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宜园
我自幼喜爱书画，对书法艺术几十年来还在不断研习，而对于绘画，虽然有时也乘兴涂抹几笔，但严格地讲只能算个外行，未曾专门学过。
十七八岁在开封中州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常听人说，中国的现代大画家中有一位齐白石，但一直未遇机缘和他见面，也没有见过他的画，只认为他雄踞艺术宝座，是一位高不可攀的人物。
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胜利，我随军由武汉空运参加接收北平，住在石驸马大街。一天，军政治部侯吉晖主任等几个人对我说：“我们是齐白石的湘潭县同乡，今天去瞧看他，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同去？”这正是我多年求之不得的夙愿，遇此良机，哪有不愿之理，于是我就和他们驱车到了西单跨车胡同十三号齐白石先生的住宅。我们一敲门，看大门的老尹即开门把我们让进去。
这时齐先生的护理夏女士（齐老常叫她老夏，本名夏文姝）忙从后院出来欢迎。我看这位女士约有三十来岁，身穿蓝色旗袍，文静朴素而态度大方。她原是某医院的护士，见齐先生年迈孤独，由于景仰这位艺术大师，竟毅然辞职，为之尽心护理，可谓难得。
我们走进中院三间出厦的北屋，见到齐先生，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身穿宽松的长袍，清瘦慈祥，银须飘胸，使我不禁联想到旧小说中所描写的仙风道骨似的人物。
齐老见了我们，忙从躺椅上站起来热情欢迎，可是他的满口湘潭口音我还听不很懂。
屋子中间摆着一张画桌，上边放着文房四宝及颜色碟子。地上摆满了画，墨色淋漓，还未干透，在那里晾着。这是我初次欣赏齐老的作品，大饱眼福。
虾有背劲蟹有毛
吃过饭，我想如此空手回去未免可惜，也援侯吉晖诸人之例向齐老要一幅画。齐老欣然答应，伸手从书架上取下一张宣纸，我慌忙添上半砚台水，准备研墨。齐老笑道：“用不了那么多水，一点水就行啦！”我赶紧又把水倒出来，水少了，很快就把墨研浓。齐老于是凝神站定，濡染大笔，先画了两个大桃，再换笔蘸墨，画了枝叶，但见桃大如斗，颜色浓艳，顿觉得满室生辉。我说：“人言齐先生的画，无不精妙，尤以画虾，久负盛名，可惜我还未见过，殊为遗憾，只是齐先生今天太累了，我不敢再麻烦了。”谁知齐老并不答话，又取出一张纸，贾其余勇，几点几抹又画了九个大虾，生动逼真，神态各异。后来我把它和大桃裱好挂在屋里，一天，被齐老的大弟子娄师白见了，他认为都是齐老的精品，不可多得，一定是齐老当时乘兴挥毫，才能有此效果。此后，我成了齐家的常客。一些军政巨公常给侯镜如军长写信要齐老的画，都是着我办理，并且都是随去随画。按齐老的润格是每方尺法币六万元，我都是照数付给，从不短少分文，前后大概买了二十多幅；当然，钱都是向军需处领取的。
我曾问过齐老：“你的画，无论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无不精妙，不知以画什么为最擅长？”他说：“我的画从六十岁以后就退步了，唯有画虾，直到现在仍在不断地进步，从未停止过。”
齐老对画虾如此自负，我虽说曾亲眼看过一次，但对于其中奥妙尚未参透，常蓄意请他详细地示范讲解一下以便学习。
一天下午，我和朋友李介人同去拜访齐老。我向齐老说明来意，想让齐老详细地谈一下虾的画法，齐老欣然答应，拿出一张约二尺长的宣纸，磨好墨，准备动笔，我和李介人站在一旁注目留神地细看。
齐老拿起大笔先在调色盘中把墨调匀，又从小水盂中舀出一勺清水滴入笔头的根部，笔尖向左，笔头与桌面略呈四十度角，然后用力一捺，因根部被那一滴水冲淡，现出一个极淡的圆点，随手在点的右下角补了一笔，一半压住前一笔，一半露在外边，斜入虾头的尖部，并在两侧各点了一下。此后，卧着笔，一节套一节地，以向上隆起的形状画了六节作为虾身，再趁势往前一拉，又侧着笔上下两抹，作为虾尾，下边添上足和螯。然后用更浓的墨添上虾眼，又在头的背部点了一下。
下面该画虾须了。至此，齐老才换用小笔，由虾头的前部向后撇了几条长须，一个大虾就完成了，一共还不到一分钟。
我说：“看齐老这画也很简单，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惨淡经营。”我这本是表示钦佩的意思，而齐老则误为我是怀疑他有点保守，还留着一手呢，便呜呜地说了几句。一着急，他的湘潭口音我又听不太懂。老夏见我有点发愣，忙向我翻译：“齐先生说，虾的画法就这么些，都给你说完啦，你就是再给他拉来一火车票子也不能再给你多说一句啦。”我听了此话，暗自高兴，以为已尽其技，不觉技痒，便说：“我也画一下行吗？”齐老说：“可以。”就递给我一小张纸，我便依照齐老的画法抹了起来，结果画得不但轮廓全非，而且湮得一塌糊涂，分不清鼻子眼。我问齐老：“按你的画法为什么画不成？”他笑着问我：“你画多长时间啦？”我说：“这是头一次画。”他说：“我已经画了几十年啦才画成这样，你头一次画就能画好，那还了得！现在我把画法已完全教给了你，以后只有练的问题了。”齐老说罢这话，我点头称是，但李介人还不服气，也要画一下试试。齐老也给他一张小纸。谁知他画得更糟，还不到一半就失掉了勇气，嗒然搁笔了。
关于画虾的，我还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又请齐老画虾，已画了几个，我忽然想起，曾听娄师白说，齐先生画虾有个特点，都是头朝左，我所见到齐老画的虾也确实如此。大概因为如果叫它头朝右，有点“背劲”没法下笔。我就把娄师白的话给齐老一说，想给他出个难题。谁知齐老并不答话，把纸一翻，在背面又画了一个头朝左的虾，但再翻到正面，虾就头朝右了。原来他是利用宣纸的性能，而出此效果。这种画法，我还没听娄师白说过。翻一下纸不过一举手之劳，固然很容易，但如哥伦布之立鸡蛋，他人虑不及此，那就难能可贵了。
我还看过齐老画螃蟹。正在欣赏他画的蟹壳很有质感，好像敲着能当当响，齐老说：“你再细看一下，螃蟹腿上都有毛。”我一看，果然不错。螃蟹的腿部都毛茸茸的。这是他对水分的掌握恰到好处，用笔一抹，自然湮出来的。
有一次，我看齐老画飞着的蜜蜂，光将头、胸、腹画好，然后把笔刷净，笔尖上一点较浓的墨，以蜂腰作圆心，卧着笔，由上而下画一个半圆形作为右边的翅膀，又把纸磨动一下，用同样的办法，由下而上画成左边的翅膀，最后添上腿，一个活生生的蜜蜂就跃然纸上，看着好像在嗡嗡地飞动。
书画的渊源
中国的书画艺术，虽说流派纷呈，但各大书画家也都有他们的承传关系。为此，我问过齐老：“你的画是属于哪一派的？”他说：“我最佩服吴昌硕，还有石涛、八大及扬州八怪等都对我很有影响。”
接着，我又问他怎样执笔和怎样运笔。他说：“这个没有一定的法则，你以为怎样得劲就怎么样来。古人也是各不相同，不要被那些所谓传统技法给束缚住，那样反而不好。”我说：“先生这种画无定法之说，我已知道了。我每见你在画上的题字，浓墨蘸水，淋漓尽致，都别有风味，与众不同，我还看不出是出于哪种碑帖，是否也有所本？”他说：“提起字来，行书我最佩服李北海，篆书我最佩服'三公山碑’。”
