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告诉我们：“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句话，毛主席说来是二十年了，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建设社会主义，是高举教育革命的红旗，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知识化的日子，我们的工作是积极方面的建立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已经成为历史了。这说明我们进步得快。进步得快，而历史又真是复杂。因而了解新民主主义文化对今天的青年说并不是容易事，首先鲁迅就不容易懂。有下面的三件事实：
1．鲁迅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2．鲁迅当时是进化论的思想；
3．反帝的思想在初期鲁迅的思想里还没有明确起来。
我们必须认清这三件事实。认清了这三件事实之后，又必须明白鲁迅为什么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毛主席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毛主席又说：“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又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的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主席这一连串的话里面我们提出下面的四个要点：
1．五四以后中国文化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2．五四文化革命是联合同盟军向敌进攻的；
3．五四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运动；
4．当时的运动是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展开。
根据这四个要点，我们就知道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是这个文化新军之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他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还没有树立起共产主义的宇宙观，也不很明白社会革命论，他只是要“思想革命”，他自称为是遵革命者的命而行的，就是忠实的同盟军。当时他做得最彻底的工作，就是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中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在当时所必须做的工作。是的，我们必须注意这个特点，知识分子归根到底是要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否则将一事无成，历史事实又告诉我们，“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二二页）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期在促进中国知识分子觉悟方面尽了他的光荣的使命。
现在我们从鲁迅最早的杂文里举出五篇文章来说明问题，即《坟》里的《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热风》里《随感录》二十五、四十、四十九。
本来鲁迅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首先是他的《狂人日记》，要分析这一篇划时代的小说我们考虑到应该留到稍后，先把他的最早的这五篇杂文研究清楚，对于鲁迅当时的进化论思想以及他的思想的阶级根源可能更容易有个明确的了解。
中国的封建道德有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也就是君权、父权、夫权三大封建堡垒。辛亥革命把皇帝打倒了，君权的残余思想在五四时期应该说是死灰不能复燃，独有家庭中老子的地位，以及妇女的节烈问题，以及男女青年的婚姻问题，在当时思想解放的初期实在成了问题。鲁迅是当时最坚决的最有力量的主张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的一个人，他以中国前此所未有的最有逻辑性、最有形象性、最有感染力的文章把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摆在中国青年的面前，一时读者都欢喜若狂，读罢就有万夫不当之勇似的，革命就要从自己的家庭革起，情形确是如此。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他最初的几篇小说“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实在他最初的杂文也是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激动了青年读者的心。杂文当中《我之节烈观》写得最早，和《狂人日记》同是一九一八年写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我之节烈观》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八月。我们读《我之节烈观》的这一段：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这是鲁迅所反映的中国在一九一八年的情况，说来令人不相信似的。那时还没有“她”这个代名词出世，文中的“他”，就是“她”。把“她”的问题写一万字的大文章，新的白话的美文，这是第一篇。所谓“时下道德家”与“文人学士”，当然都是士大夫阶级，所以鲁迅从他一写文章起，就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但他当时不能有阶级观点，不知道每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下文他说“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他认为他是把问题“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我们总必须注意这一点，鲁迅是在知识分子的读者中反对封建的，尤其是对青年读者发生作用，本着他的爱中国的思想感情，他主观上认为问题是提出于“多数国民之前”，虽然缺乏阶级分析，他的反封建的目的确实达到了，激动了青年读者的心，很好地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
我们再读这一段：
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着重。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七姬墓志”，甚而至于钱谦益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
这是说历史上中国屡遭侵略，屡被征服，统治阶级无能无耻，所以多的是“烈女”传。
再读这一段：
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后，间或得了旌表，还要写入志书。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两人，赵钱孙李，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门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其实他是生前死后，竟与社会漠不相关的。所以我说很苦。
这一段里有一个形象，是小说所描写不出，鲁迅用散文写出来了，就是“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的“几卷'烈女’”，今天的青年读者读了鲁迅的文章，有机会甚至就把“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的原物拿来对照一下，未必能知道这是如何的冤状，因为幸福时代的人的眼光未曾见过这许许多多的曾经是活人的女子！那个“从来无人翻读”的东西，记在鲁迅的心里，出在鲁迅的笔下，却是激动了五四时期的青年，要打倒封建！
我们再读《热风》里的《随感录》四十，它在当时真是“血的蒸气”，在婚姻问题上使得男女青年非要求解放不可，当然，限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封建桎梏解放了，有出息的知识分子从而容易走上革命的道路。
“随感录”是当时《新青年》杂志的一栏，发表的都是对社会和时事的短文章，最初每篇都没有题目，在总题目“随感录”之下用数目字标以次序。鲁迅的随感录最有吸引力量，“先睹为快”四个字足以形容当时读者的心理。他写的这种短文章的第一篇就是《新青年》杂志上的《随感录》二十五，收在《热风》里是首篇。我们因为先讲了《我之节烈观》，故接着讲《随感录》四十，它关于男女婚姻问题。这一篇的全文是：
终日在家里坐，至多也不过看见窗外四角形惨黄色的天，还有甚么感？只有几封信，说道，“久违芝宇，时切葭思；”有几个客，说道，“今天天气很好”：都是祖传老店的文字、语言。写的说的，既然有口无心，看的听的，也便毫无所感了。
有一首诗，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却对于我有意义。——
爱情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姊、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所以直到现在，不成问题。但也曾造出一个“妒”字，略表他们曾经苦心经营的痕迹。
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
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
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鲁迅说他所引的这一首《爱情》的诗是“血的蒸气”，这四个字在他写的这篇短文章上面用得着，它在当时真是使得青年知识分子们热血沸腾。
这是一九一九年的作品，“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这话里面当然有鲁迅的局限性，应该是十月革命的炮响了，无产阶级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类的解放。然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向敌人进攻的号角是无产阶级所欢迎的，是它把“中国道德第一”的封建招牌粉碎！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五四当时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一篇标准文章。这一篇的篇幅比《我之节烈观》还要长一些，在写法上较之《我之节烈观》显得幽默些，主题思想同样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我们看它的开首：“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这样的写法，极有宣传的力量，能够给读者以活泼的空气，同时就心悦诚服，老子的命到今天是要革一革的！对父权的攻击，本来是属于资产阶级文化个人解放的内容，鲁迅的文章这样做最为适合，家庭革命罢了，可以和平讲道理的。主题思想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绝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这都充分表现了鲁迅的幽默，而且显得幽默的文章极其“正经”，比一切圣经贤传要正经得多，比中国的老子要正经得多，因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读者们都知道父亲是怎么一回事的。所说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那一样是什么，鲁迅故意不说出，仿佛替老子遮羞似的，说出来恐怕就是说老子都有姨太太！（这在《我之节烈观》里已经说了的。）总之有希望的青年读者们都知道自己的家庭，鲁迅的文章还没有读下去，所有的父亲们在青年面前都已不成其为父亲了，鲁迅的幽默实有这么大的效果。“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青年读者也只是首肯，老子是这样子，鲁迅替老子画出一副可笑的脸孔。“我们便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其实这就是《狂人日记》的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虽然是幽默，圣人之徒听了是一样的害怕的，或者害怕得更利害，因为青年们再也“无须客气”。鲁迅在这里说着“我辈和读者”，恰好说出当时他写文章的客观和主观情况，就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当中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到说出第二个理由时，便不再幽默了，“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便是资产阶级的个人解放思想在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以盛大的感情传布的声音。在知识分子当中当然很有效。
题目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说出的两个理由是“我们怎样做父亲”，九个字的题目还有“现在”两个字没有交代，作者乃写着这样的话：“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们在这里应该附带地说明一件事情，鲁迅总是不敢绝对地相信自己的，也就是不敢相信个人是真理的发见者，而他个人又相信真理。他相信“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道理，旧道德是黑暗的，自己确实应该“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但孩子们是不是因此就真正到了“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真正的做人”呢？从感情说，鲁迅希望如此。从理智说，他又并没有把握，他认为“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这不完全是鲁迅个人主观的谦虚，因为客观的中国社会现实在那里摆着，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敢自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必须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道路。我们研究鲁迅，总要注意鲁迅性格中极其宝贵的因素，在真理面前、在人民面前的谦虚，是鲁迅性格的宝贵因素之一，关于这方面我们以后还要讲。
