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 卷一百八十九·列传第八十六 ---- 卷一百九十三·列传第九十

卷一百八十九·列传第八十六

　　程钜夫 袁桷
　　程钜夫，名文海，避武宗御名，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郢州京山后又徙建昌。宋德祐元年，钜夫叔父飞卿，以军器监知建昌军，大兵至，迎降。钜夫入为质子，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世祖召见，问：“宋何以亡？”对曰：“贾似道误之。”又问：“似道何如人？”对曰：“为边将一似道也，为宰相又一似道也。”帝悦，命给笔札书之。钜夫即御前，以银盆磨墨，书二十余纸以进。帝问居何官，以千户对。帝曰：“卿儒者，授非所宜。”特命改直翰林，且谕之曰：“自今政治得失，廷臣邪正，卿为朕直言元隐。”钜夫顿首谢。十六年，授应奉翰林文字。明年，进修撰，寻迁集贤直学士、中议大夫，兼秘书少监。钜夫条陈五事：
　　一，取会江南仁籍
　　昨者钦奉圣旨，许令江南曾有官人赍告敕赴省换授，此最良之法。奸邪卖弄，遂至颠倒。求仕者凭外省之咨，而外省贪饕尤为不法，有卖家丧业，而卒不沾一命者；亦有全无根脚，白身而受宣敕者。又有外省官将空头咨示旋来内省，寻趁有钱人员，书填姓名；亦有内省通同作计，公行添插人员。又有一等奸人，置局京师，计会保民，诬写根脚，保明而得者。吏治之弊，至此已极。省府欲行考究，似觉费力。今有捷法，可以永除病根。乞选清强通晓官员，无论南北，每省差两员前去，同本道按察司，取会江南州县城郭乡村邻甲，保明诣实元在亡宋有官人员姓名，一概置籍明书本人乡贯、三代及入仕根脚，赍来省部，以凭照勘。遇有求仕赴人员，一阅而知真伪，极为便当。仍与申饬外省，遇有求仕，合与行下本郡，令乡都乡甲保明本人是何出身，即量轻重咨来，不许邀阻。其有邀阻者，许令求仕人赴御史行台及按察司论诉。庶几私两得便当。籍成之后，却与商略白身人求仕格式，行下江南。
　　一，通南北之选
　　圣主混一车书，南北之人皆得入仕。惜乎北方之贤者，间有视江南为孤远，而有不屑就之意。故仕于南者，除行省、宣慰、按察诸大衙门，出自圣断选择，而使其余郡县官属指缺愿去者，半为贪污狼藉之辈。南方之贤者，列姓名于新附，而冒不识体例之讥，故北方州县并无南方人士。且南方归附已七八年，是何体例，难识如此。欲乞令省部，刷具南北府州县官员脚色参对，今后南北选房，流转定夺。若以南人为未识体例，则乞于北方州郡，每处且与参用一二人，秩满却与通行定夺。其北人注南缺而不赴者，重与罪过。庶几吏称民安，可以上副圣主兼爱南北之意。
　　一，置考功历
　　国朝建御史台，虽有考课之目，而未得其要，莫可致诘。欲乞照前朝体例，庆诸道府州县，下至曹掾等，各给出身印纸历子一卷，书本人姓名、出身于前，俾各处长吏联衔结罪保明，书其历任月日，在任功过于后。秩满，有司详视而差其殿最。则人之贤否，一览而知，考核得实，庶无侥幸。
　　一，置贪赃籍
　　国朝内有御史台，外有行台、按察司，其所以关防贪官吏者，可谓严矣。而贪污狼藉者，往往而是，何也？盖其弊在于：以征赃为急务，以按劾为具文。故今日斥罢于东，明日擢用于西，随仆随起，此弃彼用。多方计置，反得美官。相师成风，愈无忌惮。欲乞省台一体，应内外诸路官员，有以贪赃罢者，置籍稽考，不许收用。其吏人犯赃者，重置于法，内外一体照应，庶几官吏知所警戒。
　　一，给江南官吏俸钱。
　　仕者有禄，古今定法。无禄而欲责之以廉，难矣。江南州县官吏，自至元十七年以来。并不曾支给俸钱，直是放令推剥百姓。欲乞自今并与支给各合得官俸钱，其有贪赃者重罪不恕，人自无词。
　　二十年，加翰林集贤直学士，同领会同馆事。二十三年，改集贤直学士，进少中大夫。入见，乞建国学，又请搜访江南遗逸，御史台、按察司宜南北人参用。蒂并嘉纳之。二十四年，立尚书省，拜参知政事，钜夫固辞，又命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且年少。”帝怒曰；“汝未用南人，安知南人不可用？”遂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奉诏求士于江南。初，诏书皆用蒙古字，至是特命以汉字书之。帝素闻赵孟頫、叶李名，密谕钜夫，必致此二人。钜夫又荐赵孟頫、余恁、万一鹗、张伯淳、故梦魁、曾晞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余人，帝皆擢置清要。入都复命，时宫门已闭，世祖闻之喜甚，不觉起立曰：“程秀才来矣！”钜夫奏民间利病七事：
　　一，江南买卖宜许用铜钱或零钞
　　窃维江南贫民多而用钱细，初归附时，许用铜钱，当时每钞一贯准铜钱四贯，自铜钱不用，每钞一贯所直物件比归附时不及十分之二。在前上司指挥官收铜钱有私藏者，坐以重罪，其拘收到官者必多，或民间尚有窖藏，亦难尽知。计江南铜钱，比故宋时虽或熔废，其到官者宁无十分之五，在民者无十分之一。若尽废在官之钱，使民间以钞一贯就官买钱若干，添贴使用，其有民间窖藏者，立限出首纳官免罪，如限外不首，私自发掘行用，许邻右主首诸色人捕告，验实坐以元罪。有诬告者，亦反坐之。试行一二年，如公私果便，永远行用。如其不便，然后再禁，公私亦无所损。如不复用铜钱，更宜增造小钞。比来物贵，正缘小钞稀少。如初时直三、五分物，遂增为一钱。一物长价，百物随之。省府分有小钞发下，而州县库官不以便民为心，往往惮劳而不领取，提调官亦置而不问。于是民日困，而钞日虚，宜令增造小钞，分降江南各路，特便细民博易，亦利民重秒之一端也。
　　一，军人作过甚者，责其主将仍重各路达鲁花赤之权
　　各路管民官与管军官不相统一，军卒肆凶，小民受害，管军官不肯问，管民官不敢问。甚则如临江之兵挥刃以拟总府，吉州之兵奋拳以殴府官，此风何可浸长！国家置达鲁花赤，本令兼管军民。江南诸路达鲁花赤固多失职，赤缘地远军骄，故不能制。宜特降旨，今后诸处经过屯戍军兵，敢于民间剽夺奸污者，本路达鲁花赤即将犯人准法处断。如漏失本人姓名，具管军官姓名呈省，自其牌子头至百户定罪有差。若十人以上同罪，罪其主将。庶几每翼头目，各务钤束其下，不致生事，军民相安，远方幸甚。
　　一，百姓藏军器者死，而劫盗止杖一百单七，故盗日滋，宜与藏军器同罪
　　盗之害民，劫盗为甚。故自古立法，劫盗必死。江南比年杀人放火者，所在有之。被害之家才行告发，巡尉吏卒名为体覆，而被害之家及其邻右先已骚然。及付有司，则主吏又教以转摊平民，坐延岁月。幸而成罪，不过杖一百单七，而蔓延逮捕平人死狱中者，乃十之四五。况劫盗幸免，必图报复，而告发之家无遗种矣。被贼劫者，谁敢告发。盗势日张，其祸何可胜言！夫诸藏兵器者处死，况以兵器行劫，而罪乃止于杖，此何理也？故盗无所畏，党日以多。今后强盗持军器劫人财物，赃证明白，只以藏军器论罪，郡府以便宜从事，并免待报。庶使凶人警畏，平民安帖，其于治势实非小补。
　　一，江南和买物件及造作官船等事，不问所出地面，一切遍行合属，处处扰害，合令拣出产地面行下
　　凡物各有所出所聚处，非其处而谩求，如缘木求鱼，凿冰求火，无益于官，徒扰百姓。如纻丝、邵缂、木锦、红花、赤藤、桐鱼、鳔胶等物，非处处皆出，家家俱有者也。而行省每遇和买，不问出产在何地面，件件都是遍行合属。其各道宣慰司承行省文字如此，亦遍行千合属总管府。总管府又遍行合属州县。遂使江南百姓，因遍行二字，处处受害。及申到和买诸物，又行移体覆，动辄半年、一年。及上司放支价钱，官吏通同，不复给散于民，虚写收管，粘入卷中，以备照刷，公私俱弊。欲令省家先计必合和买物件，某物出于何处，聚于何处，采之公论，置簿籍记。如在江东，止行下江东，在两浙，止行下两浙。量远近，立限期，仍令本处宣慰司止行下所出、所聚去处，委廉正官一员，依时给价，于系官钱内即行放支，结保申呈。如后经手官吏作弊事发，依至元十九年圣旨条画盗官财物罪犯追断。又造船一事，其弊与前略同。自至元十八年至今，打造海船、粮船、哨船，行省并不问某处有板木，某处无板木，某处近河采伐利便，又有船匠，某处在深山采伐不便，又无船匠；但概验各道户口，敷派船数，遍行合属宣慰司，仍前遍行合属总管府。以江东一道言之，溧阳、广德等路，亦就建康打造，信州、铅山等处，亦就饶州打造，勾唤丁夫，远者五、六百里，近二、三百里，离家远役，辛苦万状，兼木植或在深山穷谷，去水甚远，用人扛抬过三、五十里山岭，不能到河，官司又加以箠楚。所以至元二十一年，宁国路旌德县民余社等，因而作哄，亦可鉴也。又所用铁、炭、麻、灰、桐油等物，官司只是桩配民户，不问有无，其造成船只，并系仓卒应办，元不牢固，随手破坏，误事尤多。宜令凡是海船，止于沿海州郡如建德、富阳等处打造，粮船、哨船止于江西、湖南、湖北等处打造。乃乞照故宋时打造官船体例，差官领钱与河、海船匠，议价打造，每人愿造若干船只，领若干钱，写立文书，须管十分坚牢。如有违约，即追罚价钱，依法治罪。所委官在彼守待了毕，交领而回，则民户无远役之费，匠户无差役之苦，官吏无催督之劳。或有欺盗发觉，照盗官财物例追断，公私两便。而所造船只，亦可为长久之用。
　　一，江南诸色课程多虚额妄增，宜与蠲减
　　江南茶、盐、酒、醋等税，近来节次增添，比初归附时十倍以上，今又逐季增添。正缘一等管课程官，虚添课额，以诌上司，其实利则大概入己，虚额则长挂欠籍。姑以酒课言之，自前日有司徒增酒课，每米一石，收息钞十两，而江南糯米及所用曲蘖等工本，通仅七两。以七两工本，而官先收十两和息，宁有此理。所以杭州、建康城里酒价，不半月间，每瓶骤增起二百文。其他可类推也。前来钦奉圣旨，诸色课程从实恢办，既许从实，岂可虚增。除节次累增课额实数，及有续次虚增数目，特与查照，并蠲减、从实恢办。庶将来不致陷失岁课，亦不致重困民力。
　　一，建昌路分小于抚州，而杂造段匹三倍抚州，工役不均，宜只依抚州例，诸处凡似此不均者，比附施行
　　窃惟建昌虽名一路，而在宋时止称为军，宋初本是抚州属县。两处民户物产，大不相侔。况建昌四县近又割出管内，南丰一县以为州，事力小弱甚矣。今江西却令建昌路安机一百张，每年造生熟段匹二千二百五十段，而抚州路止安机二十五张。建昌何重，抚州何轻？抚建甚近，土性相同，非建昌独宜织造也。缘建昌曾有一路官，刻下民、媚上司，妄添数额，遂不可减，作俑有自，流毒无穷，本郡不堪其扰。臣昔家此，实所备知。如令比附抚州体例，特与末减，信望公私易为趁办，段匹又加精好，而本路之民少得一分之宽。然此，特建昌一路，兴织造一事也。其他路分及工匠等事，似此不均者，亦乞令各处有司，比附上项事理施行，生民幸甚。
　　一，江南官吏家远俸薄，又不能皆有职田，故多贪污之吏，宜于系官田地拨为职田
　　江南官吏多是北人，万里携家，钞虚俸薄，若不侵渔，何以自赡中。前曾令依腹里州县体例，各给与职田，而行省行下，必令于荒闲田地内摽拨。夫江南州县安得处处有荒闲田地，只为此语糊涂浮泛，得职田者，遂无几人。今欲一一添俸，则费钞愈多，虚钞愈甚，莫若职田之为便也。宜令行省遍下诸道诸路州县，凡各处系官田，即拨与各官充合得职田，比腹里例毋令减少，使洁己守官者既免饥寒之忧，其病民蠹国者自甘惩汰之罚。如此，然后治平可冀也。
　　其言皆切中当时之弊，帝韪之，超授集贤学士仍兼行御史台。
　　时桑哥专政，法令苛急，钜夫入朝奏言：
　　天子之职，莫大于择相，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苟不以进贤为急，而以殖货为心，非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之意也。昔汉文帝以决狱及钱谷问丞相周勃，勃不能对，陈平进曰：“陛下问决狱责廷尉，问钱欲责治粟内史。宰相上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观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职矣。今权奸用事，立尚书省钩考钱谷，以割剥民生为务，所委任者皆食饕嗜利之人。江南盗贼窃发，良以此也。臣窃以为，宜革尚书之政，损行省之权，罚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于国为便。
　　桑哥大怒，留钜夫不遣，奏请杀之。凡六上，帝皆不许，命钜夫归。
　　二十九年，又诏钜夫与胡祗遹、姚燧、王恽、雷膺、陈天祥、杨恭懿、高凝、陈俨、赵居信十人赴阙，召对便殿，劳问甚悉。三十年，出为福建海北道肃政廉访使。大德四年，改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湖广行省平章纵家奴害民，钜夫按治之，榜其罪于市，民大悦。八年，召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明年，加商议中书省事。时亢旱，风灾尤甚，钜夫应诏陈言，奏敬天尊祖、清心持体更化五事。十一年，出为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
　　武宗即位，留翰林学士，加正奉大夫。凡朝延大议，必咨之。每议事归家，人占其颜色，以知时政之得失。至大三年，复拜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
　　仁宗即位，召老臣十六人赴阙，钜夫与焉。帝素重钜夫为人，每呼程雪楼而不名。雪楼，钜夫别字也。未几，改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使，留为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二年，旱，钜夫应诏陈桑林六事，忤宰相意。明日，帝遣中使赐上尊劳之曰：“昨中书集议，惟卿言最当。后遇事，其尽言无隐。皇庆元年，进荣禄大夫，诏钜夫与李孟、许师敬等议贡举法。钜夫言：“朱子贡举私议，可损益行之。”又言：“取士当以经学为本，经义当用程、朱传注。唐、宋词章之弊，不可袭。”从之。二年，以疾乞归，不允，命尚医给药物，官其子大本郊礼署令。三年，疾益剧，平章政事李孟亦为之请。特加光禄大夫，赐上尊，命廷臣以下饯于文明门外，大本乘驿护侍南还，仍敕所在有司常加存问。五年，卒，年七十。泰定二年，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文宪。
　　钜夫博闻强识，文章议论为海内宗尚者四十余年，临大事，决大议，风采懔然，不为利害所动。常曰：“士生天地间，当以利人济物为心，奈何琐琐为身家之计？”论者谓钜夫不愧其言。有《雪楼集》四十五卷。
　　子大年，金豁县尹；大本，秘书监着作郎。孙世京。集贤修撰。
　　袁桷，字伯长，庆元鄞县人。曾祖韶，宋同知枢密院事。祖似道，宋知严州。父洪，字季源，七岁通《诗》、《书》、《春秋》，宋京尹马光祖辟为掾，以敏达闻，累迁太社令。贾似道不乐四明人，洪与同州六十余人皆被废。咸淳九年，起为建康路通判，大帅赵溍委以府事。诸将桀傲，数以语侵，洪请较射，洪三发三中，众惊服。后为制置司参议官，不拜而归。至元十五年，授同知邵武路总管府事；二十年，改温州；并以疾辞。卒，年五十四。
　　桷，幼好学，读书常达旦不寐。稍长，师事王应麟、舒岳祥，其学精深核实。以行台荐，授丽泽书院山长，不就。大德初，阎复、程钜夫、王构俱荐之，擢翰林国史院检阅官。成宗初建南郊，桷进郊祀十议，其序曰：