回想起来，寻常我见到的齐老题画的字，大多草率，只有两件最为精彩。一件是他给自己订的润格，约有五尺长、二尺宽装在玻璃框里，倚在堂屋的后墙根上，隔了些时，这个框子忽然不见了，我以为是齐老珍惜此件，把它收拾起来了，所以也没问过他。后来我在常给梅兰芳编剧的齐如山家见到此物，问他这个润格怎么弄到这儿了？他说：“这润格写得深厚雄健，且法度谨严，是齐白石的精心之作，不可多得，所以我就把它拿来了。”再一件是他赠给我的《双喜图》，约有三尺长、二尺宽，上面只用水墨画了两只和实物一般大的喜鹊，翘尾相顾，精彩动人，下边题了几行行书：“今夕通夜不睡，谓之守岁，未动晨钟，吾尚只有八十又五岁也，谁谓吾老？”其中的“只”字是写掉后又在旁边补上去的。字写得苍劲恣肆，足与画媲美。当他递给我的时候，我如获至宝，十分高兴，可是老夏忽然提醒齐老：“这不是你留纪念的吗？”齐老恍然“啊”了一声说：“是的，这一张不能给你，以后再给你画吧。”随后老夏又对我解释：“齐先生每年除夕画的一幅是留成绩的，例不送人，请你原谅。”说罢，齐老师又把那张画放回柜子里去了。
隔了几天，我又到齐宅，老夏没在家，我和齐老谈高兴了，他说：“我送你一张画。”随手打开柜子，拿出一个纸卷，我伸手一看，还是那幅《双喜图》。我大喜过望，携之而去。大概对于此画，老夏有点痛惜而齐老决意要给我，所以才有此曲折。
现在我回想起来，这幅画与画上的题词，真是太巧合了。夫双喜者，喜欢两次也。这幅画的赠收经过，正是如此。可惜这幅画终于也没有保存住，双喜变成空喜。
赠诗志喜
一日，我又去齐宅，齐老拿出一小块纸递给了我。我一看纸上书七律一首，诗曰：
蓬门长闭院生苔，多谢诸君慰老怀。
高士虑危宜学佛，将官识字本多才。
受降旗上日无色，贺喜樽前鼓似雷。
莫道年高无好处，眼前又见太平来。
诗中充分表达了齐老对抗日胜利的欢喜。哪知好景不常，内战旋起，中国人民又遭受战争与饥饿之苦，当日贺喜的心情一下子变成了绝望的愁叹。我也想等待机会脱离军职，以书画自娱算了。于是我不揣冒昧，步齐老原韵和了一首，最后两句是：“若许樽前称弟子，不辞旦暮叩门来。”
后来齐老对我说：“你的晚景还不错。”我问他此语有何根据，他说：“你和我的那首诗，押韵还相当稳当，凡次韵和诗能把韵押稳当的都有很好的晚景。”我听到这话，以为似涉迷信，只笑着说：“不知道齐先生还会凭诗断运，这事我还没听人说过。”
再说那首和诗的最后两句，是表示愿拜他为师，我并问他应该举行一个什么样的仪式。他说：“不必拘泥形式，你这一说算啦。以后你要勤来，我画着，你看着，随时给你指点一下就行了，光讲些空洞的理论没有多大用处。”
老夏看我们说到收徒弟的事，忙插嘴说：“齐先生收徒弟并不讲究要什么仪式。”接着她讲了下面一段故事：以前齐先生还能走动的时候，有一天因事去城南，经宣武门回来在街旁地摊上见一个卖齐白石假画的，齐先生认为这人既顶了他的生意，又损伤他的声望，便厉声责问：“你为什么冒充我的名字在这儿卖假画骗人？”那人笑了一下，便郑重答道：“齐先生，你好不懂道理，不错，这都是些假画。你要明白，凡是大画家没有不被人造假的。造假的人越多，说明他的名气越大，无名之辈，谁也不造他的假画。所以我造你的假画，对于你没有损伤，只有帮助。再说，我这些假画卖得便宜。有钱的人，还是买你的真画，没钱的人，买我的假画，并不妨碍别的有钱的人买你的真画。你又何必生气呢？”这一番话，竟把齐先生说得闭口无言，停了一会儿，他从地上捡起一幅画，说：“我看看你画得怎么样。”看罢说：“还有点意思。这样吧，我收你做个徒弟行吗？”那人一听，趴下就给齐先生磕头。这样齐先生在大街上收了一个徒弟。可惜我当时没有问老夏这个徒弟的姓名。
大概从此后，齐老对别人卖他的假画，不但不反对，反而高兴。有一次他对我说：“吕先生，你来买我的画，价钱虽不少要，但是我保证这些画都是真的。”我说：“我亲眼看着你画的，当然不会怀疑，但像琉璃厂里大书画店，大概有些假的。”齐老大笑：“我给你说实话吧，那里面一张真的也没有。”我听到这话，到底有点怀疑。有人说，真画他们可能有，不过他们轻易不往外摆，大凡往外摆的就靠不住了。我认为此话也合乎情理。
回头再说一说齐老的那句诗——“蓬门长闭院生苔”，有人问齐老长寿之道，他说：“我没有其他技巧，只是不看报而已。”其实他不仅不看报，甚至与世人也少往来，终日庭院寂静。
门外物价飞涨，国内炮火连天，他都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卖画的钱，够一百万就用纸包起来，外面写上“搬尸过关之用”几个字，放在箱子里，锁好，永不动用。我们曾劝他把这钱买成实物，免得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未被采纳。后来这些法币日益贬值，都成了废纸。齐老可谓精于作画而拙于理财，其所以享大名跻高寿在此，其所以受困穷也在此。
有一天，我见齐老桌上放着约有三尺多高的一大堆纸卷，都是预付过润资，等着取件的。我问道：“你这些画债几时才能还清呢？”他说：“这个没有关系，我如果画画不完，死了，把钱再退给他们嘛。”于此可见齐老之一切达观，毫无忌讳，这也是他享高寿的一个因素吧！
水果糖
我每次去齐家，他常拿出几块水果糖来招待。有一次家里没有糖了，他踌躇了一会儿，对老夏说：“你到门口看看，街上有卖××糖的没有？”老夏到门口看了一下，回来说：“没有。”停了一会儿，齐老又对她说：“你再去看看，街上有卖××糕的没有？”老夏又去看了一下，回来仍说“没有”，停了一会儿，齐老对老夏说：“你再去看看，街上有卖……”老夏有点不耐烦了：“齐先生，这样好不好，叫老尹坐在门口，看街上有卖什么吃的，见什么买什么，行吗？”齐老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情，只得点头答应。但因为他住在那条胡同太偏僻了，老尹等了半天，也没有见到有卖什么的，只得作罢。
后来我有次找王雪涛求他画画。顺便将齐老刚画的一幅菊花，拿去与他共同鉴赏。他看过后，对画的艺术特点不置一词，只是叹道：“看这幅画，齐先生的精力还是那样饱满，一点也不显衰老，他还得几年活，真要寿比南山了。”当我谈到齐老生活简朴，拿水果糖招待我们的时候，他大为吃惊：“啊，你真了不起！几块水果糖，固然算不得什么，可是齐白石的水果糖是不容易吃的。我们还不知道齐白石的水果糖是啥味儿，你竟然能够吃到，真是太了不起啦！”我不禁暗笑，想不到这几块水果糖，其意义之重大有如此者。如果让他知道齐老给我买糕点的情景，不知又当作何感想。
他为我刻印
常见齐老在画上钤着一个上刻“三百石印富翁”的印章。这当然是说他有三百颗石头章子，但不知都是些什么的，也没问过他放在何处。
一天，我去齐宅闲玩，老夏没在家，齐老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石印的他自作自写的诗册赠给了我，我默默地读着，其中的诗，几乎都是些七言绝句，所以书页上的空白很多，不多时便读完了。此时齐老在躺椅上闭目养神，我闲着没事，偶尔抽开画案下的一个屉子，发现里边摆满了整整齐齐、大小各样的印章。啊，三百石印原来在此！机不可失，我便掀开印泥盒子，在诗册的空白处盖满了章子，齐老一直躺在那里，任我翻石头，钤印章，不闻不问。事毕后，我就把那些章子仍放进抽屉，携着那本诗册回去了。
我看那些印章都是青田、寿山之类的普通石头，绝无鸡血、田黄等名贵之品，但经他一刻尽成了珍贵文物，齐老称“富翁”可谓真实不虚了。
几天后，老夏见了我，突然说：“你可给我招了个大麻烦。”我说：“我几天没来，怎么能给你招了麻烦？”她说：“就是那些章子的事。”我说：“我看罢不是都放归原处了吗？”她说：“你不知道，那些章子放得都有一定位置和次序，用的时候容易挑选，这一下被你弄乱，几百颗章子，我真整理了半天才算就绪。”我说：“原来如此，不知道你放章子还有些讲究，请你原谅。”
