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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学笔
张理权
我的父亲，在我降生人间三个月前就离开了，一来一去，两个不同世界，就这样擦肩而过。所以“父亲”对于我是一个陌生而又难于启齿的名词。
父亲大名张理权，小名张松根，享年36岁。如果现在纪念他的诞辰，恰恰是105周年。
现在唯一留下的就是爷谷同父亲的两张放大的照片，近乎七八十年保存到今天，显得异常珍贵。爷爷带着“西瓜帽”、父亲戴着博土帽。端详遗照，父亲是一个年轻英俊的美男子。传说他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回到茶院乡，担任茶院乡乡长。后开办学校，开始在自家的楼上，后来搬到张家村祠堂，可以说是茶院乡中心小学的第一任校长。他生性耿直，喜欢吃自做的米酒，家里每年都要酿造好几大缸米酒，奶奶严厉禁止他喝酒，他总是背着奶奶偷偷在酒间舀酒喝。一旦奶奶发现，他立即将碗丢进酒缸。到后来，酒缸的缸底总会积有几十只酒碗。但他从来不去蹭吃人家的喜酒、不赴应酬之类的宴会。
张家村西首“胡山头”是一座连绵千余米的丘陵，是一座光秃秃的荒山。他向村里建议植树造林。别人说:“胡山头紧靠村庄，是猪、牛、羊的天下，种树绝对种不成。”他说:“这座山如果种了树，成了林，村里风景就不一般了。”他耐心地说服了众人，在他的一再坚持下，终于在山上种上了万余棵松树苗。然后他在胡山脚大路边立了一块禁牌:“禁止猪牛羊入内，违禁者罚老酒三担，炒黄豆一斗。”在当时的农村这个处罚可不是一个小数字。过了几天，有人居然向乡政府牵来了一头大水牛，说是踏进了胡山脚犯禁了。我父亲喝问:“这是谁家的牛?”来人结结巴巴地说:“这是你家的牛。”我父亲说:“我家的照样罚，还要加一倍。”于是他叫家人担来六担老酒、二斗炒黄豆，放在茶院街，招呼着大家来吃。茶院三村如炸响了一颗炸弹，男女老小都奔到茶院街，众人一哄而上，喝酒的喝酒，抓黄豆的抓黄豆，吃乡长的罚酒，热闹非凡。父亲一下子名扬茶院。但也有人暗地里议论这是乡长设的计，他拿自己开刀，杀一儆百。
后来茶院老街有个大财主和泰老倌，他有-匹马也跑进了胡山脚，别人向我父亲举报，他跑去把那马牵到和泰老倌家里。和泰老信一看这势头，自然乖乖地叫长工抬出三担老酒，一斗炒黄豆放在当街，众人照样闹着喝罚酒吃黄豆。这样二次一折腾，禁令立马生效，胡山头的松树几年就成林了。从此以后谁也不敢再在这斧头口上搓痒。
又一年春节，张家祠堂叫来班戏班唱戏。台上有个花旦，唱腔好，模样俊俏。国民党一个中队长看中了她，戏落台，小旦就被中队长带走了。第二个晚上要唱戏，中队长居然不让他来。这可急坏了戏班长。戏班长无奈之下，同村里的头脑一起来找乡长。我父亲一听原委，就断然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我一定把她叫来。”当时中队队部驻设在下王村祠堂，我父亲立马就到下王祠堂，见了中队长，他也不客套，就对中队长说:“我是茶院乡长，张家村的三夜戏，没有花旦，戏演不成，我这个乡长的脸孔往哪里放?这三夜戏演好了，小旦你带到天边去，也不关我的事。”中队长见乡长亲自出马，而且义正辞严自然也软了下来，就顺水推舟，把小且放了。当晚，中队长还带了帮子弟兵，在戏台前排的座位上翘着二郎腿看戏呢。
茶院上徐村、张家村、下王村三村组成一个大村，统称茶院。每逢大年初一，张家村与下王村中间200米左右是两村之间的交界处，初一一早就会三三两两聚拢一帮子人，先由二村的小孩互相呐喊抛掷石头泥块，后来发展到大人上手抛火罐，互相辱骂，闹得厉害了，操起了棍棒，大打出手。经常互相打得鼻青脸肿，年年大年初一都是如此。两村之间成了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我父亲认为这种历史遗留的坏风气定要阻止。这年大年初一即将到来，于是他特地邀请下王村的头脑王仲宣到乡里来。王仲宣身体魁梧，身穿长衫，是地方上有一定势力的乡绅，他大摇大摆走进乡政府，我父亲与他寒暄了几句，然后一脸认真地说:“仲宣先生，今天请你来，要同你商量解决一件大事情。”王仲宣暗自吃惊，“什么大事情?你说，你说。”“大年初一就要到了，我们两村之间经常闹得不得安宁，今年我们两个出面，一定要刹一刹这个歪风。大家高高兴兴过个新年。”王仲宜听后，哈哈大笑:“我还当是什么大事呢。区区小事，还不是小青年双方闹着玩的么?”我父亲见他这种态度，一下子就火了:“你说什么?这是闹着玩的?好。”他从抽斗里摸出一-支手枪“啪”地往办公桌上一放，“你也拿出家伙来，我们两个先在这里玩一次吧!”王仲宜见乡长怒容满面，动了真格，连忙陪着笑脸:“张校长，我错，我错，就按你的意见办，下王村大年初一就包在我的身上。”
这年的大年初一，太阳刚刚升起，王仲宣头戴阔边礼帽，穿一身崭新的长袍向交界处缓缓走来。后面跟着一大群男女老少: 张家村那边也走来一群人，走在前面的是我父亲，于是两村同时放起了鞭炮，人群笑着携老扶幼，一齐拥向白鹤庙进香。从此之后，每逢大年初一两村的械斗就没有发生过，群众的关系也越来越和睦。
由于父亲性格耿直，直言快语，处理一些事情经常会得罪一些权贵绅士，于是地方上一些头面人物暗中联合起来，告发他是“共党分子”，不久，他便被捕入狱，同年死于浙江某监狱。是病死还是被迫害致死不得而知。死后，尸首秘密送回，到宁海当作活人用轿抬了回来，茶院学校组织学生举着三角旗到村口迎接，一二天后传出“病逝”，大院内哭声恸地……
我的父亲就这样永远告别了人间，但点点滴滴的小故事，从上一辈传下来，至今还经常有人在街头村尾津津乐道：他是茶院乡被人称颂的传奇式人物。
后来经县党史办证实，他确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入党时间应该是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时期。
END
【相关链接】
下列内容摘自娄筱庆和叶静霞主编的《范金镳》，九州出版社，第26页和第86页。
组建起四乡地方党组织
1927年3月，范金镳以中共宁海中学支部为基点（中心），多次召开专题支部会，把每一位师生党员作为骨干，给他们布置任务，要求他们分头深入自己所在镇乡各村，向全县各地宣传党的主张，培养农运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四乡各地培养出多名农运积极分子，短时间内全县党员队伍迅速扩大，党员人数发展到100余人。以李根寿为党支书的中共宁海城区支部、以范功连为党支书的溪南支部、以邬植庭为党支书的中共洪石支部（北乡）、以章洪广为党支书的中共海游支部（南乡）、以包定为党支书的中共亭旁支部（南乡）、1927年4月以徐孝慰为党支书的中共长街直属支部（东乡）及以张理权为负责人的茶院党小组（东乡），至此，宁海县城乡十来个党支部相继建立健全起来。
张理权是宁海早期地下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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