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第一个统一的王名沙乌尔（Sha’ul，公元前一〇二八—公元前一〇一三年），他是以色列人选举出来的王。他在位的十五年期间主要任务就是领导以色列人抵抗匹利士提人的侵略，收复以色列人已丧失了的土地，但当其任务尚未完成时本人即战死。
沙乌尔死，大卫（David，公元前一〇一三—前九七三年）继承王位，曾屡次打败匹利士提人，解除了匹利士提人对以色列的威胁，并乘机征服了全部迦南。大卫建都于耶路撒冷（Jerusha-laim）。以色列王国至此始真正统一和强大起来。此后以色列开始向外拓土，向南扩张到了埃及边境，向北征服了叙利亚南部地方的一些城市，包括大马士革在内，向东北势力达到了幼发拉底河岸，建立起了一个小以色列帝国。
大卫死后，其子所罗门（Shelomoh，公元前九七三—前九三三年）继位为王。其对以色列在表面上虽仍能维持着帝国局面，但实际上由于以王室为首的统治阶级极力模仿埃及、巴比伦等大国贵族的享受，大肆铺张浪费，因而加紧了对国内人民的残酷榨取，从而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社会内部骚动不安。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亦存在矛盾，国内渐趋于分裂，所以帝国此时已经在动摇了。传说公元前九三三年所罗门死后，以色列的南部与北部即正式分裂而成为两国。
以色列分裂后，北部仍称以色列，首都设在撒马利亚（Samaria），其人大体上是公元前一四〇〇年时自沙漠地带进入迦南的希伯来人。南部称犹太，仍都耶路撒冷，其人大体上是公元前一四〇〇年以后自埃及进入迦南之希伯来人。但南北两国之分立并不是由于这两种希伯来人因种族不同的关系而造成的，分立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南北两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当时南部因多山，以畜牧业为其主要生产，农业极少，交换很不发达，手工业也还处在原始状态，经济非常落后，只有耶路撒冷一座城市。北部经济发展则较高，不但农业比南部发达，而且手工业生产也较高，城市不止一座，人民生活也较为富庶。所以过去南北两部在经济上并未形成一个统一体，加以统一国家的统治者——所罗门——主要是对富裕的北部加紧榨取，而首都却设在南部，因而引起了北部统治者对南部统治者的不满，加深了分裂的趋势。所罗门死后，其子即位，仍对北部征重税，北部统治者乃另选立了一个王，正式与南部分离。
公元前九三三年以色列犹太两国正式分立后，即不断发生着内战，因而削弱了两国势力。此后两国不但不能继续维持以色列帝国强盛之局面，而且渐渐连独立自主的局面也难维持了。
公元前七二二年以色列国为亚述所灭。亚述将绝大部分以色列人俘迁分散到两河流域各地区，故此后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渐消灭，而为其他种族所同化。犹太至公元前五八六年亦为新巴比伦所灭，其居民被俘虏到巴比伦城及其附近地方。故犹太人此后在思想、宗教信仰、文学方面皆受巴比伦的影响，而巴比伦的文化因素又经由他们而影响了全世界。
犹太人的命运与以色列人不同，在其亡国六十年后又得以复国。因为波斯灭掉新巴比伦帝国后，一反新巴比伦之措施，对各被征服种族采取怀柔政策，准许被俘之各族人民迁回其本国。五二六年一部分犹太人乃自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了犹太国，但仍然是在波斯控制之下。而大部分的犹太人或因自己已在外地安家立业，或因本来就出生在巴比伦，其生活反与自己的故乡毫无联系，所以都不愿回国，仍散居在各地过着流亡生活。进入希腊化时代后，分散于亚洲西部及欧洲各地之犹太人大多将希腊语作为自己的语言，他们以希腊名词自称为“Diaspora”，意即“流亡人”。
犹太人在被俘往巴比伦后，在其所过的一段被奴役的生活中，宗教生活开始居于空前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加强原来犹太教的宗教信仰，是使生活在异国身受异族压迫的犹太人加强自己内部团结，以及为抵制外族文化的影响以免同化于外族的唯一手段。而与此同时，犹太人内部也就出现了一批在犹太人中间极有权威的教士阶级。五二六年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复国后，这些犹太教士就变成了国家的统治阶级，在犹太人居住在巴比伦时期中所形成的强烈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他们建立起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他们将犹太教原有的和以后接受自巴比伦宗教的许多观念、礼节、制度，形成为一整套的繁文缛礼，将之灌输入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去，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被赋予了一种宗教上的说法。宗教不但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支配着人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复国后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中表现得和以前不同的最突出的一点，以及最被强调的一点就是此时犹太教的一神信仰与“选民”思想。他们所信的神亚伟本为部族的地方神——后演变为世界群神最高最大的神，最后又成为宇宙唯一的主宰，而这个唯一大神对犹太人特别照顾，看犹太人为“上帝的选民”，赋予他们特别的使命，这是结合整个民族经验的一种民族自卫的精神武器。蕞尔小国的犹太，除短期的独立外，一直在受压迫，被征服，遭奴役，而对于种种过度强大的外来压力，他们在政治上及军事上又根本莫可奈何。为了在精神上团结内部及抵御外侮，他们于是幻想亚伟为最大的神，必可战胜信仰他神的民族。等到这种想法失败，犹太人国家被亡，人民被掳后，他们又进一步幻想亚伟为宇宙的唯一主宰，掌握全世界及全人类，其他的神明均属虚伪，这个宇宙间唯一真神又特别宠爱犹太人，把他们作为自己的“选民”，即上帝所特别挑选出来完成特殊使命的人。这个“选民”因为犯罪而受真神的惩罚，亡国被掳。但真神必不放弃他们，他们将来必可复国，只要虔诚敬神，依靠神力必可成为世界的主人，不仅不再受压迫，耶路撒冷并将成为全世界所景仰的宗教中心与政治中心。犹太人就是靠这种精神上的幻想维系自己的生存。这种迷信思想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不能说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安慰，而是反映了犹太人对自己不幸命运不屈的反抗斗争精神。在犹太国家政治力量薄弱的情况下，这种思想在团结内部坚定忍苦地抵抗外来势力的威胁，以争取自己种族国家的生存方面曾起了一定的作用。
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表现在三类书籍中。第一类是历史作品，是犹太人所写的自己过去的历史和他们四周的大小国家的历史。第二类是民法、刑法与宗教法的书籍，其中也夹杂着许多抄袭自巴比伦的法典条文。第三类则是预言书、诗集以及哲学的作品，这些作品多是以“上帝选民”的观点来解释当时所发生的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说明上帝交给了犹太人特殊的使命，从而预言着犹太人的光荣未来。后这些书籍被集合成为了犹太教的《圣经》，也就是后来基督教的《旧约圣经》，它在今日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是我们研究亚洲西部各国历史的重要材料，可以之与今日考古发现的地下材料互相印证。不过，其中所包含的许多巴比伦宗教的迷信观念后来也经由基督教之传播影响了全世界，就中毒素最大的就是悔罪文——罪恶观念。
犹太在公元前五二六年复国后仍继续受波斯控制。波斯亡后，犹太即为亚历山大所征服，在公元前三三二—前三二三年间成为亚历山大帝国之一部分，公元前三二三年亚历山大帝国破裂，犹太与埃及两地同时为亚历山大部将托勒密所统治，但到公元前一九八年至前一六八年间时，犹太又变为亚历山大另一部将西路科（Seleucos）所建之条支国（叙利亚国）的一部分。公元前一六八年犹太人在马卡比（Maccabaeus）家族领导下起义推翻了条支的统治，一度恢复了独立，在公元前一六八—前六三年间犹太国大体上维持着独立自主的局面。公元前六三年后始为罗马所征服，长期被罗马控制。公元七〇年时犹太人曾起义反抗罗马的统治，但被罗马所征服，犹太人大部被屠杀。到七世纪时犹太地方为阿拉伯人所征服后，犹太人迅速地阿拉伯化了。除少数人仍维持原有的宗教信仰始终未变外，此后犹太地方的犹太人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都已与阿拉伯人无异。
（原载《世界上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6～150页）
自希腊化时代已开始了的地中海世界文学和哲学的没落，是与整个地中海世界奴隶制度的没落分不开的。文学和哲学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部分来说，希腊罗马的文学和哲学都是属于奴隶主阶级的，但在城邦时代，亦即奴隶社会上升的时代，奴隶主阶级不怕全面地探讨整个宇宙、整个社会人生的问题，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学和哲学在从奴隶主的观点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却不能不接触到社会中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并且企图而且也确实有力量使人民群众屈从于自己的观点之下，他们甚至于不怕公开的提出奴隶主对奴隶和一般人民统治的合理性问题。如当时唯心主义的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即曾如此说过。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学和哲学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保有一定的控制和影响。但是地中海世界的奴隶制度随着统一趋势的加强所引起的没落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已达于极度，所以反映奴隶主阶级意识的文学和哲学已不敢再从事整个宇宙、社会、人生的全面探讨，其所涉及的仅是奴隶主如何继续维持现状的存在和享乐的问题，视野的范围缩到极小，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学和哲学已不再和人民群众有任何直接的和间接的、正面的或反面的联系，从而也就失去了它对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上的控制和影响。而这个时候人民群众的生活却是处在空前未有的极端痛苦的情况之下，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进行着反抗斗争，同时在思想上一种完全摆脱了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影响而反映着纯粹的人民群众意识的宗教运动，在帝国各地区中也开始发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这种宗教运动从形式上看，在帝国除希腊罗马以外的地区中是当地原有宗教的进一步发展，而在希腊罗马则是各种东方宗教传入的一种结果。但这种新的宗教运动所以能在帝国内部各地以同一主要内容普遍而广泛地流行起来，那就是因为这时罗马帝国的人民利用和发展了这些东方宗教的一个主要内容，而把自己的意识和希望灌注在那上面，使之成为了自己的宗教——表达自己意志的工具。这种被利用和发展了的东方宗教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救世主”的观念。