齐老的印章都由老夏掌管，老夏很知道在哪种情况下钤哪个章子。比如有一个章子上刻“王樊老去，天留齐大作晨星”，意谓自齐的好友王闿运与樊樊山去世后，只剩齐老一人了；另一个章子刻的是“老来肯如人意”，此章齐老在给我画的一幅画上曾经用过，老夏解释：“齐老给人画画是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从来不准'点戏’，今天是你点的，所以用上了它。”其实，不仅在那一天，寻常我请齐老画画，也是请他画什么就画什么的。大概他到了老年已比较随和了。
齐老有一个儿子在九十二军政治部工作，因性非所近，亟欲摆脱，以碍于军纪而不敢开口。有次当我去齐宅求画时，老夏说：“齐先生这几天快愁坏啦，今天实在画不成，改一天吧。”遂把情由一述，我说：“这不算什么大事，请齐先生不要发愁，我回去给侯军长说一下试试。”我回去向侯一说，即准其所请。
事后我到齐宅，告诉齐老儿子的问题已经解决，可以作画了。齐老却说：“现在还不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我请你吃馆子，你如果去，就给你画；你如果不去，就不给你画。”我说：“这事好办，我就遵命啦。”
齐老、老夏和我乘三轮车到了西单西黔阳饭庄吃贵州菜。齐老先问伙计：“有狮子头吗？”“有。”“只要有狮子头就行，我只要这一个菜，其余的菜你们随便点吧。”当时我还不知什么是狮子头，及至伙计把菜端上来，才知道所谓狮子头就是我们豫东的大头丸子，或叫作“四喜丸子”。大概西黔阳饭庄以做此菜出名，所以齐老特别爱吃。吃饭中间，齐老说：“我看你的字也可以应酬了。如果有人请你写个中堂，对联什么的，你有章子吗？”“没有。”“你买俩章子，我给你刻一刻。”饭后，我就去琉璃厂买了两块寿山石章，齐老给刻了一名一字。后来他给我章子的时候，说：“你的名字很不好刻，尤其是'宜园’两个字封闭在两个方框里，不能伸腿，我琢磨很长时间才刻成这样。”
自从北方内战，弄得物资匮乏，民不聊生。北平的市民，吃不上白面，都勉强以杂和面充饥。这一下可苦了齐老。当我又去求画时候，但见齐老躺在那里，紧皱双眉，低头不语。我正在疑惑出了什么事，老夏忙对我说明原委，并求我想个办法。我说：“此事不大，请不要愁，我尽量给想办法。”我回去对侯军长一说，他马上批个条子，着副官处给齐宅送去两袋洋面。这又一次解决了齐老的问题。
一天，我去齐老家串门，又见他面带愁容。我问老夏又出了什么事，她说：“齐先生又出了个愁人的事，给你说了恐怕你也没办法。”我说：“请你说一下试试，行吗？”她说，齐老有个大徒弟（已忘其名字），是齐先生的得意高足，书画篆刻都得到齐老的真传。他现在北平平汉铁路局工作。听说最近局方要把他调往东北去，为此齐老不胜犯愁。我说，调东北有什么关系，在哪里工作不一样？老夏说：“话虽如此，可是他那位徒弟与众不同。他不但精明能干，并且对齐先生还非常孝顺；上次齐老夫人的丧事，全是这位徒弟给操办的，如果这个徒弟被调走，别人到给齐先生操办丧事的时候，就考虑不了那么周到了，所以齐先生现在直愁得吃不下饭，恐怕谁也没有办法。”
我一听他说平汉路局，忽然想起平汉路局的局长是石志仁，我曾代侯军长给他写过信，知道他们有交情；如果用侯的名义给他写封信，这件小事，或可挽回。我把这个意思给老夏一说，她大为兴奋：“这件事你如果能办成，齐先生一定要重谢你，我一定叫这徒弟给你画画刻图章。”我回去对侯一说，他马上答应，就叫我用他的名义给石局长写了一封信。
过了几天，我去齐宅询问那件事的时候，老夏一见我就高兴地说：“齐先生正夸着你写的那封信呢。”齐老接着就说：“那封信写得好啊！”老夏说：“你那封信生效啦，那位徒弟已确定不调动啦。”这算是我给齐老办的又一件好事。
原载《传记文学》第七十一卷第六期（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号）
劳榦
这是一九二八年春，北大的改组风潮才过去，北平大学的北大学院方才组织成功，由陈大齐先生担任院长。北大的历史系恢复上课，陈寅恪先生就在此时由清华大学聘来兼任一门功课“佛经翻译文学”。到了秋季开学，陈先生再改授“蒙古源流研究”。等到一九二九年，陈先生因为身体较弱，不愿奔驰清华北大之间，就不再到北大来了。以后同学们只好到清华去听课。
在陈先生未曾上课以前，同学们已经知道陈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上课以后大家因为注意的关系，每一个人印象都很深。此时方在初春，余寒未尽。陈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马褂，携着一大包书，用橙黄的包袱包着。清瘦的面庞夹着神情奕奕的目光，给人一个清晰的联想，想到这位盖世的奇才。诚然，这时王静安和梁任公两位都已先后逝世，只有让陈先生独步了。
“佛经翻译文学”这门课，因为同学中没有一个学过梵文的，最后只能得到一点求法翻经的常识，深一层了解没有人达到。“蒙古源流研究”这一门比较好些，因为至少一部分同学对元史方面都多少有些准备，所以大致尚能了解，至于涉及蒙古文原文的问题，以及德法文引证的问题有时会感到困难些，不过大家大致尚能应付。
等到我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做研究工作，陈先生是第一组主任，不过陈先生只担任一个名义，并不管实际上的事，一切事务都由傅孟真先生亲自处理。遇到学术上的问题，以及升迁的问题，才去特别找陈先生，请陈先生发表意见，这件事在史语所当然是一个很少被谈到的事。等到傅孟真先生逝世以后，我在参加傅先生遗集整理工作之中，在傅先生的一本书中，看到夹着陈先生一张回复傅先生的信，对我加以郑重的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来未曾直接和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的感动。当时觉得这是傅先生未曾公开的信，我只好看过仍夹在原处。实在说来，当时真应当特别放在一个大信封中，加以标记，请那廉君先生加意保存，现在这封信，可能尚在傅先生遗书之中，希望看到的人能够特别注意，提出交那先生或图书馆珍藏，因为陈先生的墨宝现在实在太有限了。
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据我所了解的，在欧洲时治学集中于欧洲诸国文字，以及梵文及西域文字。回国以后，就集中在本国历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至唐的制度方面，再就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来说，梵文及南北朝唐代制度更是重点中的重点。若就梵文和南北朝唐代历史比较，寅恪先生似乎更侧重于南北朝唐代历史方面。寅恪先生对于梵文是下过深厚功力的，他的功力之深在全国学人之中，更无其匹。不过，他站在中国学术发展的立场，权衡轻重。他觉着由他领导南北朝唐代历史的研究，更为急需。所以他放弃了独步天下的梵文知识，来在南北朝唐代历史集中精力，就他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说，他的确能见其大。他认清了政治和文化的主流来做提纲挈领的工作。唐代诚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可是真正下功夫做工作的并不多。至于南北朝历史，更是一片荒荆蔓棘。他在这个荒荆蔓棘之中开出大道来，今后南北朝及唐代的研究无论怎样地开展，他的开创的功绩确实不容疏忽的。