　　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所由来尚矣。损益之道，其旨同焉。赢政绝灭三代典礼，臆为之制，《礼经》废缺，残灰断壁，收合于西汉之世，名为宗周，而祠祭广衍，皆祖秦旧。逮王莽尊信《周官》，后汉二郑申释名义，违异于五经者，旁傅曲会，皆得以合。自汉而降，言礼者悉本于此。愚尝绸紬绎经传，审问慎思，繄儒先是，证郊社大典，秦、汉而下，莫有疑义，惟合祭，同异其详，可得闻矣，若郊非圜丘，帝非天帝，沿袭旧说，卒无与正。夫天无二日，是天尤不得有二也，五帝非人也，然不得谓之天，作《昊天五帝议》。祭天岁或为九，或为二，或以变礼者为正，作《祭天名数议》。圜丘不见于五经，郊不见于《周官》，作《圜丘非郊议》。后土，社也，先儒言之而复疑。焉，作《后土即社议》。三岁一郊，非古也，作《祭天无间岁议》。燔柴，古经之可见者也，《周官》以橦祀为天，其义各旨，作《燔柴泰坛议》。祭天之牛角茧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也，礼成，于周公未之有，改增群祀而合祠焉，非周之制矣，作《郊不当立从祀议》。郊，质而尊之义也，明堂，文而亲之义也，作《郊明堂礼仪异制议》。郊用辛，鲁礼也，卜不得常为辛，犹至日之不常为辛，作《郊非辛日议》。北郊不见于《三礼》，尊地而遵北郊，郑玄之说也，作《北郊议》。多闻阙疑，先圣有训。私不自量揆，妄为之说，实有恧焉。鸿藻硕儒，洽通上下，其必有以折衷而深证之。大德五年春三月，具官袁桷序。
　　昊天五帝议
　　言昊天者有三说。郑玄六天之妄，攻之者众矣。王肃谓祭天有二，冬郊圜丘，春祈农事。若明堂迎气，皆祭人帝。历唐而下，则谓郊祀配在者为昊天，明堂配上帝者为五帝。甚者因其说之不通，并《孝经》后稷配天本文，而非之。其说纷杂，良由天与帝之号不明故耳。夫在郊者，谓之天，在明堂者，谓之帝。河南程氏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气之始也，万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故季秋飨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时也。胡宏氏曰：“天言其气，帝言其性。”其说是矣。故由其在郊，则以其远祖配，尊而无文之义也。由其在明堂，则以其父配，尊而亲之之义也。郑氏六天，本于谶纬，攻之者虽力，而卒莫敢废。汉、魏以来，名号不一。汉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间，则曰皇皇天帝。梁则曰天皇大帝。至唐，始曰昊天上帝，从长孙无忌之议，而废六天之廖。后复尊郑，而不敢废者，盖郑氏谓星经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上以合夫《周官》，而下复合夫从祀。于是郊之所主为昊天，而其坛之二等，复有天皇焉。此存郑之说，至于唐、宋而不敢废者，以此也。王肃言：明堂为人帝者，固非，而攻王者未尝不泥于五帝，至以明堂之祀五常，其来已久。或者又谓橦祀五帝为祭天，以此病肃，然卒无以归于一当之论。愚尝独谓五帝非人帝，其所谓人帝者，五帝之配耳。且五帝非天也。新安朱氏之定五帝，有取夫家语五帝之说。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而不敢加天以混之。唐永昌之敕亦曰：天无二称，帝是通名。承前诸儒互生同异，乃五方之帝亦谓为天。自今郊祀唯昊天上帝称天，余五帝皆称帝。证以二说，则六天之说不攻而自破，五帝之误，可证而不诬矣。独黄干泥夫郑学，谓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非人帝所能为。殊不知五人帝者，若太皞是也。五人神者，若句芒是也。今以五行之官名佐成上帝，而称五帝，何忧不能寒暑节、风雨时。独不可称天帝以混夫昊天上帝之号耳。陈祥道言：五帝无预乎昊天上帝，其说良是。而下文言上帝则五帝兼存焉，此亦泥夫郑说，又谓明堂之上帝兼昊天与五帝而一之，其说又不通。独三山林岊言：古之祭上帝，与祭五之礼，以经推这，礼莫盛于周，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即一也。郊祀从简，为报本反始。以稷配明堂从备，为大飨报成。以文王配稷王，业所始，文王王业所成，从其类也。祭于郊曰天，于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谓大臣之赞相，有司备具，至其圭弊，则五帝各有方色，未尝于上帝混同也。愚尝妄谓《周官》无明堂郊天之文，先儒必欲合于五经，其说愈不可解。天官大宰祀五帝，则掌誓戒，后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郑谓大神示，即天地也，是重五帝于大神示也。五帝之说，盛于吕不韦之《月令》，《诗》、《书》所载未尝有五帝之号。尊上帝而黜五天帝，要不为无据也。
　　祭天名数议
　　天岁有九祭，郑玄之说也。何以谓之九祭？祀昊天于圜丘，五天帝于四郊，复立郊祀，明堂而为二，龙见而雩帝于南郊，此九祭也。王肃谓天惟有一，岁有二祭，南郊之祭为圜丘以冬祭，其祈农事也以春祭，谓之二祭。梁崔灵恩宗郑而黜王，不过谓郊丘不可为一，而五帝之祀同为天帝，明堂之不可废，犹大雩之不可废也。自唐以后，非六天者皆是，而九祭之名微与郑异者，则谓春祈谷，夏大雩，秋明堂，冬圜丘，兆五帝于四郊，为九祭。历代尊黜异同，不过出于三者之说。愚独以谓其说皆无足取证。郑氏之五天帝不得为天，前已辨之详矣。以圜丘南郊为二者，分帝为太微，为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王肃之祈农事，先儒之言大雩，愚请得而论之。按《月令》元曰祈谷于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谷于上帝，祈谷之，祭非郊与明堂之比也。善乎庐陵胡氏之论曰：“郑谓此即郊，按《特牲》又云郊迎长日之至，注引《易》说，谓春分日渐长，则此未春分也。《易》说三五之郊，一用夏正。孟献子云：启蛰而郊，则此未启蛰也。献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此不礼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谷非郊天，大祭诗云：春夏祈谷，岂谓郊乎？先儒亦言：祈者，以民食之重，有求于天，不得于南郊、明堂并而大雩之，祭尤不宜与二大祭同议。按《春秋》之书雩旱祭也，司巫女巫之舞雩，皆不得已吁嗟而求之，其甚者，则歌哭而请之，礼之变也。《尔雅》曰：“雩号祭也。《春秋》书雩之例，三传虽有异同，大较纪其灾之极。若昭公之季年一月，而两书焉，足以见夫旱之极矣。谓夫子纪鲁之僭者，非也。鲁之雩坛舞咏而归者，非欤？又按郑注，周雩坛在南郊之旁，则非郊天之坛明矣。《诗》之《小序》，自欧阳氏、苏氏、朱氏疑而去之者已久，详《小序》之笺。则先已有疑于本文，故其笺曰：“《月令》孟春祈谷于上帝，夏则龙见而雩，是与？”夫“是与”者，疑之之辞也。春犹得以祈谷言，夏不得以祈谷言矣。孔疏知“是与”为若不审之辞，复引仲夏大雩，以祈谷实为证。是徇小序之失，不若郑氏之置疑也。祀天之礼，有常有变，有因事之祭，若国故之旅于上帝，师行之类于上帝，天地之大灾、疾病、水旱，皆不得不祷于天。孰谓雩旱而可谓常祭者也？今定以南郊为一，明堂为二，此为一岁之大祭。若祈农事，虽非变礼，要为祭之次者。吕令固有议之者矣。独祈农于上帝，诚不可废。而元日之祭，不得与郊祭并。故两存而复议之。
　　圜丘议
　　圜丘之名，独见于《周官·大司乐》《诗》、《书》、《春秋》、《仪礼》之所不载。二载《礼》先儒谓出于汉儒，今不复引。以《周官》考之，圜丘非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族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宫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郑康成释以为禘祭，又谓天神为北辰，地示为昆仑。历代相承，皆谓祀天于圜丘。王肃之徒，虽难郑说，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其说率杂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神，独郑康成言之，既不能合于《诗》、《书》、《仪礼》，而于《周官》复有所背。以《周官》之本文言，止言于地上圜丘奏之，不闻其祀天于圜丘也。况《大司乐》前云奏黄钟，哥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其乐与圜丘所奏实异。则当以黄钟、大吕、云门为祀天，不当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为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当以太蔟、应钟、咸。池为祭地，不当用方丘降神之所为祭地之所也。郑康成知其说之不通，遂释前天神为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为北辰。后来纷纷沿袭共说。而王肃六天之辨，复泥于祀天圜丘之说，不能详明其本文而折其谬，乃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故崔灵恩、孔颍达咸宗郑而黜王。夫《大司乐》既无祀天圜丘之丈，而郑氏天神复释为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释圜丘者，谓为自然之丘，非人力所为，其说与《尔雅》合。雍镐近郊宜或有此，若后代国都于平衍之地，将人力而为之耶？抑亦为坛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郑康成必本于前代。愚曰《诗》《书》《易》《春秋》《仪礼》之所无者，不必信郑氏之说，本于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汉武帝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园丘二者，皆非祀天。郑氏阴取之，而不敢明证其事。若谓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诗》、《书》、《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为一。谓祀天于圜丘者，特郑氏之说，初非《周官·大司乐》之本文。陈祥道《礼书》谓祭祀必于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瘗必于人为之坛，所以尽文，亦宗郑之说而微异。崔灵恩、义宗亦宗郑、黜王。而所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之误，乃不能正其说。历汉至宋诸儒，悉不过以《周官》傅合于《诗》、《书》、《春秋》，滋以启后来之误。故为之辨。
　　后土即社议
　　《周官》无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详矣。而其言近于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郑氏之释地示，则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为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与稷而言，合社与稷，是为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郑无明释。或谓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为大，则地示之大者，将何以祀之？曰土示，郑谓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日后土，郑氏则直谓：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为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答田琼则曰：此后土，不得为社者，圣人制礼，岂得以世人之言着太典，明后土土神不得为社。至于太祝建邦国告后土，郑复曰：后土神神，独此说违戾特甚，启历代之讹谬，产自此始。按《尚书》曰：“告于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泰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召诰》之社于新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与社，皆地之称，今悉疏经文之可证者而言之。《泰誓》曰：郊社不修，礼日祭地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义。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若然，则社即后土，后土即社。郑氏之释《大宗伯》，既以黎所食者为是，而复有所疑而不决，于是答田琼之问，以后土不得为社。四者之说，更相背戾。而方丘、北郊复为二说，终莫能定。至胡宏氏始定郊、社之义，以为祭地于社，犹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后用太牢于社。记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礼》以橦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别无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云门以祀天神，两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别无祭社之说，则以郊对社可知。后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说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庸》郊社，亦以社为祭地，取夫胡氏，而独以其废北郊之说为未然。愚按北郊不见于经，独见于郑氏。郑氏之北郊，非至日方丘之祭。攻郑氏神州之说者多，而不能辨郑氏北郊之不经。攻合祭之说者力，而不考以地为郊之失，亦始于王氏。郊以祀天，社以祀地。胃郊为祀地，吾知其不出于六经也。《春秋》书鲁之郊止天郊天，不闻其郊地也。用牲币于社，间于两社，皆天子之制也。谓鲁为僭郊社，则可；以鲁郊为祀地，则不可。云汉之诗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宫，宫社宫也。告天地之礼，郊、宫为二，则诗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为是。其言《周官》礼大神、祭大示，皆无明文，是深有疑于《周官》之非全书也。或谓社不足以尽地，此盖因诸侯大夫皆得祖社，遂因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则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国，先告后土。”谓之后土者，建国之始称。若武城之告于后土者是也。左祖、右社，亲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于告后土之后也。先儒谓尊无二上，故事，天明独行于天子，而无二事地察，故下达于庶人，而且有公私焉。胡宏氏曰：“诸侯之不敢祭天，犹支庶之不敢断祖也；诸侯之得祭地，犹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说为是。且社有等差，至于州党族闾，愈降愈少。独天子之社，为群姓而立。王社之说，孔疏谓，书传无文，其说莫考。陈祥道释社、后土之辨，终泥于郑氏。至谓建邦国先后土为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谓这后土，其可乎？
