧臣有《送介甫知毗陵》诗，王安石有《哭梅圣俞》诗），然而并不是受欧阳修和梅尧臣影响才开始的，自从他少年时就已经自立了门户。欧、梅以平易淡远的风格，一洗艳丽纤巧精雕细刻的风气。到王安石时更加上一种强健、雄浑、刚直的气息，这是欧、梅所没有的。因此欧、梅只能破坏，而王安石则在破坏之后还可以重新建设。
论宋诗壮丽的景象，必定要推苏轼、黄庭坚。拿王安石和苏东坡相比，则苏东坡诗的千门万户和风骨的雄伟壮观，确实不是王安石所能比的；而王安石严谨的风格，给学习者树立了典范，这一点好像比苏东坡又有长处。黄庭坚是西江派的鼻祖，他的特点在于文辞拗口，语意深奥，气概昂扬，然而这种体式是从王安石开始的，黄庭坚只是尽力使这一长处发扬光大。效法黄庭坚的，一定曾认为黄诗是从王安石的诗中传承来的，因此，即使说王安石开了宋诗的一代风气，也不为过。
王安石的古体，与其说他是学杜甫，不如说他是学韩愈。这里举几首：
《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
定林瞰土山，近乃在眉睫。谁谓秦淮广。正可藏一艓。朝予欲独往，扶惫强登涉。蔡侯闻之喜，喜色见两颊。呼鞍追我马，亦以两黥挟。敛书付衣囊，裹饭随药笈。翛翛阿兰若，土木老山胁。鼓钟卧空旷，簨簴雕捷业。升堂廓无主，考击谁敢辄。坡陀谢公冢，藏椁久穿劫。百金买酒地，野老今行馌。缅怀起东山，胜践比稠叠。于时国累卵，楚夏血常喋。外实备艰梗，中仍费调燮。公能觉如梦，自喻一蝴蝶。桓温适自弊，苻坚方天厌。且可缓九锡，宁当快一捷。彼哉斗筲人，得丧易矜怯。妄言屐齿折，吾欲刊史牒。伤心新城埭，归意终难惬。漂摇五城舟，尚想浮河楫。千秋陇东月，长照西州堞。岂无华屋处。亦捉蒲葵箑。碎金谅可惜，零落随秋叶。好事所传玩，空残法书帖。清谈眇不嗣，陈迹怳如接。东阳故侯孙，少小同鼓箧。一官初岭海，仰视飞鸢跕。穷归放款段，高卧停远蹀。牵襟肘即见，着帽耳才压。数椽危败屋，为我炊陈浥。虽无膏污鼎，尚有羹濡筴。纵言及平生，相视开笑靥。邯郸枕上事，且饮且田猎。或昏眠委翳，或妄走超躐。或叫号而寝，或哭泣而魇。幸哉同圣时，田里老安帖。易牛以宝剑，击埌胜弹铗。追怜衰晋末，此土方岌业。强偷须臾乐，抚事终愁惵。予虽天戮民，有械无接折。翁今贫而静，内热非复叶。予衰极今岁，傥与鸡梦协。委蜕亦何恨，吾儿已长鬣。翁虽齿长我，未见白可镊。祝翁尚难老，生理归善摄。久留畏年少，讥我两呫嗫。束火扶路还，宵明狐兔慑。蔡侯雄俊士，心憭形亦谍。异时能飞鞚，快若五陵侠。胡为阡陌间，踠足仅相蹑。谅欲交辔语，怯予不能嗋。
这是王安石晚年所作，结构风格，章 法句法，都很像韩愈，放到韩愈的集中，几乎能乱真，可惜他不能变化。
《思王逢原》：
自吾失逢原，触事辄愁思。岂独为故人，抚心良自悲。我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我思谁能谋，我语听者谁。朝出一马驱，瞑归一马驰。驰驱不自得，谈笑强追随。仰屋卧太息，起行涕淋漓。念子冢上土，草茅已纷披。婉婉妇且少，茕茕一女嫠。高义动闾里，尚闻致财赀。嗟我衣冠朝，略能具 麋。葬祭无所助，哀颜亦何施。闻妇欲北返，跂予常望之。寒汴已闭口，此行又参差。又说当产子，产子知何时。贤者宜有后，固当梦熊罴。天方不可恃，我愿适在兹。我疲学更误，与世不相宜。夙昔心已许，同冈结茅茨。此事今已矣，已矣尚谁知。渺渺江与潭，茫茫山与陂。安能久窃食，终负故人期。
《董伯懿示裴晋公平淮右题名碑诗用其韵和酬》：
元和伐蔡何危哉，朝廷百口无一谐。盗伤中丞偶不死，利剑白日投天街。裹疮入相议军旅，国火一再更檀槐。上前慷慨语发涕，誓出按抚除暌乖。指挥光颜战洄曲，阚如怒虎搏虺豺。诉能捕虏取肝鬲，护送密乞完形骸。笞兵夜半投死地，雪湿不敢然薪 。空城竖子已可缚，中使尚作啼儿哇。退之道此尤俊伟，当镂玉牒东燔柴。欲编诗书播后嗣，笔墨虽巧终类俳。唐从天宝运中圯，廊庙往往非忠佳。诸侯纵横代割据，疆土岂得无离 。德宗末年惩战祸，一矢不试尘蒙 。宪皇初起众未信，意欲立扫除昏霾。追还清明救薄蚀，屡敕主府拘穷蛙。王师伤夷征赋窘，千里亦忌毫厘差。小夫偷安自非计，长者远虑或可怀。桓桓晋公忠且壮，时命适与功名谐。是非末世主成败，烜赫今古谁讥排？贤哉韦纯议北赦，仓卒两伐尤难皆。重华声明弥万国，服苗干羽舞两阶。宣王侧身内修政，常德立武能平淮。昔人经纶初若缓，欲弃此道非吾侪。千秋事往踪迹在，岳石款记如湘崖。文严字丽皆可喜，黄埃蔽没苍藓埋。当时将佐尽豪杰，想此兵祷陪祠斋。君曾西迁为拓本，濡麝割蜜亲劘揩。新篇波澜特浩荡，把卷熟读迷津涯。褒贤乐善自为美，当挂庙壁为诗牌。