寅恪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当然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书都是博大精深之作，虽然篇幅不算太多，却把南北朝至唐代政治文化的关键指示出来。其他单篇论文包括的范围也非常的广，其中很多有独特意见。在早期论文中，多注意印度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最有趣的是《清华学报》中讨论《三国志》，曹冲及华佗的记载，证明了采取印度的传说，虽然有点惊人，却是非常合理。至于《四声三问》那一篇，证明中国语言，虽然本有四声（但四声之中，还有变调，四声之分不易被发现）。而能以发现四声的，还是靠梵文的启示。此亦可以发千秋之秘。以后再转到天师道的问题，从滨海关系，进而研究天师道的信仰及其作用，对于两晋南朝若干不能解答的问题，有此可以作充分的解答，而从《桃花源记》谈到坞堡问题，更为一个历史上不朽的发现。后期再从唐代的文学，研究到唐代政治、社会、风俗，以及文学上本身的问题，最后一直推到清代的弹词上。这也是一般讲文学史的，从来未曾走过的新路。
寅恪先生治学的方面可说是广极了，但他深知道中国学问中未做过的领域实在太多，他要开风气，他也要为师，他提示些可走的新路，并且指导别人去做这些新路。他深深地知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一切伟大的成功都建筑在许多人许多时候辛苦经营的基址上，所以他的路线很显然的只是为别人测量基址，指示别人去画蓝图，而无心去自己来做一个始终其事的大匠。近二三十年，他的主要工作是在两晋南北朝隋唐史以及唐代文学与政治及社会关系方面，但是在中印文化沟通上，在中西交通史上，在元史的研究方法上确曾做过不小的提示，今后做这些范围以内学问的人，还应当重视他的功绩。
寅恪先生的尊人是陈伯严先生（三立），清末民初首屈一指的诗人，新江西诗派的领袖。他的诗高华魁伟，平心而论，恐已超过宋代的黄陈。寅恪先生受此趋庭之教，当然有非凡的造诣。他自称“论诗我亦弹词体”，恐怕只是一种谦辞。其实他的诗出入唐宋而自成一格，实非弹词体所能限。他的被传诵的吊王静庵先生诗是白香山体，而再生缘题诗却是李义山体。其中的“绝世才华偏命薄，戍边离恨更归迟”和“上清自昔伤沦谪，下里何人喻苦辛”恰恰嵌入了“上清沦谪得归迟”一句。这是出于李义山《重过圣女祠》诗的第二句，只寅恪先生把“得”一字易作“更”字。也许这样一改，嵌字不十分显著，以避人耳目，也许改掉“得”字，以示“上清沦谪，不得归迟”。无论如何，是可以看出他的心情的。
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了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当他在清华大学时，有一天便服乘凉，有一个新来的学生告诉同学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人真像甘地。”寅恪先生听到，亦为莞尔。这里并非说寅恪先生那样大师亦羡慕甘地声名，而是说在中国像他那样了解印度的人已成凤毛麟角。何况还有甘地相同的被压迫民族感情和时代意识。自然，他也禁不住有共鸣之感了。
寅恪先生在北平时，住在清华大学的教员宿舍，因为潜心治学，进城的时候很少。我曾经去看过一两次，他住的宿舍是单层平房，相当质朴，和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宿舍大致差不多。因为太远，谈话的机会也很少。到了一九三九年，寅恪先生来到昆明，住在中央研究院租到靛花庵的楼房上，才有机会朝夕晤对。那时寅恪先生已患目疾，需要时常休息。他吃得不多，可是烟酒都不沾的，他曾经和我谈到民国初年长沙的事，并说看到过和我父亲同曾祖的两位伯父，神情和我还多少有些像。可惜我生长在陕西，对于湖南的情形相当隔膜，因而接触到的问题也就不多，不然这也是近代史上很有用的资料。
寅恪先生在外表看来好像是一个文弱书生，但他却能坚持原则，不轻易迁就。有一次清华大学的硕士考试，吴雨僧先生曾为了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一个学生的及格，寅恪先生不惜以去就力争。又有一次在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上，有一个不合理的议案，寅恪先生独仗义执言，把这个议案打消。从另一方面看，寅恪先生是很有风趣的。在清华大学考试国文，用对对子的方法是大家都知道的，虽然毁誉参半，但想不失为一个新的试验。其中答案如“孙行者”对“祖冲之”，“人比黄花瘦”对“情如碧海深”等，寅恪先生也曾击节叹赏。至于拟防空洞的联对如“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运用成语到了妙语解颐的地步，也是寅恪先生所作。当大陆在“百花齐放”时，寅恪先生提议要把孟小冬请回来。如用这个姓孟的能生能旦的女伶来扮演《再生缘》中姓孟的人物，真是最合适不过。寅恪先生和我一样，对于平剧半句也唱不来。在清华住的时候，既然很少进城，也未曾看戏。直到一九三四、三五年间，有朋友请他看戏，他一看之下，才大为欣赏。寅恪先生后来大约也看到过孟小冬演戏，不然也不会想得到吗。（上一节有一部分是从俞大纲先生处听到的，特此志谢。）
传闻这位才华盖世的大师是去年十一月逝世的，大陆上严冬寒冽，新炭难求，不适宜于老人养病，当然他是以八十高龄，寿终天年的。不过在物质的供应上，在心情上都不愉快，使我们学生们、朋友们没有人不抱歉然的情绪。只有希望寅恪先生提示出来各方面的研究日就光大，也就稍可告慰于在天之灵了。
【附注】壶公先生的《陈寅恪先生之死》甚为精彩，只是关于武则天和佛教问题，略有错误。此问题已由寅恪先生在《史语所集刊》发表，题为《武曌与佛教》。说到以佛经说女人不可做国王的，但《大云经》说到女子国王，所以武则天提倡《大云经》。并未曾说到“面首”一事。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三期（一九七〇年九月号）
罗香林
一
自恩师陈寅恪先生，于去年十一月初，归道山后，好多朋友知道我在清华曾跟陈先生念过几年书，都说要我快点写些文章，来纪念他。俞大维先生也曾将他的大作《怀念陈寅恪先生》的单行本，赐寄给我。文末有一句话：“深盼……在清华研究院、香港大学……的学生，有所补正。”这对我确也有很大的鼓励。《清华校友通讯》的主编赵赓飏先生，二次来信，更说要我也写点关于陈先生学术思想的纪念文章，可是都因为我近来的工作，过于繁忙，难有写文的时间。而且一想到二十一年前在广州向陈师辞别的情况，更感到心如刀割，非常难过。总希望能得一个适当的机会，先将陈师的学术思想，静静地思考一番，再来下笔。