何以这种“救世主”的宗教观念在此时首先在罗马帝国东部，最后在罗马帝国内部各地区人民社会中流传起来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人民在生活上所受到的无比痛苦所致。特别是地中海东部各地的人民，这些地区先为马其顿征服，继而又为罗马征服。在罗马统治者的残酷压榨下，帝国东部各地人民大批地被变为奴隶，被迁往远方异地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或是被强迫当兵，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最初曾采取了积极斗争的方式，在罗马共和国晚期的一百年间，各地的贫民和奴隶曾不断地起义反抗罗马的残酷统治，以期消除使他们生活痛苦的泉源，但所有的直接反抗斗争最后都失败了。失望之余，从当时人民群众的认识水平出发，很自然地人民便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压迫者力量所以这样强大，以致无法摧毁，是因为它受着冥冥中的一种罪恶力量的支持，要想摧毁它也就不是人力所能为的，而必须依靠神的力量，于是人民的反抗情绪便转而形成为一种宗教运动。因此，应该说最初形成这种新的宗教运动的人民情绪是有积极意义在内的，并不单纯是消极的逃避。在这种情绪支配之下，当时在帝国各地的人民社会中开始流传着各种不同的“救世主”的说法。这种“救世主”的说法原只存在于犹太教中，并且犹太教也只限于在犹太人当中传播，但由于这种“救世主”的说法极为符合当时人民群众的上述那种情绪，所以后来就超出了犹太人的范围而开始为一些非犹太人所接受，许多东方宗教中的大神渐被当地人民附会成为“救世主”。随后，演化后的犹太教和这些东方宗教又传入了希腊罗马。这样，一种以“救世主”为中心内容的新宗教运动就在罗马帝国范围内发展起来了。
犹太人是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弱小民族，由于他们一贯受着其他大国的征服、压迫与奴役而无力反抗，为了加强自己民族抵抗外来压迫的胜利信心，团结内部以求在极端艰苦中维持自己民族的生存和文化的独立存在，犹太人曾采取了加强犹太人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办法，并在原来犹太教的基础上发展出来了一种“救世主”的说法。那就是犹太人相信将来神定会派一个救世主（犹太人称之为弥赛亚，Messias，Mashiakh）降生到人世来解救犹太人，使他们能够摆脱其他民族对他们的压迫，并能转过来打倒、征服一切压迫过犹太人的民族，在世界上建立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极乐世界，即他们称之为“天国”或“上帝国”的世界。这种“救世主”的说法为其他民族所接受后，乃扩大了范围，这时那个将要下世的救世主被认为不仅是为解救犹太人了，而是全人类——一切被压迫者的解救者了。此外犹太教中代表人民意识的思想，如“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不工作的人，不应当吃饭”，在此时也特别盛行，从这里可以充分看出当时罗马帝国社会中人民对“劳动”的看法，以及他们对统治者——“富人”的仇恨。这种思想显然是与罗马社会中所流行的那种属于剥削阶级的享乐和轻视劳动的意识相敌对的，而只有当时社会中的奴隶和劳动的贫民才会有这种意识。由此也可看出这种新宗教运动的性质。
除犹太教外，东方古宗教演变为救世主宗教的有下列几种：
（一）扶利迦宗教（为小亚细亚地方的宗教）中的娸贝洛（Cybele）神与亚提（Attis）神被尊为救世主。这一派在公元前二〇四年时即已传入了罗马。
（二）埃及宗教中的爱西（Isis）神与西拉皮（Serapis）神被尊为救世主。
（三）叙利亚古教中之巴阿（Ba’al，Belos）大神被尊为救世主。
（四）波斯教（祆教）在传入罗马帝国后，其太阳神弥特拉（Mithras）亦被附会为救世主。但波斯本身，也就是罗马帝国以外，波斯教并未变成救世主宗教。
这些演化后的东方宗教在其信仰与宗教仪式上有许多共同点：它们的神（救世主）都是童女所生；这些神为解救人类都曾被恶势力杀死，但后来又都复生，表示战胜了恶神；它们的信徒都要接受一种宗教上的洗礼，象征他已得到神祐，保证其死后复生；在信徒之间还经常举行一种宗教上的“圣餐”——聚餐会，最初这实是人民内部的一种表示友谊和团结的生活上的表现。信仰这些宗教的起初也都是贫民和奴隶，它们纯粹是人民的宗教。因此罗马帝国各地的政府，当这种新的宗教运动一出现时便开始压迫这些宗教组织，但并未大规模地进行，故新宗教运动仍继续扩大和发展着。因为这时这种宗教运动还是比较分散的，并未形成一个一神信仰的单一宗教运动，也就是说这时人民的意志还未曾有意识地集中起来，从而表现出一种集中而强大的力量，故罗马帝国政府始终未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对它们进行镇压。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人民的力量一定会逐渐地集中起来，而表现在宗教运动的发展上就是人们逐渐集中地信仰一种能够概括上述各种宗教主要内容的宗教。基督教就是适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
基督教基本上是从犹太教的体系中发展出来的。原来在犹太人受压迫之时，经常有一些预言家出来用神的名义来鼓励人民不要失望灰心，在罗马帝国成立前后，这种预言家更不断地出现，他们向犹太人预言救世主——弥赛亚之即将来临。在罗马帝国成立之初，犹太人地方又有一个预言家耶稣（Jesus）出现，他在宣传弥赛亚即将降临的过程中逐渐相信自己就是弥赛亚本身。在犹太历史上预言家自称为弥赛亚的事本来很多，而耶稣独能受到崇信，是由于耶稣后来和犹太统治阶级发生了冲突，被他们请求罗马派在当地的统治者将耶稣杀死，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正是犹太人与罗马帝国内部其他被统治的种族和人民反对罗马统治的要求正激烈之时，因此自称为弥赛亚的耶稣之遇害，便促使了人们觉得耶稣是为反抗罗马统治者而死的，从而对耶稣便有着莫大的崇敬，加以耶稣其人在宗教上的特殊身份，就使他在人心目中逐渐神化了。耶稣死后，其信徒即将许多救世主的故事都附会在他身上，说他是童女所生，死后三日又复活，不久即将重回人世帮助一切被压迫的人民建立地上的“天国”。这一套说法后又为希腊化的犹太人保罗（Paulus）所信仰，经过他在希腊化地方积极地进行宣传的结果，最后且传入了罗马。自此以后，以耶稣为救世主的宗教就逐渐取代了其他救世主宗教的地位，这就是基督教产生的情况。“基督”源起于希腊文之“基里斯督”（Christos），意即“救世主”。公元七十年犹太人起义反抗罗马的统治，被罗马镇压下去，犹太人大部分被杀死，犹太国亡，原在犹太国内的基督教等于消灭了。所以此后基督教主要流行于地中海世界中。
最初的基督教徒都是奴隶与贫民。如果一种宗教果真是产生于人民群众的需要的话，那么它一定不会只限于精神上的反抗，而一定要同时在人民的实际生活和斗争中发生作用，因此最早在罗马帝国各地出现的基督徒团体都特别带有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色彩，参加这些团体的人都将他们的全部私产归公，大家在一起公食公用。所以这实际上是那些贫民与奴隶在自己生活极端贫困和难以维生的情况下所需要采取的一种互助的组织。这种团体成立的必要性正和原始社会中在生产力极低下、收入极少的条件下人们所需要采取的办法是一样的，不过前者是被迫的，而后者则是自然的发展而已。也正因为如此，前者必须要在宗教组织的形式下才能进行。在当时，这些基督徒团体并没有严密的组织，他们只是公选出一位资格较老或威望较高的信徒，由他义务地管理这个团体中的事务和公共财产，此人即被称为“监督”或“长老”。到后来信徒日多，团体日益扩大，团体中的各种事务工作也日益复杂，一个长老已无法全面照顾，故后来又增设了一种专管总务工作的人，即“庶务员”，长老此后乃专门从事宣传工作。在公元一世纪时期，基督徒团体的组织实质和形式就是如此。
只在进入二世纪后，基督徒团体才开始变质，因而也就逐渐地出现了教会的组织形式。这主要是因为从二世纪开始，帝国内部社会矛盾与生产下降的情况日趋严重起来，帝国政府对广大社会各阶层的压榨也随之加重，此时不仅贫民、奴隶，即使一般中层人物也感到了生活的困难，甚至少数上层分子也觉得他的生活的不稳了，因此这些人也渐渐信仰了基督教。但这些中上层的人参加入基督徒团体后，原来团体中的平均主义思想乃渐渐不能维持了，因这些人只肯把他们的财产的一部分归公，而即使他们只拿出了少数的财产，与原来团体中所有的全部财产相较已是相当庞大的一笔数字了。这样团体内部在经济上就不再是平等的了，团体内部的人的地位也就不会再是平等的了，因而开始有了等级的区别，这种等级的区别又必然反映到团体内部的组织形式上去，于是开始出现了以少数人为主脑的教会组织和教士阶级。
公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时，基督徒团体中的长老、庶务员等管理人名义虽仍旧，但身份实已改变了，此时各个团体中都有一个称作监督的人（即后之“主教”），几个称作长老的人（即后之“神父”）和一些庶务员（即后之“助祭”）。团体中的一切活动渐由信徒彼此之间平等的集体活动变为以上述三种人为中心的活动，而这些人往往就是那些财产较多的信徒，因为他们在经济上较一般信徒优越，故能逐渐地把持了团体中的事务。所以到二世纪后在基督徒中出现了两个新名词，即称上述三种人的“教士”（clericos）与称一般基督徒的“信徒”（laicos）。“信徒”渐不能过问团体中的事务，而这些“教士”也不是对大家负责的一个义务的集体事务的管理者，却已变成团体中的一个特殊阶级了，这样，他们在宗教团体事务上便渐脱离信徒而独立存在，形成了信徒当中的一个统治机构——教会。
从事实的发展上看，由于基督徒团体之日渐庞大，因而它所拥有的财产也日渐增多，团体与外界的联系也增加了，团体内部事务复杂起来，势必需要有许多专人出来负责管理，这原是正常的发展。但由于信徒日益增多，信徒的社会阶层也日趋庞杂，非仅是贫民和奴隶了，社会上的阶级关系开始反映到基督徒团体的内部，使得原本是正常现象的团体内部所出现的专门负责宗教和团体事务的人变成了统治阶级。这就会带来另外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随着教徒中统治阶级的出现，并且这些统治阶级又多系原来社会中的上层分子，这就使得基督教的组织日益丧失了它原来的作用，并便利了国家的统治者对基督教的利用和收买，最后便会使得基督教丧失了人民性，而成为国家统治者的工具。不过，这个变质的过程是一个长时期的事情，因为人民的这种自发的情绪和要求不是一下就会被消灭的，所以直到三世纪时为止，这种组织上和内容上的变质现象还不太严重。
（原载《世界上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28～334页）
基督教本是贫苦人民的运动，故从其成立时起就与罗马帝国政府处在对立的地位，所以帝国政府也自其成立的最初就对它不断进行镇压，但两者之间的冲突始终不太激烈。可是到了公元三世纪时，基督教与帝国政府对立的情况特别严重起来，两者之间曾进行了生死的斗争。
何以此时帝国政府特别仇视基督教呢？如就基督教运动的人民性这一点来说，基督教与其他东方宗教是相同的，但发展到后来引起了统治者对它异常的敌视，则是因为它具有其他东方宗教所没有的一个特点，那就是组织上的特别严密与内部团结力的特别坚强。也正因此，所以它的发展特别快，基督教经过过去二百年间的发展，信徒愈来愈多，组织机构也就愈来愈庞大和完备，不仅每个地方的信徒都属于一个严密的组织，而且各地区教会之间也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故基督教在各地的声势日益浩大起来。三世纪时，普遍于帝国各地的基督教教会实已成为了与帝国政府相并行的机构，甚至被人视为是帝国内部的“国内之国”，因而帝国政府到此时乃开始对基督教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以期将之彻底扑灭。另方面，帝国政府此时特别迫害基督教的原因则是由于基督教因信徒之增加，在此时也拥有了相当大量的财富。而相对地，帝国政府财政却日益窘困，故而想没收基督教之财产，在短时期内解决帝国财政问题。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在公元三世纪时不断发生大规模镇压基督教的事件。
皇帝狄其沃（Decius，公元二四九—二五一年）在位时曾以基督徒之拒拜皇帝为理由，对基督教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基督教之拒拜皇帝在实质上的确不仅只是一个形式上和名义上的问题，而是根本的问题。因基督教初起时原是人民反抗帝国统治的运动，所以从其开始成立起，就在教义中规定了除上帝以外不拜任何的神，也不能将任何人当作神来崇拜。这实际是针对帝国成立后皇帝生时就塑像令人崇拜，死后又都被奉为神这情况而来的。基督教否定了这一点，就等于是否定了皇帝的权威，因而拒拜皇帝就成为了基督教与帝国政府对立的一个象征。在帝国政府看来，基督徒的这种行为当然是形同叛逆，以前个别基督徒之被迫害，就是因为这类事故。但狄其沃时的大规模镇压基督教并未奏效。