　　祭天无间岁议
　　古者，天必岁祭。三岁而郊，非古制也。然则曷为三岁而郊也？三岁之礼，始于汉武。其祀天也，不于泰坛而于甘泉坛。有八觚席，有六采文章采镂之饰，玉女乐石之异，鸾略马莘驹之靡，瑄玉宝鼎之华，其礼也侈，其用民也劳，如之何其勿三年也？至于后世，不原其本，而议其末。三年之祭，犹不能举其能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国长久，亦不过三、四。宋仁宗以后，始克遵三年之制。夫三年一祭，已不得为古，则一、二举者，尤非礼也。苏氏曰：“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大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赐赍，非周礼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礼，以事天也，以报本反始，以教民尊上也。天子前期斋戒，命冢宰誓百官而莅事焉，事之莫尊者也。近世则变矣。三年而一郊，其所事者，则军旅亿丑之赏赍耳。事军旅亿丑之赏赍，则诚不专于享帝，制不一于报本。夫郊，以报一岁生物之功也。夫岂三岁一生物，而三岁一报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饰，牲用茧栗，器用陶匏，谓德产精微，物所以称，故其文至简，而其诚至懿。近世盛銮辂冕服，珠玉金缯之饰，唯惧不华，内阙观宫一夕之具，唯恐不工。其文至繁，而其费至广，岂所以降格天神之意邪！如是，则郊天之礼，自汉而下皆非古制。礼乐百年而后兴，诚能如三代之礼，其茧栗、陶匏，费不为甚广，罢坛陛从祀之位，止以始祖为配，则千百年之废礼附典，由是而举，岂不甚盛！其或不与祭，则如《大宗伯》所谓：“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郑氏之释量人亦曰：“冢宰位佐王，祭亦容摄祭。”庶几破千古之陋，上以合于天道，而下足以解诸儒之疑议云。
　　燔柴泰坛议
　　《仪礼·觐礼》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瘗祭法》亦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祭法》、《尔雅》虽各自为书，而其说与《仪礼》合者，独燔柴无异。《周官》曰：“以橦祀祀昊天上帝，实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橦师、雨题。”夫《周官》之柴归于日月星辰，而以橦祀为祀天，是不与《仪礼》合也。《礼器》曰：“至敬不坛，扫地而祭。”不坛，非燔柴也；扫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礼仪》《周官》、《礼器》三书而言之，实有不同。自郑氏必欲合三礼之说为一，而后人附会者曲为之迁就。崔灵恩则谓：先燔柴及牲玉于丘讫，次乃扫地而祭。祭天之法，皆于地上，以下为贵，故不祭于人功之坛。陆佃则曰：“祭天之礼，升橦于泰坛，奏乐于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然后扫地而祭。乐者阳也，其声无形，故奏于自然之圜丘。烟者，阳中之阴，其气有象，故燔于使然之泰坛。至于橦祀实柴，有异于《仪礼》。郑氏则云：橦，烟也。三祀皆积柴实牲体于日月，言实柴于祀天，言橦三祀互相备矣。其释《觐礼》则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为祭日，则祭地瘗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灵之也。敢各疏其穿凿，以从古礼经之正。《周官》之不与《仪礼》、《易》、《诗》、《书》、《春秋》合者，不止于祀天地，今止因三礼之异同，诸儒之附会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圜丘，乃奏乐之所，非坛也。自汉而下，皆祀于圜丘，已失《周官》之意。崔氏谓圜丘即坛，为人功之坛。按释园丘者为自然之丘，非人功之坛，崔说与释园丘者异矣。使果从坛下扫地而祭，则燔柴于人功之坛，不可谓质，而独扫地之祭，得谓之质矣。若然，则《仪礼》之燔柴为末，而扫地之祭为本。历考梁、陈以来，不闻有祭于圜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说，不得以行也。陆氏谓自然者为丘，使然者为泰坛，是祀天守有二。愚尝谓：合于《周官》，则泰坛之制未尝有合于《仪礼》，则燔柴之制无圜丘。历代之失祀于园丘，非是。陆氏独不能证其误，是为二坛者，亦非也。郑氏谓：烟，橦也。《诗》生民之橦祀，《书》之'橦于六宗，橦于文武。”释者谓：橦，敬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谓也。使从郑说，以橦为烟，则六宗之祀不得与上帝并，而祀文武于宗庙，又难与燔柴之祭同也。郑氏之释燔柴，以祭天为日，祭地为祭月，其说尤妄。是殆尊《周官》之书，其不可合者，遂臆说以非古礼。如夏正郊天迎长日之至圜丘，南郊二天帝之说，类皆若是。古《礼经》独觐礼为天子礼，舍燔柴为祭天。则此书又如王安石之罢黜不能，以用于世。戴记之合于经传者，先儒类皆取之。若《王制》、《礼器》、《儒行》、《明常位》等篇，固有疑之者矣。独燔柴泰坛为祭天，与古礼合，特取其说。郑泰坛虽不见于《仪礼》，然从古传袭，未尝不以坛壝为正。觐礼之坛十有二寻，周公之三坛，同单司仪之为坛，三成去祧为坛。下至周未，齐候为柯之盟，有坛先君适四国，未尝不为坛。况祀天钦崇之实，其可废坛壝哉！
　　郊不当立从祀议
　　郊有从祀，西汉未之见也。礼之失，始于建武。建武采元始之制而为之。元始，王莽之政也。王莽之失，在分牢，在同祭，不闻其从祀也。社佑尊时王之礼，而深知其非，谓：从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陈及于国朝，始相尚袭。夫谓之近古者，非古明矣。开元之礼，成于徐坚之徒，而开宝所作，祖于开元。大较从祀损益，咸取于建武。今因开元所定而论着其非是。其第一坛曰五帝，曰大明夜明。以《周官》言之，五帝之祀在四郊，大明夜明以实柴，而朝日夕月之制，复见于经传，此不得混而一之之证也。坛之第二与第三，皆以星经为之制。杜佑谓：天有万一千五百二十星，地亦如之。考其所祭，知其坛壝之不足以容也。遂为外官、内官以别，而节其数。开宝以后，又复增王狱、四渎、讽师、雨师之类，而并祭之。其坛愈广，其牲牢愈繁，而其礼愈失。考于《周官》，则《大宗伯》之实柴槱燎，此又不得混而为一之证也。今考于《虞书》，其类上帝之后，则行六宗、山川群神之祀，不闻其合祭也。汤之元牲，武成之柴望，皆若此矣。《召诰》用牲于郊牛二者，后稷配天之始也，若鲁之三望，虽为非礼，亦皆无总祀之理。自汉而下，牲犊、尊罍之数不胜其烦之费，竭九州之贡赋，不足以供。由是，虽三年之祭亦不能举。坛壝繁杂，宫县四立，有司临事，登降逼泰，惧不能以周旋，跛倚颠仆，无所不至。昔之儒，先能议合祭天地之非，而不能正合祭群祀之失；能以亲郊为是，而不能以三年一郊为非；能知牛羊供之这费广，而不能尽角茧栗之诚悫。甚者配帝之争不决，遂有二配帝于坛上。依违莫从，一至于是。今若悉如三代典礼，不伤财，不害民，一岁一郊，则何惮其不可行也！
　　明堂与郊天礼仪异制议
　　晋挚虞议曰：“郊丘之祀，扫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远祖明堂之祭备物以祭，三牲并陈，笾豆成列，礼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而以神示祭，故谓之帝。晋傅元亦云：于郊尚质，于明堂尚文。若然，则仪文悉皆有异矣。郊以牲，明堂以牛羊，诗曰：“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此牲之异者也。燔柴以报阳也，犹宗庙之裸鬯也。明堂与守庙近，则燔柴乎。何有？席用藁鞂，器用陶匏，象天之质也。玉爵代匏尊罍簋俎之属，一以宗庙。此元丰议礼这得也。郊之祭，用气也。进孰之失，始于唐。自唐以降，未之有改也。记曰：郊血大飨，腥三献焰。一献孰。解者曰：郊祭天也，大飨袷祭也，三献社稷五祀也，一献群小祀也。郊不以血，而以孰荐，礼之亵而失之甚者也。在则明堂之祭，其不进孰与？曰圣人亨，以享上帝。上帝，明堂之称也。用于明堂，而不用于郊，其义有矣。特牲少牢之始于荐孰，大夫之礼也。用大夫之礼于郊不可也，用于明堂，近宗庙也。配群祀于郊非礼矣。明堂，国中也，邑外曰郊，引而近之，其渎莫大焉。尊罍尚质也，彝以盛郁鬯，郊得以用之也。记曰：黄目郁气之上尊，彝得谓之尊也。定尊罍于天地，六彝于宗庙，郑氏之说也。开元遵而不用于郊，犹日以质不以文。明堂，宗庙之近，而文物之极也。其不用也，则野矣。凡此，皆礼仪文质之异，不可以不辨也。
　　郊非辛日议
　　郊特牲，曰郊之至也，迎长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玄谓迎长日者，建卯而昼夜之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其释周之始郊日以至，则谓鲁无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夫以迎长日为建卯，胡氏非之至矣。三王之郊以寅，则冬至圜丘之祭，是周以冬为春矣。正月正岁，犹日以子为首，若以冬为春，是非矣。盖郊之用辛，言鲁礼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冬至而郊也。易周为鲁，以附夫臆凿之论，则大有所不可。周为周王，鲁为鲁公，合周、鲁为一礼，曷不曰鲁之始郊日以至。叶梦得氏曰：以郊为长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别鲁礼。郑氏反之，强以建卯为日至，甚矣其好诬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礼不可易者。孟春建寅之郊，盖祈谷之祭。鲁虽得郊，不得同于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从，至建寅之月，正鲁郊，殆周祈谷之祭故。左氏谓，启蛰而郊也。或曰郊雩必以辛，周之制与？曰以至日而祭，则至日非常以辛也。鲁之郊雩皆辛，是鲁之礼也。然则周郊非辛与？曰周官祀大神则卜日。崔灵恩谓，卜日以至，为主不吉，始用它日。是有疑于卜也。横渠张氏谓，日至不必卜日，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至则不容卜，言月至则有卜，卜日则失气至之时矣，是定以为卜日也。《曲礼》曰：“大飨不用，卜吕大临。”谓天时阴阳这至，日月素定，故不问卜。若他飨，则问卜矣。或又曰：“周之不用辛，有所本与？《召诰》曰：“越三日，丁已用牲于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五经异义，《春秋公羊》说，礼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鲁使卜从乃郊。故鲁以上辛郊，不敢与天子同也。是足以明周郊之非辛矣。历代之月时不一，独唐武德以冬至祀天，孟春辛日祈谷于南郊，能取二就而裁正之，号为近古。故特表而出之。
　　北郊议
　　北郊之名，不见于五经。谓北郊见于《周官》，郑玄之论也。《周官》无北郊之本文，因郑玄谶纬之说，而与《周官》并行者，王莽、刘歆实为之始也。先儒能攻王莽南北合祭之义，而不知立北郊之说者，始于匡衡，成于王莽。舍其大，而议其细，相承谬误，今千七百余年矣。敢推其本始而详言之。夫周官圜丘、方丘为奏乐之地，非祭之所。圜丘之辩详矣。郑氏祭地之法有二：夏至之日，祭昆仑之神于泽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于北郊，二也。是方丘、北郊为二。今合而言之，不知其何所始也。按《大宗伯》之本文，郑氏之不能释者有二：曰以狸沈以疈辜，则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以黄琮礼地，则曰：“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至于大司乐之地示，则又曰：“祭于北郊。”郑氏既以方丘、北郊为二，而后人之尊郑者，未尝不以方丘、北郊合而为一，神州谶纬非之者至矣。至若方丘之不为祭所，北郊之无所经见，皆泥其说而无有辨之者。或曰：“北郊始于匡衡，非王莽自为之说。谨按《汉志》，高帝因北畤而备五帝，至武帝时，后土犹未立，建始之际方立南北郊。匡衡、张谭以天随王者所居，援据《礼经》皆自为损益若所引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阴位之说，今戴记无北郊之文。陈祥道《礼书》知其说之无所据，遂谓南郊祀天，则北郊祭地，祀天就阳位，则祭地就阴位，以强合夫郑氏北郊之说。夫郊非天不足以言，社非地不足以尽，二者相对，如天之不可以合祭也。谓之郊地，其何所据哉？先儒能明祭之不可以合，而不能辨社之不可以为郊，沿袭建始之弊。自汉而降，无有知其非者。祀地之为社，详见于后土之议。尊地之说，莫先于罢方丘、废北郊，以全古礼之正。王肃之攻郑玄，其说虽行于泰始，惜犹以郊、丘为一，故宗郑者多，而王说复废。驯致今日，郊社盛礼，方由是损益，以承三代之正。罢北郊之谬，其不在兹乎！
　　礼官推其博洽，多采用之。擢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迁待制，拜集贤直学士，移疾归。复以集贤直学士召，改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至治元年，迁侍讲学士。时拜住当国，重桷学识，欲使撰辽、金、宋三史，桷上采访遗书条例。未几，英宗遇弑，事不果行。泰定初，告归，卒于家，年六十二。赠中奉大夫、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陈留郡公，谥文清。
　　桷于近代礼乐之沿革，官吏之迁次，士大夫之族系，百家诸子之目录，悉能推本源委，详言之。文章奥雅，与虞集、马祖常以议论相师友，当时文体为之一变。有《清容居土集》五十卷。
　　子瓘，同知奉化州事。后至元中，修三史，桷孙汧进家藏书数千卷，擢秘书监着作郎。
　　史臣曰：“程钜夫条时政得失，事核而词直，虽文采不耀，然切有之言也。遭遇世祖，事多施行江南，新附之民，实被其泽，仁言利溥，信矣哉！袁桷议郊祀典礼，斟酌古今，为当时所采用，故着其十议，以备一朝之掌故焉。”

卷一百九十·列传第八十七

　　赵孟頫（赵与薰 赵大讷） 叶李
　　赵孟頫，字子昂，湖州归安人。宋太祖裔孙秀王子称五世孙也。幼聪敏，读书目成诵。
　　宋亡，益自力于学。吏部尚书夹谷之奇荐为翰林编修，不就。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江南遗逸，又荐之。入见。孟頫神采秀异，民祖称为神仙中人，使坐于右丞叶李上。御史中丞奏：“孟頫亡宋宗室，不宜侍左右。”钜夫曰：“立贤无方，乃陛下之盛德，此言将陷臣于不忠。”帝曰：“彼何知！”命左右宣敕逐之出。
