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年 10 月 1 日 结婚照。
80 岁生日照 ， 2010 年 11 月摄。
何香凝老人馈赠亲手绘制的“猛虎下山”国画(1959）。
1959 年，第一届第三次全国归国华侨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 我作为交通部代表参加 , 会议期间何香凝老人馈赠亲手绘制的“猛虎下山”国画。
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交通部总工程师刘济舟司长对我的评价(2004)。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捐赠证书。
1986 年天津市政府再次确认劳动模范证书。
2006 年 金婚纪念照。
前 言
祖父的教诲 —— “回唐山去摔打你的筋骨”始终铭刻在心。
风雨人生路，漫漫数十载。太多太多的记忆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消散。可 我的眼前却总是清晰地浮现出一位古稀老人慈祥而充满期望地嘱托孩子的情景：“回唐山去摔打你的筋骨！”[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华侨客家话将 中国称呼为“唐山”]那个孩子就是一个不满九岁的我，那位老人就是我最尊敬的祖父。
“回唐山去摔打你的筋骨”，这句话是祖父对我最真诚的期许与嘱托，成为伴我一生的座右铭。
祖父是钟家在印尼漂泊的第三代传人。生在邦加，长在印尼，最后也长眠在那个奋斗了一生的小岛。然而我明白，纵然身在海外他乡，祖父仍然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祖国的故土。我心里默念着，“我一定会完成他的心愿，踏上中国的土地。”十几年之后，正是这句话伴我漂洋过海，回到了令他魂飞梦绕却永不能达到的中国。
在归国的客轮上，伴着《叫我如何不想她》的歌声与期待，我带头将所携带的贵重财物捐献给了祖国的抗美援朝事业。
返回中国后，我考入天津大学，希望用自己的知识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大学毕业，我又因“社会关系”和“历史问题”被下放基层，却毫无怨言，不断地发明创造，在生产活动中攻克一项又一项技术难关，推动了工程的迅速发展。在基层单位的20多年中，参与了港口建设的施工、设计和科研活动等大大小小工程百余项。完成了33项，取得了主要专业技术工作成果31项，有创造、发明、工艺改革等，其中有6项属于新工艺、新发明、新创造。
在基层单位的20多年中，荣获了先进工作者和科技发明等勋章、奖状和荣誉证书共计18件。其中直辖市级、部委级共10件，工程局和单位共8件。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评奖外，几乎年年获奖，特别是天津市劳动模范、全国归侨先进分子等荣誉，使我深受鼓舞。
“文化大革命”期间，“现行反革命”的大帽子重重地扣在我的头上。面对种种迫害，我却依然不改初衷，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我有机会再一次远渡重洋，留学荷兰。荷兰专家曾许我优厚条件留在荷兰。我曾是老“海归”，荷兰再优厚的待遇也没能阻挡我再当一回新“海归”。留学归来，我将所学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这是我生活的最大动力。
退休后，我远离了工作第一线，却丝毫没有减少我继续发挥余热的热情：为中荷多种项目穿针引线，使中荷自行车合作的年产量增长了十几倍；为西南四省交通难题和保卫南沙群岛主权建议采用空中飞艇作为运输工具；为解决北京公交优先问题奔走献策；组织退休专家研制成功5N稀土项目；研发用底供水新法在 家养花种菜，并已申请专利将粮油生产从田间进入工厂……我坚信自己仍然老有所为。
几十年间，我在祖国的土地上尽情摔打着自己的身体与灵魂，无论面对任何挫折与苦难，从未想过退缩、消沉与放弃。即使面对国外优厚待遇的诱惑，也依然不为所动。因为我一直坚守着祖父的嘱咐和期望，他的强国梦始终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危难之中给予我帮助的尊师挚友。我的人生可谓三落三起，是钟仕明老师、刘济舟总工程师、子刚副部长三位贵人的出现，为我的生活带来了光明与希望。
我一生不求高官厚禄，只求有工作机会，有领导支持，有爱妻呵护，此生足矣。
一晃数十载。当年对我寄予厚望的祖父最终没能亲眼看到我在祖国如何摔打筋骨，但我要说：我没有让您失望，我一直没有忘记您的嘱托，严格要求自己，尽力作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我问心无愧。
我没有像祖父那样伟大，但我对子孙也充满了同样的期待。这也正是要写这本回忆录的缘由。不仅要向他们展示我的一生，更重要的意义是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先辈。希望他们能从父辈、祖辈的经历中，有所感悟，能让“回唐山去摔打筋骨”的精神在钟家代代传承、生生不息。老一辈已经把自己的全部生命贡献给了国家，后生们要学习先辈的赤子之心，努力锤炼自己，摔打自己的筋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惧困难，勇敢前进，为国争光。