鲁迅当时所相信的道理，用他自己的话叫做“生物学的真理”。“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为什么要保存生命呢？“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命何以必须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这就是鲁迅从生物进化的观点认定父亲应该怎样做。本着社会科学的阶级斗争论，这当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照这种进化论的观点看来，人所处的社会里仿佛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似的，只要“父亲”做对了就行，不知这个“父亲”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成份。我们从此就可以知道只有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然而鲁迅在客观上是替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因为他本着生物进化的道理，大声疾呼未来应该是少年人的，“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就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这都是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没有人说过的话，虽然它不是社会革命论，鲁迅自认为是“生物学的真理”，但革命确是革到老子身上来了，在当时知识分子青年的思想当中起了极大的鼓动作用。在鲁迅的思想里，不是反对社会革命而抱住什么自然变化的进化论的庸俗观点，进化论对他说是一种武器，拿生物界的规则来攻击封建的“伦常”，这应该说是很利害的武器，所以客观上就收了革命的效果。我们对这一点必须有明确的认识。要像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如胡适口口声声讲进化论，其目的是阻碍人民革命的。
我们再把《热风》里《随感录》二十五和四十九两篇拿来互相参证。读《随感录》二十五的这一段：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这些话都清楚地说明作者思想的阶级根源，即作者必是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贫苦的工人和农民是没有这个“福气”的。“送进学堂”，贫苦的工人和农民的孩子在当时的社会里是没有这个可能的。
再读这一段：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这又是鲁迅的幽默的写法。这篇《随感录》写得最早，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当时的读者佩服他的道理新鲜而正确，为之激动，也佩服他的文章新鲜而正确，为之说服。
《随感录》四十九，我们抄它的一半：
凡有高等动物，倘没有遇着意外的变故，总是从幼到壮，从壮到老，从老到死。
我们从幼到壮，既然毫不为奇的过去了；自此以后，自然也该毫不为奇的过去。
可惜有一种人，从幼到壮，居然也毫不为奇的过去了；从壮到老，便有点古怪；从老到死，却更奇想天开，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
少年在这时候，只能先行萎黄，且待将来老了，神经血管一切变质以后，再来活动。所以社会上的状态，先是“少年老成”；直待弯腰曲背时期，才更加“逸兴遄飞”，似乎从此以后，才上了做人的路。
可是究竟也不能自忘其老；所以想求神仙。大约别的都可以老，只有自己不肯老的人物；总该推中国老先生算一甲一名。
万一当真成了神仙，那便永远请他主持，不必再有后进，原也是极好的事。可惜他又究竟不成，终于个个死去，只留下造成的老天地，教少年驼着吃苦。
这真是生物界的怪现象！
这种老而想成仙的怪现象，当然是剥削阶级的怪现象。旧中国首先必须由知识分子觉悟，首先又必有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抱有推翻教人“驼着吃苦”的“老天地”的思想，这又是必然之势。所以鲁迅的“生物界的怪现象”的呼声发生了启蒙作用。我们现在明白，鲁迅当时所感得的切身之痛、教人驼着吃苦的东西，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他所谓的“生物学的真理”，不是科学的提法，直到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他才明确地知道“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
我们首先是要具体地认识一般所说的鲁迅早期的进行论的思想是什么，在五四初期鲁迅本着它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反对封建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之一。
今天党和政府提出汉语规范化，写普通话是其主要内容之一，青年们对于这个幸福可能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实在这是党和政府对祖国语文历史所作的科学的总结，给我们中国人民指出一条作文的康庄大道，叫做“写普通话”。鲁迅是对写普通话最早的最有贡献的人。
中国的做文章，做到五四文学革命以前，是一个什么局面呢？我们可以拿当时文学革命者喊出的八个字来概括，叫做“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是大快人心的八个字。今天的青年要懂得这八个字的祸害，恐怕不容易，因为他们没有吃过那个苦。这就叫做幸福。懂得这八个字又实在很有必要，对于发扬祖国语言文学有不迷失方向的指导作用。“选学妖孽”是指做文章的一派，他们捧着《文选》这部书大讲其“选学”，写起文章来乌烟瘴气，就凭不通的典故、难认的字。“桐城谬种”是指当时的古文家，好比“意表之外”，“乌托之邦”，都出在他们的笔下，因为他们做文章完全靠腔调，缺乏意义，一味的哼唱，就没有想到“意表”就是“意外”而哼出“意表之外”四个字的声音来；“乌托邦”本来是一个外国名词的音译，三个字念起来不够腔调，就哼出“乌托之邦”四个字来。这些现象都给当时的新文学家揭发出来了。这决不是偶然的事情。古文的腔调作用为害极大，就如韩愈的《原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只能说是凭腔调哼出来的。又如《送孟东野序》的句子：“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在这里面，“草木之无声”、“水之无声”的“之”字有何语法根据吗？只是凭腔调作用。古文的流弊到了八股，就完全是腔调。到了五四时代，文章之道当然非革命不可。《热风》里有一篇《估学衡》，是鲁迅当时对新时代里所做的不通的文章作的一点具体的分析。到了一九三〇年，鲁迅还写了一篇《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一九三三年还写了一篇《作文秘诀》，是一个老医生对“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所作的正确的诊断，今天的青年最好是把这两篇“秘诀”拿来参考一番。
我们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的这两段：
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偶然之间，也会不知怎么一来——真是“偶然之间”而且“不知怎么一来”，——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于是学生满心欢喜，就照这样——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是“照这样”——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书有笔，不蔓不枝”之类，到这时候，即可以算作“通”。……
这一类文章，立意当然要清楚的，什么意见，倒在其次。譬如说，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罢，从正面说，发挥“其器不利，则工事不善”固可，即从反面说，偏以为“工以技为先，技不纯，则器虽利，而事亦不善”也无不可。就是关于皇帝的事，说“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固可，即说皇帝不好，一刀杀掉也无不可的，因为我们的孟夫子有言在先，“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现在我们圣人之徒，也正是这一个意思儿。但总之，要从头到底，一层一层说下去。弄得明明白白，还是天皇圣明呢，还是一刀杀掉，或者如果都不赞成，那也可以临末声明：“虽穷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为已甚，窃以为放诸四裔可矣”的，这样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为然，因为“中庸”也是我们古圣贤的教训。
这里鲁迅所揭露的是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做古文的真实情况，到了“虽穷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为已甚，窃以为放诸四裔可矣”的做法，就已经是八股了。古文这个东西，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恢复了《左传》、《史记》一类的白描写法，其实不是的。《左传》、《史记》的好处是有什么写什么，事情多少就写多少，其中所有的句子都经得起汉语语法的分析。古文则如鲁迅所说的，“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它专门来一套正面说说，反面说说，并非为得反复讲道理，它就是这么个习惯，这么个调子。好比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向来很有名，我们倒应该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这就是鲁迅说的“但总之，要从头到底，一层一层说下去。”鲁迅在他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后面还有一个后记，后记里更说：“所以做了一大通，还是等于没有做，而批评者则谓之好文章或好人。”做古文的情况是如此。
鲁迅的《作文秘诀》，又揭穿了“选学妖孽”的底子。他说，“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蒙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譬如罢，作文论秦朝事，写一句'秦始皇乃始烧书’，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须翻译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这时就用得着《尔雅》、《文选》了，其实是只要不给别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动手来改，成为'始皇始焚书’，就有些'古’起来，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简直有了班、马气，虽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这样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称为'学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杂志上投稿。”接着是下面的三段，我们应该完全抄下来：
我们的古之文学大师，就常常玩着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 声，余分闰位”，就将四句长句，缩成八字的；杨雄先生的“蠢迪检柙”，就将“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绿野仙踪》记塾师咏“花”，有句云：“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自说意思，是儿妇折花为钗，虽然俏丽，但恐儿子因而废读；下联较费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来，没有花瓶，就插在瓦罐里，以嗅花香，他嫂嫂为防微杜渐起见，竟用棒子连花和罐一起打坏了。这算是对于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实是和杨、班并无不合的，错只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这一个所谓“错”，就使《文选》之类在遗老遗少们的心眼里保住了威灵。
做得蒙胧，这便是所谓“好”么？答曰：也不尽然，其实是不过掩了丑。但是，“知耻近乎勇”，掩了丑，也就仿佛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头发，中年妇人罩上面纱，就都是蒙胧术。人类学家解释衣服的起源有三说：一说是因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耻心，用这来遮羞；一说却以为倒是用这来刺激；还有一种是说因为老弱男女，身体衰瘦，露着不好看，盖上一些东西，藉此掩掩丑的。从修辞学的立场上看起来，我赞成后一说。现在还常有骈四俪六，典丽堂皇的祭文、挽联、宣言、通电，我们倘去查字典，翻类书，剥去牠外面的装饰，翻成白话文，试看那剩下的是怎样的东西呵！？
不懂当然也好的。好在那里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虑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说好丑，所以还不如做得牠“难懂”：有一点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后，所懂的也比较的多起来。我们是向来很有崇拜“难”的脾气的，每餐吃三碗饭，谁也不以为奇，有人每餐要吃十八碗，就郑重其事的写在笔记上；用手穿针没有人看，用脚穿针就可以搭帐篷卖钱；一幅画片，平淡无奇，装在匣子里，挖一个洞，化为西洋镜，人们就张着嘴热心的要看了。况且同是一事，费了苦功而达到的，也比并不费力而达到的的可贵。譬如到什么庙里去烧香罢，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贵；三步一拜才到庙里的庙，和坐了轿子一径抬到的庙，即使同是这庙，在到达者的心里的可贵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贵乎难懂，就是要使读者三步一拜，这才能够达到一点目的的妙法。
以上说的就是“选学妖孽”。
五四当时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之所以大快人心，就是切切实实地把“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打倒了，在前进的新时代里再也不能容忍这种障碍。鲁迅在《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的后记里提起它来还是憎恶极了，“社会上的一切，什么也没有进步的病根就在此。”在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同时，新文学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好文章，鲁迅的小说和杂感是最显著的，把中国的有希望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叫醒了，吸引住了。鲁迅当时的文章，就是写普通话。我们作文，必须是写普通话，鲁迅是中国文章开始写普通话的大师。
“写普通话”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在《花边文学》里有一篇《做文章》，鲁迅在这篇文章里说道：“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写普通话”就是大众语的加工。我们所谓大众语，指的是北方的方言。鲁迅写的文章就是北方方言的加工。