以上这些文章 ，都是经过精心雕饰，提炼出奇特的违反常情的词语，使用奇险的韵律，追求峻险幽奇的艺术境界，完全体现了韩愈的风格与技法。
《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因亦作两篇》：
巫山高，十二峰，上有往来飘忽之猿猱，下有出没瀺灂之蛟龙，中有倚薄缥缈之神宫。神人处子冰雪容，吸风饮露虚无中，千岁寂寞无人逢，邂逅乃与襄王通。丹崖碧嶂深重重，白月如日明房栊。象床玉几来自从，锦屏翠幔金芙蓉。阳台美人多楚语，只有纤腰能楚舞，争吹风管鸣鼍鼓。那知襄王梦时事，但见朝朝暮暮长**。
巫山高，偃薄江水之滔滔。水于天下实至险，山亦起伏为波涛。其巅冥冥不可见，崖岸斗绝悲猿猱。赤枫青栎生满谷，山鬼白日樵人遭。窈窕阳台彼神女，朝朝暮暮能**。以云为衣月为褚，乘光服暗无留阻。昆仑曾城道可取，方丈蓬莱多伴侣。块独守此嗟何求，况乃低徊梦中语。
这类诗，学杜甫同时又独辟蹊径，是王安石集中的上乘之作。黄庭坚的七古，很多都是从此脱胎而来。
《对棋与道源至草堂寺》：
北风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与君棋。明朝投局日未晚，从此亦复不吟诗。
这样晦涩的作品，它引导黄庭坚的痕迹，是特别容易找到的。
王安石还有《拟寒山拾得》二十首，在集中成为另一种风格。《寄吴氏女子》诗所谓“末有拟寒山，觉汝耳目荧”就是如此。这里抄录两首：
我曾为牛马，见草岂欢喜。又曾为女人，欢喜见男子。我若真是我，只合长如此。若好恶不定，应知为物使。堂堂大丈夫，莫认物为己。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众生造众恶，亦有一机抽。渠不知此机，故自认愆尤。此但可哀怜，劝令真正修。岂可自迷闷，与渠作冤仇？
这虽然不是诗的正宗，然而从苏东坡后，将佛经中的言语用于诗的很多，这种作法也是从王安石开始的。如他悟道所得的妙趣，可使学习者读来有种超脱飘逸的感觉，这得力于王安石的学问和修养，是不能单单用诗来衡量的。
王安石的诗，独自开创新局面的，不在古体，而在近体。曲折雄浑的风格，放入古体中容易，放入近体中难。王安石的近体诗，纯粹是因此而闻名的。
曾国藩论近体诗，说应当用排偶句式，把气息贯注到一行之中。王安石的七律，最能引导人学到这点。
王安石的七律，很多是学杜甫晚年的作品，后来黄庭坚更沿着这条路并把它的妙处发挥到极点，于是成为西江派的宗师。
王安石有《题张司业诗》绝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读王安石的诗应当用这句话来理解，而他的近体诗尤其是如此。
王安石的集中名作很多，不能广泛收录，举出几篇来看一看他诗的面目。
《次韵酬朱昌叔五首》（录一）：
去年音问隔淮州，百谪难知亦我忧。前日杯盘共江渚，一欢相属岂人谋。山蟠直渎输淮口，水抱长干转石头。乘兴舟舆无不可，春风从此与公游。
《次韵送程给事知越州》：
千骑东方占上头，如何误到北山游？清明若睹兰亭月，暖爇因忘蕙帐秋。投老始知欢可惜，通宵豫以别为忧。西归定有诗千首，想肯重来贲一丘。
《登宝公塔》：
倦童疲马放松门，自把长筇倚石根。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瞑与黄昏。鼠摇岑寂声随起，鸦矫荒寒影对翻。当此不知谁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
《雨花台》：
盘互长干有绝径，并包佳丽入江亭。新霜浦溆绵绵净，薄晚林峦往往青。南上欲穷牛渚怪，北寻难忘草堂灵。便舆却走垂杨陌，已戴寒云一两星。
《寄题程公辟物华楼》：
吴楚东南最上游，江山多在物华楼。遥瞻旌节临尊俎，独卧柴荆阻献酬。想有新诗传素壁，怪无余墨到沧洲。湡浯南望重重绿，章 水还能向此流。
《酬俞秀老》：
洒扫东庵置一床，于君独觉故情长。有言未必输摩诘，无法何曾泥饮光。天壤此身知共弊，江湖他日要相忘。犹贪半偈归思索，却恐提桓妄揣量。
《送李质夫之陕府》：
平世求才漫至公，悠悠羁旅士多穷。十年见子尚短褐，千里随人今北风。户外屦贫虚自满，尊中酒贱亦常空。共嫌欲老无机械，心事还能与我同。
《贵州虞部使君访及道旧窃有感恻因成小诗》：