　　会立尚书省，使孟頫草诏颁天下。帝览之，喜曰：“卿言皆吾所欲言者。”诏集百官于刑部议赃律，以至元钞二百贯为满，论死。孟頫曰：“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则轻重相去至数十倍，故改中统钞为至元钞。异日至元钞必复如中统，计钞抵法，疑于太重。古律以米、绢论赃，谓之二实，最为适中。钞乃宋人所造，施于边郡，今袭用之，以此断人死命，恐非良法。”或以孟頫南人年少，议国法不便，厉色责之。孟頫曰：“人命至重，立法不当，人将不得其死。孟馘頫奉诏与议，不敢不言。”其人默然。议罢，出谢曰：“吾失在不学。细思之，公言是也。”执政拟孟頫为吏部侍郎，参议高明持不可。
　　二十四年，授兵中部郎中。至元钞滞不行，诏遣尚书刘宣与孟頫乘驿至江南，责行省慢令之罪，左右司及诸路官则径笞之。孟頫不笞一人，复命。桑哥为丞相，钟初鸣，即坐尚书省治事，六曹官后至者笞。孟頫一日后至，断事官引受笞。孟頫入诉于右丞叶李，李责桑哥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养入廉耽。公笞郎中，是辱朝延也。”桑哥惭，慰遣孟頫。自后，惟曹史以下始受笞。孟頫行东御墙外，道狭，马踬附于河。帝闻之，赐钞五十锭，命移筑御墙。其为帝眷厚如此。
　　二十七年，拜集贤直学士。是岁地震之，北京尤甚。帝幸龙虎台，深忧之，遣平章阿剌浑撒里驰还上者，召问集贤、翰林两院官致灾之由，戒毋令桑哥知。两院官畏桑哥，莫敢言。孟頫与阿剌浑撒里善密告之曰：“今理算钱粮，民不聊生。地震之变，殆由于此。宜大赦天下，尽与蠲除，庶几天变可弭。”阿剌浑撒里入奏，帝从之，已草诏，桑哥怒谓必非上意。孟頫曰：“凡钱粮未征者，其人死亡已尽，何所从取？不及是时免之，他日言事者以失陷钱粮数千万归咎尚书省，丞相何以自解？”桑哥悟，乃曰：“吾料不及此。”诏下，民大悦，咸额手相庆。
　　宋故相留梦炎降，帝用为礼部尚书。一日，帝问梦炎与叶李优劣，孟頫对曰：“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卿以梦炎贤于李耶？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阙上书，请斩似道；是李贤于梦炎，明矣！卿以梦炎父执，不欲斥言，可赋诗剌之。”孟頫赋诗曰：“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帝称善。
　　孟頫退谓奉御彻里曰：“上论贾似道误国，责留梦炎不言。今桑哥误国之罪，甚于似道，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责？然我疏远之臣，言必不听，公为上所亲任，读书知义理，能为天下除残贼，真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既而彻里至帝前数桑哥罪恶，帝怒命卫士批其颊，血涌口鼻，仆于地。少间，复呼而问之，彻里执奏如初。会大臣亦有继言者，帝大悟，遂按诛桑哥。后彻里与孟頫论及此事，叹曰：“使我有万世名，子昂之力也！”尚书省罢，执政多以罪去。
　　中书参知政事贺胜以不通文字，请帝早简辅相。帝周视左右，乃属目于孟頫曰：“卿可至中书参决庶务。”孟頫固辞。帝问阎复、宋渤何如？孟頫对曰；“皆非相才。”诏孟頫出入宫门无禁，且谓孟頫曰：“朕年老，聪明有所不逮。大臣奏事，卿必与俱入，或欺罔，卿即为朕言之。”孟頫谢不对，后乃力请补外。
　　二十九年，出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佥廉访司事哈剌哈孙素苛虐，孟頫不相能，以事中之。会修《世祖实录》召孟頫至京师，乃解。大德二年，除汾州知州，未行，召书金字《藏经》，仍命举能书者自随。事竣，改集贤直贤士，行浙江等处儒学提举。至大元年，迁泰州尹。
　　仁宗在东宫，素知孟頫贤，召为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及即位。擢集贤侍读学士。皇庆元年，改翰林侍讲学士，转集贤侍读学士。是年，河间路进嘉禾，有一茎数穗者，诏孟頫绘图，藏于秘府。延祐元年，迁集贤学士、资德大夫，进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帝眷孟頫甚厚，字而不名，尝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苏轼，又言孟頫过人者数事：一帝胄，二美姿仪，三博学，四操履纯正，五文词高古，六书画绝伦，七旁通佛老之学。或言孟頫为赵太祖子孙，帝作色曰：“汝言赵子昂，岂家世不及汝耶！”其人惶惧而退。又有言国史载兵谋战策，不宜使孟頫与闻。帝曰：“赵子昂，世祖所简拔，朕悯其老，隆以礼貌，使典司着作，传之后世，汝辈妨之何也？”孟頫常累月不朝，帝问左右，对以年老畏寒，敕御府赐溪鼠翻披。
　　初，孟頫用程钜夫荐起家，后钜夫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孟汧代之，先往拜钜夫，而后入院，时入称为衣冠盛事。六年，谒告归。帝遣使赐衣币，趣之还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诏孟頫即其家，书《孝经》。赐上尊及衣二袭。是岁卒，年六十九。赠江浙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国公，谥文敏。有《松雪斋文集》十三卷。
　　杨载称孟頫之才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不知其经济之不。人以为知言。孟頫妻管氏、子雍，并以书画知名。仁宗取孟頫及管氏与雍所书，装为一帙，识之曰：“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善书者。”雍官至集贤待制。孟頫弟孟吁，字子俊，亦工书画。
　　宋宗室仕元者，又有赵与薰、赵大讷。
　　赵与薰，字晦叔，宋宗室子。登进士第，为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伯颜渡江，与薰率其族人诣军门上书，力陈不杀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族。后伯颜入朝，世祖问宋宗室这贤者，伯颜以与薰对。
　　十三年秋九月，遣使召至上都，与薰幅巾深衣以见，言宋亡由于误用奸臣，词旨激切，世祖为之感动。即授翰林待制，进直学士，转侍讲。疏陈江南科敛，及发宋攒宫，宜禁之。帝虽不能用，然不以为忤也。二十七年，京师雾塞，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与薰又疏言权臣专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
　　未几桑哥败，平章不忽木奏与薰贫窭有守，世祖曰：“得非指权臣为虎者耶？”赐钞万三千贯，岁给其妻子粮。累迁翰林学士。成宗即位，特命官其子孟实以终养。大德七年卒，命有司赙钞五千贯。赠通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天水郡侯，谥文简。
　　赵大讷，一名良胜，字敬汉，浦阳人。宋周王元俨十世孙。有学行。由全州录事，累转龙溪尹。俗尚鬼，垒石为紫衣神祠，黠者藉为奸利。大讷投其像江中，移石修孔子庙。邑豪杀人，郡守其赇出之。大讷抱案牍诣府，历数其奸；守怒，中以他罪。改永春尹。俄调永嘉。永嘉计口赋盐，民病之，大讷建议令富商转售瑞安，猾吏伪为官书，诬贫民盗贩，民自杀者三人。计下大讷讯之，卒正猾吏罪。除温、台等海运千户，改知永新州。境内鹄湖、罗陂为群盗渊数，大讷用奇计获其渠魁，余党奔散。后告老归，卒于家。民为立生祠。
　　叶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钱唐人。少受学于义乌施南，补京学生。宋景定五年，彗出于柳，理宗下诏罪已，求直言。是时，世祖南伐，命贾似道御之。会宪宗崩，世祖班师，似道自诡以为己功，益骄肆，创置公田关子，其法病民甚，中外毋敢言者。李与同舍生康棣等八十三人，伏阙上书，劾似道。似道大怒，知稿出于李，嗾临安尹刘良贵，诬李僭用金饰斋扁，锻炼成狱，窜漳州。似道既败，乃放还，与似道遇诸涂，李以小词赠之。宋亡，归隐富春山。江淮行省辟署苏、杭等郡教授，不应。
　　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台江南，且求遗逸，以李姓名上。初，李劾似道书，世祖习闻之，每拊掌称叹。及是，以姓名闻，世祖大悦，即授浙西道儒学提举。李闻命，欲遁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童书，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谠论着，简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当隐见随时，其尚悉心，以报殊遇。”李乃就职。
　　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江南遗逸。世祖谕之曰：“此行必致叶李来。”李既至京师，敕集贤大学士阿尔浑萨里，馆于院中。及召见香殿，劳问“卿远来良苦”，又询治道安出？李右陈自古帝王得失成败之由。世祖嘉纳之，赐坐锡宴，更命五日一入议事。一日议事朝堂，李病足不在列，帝命以所御五龙车召之。李奏请复立提举司提调学官，课诸生讲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以备录用，凡心徭役一切蠲免。从之。
　　是时，乃颜叛，诏李庭讨之，将校多用国人，或其亲昵，立马相向语，辄释仗不战，逡巡退却。帝患之。李密奏请以汉军列前步战，而联大军断其后。安定用其谋，师果奏捷。自是，帝益奇李。每罢朝，必召见论事。
　　二十四年，特拜御史中丞，兼商议中书省事。李以足疾辞，帝笑曰：“卿足艰于行，心岂不可用耶？”李固辞，因奏：“若监察御史奏疏、西南两台咨禀，事关军国，利及生民，宜信便宜上闻，以广视听。臣请诏台臣言事，各许实封，幸甚。”又曰：“宪臣以绳衍绊缪为职，苟不自检，于击搏何有！有贪惏败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条科罪，以惩欺罔。”由是台宪得实封言事，其受赇者付法司科断。
　　会议立尚书省，李奏：“平章政事桑哥宜为右丞相。”帝从之。桑哥既为右丞相，奏以李为尚书左丞，李固辞，谓“臣之资格，这宜遽至此。”帝曰：“商用伊尹，周举太公，岂循资格耶？卿其勿辞。”赐大、小车各一，许乘小车入禁中，仍给扶升殿。始定至元钞法，并取钞样颁行。又荐周砥等十人为祭酒等官。帝皆从之。帝欲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于北方，李乘间言：“宋已归命，其民安于田。今无故远徙，必将疑惧，万一有奸人乘衅而起，非国之利也。”帝悟，事遂寝。迁右丞，转资德大夫。时淮、浙饥馑，谷价腾跃，李奏免江淮租税之半，运湖广、江西粮十七万石至镇江，以振饥民。帝伐安南，召李入议，李以为：“军旅一兴，糜费钜万今深入敌境，万一蹉跌，非所以威示远人。”帝不听。
　　二十五年，迁平章政事，李又固辞，赐以玉带，秩视一品，及平江田四千亩。时桑哥专国政，李与之同事，无所匡救。会桑哥败，事颇连及同列。久之，李以疾得请南还。扬州儒学正李淦上书言：“叶李本一黥徒，受皇帝简知，可谓千载一遇。而才近天光，即以举桑哥为第一事，禁近侍言事，以非罪杀参政郭佑、杨居宽，逼御史中丞刘宣自杀，变钞法，拘学粮，征军官俸，减兵士饷，立行司农司、木棉提举司，增盐酒醋税课，官民皆受其祸。尤可痛者，要束木祸湖广，沙不丁祸江淮，木呼里祸福建。又钩考钱粮，民怨而盗发，天怒而地震，水灾洊至。尚赖皇帝圣明，更张政化。人皆知桑哥误国之罪，而不知叶李举桑哥之罪。李虽罢相权，刑戮未加，宜斩李以谢天下。”书闻，驿召淦诣亦师。
　　二十九年二月，李南还，至临清，帝复召为平章政事，佐丞相完泽治省事，李上表力辞。寻卒，年五十一。李既卒，而淦至，诏以淦为江阴路教授，以旌直言。
　　李前后赐赉虽多，自奉甚俭，尝戒其子曰：“吾世业儒，甘贫约。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过。”指所赐物曰：“此终当还官也。”比卒，悉表上之。至正八年，赠资德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追封南阳郡公，谥文简。
　　史臣曰：“赵孟頫以宋宗室之俊，委贽事元，跻于通显。其在《大雅》之诗日：'殷土肤敏，裸将于京。’刘向以为悯微子之朝周，故君子不责孟頫，而为赵氏悯也。叶李以劾贾似道受知于世祖，及为宰相，党附桑哥，不发其奸。传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信夫！”

卷一百九十一·列传第八十八

　　王构 士熙 土点 魏初 刘敏中 宋道 焦养直 杨桓 尚野 师简 李之绍 谢端 曹鉴
　　王构，字肯堂，东平人。父公渊，金末山东大乱，其三兄皆携妻孥南迁，公渊独愿守坟墓，不肯从。
　　构少以词赋入乡学，行台从事贾居贞一见器之，使其子受学，遂从居贞至京师。
　　至元十一年，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丞相伯颜伐宋，命构草诏，声其罪甚称帝旨。宋亡，诏构与翰林学士李槃访贤才。构至临安，言于董文炳：“宋三馆图书及太常礼器卤簿，宜辇于京师。”从之。宋实录、国史得不亡。擢翰林应奉文字，迁修撰。构受业于东平李谦，推谦先擢应奉，构始受命，士论贤之。和礼霍孙拜司徒，辟为司直。阿合马死，和礼霍孙当国，刬除蠹弊，构之力居多。历吏部、礼部郎中。改太常少卿，定亲享太庙仪注。俄拜江北淮东道提刑按察副使，召见便殿，帝亲授敕书，赐上尊以遣之。入为治书侍御史。时桑哥秉政，嫉士之方直者，檄构与不忽木检核燕南钱谷，限一月治办。事竣已逾期，构谓不忽木曰：“有罪我当任之，不以累公也。”会桑哥伏诛，乃免。再入翰林为侍讲学士。
　　成宗即位，迁学士，参议中书省事。有请括江南田赋者，执政欲听之，构与平章政事何荣祖力言不可，事获已。后以病去官。久之，起为济南路总管。诸王官属怙势横行，民莫敢忤视；构闻诸朝，徙王于北边。武宗即位，以纂修国史，趣召人都，拜翰林学士承旨。卒，年六十六。
　　构文章典雅，练习朝廷掌故，撰追谥太祖册、世祖谥册、武宗立皇后册，尤为世所传诵。好汲引寒士。孔颜孟学教授陈俨年几五十，以构荐，擢为监察御史，迁翰林直学士、国史院编修官。王恺年七十，请于朝，俾以待制致仕。其门下士官清要者，亡虑数十人。后赠大司徒，追封鲁国公，谥文肃。有文集三十卷。
　　子士熙，字继学。泰定中累官治书侍御史、中书参知政事。致和无年，泰定帝崩于上都，士熙与中书左丞朵朵等留守大都，佥枢密院事燕铁木儿举兵立文宗，执士熙等下狱，流于远州，并籍其家。天历二年，与朵朵等十二人放还乡里。后起为南参御史中丞。卒。
　　士点，字继志，佥淮西廉访司事，迁云南廉访使，再擢江东廉访使。卒。赠中书平章政事，追封赵国公。士点善篆书，为当时第一。
　　魏初，字大初，弘州顺圣人。祖珪，金进士。父思廉，金甄官署令。从祖璠，金翰林修撰。世祖居潜邸，闻璠名，征至和林，访以当世之务。璠条陈便宜三十余事，如定官号、颁俸禄、功罪有赏罚、能否有升降、重农业、严告讦、杜侥幸，复汉之常平、宋之经筵，皆当时急务。又举名士六十余人以对。世祖嘉纳之。以疾卒于和林。赐谥请肃。璠无子，以初为后。