可是我的环境，总是难得安静，而陈师的学问，精深博大，要在短短的纪念文里表达出来，的确也不是容易的事。而这纪念的文字，又不能再拖，所以现在也就只好先写点关于回忆陈师的文字。至于关于陈师的学术思想方面，虽然我也曾叫我所指导的在港大和珠海二校的研究生，先行搜集陈师的专著和论文以至序跋一类的短文，门人李光尧牧师也已写了一篇《故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的著作目录》，但对陈师学术思想系统性的报告专文，还是无法即为撰作。这是要请俞、赵二先生和其他关心的友好，多多原谅的。
二
首先想讲述的，就是我在清华念书的时候，有过对陈师最过意不去的一事，又是最当感谢的一事。当一九三〇年的夏天，我快要毕业的前二月，一天的下午，大约一点多钟的时分，我到北平姚家胡同，去拜谒陈师，对看门的说明是陈师约我来的。门房带我到了客厅，陈师母出来，问我看陈先生有什么事。我说：我是清华的学生，因为做了一篇讲“客家源流”的论文，曾请先生指正，先生约我可在今天来取。陈师母说：
“陈先生正好午睡。好吧，请你稍为坐坐，等陈先生休息好了，我代你讲去。”
哪里知道就在这个时候，陈师忽然从客厅旁边的卧房出来，要同我讲话。陈师母看了很不高兴，就对陈师说：“你是要午睡的，怎么忽然又起来呢？”
陈师说：“我在床上还没有睡着，听了说话，知道罗先生来了。他不知道我要午睡，又是难得来的，所以我起来了。”
陈师母说：“午睡就是午睡，睡不着也要休息。”
我看见陈师给师母责备了，觉得我这次冒昧，实在无可饶恕。便对陈师和师母说：“对不起，容我告辞吧。”陈师反而温和地说：
“坐一坐吧，论文我看过了，很好。现在我到房里去拿了给你。”
我拿回了论文，就告辞回校。看看论文里面，陈师批了的字。在第二章他批了一句：“家谱内，多有材料，须再查考。”在结论里，我提到孙中山先生的上代是出自客家的系统，而孙先生母亲杨太夫人，却是讲香山话的。孙先生兼有父系的刻苦耐劳，和母系的雍容大雅的感染，这与他个性的构成，实在有很大的关系。下面就提到陈师的家系，略说陈师的父系是出自义宁的客家系统，母系则出自浙江有名的俞家，这与陈师个性的构成，自然也有相当的关系。这些话，背后本来牵涉很广，我那篇论文的结论，自然还是过于简略。我即翻看那页的上头。果然陈师特别地批道：
“孙先生开国伟人，自宜表白；寅恪何得与比，万请删去。”
这使我更是感到惶恐。我这次的拜谒陈师，因为不知老师有午睡的习惯，竟使老师在学生面前为师母出于深爱的责备，我这不知趣的学生，真是罪该万死。
陈师在我论文上的批语，给我以很大的启示：就是族谱里有很多的材料，可为做历史研究的取证。我从此即发信向广东各前辈和友好征求与客家历史有关的族谱。后来进入清华研究院，虽然以“百越源流与文化”为研究的专题，但课外的特别工作，就是搜集与客家有关的资料，尤其是闽粤赣客家各姓的族谱。到了第二年，并以获得燕京大学研究院的派遣，曾亲至广东的东北江，对客语通行的地方，做了半年实地的考察，准备先写一部《客家史料汇篇》。当时曾将大纲寄呈陈师，并请陈师赐给序文。陈师看了大纲，便复示道：
“甚妥，'家谱族牒中客家之源流’，想必极有精彩，急欲一读也。各案件想皆能一一注明年月出处，以便复检。弟若无心得，则不敢序尊作，若有一得，亦拟写出求教。……五月二十六日（一九三二年）。”
这可知陈师对我研究族谱的鼓励了。接着我更进而研究中国谱牒学的整体。后来我在港大中文系所发表的就任讲座教授的演讲，也是以“中国族谱研究”为题目，这怎能叫我不感谢陈师呢。
三
陈师的籍贯，是江西义宁县，即前清义宁州的修水县。他的上代是从福建的上杭（汀州所属）迁去的，本属客家系统。义宁的客家人，多数是在清初从福建的汀州和广东的嘉应州迁去的。我在清华念书的时候，陈师曾对我说：这些从闽粤迁去义宁的客家人，多数以耕读为业，因为生性耐劳，勤于读书，所以考秀才的时候，本地人往往以学额被客家学子多分去了，便出而纷争，甚至阻挡客家学子入场应考，后来由封疆大吏请准朝廷，另设“怀远籍”学额，专给客家人应考，与原来的学额无关，这才把纷争平息。陈师一家，自他高祖胜远公，以至他父亲伯严先生（三立），都是由“怀远籍”入学，以至逐级考获各种高科的。
陈师一家，正因为是客家系统，而客家又是保持中原文化特别浓厚的民族，所以初期很少和义宁的本地人通婚，除了和义宁的别姓客家人相通婚外，甚至常常和汀州及嘉应州的别姓人通婚。陈师的祖父曾任湖南巡抚的右铭先生（宝箴），和嘉应州本州（今梅县）的黄公度先生（遵宪），极其友好。这固然是由于同抱经世维新思想，然与这义宁陈族和嘉应州本州的黄族，上代本有亲戚的旧谊，也不无多少的关系。这也是陈师因我研究客家语言和历史，所以特别对我说的。黄公度先生的幼子黄季伟先生，于民国三十五年即一九四六年当我回到梅县视察时，曾将右铭先生与伯严先生寄给公度先生亲笔的书信和诗笺，送给我几页。从这些文件，正可看出当日的局势和陈师一家与黄公度先生的关系。其中如右铭先生的三封短信说：
公度仁兄大人阁下：昨晚得总署电，不划作租界一节，英使竟即允行，颇出意外，非灼见不及此。惟昨电询借款事，除湘埠外，尚有何事？须得复再为商复也。敬颂新祺。总署电钞呈。愚弟期陈宝箴顿首。初五日。
昨晚得谭复生一电，呈览。法若已据琼州，各国恐将继起，沿海屯兵，各口皆非吾有，如困长围中矣。樵老处想冗不及回电，且有难言者。盍由尊处电询其世兄，稍悉近状，朝议，何如？
公度仁兄大人鉴。弟箴顿首。十二日。
来函敬悉：法人又复来索，必又哑忍秘授。瓜分之局定矣，尚何言哉。我辈当此，既无可为，偷生何益。承念，但不能不感耳。盛电已复，以借款不敢妄议开导，当随督帅筹办矣。
公度仁兄鉴。箴顿首。二十七日。
又如伯严先生寄给公度先生的诗，说：
黄公度京卿由海南人境庐寄书并附近诗感赋：天荒地变吾仍在，花冷山深汝奈何。万里书疑随雁鹜，几年梦欲饱蛟鼍。孤吟自媚空阶夜，残泪犹翻大海波。谁信钟声隔人境，还分新月到岩阿。三立。此为夏间得第一次寄书所偶题，聊附录之。
黄公度先生本来想撰著《客话献录》一书，因为奔走国事，没有做成。季伟先生因我于一九三三年曾出版所著《客家研究导论》一书，曾受公度先生的影响，所以特别要将那与他父亲有关的珍贵文件，送一点给我纪念。但我所受公度先生的影响，乃是撰书的远因，而陈师对我所作《客家源流考》一论文所加的批语，乃是近因。因为《客家研究导论》乃是自《客家源流考》所扩充而成的，而《客家源流考》则是曾经陈师批阅，而指示修改的。
四
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况，也非常关心。记得我和朱延丰、钟道铭等初进研究院的第一年，不知怎的，朱延丰兄忽然爱上了北平女子篮球队里白白胖胖的某女士，似乎打得很热，但他不肯将她介绍给同学认识，我们几个书呆子都不免自感落伍。不过延丰兄本来也不是善交际的，果然，没有半年，就告吹了。有两个星期他没有上课，又不在宿舍里住宿。有人说他回江苏原乡去了，有人说他可能失意后有什么自杀的危险。陈师听了非常着急，特地叫我往各处去找。我和有关的同学商量了几次，又到北平找了一次，总是没有头绪。正苦没法对陈师交卷的时候，延丰兄自己回学校来了。我对他说：你优哉游哉地过了两个星期，但陈师可急坏了呢。延丰兄老不说话，后来还是我说：听说胡适之先生进行一种翻译计划，我们可求陈师介绍，做点翻译，来寄托寄托。我和他同去见了陈师，我说明延丰想兼做翻译的工作。陈师非常高兴，就写信向胡先生推荐。胡先生自然也很客气，他回信说：
寅恪先生：谢谢你的信。……朱延丰先生愿译历史书，极所欢迎。他愿译哪一个时代的历史书？有什么Preference没有？Shotwell前告诉我，勿译“文学的历史”，当译学者的历史；他举Breasted：Ancient Times为例。我当时因此书是中学（High School）用书，不甚以为然。近日读其书，始知此书确是极好的书，最能代表最新的考古成绩，而文字尤可读。一九二七有修正放大本（已成为名著）。我想寻一可靠的人译此书，文字务求通畅明白，使此书成为西洋史的人人必读的门径书。你看朱君能胜任此事吗？乞酌复。谢刚主说：你说孙行者的故事见于大藏，我很盼望你能告诉我。匆匆祝双安。降魔变文已裱好，甚盼你能写一跋。适。二十、五、三。