为得说明问题起见，我们举出我们今天的一篇标准的“写普通话”的文章来，看“写普通话”的文章有哪些特点。我们举的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一篇。这一篇约二万字的长文章，内容不用说，单就文章看也是中国历代文章所万万不能有的，它集中了五四以来新的文章的长处，同时证明了语言继承性方面的许多事情。五四以来新的文章有哪些长处呢？首先是它改进了旧日的文体，它用了提行分段的体裁。这是中国文章的欧化。从欧化来的这样的体裁，完全没有移动汉语原来的结构，只是文体变了。这个文体变化，关系非常之大，以便于我们写文章能够发大议论，反映复杂的生活。旧日的文章一篇就只有一段，好比《古文观止》的第一篇是《左传》“郑伯克段于鄢”，它起首是“初，郑武公娶于申，……”末句是“遂为母子如初。”讲文章作法的人就批它是“'初’字起，'初’字结。”所以《左传》这一篇文章实在就是这个形式：“初——初。”它像一根绳子。它所牵扯的事情并不少。向来的人佩服《左传》的文章，是应该佩服的，首先它的一条绳子的牵扯工夫很大。古人本来是一条绳子，你如把它分起段来，就斩断它的作用了，好比《红楼梦》第一句“此开卷第一回也”，照我们今天写文章的习惯，这一句应该就是一段，冒起全篇，然而曹雪芹不是，它是一根线牵下去，令我们割它不断。《水浒》里遇到不同时间的事情就插一句“一宿无话”，遇到不同地点的事情就插一句“一路无话”，无非是在一条绳子之中打一个结，接得很巧妙罢了。我们的《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如果照旧日的文体，写起来恐怕很困难，哪怕它是一条龙，首尾也难得照顾，节节难得照顾。现在它挥写得非常之自由，用了长短不等的二十八段（中间插了引的尼赫鲁的三段话），比起古代的《左传》、《史记》以及一切有名的长篇巨制来，这完全是一个新的阵式。在这个新的阵式里，不怕内容多，它能够多多益善，秩序井然。这是五四文学革命对中国文章所起的一个大作用，就是把文体变了。
其次是用新式标点符号。这也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我们且看引号。引号的用处很大，有了它容易知道哪些话是谁说的，或者作者引用了谁说的话。有了它我们还容易讲清是非，令读者心悦诚服，而且拍手称快，如《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里面的这一句文章：
请问世界上一切大吵大闹的所谓西藏人民的同情者：你们同情的“西藏人民”是谁呢？
这一句极明白、极有力量的文章在旧日的文章里就不能写，因为旧日文章里没有加引号的办法。加了引号的“西藏人民”四个字，读者很容易知道它的意义。
再看新式标点的括号，它有时也是很必要的，有了它文章就能明白，能简洁，能周密。如《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里面的这一句：
尼赫鲁总理在4月27日讲话中提及五项原则的时候，只说到“互相尊重”（这无疑是必要的），而没有说“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这是五项原则的原话，而且是任何互相尊重的前提）。
这句文章在旧日的文章里就不能写，因为没有新式标点符号。这里面的括号该有多么有用！
五四以来的新的文章里，因为采用了标点符号的原故，它的句法也可以同旧日文章的句法不同，而能接近平常口语当中的语气，这一来新的文章的逻辑性也加强了。如《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里面的这一句：
尼赫鲁先生希望我们“争取他们友好合作”，这无疑是一个好的主意，虽然尼赫鲁先生的意思是为了间接地指责我们过去和现在没有这样作。
这一句里面有一个“虽然”分句，放在后面，很有必要。因为有了句号的原故，读起来自然知道它从属于谁。在旧的文章里就没有这样的句法，旧日文章里的“虽然”分句总是在前面的。把“虽然”分句放在后面，在口语里倒是有这种语气的。
根据以上的简单的分析，我们就知道标点符号的功劳，它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产物。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五四文学革命虽然把用汉语言写的文章的文体变化了，句法也变化了，但对汉语的语法没有变，也不可能变。一个民族的语言，它的语法是有稳固性的。这是斯大林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面所作的重要的指示。我们看“虽然尼赫鲁先生的意思是为了间接地指责我们过去和现在没有这样作”这个分句，无论它放在句子的前面或者放在句子的后面，它自己本身的构造是一样，也就是从语法说这个分句没有变化。古今汉语的语法基本上是一个，“文言”和“白话”没有两样的语法。尤其是汉语的特点，“文言”和“白话”是同一个汉语的特点常常在那里起着作用。我们且谈一件事。汉语里，在意义不发生混淆的时候，主语就不说出来，古代汉语孔夫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是如此，现代汉语《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里面的有些好句子之所以好也是如此。我们读这两句：
作为印度的朋友，作为尼赫鲁所讨论的问题的当事人，我们认为，指出这个错误是必要的。如果同意尼赫鲁的逻辑，那么，不但西藏的革命是不能允许的，整个中国的革命也是不能允许的。
这两句话该说得多么严峻，同时又是多么委婉！其妙用何在呢？就在于两个“作为”、一个“指出”和一个“同意”的主语“我们”都不说出来。所以句中的主语不说出来是汉语语法特点之一，古今汉语是一样。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类的事情，对我们今天写文章很有指导作用。
因为古今汉语基本上是一个语法的原故，所以有些文言当中的词汇一般谓之“虚字”者，在今天并不是“死”的，而是活的，而且非常有生气。好比“现在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正确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这一句当中的“而”字就非常之活，它并不是在文言中发生作用而今天“写普通话”的时候则歧视它。其他“之”字、“其”字都是“写普通话”有时必不可少的词汇，都有它的妙用。好比这一句：“究竟有什么必要象现在这样地迫不及待，甚至不惜采取某种妨碍友好的干涉行为，这是我们所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这里面的“百思而不得其解”固然是文言当中的成语，但今天“写普通话”里确有其必要，这里面的“其”字很有用。汉语“其”这个代名词每每是跟着它紧前的一个东西来，它确切地有所指，“百思而不得其解”的“其”就指“象现在这样地迫不及待，甚至不惜采取某种妨碍友好的干涉行为”。这一个字，读起来多么好听，多么能说明问题！“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干涉西藏的言行，目前的争论就会随之结束。”这里面“随之结束”的“之”字是同前面所讲的“其”是发生同样功用的代名词，非常具体，非常灵活，在今天“写普通话”都有其特殊的地位。语言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是全民创造的，在黑暗的旧时代，人民没有当家作主，对自己的语言没有充分利用的机会，形成了鲁迅所谓“无声的中国”。今天我们伟大祖国的声音要向全世界传播，一切有用的词汇必是脱颖而出，可以说是语言还家了，所以昔日的有些“虚字”，到今天才真正显出功能，逼得我们要讲出它们的语法作用来。在我们的“写普通话”的词典里必须有它们。
在我们读《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时，特别有一个读好文章的快乐，也就是语言的美感。好比这一句话：
对于这类“冷战的语言”，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忍再忍，作了最大限度的克制，我们的报纸几乎守口如瓶。
这里的“守口如瓶”四个字把我们人民报纸的高贵品质完全刻划出来了，同时感得我们汉语的形象性真是大。我们又从而懂得写普通话时有大量的成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这一句：
每个明白事理的人稍微想一想，都会懂得这个道理，而决不会去理睬什么两三发炮弹打向宫殿、落入池塘的童话。
这里面的“童话”是一个外来语，我们读了感得非常之惬意，喜于我们今天写普通话的词汇是茂盛得很。
上面的话是帮助我们明白“写普通话”到底具有怎样的内容，简单地说，它是大众语的加工。比起鲁迅在一九三三年所说的：“现在还常有骈四俪六，典丽堂皇的祭文、挽联、宣言、通电，我们倘去查字典，翻类书，剥去它外面的装饰，翻成白话文，试看那剩下的是怎样的东西呵！？”我们今天的写普通话的文章就值得中国人民骄傲。
鲁迅对“写普通话”是最早的最有贡献的人。他就是以“写普通话”逼得当时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在中国文坛上再也无立足之余地，彻底地垮台了。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它就为“写普通话”奠定了基础。它的形式就是提行分段，在必要的时候它以一句而成一段。它用了新式标点符号，因为这种新的帮助书面语言的工具，在口语里本来有而旧日文章决不能有的语气，鲁迅的小说里有了。如：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这一句文章非常有力量，表示鲁迅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站在一个立场上，然而鲁迅是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怕绅士、衙役，不怕债主，而怕脚踹封建的狂人呢？这一句的语气，在口语里是极其自然的，前无所承，突然来一个“他们”，一说出这两个字的声音以后，就停顿一下，在书写上就用一个破折号，这一来，旧日文章所不能表达的东西，在新文学里都表达得出来了，只是采用了新式标点符号。
我们抄《孔乙己》的三段文章：
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这就是“写普通话”的文章。在这种新的文章里，什么东西都可以写，这种新的文章比旧的白话小说的文章进步多了。不知这种文章之美者，是无目者也。所以当时的反动派的攻击文学革命，等于犬之吠日。
我们抄《热风》里《随感录》四十七：
有人做了一块象牙片，半寸方，看去也没有什么；用显微镜一照，却看见刻着一篇行书的《兰亭序》。我想：显微镜的所以制造，本为看那些极细微的自然物的；现在既用人工，何妨便刻在一块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却用显微镜的工夫呢？
张三、李四是同时人。张三记了古典来做古文；李四又记了古典，去读张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时事，要晓得那时的事，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现在两位既然同时，何妨老实说出，一目了然，省却你也记古典，我也记古典的工夫呢？
内行的人说：什么话！这是本领，是学问！
我想，幸而中国人中，有这一类本领学问的人还不多。倘若谁也弄这玄虚：农夫送来了一粒粉，用显微镜照了，却是一碗饭；水夫挑来用水湿过的土，想喝茶的又须挤出湿土里的水：那可真要支撑不住了。
这种文章，真不愧为新式的武器，“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抵当得住么？鲁迅的新式武器就是“写普通话”。
鲁迅对我们今天“写普通话”的贡献甚多，总的说来，鲁迅的文章都是读来顺口，一般人只注意他会用成语，用欧化句法（“虽然”分句放在后面就是鲁迅开始的），其实鲁迅的语言是最合汉语的语法的，同时充分利用了汉语的特点。读来顺口就因为合乎汉语语法，充分利用汉语的特点就能够推陈出新，这两点就是文学革命导师对我们今天写普通话的示范。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大家都不免要想做青年的新的导师；而诚实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的，却是鲁迅。……他没有自己造一座宝塔，把自己高高供在里面，他却砌了一座'坟’，埋葬他的过去，热烈的希望着这可诅咒的时代——这过渡的时代也快些过去。”这话是很能说出鲁迅的精神的。我们对鲁迅的这个精神必须加以研究。
瞿秋白所说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指的是五四当时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的右翼）。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点，它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他们最初是“领袖”的话，后来就与敌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他们的面孔又正以“领袖”在青年学生当中出现，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年。历史事实证明是如此。鲁迅早期的进化论思想，如我们在前面所指明的，它在中国是起了反封建的作用，是启蒙作用，虽然这种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并没有想从自己的言论中得到什么个人的利益。他只是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对敌作战。瞿秋白说他“诚实的愿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他自己说他是“呐喊”。这里面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的革命有它的必由之路，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鲁迅由于阶级出身的限制在开始时对真理不能够望得见，他又切切实实地追求真理。换句话说，鲁迅最初不能认识中国人民的力量，只是他个人总对着中国人民的敌人瞄准。欧洲的资产阶级思想对他起了进步作用，他用来促进中国的反对封建文化，但他从来就蔑视他所认识的中国资产阶级。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又有这样的话：“辛亥革命之前，譬如一九〇七年的时候，除去富国强兵和立宪民治之外，还有什么理想呢？不是伟大的天才，有敏锐的感觉和真正的世界的眼光，就不能够跳过'时代的限制’；就算只是容纳和接受外国的学说，也要有些容纳和接受的能力。而鲁迅在一九〇七年说：
辁才小慧之徒，于是竞言武事……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以文明之语，用以自文。……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计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前二者素见重中国青年间，纵不主张，治之者亦将不可缕数。盖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若夫后二，可无论已……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何与焉。（《坟》：《文化偏至论》）
这在现在看来，几乎全是预言！中国的资产阶级，经过了短期间的革命，而现在，那些一九〇七年时候的青年，热心于提倡而实行'制造商估’的青年，正在一面做'志士’，一面预备亡国，而且更进一步，积极的巧妙的卖国了。至于千万无赖之尤的假民权，也正在粉刷着新的立宪招牌。”这是说鲁迅在辛亥革命以前就不相信中国的资产阶级。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与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一客观历史事实在鲁迅思想的反映。那么欧洲的资产阶级思想，虽说鲁迅用来在反对封建文化方面起了作用，究竟它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呢？所以鲁迅对自己的不敢自信，起先他只说他是“呐喊”，后来在归入集体主义以前又苦于“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并不是偶然的，表现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不依靠资产阶级的高贵的品质。
在介绍《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文章时，我们已经注意了鲁迅的话：“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造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现在我们读《热风》里的《随感录》四十一，这篇文章开始两段是：
从一封匿名信里看见一句话，是“数麻石片”（原注江苏方言），大约是没有本领便不必提倡改革，不如去数石片的好的意思。因此又记起了本志通信栏内所载四川方言的“洗煤炭”。想来别省方言中，相类的话还多；守着这专劝人自暴自弃的格言的人，也怕并不少。