韶山秀拔江清写，气象还能出搢绅。当我垂髫初识字，看君挥翰独惊人。邮签忽报旌麾入，斋合遥瞻祖绶新。握手更谁知往事，同时诸彦略成尘。
《思王逢原三首》（录一）：
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
《送裴如晦宰吴江》：
青发朱颜各少年，幅巾谈笑两欢然。柴桑别后余三径，天禄归来尽一廛。邂逅都门谁载酒？萧条江县去鸣弦。犹疑甫里英灵在，到日凭君为舣船。
《送僧无惑归鄱阳》：
晚扶衰惫寄人间，应接纷纷只强颜。挂席每谙东汇水，采芝多梦旧游山。故人独往今为乐，何日相随我亦闲？归见江东诸父老，为言飞鸟会知还。
《落星寺在南康军江中》：
碧云台殿起崔嵬，万里长江一酒杯。坐见山川吞日月，杳无车马送尘埃。雁飞云路声低过，客近天门梦易回。胜概惟诗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闲来。
《送李太保知仪州》：
北平上谷当时守，气略人推李广优。还见子孙持汉节，欲临关塞抚羌酋。云边鼓吹应先喜，日下旌旗更少留。五字亦君家世事，一吟何以称来求？
《将次相州》：
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 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
《和王微之秋浦望齐山感李太白杜牧之》：
齐山置酒菊花开，秋浦闻猿江上哀。此地流传空笔墨，昔人埋没已蒿莱。平生志业无高论，末世篇章 有逸才。尚得使君驱五马，与寻陈迹久徘徊。
《次韵平甫金山会宿寄亲友》：
天末海门横北固，烟中沙岸似西兴。已无船舫犹闻笛，远有楼台只见灯。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风吹水雪崩腾。飘然欲作乘桴计，一到扶桑恨未能。
《送赵学士陕西提刑》：
遥知彼俗经兵后，应望名公走马来。陛下柬求今日始，胸中包畜此时开。山西豪杰归囊牍，渭北风光入酒杯。堪笑陋儒昏鄙甚，略无谋术赞行台。
《金陵怀古四首》（录一）：
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东府旧基留佛刹，后庭余唱落船窗。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
《除夜寄舍弟》：
一尊聊有天涯忆，百感翻然醉里眠。酒醒灯前犹是客，梦回江北已经年。佳时流落真堪惜，胜事蹉跎只可怜。唯有到家寒食在，春风因泛预溪船。
《送西京签判王着作》：
儿曹曾上洛城头，尚记清波绕驿流。却想山川常在梦，可怜颜发已惊秋。辟书今日看君去，着籍长年叹我留。三十六峰应好在，寄声多谢欲来游。
《南浦》：
南浦东冈二月时，物华撩我有新诗。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
《木末》：
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涧水冷冷。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
《初夏即事》：
石梁茅屋有弯碕，流水浅浅度西陂。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
《中年》：
中年许国邯郸梦，晚岁还家圹埌游。南望青山知不远，五湖春草入扁舟。
《入瓜步望扬州》：
落日平林一水边，芜城掩映只苍然。白头追想当年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州桥》：
州桥蹋月想山椒，回首哀湍未觉遥。今夜重闻旧呜咽，却看山月话州桥。
《壬子偶题》：
黄尘投老倦匆匆，故绕盆池种水红。落日欹眠何所忆，江湖秋梦橹声中。
《送僧游天台》：
天台一万八千丈，岁晏老僧杖锡归。前程好景解吟否？密雪乱云缄翠微。
集句体，实际上是自王安石开始创立的，宋人的笔记很多谈到王安石的集句诗。信口说出，这本来是游戏闲暇时所做的事，没有什幺不可以的，也足以证明王安石记诵的广博了。这里抄录几篇。
《金陵怀古》：
六代豪华空处所，金陵王气漠然收。烟浓草远望不尽，物换星移几度秋。至竟江山谁是主？却因歌舞破除休。我来不见当时事，上尽重城更上楼。
《沈坦之将归溧阳值雨留吾庐久之》：
