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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灵恩
本文分六期发布
今天为第四期
他是一个从封建大家庭冲出来的叛逆者，也是一位从小山村走出来的红色先进，是一位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战斗在白区上海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也曾是宁海特别支部的负责人。纵观他的一生，观照出他人生的基色是红色，他人生的底色是奉献。他的人生精彩而别样，彰显了一个勇敢的革命者应有的气度。当党组织出现经济困难时，他毫不迟疑地捐地献田，接济党的事业；当革命处于低潮，他勇敢地挺立与担当；当受到误会与冲击时，他选择了忍耐与等待。这是一个真正大写的红色战士，也是宁海红色历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
1929年亭旁暴动失利，宁海党组织转入隐蔽。因环境险恶，党的组织活动处于停顿状态，只有极少数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仍在继续进行马列主义传播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这段时间中国革命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从此中国革命从茫茫黑夜，看到了黎明的曙光。而此时抗日烽火正如火如荼。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此时，陈星在上海建业汽车学校等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回到了宁海。回乡后的陈星积极联络新友故交，共同投身抗战事业。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他与村里小学教员杨乃文一起，利用夜晚群众休息时间组织读报、搞抗日讲座，鼓动群众抗日激情。稍后，他在宁海城关碰到徐国杰。徐国杰（系早期党员）为陈星在浙江省立第六中学时的同学，徐那时在城关当小学教员，住在现县社东面小路边的一个院子内。在他所居之处，经他介绍，陈星认识了胡孝心与徐锡琪，他们当时也都是小学教员。据陈星回忆，他们几人的抗日救国情绪都比较高，也在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他们认识后，多次在徐国杰的居处住会面叙谈，交流心得，商议如何进一步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当时胡孝心在抗日动员会所办的《抗战》任编辑，陈星也曾为这个刊物写过几篇稿，其中一篇的题目是《当前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任务》，另外还有两篇也是有关宣传抗日救国的。此时大家深感宁海应要有党的领导，才有利于抗日救国工作的开展，认为有在宁海建立中共党组织的必要，他们自己也有参加党组织的要求。褚洵也有这样的回忆：抗日战争初期，他（陈星）经王育和的介绍，来桑州找我，主要谈的是为什么抗日、如何抗日，以及当前应怎样搞抗日宣传。不久，我去城关经过他家，我看他桌上放着《论政党》、《论反对派》等书，觉得很新鲜，他还把一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我看。之后，我和他有若干次的接触，有时他到桑州来，有时我到他家去。有一次，他谈起参加组织的重要，问我有否这个要求，我那时限于认识，回答他暂无要求。陈星与徐国杰、徐锡琪等经过商量，决定分头去找党组织。陈星曾去天台找宿士平（中共台属临时特委书记，江苏人，陈星在上海建业汽车学校当教员时，他在上海老西门一个小学里当教员，在抗日救国活动中和他有接触，并知道他是中共党员），当时宿士平不在天台，何时回天台不能确定，陈星在天台住了两夜，无果而返。而宁波方面找到了中共浙东临时特别委员会的领导，接上了组织关系。1938年3月浙东临委派朱学勉和竺扬来宁海建立宁海党组织，恢复了陈星、邬锡霖、徐锡琪等3人的党籍。4月成立中共宁海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由陈星担任书记。岭下村剪影（水东居士/摄）
关于陈星党籍的恢复，曾任宁海特支委组织委员的邬荣茸有这样一段回忆，当时徐国杰同志曾去访过浙东临特委书记朱镜我同志，他告诉说：“陈星的党籍原在地下中共江苏省委的，1937年1月初我到上海找到上海市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同志后才与地下中共江苏省委取得联系，这次就向我说明陈星在上海革命的事迹，说要把陈星的党籍交给地下浙江临时省委，叫我先捎个口信去，自此的当年陈星的党籍就由中共浙东区党委转给我中共浙东临特委”。以后听说朱镜我同志调去新四军了，1938年5月中共浙东临特委负责人竺扬同志特地来宁海同陈星联系，把老党员陈星、邬锡林、徐国杰三位同志组成中共宁海支部，陈星为支部书记，也介绍过如上述陈星的组织关系的来龙。宁海特别支部成立后，在城区和四乡发展党员，由陈星、徐孝慰发展的党员有胡孝心、谢时春、邬荣茸等。他们四处活动，激励唤醒民众，宁海一批爱国人士在他们的抗日宣传和行动感召下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迅速发展到16人。此时宁海特别支部书记为陈星，徐孝慰、邬荣茸为组织委员，胡孝心、徐锡琪为宣传委员，同时成立了中共宁海城关、东乡、北乡支部，书记分别由陈星、徐孝慰、邬荣茸兼任。此时东乡支部党员有谢时春、闻瑞金、伍赤心、金世秀等，北乡支部有邬定华、邬光训、应可枫、邬时钊、邬夺标、邬锡霖等。