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苦干抵触，须一个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处所；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热。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不许说话；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这一种人，从前本可以夷到九族，连累邻居；现在却不过是几封匿名信罢了。但意志略略薄弱的人便不免因此萎缩，不知不觉的也入了“数麻石片”党。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社会的思想状况是如何的冷，鲁迅吹的真是“热风”。这篇《随感录》后面就这样说：
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鲁迅说他在当时是“时常害怕”，同时他认为中国虽是“黑暗”，前面总应该有炬火，太阳总会出来，这个感情该是多么的真实！他从辛亥革命以来积累了许多的经验，他从欧洲资本主义文化里又受到了许多的鼓舞，而结果个人的思想感情是不敢“自暴自弃”，这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忠实的自我写照。鲁迅丝毫没有那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乘机做“领袖”的野心。他始终是爱祖国，祖国就是不容易望见出路。“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这确乎是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痛苦的爱国者说的话。所以鲁迅后来归入无产阶级阵营，是他的真实的思想感情的出路，祖国给他照见了光明的前途。
《华盖集》里有一篇《导师》，值得我们注意，它的全文是：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邱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传，岂不可笑！
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
有些青年似乎也觉悟了，我记得《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曾有一位发过牢骚，终于说：只有自己可靠！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杀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
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我们究竟还有一点记忆，回想起来，怎样的“今是昨非”呵，怎样的“口是心非”呵，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呵。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性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
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涂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这篇文章是一九二五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产生了四年，鲁迅这时还真是“不识路”，不知道前进的路是跟着共产党走。但我们研究这一篇《导师》，它反映的现实问题就是，中国前进的道路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篇文章真是表现着鲁迅的紧急的呼吁，他告诉青年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不可靠，青年知识分子“自己也未必可靠的”！这真不愧为鲁迅的一首抒情诗，是他“有记性”、积了“厚重的苦痛”而写的。
我们读了这一篇《导师》，连忙就应该记起另外的一篇文章，那就是毛主席在五四运动二十年后写的《五四运动》。主席指示我们：“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历史是真理的真实的见证，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难道不是现身说法走着革命的道路吗？我们不是应该由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由知识分子走向知识分子工农化吗？在过程之中，鲁迅总保持着警惕，他确实认为自己也未必可靠，但在黑暗里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一直到出了太阳。这样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才真正是我们的导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太阳。
中国近百年来是受帝国主义的侵略的，中国的社会属于半殖民地的性质，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凶狠的敌人。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它一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就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党教育了全中国的人民。鲁迅在一九三四年《答国际文学社问》里面也就这样说：“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还有电气机械，以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这说明鲁迅把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认得清清楚楚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它的“文化”就是进步人类的死敌，它在落后的国家里比“借刀杀人”要利害得多多。然而在最早期鲁迅确曾为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所鼓动。而又因为中国社会有半封建的性质，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能够对反对封建文化起进步作用的还是有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历史事实证明，从五四统一战线中分裂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在中国走帝国主义的道路。不跟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战线走就一定倒到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没有另外一条路。这个路线问题又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所决定的。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小资产阶级没有独立的政治路线。在反对封建主义时不用说，在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尖锐时刻，经得起考验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然站在无产阶级这一面。经得起考验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必然逐渐战胜了自己，最后认识在中国无所谓“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只有“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狼狈为奸企图扼杀中国人民革命。鲁迅就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最伟大的代表。毛主席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这话是多么意义深长呵！
研究鲁迅思想的发展，我们从而可以画出一根红线，鲁迅的思想是跟着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往前走的，同时他的文学活动就是顽强的政治斗争。我们在这个题目之下分作下面的三个节目来说明问题。
1
鲁迅全集第一次出现“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鲁迅的笔下是在五卅时期他同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斗争一口气说出来的。我们读《华盖集》里《这回是“多数”的把戏》这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鲁迅第一次说着“俄国的多数主义现在也还叫做过激党，为大英、大日本和咱们中国的绅士们所深恶而痛绝之”对中国的绅士们深恶而痛绝之的话。接着就嘲笑反动知识分子说：“'要是’帝国主义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这就是《鲁迅全集》里第一次出现“帝国主义”的名词。我们把《这回是“多数”的把戏》这篇文章仔细读起来，从表面逻辑看，“多数主义”、“帝国主义”都没有在文章里出现的必然性，然而其中有一种极其实际的逻辑，就是在阶级斗争中敌我分清了，鲁迅同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战，自己所靠拢的是无产阶级阵营，这真是鲁迅的伟大的思想感情的爆发！
我们再读《华盖集续篇〔编〕》里的《无花的蔷薇》的这一节文章：
法国罗曼罗兰先生今年满六十岁了。晨报社为此征文，徐志摩先生于介绍之余，发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
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
“诗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时也无从质证。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对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
这样把鲁迅的在中国的神圣的国土里不容许帝国主义存在的感情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来，在鲁迅的集子里也是第一次。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规律的反映，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帝国主义的路，“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定、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但我们必须注意，鲁迅，甚至在五卅时期，他也并没有完全打破“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这证明认识帝国主义是非常的不容易，也就是告诉我们阶级觉悟的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来后，鲁迅很写了一些杂感（收在《华盖集》里），研究这些杂感，我们可以了解鲁迅当时思想里的矛盾。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发展了，他开始感到“我们目下委实并没有认谁作敌。近来的文字中，虽然偶有'认清敌人’这些话，那是行文过火的毛病。”（《华盖集》90页）这只能是鲁迅自己思想感情的反映，目下决不能不“认清敌人”，而到今天为止“委实并没有认谁作敌”。其实中国人民的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已经给中国人民指出来了的。就是鲁迅说着“没有认谁作敌”的这一篇杂感，开头他也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因为都是空手，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枪的惩罚。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实，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为我们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缘故。
因此我们就觉得含冤，大叫着伪文明的破产。可是文明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
这番话，同一九三四年《答国际文学社问》里面的话，实质是一样的，把“文明”的假面具揭下来，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很明白，帝国主义的“文明”就是对落后国家的侵略，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然而鲁迅在同一题目的文章里最后还有一小节，我们把它抄下来：
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讳言这“一无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铺排得好听一点，还可以寒天烘火炉一样，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儿。但那报应是永远无药可医，一切牺牲全都白费，因为在大家打着盹儿的时候，狐鬼反将牺牲吃尽，更加肥胖了。
大概，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我们认为这还是鲁迅早期学西方的思想。这是鲁迅思想里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国的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作了结论，在中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西方是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鲁迅早期学西方的思想是很明白的，他在《狂人日记》里借狂人的口说了这样的话：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这所谓“真的人”，是指西方人，鲁迅最初“委实没有认谁作敌”，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不可能。他倒是受了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鼓舞认识封建道德的“吃人”。从他认识帝国主义和反抗帝国主义这一思想发展的事实，就充分表现所有鲁迅的写作就是他的政治路线的实践，他的政治路线是跟着无产阶级走的。
2
鲁迅同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斗争因而认识人民的力量
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然是认帝国主义作主子，鲁迅在同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斗争时因而认清了帝国主义，如我们在上节所述的。同样，鲁迅认识中国人民的力量，也是通过同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斗争的过程，我们现在就研究这个事实。读《华盖集》《并非闲话》（二）的这一节：