这封回信，陈师就交了给我，要我和延丰商量。可是没有几天，就因我接到家电，说我父亲病势转剧，要我赶快回去。我即匆匆地请假回粤。延丰兄有没有照胡先生的意思翻译，我不很清楚。可能不久延丰即找到了最为美满的对象，就是后来和他结婚的太太，自然也无须拿翻译做寄托了。
我父亲是在民国二十年即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八日在兴宁去世的。那时我还是在由上海搭船返汕头的途中，赶到家里，始知我父亲已去世七日了。母亲领我到灵柩前遵礼成服，我深悔没有提早回来。即为撰印哀启，分寄本邑的族戚和外县的师友。陈师接到了讣告，即亲自撰写挽联一对，寄来兴宁。那挽联说：
惜公抱经世才而未竟其用，
有子治专门学能不负所期。
这对我自然也有很大的安慰和鼓励的作用。
五
陈师自民国十五年即一九二六年五月起，在清华大学讲学，最先专在国学研究院讲授“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和“梵文”，指导学科的范围，有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者之研究。接着在大学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讲授“唐代西北史料”，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及“高僧传研究”，与“佛经翻译文学”，及“文学专家研究”，以至“蒙古源流研究”等，每种课程均以新的资料印证旧闻，或于习见史籍发现新的理解。凡西洋学者对中国历史研究有新发现的，亦必逐类引证。因为引用外文的专籍特多，所以学生每不易笔记；但又因其每讲都有新的阐发，所以学生也津津有味。陈师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多种，以黄布包裹，拿到课室，放在讲台。遇须引证的重要文句，亦必写在黑板。陈师夏秋季常穿蓝布长衫，冬春季常穿长袍马褂。来校，常挟黄布书包，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而其风度和声音笑貌，也最为学生所神往。
陈师讲学，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学生们每要求他以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师又谓：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最好各同学于听讲及研究后，细细地想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每位提出一二问题；自然，教师也是不能包懂的，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功夫，可以略约分别成绩。但同学们多数也不敢采取这种办法，因为如果所提出的问题，被人认为是不聪明的问题时，面子上也很难看。
陈师对历史研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陈师又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这句话含有很重要的意义。有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学，昔年和我讨论陈师的名言，他说这句话给他印象很深、影响很大。
陈师喜欢将几种基本的书，以平日阅览时的意见，或发现其中有新的问题时，则写在每页的书头。因为讲授晋南北朝史，自然对于正史如《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与《南史》《北史》等，及《资治通鉴》与《三国会要》等，都必尽力研求，然于《世说新语》，及慧皎的《高僧传》与道宣的《续高僧传》等，亦极为爱好。尤其对《世说新语》，在书头上写了的札记，和所记别书与它有的事项最多。他本来想将它写成为《世说新语笺注》，后因抗战初期，清华大学辗转迁往昆明，他将藏书运往香港，再由海道经越南运入昆明，这曾经批注的《世说新语》原书多册，竟在途中失去，这使陈师曾发生很大的伤感。
六
不过陈师在清华所授的课程，到底还是以属于与唐代文史有关的专题为较多。就是“文学专家研究”，也多讲元白诗里的史证。早期的国学研究院与大学部的历史系与中国文学系和民国十九年以后的研究院，各同学跟陈师研究的，也是以唐代文史以至隋唐的塞外与西北的交通等为选择专题范围的为较多。陈师写定印行的专书，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与《元白诗笺证稿》等，自然也是以隋唐为范围的。
陈师自开始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学时，即曾提及李唐皇室的姓氏与李虎一家在北魏、西魏与北周的关系等问题，最初以为李唐皇室的上代或与北魏的李初古拔有关，继之则以为李唐皇室上代或出自赵郡李氏，而非出自陇西李氏。这与朱逖先先生（希祖）始终都以李唐皇室父系为出自陇西李氏者，意见不无出入。双方曾发表论文数篇，在学术上均有重大的启发和价值。二位大师虽然对这问题的结论不同，但私交却始终很好。
我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始离别清华和燕京二大学的研究院，接受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的聘约，担任校长室的秘书和广东通志馆的纂修。接着朱逖先师也应聘为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的主任，要我兼任研究所的编辑。我曾特别禀报陈师，说明所以暂离北平的原因。陈师得信后，于一九三三年的元旦，回信给我，内说：
……近日时局如此，华北前途，尚难预测。兄暂还珂里，网罗搜集乡邦文献，实为上策。逖先先生晤时乞代致意。《曹溪通志》，如有便，祈见寄一部，若费力费钱，则可不必也。……