第一章 钟门五代人的印尼之源
我的高祖
我的出生地是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列港市(Sungailiat Bangka Indonesia )。像大多数人一样，孩提时的我一直把这个到处都是采矿场、椰子林、胡椒园的岛屿当作自己的家乡，但是自我懂事之日起，祖父和父亲就不断地告诉我，我的祖国叫唐山(中国) 。尽管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唐山这个地方与我从小长大的这个 热带海岛有什么关系，更不懂得唐山这个名字于我而言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但是我依然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地方、这个名字。然而那时懵懂年幼的我不曾想到的是，在以后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我将为她哭、为她笑、为她挥洒汗水、为她付出了我大半生的忠诚与信念。
我的祖籍是广东蕉岭县新铺镇，地处广东省东北部，大量的汉族客家民聚居于此，是著名的侨乡。蕉岭远离海岸，四面环山，虽然看似封闭，但却阻断不了这个地方与大海的不解之缘。
17 世纪中叶明清交替之际，由于清朝采取的“迁界”政策，加之郑成功抗 清失败，以客家籍为主的闽、粤两省人民开始不断移居东南亚地区，包括印度尼西亚。后来，虽然清廷实行“海禁”政策或对对海禁时兴时止，对印尼的荷兰、 英国殖民者将中国人迁入印尼的限制时紧时松，但是由于闽粤人民为生活所迫，加上对东南亚地理环境日渐熟悉，故迁移之风不减，入居印尼的华侨越来越多。尤其是从 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以广东籍为主的客家人，开始迁入除印尼主要城市雅加达所在的爪哇以外的西加里曼丹等地区，更加增加了印尼华侨的数量。而除了正常的移民迁入外， 殖民者更通过贩卖劳工的方式，将大批中国人卖至印尼。不幸的是，我的家族就是其中的受害者。
早在 16 世纪，许许多多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商人来到千岛之国沿岸和当地土族人做生意，从中国运来了陶瓷和茶叶，运回去的是香料和烟草。这个自由繁荣 的景象好景不长。“中国人称之为红毛野人，他们贪得无厌，阴险狡猾，见财不要命的怪人出现了。他们乘的船很大，在海上相遇， 会遭到他们的掠夺和枪杀。” 这段话是由荷兰人 Dr H. J. de Graaf 所著《印度尼西亚历史》一书中摘录下来的，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这是邦加祖祖辈辈开采的锡矿落后的露天锡矿。
这个时期正当中国劳工来邦加的高峰，他们大部分是从广东、福建两省被骗走的，通过新加坡转口到邦加和勿里洞，这就是我们祖先常提到过的卖“猪崽”。在历史上中国到邦加和勿里洞卖“猪崽”的活动和美国贩卖黑人奴隶是同步的。
荷兰时期中国苦力在露天锡矿上劳动。
我的高祖，就是我祖父的祖父，钟捷馨(二十世穆)于 19 世纪初来到印尼邦加岛。因为家乡很穷，想挣一点儿钱回去，于是成为“猪崽”被卖给荷兰人到邦加当矿工，结果一分钱没有拿到，却把命卖给了矿山，直到死后才赎回自己的身子。
被拐者多被改名换姓，如刘大、黄二、邓三、锺四、李五、梁六、林七、 汤八、曾九、蔡十、许十二、徐十五、郑十六等。荷兰殖民主义者这样更改姓名 不仅是为了易于呼唤和差遣，更重要是为了隐名匿迹，使家属无法追查。连名字都可以随意被更改，可见华工没有什么人格可言。
“印尼”之意为千岛之国，它由一万三千七百多个岛屿组成，其中有两个盛 产锡矿的是邦加和勿里洞。邦加岛是印尼著名的矿产区，锡沙的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高祖去世以后，他的三个孩子开了个小店，种些田地，从此开始了钟家几代人在印尼的正常生活。
当年，我们的祖先在矿场受尽非人的虐待，劳苦一辈子也赎不起自己的人身自由。他们是最早的邦加矿业无产阶级。他们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团结友爱、 热爱家乡，在侨居地创功立业，为华人赢得了一席之地。他们的顽强拼搏精神和优良传统，邦加人称之为“邦加精神”。
1996 年我在北京成立了北京邦加侨友会。每当开会时，我都反复地向侨友 们强调：“邦加人，尤其是我们的祖先，很了不起。他们很爱国，是英雄，是好汉。我们这一代人要把他们的业绩记录下来，留给后代做榜样，我们要继承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7 年 5月1日，为了热烈庆祝香港即将回归祖国，鉴于在香港也有两千左右的邦加人，我为印尼邦加、印尼巴中和印尼归侨校友会写了一篇《邦加精神万岁》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兴趣。
邦加、物里栋两岛屿。
钟 氏 族 谱
祖父当年经商，在他的店里有个会计。120 年前，他曾派这个会计回祖籍广东蕉岭，将钟家族谱抄写了一份带回印尼。祖父将这份族谱传给一直在印尼雅加达定居的三叔收藏。后来四弟出国去印尼访问的时候，三叔将族谱交给四弟。因为三叔不懂中文。四弟一看，惊奇地发现竟是珍贵的族谱，就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