据说，张歆海先生看见两个美国兵打了中国的车夫和巡警，于是三四十个人，后来就有百余人，都跟在他们后面喊“打！打！”，美国兵却终于安然的走到东交民巷口了，还回头“笑着嚷道：'来呀！来呀！’说也奇怪，这喊打的百余人不到两分钟便居然没有影踪了！”
西滢先生于是在“闲话”中斥之曰：“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
这样的中国人真应该受“呸！”他们为什么不打的呢，虽然打了也许又有人来说是“拳匪”。但人们那里顾忌得许多，终于不打，“怯”是无疑的。他们所有的不是拳头么？
但不知道他们可曾等候美国兵走进了东交民巷之后，远远地吐了唾沫？《现代评论》上没有记载，或者虽然“怯”，还不至于“卑劣”到那样罢。
然而美国兵终于走进东交民巷口了，毫无损伤，还笑嚷着“来呀来呀”哩！你们还不怕么？你们还敢说“打！打！宣战！宣战！”么？这百余人，就证明着中国人该被打而不作声！
“这样的中国人，呸！呸！！！”
这就是毛主席说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我们今天读了这一节文章，鲁迅就像在我们面前一样，我们非常之感动于他的性格。这是一件事。我们还应该研究这节文章里的这两句话：“他们为什么不打的呢，虽然打了也许又有人来说是'拳匪’。”其实从鲁迅这时的观点上说，他还没有认识义和团反帝的性质，在他自己的文章里叙述义和团的事情也还是用“拳匪事件”字样（后期的文章里就改用“义和拳变”），然而碰到实际斗争，好比这次同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斗争，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发反人民的言论，鲁迅就挺身而出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他同情于义和团了。这是多么显明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是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代表帝国主义，一方面是鲁迅，代表中国人民。《并非闲话》（二）的这一节文章，最能说明问题，故我们首先引了来。鲁迅思想的这个转变，开始认识帝国主义而且同时认识人民的力量，是在一九二五年，我们抄《华盖集》题记的首两段：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也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思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他一方面说他在一九二五年这一年所写的《华盖集》里面的文章比《热风》收的四年的文章还要多，一方面却幽默地说“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显然，这里不是鲁迅个人的“脾气”的关系，是中国社会实际的部分的反映。《热风》的文章（以及《坟》的一部分）是鲁迅的反封建的思想在五四初期尽量表现出来，更具体地说鲁迅是本着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来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所以它在知识分子当中起了反封建的作用。《华盖集》则是鲁迅猛烈地反抗殖民主义的奴化的具体表现，并不是“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又因为鲁迅早期的反封建是反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并不是他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封建的经济基础的问题，他总不免把封建统治思想代表了“中国”，因而不认识中国人民的力量，到了《华盖集》时期，遇到势必划清敌我的阶级斗争的具体事件，就是鲁迅自己所说的“几件小事情上”，鲁迅就认清了敌我，在认识帝国主义的同时认识了中国人民的力量。
问题就是如此摆得清楚。
《坟》里面的《春末闲谈》，也是一九二五年写的，我们抄它的两节：
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E君，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那时我也就皱眉叹息，装着一齐发愁的模样，以示“所见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蠃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种所谓“特殊智识阶级”的留学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说医学不发达是有益于人种改良的，中国妇女的境遇是极其平等的，一切道路都已不错，一切状态都已够好。E君的发愁，或者也不为无因罢，然而俄国是不要紧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中国，所谓“特别国情”，还有所谓“特殊智识阶级”。
但这种工作，也怕终于像古人那样，不能十分奏效的罢，因为这实在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们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下至“特殊智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就现在而言，窃以为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学生的特别发见，其实也并未轶出了前贤的范围。
这就是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所说的“猛烈的攻击阶级统治的火焰”，这种火焰在《热风》里是没有的。我们注意鲁迅一再说的“特殊智识阶级”，以及“上自'极峰’下至'特殊智识阶级’”的话，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认帝国主义作主子的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帝国主义一样勾结封建残余，这时（一九二五年）是在北京勾结北洋军阀。二年之后就到南京投奔蒋介石了。鲁迅的政治路线到这时就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白，在具体的阶级斗争的事件之中他就代表人民同反动的资产阶级作斗争。
我们再读一九二六年的《学界的三魂》（《华盖集续篇〔编〕》），把鲁迅的这一篇文章同《热风》里的杂感比较起来研究，就看出鲁迅到这时确已认识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意义，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换句话说鲁迅开始有了阶级分析的观点。同时很显然，鲁迅思想的这一跃进，是他同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战的巨大的胜利。下面是《学界的三魂》的一段文章：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话：“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些农民革命军。”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乘势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这样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正确的分析，在一九二六年出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中不是易事，尤其是同《热风》时期鲁迅自己的思想比较起来。我们研究鲁迅思想的变化感得有意义的是这样的话：“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鲁迅的感情完全不像说一桩历史事件，像说自己今天切身的一件事，这表明鲁迅是多么地置身于今天的阶级斗争之中，从自己的“被谥为'土匪’”而认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字里行间就以“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为痛苦。下文接着就说：“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这意思就是替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划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农民。下面鲁迅就发表他对中国当时社会的意见了，因为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勾结封建势力而引起的：“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接着又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进步。”这些话真值得我们研究，在鲁迅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有其重要意义。他当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斗争当中有深刻的感性认识，他说的“学界”，用科学的话说就是知识分子，他所谓“还走着旧道路”，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勾结封建势力。他所说的“'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其实质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国农民运动。
我们再读一九二六年他写的《写在〈坟〉后面》里面的这样的话：“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这些话，在我们今天看来，好像有些愤激，因为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是批判的接受。然而我们体会鲁迅当时说话的感情是非常的迫切，而且表现他的思想的巨大的发展，他能够认识“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他的这个思想又是与“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对立起来的。他所说的“中国的聪明人”是指什么人呢？就是《坟》的题记里所说的“我的敌人”，就是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之一句话，置身于具体的阶级斗争之中，鲁迅的思想进步了，他认识了人民的力量。
为得说明问题起见，最后我们举出《热风》里的一篇《圣武》来稍加分析，看它与《华盖集》以后的鲁迅的思想有怎样的不同。《圣武》的全文是：
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
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议论，便能发见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以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所以不会了解，不会同情，不会感应，甚至彼我间的是非爱憎，也免不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
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
几位读者怕要生气，说，“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中华民国以来，也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笔抹杀？嚇！”这话也是真的。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罢，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过砍下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从新的说罢，自然也有过几个人的。然而与中国历史，仍不相干。因为历史的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
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
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
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
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现在简单地说，便只是人类中的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没有衰，身体却疲敝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求了一通神仙，终于没有见，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
因此，只须防那“来了”便够了。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
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早期的反封建是以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来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他不能像中国共产党人一样从一开始就指出了中国人民的敌人之一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上存在着农民和地主两个阶级。他说着“也有过几个人的”，实际这就是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个人主义思想在鲁迅思想里的表现。他说着“中国的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实际就是说历史上中国只有封建思想。历史上中国只有封建思想，这是不错的，因为是封建社会。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充满了阶级斗争，即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它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鲁迅在《热风》时期是没有认识的。应该说，他所谓“刀与火”，所谓“来了”，就是历史上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而他与“圣武”混淆起来（“圣武”是皇帝的另一个词儿）。刘邦，项羽，做了皇帝想成仙，死了要造坟，都是地主阶级的人物和地主阶级的事情，不能代表“中国历史的整数”。总之鲁迅在《热风》时期以封建统治思想代表了中国历史，又以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来反对中国的封建统治思想，到了《华盖集》时期他的思想进步了，他开始认识了中国的农民。
附说一事，《圣武》篇末“新世纪的曙光”有些论者认为鲁迅指的是十月革命，这是断章取义。鲁迅在《我之节烈观》里面也说：“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他还是《文化偏至论》里面的论点，他认为二十世纪不同于十九世纪，所以不同，他概括为二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这就是他的“新世纪的曙光”的含义。《圣武》的主题思想正是“非物质，重个人”。鲁迅在《热风》时期并没有认识到二十世纪是十月革命的世纪，人类进入了集体主义的世纪。