可见陈师始终是关怀学生的工作和就业情况的。第二年朱师以改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史学系主任，约我也到南京去任教，自是我就在中央大学讲授《隋唐五代史》等课程。一九三五年的夏天，我和朱师的女公子结婚，九月更兼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的教授。自然我讲授各种课程，也特别对学生说明是要参证陈师所发表的许多论文的。一九三六年八月，我因改任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的馆长，复返中山大学兼授“隋唐五代史”等课。后来到了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为日军袭占，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澂江，改聘我为专任教授，除增授史学方法外，仍是着重隋唐五代史。二十九年即一九四〇年，中山大学自云南迁回粤北，我于途经桂林时，曾依照陈师所讲须注意新资料的启示，曾于桂林西山，发现唐高宗时代的摩崖佛像。返到粤北，又以友人出任紫金县长的关系，因之而发现孙中山先生的上代族谱，乃撰作《“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接着更应命至重庆服务，兼在中央政治学校讲授“中国民族史”。这时适追随在重庆的史学界各前辈，组织中国史学会，曾通过与胜利出版社合作，将中国历代最重要的人物，各撰作专传一册，自孔子至孙中山先生，凡列二十余人。其中有《唐太宗传》一种，众议推请陈师撰作。时陈师适以香港为日军袭占，经自港密回桂林，任教于广西大学。乃由出版社的社长潘公展先生，致函陈师，约请撰作。不料陈师得信，反而指名叫我撰作。其回信略说：
公展先生大鉴：奉胜一五三八号手教，惶悚之至。民族先贤故事集丛刊中，自不可阙《唐太宗》一种。弟虽在学校讲授唐史有年，而专攻此门者，人数本不甚多。……就前从受学诸友中，现在尚知其仍从事著述，可以信任者，似唯有罗香林君一人。罗君任职重庆，先生就近与之接洽，必有效果。罗君十年来，著述颇多，斐然可观，自不用旧日教师从旁饶舌，以妨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也。如先生以鄙意为然，则除与罗君接洽外，或即以此函交其一阅。……屡承惠示，卒无以仰副盛意，衷心惭惧，无可比喻，尚希特别鉴原，是幸。……陈寅恪拜复。六月十二。
公展先生根据陈师的回信，硬要我担任。不多久，陈师以迁在粤北的中山大学，坚约他前往演讲。乃由桂林，搭火车，经衡阳，至坪石，住了几日。据说于演讲时曾提及推荐我撰作《唐太宗传》的近事，末说：
“我料罗先生，于开始撰作时，对李唐皇室的姓氏问题，也必极难下笔。到底依照老师的说法好呢？还是依照岳丈的说法呢？”
说完了便哈哈大笑。这是后来中山大学的老同事告诉我的。可惜这本书，我答应了后，直到现在还没有写成。虽说我对唐史，也曾写过一些论文和别的有关的专书，但对陈师指名叫我撰作的，却没有在陈师生前交卷，这是何等可悲的呢！
七
民国三十年即一九四一年春，英国牛津大学礼聘陈师为中国学术的讲座教授，陈师乃特至香港，候轮赴任。不巧，恰逢国际局势转变，苏联加入英美阵线，以对抗德国，日本因与德意结为轴心同盟，终以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香港一时没有赴欧的轮船。陈师留居香港，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历史。至八月四日，以系主任许地山教授，不幸逝世，大学当局乃请陈师继为主任。至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亦为日军袭占，大学被迫停顿，陈师乃秘密离去。陈师在港，虽时间不长，然在学术研究上所遗的影响，也甚巨大。这是我自一九五一年亦入港大任教后，文学院的老秘书吴仲舆先生常常向我提述的。
对日抗战胜利后，陈师以目疾，曾一度赴英就医，但没有痊愈。陈师旋复回清华任教，至一九四八年北平危急，中央特派人乘飞机接陈师南下。旋即接受广州岭南大学聘为特任教授，住在唐乐村的九家村。一九四九年三月，以岭南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李沧萍先生去世，我前往吊丧，看了陈师送去的挽联说道：
短梦兴亡，珠海魂归迷故国，
高楼风雨，玉溪春尽感斯文。
这虽是对李先生说的，然隐隐中即含自伤的意味。我曾特至九家村请教，看见陈师，虽然安详如旧，然目力衰退，于光线极强的地方，始能看出那大如指头的文字。若文字稍小，或光线稍暗，便不能看见。我深恐陈师不幸失明，则真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不幸，心里非常难过。
陈师对国家与文化的看法，实是合为一体。因各人对此文化感受和发扬的程量有异，故遇激刺而生的反应，其表现的强度或情况，亦各人有异。这在其所作《王静安先生挽词》的短序，已有明切的启示，短序里对文化的解释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这虽是陈师对王静安先生说的，然亦可以说明这个剧变的时代我们苦痛的由来。
我在一九四九年的端午，曾再去九家村拜见陈师。
我说：可能很快我就要搬家，那此后就“天荒荒，野茫茫”，不知何时何地始能再见老师了。我说罢，就潸然泪下。忍痛别了陈师，回到家中，就决意迁居。到了八月底，便将全家，迁居香港。这二十一年来，我之所以能由最初任教于几家流亡的专上学校，以至任教香港大学，由讲授中国历史以传扬中国文化，终至接任中文系的讲座教授，都是受陈师的启示而振奋而展开的。
但我自到了香港，即以顾虑陈师的处境，从没有和他通讯。一九五三年，港大增设东方文化研究院，我与同事刘百闵先生，曾商请中文系主任兼该院院长林仰山教授，设法聘请陈师来港。但那时该院的经费是美国救济中国知识分子委员会自动拨助的，限定须在登记的学者始能延聘。过了两年，该院经费改由哈佛燕京学社补助，那时虽已没有如上的限制，但在内陆的学者已无法申请出境了。所以林教授始终没有将我和刘先生的建议实现。到了我兼该院院长的时候，那就更是机会已过，无能为力了。现在闻知陈师真的已归道山，那我又怎能不格外悲伤呢！
一九六三年正月，我曾将为着纪念港大五十周年而写的《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一书，寄给法国汉学家、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教授（P.Demievill），他看了书里有一幅一九四九年夏陈师与师母在九家村的摄影，在回信里曾特别地说：
在你有关香港的一本书中，有陈寅恪的照片，我看到时，感情激动。我虽未曾见过他，但我相信他是仍生在世最伟大的中国学者。他看来瘦削，也许是工作过劳的缘故吧。……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于巴黎。
戴密微教授，你可知道这位你所信为是最伟大的中国学者，现在已由瘦削而终至去世了呢。你是研究佛教文学和六朝诗的权威，这和陈先生的学问也很多牵涉，请你也做一篇纪念陈先生的文章好吗？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四日于香港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四期（一九七〇年十月号）
方豪
我初次认识陈寅恪先生是在昆明，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三九年的秋间。