“山有来龙水有源，儿孙代代总相衍，宗枝不认遭雷劈，千年万裔永流传。” 这是《钟氏历代世系族谱》对我们万代钟氏子孙的期冀和告诫。一本沉甸甸的族谱，所代表的并非仅是一串串的人名、一位位的祖辈，而是钟家子孙所经历的百代历史。它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一种家庭文化的积淀。作为钟氏子孙，能为这本族谱再增添一些厚重感，是我一生的追求和骄傲。
钟家族谱源远流长。我们家族是客家人，原籍在河南郑州一带。
公元前115世纪， 武王姬发兵灭商代末君纣王建立周朝， 但是他并没有将商代王室赶尽杀绝， 相反，他还立纣王的哥哥为王，统治宋国，这个人就是微子启。而他就是我们钟氏族谱所写的第一个人。从他开始直到我这一辈有三千多年，一共是 123 代。几乎每一代都有名字记录。直到我的高祖，当年卖身给荷兰人当苦力到印尼的邦加岛，族谱由此而中断，但是我要将其补全。我有三个儿子，六个孙子，三个重孙子，我要将自高祖以来的八代人都补上。原族谱是文言文，不易读懂，所以请了内蒙古赤峰的古文专家王绍贤先生于千禧龙年孟冬补撰，许福林妹夫写了译文。
钟氏族谱 (原本已捐献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祖父的奉献
祖父钟石清(二十二世穆1876.11.28— 1953.3) 在印尼邦加岛出生，是侨生的第三代。我对祖父十分崇拜，在我心目中，他有三个奉献足以值得铭记：
( 1 )为家乡蕉岭赠款 ;
( 2)投资经营邦加岛当地的产业 ;
( 3)变卖产业支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我的祖父。
祖父五十岁生日照片。
祖父把财产捐给孙中山后，就再也没做生意了。祖母很早去世，他找来一个后祖母，我们叫她新婆。他们两人隐居在一个果园里，直到 1953 年祖父去世。可惜的是 1951 年我已经回国，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的祖父的确是个人物。为什么我总是想着他，不仅是因为他作的那些贡献，更因为他跟我多次说过的那句话，“Poelang Thongsan gi banting toelangka”(回唐山去摔打你的筋骨)，这话深深嵌入我的脑海，影响了我的一生。
英雄父亲、母亲的一生
我的父亲钟荣春 (二十三世穆1905.9.23— 1980.7.7 )，1905 年在印尼邦加岛烈港出生，是祖父石清公的长子，侨生第四代。荷兰商业中学毕业后，协助祖父经营过土特产和日用小商品商店。
我的母亲黄氏金珠( 1906.7.16— 1969.12.15 ) 同父亲一样，是印尼的华侨后代，原籍是福建，外公在当地是荷兰KPM航船在邦加代理商。
1927 年父母的结婚典礼(在烈港市外公家举行）。
1933 年，由于经济危机生意破产，父亲秉承先辈的勤劳创业精神，找了个修理工开了一间汽车修理铺。经过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经营规模逐渐发展壮大，他开始购置美国进口的福特卡车，将全岛的锡砂运输全部承包下来。
战前、战后父亲经常支援邦加矿工的罢工运动，多次收到华人劳工部的表扬信。1953 年，中华侨团总会授予他光荣证并推荐他作为国庆典礼的华人代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尼独立，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大不如前，返回祖国一事提上了议事日程。作为印尼侨民，想要返回祖国是非常困难的，需要花很多钱来办理出境证明。父亲多年的经营在日本入侵后毁于一旦，为了回国，他努力挣钱。母亲也竭尽所能积攒资金，将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返回故土，他们的这份情怀一直影响着我的人生。而说起这件事，就不能不说我居功至伟的母亲。
母亲可算是一个大家闺秀。母亲嫁给父亲后，一共生了四男六女。父亲创办公司经营矿砂运输的时候，母亲就担任总务后勤工作，找个帮手每天给一百多人烧水做饭。父亲生意的成功离不开母亲的支持与帮助。
母亲怀中的我。
从苏加巫眉回到雅加达以后，母亲在我的劝说下，拿出多年积攒的资金，买了一栋房子，房款还未付清，印尼货币贬值。我们把房子卖了，赚了一笔钱，用这笔钱，支助大哥远赴荷兰，我也才能动身回国。
就这样，在父母多年的辛勤积攒之后，从我 1951 年归国伊始，全家人都陆续踏上了归国的旅途。到 1964 年底，全家父母二人，兄弟姐妹九人，除了身在荷兰的大哥外，全部义无反顾地返回祖国。
从 19 世纪初我的高祖被贩卖到印尼一直到 1964 年，我的高祖钟捷馨一脉在异国他乡已经繁衍了五代人，经历了近 160 年的离乡漂泊，终于在新中国成立数年后远渡重洋，回归祖国的怀抱。这是父母又一桩大功劳。早早回国的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操劳一生的父母二老能够在祖国安享晚年。然而他们的晚年生活，却因为国内的政治风暴而备受苦难，以致父母早早离世，没能享受几天幸福的日子，这一直成为我的愧疚、遗憾与心头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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