　　初，好读书，尤长于《春秋》。中统元年，始立中书省，辟为掾史，兼掌书记。未几，以祖母老，辞归隐居教授。会诏左丞许衡、学士窦默及京师诸儒各陈经史、前代帝王嘉言善政，选进读之士，有司以初应诏。帝雅重璠名，询知初为璠孙，叹奖久之，即授国史院编修官。寻拜监察御史。首言：“法者，持天下之具，御史台则守法之司也。方今法有未定。百司无所持循，宜参酌考定，颁行天下，”时论韪之。
　　帝宴群臣于上都行宫，有不能酹大卮者，免其冠服。初上疏曰：“臣闻君犹天也，臣犹地也，尊插之礼，不可不肃。方今内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议典礼、记言动；外有高丽、安南使者入贡，以观中国之仪。昨闻锡宴大臣，威仪弗谨，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嘉纳之。时襄樊未下，将括民兵，或请自大兴始。初言：“京师天下之本，要在殷盛，建邦这初讵宜骚扰！”从之。初又言：“旧制，常参官诸州剌史，上任三日，举一人自代。况风纪之职与常员异，请自今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在任一岁，各举一人自代，所举不当有罚，不惟砥励风节，亦可为国得人。”遂举劝农副使刘宣自代。
　　出佥陕西四川按察司事，历陕西河东按察副使，入为治书侍御史。又以侍御史行御史台事于扬州，擢江西按察使。寻征拜侍御史。行台移建康，出为中丞。卒年六十一。子必复，集贤侍讲学士。
　　刘敏中，字端甫，济南章丘人。张荣行台掾刘鼎之孙也。幼卓异不凡，年十三，语其父景石曰：“昔贤足于学，而不求知，丰于功，而不自炫，此后人所弗逮者。”父奇之。敏中尝与同侪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见而无愧色，乃吾志也。”至元十一年，由中书掾擢兵部主事，拜监察御史。权臣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报，遂辞职归。既而，起为御史台都事。时同官王约以言去，敏中杜门称疾，台臣请视事，敏中曰：“使约无罪而被劾，吾固不当出。诚有罪，则我既为同僚，又为交友，不能谏止，亦不为无过也。”出为燕南肃政廉访副使。召拜国子司业，迁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
　　大德七年，诏遣宣抚使巡行诸道，敏中出使辽东山北。守令恃贵幸贪暴者，一绳以法。锦州雨水为灾，辄发廪振之。事竣，除东平路总管。擢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九年，召为集贤学士，商议中书省事。上疏陈十事，曰整朝纲、省庶政、进善良、剔奸蠹、显公道、杜私门、广恩泽、实钞法、严武备、举封赠，帝嘉纳之。
　　武宗即位，召敏中至上京，庶政多所咨访。授集贤学士，兼太子赞善，仍商议中书省事。赐金币有加。顷之拜河南行省参知政事。俄改中台侍御中。出为淮西肃政廉访使，转山东宣慰使。遂召为翰林学士承旨。诏公卿集议弭灾之道，敏中疏陈七事，皆当时要政。以疾还乡里。
　　敏中义不苟进，进必有所匡救，授据今古，雍容不迫。或郁而弗伸，则戚形于色，中夜叹息至泪湿枕席。延祐五年卒，年七十六。赠光禄大夫、柱国，追封齐国公，谥文简。
　　宋道，字宏道潞州长子人。祖元吉，金兵部员外郎。道幼好学，年十七避地襄阳。已而北归，屏居河内者十有五年，赵璧经略河南，闻其名，礼聘之。
　　中统三年，擢翰林修撰。李璮畔，璧行中书省事于济南，至元五年大兵围襄阳，璧行元帅府事，道皆从行，国事多所咨访六年，高丽权臣林衍废国王而立其弟温，诏遣国王头辇哥暨璧将兵讨之，以道为行省员外郎，赍诏徙江华岛居民于平壤。复命，帝甚悦，赐衣段。授河南路总管府判官，不赴。十三年，人为太常少卿。属省并官制，兼领籍田署事。
　　十六年，皇太子召见，应对详雅，自是数蒙顾问。十八年，除秘书监。十九年，江西分地当署郡县守令，太子皆命道铨举。二十年，初立詹事院，迁道为太子宾客。二十三年，卒。有《秬山集》十卷，行于世。
　　焦养直，字无咎，东昌堂邑人。夙以才器称。至元十八年，世祖改符宝郎为典瑞监，思得一儒者居之。近臣有以养直荐者，帝即命召见，奏对称旨，以真定路儒学教授超拜典瑞少监。
　　二十四年，从征乃颜，自北道赴行在，路险梗，上甚悯之，赐生口、貂衣帽、玉带、镔刀各一。二十八年，赐宅一区。入侍帷幄，陈说帝王政治，帝听之忘倦。尝语及汉高帝起自侧微，养直从容论辨，帝然之。
　　大德元年，成宗幸柳林，命养直进讲《资冶通鉴》，因陈规谏之言，赐酒及钞万七千五百贯。二年，赐金带、象珪。三年，迁集贤侍讲学士，赐通犀带。七年，诏傅太子于宫中，启沃诚恳，帝闻之大悦。八年，代祀南海。九年，进集贤学士。十一年，迁太子谕德。至大元年，授集贤大学士，告老归，卒于家。赠资德大夫、河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谥文靖。
　　子德方，以荫为兴国路总管府判官。
　　杨桓，字武子，兖州人。幼警悟，读《论语》至宰予昼寝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终身非疾病未尝昼寝。中统四年，近侍坚通使济南，见桓贤，荐之补济州教授。后由济宁路教授召为太史院校书郎。奉敕撰仪表铭历日序，文辞典雅，赐楮币千五百缗，辞不受。迁秘书监丞。至元三十年，拜监察御史。有得玉玺于木华黎曾孙硕德家者，桓辨识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乃顿首言曰：“此历代传国玺，亡久矣。今宫车宴驾，皇太孙龙飞，而玺复出，天其彰瑞应于今日乎！”即为文述传国玺始末，表上于徽仁裕圣皇后。
　　成宗即位，桓疏上时务二十一事：一曰郊祀天地。二曰亲享太庙，备四时之察。三曰先定首相。四曰朝见群臣，访问时政得失。五曰诏儒臣，以时侍讲。六曰设太学及府州儒学，教养生徒。七曰行诰命，以褒善叙劳。八日异章服，以别贵贱。九曰正礼仪，以肃宫庭。十曰定官制，以省内外冗员。十一曰讲究钱谷，以裕国用。十二曰访求晓习音律者，以协太常雅乐。十三曰国子监不可隶集贤院，宜正其名。十四曰试补六部、寺、监及府、州、司、县吏。十五曰增内外官吏俸禄。十六曰禁父子骨肉奴婢相告讦。十七曰定婚姻聘财。十八曰罢行用官钱营什一之利。十九曰复笞杖，以别轻重之罪。二十曰郡县吏自中统前仁宦者，宜加优异。二十一曰为治之道，宜各从本俗。疏奏，帝嘉纳之。未几，擢秘书少监，预修《大一统志》秩满，归兖州，以资业悉让弟楷，乡里称焉。大德三年，以国子司业召，未赴，卒，年六十六。
　　桓为人宽厚，事亲笃教。博览群籍，尤精篆籀之学。着《六书统》、《六书溯源、《书学正韵》，大抵推明许慎之说，皆行于世。
　　尚野，字文蔚，其先保定人，徙满城。至元十八年，以处士征为国史院编修官。二十年，兼兴文署丞。出为汝州判官。廉介有守，宪司屡荐之。二十八年，迁南阳县尹。初至，狱讼充斥，野裁决如流，旬日遂无事。改怀孟河渠副使，会遣使问民疾苦，野建言水利有成法，宜隶有司，不宜复置河渠官。事闻于朝，河渠官遂罢。
　　大德六年，迁国子助教。诸生入宿卫者。岁从幸上都，丞相哈剌哈孙始命野分学于上都，以教诸生，仍铸印给之。上都分学，自野始。俄迁国子博士。野谓诸生曰：“学未有得，徒事华藻，若持钱买水，所取有限。能自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胜用矣。”士论称之。
　　武宗即位，仁宗为皇太子，召野为太子文学，多所裨益。时从宾客姚燧、谕德萧哙昺入见，太子为加礼。至大元年，除国子司业。近臣奏分国学西序为大都路学，帝已可其奏，野谓国学、府学同署，不合礼制，事遂寝。四年，拜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诏野赴吏部试用荫补官，野多所优假。或病其太宽。野曰：“今初设此法，冀将来者习《诗》、《书》，知礼义耳，非必责效目前也。”众乃服。
　　皇庆元年，迁翰林侍讲学士。延祐元年，改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二年夏，移疾归。满城四方来学者益众。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六。赠能奉大夫、太常礼仪院使、护军，追封上党郡公，谥文懿。野事继母以孝闻。文辞典雅，一本经术。
　　子师易，蕲州路总管府判官；师简，字虞仲，以荐为大都学正，拜监察御史，至正初擢奎章阁侍书学士、同知经筵事，卒，赠翰林侍读学士、护军，追封上党郡公，谥文肃。
　　李之绍，字伯宗，东平平阴人。自幼颍悟，从东平李廉学。家贫教授乡里。至元三十一年，纂修《世祖实录》，以廉与马绍荐，授将仕佐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直学士姚燧欲试其才，凡翰林应制文字积十余事，并付之。之绍援笔立成，燧惊喜曰：“可谓名下无虚士也！”
　　大德二年，闻祖母疾，辞归。复除编修官，累迁太常博士。九年，丁母忧。起复，终不能夺。至大三年，仍授太常博士。迁翰林待制。皇庆元年，迁国子司业。延祐三年，擢奉政大夫、国子祭酒。四年，擢朝列大夫、同佥太常礼仪院事。六年，改翰林直学士，复以疾还。七年，召为翰林直学士。至治二年，迁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三年，告老归。泰定三年八月，卒，年七十三。子勖，荫父职，同知诸暨州事。
　　谢端，字敬德，其先遂宁人，后徒武昌。祖父元贲，精于数学，制使孟珙敬礼之。一夜，叩门，谓珙曰：“流星出下阶，没西方，占为天士亡，吾必当之。明年大将卒，公是也。”已而果然。
　　端，幼颖异，弱冠与尚书宋本同学，又同教授江陵城中，以文学齐名，时号谢、宋。史杠宣慰荆南，荐之姚燧。燧方以文章自负，少所许可，以所为文示端。端一读，即指擿其用意所在，燧叹奖不已。
　　延祐五年，擢进士乙科，授承事郎、同知湘阴州事。岁满，入为国子博士，迁太常博士。泰定四年夏四月，盗入太庙，失第八室黄金主。明日，当时享，众议为位祀之。端言：“四时之祭，皆用孟用，有故则用仲月。今盗入祏室，震惊神灵，当用仲月。”上从之。寻除翰林修撰，迁待制，以选为国子司业，遂为翰直学士，阶太中大夫。
　　端吏事精敏，在湘阴，猾吏束手，不敢舞文法。盗有杀贾人而攘其财，其家累讼于官，皆以无佐证不为理。端自往捕之，盗不伏，鞫其妻，妻时时仰视屋椽。端曰：“贼在是矣！”发屋椽，获脏，盗始吐实。一州神之。部使者行部旁郡，滞讼皆委端谳，端剖决如流，有能名。
　　其文章体裁严谨，居翰林久，至顺、元统以来制册，多出其手。预修文宗、明宗、宁宗三朝《实录》及累朝功臣列传。初，文宗建奎章阁，搜罗中外才俊置其中，尝语阿荣曰：“当今学之士，朕惟未识谢端。”亡何，文宗崩，竟不及用端。端卒于后至元六年，年六十二。赠国子祭酒、陈留郡侯，谥文安。
　　曹鉴，字克明，大都宛平人。纪颖悟。既冠，通五经大义。
　　大德五年，用翰林侍读学士郝彬荐，为镇江路淮海书院山长。十一年，南行台中丞廉恒辟为掾。除兴文署令。伴送安南使者，应对捷敏，使者叹服，以为中国有人。
　　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明年，奉旨括释氏白云宗田，不数月而事集，纤毫无扰。迁湖广行省左右司员外郎。时丞相忽剌歹怙势作威福，僚属畏之，鉴遇事不为回挠。湖北廉访鉴司举鉴宜居风纪，不报。
　　天历元年，调江浙财赋府副总管。属大水，鉴减其赋什六七，势家因面诡免者，鉴核实，谕令首输。
　　元统二年，擢同佥太常礼仪院。鉴明习掌故，集议明宗皇后社会袝庙，援据《礼经》，辩析精审，君子多之。至元元年，以中大夫进礼部尚书。卒，年六十五。追封谯郡侯，谥文穆。
　　鉴性纯孝，亲族贫乏者周恤恐后。历官三十余年，僦屋以居，殁之日家无余资惟蓄书数千卷，皆手自校定者。鉴官湖广行省。有主簿顾渊白馈辰砂一包，鉴受之，未及启封。后有同僚过鉴，欲求辰砂合药，鉴取视之，乃黄金三两，惊叹曰：“渊白以我为何如人！”时渊白已卒，呼其子归之。其廉慎如此。

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八十九

　　安藏 迦鲁纳答思 大乘都 唐仁祖 洁实弥尔 兀玉笃实 脱烈海牙 燕只不花 忙兀的斤 普颜
　　安藏，字国宝，畏兀氏，世居别失八里。幼习浮屠法，兼通儒学，一目十行俱下，日诵万言，宪宗闻其名，召之，奏对称旨，赐坐。
　　世祖即位，进《宝藏论元演集》十卷，并劝上宜亲经史，以知古今之治乱，正心术，以示天下之向背。译《尚书无逸》及《贞观政要》、《申鉴》各一通以献。阿里不哥潜谋不轨，帝以骨肉之亲，使安藏往谕之。既而反状益闻，乃遣近侍孟速思、帖木不花亟召安藏返，曰：“毋害善人。”既至，帝慰劳久之。安藏因举“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以谏。
　　至元八年，与许衡共进“知人、用人，德业盛，天下归”之说，帝嘉纳之。特授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寻商议中书省事。奉旨译《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进承旨，加正奉大夫，领集贤院、会同馆、道教事。至元三十年，卒。延祐二年，赠太师，追封秦国公，谥文靖。
　　子斡儿妥迪钦，同知徽州路总管府事。其门人最着者为国师天藏沙津密护赤。集贤大学士陈颢，亦从安藏受学云。
　　迦鲁纳答思，畏吾氏。通天竺教及诸国语。翰林学士承旨安藏、扎牙答思荐于世祖，召人朝，命与国师讲法。国师西番人，言语不通，帝命迦鲁纳答思从国师习其法及言语文字，期年皆通。以畏兀字译番经既成，进其书，帝命锓板赐诸王、大臣。西南夷星哈剌的威二十余国来朝，迦鲁纳答思于帝前诵其表章，夷酋惊服。朝议兴后讨暹国、罗斛、马八儿、俱蓝、苏木都剌诸国，迦鲁纳答思奏：“此皆蕞尔之国，得之何益。兴后徒残民命。莫若遣使谕以祸福，不服而攻之，未晚也。”帝嘉纳之。
　　至元二十四年，丞相桑哥奏为翰林学士，帝曰：“迦鲁纳答思之官，非汝所当奏也。”既而擢翰林学士承旨、中奉大夫，遗侍成宗于潜邸，命以节饮戒之。成宗即位，迁荣禄大夫、大司徒，怜其老，命乘舆入殿。仁宗即位，延议汰冗官，独迦鲁纳答思为司徒如故，仍加开府仪同三司，赐玉鞍。是年八月卒。
　　大乘都，别失八里人，世为畏兀贵族。中统初，大乘都自畏兀入觐，帝知其家世贵盛，又应对称旨，大器之，即命入侍禁中，赐貂裘、金银器、白玉佛，且谓皇孙阿难答曰：“遗尔良师，尔愿学否？”对曰：“有良师，乃所原也。”遂以大第都为阿难答师。未几，忙哥太子卒，阿难答嗣为安西王，出镇平凉。顺圣皇后请于帝，使大乘都从行。帝曰：“大乘都，我所用者，他人则可。”后固请，始允之，命其子大理都侍裕宗，大慈都直宿卫，以文学备顾问。
　　大乘都至平凉，皇孙按滩不花、阿都直皆师这。久之，王出征土番，曰：“八哈室老矣，其留平凉少体。”八哈室，译言博士也。大乘都亦曰“：“吾老矣，思见至尊。”遂自平凉返京师。时世祖已崩，成宗即信，拜嘉议大夫、翰林学士，赐第于京师。大德三年卒，年七十二。皇庆初，赠太傅、秦国公，谥文敏。
　　子大理都，枢密院参议；大慈都，中书平章政事；别怯木，陕西怯怜都管；僧奴，乌程县达鲁花赤。
　　唐仁祖，字寿卿，本畏兀人。祖曰唐古直，其后遂为唐氏。唐古直，年十七给事太祖。太祖尝语睿宗：“唐古直，人可用。”睿宗未及用，庄圣皇后擢为达鲁火赤。顷之，卒。
　　仁祖，少颖悟，其母教之，通诸国方言。中统初，世祖亲阅贵胄质子，见仁祖曰：“是唐古直孙，聪明无疑也。”命习国书。未几，中书省选为蒙古掾。至元十六年，录因于平阳，平反冤狱，免死者十七人。十八年，授翰林直学士。时阿合马在中书，奏真定、保定两路钱谷逋负，屡岁不决，遣仁祖案之。仁祖阅其牍，皆中统间积逋，亟奏罢之。转工部侍郎，除中书在司郎中。