3
鲁迅在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我们在前面两个节目里说明鲁迅的政治路线和文艺实践反映小资产阶级没有独立的政治路线，鲁迅在前进的道路上是跟着无产阶级一边倒，他认识了中国人民的力量。鲁迅因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鲁迅思想的发展，从鲁迅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充分表明党的统一战线的科学价值。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党领导它，而且改造它，正是这个规律，所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在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鲁迅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概括地说了一些话。他是承认突变的，“但我们知道，所谓突变者，是说A要变B，几个条件已经完备，而独缺其一的时候，这一个条件一出现，于是就变成了B。譬如水的结冰，温度须到零点，同时又须有空气的振动，倘没有这，则即便到了零点，也还是不结冰，这时空气一振动，这才突变而为冰了。所以外面虽然好像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自己的转变就是他的这些话的现身说法。我们在前面两个节目里所说明的问题，也就是研究鲁迅转变“几个条件已经完备”。从党的统一战线说，是客观规律发挥作用，从转变者的主观方面来研究，要说明其详细的过程，这是我们对一个问题从两个角度的说话，所说的不是两件事情。就鲁迅的转变说，究竟什么是“这一个条件一出现”的“这一个条件”呢？我们看他在同一个时间的两次的话，就是一九三二年四月写的《三闲集》的序言和《二心集》的序言。在《二心集》序言里说“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在《三闲集》序言里则提到“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二心集》序言所谓“事实的教训”，在《三闲集》序言里也说了的：“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这就是“事实”的教训。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两篇“序言”一齐看，先是他的旧的思路的轰毁，就是破，接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从《三闲集》的序言看，还有一个因素，我们认为也是重要的，就是革命文艺的作品的“蛊惑”作用，鲁迅指的是《铁流》和《毁灭》两部著作。他用着“蛊惑”两个字，显然是反话，他确实受了这两部著作的鼓舞，从这两部著作他相信人类的“新人”，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典型。他说着“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就正因为他在广东目睹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因而有了阶级觉悟，接着就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革命文艺的作品”推动他起了转变的作用。这样就有了三件事，一是事实的教训，一是社会科学的理论，一是革命文艺的作品，其中社会科学的理论又贯穿了一切，这一个条件一出现，鲁迅就从进化论走到阶级论了。在《〈草鞋脚〉小引》里也就说得很明白：“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这说明中心问题是阶级意识的觉醒。
《三闲集》序言里鲁迅用了“感谢”两个字，这好像不重要，其实重要，“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事实是党教育群众的方法也适用于鲁迅，群众教育群众，群众又自己觉悟。不久鲁迅就接受党的领导，他在上海领导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
从一九三〇年起鲁迅最后七年所写的八个杂文集，《二心集》到《且介亭杂文》（三集），其战绩之辉煌，充分表现鲁迅对敌作战的勇气与对人民的信心，不是“呐喊”，不是“彷徨”，是鲁迅自觉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诗史。在一九三五年写的《且介亭杂文》序言里鲁迅自己这样说：“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谦逊的话，然而自信，是诗史，光辉灿烂，应该包括八个杂文集。
这一时期，中国的历史，在反革命方面，“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这一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反革命'围剿’的消极的结果，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如大家所熟知，这里引的都是《新民主主义论》里面的话，我们以之为纲来研究鲁迅的杂文，就可以看出它如何是诗史。
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通过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现出来了，这是合乎规律的，在鲁迅的《伪自由书》里就给我们留下了两篇富有形象性的文章，刻划了一个典型。这两篇文章是《王道诗话》和《“光明所到……”》。我们附说一事，两篇里的《王道诗话》是瞿秋白写的，当作鲁迅写的发表出来，所以又可以说是他们两人集体写的。鲁迅当时署名干。我们读《王道诗话》：
“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么一点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事出《栎园书影》，见《胡适人权论集》序所引。）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价钱不算小，这“叫做”实验主义。
但是，这火怎么救，在“人权论”时期（一九二九—三〇年），还不十分明白，五千元一次的零卖价格做出来之后，就不同了。最近（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报》登载胡博士的谈话说：
“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
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么？自然，博士的头脑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
（下略）
这记的是一九三三年的事情。何将军是湖南军阀何健。《字林西报》是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报纸。胡适嘴里的“政府”、“镇压”，就是帝国主义通过他替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帮凶，欺骗中国人民，事情就是如此明白。
《“光明所到……”》同《王道诗话》是针对着同一具体事件在十天以内（一九三三年三月五—一五日）写的，发表在同一个刊物上。这两篇文章真是照妖镜，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奴才的嘴脸都照出来了。这两篇文章又充分表现了“杂文”这个文学形式的艺术价值和时代特征，它同一切的艺术一样富有概括性，写出来的是社会的典型，所不同的是它取材于时事，丝毫不能有虚构的成分，它在当时的政治效果极大，是巷战的匕首，致敌以死命，而读起来，用鲁迅自己的话，给人“愉快和休息”，就是有生聚教训的功用。“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总之鲁迅的杂文永垂不朽。我们还是读他这一篇的原文：
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里，民权保障同盟曾经提起了这问题。
但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就揭载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详述胡适博士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很亲爱的”告诉这位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胡适博士——干注）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干注）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慎重调查”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狱，而访问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
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英国话”吓倒了，以为胡适博士是李顿爵士的同乡，很有来历的缘故呢？
幸而我这回看见了“招商局三大案”上的胡适博士的题辞：
“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原无新式标点，这是我僭加的——干注。）
我于是大澈大悟。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于是向外国人“公开检举”了民权保障同盟，“黑暗”倒在这一面。
（下略）
“民权保障同盟”是当时民主人士的一种组织。鲁迅这篇文章就是揭露帝国主义的奴才胡适向主子献媚，《字林西报》把胡适的话揭载出来，就等于欺骗中国人民说“民权保障同盟”错了，所以实质上是胡适代表帝国主义替专制主义说话。
《二心集》里的一篇《“友邦惊诧”论》，我们完全抄下来：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几句电文，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藉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无法劝阻”，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作什么用的呀，“军政当局”呀？
写此文后刚一天，就见二十一日《申报》登载南京专电云：
“考试院部员张以宽，盛传前日为学生架去重伤。兹据张自述，当时因车夫误会，为群众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并无受伤之事。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亦当时出来，更无失踪之事。”而“教育消息”栏内，又记本埠一小部分学校赴南京请愿学生死伤的确数，则云：“中公死二人，伤三十人，复旦伤二人，复旦附中伤十人，东亚失踪一人（系女性），上中失踪一人，伤三人，文生氏死一人，伤五人……”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记载反革命方面的难得的史料，是一篇诗史。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中国的反革命政府则向帝国主义献媚镇压、诬陷、杀戮爱国学生。
关于反革命的“围剿”和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再读《伪自由书》里面《天上地下》和《“有名无实”的反驳》两篇，以及《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之九里面的一段宝贵的记载。我们学习鲁迅，首先要学习鲁迅是以政治为灵魂，我们读他的文章若不能从这方面得到教育，是可惜的！《天上地下》写着：
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
炸进去之一例曰：“日内除飞机往匪区轰炸外，无战事，三四两队，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队飞宜黄以西崇仁以南掷百二十磅弹两三百枚，凡匪足资屏蔽处炸毁几平，使匪无从休养。……”（五月十日《申报》南昌专电）
炸进来之一例曰：“今晨六时，敌机炸蓟县，死民十余，又密云今遭敌轰四次，每次二架，投弹盈百，损害正在详查中。……”（同日《大晚报》北平电）
应了这运会而生的，是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和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
这也是对于“非安内无以攘外”或“安内急于攘外”的题目，做出来的两股好文章。
（下略）
这记的是一九三三年的事情。今天的青年们恐怕不能完全体会鲁迅“两股好文章”的话说得如何的沉痛，中国的统治阶级历来就是这样亡国的，在半殖民地时代的国民党统治尤其如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有名无实”的反驳》最能反映转变后鲁迅思想的光辉，我们把它完全抄下来：
新近的《战区见闻记》有这么一段记载：
“记者适遇一排长，甫由前线调防于此，彼云，我军前在石门寨，海阳镇，秦皇岛，牛头关，柳江等处所做阵地及掩蔽部……化洋三四十万元，木材重价尚不在内……艰难缔造，原期死守，不期冷口失陷，一令传出，即行后退，血汗金钱所合并成立之阵地，多未重用，弃若敝屣，至堪痛心；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额手相庆……结果心与愿背。不幸生为中国人！尤不幸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五月十七日《申报》特约通信。）
这排长的天真，正好证明未经“教训”的愚劣人民，不足与言政治。第一，他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第二，他以为化了三四十万大洋建筑了防御工程，就一定要死守的了（总算还好，他没有想到进攻）。这是不懂策略：防御工程原是建筑给老百姓看看的，并不是教你死守的阵地，真正的策略却是“诱敌深入”。第三，他虽然奉令后退，却敢于“痛心”。这是不懂哲学：他的心非得治一治不可！第四，他“额手称庆”，实在高兴得太快了。这是不懂命理：中国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痴呆的排长，难怪他连叫两个“不幸”，居然自己承认“是有名无实的抗日军人”。其实究竟是谁“有名无实”，他是始终没有懂得的。
至于比排长更下等的小兵，那不用说，他们只会“打开天窗说亮话，咱们弟兄，处于今日局势，若非对外，鲜有不哗变者”（同上通信）。这还成话么？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以前我总不大懂得这是什么意思：既然连敌国都没有了，我们的国还会亡给谁呢？现在照这兵士的话就明白了，国是可以亡给“哗变者”的。
结论：要不亡国，必须多找些“敌国外患”来，更必须多多“教训”那些痛心的愚劣人民，使他们变成“有名有实”。
这就是鲁迅认识了人民，中国人民要抗日。怎么叫做“使他们变成'有名有实’”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以工人农民为根本的力量。
再读《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之九里面如下的话：“刚刚接到本日的《大美晚报》，有'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这记的是“一二九”时的事情。这说明鲁迅重视人民，把人民跟统治者分别开来。