那次是方国瑜先生邀宴。这位国瑜先生，我最初知道他是云南人，是云南省政府保送到北平读书的，学的是历史，对故乡云南省历史，尤其熟悉。我有一习性，便是每到一地，必注意当地的历史。在浙江时，我就特别注意我生长之地和我到过的杭州、嘉兴、平湖、乍浦、金华、永康、衢州、江山等地的沿革；抗战时，足迹所至，遍及赣、湘、桂、滇、黔、川等省，后三省居住较久，我所搜购的方志也最多；一部分我送给中山文化教育馆，一部分我在胜利后，运交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徐润农神父宗泽。因此我在昆明一年，对于那一位生于边陲的同宗国瑜先生，往来特多。
一天，他邀请了史学界的一些朋友吃饭，我现在还记得的似乎有寅恪先生、顾颉刚先生、姚从吾先生、向觉明先生（达）、张维华先生等。席间，由于宗族观念，我向国瑜先生询问：“宗兄！你们云南姓方的是从哪里迁来的？”他说：“我是桐城方氏的后裔。”于是我觉得更为亲热，我说：“我原籍浙江诸暨，诸暨姓方的，好像也是从河南迁到安徽桐城，由桐城再迁诸暨。”
饭后，顾颉刚先生把我拉在一旁，轻声告诉我：“方国瑜先生是么些（读如Mo-So）人，说是桐城方氏后裔，只是面子好看些。”
此时，陈寅恪先生也在旁边，就插嘴说：“我们万不可拆穿他，唐代许多胡人后裔，也用汉姓，也自道汉姓始祖何处。”
这时，我恍然大悟，不久以前，国瑜先生听说我收买罗罗、摆夷、苗人的衣服、文书等，我还叹惜我收不到么些人的文字，国瑜先生立即送给我两小册，并给我解释其意义。么些文是象形文字，所记又多属神话，一经解释，等于看图识字，兴趣无穷。现今在台北的么些文专家李霖灿先生大概也认识我的宗兄么些人方国瑜先生。
但那晚令我获益最多的，还是陈寅恪先生那几句话。
那天陈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他身体太弱，健康不佳。昆明本是四季皆春的地方，即使一雨成秋之后，也只是稍有凉意而已；而那晚寅恪先生却穿得最多，颈上还有围巾。
另一个印象是他太谦虚，我那时常以后辈自视，因为听说他研究过梵文和几种中亚古文字，也通拉丁文，一心想向陈先生请教，谈完方国瑜先生的家世以后，我便一连串提出许多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疑问，请求解答，陈先生是一问九不知，一再的谦称对此实在毫无所知云云。我颇为失望，但他的谦虚，却也使我钦佩无已。
一九四一年秋，我应张晓峰先生邀约，到遵义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如我在上文所说的，我特别爱好地方文献和乡土史地，记得张先生说过：浙江大学迁移的路线，颇有些接近徐霞客的游踪。于是我再去细读《徐霞客游记》，竟被我发现我到浙大的这一年（公历一九四一）便是徐霞客先生逝世的三百周年，于是向张晓峰先生建议，以演讲会作为纪念；张先生大为赞成。演讲会后，又将各文石印，载次年十二月浙大史地学部丛刊第四号。我共有两篇文字：一为《徐霞客与西洋教士关系之探索》，一为《徐霞客先生年谱订误》；两文现均已收入拙著《六十自定稿》。
一九四二年，我又发现那是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再发起开会纪念。但此事应归理学院举办。校长竺藕舫先生邀我到湄潭理学院做一次学术演讲，题为“伽利略与科学输入我国之关系”，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思想与时代》第十五期，现亦已收入《六十自定稿》。
经过两次先贤纪念后，很多朋友都认为这是表扬先贤，同时也是鼓励师生同去发掘先贤史料的一个最好办法。于是，我又发起在一九四三年阳历六月二日纪念耶律楚材逝世七百年（据陈援庵先生撰《耶律楚材之生卒年》，载《燕京学报》第八期）。一九四三年春，曾向寅恪先生和困居北平的陈援庵先生征文，我得到寅恪先生的回信，我也承援庵先生寄来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的抄本。兹将寅恪先生的回信，加标点排印如下：
杰人先生道席：手示敬悉。西游录弟所藏者，不知存亡，似北平有翻印本，可一询否？又颐和园之耶律公墓，亦宜有一记载，如访徐霞客故里一文之例。西游录之作，为丘长春藉端招摇所引起，故耶律公与万松老人之关系，及佛道二教之因缘，皆不可忽略。公为治中西交通史及宗教史专家，当有高见也。乐素先生已到遵义否？甚念！甚念！晓峰先生处，希代致意。匆此奉复，敬颂
著祺
弟寅恪顿首。十一月十日。赐示乞径寄桂林良丰广西大学。
乐素先生乃援庵先生公子，自香港逃抵遵义，即执教于浙江大学。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我在重庆《益世报》文史副刊第二十六期发表《相偷戏与打簇戏来源考》，是答复缪彦威先生（钺）论北朝胡俗书，亦已收入拙著《六十自定稿》，曾寄奉寅恪先生一份，印刷模糊，纸张粗劣，寅恪先生复书加标点排印如下：
杰人先生撰席：手示并大著，敬读讫。（第八页“旧唐书卷五兵志云云”，想是“新唐书卷五十兵志”之误。）先生与彦威先生读史精博如此，至为钦服。北齐、隋、唐之胡俗，有一贯之关系，弟前于拙著隋唐制度论中论音乐章，略发之，惜此书已于前年交商务书馆印刷，至今未见出版，想已沦陷于上海，无从呈教，怅恨之至！耶律楚材纪念，似宜请陈援庵先生及邵循正、姚从吾先生作文，弟于蒙古史事，今不敢妄谈矣。又移剌公之与丘长春之一段因缘，见于其著西游录。此书钞自外国，传本不广，似可重印。（旁注：不知今别有印本否？）又其子双溪醉隐集，龙氏据李仲约钞本刻印，与原本略异。昔王静安先生曾借文渊阁本校勘一过，杂置于北平清华普通书籍中，今亦散失。闻文澜阁四库书归浙大保存，或可再校一过也。又弟前数年曾见一伪造晋卿所书畏兀吾字体条幅，可笑之至。并求转告晓峰先生。又陈乐素先生来函云：俟浙大寄到旅费即启程，现想在途中矣。匆此奉复，顺颂
道祉
弟寅恪顿首。一月六日。晓峰先生乞代候。
我因为看到上期《传记文学》毛子水先生文中，提到“现在刘绍唐先生汇印纪念寅恪先生的文字”，想起我藏有寅恪先生亲笔函两通，乃找出来誊抄一过，并略记两信往来的经过。第二封信中，指出我所引旧唐书卷五兵志为新唐书卷五十兵志之误，令我愧怍。而我尤当引以自责的，是该文收入拙著《六十自定稿》，这一大误仍未更正。寅恪先生曾研究我国很多制度上的胡化问题，兵制亦其中之一，所以他必注意到旧唐书根本无兵志。
信中云：“闻文澜阁四库书归浙大保存”，此事应略加说明。一九三八年春，文澜阁全书运黔，是由教育部命贵州省教育厅负责保管；浙江大学迁遵义后，又委浙大就近督察。所谓督察，亦即由浙大派一二教授，会同教育厅所派者，监督开箱曝晒。藏书地名地母洞，在金鳌山半腰，离太乙井约三里许。共一百四十大箱，而洞前可以曝书的面积不大，每天只能晒两箱，遇阴雨，或有警报，即不能工作，因此，晒书一次，必须四五个月，甚至半年。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之谣，山中尤难见天日。因此我虽在浙大两年，并未能利用。寅恪先生在广西大学，自难详悉其中底蕴。
寅恪先生所用信笺，为土产竹纸，极薄，略带黄色，署“片叶庐”三字。用墨甚淡。第一函，已受水渍，恐难摄影；第二函经摄影后制版，刊出后，不知能清晰可诵否？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四期（一九七〇年十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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