　　二十五年，拜参议尚书省事。仁祖侃侃持正，屡忤丞相桑哥，人皆危之，仁祖自若也。桑哥欲以繁剧困之，迁为工部尚书。寻奉使云州，桑哥考工部织课缓，怒曰：“误国家岁用，罪不赦。”遗驿骑追仁祖还，就见桑哥于私第，命直吏拘仁祖，即往督工，且促其期日，逾期必致汝于法。仁祖退召诸署长，谕之曰：“丞相怒在我，不在汝等，宜勉为之。”众感激，昼夜倍其功，未及期而办。已而桑哥系狱，命仁祖往籍其家。明日，桑哥以左右之援得释，众骇然，目仁祖曰：“乳虎之威可再犯耶？”皆喻垣以遁，仁祖独不为之动。桑哥竟败。
　　二十八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辽阳饥，命与近侍速哥、左丞忻都往赈。忻都欲按户籍大小口给之，仁祖曰：“不可，籍上之小口今已大矣，宜皆给以大口。”忻都曰：“汝要善名，而陷我于恶耶？”仁祖曰：“吾二人善恶，众所夙知，岂待今日，我知恤民而已。”卒以大口给之。俄除将作院使。大德五年，再授翰林学士承旨，进阶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以疾卒，年五十三，赠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追封洹国公，谥文贞。子恕，累官亚中大夫、侍仪使。
　　洁实弥乐，回鹘氏。年十八，与兄兀玉笃实俱至京师。世祖召见，命兀玉笃实给事左右，结实弥尔侍裕宗于东宫。中书省奏立延庆司，授同知延庆司事。洁实弥尔廉谨，裕宗爱之，法胃之曰：“高昌回纥人皆贪，独汝不染其俗，倘日用不足，可于我取之。”汪实弥尔顿首谢。台、省有机事，命洁实弥尔传旨辞，裕宗曰：“以汝厚重，言不泄漏，是以命汝。”裕宗卒，事徽仁太后。
　　成宗即位，太后命洁实弥尔护显宗就国。复命，成宗曰：“汝善处吾兄弟之间。”擢嘉议大夫，赐玉鞶带、香串带各一。未几，晋资善大夫、同知宣政院事，领延庆使。宣政院掌僧徒，往往默货营私，洁实弥尔约束严如台、省，人皆曰宣政院为御史台治事，帝闻而嘉之。帝寝疾，洁实弥尔与尚医侍医药，期年寝不解带，常病喝。或劝其还有治疾，曰：“圣体未康，臣敢自爱乎？”事闻，赐平江田五十顷。进荣禄大夫、宣政使，领延庆使。
　　至大初，兴圣太后以洁实弥乐为先太后旧臣，复使领延庆使，辞不许。延祐改元，议封洁实弥尔国公，又固辞，于是升延庆司为正二品以褒之。二年卒，年六十三。赠推诚佐理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齐国公，谥文忠。子答儿麻失里，同知宣政院事；散散，翰林侍读学士；速速，湖广行省右丞。
　　兀玉笃实，初授功德使司经历，未几擢同知司事，改同知总制院事。迁宣政副使，并同知功德使司如故。后擢资德大夫、同知宣政院事。卒。赠存诚秉德功臣、太傅、开封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齐国公，谥忠穆。
　　脱烈海牙，畏吾氏，世居别失八里。曾祖阔华八撒术当，太礼西征，导亦都护迎降，帝嘉其有识，欲官之，辞以不敏。祖八剌术，始徙真定，仕至帅府镇抚，富而乐施，贷不偿，则火其券，入称为长者。父阇里赤。
　　脱烈海牙，性整暇，虽仓卒未尝见其急遽。喜从文士游，犬马声色之娱一无所好，由中书宣使出为宁晋主簿，改隆平县达鲁花赤，有惠政，及满去，民勒石颂之。拜监察御吏。时江西参知政事胡颐孙杀其弟，讼久不决，脱烈海牙一讯而伏。出佥燕南道肃政廉访司事，务存大体，不可苛察。在任六年，黜污吏百四十余人。召为户部郎中，转右司员外郎，升右司郎中。
　　仁宗在东宫，知其嗜学，出秘府经籍及圣贤图像以赐，时人苛之。母霍氏卒，哀毁骨立。事闻，赐钞五万贯给葬事。起为吏部尚书，改礼部尚书，领会通馆事。进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岁大饥，脱烈海牙先发廪赈之，而后以闻。朝议韪之。至治三年，迁淮东宣慰使。七月，以疾卒，年六十有七。赠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恒山郡公。弟观音奴，有干才，亦仕至清显。
　　燕只不花，字自真，回鹘氏，居哈剌和卓，为北庭大族。曾祖布克布呼托克托，祖达尔布呼托克托，父阿布纳托克托，相继为锡勒沁城酋长。太祖时，亦都护纳款入朝，阿布纳托克托从之，太祖授为锡勒沁城达鲁花赤，使领其部众。寻内徙，留直宿卫。燕只不花与其兄曲出皆得出入禁中。曲出累迁中书省断事官，恩幸无比。
　　世祖即位，曲出面奏：“臣弟年力壮，愿备奔走，效犬马之劳。”帝素知燕只不花才，欲因事试之。会营新都，命也速不花董其役，而以燕只不花副之。至元七年，诏领校尉十人，卒五百人巡都城迤北顺州拜郊台、羔糜店、咸宁庄等处芷蓿近地，兼典御厩。八年，帝幸五台山，也速不花奏：“燕只不花宣劳日久，贵而能贫。”命给真俸二千两，赐尚方铸印。十五年，江南平，大会延臣，赐燕只不花白金五十两、衣一袭。十六年，建太庙司天台及皇城内外桥梁，中书省复荐燕只不花董之。
　　十八年，出佥福建广东道提刑按察司事。十九年，巡部至临漳，值建宁贼黄华叛，连陷政和、松溪，入古田县，燕只不花曰：“事急矣，不应拘常法。”乃擅发铺递，檄东、李二万户邀击于建安尤溪口，贼败遁。二十一年，改授佥山南湖北道提刑察司事。辰、沅驿路自北寺至白牛堡，相距七十里，由五现岭而上，岩谷深险，过者或战粟失足。燕只不花曰：“是岂置邮传地耶！”于是凿山通道四十余里，直抵沅州，行旅便之。二十七年，迁岭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副使。武冈獠据绥宁县城，为十五团以自保，湖南行省命万户孙定远会武冈，集我军讨之。燕只不花持不可，且曰：“愚民无知，宜以恩信诱之，多杀何为？”乃遣人赍榜招谕之，徭众大喜，皆出降。二十九年，除广南西道宣慰副使。
　　大德元年，改葛蛮军民安抚使。丁内忧，去官。久之，除沅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大军讨乌蒙诸蛮，使燕只不花开道给馈饷，军以不乏。十年，除南安路总管府达鲁花赤，累迁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使、广东道宣慰使副元帅。其子兖布巴勒以父年高，宜致仕，乘间率诸弟言之。燕只不花太息曰：“吾老矣，岂耽荣进者，顾朝廷侍我厚臣子之义，东西惟命，马革裹尸，吾志也。”诸子乃不敢复言。延祐元年卒，年七十二，广东人肖其像于观音寺，岁时祀之。
　　子兖布巴勒，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副使；多尔济巴勒，同知江阴州事。
　　忙兀的斤，畏兀氏，父朵罗术，从亦都护内附，用畏兀字教授部人。世祖在潜邸，亦从学焉。及即位，朵罗术已卒，召忙兀的斤入见，谓昭睿顺圣皇后曰：“是儿容仪壮伟，且侍朕左右，朕不忘朵罗术也。”以宫人忽都花妻之。至元十年，命提点资成库，主尚方幄殿。十五年，改资用库为尚用监，拜忙兀的斤又为太监，阶中顺大夫。十九年，迁太府太监。二十五年，又改尚用为中尚监，忙兀的斤仍为太监。未几，迁中尚卿，导命兼知太府监事，进通议大夫。
　　成宗即位，以旧恩特授正奉大夫。武宗即位，拜中尚院使。未几，拜大司徒，阶荣禄大夫，忙兀的斤固辞，不许。初，仁宗奉昭宪元圣皇后入平内难，召忙兀的斤计事，忙兀的斤多授祖训以对，仁宗嘉纳之。皇庆元年，复拜中尚监，敕中书赐钞万缗，忙兀的斤辞不受。是年卒，年七十六。元统元年，赠银青光禄大夫、太保、上柱国，追封蓟国公，谥忠简。
　　子十人：曰明理，沪州达鲁花赤；曰八札不花，安丰路达鲁药赤；曰秃忽赤，裕州达鲁花赤；曰德奴，光州达鲁花赤；曰塔纳，监察御史。
　　普颜，字君卿，畏兀氏。祖普颜脱忽怜，从太祖西征，战死，赠中书左丞，追封悟山郡公，谥靖忠，父爱全，受知于宪宗，尤为庄圣太后所敬礼，命徙居汤沐邑，赠司徒，追封赵国公，谥文靖。
　　普颜幼给事北平王，授石城县达鲁花赤，以治称。后宿卫仁宗潜邸，帝一见器之，补东宫必阇赤。及即位，拜监察御史，纠劾无所惮。狃儿坚元帅亦剌思受赇，普颜承诏鞫之，正其罪。正旦纠朝仪，有二品而立于一品班首者，普颜斥使退，其人不从，即劾罢之。上行幸次大口，问宰相：“御史七品，普颜散官正八，何也？”对曰：“初仁当尔。”乃特授承事郎，擢佥河北河南道肃政廉访司事。陛辞，赐鱼篮观音像。灵壁民李甲杀刘乙，系狱，狱卒嗾使诬其兄授意，普颜谳得其实，释之。黜污吏四百人。移浙西道。白云宗僧人蠹浙尤剧，普颜上其事，朝延为夺印罢之。运使李英恃势贪虐，普颜发其赃。部使者牒普颜诣行台，行台复命普颜告于中台。帝己幸上都，普颜又驰至上者。事闻，帝深嘉之，亲酌洒以赐，且命上方赐食，敕省台择能吏与本道杂问，英始罢黜。改燕南道。英过行幸定兴、五台，皆以行部进见，赐赍厚渥。改奉元路总管，以疾去，移守吉安。岁大旱，民食且尽普颜祷雨辄应，黍稷穗生稿节，民为德政碑纪之。召入，迁奉政大夫、淮西江北道肃政廉访使。未几，致仕归。后至元三年八月卒。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骑都尉，追封恒山郡公，谥正肃。
　　长子黄头，同知诸暨州事。弟忽都鲁笃尔弥实，奎章阁大学士，赵国公，谥文穆。惠宗尝闵普颜职不逮弟，欲擢以显民，普颜固辞，尤为人所重云。
　　史臣曰：“唐之中叶，顺纥改称回鹘，唐未回鹘衰，西并高昌而居其地，又改称畏兀儿。故畏兀儿地为高昌人，为回纥，或早高昌之遗种，则称高昌人，回纥之旧部，则称畏兀儿氏、回鹘氏云。”

卷一百九十三·列传第九十

　　赵天麟 郑介夫
　　赵天麟，东平人，博学能文。世祖至元末，以布衣进《太平金镜策》，前后数万余言，议论政事多切时宜。今撮其大要曰：
　　国家铺张治具，整顿条纲，内焉三公九卿，外而庶疆诸尹，例皆举贤推德，揆务分司，盖欲有生皆乐，无物不安，帝推恻隐之心，续迓文明之治。至于中书一令，枢密一使，尝使东宫领这，连旬累月，望储闱铜辇之临，虚榭空帷，设银棨金墀之坐，事专归于副相，政并决于同僚。臣以为，中书者机务之关津，天门之锁角；枢密者，疆场之守卫，熊虎之纲维。军民二柄，治乱所关，非其才尚恐难行，旷其官云何可治？且太子正名之后，虽诸王莫得而同，有三题、三少之徒，立詹事属官之院。君行则守，有官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又何必列一品之高阶，占大臣之上位，名为重之，适所以轻之也。若谓藉其重以镇之，则太师、太保、太傅、司徒勋旧大臣亦尝任之矣，观彼四职，不下于此，皆令异姓为之，何独他人不可居此职哉？况太子之道，春诵夏弦，秋习礼，冬读书，龙楼问寝，殷勤于内竖之前，甲观尊师，恳恻于春官之侧，以徽柔为本，以仁孝为先。及其既冠，则有记过之只，彻膳之宰，进善之旌，敢谏之鼓。此所以周公示法于成王，贾谊忠告于汉文。伏望慎选耆硕，早加辅导，无令降居臣职，则乾符来握，黔黎知大本这安，震德维新，天地有长男之美。更望陛下近择宗室，旁及岩穴，举大贤充令、使之官，即以锡军民之福也。
　　礼，天子立七庙，在都内之东南。太祖中位乎北，三昭在东，三穆在西，庙皆南向，主皆东向。都宫周于外以合之，墙宇建于内以别之。门常室寝分方庭砌，唐陈异地，同节藻税，以示崇高，重檐刮楹，以示严肃，斫砻其桷，以示丽而不奢，覆盖用茅，以示俭而有节。盖庙之制度也，祖功宗德，百世不易。亲尽之庙，因新而祧，祧旧主于太祖之夹室，袝新主于南庙之室中。昭以取其向明而自班乎昭，穆以取其深远而常从其穆，穆袝而昭不动，昭附而穆不迁。二世祧，则四世迁于二世，而六世迁于四世，以八世袝昭之南庙矣。三世祧，则五世迁于三世，而七世迁于五世，以九世袝穆之南庙矣。孙以之袝于祖父，孙可以为王父尸，由其昭穆之同，非有尊卑之辨。故祧主既藏裕则出，余则否袝。庙贵新易，其檐改其涂。盖庙之祧袝也，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牲牷肥牷，旨洒嘉栗，粢盛丰洁，器皿具备，衣服既鲜，水火又明。祀宜羔豚膳膏，芗禴宜腒茜膳膏，臊尝宜犊麛弭膳膏，腥蒸宜鱻羽膳膏。膻设守祧所掌之，遗衣陈奕，世递传之宗器。王后及宾礼成九献，辟公卿士奔执豆笾，此庙之时祭也。太祖庙主循常东面，移昭南、穆北而合食，就已毁未毁而制礼，四时但陈未毁而祭之，五年兼其已毁而祭之，此庙之禘祭也。三年大祭，祭始祖之所出，以始祖配之，此庙之禘祭也。
　　臣闻祭祀者，人之大端，衣食者，人之常理。圣朝立太常之正卿，设司农之大寺，职尸三礼，望重三农，钦乃攸司，可谓备矣。但今藉田之礼尚未施行，公桑之义似犹亏阙。至如郊天祀祖，奚为具丰洁之粢盛，有事致斋，何以得鲜明之衣布，则将发仓廪而取粟，向坊局而求衣，是皆农夫之所树艺，红女之所操织。虽有藉田，而实非陛下之所耕也。虽备服物，而实非后宫之所出也。以之对越神祗，享于祖祢，道或未尽，礼不徒成，陛下之心能无少歉乎？谨按《礼经》之义，远稽前古之文，适三阳交泰之春，当是月上辛之日，祈谷于太微之帝，再择乎吉亥之辰，封入壝宫，掌舍设枑，太仆秉辔，保介从行，缀黛耜于绀辕，冠朱纮之华冕，平秩东作，爱至南郊，天颜咫尺，恭就三推，黎庶三百，遂终千亩。公卿以下，隋爵秩而亦耕，燕饮之宜，布龙光于既返，内宰献穜于厥后，神仓敛获于西成，一旦用之，中心足矣。此天子藉田之礼也。载按古经之文，周达王后之制，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天子有公桑之地，地逼于川，筑蚕室于其旁，建后宫于其上，宫高一丈，棘绕垣墉，外户扇而掩之。禁伐桑柘，因具植筐，后妃斋戒而临焉，戕斧由斯而动矣。浴蚕乎水，戾叶乎风，蚕卒眠矣，岁既单矣，吉妇之勤就矣，奉茧献于后矣。后于是而言曰：此以为君服与？遂副祎而受之，少牢以礼之。复诠良日，后乃亲操手既三盆。事终，群下染以玄黄朱绿为之黼黻文章，君王致祭从而服之。此后妃公桑之制也。望陛下勿怒虢公之直谏，式同汉帝之亲耕，于彼大田，成兹盛事。更望中宫协圣仿古亲蚕，大增助日之月光，深尽配天之坤厚，如此则下使田家服勤，上获宗庙垂佑矣。
　　井田之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凡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井百为成，成方十里，成百为同，同方百里，同百为畿，畿方千里。臣尝计方千里之地，提封百万井，山川城市等除百分提封之三十六外，定六十四万井，中为私田五万一千二十万亩。其井中区，除宅居二十亩之余，为公田五千二十万亩。又乘除粟稻等子粒之多寡，每亩岁率一石五斗计之，则私田子粒可得七万六千八百万石，公田子粒可得七千六百八十万石。其鳏寡孤独无告者，尤先赈惠焉。上下相睦，贫富相均。此隆周所以旁作穆穆迓衡，而孟子所以不惮区区告人也。自赢秦变法之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置锥之地。越至于今，迫于豪富，官贵而不能复圣朝。东西南北，地境无穷，国家用费之资，仅足下民愁叹之声未除。且古者方千里之地，得公田子粒七千六百八十万石，今能得之乎？臣知其断不能也。方今之务，莫如兴复井田。尚恐骤然骚动，宜限田以渐复之，望陛下一新田制，凡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几百顷。无族官民之家，限田几十顷。凡限外退田者，赐其家长以空名告身，每田几顷官阶一级，不使居实职。凡限外蔽欺田亩者，坐以重罪。至限外之田有承佃者，即令佃户为主。其未经开垦者，令无田之民占而辟之，本年免其租税，次年减半，三年始依例科征。所占田亦不得过限。其无田之民，不欲占田者听。以后有卖田者，买田亦不得过限。是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十顷，二品者十八顷，三品者十五顷，四品者十二顷，其下俱以二顷为差，至九品但二顷而止。庶乎民获恒产，官足养廉，行之五十年后，井田可复兴矣。