帝国政府对基督教最后也是最激烈的一次镇压是皇帝狄欧克利天诺所发动的一次。狄欧克利天诺曾正式宣布基督教为非法团体，禁止它的一切宗教活动，不论其公开的活动或秘密的活动皆算违法的。他没收了基督教的部财产。最能代表这次镇压的规模和决心的是狄欧克利天诺曾下令强迫全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和所有被指认为有信基督教嫌疑的人都要到皇帝像前礼拜，拒绝礼拜的人一律处死无赦。这个命令虽曾雷厉风行了一个时期，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因多数基督徒是视死如归，绝不屈服的，而大批屠杀基督徒的结果，反而引起了一般人民对基督徒的同情和基督徒的敬崇，反过来却对帝国政府更加不满，到后来帝国政府乃不能不考虑这种大规模屠杀的严重后果。加以当时中上层分子——统治阶级中人信仰基督教的也非常多，他们有些就是地方官吏，当然不会去认真执行皇帝的命令，其他人也想尽办法影响帝国政府不要推行这个命令。所以，狄欧克利天诺最后只好承认失败，下令收回了成命。
帝国政府镇压基督教之遭到失败，显示了基督教在三世纪时已根深蒂固，已成了一个无法消除的势力，因此狄欧克利天诺下一代的皇帝君士坦丁（公元三〇六—三二三—三三七年）就改变了对基督教进行镇压的政策，开始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并利用基督教使之成为自己有力的统治工具。
狄欧克利天诺死后，帝国一度混乱，发生了争皇帝位的内乱，当公元三一三年君士坦丁还未取得最后胜利时，就与另一个皇帝在米丢兰侬（Mediolanum）联合发布了一个命令，即“米兰谕令”，承认了基督教为合法的宗教团体，准许其公开活动。公元三二三年君士坦丁再度统一了帝国后，即开始着手拉拢基督教——帝国内部最强大的一个势力，使之变成一个能与帝国合作的机构，以便利用这个势力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君士坦丁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利用了当时基督教内部两个派别的斗争，首先以政治力量支持了其中对帝国统治者有利的一派，使之成为基督教的“正统”，然后再利用它来为帝国统治者服务。
三世纪时的基督教虽然在与帝国政府对立方面是一致的，但其内部也存在有斗争，因而给予了君士坦丁以可乘之机。这种内部斗争主要是源于基督教中一般社会上的中上层分子和贫苦人民的矛盾。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当社会上的中上层分子加入基督教后，从他们个人的阶级立场、阶级利益出发，必然要修改原来流行于基督教中的代表一般劳苦人民的一些思想，如“富人不能进天国”和“不劳动者不得食”之类的思想。其二是表现在信仰方面的分歧上。这种分歧虽然多少有些是由于宗教信仰在技术方面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结果，但归根结底它仍然是基督教内部阶级分化、阶级对立的反映。基督教传入帝国各地后，首先是帝国东部——接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一带地方传布，因而在其流传间受到了希腊传统哲学的影响。在晚期希腊哲学中已认为宇宙间是有一种代表神的力量在活动的，并且有了“三位”的说法，即这种力量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神本身，一是神的力量——“道”（Logos），一是神的智慧——“灵”（Paracletos）。这种说法为基督教所接受，基督徒认为耶稣就表现着这种神力的一方面，即“道”。但表现神力的这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是否本是一个东西的三个方面抑或是有高低主从之分呢？关于这个问题则争论很多。具体到耶稣身上，最后就归结到耶稣的人神身份问题，耶稣是人还是神，抑是人又是神呢。这个问题，就是宗教理论上的耶稣化身的问题，这个争论到三世纪时严重起来，因为这时它已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反映着基督教变质后其内部阶级对立的严重化了。
四世纪初时，在这个问题的争论上，基督教内部主要有两个派别：一派主要主张同性同体论（Homoousios），此派在宗教史上被称为三位一体派，其领导人是亚塔那修（Athanasios）。他们认为神力的这三个方面完全是相等的，并无高低和主从之分，因此体现“道”的耶稣的地位也就同于上帝，因而耶稣就是神。另一派主张类性类体论（Homoiousioi），此派在宗教史上又被称为一神派，其领导人是亚里沃（Arius）。他们认为只有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道”与“灵”都比上帝低，而后二者则是从属于前者的，所以耶稣只与上帝相类似，但不完全等同，这也就是说耶稣基本上与“人”接近。这两派的斗争反映了基督教内部的阶级分歧。主张同性同体论的大多是教会中属于上层社会的分子，他们想将耶稣彻底神秘化，以耶稣神的地位来提高自己在教会中的权威与地位。主张类性类体论者多是一般贫苦的教徒，在当时宗教信仰潮流之下，他们无法否认耶稣为神，但他们仍然希望耶稣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所以这两种信仰上的派别斗争——近人民的宗教意识与远人民的宗教意识的斗争，实质上是教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具体反映。
君士坦丁要掌握和利用基督教，便以政治力量来支持其中有利于他的统治的那一种意见，从而使这派的主张在基督教中取得绝对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上统一起来了的基督教便会由与帝国政府对立转而与帝国政府站在一起了。公元三二五年，君士坦丁在小亚细亚西北角的尼基亚（Nicaea）地方召集了一次宗教大会，这种类型的宗教大会后来正式称为“公议会”。在尼基亚公议会上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即所谓“尼基亚信条”，决定同性同体论是基督教信仰的正统，而斥类性类体论为异端。这就是说基督教中的上层分子战胜了基督教中的贫苦人民，无疑地，此后这些上层分子将要按照他们的阶级利益领导基督教了。这是基督教由一个人民的宗教运动转变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的一个转折点。
尼基亚信条订立后，“正统”基督教在帝国力量支持下开始迫害异端者——一神派，但它并未能将一神派扑灭，在罗马帝国各地，特别是东部，一神派信徒仍很多，他们与三位一体派之间仍有一相当长时期的斗争。
表现在宗教信仰上的两派斗争，除耶稣化身问题外，还有另一关于复活节的推算法问题。复活节那一天原是犹太教的一个节日，据后来信基督教的人的附会，说耶稣死后又复活的那一天恰是犹太教的那个节日，这一天是星期日，所以各年不能是同一天，因而有了许多推算的办法。到基督教内部有了阶级分别，内部发生斗争之后，斗争皆系在宗教口号的掩饰下来进行，因而复活节推算法的这种技术问题也就成为了两派斗争的象征之一。故尼基亚公议会也就附带决定了复活节的“正确”推算法，即三位一体派的推算法。
在公元三二五年尼基亚公议会举行后，基督教开始加速变质，开始依附于帝国政府成为其统治机构的一部分。
基督教自公元三一三年取得了合法地位后，即开始采取了排斥各种非基督教的宗教的手段来使得自己能在罗马帝国国内唯我独尊，所以在公元三一三至三九二年的八十年间，进行了一连串的排异运动。基督教在东方各宗教中，在组织方面本特别严密，故在与他教的斗争中，很容易地就取得了优势。它打击其他宗教的方法有几种，在其势力大的地方则组织教徒强占异教的财富为己有，或在其他教的教徒礼拜时，组织基督徒去扰乱，阻止异类教徒作礼拜，此外它还经过皇帝来打击其他宗教，如劝皇帝减少或根本停止所有基督教以外异教的津贴（罗马帝国对它所承认的合法宗教团体皆有津贴）。由于君士坦丁以后的许多罗马皇帝看到利用基督教来统治帝国人民非常便利，已大多信奉了基督教，故而接受了基督教的建议，削减或停止了帝国政府对异教的津贴。
此后基督教势力日益强大，甚至对皇帝都具有一种限制的力量，在某种情况下还可以做到使皇帝按照基督教的意旨来办事了。如皇帝儒连诺（Julianus，公元三六一—三六三年）本不赞助基督教，不管其动机、政策、目的如何，他曾想恢复罗马旧宗教，因而在其在位期间，全帝国的基督教组织皆与之对立，称他为“叛教者”（Apostata）。当时儒连诺虽想恢复罗马旧宗教，但也不敢公开压迫基督教，故当时基督教仍继续发展着，由此可见基督教势力之强大。基督教提出“叛教者”之名来攻击皇帝，除其表面意义外，实在也还有较深刻的意义在内。因当时基督教虽已变质，但还保有一定的人民性，皇帝之企图恢复罗马旧宗教，多少是一种开倒车的行为，故“叛教者”也可理解为违反历史趋向者之意。在皇帝哥拉天诺（Gratianus，公元三七五—三八三年）在位时，基督教中很有威望的一个人，意大利北部米兰城的主教安伯娄舍（Ambrosius）曾请求他废掉罗马元老院中罗马旧教的“胜利神”神坛，哥拉天诺因而在公元三八二年下令取消了这个神坛。此事虽曾引起了许多不信基督教的元老的反对，但皇帝依然如此做了。同时罗马帝国成立后，皇帝本仍沿袭旧制，兼罗马旧教的最高主祭人，享有“大宗伯”（Pontifex Maximus）称号，此时安伯娄舍也建议哥拉天诺不再兼此异教称号。哥拉天诺亦服从之，除“大宗伯”称号。再如皇帝提沃窦舍（Theodosius）在公元三九〇年因一时愤怒，曾令军队在希腊一城屠杀了许多人民，在此事发生后皇帝去作礼拜时，安伯娄舍不允许他进礼拜堂，说他犯了流血大罪，只许他跪在礼拜堂外面。在他公开举行忏悔后，始准他进礼拜堂与公众一齐礼拜。由上述各事，可以看出这些皇帝不但利用基督教作为其统治工具，而且他们本人也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这种宗教了，足证此时基督教之势力已非常强大，故而能够影响了统治阶级的最上层分子。
公元三九二年，提沃窦舍正式下令以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此后其他宗教，以及三位一体派以外的任何基督教的派别皆为非法宗教，再不准活动。事实上在其成为国教以前已经镇压了一神派，在公元三八〇年且曾大规模地屠杀了许多一神派的信徒。到公元三九二年，“正统”基督教彻底取得了胜利。
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的基督教享有许多特权，如教士免税免役，教会得自由接受信徒赠予的财产，教会财产一律不向国家纳税等。帝国政府并允许主教设立法庭，这种教会法庭受理两类案件，一类是牵涉到教士的案件，一类是与宗教道德有关的案件。自此，帝国内部乃有了两套司法系统。
基督教发展到这一阶段后，已完全丧失了初起时的人民性、进步性，但这种最后的妥协在其初时也不是没有线索可寻的。基督教在其初起时，有其代表人民的一面，但也有与现状妥协的一面，如它承认阶级制度，承认有主奴关系等。然而最初它的进步性是占主要方面的，由于早期基督教徒都是奴隶、贫民与小手工业者，他们都是劳动者，故基督教教义自始就提倡劳作。“不工作的人，不应当吃饭”这一口号，充分表现了奴隶社会人民对奴隶主的愤恨。又如基督教最初虽然就承认阶级制度，但却同时又以为从神的立场看，人都是一样的，实际上虽有阶级分别，但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品格问题。他们认为只要是人，就应有人的地位，这点是与奴隶主之视奴隶为牲畜的思想相对立的。基督教既然传布这种思想，故自始就反对奴隶主以人民的性命为娱乐的角斗。在基督教势力强大后，曾多次影响皇帝使之禁止角斗。这种坚定的人民情绪，虽然在基督教已将要大大变质的公元四世纪初期，也终于迫使君士坦丁接受了基督教的意见，在三二五年正式下令禁止了角斗。一直到公元三二五年尼基亚公议会召开后，基督教开始被君士坦丁掌握了过去，渐变成了帝国统治工具之一，基督教所具有的这种人民性和进步性也因而很快地减削和冲淡了。到公元三九二年基督教成为了帝国国教，并对各异教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后，其进步性和人民性乃完全丧失，只余下了它的妥协的一面了。
此后，基督教即开始成为了帝国统治人民的有力武器。
（原载《世界上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46～354页）
公元三九二年罗马帝国正式承认基督教为国教，这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极其重要的关键，决定了它成为帝国统治机构的一部分。至此基督教已经全部完成了它的变质过程，最初所具有的人民性和进步性已完全消失了。与其彻底变质相适应，为了使教会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效的统治机构，公元三九二年后基督教在宗教经典的修订、教会的组织、宗教礼节和仪式以及宗教理论——神道学等方面都有着一些与此前不同的整顿和创造。