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鲁迅领导左翼作家联盟，捍卫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地，其结果是敌人溃不成军。我们必须注意，这方面的文章，不完全是用笔来写的，“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鲁迅自己也随时准备用自己的血来写，当时的斗争是残酷的。我们谁都记得《二心集》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在这篇文章的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大凡血写的文章，有两个特点，首先要从它替人民所立下的功勋来读，其次看烈士留给同志们的记忆。关于它的功勋，鲁迅写道：
……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现在，军阀的报告，已说虽是六十岁老妇，也为“邪说”所中，租界的巡捕，虽对于小学儿童，也时时加以检查；他们除从帝国主义得来的枪炮和几条走狗之外，已将一无所有了，所有的只是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说——的敌人。而他们的这些敌人，便都在我们的这一面。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当时被蒋介石匪帮暗杀的有柔石、胡也频、白莽（殷夫）、冯铿、李伟森等五个作家。鲁迅的这篇文章，同他所有的文章不同，因为笔不能代替血，所以它显得没有文辞，它表示悲愤化为力量，鲁迅已经同革命的劳苦大众站在一起。
同革命的劳苦大众站在一起，这个力量该有多么大，这是鲁迅在晚年勇气和信心倍加的来源。在反革命方面，作为“剿灭革命文学”的“武器”，在鲁迅看来，直等于鬼魅，那是当然的。他揭穿当时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和“第三种人”反动阶级的本相，写了许多有力的文章，我们只从《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且介亭杂文》）这一篇里抄一些直截了当的话：“最先用的是极普通的手段：禁止书报，压迫作者，终于是杀戮作者，五个左翼青年作家就做了这示威的牺牲。然而这事件又并没有公表，他们很知道，这事是可以做，却不可以说的。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
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他们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种的脸色，决定了脸色一致的人种，就得取同一的行为，所以黄色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色的有产阶级斗争，却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斗争。他们还想到了成吉思汗，作为理想的标本，描写他的孙子拔都汗，怎样率领了许多黄色的民族，侵入斡罗斯，将他们的文化摧残，贵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隶。
中国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实是不能算中国民族的光荣的，但为了扑灭斡罗斯，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权力者，现在已经明白了古之斡罗斯，即今之苏联，他们的主义，是决不能增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现在的拔都汗是谁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苏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于是民族主义文学家也只好顺风转舵，改为对于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许多热心的青年们往南京去请愿，要求出兵；然而这须经过极辛苦的试验，火车不准坐，露宿了几日，才给他们坐到南京，有许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脚走。到得南京，却不料就遇到一大队曾经训练过的'民众’，手里是棍子，皮鞭，手枪，迎头一顿打，使他们只好脸上或身上肿起几块，当作结果，垂头丧气的回家，有些人还从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里淹死了，据报上说，那是他们自己掉下去的。
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啼哭也从此收了场，他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已经完成了送丧的任务。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样的，出去的时候，有杂乱的乐队，有唱歌似的哭声，但那目的是在将悲哀埋掉，不再记忆起来；目的一达，大家走散，再也不会成什么行列的了。”以上是一个鬼魅，所谓“民族主义文学”。
鲁迅接着写道：“但是，革命文学是没有动摇的，还发达起来，读者们也更加相信了。
于是别一方面，就出现了所谓'第三种人’，是当然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一相关，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国将从此没有伟大的作品。不过他们，忠实于文学的'第三种人’，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左翼批评家不懂得文学，为邪说所迷，对于他们的好作品，都加以严酷而不正确的批评，打击得他们写不出来了。所以左翼批评家，是中国文学的刽子手。
至于对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呢，他们不谈，因为这是属于政治的，一谈，就失去他们的作品的永久性了；况且禁压，或杀戮'中国文学的刽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种人’的永久的文学，伟大的作品的保护者。
这一种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诉，虽然也是一种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学并不为它所击退。”后来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上海设立“书籍杂志检查处”，“第三种人”就“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这都叫做“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所以鲁迅说：“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向前看，在这个运动十二年之后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运动，一九三一年用五个青年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其功勋永垂不朽。
再说血写的文章留给同志们的记忆，首先是留给鲁迅的记忆，鲁迅写了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一篇有名的文章，中国的青年都读过了，它的意思却实在是不容易体会。鲁迅自己也说：“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可见有许多文章，是不容易懂。“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藉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忘却”就是再不要总是记住同志们的血痕，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战斗。“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青年们很怪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个题目，记念为什么“为了忘却”？这种文章，不只是一个作家在写作品，鲁迅写时有毛主席说的精神，“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我们在这一个节目里最后还要举两篇文章，从而看出鲁迅对敌作战的狠和准，同时他爱祖国爱无产阶级的感情就是一张洁白的纸，写出来的天真无瑕的文字把敌人打得寸骨寸伤，我们读了又好像走进了春日的花园，怡情悦目，足以培养我们的坚强的党性。这是文学史上的奇事，包括古今中外。这两篇文章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和《“题未定”草》（一至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篇幅不长，我们完全抄下来：
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一篇自云《我不生气》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牠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牠的主子，正是牠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牠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晨报》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这篇文章，是集体主义的作战，响应同志们攻打资本家的走狗，从此这乏狗再也吠不出声来。这就叫做胜利。原来他是挂“文艺批评”的招牌的，写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所以是“有智识的教授”。然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他用了他的政治标准，也就是比起刽子手来更加下贱的伎俩，指自己的论敌为“到××党去领卢布”，那他的文章的阶级性还用问吗？所以他是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把他做一个典型，就是鲁迅的这个题目：“'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的这篇文章，虽然不是小说，形象性非常之大，用了这么小的篇幅。
《“题未定”草》（一至三）是揭露西崽相，也是一个典型。这篇文章写得长，是鲁迅的杰作之一，我们简单地谈一谈它的特点。鲁迅的长文章都是抒写他的悲愤的，我们说它像“黄河之水天上来”，一点也不夸张，他的笔就是掉得动，掉到面前来又像跟你弹琴似的，令你爱听。早期写的如《说胡须》，看它头一段：“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慄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这是一个壮士的声调，谁也没有想到下面是要谈他的胡须的故事。因为他的经验多，他的知识丰富，爱国情切，遇事关心，在任何时候都表示他的坚强的态度，鲁迅的《说胡须》自有他的“离骚”空气，我们爱他的“发出连 不断的感慨来”，爱他的长文章，爱他的信笔挥写一气呵成。到了晚年就更不同了，他没有感慨，他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他辛勤地工作，他不放松任何阶级敌人，《“题未定”草》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本来只不过要给“'圆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乐，除非你扫了他的兴头”的西崽相扫一扫兴头，而一提笔，我们的巨人的各个方面表现得可敬可爱，主要的是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的爱祖国的感情，相形之下奴才在天地之间算得一个什么呢？“还是翻译《死魂灵》的事情。躲在书房里，是只有这类事情的。”这是鲁迅说他本来是躲在书房里翻译《死魂灵》。他又说他工作时“冷汗不离身”。我们要学习他的辛勤工作。“到得烦厌，疲倦了的时候，就随便拉本新出的杂志来翻翻，算是休息。这是我的老脾气，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灾乐祸之意，其意若曰：这回是轮到我舒舒服服的来看你们在闹什么花样了。”所以《“题未定”草》就是鲁迅翻译《死魂灵》的休息时写的，他的气魄该有多么大，他的精力该有多么饱满，他的思虑是上下古今无所不至，好像孙悟空纵身云端，视察妖怪一样。妖怪现出原形，林语堂自鸣得意地说：“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称摩登，甚至不问中国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历史地’为形容词，'历史地的’为状词，以模仿英文之historic-al-ly，拖一西洋辫子”。巨人轻轻一句，其实是当头一棒：“其实（是）'地’字之类的采用，并非一定从高等华人所擅长的英文而来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在奴才的意识形态里，天下只有英文。林语堂摇头摆尾地说：“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巨人当头棒喝之：“诚然，'英、美、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师，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而不知世界上还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已经闻名’而已。”“所以一样的没有打过中国的国度的文学，如希腊的史诗，印度的寓言，亚剌伯的《天方夜谈》，西班牙的《堂·吉诃德》，纵使在别国'已经闻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国却被忘记了，他们或则国度已灭，或则无能，再也用不着'媚’字。”所以“英文”“英文”，是奴才的“媚”。从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在任何时候是拥护正义、爱祖国、憎恶奴才的。什么样的奴才就给以什么样的打击。
我们从鲁迅所开辟的战场可以得到一个规律，就是，胜负之数无须到战场上去决定，决定于敌我的阶级力量的对比，梁实秋、林语堂、“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经得起革命文学的一击吗？
1
读鲁迅早期的作品，对今天的青年说，需要有一枚钥匙，才能好好地打开库藏。我们现在在这个题目之下就试着做这件事，从鲁迅早期的作品里找出普遍存在的东西来。
我们归纳为下面的三点。
一、如《“草鞋脚”小引》里面所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这就是鲁迅自己的思想的线索。“人性的解放”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而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性质，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期，过了时的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势力之下，它是显得非常空洞的。我们读《华盖集》里的《忽然想到》（六）：
现在，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
他们活有余力，则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帮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