天雨萧萧滞茅屋，冷猿秋雁不胜悲。床床屋漏无干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胡笳十八拍十八首》（录二）：
自断此生休问天，生得胡儿拟弃捐。一始扶床一初生，抱携抚视皆可怜。宁知远使问名姓，引袖拭泪悲且庆。悲莫悲兮生别离，悲在君家留两儿。（其十三）
春风似旧花仍笑，人生岂得长年少？我与儿兮各一方，憔悴看成两鬓霜。如今岂无騕褭与骅骝，安得送我置汝傍？胡尘暗天道路长，遂令再往之计堕眇茫。胡笳本出自胡中，此曲哀怨何时终？笳一会兮琴一拍，此心炯炯君应识。（其十八）
信手拈来，天衣无缝，后来模仿他的人，没有谁能达到的。前人评王安石诗的很多，根据所见到的抄录几段：
《漫叟诗话》中说：王安石晚年回南京后写的诗，精深华妙，不是他年轻时的诗所能比的。曾作《岁晚诗》说：“月映林塘静，风涵笑语凉。俯窥怜净渌，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的，扶衰上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他自比为谢灵运，有见识的人认为是这样。
《后山诗话》中说：黄庭坚评王安石的诗，是晚年才最妙，如“似闻青秧底，复作龟兆坼”是前人所没有说出的。又如“扶舆度阳焰，窈窕一川花”其中包含多个意境，然而他学三谢的诗不是很巧。
《石林诗眠》中说：蔡天启说王安石经常称颂杜甫的“钩帘宿路起，丸药流莺啭”这句，认为用意高峭，是五言诗的模范。他日王安石做诗，得“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一句，自认为不比杜诗差。
《冷斋夜话》中说：选用词句的功夫，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尽显古今之变。王安石诗中有“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瞑作黄昏”又有“一水护田将绿绕，两江排闼送青来”（中略）这是黄庭坚所说的句中眼，学习的人不知道它的妙处，写诗最终也写不好。
《石林诗话》中说：王安石少年时自认为志向远大，因此他的诗也受到影响，不是那幺含蓄，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如“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又如“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有才”之类，都是直抒胸中之事。后来做群牧判官，从宋次师那里把唐人的诗集都借来，广泛地看，领会其中的要领，晚年才显现出深婉不迫的妙趣，于是知道文字虽然优劣是一定的，但也要看他的年龄。即使是王安石，当他没有达到的时候，也不能强求他马上达到某个高度。
《苕溪渔隐丛话》中说：黄庭坚说王安石晚年所作的小诗，雅丽精致，脱去流俗，每当讽诵吟咏，就觉得如露水从嘴中流出。如王安石的小诗“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染云为柳叶，剪水作梨花。不是春风巧，何缘见岁华。”“檐日阴阴转，床风细细吹。翛然残午梦，何许一黄鹂。”“蒲叶清浅水，杏花和暖风。地偏缘底绿，人老为谁红？”“爱此江边好，留连至日斜。眼分黄犊草，坐占白鸥沙。”“水净山如染，风暄草欲薰。梅残数点雪，麦涨一川云。”看这些诗，真可谓一唱三叹。
《西清诗话》中说：王安石在蒋山时，把近来写的诗给苏东坡看。苏东坡说：“像 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 ，自屈原和宋玉之后，已有千年，没有见到《离骚》的句法，今天才见到。”王安石说：“不是你奉承我，我自己觉得也是这样，但没有对俗人说过。”
《三山老人语录》中说：王安石的诗中有，“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欧阳修的诗中有：“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过溪桥。”朝中的三公都描写闲适，王安石的诗句最好。