在宗教经典方面，这时有了公认的宗教经典——《圣经》（希腊文为Biblia，拉丁文为Canon）。此《圣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犹太教的经典，即中国天主教称之为《古经》，耶稣教称之为《旧约》（Vetus Testamentum）的。但当时被据以为《圣经》的这部分犹太教经典已不是犹太文的原本，而是由一些分散在罗马帝国境内各地的犹太人，特别是在地中海区域以亚历山大里亚城为中心的一些已经希腊化了的犹太人所翻译的希腊文译本，此希腊文译本因是由七十二人分别译出的，故又总称“七十”（Sep-tuaginta）。除犹太教经典外，另一部分的基督教《圣经》则是公元一世纪最早的一些基督徒所写下来的东西，这些文献一直在基督教内部流传着，到公元四世纪时经教会之审订，亦被公认为基督教的经典。这部分经典，中国天主教称之为《新经》，耶稣教称之为《新约》（Novum Testamentum）。最初基督教的《圣经》，无论《旧约》《新约》都只有希腊文本，稍晚才又有了耶娄尼摩（Hi-eronymos，公元三四八—四二〇年）所译的拉丁文本出现，流行于西方。这种拉丁文本的《圣经》被称为“Vulgata”，后来变成为西方教会所用的标准本。今日天主教的《圣经》仍以此拉丁文本为准。
在教会组织方面，此时出现了几种新制度。其中以主教掌握“神权”的制度最足以说明基督教之变质与教会之统治机构化。教会中的统治阶级——教士中本以主教地位最重要，而此时主教集团不但已完全变成基督教内部的最高统治者，并且又被认为是具有神权的人。主教具有神权的理论是说，耶稣曾将其神权亲自授予了他的十二个弟子（中国天主教称之为十二宗徒，耶稣教称之为十二使徒），而主教则又自十二宗徒处继承了这种神权。这就等于说主教就是耶稣的人间代表，主教有支配教徒的绝对权力，所以主教具有神权的统治理论成立后，主教甚至在形式上也不再是早期基督教内部为信徒服务的教徒内部的一分子了，而是以其神权来绝对支配所有信徒的统治者了。主教神权的实际内容有三：一是关于教会信条和制度的决定权。二是《圣经》的解释权。因《圣经》内容非常庞杂，特别是犹太教经典的那一部分，包括有种种与宗教无关的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内容，因而在用基督教观点来牵强附会时，就往往会发生许多不同的解释。当然，出身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信徒和教会内部各种地位的教士都要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在这种时候，主教有权决定《圣经》的“正确”解释，也就是说此后对《圣经》的解释绝对只能有利于教会中的统治阶级，也就是有利于社会上的统治阶级。三是基督教内部长期口传下来的一些不见于明文的传统（traditio），这种传统要由主教决定其是否有效。从上述种种说法可以看出此时教会机构已完全把持在少数主教手中。此外，与主教神权确立之同时，主教派立方法也有了改变。最初主教的派立完全是由信徒群众选举的，此时这种传统虽不能废除，但是由信徒群众的选举并不能将神权给予主教，所以信徒的选举，只被当作是公众所表示的意见，而被选举出来的主教必须由邻区的主教给他“祝圣”——即传授神权后，始能正式作主教。
每个主教有自己管理的一定的“教区”（dioecesis），在这个区域内他有权处理一切有关教会的事务。有关整个教会的大问题，亦即各教区之间的共同问题则需召开公议会来决定。这种公议会制度的创始就是公元三二五年君士坦丁大帝所召开的尼基亚公议会。公议会的召开没有一定规定的期限，有需要讨论的问题就随时召集。
此时在教士阶级中又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人物——修士。修士起源于修道制度的建立，而修道制度之成为教会制度的一部分与修士之成为教士阶级的一分子则经过一个由人民运动发展为统治机构的过程。修道这种办法原是基督教内部的反对教会变质的一个人民运动。在公元二世纪初期许多中上层阶级中人加入基督教后，基督教即开始变质，于是一些反对教会制度化和统治化的信徒便脱离团体开始在家修行，但在家修行不免有许多琐事烦扰，故到二世纪末三世纪初时，最先在叙利亚、埃及等地有许多基督徒离家到旷野中去修行，过一种苦修生活。到三世纪末、四世纪时，修道已成为一种广泛的运动。当时出家苦修的多是一般贫苦信徒，他们以修道的办法来反对主教对教会的控制，所以修道运动实际是基督教内部反对基督教变质的一种运动。主教集团最初曾反对和禁止这种运动，甚至诬蔑它为“异端”。但是他们的反对和禁止并不能发生作用，相反地参加这个运动的信徒反而日益增多。因此主教集团到后来只好改变了手段，由压迫转而为软化，即承认了这个运动的合法性，使这个自发的运动变成为由他们所控制和领导的有组织的运动。四世纪时乃由教会出来设立了一些修道院，组织信徒在内修行，同时承认修士为教士，即基督教统治阶级中的一分子。这等于是瓦解了这个信徒群众的反教会运动。此后修道院就成为了基督教内部统治机构之一。修道院成立后教士阶级（clericus）开始分为世务（saecularis）教士——主教、神父等和入会（regularis）教士——修士两种。
在宗教礼节和仪式方面，有礼拜日制度的规定。这种制度原系继承自犹太教的安息日制度。犹太教本以每周的第七天（星期六）为安息日，基督教模仿此制度设立了礼拜日的制度，但因传说耶稣复活那一日是星期日，故基督徒乃选定此日作礼拜，而不用犹太教的星期六。此外，基督徒又有必须举行的圣事（sacra-mentum，意即宗教礼节），在四、五世纪时，此圣事包括四种礼节：一是圣洗，即洗礼，每个人参加基督教和信徒小儿初生时都要举行一次圣洗，表示洗去过去罪孽，重新做人；二是坚振，小孩生下后先受一次洗礼，到十二岁左右时再由教士重新给他行一次礼，称坚振，即坚定其信仰之意；三是圣体，即东方宗教中原有圣餐，基督教接受了东方宗教中的一种说法，认为圣饼圣酒在教士祷祝后即变成了神的血肉，人吃了以后就可以获得神力；四是告解，即信徒先向教士忏悔自己所犯的罪行（告），然后由教士用神的名义赦免他的罪恶（解）。在此时，由于教士阶级故意发展迷信，以利于他们对教徒的统治，圣像（icon）的崇拜乃逐渐流行起来。基督教最初并没有任何物质的崇拜对象，因为他们认为神是无影踪可寻的。后来在耶稣受难事迹的传说下，为表示他们对耶稣的信仰，开始崇拜起十字架来，架上有时还雕有耶稣受难的形象。后又崇拜所谓宗徒们的圣骨。到基督教成为统治机构后，乃故意加强迷信信仰，制造和附会出许多神和圣徒出现或示意的奇迹，于是便无中生有地绘制出了许多圣人、天使、耶稣、圣母等的所谓真容像来，使之成为信徒的崇拜对象。
公元三九二年以后，适应着基督教完全变质的另一重要发展，就是一套系统完整的宗教理论——神道学的完成。神道学不同于基督教最初产自人民当中的朴素的宗教信仰和传说——原始教义，而是企图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像一般哲学思想一样地来解释整个的宇宙和人生的宗教理论。就这种宗教理论的哲学部分来说，系源于希腊哲学，当基督教传入罗马帝国后，即大量地吸收了希腊哲学的唯心部分，主要是柏拉图以来的唯心哲学。神道学的出现，早在公元三九二年以前，并且种类繁多，这种不易为一般信徒群众所理解的烦琐的宗教哲学的出现，有两方面的背景：一个就是意味着基督教早期阶段的变质，因为把显明的一般人民易懂的朴素的宗教信仰复杂化，有利于当时在基督教团体内部逐渐增多的社会中上层的教徒为了本身利益对原始教义的曲解；一个就是为了吸收知识分子来参加基督教，因为当时罗马帝国的知识分子都多少懂得一些希腊哲学，如要他们把自己哲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改为基督教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那起码得把宗教哲学化，否则他们便认为基督教没有哲学理论，过于简单，而许多知识分子加入基督教后自然地又促进了神道学的发展。但公元三九二年以前基督教中还没有一套系统而完整的占统治地位的神道学。三九二年以后，随着基督教的完全变质，教会的完全成为了统治机构，一套目的在于说明教会统治的合理化以及维持现世秩序的神道学成熟了，并且以罗马城的陷落（公元四一〇年）为契机，通过奥斯丁（S.Aurelius Augustinus，公元三五四—四三〇年）正式出现了。
奥斯丁最初并不信基督教，他曾涉猎各家哲学，对希腊罗马的各种哲学思想皆有研究，是一个大知识分子，到三十余岁时始信基督教，于是就成为了基督教中的神道学大师，因而也就受到教会内部统治阶级的青睐，地位上升很快，不久就作了北非地方西波城的主教。公元四一〇年罗马城陷落之时，他仍在西波城任主教。罗马城的陷落对罗马人心震动极大，特别是罗马的统治阶级，因为他们一向就陶醉在罗马永恒城的迷梦中，一时很难清醒，于是许多不信基督教的罗马元老们就归罪于基督教，认为这全是由于罗马人不信罗马旧教而信了异教之故。当时奥斯丁就在西波城的礼拜堂中，作了一系列的演讲，用一套宗教哲学的理论，主要是有关历史哲学方面的理论来反驳那些非难基督教的罗马元老的说法。这套演讲后汇集成书，名《上帝国》（De Civitate Dei）。这是一整套的从基督教会立场出发的历史哲学，就是以基督教为中心，从人类的起源讲起，一直到人类的末日为止，对人类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整个历史过程进行了一番解释和预言。全书总的精神与最终结论有二：一是教会应该是现世世界上的最高统治机构，一切国家机构都要从属于教会，顺便也就否定了罗马人认为了不起的罗马城陷落的意义。二是不要触动现世的社会秩序，这样就完全否定了基督教原始的革命思想。而这两个论点后来一直是基督教以及直到今日为止的天主教会的根本精神。因此奥斯丁的宗教理论也就成为了直到今日为止的天主教教会方面的官方理论。所以我们说奥斯丁的宗教历史哲学是过去许多神道学理论的一个总结，是适应着基督教的完全变质而出现的。
奥斯丁的《上帝国》在说明上述两个论点的时候，主要就是根据他在曲解基督教原始教义中附会出来的“天堂”说。他首先从犹太教，亦即基督教的神话讲起。按犹太教的神话，人类本来是永远不会死的，只是由于后来犯了罪被上帝处罚了才会死的，并且死后灵魂还要下地狱。然而上帝怜悯人类，不愿人类死后都下地狱，于是就选中了犹太人为“选民”，使教主在犹太人中间降生，犹太人皆信仰之，便可得救。然后其他国家的人再信犹太教便都可得救，这样地上便会出现了“天国”，也就是奥斯丁称为的“上帝国”。显然按照原始教义，这个“天国”是在地上的。但奥斯丁由此又进一步发挥，他认为上帝本来想先把犹太变成上帝国，但因为犹太人不信教主，反而把耶稣杀死了，所以上帝最初的计划也就落空了。至于现在“上帝国”的解释，奥斯丁便把它分成了两部分，他说真正的上帝国是在天上，亦即“天堂”，但要想进入真正的上帝国，则又必须要先通过一个地上的上帝国，只有到人们全加入了地上的上帝国之后，真正的上帝国才会实现，所以地上的上帝国是为真正的天上上帝国的最后实现作准备的。
首先奥斯丁说现在地上的上帝国不是别的什么，而是现世的教会，因此只有当教会成为世界上最高的统治机构，亦即人们都信了基督教之后，天堂才可能实现。所以罗马城的陷落并不是不幸的事，相反地，它正表示了罗马世俗国家的历史使命已然终结，新的世界已来临了，教会将代替罗马帝国控制统一全世界，以完成实现上帝交付与它的使命。一切国家今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促使上帝国早日实现，所以它们应该属于教会，为教会服务。这套理论说明了教会成为一个统治机构的合理合法性，所以以后中古时代西欧的教会在这个理论支配下，不是压倒了国家机构，就是与统治者携手合作。
教会后来能够和统治者密切合作，或是统治者有时能够真正从属于教会之下的原因，就在于奥斯丁理论的另一个根本论点是大大有利于世俗统治阶级的，因为他否定了基督教原始教义中来自人民中间的革命思想。人民最初所理想的“天国”，本来是指现世世界的太平世界而言。原始的“天国”一词原是人民中间所流行的一句口语“救主复临”（此字在犹太人所熟用的亚兰米语中为Maranatha），传至希腊罗马后，希腊文译为Parousia，拉丁文译为Adventus，两人见面打招呼，或写信时在信的结尾皆用此语。此语的含意有此世的“千年太平”之意，绝不是企望来世的快乐。对现实生活来说，他们希望耶稣再回来（“救主复临”），把旧的统治机构完全摧毁，耶稣成为人民之王，于是“千年太平”的“天国”也就实现了。直到公元二三世纪时，基督教中的“天国”思想仍是这样为一般信徒所理解的，但到三世纪末四世纪初时，教会的变质严重化了，教士阶级中人开始反对这种说法，甚至说这种思想是异端，而认为现世的社会秩序是不可推翻的，但尚未能建立一整套的理论来代替原始天国的说法，直到奥斯丁的《上帝国》发表后，才正式用宗教理论的形式把此世天国曲解为来世天堂，因而对现世世界的社会秩序主张完全接受，因为基督徒的希望是在来生而非今世。奥斯丁并用上帝的名义肯定了奴隶制度，他说：“奴隶制度是上帝所命定的，谁要取消奴隶制度，就是背叛上帝。”不但承认了奴隶制度，而且还认为它是万世不变的。所以这种形而上的宗教哲学，无怪它不但为当时的统治阶级——奴隶主所欢迎，而且一直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时也为封建主和资本家所热烈拥护了。