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么？民国废去跪拜了，犹太学校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最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
这是鲁迅早期作品的第一个特点：民主主义思想，而反映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实。
二、鲁迅早期反封建是反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因为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能了解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以及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这一规律，所以在他反封建的范围里也包括中国的农民。如《狂人日记》借狂人的口说：“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大哥是地主阶级，当然是代表礼教吃人的，而鲁迅把佃户同地主阶级相提并论。这是观点上的问题，缺乏分析。但我们最要注意，鲁迅的文章在写出两个阶级对立的时候，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如狂人对大哥——也就是鲁迅站在佃户的立场上对地主阶级说的话：“……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这说明鲁迅早期作品的又一个特点：他在观点上缺乏阶级分析，而他的立场总是同人民站在一个立场上。
三、鲁迅自己是小资产阶级，因此他常常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说话。他笔下的“国民”、“百姓”，每每是指小资产阶级和一般的市民。他有“国民性”的观念，但他所谓“国民性”，按其实质主要地是指中国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也包括小资产阶级及一般的市民。他不曾具体地考虑到占绝对大多数人口的中国农民，更不用说他当时没有想到现代中国还有“新兴的无产者”。我们读《华盖集》里面的一篇《通讯》，他说：“我现在住在一条小胡同里，这里有所谓土车者，每月收几吊钱，将煤灰之类搬出去。搬出去怎么办呢？就堆在街道上，这街就每日增高。有几所老房子，只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着别的房屋的将来。我不知道什么缘故，见了这些人家，就像看见了中国人的历史。
姓名我忘记了，总之是一个明末的遗民，他曾将自己的书斋题作'活埋庵’。谁料现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还要自己拿出建造费。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持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这里是都市居民对每月出几吊钱搬运煤灰的事引起的感慨。所谓“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显然不是大多数的国民，是鲁迅他自己这一阶层的人。就在这《通讯》前面的一篇《忽然想到》（四）里，有“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的话，其下文所引的“国民性”的具体事例是：
其实这些人是一类，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做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我军”，你能料得到被这“大兵”、“我军”所败的就是汉人的么？你将以为汉人带了兵将别的一种什么野蛮腐败民族歼灭了。
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运命。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
这所说的是做颂扬清朝武功的文章的汉奸的阶级性，不是“国民性”，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并没有关系。鲁迅笔下的“国民性”，都要作阶级性看，这是我们读鲁迅早期作品必须注意的第三点。
2
我们分析《灯下漫笔》，作为怎样读鲁迅早期的杂文举例。
灯下漫笔
一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以上是在一九二五年北洋军阀时代一个“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的人发的感慨，换句话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从他自己的阶级的利益发的感慨。鲁迅特别憎恶反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所以任何时候都要讽刺他们一下，就是所谓“特殊智识阶级”，这篇文章里也就有这个名词。鲁迅所说的“乡下人”，也是“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他们也乐意收受银行的钞票，行使钞票，这些人当然不是贫雇农，这一点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北洋政府的中、交银行钞票停止兑现，于是人们“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在当时中国有英美等外国银行，这反映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当中、交钞票“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这就是《写在〈坟〉后面》里面说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的〔地〕解剖我自己”的实例。这种解剖，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以上是鲁迅概括过去中国的历史。用科学的话来说，鲁迅所概括的历史情况是阶级斗争史。鲁迅的这篇文章是一九二五年写的，鲁迅的思想里还没有一九二六年写的《学界的三魂》里所表现出的“农民革命军”的思想，也就是说在《灯下漫笔》里鲁迅还没有很好地认识阶级斗争。虽没有很好地认识阶级斗争，但鲁迅最反对复古派以及“特殊智识阶级”一齐鼓吹的中国的“精神文明”——封建文化，所以在这文章里也就说了“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的讽刺的话。总之鲁迅没有明确的阶级斗争的观点，而他所反映的是阶级斗争的事实。鲁迅自己是小资产阶级，所以他认为在历史上“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不属于“强盗”，也不属于“官”。因之他对于黄巢、张献忠的论述就不能不有偏见。他说：“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些话就表现鲁迅缺乏阶级分析，至少我们要分析“敌他的”是什么人？分明是地主阶级。“降他的”是不是就是先前“敌他的”呢？也可以说是很分明的。“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鲁迅当然不是拥护“奴隶规则”的，是主张粉碎的，但鲁迅在这里的态度还是“中立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正是农民起义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就是农民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改朝换代的时代。鲁迅的划分时代的语气也还缺乏积极乐观的精神，也就是不完全符合科学的分析。科学的分析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九五页）
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鲁迅说他也不了然“现在入了那一时代”，不完全是反话，他是不了然。“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应该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这种感情，在鲁迅的笔下常有，《故乡》里“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话也就是的。我们现在受了党的教育，知道社会发展规律就是道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走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近百年史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在鲁迅的这段文章里就反映了：“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莫名其妙的战争”指当时的军阀混战，是外国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军人在中国搞势力范围因而打起来的。内战而“租界”和“教堂”比较的“稳”，这就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很显然，现代的“奴隶（的）时代”如果“做稳”了，那就不是什么“暂时”不“暂时”的话，也不是什么“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而是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殖民地。所以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鲁迅在写《灯下漫笔》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朦胧地把希望寄托于“现在的青年”，到了《二心集》时便完全觉悟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我们在这里又应该注意鲁迅笔下的“百姓”指的是什么人，“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很显然，这“百姓”是小资产阶级以上的人。
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祐辅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以上就是半殖民地中国现实的反映。“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的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西洋人“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中国的军阀混战从住在中国的白人看来当然等于看把戏，所以“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当时的军阀同皇帝一样出门要清道，不许行人通过，而洋人地位在封建势力之上，所以“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这是洋人在中国也不怕绑票，绑票的孙美瑶还借他们的光。虽然他们受了虚惊，他们在中国的土匪手下，其地位是如泰山之安的。“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殖民主义者怎么会“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呢？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翻了身，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了，到了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大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杜勒斯之流就死不甘心地诅咒新中国。所以杜勒斯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是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些话就十分明显地表现了鲁迅的立场和他的观点。鲁迅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这是决定鲁迅最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因素。“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这就是鲁迅的根本精神，他站在轿夫的立场反抗坐轿的人，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但鲁迅的观点还摆脱不了旧民主主义的思想，“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他不是否认“共和”二字，是说“共和”在中国没有实现。“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是旧民主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中国革命必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则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中国状况就不能改变，这是鲁迅思想所不能及的。然而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给我们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即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还有我们在上文所引的“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西洋人）的时候了”等等。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是从他的伟大的立场来的，所以鲁迅从未表现过改良主义的气氛，他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当初他认为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后来他觉悟了，就是阶级觉悟，“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我们分析鲁迅早期的思想，又必须注意鲁迅早期常常把人性解放的要求同阶级斗争混淆起来，这也正是他的民主思想的表现。如他在这里引了《左传》“人有十等”的话，诚如瞿秋白所说的，“他渐渐的了解到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中国社会的层层压榨”，但说到最下一层“仆臣台”的“台”鲁迅并不休止，他更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思想上偏于要求人性的解放，就对妇女与儿童问题注意得多，在明明是讲阶级斗争的时候，把问题分散了，因之不能解决问题。这是鲁迅的局限性。
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很明白地摆出了鲁迅早期思想里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民主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现实的矛盾在鲁迅思想里的反映，而鲁迅的作品正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现实。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