据记载，当时国民党在宁海县成立抗敌后援会，区成立抗敌后援分会。国民党宁海县党部书记长苏兆麟与县长李涵夫正争权夺利，苏为笼络人心，以抗敌后援会名义，于1938年春在孔庙召开各界青年座谈会听取意见。陈星和徐锡琪及进步青年邬荣茸、谢时春、胡孝心等借机积极发言，提出抗日救国等主张，并以抗日后援会名义创办《生路》刊物，刊载一些主张抗日民主的文章。在陈星领导的支部布置安排下，在当年5月份《生路》出版五月特刊，刊登了陈星写的《纪念劳动人民的节日--五一》，易其写的（即徐锡琪）《本县文化界的一点火星--抗建书店》以及其他党员进步分子写的文章，纪念五月这个节日。主编徐鹏年（国民党县党部秘书，思想进步）见这些文章写得好都登出来，并且对人说“这次无意中收到了五月特刊稿件”。为加强抗日救亡宣传，经特支委讨论，决定在城关开设一家书店，推销进步报刊和红色书籍。后经选址，在蔡家巷口开了一家“抗建书店”，主要是代销宁波新生书报社的各种书报。书店开办时，由胡孝心、徐锡琪负责日常，陈星负责经费的募集。据褚洵回忆，他在陈星的动员下，也以五元钱（约等于当时教师半个月的工资）认了一股。对于书店的开业，林天斗是这样回忆的：宁海开设的抗建书店是党的宣传机构，它们出售的一部分书籍由当时金华的三联书店免费供应。抗战书店的店址在桃源桥下街的一间临街小铺里，距桃源桥约二、三十米。开张前，陈蔚然、徐锡琪、胡孝心等都参加了筹备布置，林天斗、徐道荔、胡敦行、沈昆山等兴高采烈前来帮忙，有时晚上轮流在店里值班住宿。开张那天，店面装饰一新，燃放了鞭炮，祝贺和参观、购书的人络绎不绝。当时欢欣活跃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犹如在目前。书架上陈列的有《国家与革命》《社会科学基础教程》《青年之学习与修养》《斯大林言论选集》《陕北青年学生之生活》《红色的延安》等进步书籍，但是不久，随着时局的恶化，在宁海国民党党部石墨缘等人的干涉破坏下，抗战书店终于从冷落到被迫停业了。抗战书店开业的时间虽然不到一年，但对宁海当时沉寂的知识界，特别是对一些青年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引起了震动，有的人从而接触到革命理论，开始走上革命道路。陈星在做好宁海特别支部工作的同时，还在老家举办各种讲座、夜校、演出队，宣传和发动群众。现存有一部陈星手稿残本，是他参与和发动抗日救亡的一个有力佐证，题目叫《活跃的村庄》，大约在1939年5月去丽水前所作。这本至今已有80年的作品，以其炽热发烫的文字和文学的笔触，真实地记录下作者陈星在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上半年期间，在家乡岭下陈亲自发动抗日救亡活动的生动情景。他这样写自己的家乡“原来，这个村庄的外貌是古朴的，血液是枯乏的，精神是萎靡的，神经是麻痹的，但骨骼是矫健的。”接着他又激情澎湃地写到，“破天荒地， “九一八”的八周年纪念会在祠堂里举行着。有位小学教员做了主席，一位知识青年报告了 “九一八”的经过与我们底任务。一位小朋友，沉痛地演说他哥哥在上海抗战中失踪以后家中的苦况。两位农民青年，也生硬地说出抗战的决心与热望，全场是如何地被感动啊！”文中的这位教员就是杨乃文，一位知识青年就是陈星自己。目睹家乡的村落已是活跃的村庄，到处回荡着“打倒日本”、“打倒汉奸”、“中国万岁”激越的口号，他看到静肃的祠堂苏醒了，衰落的村庄激活了，已过而立之年的陈星怎能不意气奋发，面对国难家仇慷慨激昂，也对苦难的家乡父老身上所迸发出来的抗日热情欢欣鼓舞。他为家乡的“少年歌咏队”高唱抗日救亡歌音而兴奋，也为呀呀学语的孩子也会说“骑马打东洋，救国保家乡”而惊叹，他为家乡有“开恳荒山救国会” 全民抗战氛围而心潮澎湃，这就是有血性有抱负爱国者陈星的真实写照。尽管是纪实文学的笔触，但足以说明当年的陈星在宁海领导抗日救亡活动的真实成绩。宁海党史办曾走访了岭下陈村民，整理出一份《就陈星的经历问题走访岭南村（岭下陈村）老农摘记》，反映出陈星这段时间在村里的活动情况。村民陈士生说：抗战爆发前陈星本人一直在外读书，抗战爆发后，不久他回到了家里。我当时在本村小学读书，他教我们大家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后来还自己掏钱买来课本，办起了民众夜校，办起了演文明戏的剧团。陈星还自编自导剧本，到各村去演出。在学校唱歌时还经常叫我打拍子，这时我虽然年少，但他很器重我。陈星回家时，有好多革命书籍带回来，讲的都是革命的事情，我小时候也曾拿来看看。在村里组织读报、办夜校、教唱歌、编剧本、排演文明戏，当时搞得很热闹。陈兴木回忆，到了第二年的下半年，他在村里办起了夜校，叫我也去读点书，学学字，还组织大家唱歌、演文明戏。这年下半年搞得很热闹，他当时教唱过的东西，连不识字的人，现在还能背的出来。过了春节后，剧团还到外村去演。陈安火谈到，那年冬天，陈星经常在祠堂里讲打日本人给我们听。天气冷时，一边烤火，一边在地上划圈，还用铜板一个一个排在地上，说日本人已打到这里，打到那边，要大家齐心打东洋、保家乡，要大家支援前方打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陈星教唱的都是自编的，句句是肉子。陈建桥回忆，那时演文明戏的本子，都是陈星自己编出来的，我也扮演过戏中的角色，现在唱的内容大部分我都能背的出来。因为他编的东西，大家都很喜欢听，也很好记。当时演戏时我还只十一、二岁，编好的戏也是陈星自己做导演的。可以看出那时候抗日救亡的热情是十分高涨的。陈星用通俗易懂的方法，发动群众，是很有成效的。1939年5月，经组织和特支委同意，他去丽水继续从事他原来的职业。陈星在宁海的这段时间，负责重建了中断近十年的宁海党组织，重新引燃了宁海的革命烽火，意义是十分重要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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