自此之后，这种反原始教义的神道学既然成为了基督教会的正统理论，从而为现世的统治阶级服务，那么奥斯丁以后各个时代在基督教内部所产生的人民意识便不能不以企图恢复原始基督教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种类型的基督教内部的人民运动首先便被教会宣布为异端，然后再在世俗统治者支持下利用政治力量进行残酷的镇压，以至大规模的屠杀。所以“异端”运动很少有成功的，即使有个别有所成就的，也很快就被统治者收买和利用，与原来的教会合流了。
（原载《世界上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78～386页）
在本年一月高等教育部委托复旦大学在上海召开的世界上古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中，曾谈到大纲中是否需要亚欧草原游牧部族与土著世界关系一章的问题，主张要此一章的理由有二：
（一）世界史应当是全世界的历史，由于史料的关系，我们不得不侧重土著国家的历史，但游牧世界大约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以后，最少在个别地方，已开始超越了原始社会的阶段，已开始有了初步的阶级分化，已开始有了国家的雏形。既然如此，我们在名为“世界史”的课程中，就不当把它漏掉。
（二）上古史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难以捉摸各国各区之间相互联系的问题，由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和交通工具及交通方法的简陋，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又由于史料的缺略，最少从表面上看，各国各地似乎主要地是在各自发展，不仅没有近代交往频繁、世界基本上一元化的现象，连中古时代那种比较密切的相互联系也不容易发现许多。但即或是在上古时代，世界的发展在很高的程度上仍然是脉络相通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另文论及，此处不赘，见《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版）一九五六年一期《对世界上古史改分区教学法为分段教学法的体会》。除根本原则问题外，我们又有把整个旧大陆的所有重要部分联系为一体的一个现成媒介，就是游牧部族，尤其是公元前一〇〇〇年以下开始特别活跃的游牧部族。土著国家的居民一般的是固定不动的，相互之间的征伐也往往局限于世界的一隅。只有游牧部族是自由自在地东西驰骋，同一个部族可以在先后不远的两段时期与中国和欧洲都发生直接关系，东西的交通路线也在很大程度上经过这个游牧世界。所以我们如果以游牧世界为主而观察全世界，会发现永远站在土著立场所不能见到的许多历史景象和历史关系，这对于全面掌握历史是有帮助的。因而，以此为内容的一章，应当列入上古史的教学大纲中，最好是编为最后的一章，在某些方面使它有概括全局的性质。
会中经过讨论，承认这样的一章是需要的，但由于资料缺乏，认为目前就把这一章列入，会造成实际教学中的困难，最后会中决定把与此章有关的内容定为“参考资料”，并建议在此方面曾作尝试的教研组把已经掌握的资料撰成论文，提供大家参考。南开大学在过去三年中曾就此问题作过初步的试探，会中委托南开先行撰写。我们接受了这个任务。我们的经验仍然极不成熟，没有把握的地方很多，下面勉强写出，无论在思想性方面，在整个的结构和取材方面，或在任何细节细目方面，都诚恳地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指教。
一、性质与目的
本章以游牧世界及游牧土著之间的关系为主题。前此的学习都是以土著世界为主，对于游牧部族最多是附带论及。现在我们要换一个方向，要试图站在游牧部族的立场来看土著世界以及整个世界。这个问题是有它一定的复杂性的。土著居民都在固定的国家疆界之内生活活动，一国一地的历史有它比较分明的轮廓。国界当然不是长久不变的，居民当然不是永世不移的，但土著世界的变动面和固定面之间可说是有比较容易捉摸的辩证统一性可寻的。游牧世界的历史则不然。它当然也是有规律性的，但它的规律性最少在表现的形式上是与土著世界不同的。要全面地了解游牧部族的历史，我们就必须随时东西穿插，由中国经中央亚细亚、印度、波斯而达西亚及东欧的这一个广大的原野，这是大大小小的游牧部族出没无定、相互激荡、由极东到泰西往往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整体世界。不仅各游牧部族内部的关系如此，它们与土著世界的关系也往往是如应斯响地东西呼应，往往在东西相隔万里以上的两端先后同时形成土著国家的严重威胁。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其中必有根本的原因在；只是因为游牧部族没有文字的记载，我们仅能由土著各国的内部情况解释这个问题，而无法通过掌握双方的情况而全面地了解这个问题罢了。
我们今天实际只是通过游牧土著的关系而认识游牧部族的历史，游牧部族本身的历史我们是所知甚少的。这种关系史的意义极为重要，它帮助我们体会远在上古时代世界各国各地之间的密切联系。
本章特别着重上古时代中期以下的一段历史。公元前一〇〇〇年以前的游牧土著关系，我们所知更少，可在土著国家有关的各章中附带论及，无需另辟专章。但自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起，游牧世界内部开始发生比较根本的社会变化，阶级对立和国家机器开始出现，自此不再是较小的游牧部落与土著国家发生接触或冲突，而是具备国家雏形的较大部族联盟在漫长的疆界上与土著国家对立斗争。这个局面，一张一弛，前后延续了一千年以上，到公元四五世纪间而土著世界的堤防全部被突破，由中国到西欧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游牧部族大迁徙，在这个大迁徙的过程中也就在全世界范围内结束了世界史的上古阶段。
二、游牧地带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由蒙古到乌克兰的草原地带，其中包括干燥的平原、高原和一些错综复杂的山岳丘陵，但大体上是一望无际的深草原野，就是上古时代的游牧世界；以今日的政治地理而论，其主要部分都在中国和苏联两国的国境之内，另外又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全境、阿富汗的大部和伊朗的一部。
这一个大的世界，没有固定的和清楚的名称；如有名称，一般地也是土著国家为它起的。中国自汉代起，称它为西域。西域一词有广狭的两种含义：狭义的西域是由河西走廊到葱岭以东之地，大致等于今日的新疆，广义的西域意义不定，随着中国政治势力、文化影响、对外贸易关系的时伸时缩，一切中国以西的地方都是西域。
印度对游牧世界，似乎没有定名。希腊罗马称它为塞其提亚（Scythia），称其人为塞其提人（Scythae），“塞其提”可能是当地人的自称，希腊人不过是模仿当地的发音而把它希腊化而已。中国也知道这个名词，特称葱岭以西的许多部族为塞种或塞人。希腊的所谓塞其提亚也有广狭二义：狭义所指，限于喀尔帕提山（Carpates）至顿河（Tanis）之间的草原，广义的塞其提亚东延无定，正如中国的西域一词的广义范围西延无定一样。
以上是地名。关于族名，中国历代所接触的游牧部族甚多，各有专名；希腊当初虽然泛称一切游牧部族为塞其提人，但到晚期，特别到罗马兴起之后，也是不同的部族各有专名。这都待下面交代。
游牧部族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主要地可说是在于它们入侵土著世界后而引起的世界历史变化。史学研究的对象，以土著地带为主，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下，土著地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历史的主要发展和文化的主要贡献均在此地带。此一地带的发展虽然也不平衡，但最前进的社会都在此出现。最早进入阶级社会的，是土著世界的一些地方，而游牧世界此后仍然长期地处于氏族社会的阶段。
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可作为土著游牧两大世界最后分化对立的时限。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埃及四大河流地区，至此都已进入以农业为主的氏族社会晚期或阶级社会初期的阶段，而同时亚欧大草原的自然景象也确切出现，个别孤岛式的地方虽然仍可保留一点农业，但基本上农业生产已成为不可能，旧有的畜牧也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就是改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游牧世界出现了。
随着游牧世界的出现而来的，就是游牧土著的对立和斗争，游牧部族是经常要侵掠土著国家的。游牧世界生活较苦，部落之间惯于互相侵掠，对于在它们看来是特别富庶的土著国家进行掠夺，那更是当然的事情了。除了经常的边境纷扰外，在上古时代游牧对土著的侵伐曾经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以下的几个世纪，第二次在公元前一五〇〇年以下的几个世纪，第三次在公元三〇〇年以下的几个世纪。前两次是否曾影响到中国，待考，但由印度到欧洲都曾引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两次部族移徙，可与由印度到欧洲各土著国家的历史合讲。第三次的移动，并且上溯到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阶级开始分化时期以下的游牧部族发展史及其与土著地带的关系史，是本章所要说明的主题。
游牧地带，就自然条件言，是自成一个世界的，南北都有屏障：往北不是难以穿过的原始森林，就是令人难以为生的苔原，往南则是延绵不断的山脉。过了南界的大山，就是富于诱惑力的土著世界。由东而西，沿着山脉有一些隘口可以通过，也是历史上游牧部族侵入土著国家的必经之路。在中国的北边，经过阴山，通过雁门，可以进入晋北；在西北，通过玉门、阳关，可以进入黄河上中游以及一部蒙古平原的地方。经过今日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的各山口，可以进入伊朗高原和印度河流域。经过高加索山，可以进入亚美尼亚高原以及更南更西的地方。最后，经过多瑙河下游的河谷，可以进入巴尔干半岛，由巴尔干又可以很容易地转入小亚细亚。在上古时代，以至到了中古时代，这都是游牧部族不只一次地向土著世界涌进的通路。
使游牧部族能够经常在边境向土著世界侵掠的，主要的是它们牵挂较少的来去自如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主动地选择比较弱的据点进行袭击，所以也就可以以少胜多，小股的人甚至可以一掠而逃，使土著国家较大但是也较集中的队伍处在措手不及的被动状态之下。除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基本情况外，马的使用更加增强了游牧部族的袭击能力。
草原世界的文化，由一个重要方面言，即由交通动力方面言，可称为“马的文化”。马为游牧世界驯服的畜种。马的使用，可能在游牧生活方式出现之前已经开始，但马的潜在力量的彻底发挥，则是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后游牧部族的贡献，土著世界的各国当初似乎都未驯马，土著国家的用马都是先后由游牧部族学来的。
野马本是人类渔猎采集生活阶段的一个猎取对象，后来到了驯畜时，驯马在最初也只是为吃马肉，不久又发现马乳可食。马既已驯服之后，就又成了一个重要的劳动力，可以驮物载重。有车后，马又挽车。但在上古时代，马仍是特别贵重的畜类，土著地带一般的车辆，用牛或用驴拉的较多，只有在中国用马拉车是比较普遍的。至于在游牧世界，用马挽车是当然的事。游牧部族居住营幕，移动时一般是把整个的营幕驾在车上，成为“行屋”。