《石林诗话》说：王安石晚年，诗律尤其精严，选词用语，词和义之间没有半点缝隙，语义和文字紧密配合得当，浑然天成，看不出对偶的半点牵强之处。如“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开始不觉得有对偶。到“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只看到悠闲自得的样子，而细想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选择和衡量的，用意是很深刻的。
《唐子西语录》中说：王安石的五言诗，得了杜甫的句法，如“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冷斋夜话》中说：用典故修饰诗句，妙在点明它的功用而不说出它的名称，这种方法只有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三人知道。王安石的“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 鸭绿，指的是水；鹅黄，指的是柳。《苕溪渔隐》中说：王安石的诗中有：“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 白雪，指的是丝；黄云，指的是麦子。《 溪诗话》中说：“萧萧出屋千寻玉，霭霭当窗一炷云”，都不点明它的名称。
《蔡宽夫诗话》中说：王安石曾说，写诗的人用事太多是一大毛病，用一大堆与题意相合放在一起，这样是排列典故，即使工整有什幺好处呢？如果能有自己的用意，借事来阐明，情态都表达出来，那幺用典即使多，又有什幺妨碍。因此王安石的诗如“董生只为公羊感，岂肯捐书一语真？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瓮区区老此身”之类，都是原意和本题不雷同，这是真会用典。
《后斋漫录》中说：王安石善于用字，如“荒埭暗鸡催月晓，空场老雉挟春骄”，其中“挟”字用得最好。
《遁斋闲览》中说：王安石的集句诗，即使长达数十韵，都顷刻间完成，词义相连，如同自己写作的一般。别人极力效仿，最终也不如他。
《沧浪诗话》中说：集句只有王安石的最长，《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没有一点痕迹，如同从蔡文姬肺腑间流出的一般。
王安石的词，不算是名家，然而也有很不错的。李清照说：“王安石、曾巩的文章 似西汉，如果写小词，那幺读的人肯定会大笑，没有办法评论。”这是过于苛刻的评论。李清照对二晏、欧阳修、苏东坡、柳永、张先、贺铸、秦观的词，没有一个看得上的，何况王安石。这里抄录两首：
《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图画难足。
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南乡子-金陵怀古》：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 晋代衣冠成古丘。绕水恣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 槛外长江空自流。
其《浣溪沙》、《南乡子》二首，盖集句也，开《蕃锦集》之先声。王安石的词，其源流也与黄庭坚是一派，不是词家正宗。
王安石又经常用文字做游戏，有首诗说：“老景春可惜，无花可留得。莫嫌柳浑青，终恨李太白。”把四个古人的姓名藏在句中，《诗林诗话》称赞他。王安石曾作一诗迹：“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肤。走入绣帏寻不见，任他风雨满江湖。”藏四位诗人的名字，是贾岛、李白、罗隐、潘阆，见于《遁斋闲览》。《苕溪渔隐丛话》又说“有《霞头隐语》，是半山老人作”等。
王安石曾有《唐百家诗选》，自序中说：
我和宋次道同是三司判官时，宋次道拿出他们家藏书中的唐诗一百余册，托我选择其中的精品，宋次道将选择出的内容命名为《百家诗选》。在这上花了很大的精力，很有些后悔。即使如此，要想了解唐诗，看这本书就足够了。
这本书本朝宋荦曾有重刻本，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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