　　方今御史台官，内有监察院以隶之，外有廉访司以承之，所以整齐百僚，激扬百姓。御史之职，非天子视听之官，而何哉？是以霜兰露车，柏林石室，昭其清也。授以立秋，象以荧惑，昭其严也。鹰击之喻，豸冠之服，昭其威也。千步清道，王公逊避，昭其重也。中书门下，并为三司，昭其贵也。五者备矣，然后能触邪指佞，使雄奸巨猾胆破声消，封豕长蛇骨寒心颤，将狐狸眇、害蜂虿微，毒不工而自息矣。顾阿合马擅政于前，桑哥弄权于后，台官以下闭口吞声，寡居高坐。幸而太原侠客揖聂政之高风，大理名卿致皋陶之淑问，一旦凶渠顿翦，赤子更生，美则美矣，未尽善也。且我国家建兹台班，岂徒稽朝祭之末仪，纠案牍之细事已哉！然而不言，盖由省府之职秩悬殊，而不敢抗稀故也。况权臣之计百纲千机，崔赋、杨居宽等同为执政，犹陷之于死地。进而守正，则徒遭刑戮，而令圣朝有杀直之名；退而引病，则诬以不忠，而谓不肯效皇家之力。伏望厉宪台之丰采，俾行省以齐阶，则委任既专，而体统自肃矣。
　　臣闻设纪张纲，莫如清简，建官置吏，切戒繁多。夫爵者，官之尊也；阶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职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禄者，官之给也；吏者，官之佐也。虽曰事非官不办，亦有事因官多而益紊。此圣王所以贵寡不贵众，欲静不欲躁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卿分职，各率其属。厥后官愈多，而治愈不古。是以汉废四百县，而下民业定；隋废五百郡，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得贤；政不徒烦，而贵乎省事也。今国家立制，自宗王及国王、郡王、国公以下，为爵自特进、崇进至将军、大夫、校尉、郎，为阶自正一至从九，为品掌典当行，为职各职所居，为位各位养廉之资，为禄各司赞佐行文之史，为吏其制亦详矣。然文武二等，分部中外，本欲图宁，而似乎难宁也。估见京师不急之司、院，无用之署、局，及随朝台、省、院、部以下诸有司官吏，可兼而不兼，可并而不并者有之矣。畿外行省，随省诸有司，宣慰、廉访等司，路、府、州、县、仓、库、局监诸衙门，官吏亦有冗者矣。武臣万户所统不满万人，千户所管不及千人之类，亦已有之矣。臣窃以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选法之弊，二曰政事之弊，三曰军民之弊。夫文武官吏员数既多，当考满之时，近春秋之选，资格之簿扰攘纷纭，保荐之文交错旁午，有司行文且未暇，奚暇顾孰果有才，孰果有德而考校之哉。既不遑考校，则取准于官牍荐书之所陈布已耳。于是杂流之途进，货贿之窦开，遂致员多阙少，无知这何。经营者是得迁除，养高者坐淹岁月，此选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人数既多，有当决之事而不决，有当行之事而不行，问其职，则曰：“我职也。”问其施，则曰：“僚属非一，岂我所能独主？？及乎朝廷闻之，遂立稽违期限之罚，不亦甚与？此政事之弊也。夫国家用人路广浮滥，得升使之临共，在下必不能敷宣政化，如是则刻剥之苦，役使之烦，为害良多。此军民之弊也。三弊不绝，而徒立法以防之，不知法立而惧法之人奸欺之计益生矣。伏望察此三弊，凡内外不急之官吏、无用之衙门，可罢者罢之，可并者并之，然后以慎重名器之法，择人而用，又以黜幽陟明之法，顺理而考，则典选者易见其人，易程其效，而选法清矣，临政者事有所归，职有所主，而政绩成矣，在下者省于烦役，免于苦刻，而民业定矣。民者，天下之本，民业定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有也。
　　又曰：赦者，欲以荡涤瑕秽，与民更始。以负罪者言之，则为莫大之深恩；以致治者论之，则非太平之常事也。近世以来，郊天、祝宗、建储、立后，未有不肆赦者。侥幸之子、逆知期会，能不起非滥之心哉？且罹狱者，皆人之切心侧目者也。及乎啼乌夜启，驿马宵流，玉龠告灵，金鸡树伏，雷雨一解，例皆释之，名为嘉吉之符，实皆变异之征也。遂使攘劫服赃而诧议，善人屏息以衔冤，养稂莠于良田，纵豺狼于当道。独不念害嘉谷而伤平民乎？又况大赦之后，邪奸未尝衰止，朝脱囹圄，夕撄缧绁其不能承化自新，亦已明矣。今国家哀囚徒之孽苦，悯小民之庸騃，频降赦条，此盖朝廷不忍人之心形于外，而不能自已也。推此以及良民，顺大道以正生杀，则周文之治不难同矣。若当罪而宥之，当杀而生之，亦犹来暄风于霜雪之辰，行春令于秋冬之际，如此布欲天道之成，臣不知其可也。伏望明罚饬法，振纪肃纲，俾奸人贪吏革面洗心，不敢觊非常之恩，作幸邀之想，天下幸甚！
　　臣闻尧居茅屋，禹戒雕墙，周王之插服，汉帝之皂绨，非徒尽质素之本心，亦以杜人民之奢汰也。下至晋武焚雉头裘，宋武碎琥珀枕，隋文帝同土价于黄金，唐太宗悲苦寒之鹦鹉，斯中主之雄，匹夫之圣，犹能旧然特立。而国家乃使纂组绫锦浼其身，全珠壁玉浼其心，禽鸟犀象浼其视，俳优丝竹浼其耳，珍馐异馔浼其口腹，臣窃危之。
　　今国家官阶各异，服色惟三。是故有紫，有红，有绿，有碧者，实唐朝之公服也。意或水一、火二、木三、金四者，用四方之间色也。今又举三等之色，而遣其碧者，从当时之宜也。至于玉犀、金角之饰带，金银锡锴之殊节，象板以为简，银铜以为章，此在公之品级也。山节藻棁，复室重檐，黻绣偏诸肩绘日月，皆古天子宫室衣服之制也。今市藏获皆敢居之、服之，此臣所以惜之也。车马者，古之命物也。今六合为一、冀、代多马，天下之人皆得乘之，无足深怪。然大夫不敢徒行，是以有车。今市井之家，往往骖服驾车而乘之，与士大夫无异，此臣所以惜之也。上自省、台，下及州、府中人，前世皆用黛色为区别，今犹阙焉，也入公庭与庶人无异，此臣所以惜之也。僧、尼道士之服，自有其宜，今不遵本教，杂混常俗，此臣所以惜之也。古者五十方衣帛，七十方食肉，今富人墙屋被文绣，鞍辔饰金玉，婢妾曳丝履，犬马食菽粟，甚至权吏滥官，豪富子弟，大率以贞廉为愚，以节俭为耻，此臣所以惜之也。
　　奏上，多为时所采用。
　　成宗即位，天麟复上逃民策曰：
　　伏读辛酉诏命，中统建元以前逃户复业者户下差税，本年全免，次年半征，三年复始例起科。自此累颁诏文，优恤逃户，蠲免积逋，斯皆先帝这惠也。臣谓逃民之故有五：一早天，二曰官，三曰军，四曰钱，五曰愚。盖有田之家，田为恒产，屡经饥馑，粮竭就食。如此而逃者，天为之也。守令苛刻，役敛烦兴，富以赂免，贫难独任。如此而逃者，官为之也。军资不赡，鬻卖田产，无以供给。如此而逃者，军所致也。生理不周，举债乾没，子本增积，不能速偿。如此而逃者，钱所致也。弗恤艰难，损附遗业，悔恨莫追，穷困失所。如此而逃者，乃自愚也。夫逃民皆无奈之民也。倘稍能自存活，岂肯逃哉。又诏云：苟避差发，臣谓此则非民之罪，实官长之罪耳。昔汉倪宽为内史，军发负租，课殿当免，民闻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纟强属课，更以最此。盖民信爱之故也，岂有苟避差发者哉。伏望陛下一新污俗，再整淳风，下哀痛之诏，察化导之义，从前逋负差税并行除免。凡有田而逃者听复本业，无田而逃者听于旷土占田，其间贫无牛种及田器者，官为贳而颁之，限三年外酬其贳主之直而无息，凡因军而逃者，验实贫为助资之户，凡欠负他人钱债者，复业之后，限五年外一本一利偿还，有既复业而尚游手荒废农务者，乡三老举于官而罪之。逃民已定，于是慎名器以绝滥虚之官，限田产以绝兼并之路，重农桑以绝失业之人，设义仓以绝凶岁之厄。向之逃民虽赏之，亦不复逃矣。此谓之务本。
　　云南金齿路进驯象，天麟又上策曰：
　　当今殊方异物，禽鸟犀象，自山海而来者多矣。其间为害不一，试略陈之。夫牛马鸡犬之类，中国之所常有，上下之所共育畜之，无失其时，则可以充国用而利民生。彼异域之产，有之不足以增光，无之不足以滋歉者。近年以来，骈罗而至，梯山航海，辇赆舆金，或重译而来呈，或望风而并凑，府无虚月，史不绝书。若以冠带百蛮车书万里而论，则百世之嘉猷，莫大之神功。若以帝王大体，古今论议而言，则受之而不却，启之而不杜，亦非所以尽圣明之本心也。按夏禹任土作贡，而召公之戒其主且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珍禽异兽不育于国，不宝远物，则远人格。”真知言者也。东周之际，楚子不臣，包茅不至，无以缩酒，齐桓仗义而问其罪，《春秋》大之。西汉之时，大宛未服，天马未来，怒激中国，武帝恃力而侵其域，当代病之。此二者，中以审中国之贡，乃所当然，而远人之物，未宜取之也。岂惟远人之物未宜取哉，即中国无益之物亦不可取。是以孝文还千里马，元帝罢齐三服官，仁俭之名，如扬日月，虽欲下民之不感，岂可得或！且异物荡心，其害一也。使外国闻之，而以国家为有嗜好，其害二也。水陆转运，役人非细，其害三也。有三害，而无一利，亦何尚之有。伏望陛下昭播徽声，俾扬遐境。凡四远之纳款者，听书檄奏闻，而不求其献物，听子弟入朝，而不求其纳贿，则化天下以德，示天下以无欲，将见西番东徼之渠长承恩而来享，慕道而来王矣。又言：训宗室在教行而知礼，法明而畏罪。阀阅子弟例得补荫者，宜严定试法。至于献商计羡余者，莫非掊克之臣被笞杖复官者，类皆无耻之辈。其大夫以上有罪者，先禁卒徒詈辱，当刑者听其自裁，籍没者子孙免禁锢之限，家财给无告之人。
　　其论人材，辨三德而分为九科，简八材而分为二十六等。其论建官行省。革藩镇诸侯之专，中书为公卿大臣之任。其论选法，当以贤能为先，称职是尚，而不计资序之浅深。又如立社仓、置谏院、定军役、除差税、惜农时、开武科、设天驷监、广群牧所，皆裨益时政之大者。天麟所着诗文尤富，皆不传于世。
　　郑介夫，字以居，衢州开化人。性刚直敢言。成宗大德七年，上《太平策》一纲二十目，略曰：
　　昔齐桓五子争立，而霰业遂微。晋献谗废申发，至国乱数十年。始皇以扶苏不定，致使灭宗。惠帝以继子不明，几至易姓。自后由此败亡者，不可胜计。草茅之士，犹不能忘情；而秉均当轴之臣，略不及此，何邪？今皇太子嗜慾未开，心术未定。宜择端人正士以傅翼之，与之居处出入，使通古今治乱之成迹，明君子小人之情伪。所谓教得而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古者建东宫，立太子，将以重国本、定民志，非泛然之美称也。今诸王公子例呼太子，嫡庶亲疏略无差别。昔晋申允曰：太子统天下之重，而与诸王齐冠远游，非所以辨贵贱也。同衣冠犹不可，况可同名号哉！
　　吏之与儒可相有，而不可相无者也。儒不通吏，则为腐儒；吏不通儒，则为俗吏。必儒吏兼通，而后可以莅政临民。《汉书》称以儒术饰吏治，正此谓也。今吟一篇诗，习半行字，即名为儒；检举式例，会计出入，即名为吏。吏则指儒为不识时务之书生，儒则诋吏为不通古今之俗子。儒、吏本出一途，析而为二，遂致人员之字，莫甚此时。久任于内者，但求速化，未知民瘼之艰难；久任于外者，惟务苟禄，不谙中朝之体统。今朝廷既未定取人之科，当思所以救弊之策。百官自三品以下，九品以上，并内外互相注授。历外一任，则升之朝；随朝一任，则补之外，凡任于外者，必由内发；任于内者，必从外取。庶使儒通于吏，吏出于儒，儒吏不致扞格，内外无分重轻矣。
　　古者自州县官以上，皆天子自选，故铨曹每拟一官，必先禀命于天子。天子欲用一人，亦询其可否于执政。今乃以省部除授之官，指为常选；以天子委用之人，指为别里歌选。夫天下之官，孰非天子之臣，安得一以朝省，而自分为两途邪？
　　汉以铜钱而权皮币之重，皮币为母，铜钱为子。宋以铜钱而权交会之重，交会为母，铜钱为子。国初以中统钞五十两为一锭者，盖别乎银锭也，以银为母，中统为子。既而银已不行，所用者惟钞，遂以至大钞为母，小钞为子。今以至元一贯淮中统五贯，是以子胜母，以轻加重。以后逾前，势不至于大坏，极弊不止。夫钞为一时之权宜，钱为万世之长计。盗贼难以赍行，水火不能消减，世世因之，以为通宝。说者谓铸一钱费一钱，无利于国。不知费一钱，可得一钱，利在天下，即国家无穷之利也。
　　唐刘晏专用榷盐，以充军国之用，其言曰：“官多则民扰。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由是国用充足，民不困敝。”此已验良法也。今宜祖其遗规，将盐运司衙门及各场所设官吏、团军、巡卒尽归有司管领，选省部内才干官一员，充榷盐使，于各州县摘佐贰官一员，提调盐务，于产盐处所设乡官一员，专掌支发。但签取本处富家应当亭户，分认周岁盐额，令亭户自行收贮，灶户任便煎煮，随处立他交纳，亭户不致逃亡，灶户可免追剥，民户亦无团巡诬逮之扰，自皆乐于应办。若非亭户、灶户自煎者，方为私盐，许令盐户告发，依条治罪。商人获利既厚，贩者必多，而民间亦可得贱盐食用。古今盐法，不过为办课耳。使课而无亏，何必广布衙门，自取多事。今直有定额，户有定数，私煎有定罪，若一委之有司取办亭户，既省俸给工本，自可全收课程，官享其利，而民安其业矣。
　　今市街之间，名曰嫁汉，曰把手合活，曰坐子人家，十室而九，各路争相仿效，此风尤为不美。且抑良为贱者，待告而禁，终不能绝，若令有司觉察，或许诸人陈首，但有此等，尽遣从良。此可厚俗之一也。
　　南北风俗不同，北方以买来者谓之躯口，南方以受役者即为奴婢。故唐法，奴告主者，皆勿受。此可厚俗之二也。
　　古者，宗庙四时之禴祀蒸尝，皆天子亲享，不敢使有司摄也。宜检讨旧典，亲行享庙之仪。仍令天下无论官庶之家，有亲在，而诸子忍于分析，及居官客外，而违于生事死葬者，并坐以不孝之罪。此可厚俗之三也。
　　父子夫妇，纲常之大。今鬻子休妻，视同犬豕。虽有抑良买休之条，而转售者则易其名曰过房，受财者则易其名曰聘礼。今大都、上都有马市、羊市、牛市，兼有人市，致使人畜相等，极为可怜。宜严行禁绝，使各相保守，无弃天伦。此可厚俗之四也。
　　九品之官，定为九等，士农工商僧道定为六等，下而臧获定为一等，使服饰各安分，限贫富不得僭逾。此可厚俗之五也。
　　汉立常平仓，谷贱，增价而籴以利农；谷贵，减价而粜以利民。朱文公常行之，浙东最为得法。然不可行于今矣，何也？官吏为奸。若官入官出，民间未沾赈济之利，且先被克减计点之扰，适以重困耳。宜于各处验户口多寡，设立义仓，令百姓各输己粟，自掌出入之数。凡入一石之粟，自得一石之用。不费公钱，亦无损于私蓄。犹虑风俗不古，急义者少，则官为之立式。有地百亩者，限以一岁出粟一石，令本甲户执其纲领，择乡里廉干者掌其收支。岁添新粟，则旋广仓廪，每遇阙乏，如取诸寄。其中或有侵欺，则令司县官依窃盗例科断。或司县官因而挟势借贷，则令巡按官依枉法赃例定罪。若所在官司有能劝率成效，优加升赏，诚为安民定业之长策。至于目前所急，尤思先有以救之。虽官司贱价赈粜，以有限之粟，应未已之荒，所济无几。若勒令富家平粜，则大户纵贿而求免，小户力贫以奉行，流害滋甚。今被灾之处虽多，而江淮、湖广皆稔熟，及此秋成之余，急为立法，收米四百余万石，半运赴都，半留随省，以备明年之荒可也。或仿汉时输粟为郎，宋时官卖度牒之例。二者但费朝廷之一纸，不动声色，而数百万粮可立致矣。