游牧部族又用马拉一种轻便的车辆，上阵打仗，就是中国所谓“戎车”。这似乎是大草原西部各族于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发明的，此时它们开始入侵西亚各土著国家，战车一时成了他们所向无敌的一种武器，许多大大小小的土著国家都被征服。中国同时或稍晚也有了战车，似乎是自制的，并非学自游牧部族。中国在上古时代大概是独自发明战车的唯一土著国家。
最后，游牧部族开始骑马，并且骑在马上作战，就是中国所谓“骑射”。这也是西方游牧部族、特别是塞人的一种发明。骑射大约是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出现的一种新的作战技术。在此以前，一般地无人骑马，骑驴的也不多见。至于牛，由于躯体构造的关系，根本难以乘骑。到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塞人初次解决了乘骑的一切技术问题，除作战外，马从此成了游牧世界有革命性的一个交通工具。在近代科学交通工具发明以前，马是人类最快的交通工具。善骑的人骑着良马飞跑，在短距离内是可以与火车竞赛的。生产力低下、地广人稀的游牧世界，生活中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交通问题，人们经常地相互隔绝；虽然可以相互侵扰，但若要大规模地组织联系，那就极为困难了。交通问题的解决，是在广阔范围内组织联系的一个先决问题。自从骑马之后，游牧的人们可以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自由驰骋。至此，游牧部族才有可能建立具备国家雏形的较大部落联盟，最少在西方塞人的地方此时开始见到阶级的分化和早期国家的建立。游牧世界建立国家，是比土著世界最先进的地方要晚两千年以上的。
已是土著世界经常威胁的游牧部族，至此成了土著各国防不胜防的大患。现在他们骑在马上，来去如飞，土著军队的被动地位更为加深了。
以下我们先讲西方的游牧部族，就是与希腊人接触较多的塞人或塞其提人。
三、塞人与希腊
塞人的语言属于何一体系，不详；他们内部的语言是否统一，甚至是否属于一系，也待考。我们只知道由中央亚细亚到黑海北岸，称为塞人的部族甚多，各部相继得势。与希腊人最早接触的一种称为其美里人（Cimmerii），至公元前七世纪又称为塞其提人，到公元前三世纪开始盛强的部族又称为萨马提人（Sar-matae）。三种人都泛称塞其提人或塞人。
由希腊人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塞人生活的轮廓。他们的物质生活主要靠牲畜，马牛羊是他们主要的财富。由于树木缺乏，畜粪就是他们的燃料。衣服为皮制或呢制，营帐也是如此，原料都来自牲畜。
他们的军事生活也以牲畜、特别以马为主要物质条件。他们吃马肉，饮马乳，但马的关键地位是它的军事工具资格：先拉战车，后备乘骑。塞人作战的武器，以弓箭为主：车战阶段已是如此，骑战阶段更是如此，飞马急驰时而准确发箭，成了塞人以及其他游牧部族的一种特殊技能。另外，他们有短刀、长矛、斧钺，供作交战之用。
塞人的服装与他们的军事生活密切相关，特别是到有了骑射之后，服装的制造原理完全是为了适应马上作战的要求。绔、长靴、马褂、尖帽或风帽构成塞人的全套戎装。头饰或是高而尖的小帽，或是紧护头部而披于背后的风帽，两者都不兜风，没有阻力，利于马上奔驰。马褂护卫上身，保持温暖，同时又不阻挠两腿的动作。长靴为两脚及胫部御寒，同时又挡住了内胫与马腹的摩擦。绔为骑射战术所必需；一般的骑马可无需有绔，经常骑在马上急驰的生活则要求穿绔。
人类服装的历史，看似复杂，原理实际甚为简单。较宽的一条腰带，是有了编织技术之后遍世各地的普遍服装及基本服装，冬季在寒冷的地区或者再披上一件兽皮。这种最原始的衣服，进一步发展，或者成为整体的长袍，或者成为上下两分的衫裙，就是中国古代所谓“上衣下裳”。服装不分男女，基本上是一致的。在热带和温带，服装长期停留在这个阶段上。在较寒之区，就亚欧大陆而言就是温带的北部及接近或进入寒带的地方，两腿后来加上胫衣，左右各一。胫衣，中国原称为绔，就是后日所谓套裤。再后，套裤加腰，连为一体，成为开裆裤。较北的土著地带，下衣的发展到此为止，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亚欧草原游牧部族的事了。大约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塞人在骑射的同时又制成了合裆裤，就是中国古代所谓裈或穷裤。这当初虽是一种军事性质的发明，塞人当然很快就发现穷裤的高度御寒功用。穷裤和骑射不久就传遍了整个的游牧世界。
以上是塞人物质生活各方面的情况。在政治方面，我们只知道与希腊人接触的塞人的政治中心在后日俄罗斯南部的地方，即黑海北岸的乌克兰一带。公元前八世纪他们已开始与希腊通商。他们是纯游牧部族，但同时他们又征服了当地一些经营农业的土著部族，并向他们征贡。塞人活动的范围向西达到匈牙利高原，向南虎视希腊，马其顿人经常在边境上与他们斗争，特拉其（Thrace）东部是双方主要的争夺对象。
在社会性质上，塞人已进入氏族社会末期，阶级分化已经开始，部落联盟的管理机构已开始转化为国家机器，对于土著部族的征服和征贡更加强了这种发展的趋势。但与土著国家的希腊各城邦比较起来，他们仍是落后的，所以与希腊的商业关系是一种不对等的贸易。他们由希腊输入纺织品和其他奢侈品；他们自己只有皮料和呢料，所以贵族特别欢迎希腊的纺织成品。作为向希腊交换的，以麦为主，这都是被征服的土著部族所纳的贡粮。他们自己所养的牛马，也输往希腊。塞人世界经常见到希腊商人的足迹，远达里海以东也有发现。
较东的塞人，我们知道得很少。有一批塞人曾穿过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东北部，在公元前三〇〇年左右建立了滂陀国（Pontus）。他们改游牧为土著，但主要地不是从事农耕，而是从事畜牧，以养马为生。
在里海以南也有一些塞人，与波斯人接触，成为波斯的一个边疆问题。在波斯历史和印度历史上，塞人称为塞卡（Saca），与希腊文的塞其提是同一个名词。
再东的一批塞人，部族的名称为大夏（Daha），于公元前三世纪中期占领了中央亚细亚药杀水（Jaxartes）及乌浒水（Oxus）流域的地方，建立国家，就是中国史籍中的大夏国。此地原为最东的希腊化地区。公元前二世纪是大夏的最盛时期。但到该世纪的后期，原处在当时中国西北的边外、被匈奴驱逐而辗转西迁的大月氏人最后到了这个地方，征服了大夏。这就是不久之后张骞所到的大夏。这个大月氏的大夏后来发展到印度河流域，公元一世纪中期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的贵霜王朝。
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南俄为中心的塞人国家内部发生了政变，同种的萨马提人攻败了塞人，建立了新的政权。失败的塞人，一部南逃到克里米亚半岛。此后数百年此区的历史不明，经过日耳曼人一度占领后，到上古末期和中古初期它成了斯拉夫世界的一部，塞人和萨马提人都成了斯拉夫人，特别是东斯拉夫人的组成部分。
四、中国上古史上的游牧部族
在上古时代与中国接触最多的游牧部族就是匈奴。正如塞人的种族和语言体系问题，今日仍难解决，匈奴人的种族和语系我们也仍不能判明。在生活方式上，他们基本与塞人一致，只在有些方面较塞人发展得稍为迟缓。
自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匈奴就在北方和西北方与中国接壤，由殷商到两晋，前后一千五百年以上，双方的斗争始终未断。殷代称匈奴为鬼，称其地为鬼方，殷高宗武丁（公元前一二五〇年左右）曾与鬼方大战三年。周当初在西北，称匈奴为昆夷、混夷、串夷、犬夷、畎夷，有时也用殷名称为鬼方或鬼戎；殷周之际，周人在西北也经常地与匈奴作战。周太王（公元前一一二五年左右）大概一时曾为匈奴所败，王季继续作战，到文王时周人才开始占上风。
西周时代（公元前一〇二七—前七七一年）中国称匈奴为猃狁、犬戎、西戎。穆王曾败匈奴（公元前九〇〇年左右）。厉王时（公元前八五〇年左右）匈奴入侵，一部诸侯及卿大夫乘机把王驱逐。宣王（公元前八二七—前七八二年）曾与匈奴发生过剧战。幽王时（公元前七八一—前七七一年）匈奴卷入了中国内部的斗争，最后与一部诸侯战败并杀死了幽王，结束了西周时代。
以上的这些名词，如鬼、昆、混、犬、畎、串、猃狁，实际都是同一名词的音转，只是汉字的写法不同而已。西戎的西字，当然是就方位而言，不牵涉到音转问题。这些同一名词的各种音转，就是战国以下的匈奴。
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七一—前四七三年），在中国匈奴的关系上，秦晋成了首当其冲的国家。秦仍用旧名，称匈奴为戎或西戎，秦文公败匈奴，收复了西周末年被匈奴侵占的岐西之地（公元前七五三年）。秦穆公（公元前六五九—前六二一年）降服了西北的许多匈奴部落，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秦穆公“霸西戎”。
晋国在习惯上开始采用匈奴各部族的专名而分别称呼，如鲜虞、狄、无终等等。春秋时代三百年间，晋国屡屡与遍布在今山西省北部的匈奴作战，其中一次战役的经过，特别帮助我们了解殷商到春秋八个世纪间中国匈奴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此处可具体交代一下。公元前五四一年，晋与匈奴在大卤（今山西中部，包括太原在内）作战，战场狭隘，匈奴只有步兵，而晋军以戎车为主，在狭隘的战场上施展不开，晋军的主帅于是临时变通，叫所有的人都下车，编为步兵，结果大败匈奴。
在战国以前，无论是在当时中国的边外或畿内与匈奴作战，中国的记载中没有一次提到匈奴以戎车或乘骑作战，而由春秋晚期的大卤之战中，我们知道匈奴只有步兵。这是匈奴与草原西部游牧部族大不同的一点，西部的人在一千多年以前已经车战，并且把车战法传入西方的土著国家。而在东方，至迟到殷周之际，中国已有车战法，而与中国接触的游牧部族反倒长期仍只步下作战。此中的原因仍待研究，但它的影响却是极端重要的。由殷到战国初期，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中国基本上处在铜器时代，生产力不高，对于适于农耕的边远地区无力开发，所以雁门以南，玉门和阳关以东的大块土地并未成为中原国家的田园，而是匈奴部族的牧地。只能作为牧地的干旱之区不能改成田园，田园之区却是可以作为牧地的。此时匈奴深入田园之区的内陆，中国可说是处在劣势的。但反过来讲，中国善于车战，在一般的战场上中国的军队总是处于优势的。所以匈奴尽管深入田园之地，却不能形成生死攸关的威胁，大部的时期主动仍然操在中国手里。假定匈奴也有车战法，特别假定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后匈奴也开始骑射，历史的局面就会大有不同了。下面讲到战国时代，我们更可明了此理。
进入战国，中国开始用匈奴或胡的名称，两词也只是不同的音转。匈奴问题的严重化，是进入战国以后的事。匈奴没有经过一个车战的阶段，在春秋战国之交，或战国初期，匈奴开始骑射。关于此事的年份和经过，我们完全不知道，一定是公元前五〇〇到前四〇〇年之间的事，大概是由西方游牧部族学来的，匈奴骑射，中国的边疆从此就多事了。中国现在不仅在地势上处于劣势，在军事技术上也处于劣势了。过去匈奴徒步，行动迟缓，尚可防御。现在胡骑倏来倏往，行动如飞，边防几乎可说已成了不可能的事。唯一的出路，就是中国在军事上也匈奴化。
中国胡服骑射，何时开始，何地开始，已难稽考，所谓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中必有误会。赵王改制，据传为公元前三〇七年事，但《战国策》前此已屡次提到各国的骑兵。中国的胡服骑射，当在公元前四〇〇年左右，最初必是北方近胡的国家倡导的，后来遍各国。骑射必须胡服，胡服就是匈奴学自西方部族一整套马上作战的装束。
所谓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大概是公元前三〇七年赵国大规模扩充骑兵的误传。此后不久，赵就以强大的骑兵进攻匈奴，占有了今日晋北及一部更北的土地。
但中国终究是土著国家，虽有骑兵，在漫长的疆界上对于胡骑仍有穷于应付之感。平坦之地不必说，即或是山地，也仍有路可通，胡骑仍可入袭。北边的秦赵燕三国于是又采取了第二种措施，就是修筑长城。步步驻军为不可能，只有步步设防，长城就是延绵不断的防御工事，在一定的距离间设立防哨。马不能逾墙而过，胡骑近墙时，哨兵总可见到，有足够的时间调集相当的兵力抵御或反攻。
胡服骑射对中国内部的战术也发生了反作用，列国间的战争也成了闪电式的，不再像过去那种比较慢条斯理的战争。国与国的交界处也必须设防。春秋时代，列国间的疆界上，除少数重要据点外，根本空虚，国境线也不十分清楚。现在不同了，内陆各国的国境线上也都筑起了长城。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并六国，中国初次出现了真正大一统的局面。秦始皇计划彻底解决边疆的问题，公元前二一五年命蒙恬伐匈奴，占取河套，就是当时所谓河南之地。次年，增筑长城，就是把过去秦赵燕三国防胡的长城连而为一，并相应地增修，把河套也圈入长城之内。这就是所谓万里长城。同时，秦始皇又销毁了战国时代内陆各国间的长城。
秦代中国对匈奴尚能采取主动，但秦末和楚汉之际情况大变，中国的大一统之局出现后不久，匈奴也初次实现了内部的统一。匈奴的单于冒顿（约公元前二〇九—前一七四年在位）西并大月氏，占西域，压迫月氏人西迁；东灭东胡；北吞漠北；南向夺回河南之地，由辽东到河西建立了与中国并行的一个游牧大帝国。公元前二〇〇年，方才又把中国统一的汉高帝攻匈奴，失败，在平城（今大同）被困七日。此后六七十年间，中国无力解决边疆问题，虽经常与匈奴和亲，边境之上始终得不到安宁。
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中国才有反攻的能力，十年之间（公元前一二九—前一一九年）屡败匈奴，又占取了河套（公元前一二七年），夺匈奴右地，即原大月氏之地，并进而经略西域（公元前一二一年），最后又断匈奴左臂，即原东胡之地（公元前一一九年）。至此中国方有在安靖的环境下发展生产的可能。
匈奴的问题至此可算解决，公元前五十三年单于正式降汉。王莽时（公元九至二十三年）匈奴又与中国对立。但不久匈奴内乱，分为南北，公元五十年南匈奴又降汉，自此就经常驻防在今日晋北及呼和浩特一带。此后中国又经略西域，并会同南匈奴合攻北匈奴，公元八十九至九十一年间北匈奴彻底失败，逐渐西迁，从此就不再见于中国的史乘了。
此后二百多年间，经过汉末、三国、魏和晋初，南匈奴大致驻防原地，大概是度一种半游牧半土著的生活。三世纪末，中国由于阶级矛盾尖锐化，全国动荡，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八王之乱。公元三〇四年南匈奴乘机南下，引起了中国历史上所谓五胡乱华。
北匈奴西移经过的详情，无考。他们部族复杂，分合无定，沿路时常作或长或短的停留。有些部族到达中央亚细亚后，长期未再移动，后来与印度和波斯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继续西进的一支，四世纪晚期，即中国方面南匈奴南下中原之后的七十年，到了黑海北岸和西北岸，就是当初塞人以及萨马提人政治中心所在的地方。此时此地已为哥特族（Gothi）的日耳曼人所占。三七五年匈奴战败并吞了偏东的东哥特，进而威胁隔多瑙河与罗马帝国为邻的西哥特。
西哥特及罗马帝国都对匈奴深怀恐惧，经过磋商，三七六年罗马容许西哥特人渡河，入居帝国境内，说是双方合同抵御匈奴。但罗马官吏贪污腐败，对西哥特人欺压奴役，结果到三七八年引起西哥特人的起兵反抗，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哈吉安诺堡（Hadrianopolis）大败帝国的军队，皇帝也阵亡，帝国的弱点整个地暴露。此时沿着多瑙河和莱茵河的帝国国境线上，满是不同部族的日耳曼人，他们看到有隙可乘，于是蜂拥而入，引起了与五胡乱华相似的日耳曼人大闹罗马。
五、科尔提人、日耳曼人、匈奴人与罗马帝国
科尔提人（Celtae）大概属于公元前一五〇〇年以下向外迁徙的游牧部族的一种，他们进入欧洲，逐渐西移，到公元前九〇〇年左右已到了高卢（Gallia），即今日法兰西、瑞士、比利时三国的国境。他们向南越过高山，一方面进入意大利，占有了半岛的北部，一方面进入西班牙，蔓延到西境各地。公元前五世纪，又逾海入占不列颠南部，并由此发展到北部的苏格兰山地和又隔海水的爱尔兰。在罗马强大以前，科尔提人已成为西欧大部土地的主人，进入意大利北部的科尔提人并曾长期与罗马斗争，但到公元前三世纪初期他们已基本上被罗马人打败了。公元前一世纪中期，高卢和西班牙都并入罗马的疆土，公元一世纪罗马又征服了不列颠的大部，至此科尔提人的世界只剩下苏格兰和爱尔兰了。
移入西欧之后，科尔提人已成为农业土著的部族，但生产和文化仍然比较落后，没有能够超越国家雏形的部落联盟阶段，所以当他们为罗马所并后，很快地就接受了罗马的生活方式；那也就是说，在文化上，在语言上他们不再是科尔提人，而已成了与罗马人同化的拉丁人了。
紧随科尔提人之后而向欧洲移动的就是日耳曼人（Ger-mani），到公元前一〇〇〇年稍前，他们已到了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南部及易北（Albis）、奥得（Viadus）两河之间，易北河以西此时仍为科尔提人聚居之地。此后一千多年之间，日耳曼人不断向外发展，最后形成西、东、北三支。西支就是自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开始渡过易北河与科尔提人争土的一支，此支特称为条顿人（Teutones）。他们的势力后来达到莱茵河，到公元前一百年已占领了后日德意志的南部，并已开始与罗马人争夺高卢。西日耳曼人当初为畜牧及农业兼营的部族，但进入公元一世纪，也就是罗马帝国成立后，他们已完全为农业部族，政治组织仍为部落联盟的形式。
东日耳曼人于公元前六〇〇—前三〇〇年间越过波罗的海，沿着维斯瓦河逆流而上，发展到喀尔帕提山地一带，成了后日的伯根第人（Burgundi）、哥特人（Gothi）、汪达里人（Vandali）、朗巴第人（Longobardi）和一些其他名称的部落联盟，其中的哥特人在公元二一四年前不久移植到黑海北岸和西北岸，取代了当地萨马提人的地位。这就是一百六十年后首当其冲地为匈奴所败的那一种日耳曼人。东日耳曼人的社会情况大致与西日耳曼人相同。
最后，北日耳曼人未向大陆移动，他们除仍居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南部、即后日丹麦地方的以外，又向北填满了整个半岛及冰岛，形成了历史上的丹麦人、瑞典人、挪威人、冰岛人。这一支日耳曼人特别落后，到中古初期之末才开始建立国家。
罗马帝国成立后，创业皇帝奥古斯督（Augustus）计划征服日耳曼人，正如在帝国成立的前夕曾经征服了科尔提人一样。但他这个计划失败了，公元九年在今日德国西北角的地方日耳曼人给予入侵的罗马大军一个歼灭性的打击，自此罗马就放弃了并吞日耳曼世界的计划，在与日耳曼人交界的地方，甚至后来在不列颠岛与科尔提人交界的地方，也如中国北疆一样地修建起长城（Limes）。而与中国大不相同的一点，就是中国后来有能力越过长城，使边防更为稳定，而罗马基本上未能踏过长城线，始终处在防守和挨打的境地。恰巧再经过在东方失败而移到西方的匈奴一冲，罗马帝国的边防一时就整个土崩瓦解了。
公元三七八年，西哥特人战败罗马皇帝亲自率领的军队之后，由于人民起义，由于日耳曼人侵扰，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罗马帝国又混乱了十几年，至三九四年才由皇帝提沃窦舍一世（TheodosiusⅠ）把帝国再度统一。次年他自己就死掉，临死前指派两个儿子在东西两部分别即位为皇帝。此次的分立，事实证明为最后一次和永久性的分裂，帝国东部自此较为稳定地建立起封建局面，帝国西部则不久全为日耳曼人所占，通过了几百年的氏族社会转入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封建社会才开始成立。
第一种在帝国内部建国的日耳曼人就是西哥特人。他们三七八年在东方败杀罗马皇帝后不久，就转向西方，最后于四一〇年八月在亚拉利克（Alaricus）的领导下攻陷了罗马城。罗马城的攻陷，除了日耳曼对罗马斗争的一面外，尚有奴隶起义的一面：城不是直接攻破的，而是由于城内的奴隶打开城门而被冲入的。在罗马城抢劫一阵并在意大利继续游掠后，四一二年西哥特人进入高卢，并越山与早几年到达的汪达里人争夺西班牙（四一五—四一九年）。最后他们在西班牙和高卢的西南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四一九年罗马皇帝正式承认它为帝国国境之内的一个附属国家。这是第一个如此合法化的日耳曼王国。
汪达里人于四〇〇年后渡过莱茵河，侵入高卢，转西班牙。不久又被西哥特人所逐，逾海而入北非，立国（四二九—四三一年），到四三五年也得到罗马皇帝的正式承认。四三九年，他们攻取了迦太基，定为都城。他们以北非的港口为基地，在西地中海从事海盗的生活，四五五年越海攻劫罗马城。他们此次对罗马城的搜劫，特别对建筑文物的破坏，远较四十五年前的西哥特人为粗暴彻底，帝国的古都从此就开始呈显中古初期的残破景象了。
伯根第人也于四〇〇年后侵入高卢，在东南部的罗丹诺河（Rhodanus），即今隆河流域立国。
东哥特人，最后在帝国境内立国的一种东日耳曼人，所占领的是意大利半岛。进入四世纪后，罗马城实际已不再是帝国的首都：凡只有一个皇帝时，他总是在东方；如有两个皇帝，西帝开始坐镇米丢兰侬（Mediolanum），即今日的米兰，这个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城镇是较罗马更适于作为指挥西部边防的神经中枢的。进入五世纪，自四〇二年起，西帝的大本营又迁往临海的拉分那（Ravenna）。所以当四一〇年罗马城被日耳曼人攻下时，皇帝本人根本不在城内，整个的军事政治机构实际都在拉分那，五世纪的一些皇帝都是傀儡，实权操在武人手中，并且都是投降罗马的日耳曼武人。皇帝由他们自由废立，意大利实质上也等于一个日耳曼王国。四七六年日尔曼军人奥窦瓦卡（日耳曼拼音：Odovacar；拉丁音转为Odoacer）废掉最后的一个幼帝罗穆卢·小奥古斯督卢斯（Romulus Augustulus），干脆决定不再立有名无实的皇帝。他通过元老院请求东帝承认他为罗马主（Patricius），实际上就是意大利王。现在等于又添了一个帝国正式承认的国境之内的附属国。这就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在思想上是形式主义地、在事实上是错误地夸大为罗马帝国灭亡或西罗马帝国灭亡的那件纯粹幻想的“惊天动地”大事。实质上无论在当时或对后世，它的意义和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
奥窦瓦卡所建立的小朝廷只维持了十三年，四八九年原被匈奴人征服吞并而现在又恢复独立的东哥特人攻入意大利，到四九三年占领了整个的半岛，此后半个多世纪之间意大利就形成了东哥特王国，它的国王对帝国仍沿袭罗马主的称号。
以上这四个国家都是东日耳曼人建立的，另外，西日耳曼人也在罗马帝国境内开辟地盘，创设了两个王国。
盎格娄、萨克森、犹提（Angli，Saxones，Jutae），三种原处在今日德国北中部的西日耳曼人，于五六世纪间占领了不列颠岛的大部。到四〇〇年左右，多瑙河和莱茵河上的帝国门户大开，到处都是日耳曼人打开的缺口，帝国开始有穷于应付之感，对于边远而隔海的不列颠无力照管，决定自动撤守。前后三十五年间（四〇七—四四二年），罗马驻军和拉丁移民都陆续撤回大陆。至此，不列颠岛上已经没有强大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政治上形成真空状态，四四一年，罗马人撤净的前一年，萨克森人开始渡海移入不列颠岛。此后一百五十年间，直到六世纪末，三种生活语言相近的西日耳曼人一批一批地移植岛上，一方面夺占原来科尔提居民的土地，一方面相互争夺，混战状态长期地笼罩岛上，没有统一的王国出现。
到五世纪末，西方只剩下高卢北部在名义上仍然直属于罗马帝国（当然是属于拜占廷的皇帝，西方此时已无皇帝），但这块地方也不能维持很久。四八六年原在莱茵河下游的法兰克人（Franci）西侵，一鼓而占此地，并且很快地把势力扩充到高卢的大部。
总结以上，到五〇〇年时，罗马帝国西部的全部领土已经被六种日耳曼部族所夺占：在非洲的为汪达里人，在西欧大陆的为西哥特、东哥特、伯根第、法兰克人，在不列颠岛上混战的为三个相近的部族。拉丁语部分的帝国土地已经全部陷落了。但希腊语部分的东方则基本上仍然完整，正如五胡乱华后的中国淮水流域以南仍然完整一样。
六、游牧部族的结局
公元三〇〇至五〇〇年的两个世纪间，由太平洋岸到大西洋岸亚欧大陆的所有土著帝国都遭受到游牧部族或半游牧部族的严重破坏，远东的中国和泰西的罗马并且丧失了大量的土地。暂时地看，由表面现象上看，游牧部族的威力是锐不可当的。但游牧部族有它基本的弱点，决定它在与土著国家的斗争中最后往往要沦入劣势。
游牧部族的根本弱点就是人口太少、生产力太低，整个的经济基础过度脆弱。以游牧或畜牧为主或仅有初步农艺的部族由于生产低下，与土著国家相较，人口根本不成比例。它们唯一的优点是牵挂较少、流动性较大，所以当土著地带由于内部矛盾尖锐化而各种力量互相牵制、互相抵消，以致不能团结对外时，甚至一部力量联合外力而对内斗争时，游牧部族才可比较容易地乘虚而入，征服人口众多，经济比较雄厚的土著大国，否则它们就只能扰边，而不能深入内陆。
一般地讲，游牧部族只有在把较弱的土著地区征服后，才有可能另创新局。生产尚低、人口不密的古代国家如被征服，人口可以大部被屠戮、被奴役、被驱逐流亡，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可以全部被破坏，成为丘墟，原有的政治机构以及社会机构可以全被毁灭。在这种情况下，征服者可以另起炉灶，再经氏族社会而进入一种新型的国家阶段。如公元前二〇〇〇年以下历届征服两河流域的各部族，如公元前二〇〇〇至前一〇〇〇年征服古印度北部的雅利安人，如公元前一四〇〇年以下征服爱琴世界的希腊人，都属于此类：原来当地的人口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以及包括语言在内的全部生活方式都被彻底粉碎，等于一种巨大的天灾把一个地方削平，原地的残余人口和残余物质条件只能作为新局创造中的原始资料，创造的动力全部地、最少是大部地来自比较落后而社会机体完整的征服者部族。这在上古前半期，即生产力一般低下的铜器时代，是曾经不止一次发生过的使历史临时倒流的现象。