　　国家立政，必以刑书为先。今天下所奉行者，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官吏因得并缘为欺。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格条多至数十。间遇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旋行比拟，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间自以耳目所得之敕旨、条令，杂采类编，刊行成帙，名曰《断例条章》，曰《官民要览》，家置一本，以为淮绳。试阅二十年间之例，较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间之例，较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号令不常，初降随没，遂致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之谣。京都为四方取则之地，法且不行，况四方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酝者比屋，禁牛而私间者盈市。奸盗杀人罪在不赦，而每岁放秀鲁麻婚姻聘财，明有官庶高下折钞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索财物，与估卖躯口无异。买卖田宅，旧有先亲后邻之条，而今民业多归势要。推此数端，天下概可知矣。今有司每视刑名为重，而户婚、钱价略不加意。殊不知民间争况之端，无不始于户婚、钱债而因之，以至于奸盗杀人者也。宪司巡按，每以赃罚为重，而一切民词，略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负冤，上无所诉，是开官吏以受赃之路也。更兼衙门纷杂，事不归一，正宫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隶金玉府，校尉自归拱卫司，军人自属枢密院，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内史府，僧则宣政院，道则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微政院、都护府、白云宗所管户计诸司，头目布满天下，彼此不相统摄。无法之弊，莫此为甚。昔先帝尝命修律，未及成书。近议大德律，所任非人，讹舛益甚。宜于台阁省部内，选择通经术、明治体、练达时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参以建元以来制敕命令，采以南北风土之宜，修为一代令典，使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庶政体归一，狱无久淹矣。
　　古者立刑，必先施于赃吏，盖赃吏为患甚于酷吏之肆虐。赃既不行，则刑自平矣。昔国家家为枉法、不枉法之例。今则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者并殿三年。制法虽明，而犯者未已，终莫能禁其万一。且如司县官困于正从七品、八品间，终老无受宣之望。吏员困于路县，终老无受敕之期。凡人之自爱其身，而重于犯法者，以清议之可畏，前程之尚远也。既无所畏，又无所慕，则仕而为贫耳，复何所惜。在昔有剌配籍没之法，文其面前则终身不齿于乡里，籍其资则全家不免于饥寒，治赃吏无出此法这善也。
　　贼吏固严其罪矣，而廉吏则未见赏，今省部置立过名簿，不闻有功绩簿；宪司岁报赃罚册，不闻有廉能册。朝廷虽有封赠之典，未见举行。嗣后内外大小官，有至廉无扰者，历一考，则封僧其父母，历再考，则封赠其妻妾。不过邀朝廷一命之恩光，而可收激劝人材之实效矣。
　　当今之弊，不在俸禄之薄，而在俸禄之未均。不患俸禄之未敷，而患设官之太滥。均有余以周不足，取滥设之米以给合设之官，则国无所损，而官有所利。议事这臣若能裒多益寡，截长补短，则职田所书自可敷用。今又额外多出俸米二十八万余石，徒损国储，无益官吏。且丞相职居人臣之右，每月得俸八锭有零，一日之俸不满十四两，若仿晋之何曾，日食万钱，虽竭私帑不能自给矣。天子立相，必须厚禄以优崇大臣，律身自宜戒奢，而从俭岂可先处以约，而薄其所养哉。今俸自三锭以上者，不得添米，官益高而俸益薄，甚非尊尊贵贵之道。又如随朝大小官及各行省、宣慰司，皆枢要重臣，既无所取于民，又无职田可收，纵添俸米，保足养廉。宜尽取无拨职田，合计子粒，官为书贮，将中外人员差等而普及之。内外台察廉访司事烦而形神劳，官清而交往绝，比之有司，量加优厚，所以重风宪也。和林、上都、山后、河西诸路，不系产米之地，依本处时估折价，不拘以定数，所以重边鄙也。军民各色官吏，但请俸钱者，随所给钞数，按月支米，元无俸钱者，随所授品从，依例增支。交官书职田钱粮，先尽外任数足，其余尽令起运赴都，以给随朝官吏。计其所得，倍多于前，又可不费太仓之粟，此利国利官之要道也。
　　昔田千秋一言寤主，即登侯相，郑然明一言见知，便获赏识。古人际遇，往往皆然。若必待羔雁以为先容，币帛以将厚意，则千秋老死于郎官，然明终役于堂下耳。今之隶名儒籍者，不知壮行本于幼学，而谓借径可以得官，皆曰何必读书然后富贵。仕路既不出于儒，何须虚费日力，但厚赂翰林、集贤字，求一保文，或称茂异，或称故官，或称先贤子孙，其人即保教授。才入州选，便求升路，才历一任，便干提举，但求迁转之速。何问教养之事。学校遂成废弛，言者皆归咎于差役所致。不思唐宋盛时，儒人未尝免差，而士风甚盛，人材甚广，无他声名诱之于前，利禄引之于后也。使前数年不当差役，亦未见有一人成材者，果业儒而获用，则人自慕尚，虽当役不足以抑之。苟业儒而无用，则人皆厌弃，虽免役亦不足以励之也。比者，如编《一统志》、写金字经，非有追章琢句之巧，考古证今之难也，愚夫下流但能缮书者，皆可与选，给食赏钞已足以酬其劳，更与之升职减资，是朝廷开天下以奔竞之路也。
　　明诏：德行文学高出时辈者，有司保举，廉访司体覆相同，以备擢用。年来中外所举不为少矣，未见擢一才，拔一士，岂非虚文求人乎？明诏：上书陈言者，皆得实封进献。年来官庶所陈，不为少矣，未闻纳一谏，从一事，岂非虚文求言乎？格例：诸县尹以五事备者为上选，三事成者为中选，五事俱不举者黜。今实备五事而无力者，止常调；虚称五事而有力者，则引例升等；岂非虚文考绩乎？国家立御史台及肃政廉访司纠弹诸人，无得沮坏。今所纠者仅可施之插官、下吏，所荐者呈省到部俾同故纸，而外任巡按书吏人等反借风宪这威，徇私纳贿，无所畏忌，其为民患，过于有司，岂非虚文重台察乎？《至元新格》：常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今小事动经半年，大事辄以数岁，岂非虚文议狱乎？诏书累降停罢劳民不急之役，存恤鳏寡孤独之人，今之隶名官籍者皆坊正巷长，略举市井所知，以应故事，其实穷而无告者未尝登籍沾惠也，岂非虚文爱民乎？国家立司农司以敦农政，路县正官衔内加以兼劝农事，每岁仲春令亲行劝课。今官吏出郊，借此游宴，里正、社长科敛供给，岂非虚文务农乎？
　　国家仿古，立翰林院、集贤院、秘书监、太常司，可谓得彬彬文物之盛矣。今翰林多不识字之鄙夫，集贤为群不肖之渊蒌，编修、检阅皆归门馆富儿，秘监署丞半是庸医、缪卜。职奉常者，谁明乎五礼、六律？居成均者，谁通乎《诗》、《书》六艺？他如医学、儒学、蒙古学，各置提举司，尤为无益。国政岂非虚文设官乎？国家设立太史、司天，以明占测；崇奉国师、宗师，以严祈祷；可谓尽事天之诚矣。今日月薄蚀，则期集鼓奏以彰信；推历未尝克定其应验，星象失躔，但托辞禳度，以分受官物；未尝指称其变故，罄竭帑藏以供西僧好事；盛陈金帛，以副黄冠醮筵；岂非虚文对越乎？
　　圣朝定夺诸色户计，何尝一毫损民。如水、马站户与之除粮免差，粮资足以补办，祗应可抵里役。如金户办金，则就准本户合纳之税；匠户当工，则官支口粮以资赡养；灶户烧盐，则给以工本；银场炬煅，既给工本，又与口粮。计所入课程，正与买价无异，爱民之厚，于此可见。今各处巡尉司设弓手，各路县狱司设禁子，牧民官各衙门设祗候、曳剌，既免粮以优之，而有司不与开除，反令税户分任包约，于各输额粮之外，别立名项曰包米，诚古今所未见。且各户劳逸相悬，如站有消乏，金须本色，灶欲办课，匠不离局，设有不及，诃责踵至，所淮税粮，岂足供给？而弓手、祗候、曳剌、禁子等户，役甚优闲，无费于已，且可肥家，不知何自而与之免粮也？
　　古称侍卫禁、直左右前后之人，今谓之怯薛歹。以今信古，古者数多名繁，今视古颇简。《周礼·天官冢宰》曰膳夫、疱人，日内饔、外饔，日浆人，曰烹人、笾人，今之博儿赤也。曰幕人，曰司服、司丧，曰内宰，今之速古儿赤也。曰掌舍、掌次，今之阿察赤也。曰阍人，今之哈勒哈赤也。曰缝人、屦人，曰典妇功，今之玉烈赤也。曰宫人，今之煜剌赤也。古者分以职役，定以等差，用当其人，人当其任。是以人无觊觎，各守分义。今则不限以员，不责以职，但挟重资有梯，援投门下，便可报名请粮，获邀赏赐，皆名曰怯薛歹。是各官门下之怯薛，非天子御前之怯薛也。比者朝省严行分拣，如有职役定员，则挟资投入者无所容力，有出身定例，则别里哥选不禁自绝矣。
　　今国家财赋，半入西番，红帽禅衣者公然出入宫禁。道家以老子为宗，惟在清净无为，辟谷弃人间事，今张天师纵情姬爱，广置田园，招揽权势，凌烁官府，此江南一大豪霸也。朝廷前立宣政院、道教所，以其弃俗出家，非有司所宜统摄，而乃恃宠作威，公行贿赂，僧道词讼数倍。民间如奸盗杀人不法事，往往见告。各寺既有讲主、长老，各观既有知观、提举，足任管领之责。随路又滥设僧录司、道隶司，各县皆置僧纲，威仪反为僧、道之蠹，并宜革去。且僧道另设衙门，三代以下所未有。亡金弃人尚鬼，帮置二司与民民鼎立而三，岂谓圣朝踵其弊政。僧道既金免徭税，愚民多出财产托名诡寄，以求避役。驱国家之实利归无用之空门。视民间输税之外，又当里正、主首、和顾、和买，非惟弃本逐末，实且劳逸不均。今后寺观常住税粮，宜准古法，尽令输官。外有白云宗一派，既自别于俗人，又复异于僧道，朝廷不察其伪，特为另立衙门，亦宜革去，以除国蠹，以宽民力。
　　春秋二百二十四年之间，灾变迭出，地震者五。国家自十数年来，凡三见之。以今考古，未有若此之数数也。汉史翼奉言：“地变为阴气太盛，宜疏后党，亲同姓，出后宫，损阴气。”李寻曰：“地震有上中下，上位应后妃，中位应大臣，下位应庶民。宜弱外戚，强本支，崇阳抑阴，以救其咎。”或以言游畋土木，或以言宦官嬖幸，或以言小人党盛，各因时弊而指斥之耳。以今日人事观之，阃仪严肃，女谒不行，如吕韦之专，赵、杨之宠，无有也。后宫列陈，名不盈数。如三千、一万之充满，无有也。秉国爻者，皆色目，汉人未尝一官任舅后之族，如吕、霍、上官之僭奢，无有也。敷奏出纳，非台、省不得与闻，未尝一事出阉寺之口，如恭显鱼程之专擅，无有也。春秋出畋，循行故典，宫墙殿宇，一安旧规，如阿房、复阁之兴，楼船、锦缆之侈，无有也。然则致是变也，既皆非此之故，意当归之执政大臣乎？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末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一章，乃三教是非之所由分也。况达摩面壁九年，维摩不二法门，止为身计，何尝施祸福于人？张道陵远处深山，萨真人一瓢自随，厌与俗接，何曾妄有希求？往年帝师之死，驿取小帝师来代，不过一庸厮耳，举朝郊迎，望风罗拜，荣遇之过，一至如此。昔达摩自南天竺来，梁武帝问曰：“朕造寺、舍经、度生不可胜纪，有何功德？”师曰：“并无功德，此但天人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此语足以解求福田利益者之惑。陈博隐华山，宋太宗召至，使宰相宋琪等问以修养之道，对曰：“炼养有术，纵使白日升天，何益于治？今圣上洞达古今，深究治乱，正君臣合德致治之时，勤行修炼，无以逾此。”斯言可为求神仙者之鉴。唐会昌间，为僧尼耗蠹天下，命并省佛寺，上都、东都各留二寺，上州留一寺，中下州并废。寺分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等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皆勒归俗。通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亩、奴婢十五万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真是快活条贯，宜体此意。
　　今日未尝无边远选，固有准保定夺者矣。但保举之初，忽于立法防奸，选用之后，失于计功核实。如云南甘肃，八番，两江等处统帅、藩臣，一赴阙下，便行保人，以所保之品级，定价值之轻重，多者百锭，少亦三之二。或当时取勇，或先与其半，或立利钱文书呈解到省，官可立得。街市富子每闻一帅臣至，则争先营求，并未尝涉历塞庭、练习边事也。近者两江元帅累保得除者，几及百人，各镇蹈其故辙，公然卖保，遂致边鄙失得才之实，朝廷负滥爵之名，皆诸帅不忠误国之故。
　　自古天下之田，无不属官。先王受田，使贫富强弱不相过，得以自耕，故天下无甚富、甚贫之民。至成周时其法大备，画地为井，八鸠、五规、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沟洫、畎浍、川涂、轸径，以立其堤防。疆井既定，虽欲贪，并不得也。商鞅用秦，已不复有井田之旧。于是阡陌既开，乃有豪强兼并之患，然犹不明言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占为业耳。汉亡，三国并立，兵火之余，人稀土旷。当是时，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终不在民。以为在官，则无人；以为在民，又无簿籍契券，但随其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唐因而损益之，为法虽善，然令民得卖其口分永业，日渐一日，而公田尽变为私田矣。田既属民，乃欲夺富者之田以与无田之民，祸乱群兴，必然之理也。董仲舒在武帝朝，去古未远，乃曰：“井田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言甚善而未果行。至哀帝时，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官。”时丁傅用事，董贤隆贵，不便于己，遂寝其议。三十顷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过矣，而期之三年似太迫。为今之计，豪强卒难禁止，惟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准今，宜为定制。
　　古者，给价换马，已非良策。今乃刷马民间，尤为弊政。且南北风土不同，生长于南者则不禁其冷，生长于北者则不禁其热。若刷东南之马以供西北用，则立见其死亡耳。且牧于野者，安于水草，习于驰骤，以之临敌，易于鞭策。畜于家者，饱以刍豆，勤以剪拂，一旦置之荒郊，便已无力。朝廷不循广马之成规，而行刷马之下策，虽曰和买，何异白夺。且政出亡金，其时邻敌交攻，疆土滋削，未免刷之民间，以应一时之急。堂堂天朝，岂宜出此，兼以刷至之马实无所用，而民怨皆归于国，甚非经久之计。唐初得牝马三千匹，徙之陇右，命张万岁掌之，蕃息至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置使领之。是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及玄宗以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东封之日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称是，此已然之明验也。今国家土宇，数倍于唐，水甘草美这处，尽在版图。若择宜牧这地，各设牧马监，官给牝马，选用能吏，使专牧养之权，重职任，优俸禄，责以成效，不十数年，马不可胜用矣。
　　奏上，多见采纳。后以省臣荐，授金溪县丞，卒。
　　史臣曰：“唐刘蕡对策，忤宦官，宜其不遇也。赵天麟、郑介夫，议论足以从政，文章足以经国，又无奸人妒嫉，蔽日月之明，然其不遇，乃与蕡无以异。呜呼！以世祖之用人，成宗之待士，而使野有遗贤，不亦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