反之，对于经济基础富厚，人口稠密的土著国家，游牧部族是只能摇撼而不能根拔的。他们可乘虚入侵，但最后或是被驱逐，或是被消灭，而最普通的则是被同化。在上古前半期的世界中，经济最为富裕，人口最为繁盛的国家大概是埃及，尼罗河的特殊条件使埃及在当时富甲天下，所以公元前一七〇〇年前后入侵的喜克索人（Hyksos）可以统治埃及一百多年，但最后仍被驱逐，埃及仍然完整如故。这在上古前半期是一种例外的情况。到上古后半期，进入铁器时代之后，情形大变，个别的土著地带虽仍有被游牧部族彻底毁灭的可能，但一般地讲，特别是较大的国家，已根本没有这种危险了。上古晚期中国和罗马两大帝国都曾大量丧土，但征服者最后都没有能逃脱被逐、被歼或被同化的命运。
先看一看匈奴。公元三七五年到达黑海北岸，征服并吞并了东哥特人的匈奴继续西进，占据了匈牙利高原，并以此为中心而在东欧和中欧建立了一个与罗马帝国的北疆并行的帝国。到亚提拉（Attila）在位时（约四三三年—四五三年）匈奴帝国大强，败取后日的南俄（四三五年），攻君士坦丁堡（四四五年），罗马皇帝被迫纳贡。西转，攻入高卢（四五〇—四五一年），不仅威胁罗马帝国，并且也威胁了已经进入帝国的日耳曼人。帝国与日耳曼人临时结为联盟，于四五一年六月在高卢东中部的卡塔罗尼之野（Campi Catalauni）打了一次大战，匈奴失利，但并未失败。次年，亚提拉的大军侵入意大利。再次年，亚提拉死，匈奴帝国瓦解。至此，被迫编入匈奴队伍将近八十年的东哥特人才又恢复了独立，又过了三十多年才征服意大利，建立了东哥特王国。
四五三年后，西方匈奴的政治中心移到南俄，不久分裂消散。从此以匈奴为名的游牧部族就不再见于欧洲历史。
由中国边外西迁而最后停留在中央亚细亚的一股匈奴，于四五五年左右冲入印度，不久破灭了印度北部的笈多帝国。大约在四八四年，匈奴又大败波斯，并夺取了一部领土。但到五〇〇年以后，匈奴人失败了，他们先被逐出印度，不久又被逐出波斯。波斯仍不放松，又联合突厥人，驱逐占有乌浒水流域的匈奴人（五六三—五六七年）。此后数百年间，虽间或仍有小股的匈奴人在此一带活动，但对波斯和印度已不再是严重的问题了。
在西方和中亚的匈奴尚未形成强大势力以前，中国方面的南匈奴已经入主中原，至三二九年匈奴与羯人合流，统一黄河流域，称为赵国。此种局面只维持了二十年，三五〇年以冉闵为首的中国势力由内部攻袭胡羯，胡羯人大部被杀，一部逃散，从此以匈奴为名的有组织的力量就不再见于中国的历史。
由中国到罗马，强大一时的匈奴，不是被歼灭，就是被驱散，在历史上并未留下显著的痕迹。
匈奴人以外，侵入土著地带的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在中国方面有氐、羌、鲜卑，在罗马方面有各种日耳曼人。在五世纪间，罗马帝国全部的西方领土已都被各族日耳曼人分别割据为王国。帝国政府（现在只有君士坦丁堡的一个政府）对此当然是不会甘心的，只要有可能，它必企图收复西土，正如东晋和后继的南朝屡次地北伐中原一样。天下大一统的政治理论，在远东和泰西两大帝国中都已深入人心，不仅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欲望，也表现为一般人民的政治感觉，晋宋的北伐和拜占廷的西伐可说都是历史的必然。过去许多历史学家富有事后的卓见，说他们根本没有长久成功的希望。这种事后的聪明，实际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历史的发展如果是按照百分之百稳妥的估计而进行，也就不成其为历史了。我们只能说，假定南朝没有北伐，假定拜占廷没有西伐，那反倒是不可思议的，反倒成为必须解释的奇特现象了。至于说北伐和西伐都有扩大剥削面的因素在内，那也是不言而喻的。过去的统治阶级，只有要有机会，无不企图扩大剥削面，所以此一方面的概括之论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必须具体地了解每一次的特殊情况。
我们上面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说，是因为新旧的历史书中都充满了对于拜占廷西伐的不着边际之论（关于南朝北伐，过去和今天似乎还都未有怪论发生），唯一无人提出的就是西伐的必然性，而这正是此一问题的主要方面。制定并且推行西伐政策的皇帝为茹斯廷年诺（Justinianus，五二七—五六五年），在他的推动下，帝国又收复了汪达里人占领的北非洲（五三三—五三四年）和东哥特人占领的意大利（五三五—五五三年），并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西班牙的东南角和西班牙东岸外的岛屿。高卢的全部和西班牙的大部，帝国无力收复。我们由茹斯廷年诺一生事迹来看，他是一个有通盘筹划的人。当时波斯盛强，罗马与波斯交界处的边防是相当严重的，西伐可能包含着以西方的人力物力支持东境边防的一种想法。但他即或有此想法，那也是附带的，主要地是他认为西土必须收复，而现在在能力上有此可能，所以当然一试。
所收复的西土，没有能够长久保持。北非洲保持最久。五六五年茹斯廷年诺死后没有几年，西班牙岸上的复土大部就又为西哥特人夺回了。五六八年另一种日耳曼人，即朗巴第人，由今日的德国进入意大利，很快就占有了半岛内陆的大部，帝国的势力主要地限于沿海的城市。
到五七〇年左右，我们可以说，局面已经清楚，帝国是没有驱逐或歼灭西方日耳曼势力的希望了，这就最后确定了东西两部的发展将要不同，东方可在稳定的中央集权统治下建立中古式的封建制度，而西方则须在落后的日耳曼部族统治下经过氏族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西方虽未为拜占廷所确切收复，但日耳曼人仍然不能逃脱第三种命运，就是同化的命运：意大利、西班牙、高卢的日耳曼人最后在语言上、在生活方式上都拉丁化，实际变成拉丁人。因为他们人少，生活简单，最后必须接受多数人较为复杂较为丰富的生活方式。
但不列颠、德意志、斯堪的那维亚三地的情况不同，所以发展也不同。不列颠岛上的拉丁人已经全撤，当地的科尔提人似乎人数不多，无力抵抗强敌，最后都被屠杀、被奴役或被驱逐，结果岛的大部成了清一色的日耳曼族地区，所以同化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德意志和斯堪的那维亚向来不是罗马帝国的领土，没有拉丁人，拉丁化的问题当然也不会发生，而只有较为缓慢地转入阶级社会的问题。
中国方面，匈奴消灭后，经过一度混乱，鲜卑又统一了华北。南朝收复中原的企图，每次都失败了。但为数稀少而生活方式简单的鲜卑人，处在中国人口和中国文化的大海中，只有浸化于中国机体之内的一条道路。四三九年鲜卑人的魏朝才把华北完全平定，此后不过三十年的时间，鲜卑人的同化进程已经很深，所以就已有条件使魏孝文帝（四七一—四九九年）有意识地、全面地、彻底地推行同化政策，用法律方式命令鲜卑人在语言、衣着、婚姻以及日常生活上都认真地追随中国原来的居民。一些鲜卑遗老消极地甚或积极地表示反对，都不能阻止历史的发展。后来边地的鲜卑武人尔朱荣虽到洛阳大事屠杀放弃鲜卑生活方式的王公大臣（五二八年），也不能挽回历史的大势。此后又经过几十年的政权变换，到五七七年北周统一中原时，北朝根本已是中国的政权，与南朝没有分别。语言及生活方式的差别消除之后，南北统一的阻碍已不存在。南朝由于门阀势大，中央虚弱，而北朝则中央集权的趋势较强，所以最后（五八九年）是北朝并吞南朝，分裂了二百七十年的中国通过中国王朝身份的北朝再度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
经过游牧部族的一度侵扰和征服之后，到公元五七〇年左右，罗马、波斯、印度、中国四大古国的局面都已澄清了。罗马帝国已无重新统一的可能，东西两部已注定要通过不同的途径转入封建社会。波斯、印度、中国在游牧部族入侵以前都已先后形成封建局面，游牧部族的入侵在三国都引起人民的迁徙和垦殖，而在入侵的游牧部族方面则都经过了定居和封建化的一个过程，在三国封建的发展都加广和加深了。印度和波斯的匈奴最后被驱逐，但也留下一部人口，使两国原有的封建局面更丰富多彩了。
七、游牧部族的历史地位
以上我们把上古后半期一千六百年间的游牧世界史和游牧土著关系史作了一个概括的交代。最后，我们试图估量一下游牧部族在全部世界史上的地位。关于此点，我们可分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游牧部族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二、游牧土著关系与上古史的结束。
关于游牧部族的贡献，主要的有三点。第一，就是驯马的传遍世界。除中国早期用马，问题尚多不明，须待进一步研究外，其他古代世界所有土著国家的用马，都是直接间接由游牧部族学来的，而中国最末一步的对马使用，即骑射法，也来自游牧世界。
马的使用，特别是马的乘骑，不仅根本解决了游牧世界的交通问题，也在极高的程度上改变了土著世界的交通面貌。在此以前，不只游牧世界尚无具有国家雏形的较大部族联盟出现，在土著世界也没有创立过土地辽阔的大帝国。主观上自认为概括全世、客观上也的确统一了一个复杂庞大的自然区的世界性帝国，都是骑马之后的事。公元前五五〇年左右波斯帝国成立，疆域由中亚达地中海海岸。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并六国，随后又南北拓土，大一统的中国初次显露了后日的宏伟面貌。公元前三十一年罗马帝国成立，除了把地中海变为帝国的内湖不计外，在陆地上混一了整个的西欧南欧、西亚和北非。这三个大帝国的成立，当然各自有它的经济基础，但无论帝国的创立或帝国的维系都另有一个必需条件，就是战马和驿马，尤其是驿马。三大帝国成立后，都大修驰道或驿道，作为维系帝国的交通网和神经系统，而在这个神经系统中日夜不停地来往飞驰的就是经过精选的良骑驿马。交通不是一个国家建立和维持的决定条件，但却是一个必需条件；一个大国而没有解决迅速传达消息和递送公文的问题，即或勉强建成，也必然很快地瓦解。没有近代交通工具，我们很难想象近代国家，尤其近代大国如何维系；经济基础比较落后，民族意识比较薄弱的古代大国，如果没有驿马，我们将难以想象它们怎能存在。游牧部族的骑马术，是推进土著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力量。
游牧部族的第二个贡献就是服装。以古代世界历史重心的亚欧大陆而论，进入公元前一〇〇〇年时，在服装上，偏北的游牧世界是上衣下裤（穷裤）。偏南的土著世界是上衣下裳（裙或套裤）。经过此后一千年以上的发展，游牧世界的服装已成为世界服装的主要形式：通过骑射的传入，通过游牧部族的大量移入土著地区和参加了土著世界的历史创造，整个温带的服装都已形成了游牧世界的风味。只有热带和部分亚热带地区仍然保留上衣下裳的古风。
以上两点我们前面都已提到。游牧部族的第三个贡献就是他们作为亚欧大陆东西之间交通媒介的地位。自中国而中亚、伊朗、印度，而西亚、欧洲，交通和通商都须通过大草原的一部或全部。游牧部族维持东西的交通，对他们自己也是有利的，过路税形成他们一种重要财源。同时东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当然也经过这一地带。陆上交通线外，还有经中国海、印度洋而达波斯湾或红海的海上交通线，但海线成为东西之间主要的交通线，是十六世纪后东西航线大通之后的事。在此以前，陆上交通线始终具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上面是对游牧部族历史贡献的估量。游牧部族历史地位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有关世界上古史结束的问题。上古时代各重要土著国家的历史发展，尽管是有一定重要程度的联系性和一致性，但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由于交通工具和交通技术的简陋，各国各区各自具有较高程度独立发展和分别发展的一点，也是不能忽视的。与近代不同，在古代世界一系列较大国家或较大地区中，我们不能说何地何区是具有典型性或主导性的，所以在上古时代结束的问题上也不能以任何一地为标准，而只能抓住重大承前启后作用的一种关键性的变化，作为上古、中古的断代标识。六世纪末，五七〇年左右，由中国到罗马扰攘了几百年的游牧土著关系的澄清，是最恰当的此种标识，所以我们把上古史的学习就结束在公元五七〇年的分界线上。
［原载《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版）1956年第1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