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令树（1657—1720），字桐孙，后改名王枚功，号树人、行一，江南太兴（今江苏泰兴）人。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王令树15周岁，通过了童试，考中秀才。1678年，清康熙十七年，戊午年，江南乡试，考中举人。清康熙十八年（1679）王令树22周岁，己未科联捷考中进士。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任富顺知县。其后历官礼部主事、员外郎、刑部郎中、山西道监察御史等，是泰兴籍十大谏官之一，为康熙爱臣。他是泰兴王氏堂号“映日堂”的第十世孙，也是“映日堂”堂号的创建者，据说创建此堂号是遵了皇旨御意的。王姓是百家姓大姓之一，同时也是江苏泰兴的名望之族。泰兴的王氏于明代建文年间因避“靖难之役”从苏州迁至泰兴，世有“两晋家声远，三槐世泽长”之颂，堂号包括三槐堂、映日堂、大国堂、银杏堂、乐学堂、天日堂等，其中尤以映日堂王姓最为显赫，相传其原来的堂号就叫三槐堂，也就是说“映日堂”堂号是由“三槐堂”堂号派生出的。至于是三槐堂开基始祖王祜的哪一支后人，至今尚未找到相关确切的记载，但这个家族最早定居于泰兴的始祖族谱上标明是王彦璋。王彦璋，籍本太原，因靖难兵役，于1399——1402年期间由苏州迁居泰兴，隐居在古泰兴的天宁庄（现在滨江镇蒋港村地界）。谱牒中记载王彦璋的祖籍是在山西太原，这明确了王彦璋这一支王姓属于太原王氏。至于这个家族相传他们来自于苏州阊门，实际上是由山西太原到苏州，再由苏州阊门迁徙到泰兴的。其五房十一世孙王新铭有诗集《潜夫诗抄》传世，诗集卷一中有一首诗《代不倒翁解嘲》，王新铭借不倒翁比喻自己，诗中第一句：“生来乡贯系吴阊”，明确言明他的祖籍是苏州阊门。据史料记载，明初官府多次组织大规模江南移民，计四十余万众，阊门邻近京杭运河，是古代江南最重要的码头之一，在以水路交通为主的古代，从江南去江北，阊门无疑是非常理想的出发地点。阊门由此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移民出发地和集散地，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问祖、溯源报本的朝宗圣地。对于背井离乡的移民们而言，阊门是他们在江南的最后一站，这样，这座城门就成了故乡的象征，寄托乡愁的载体。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推断：王彦璋这一支王姓家族来自于苏州，当年从阊门乘舟迁居江北泰兴。而在居苏州之前，作为三槐堂的一支，这支王姓又来自于山西太原，后来迁居苏州，生活数代或数十代后，到了王彦璋之时又迁居我们泰兴，为了不忘本，才在史料上注明“籍本太原”的。谱牒中还记载他为“明故处士”“乐隐于农”。处士是指古时候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男子隐居不出仕，讨厌官场的污浊，这是德行很高的人所做的选择。加之一个“隐”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王彦璋。他为什么要隐？因为他是个名士！他是因为燕王朱棣发动了靖难兵役才离开故土来到泰兴隐居的，也许他来泰兴的确切时间应该是靖难兵役的尾声阶段，因为他看到了朱允炆政权行将就木，燕王朱棣称帝在即，他怕遭到朱棣的报复或因为不愿日后被起用为官而早先一步离开了故土。由此可见他是拥护朱允炆政权，反对朱棣这种大逆不道夺天下的行为的，所以他要“隐”。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王彦璋这一支王姓的堂号改为“映日堂”。之所以改为“映日堂”，自然是有缘由的。这个缘由正与泰兴王氏“映日堂”十世孙相关。王令树一向以正直朴诚著称，有泰兴“十大谏臣”之誉。他为官清廉而有担当，敢为、敢谏，既深为朝廷赏识，亦易招人嫉恨。史书称其奏本如狮子吼叫，故他在泰兴所居的巷子被称之为狮子巷。在富顺知县任上，王令树“勇于治事”，清乾隆二十五年《富顺县志·宦迹》载其“赋性刚方，遇事有担当……不惮劳瘁，务令均平，奸民莫敢肆横”。其中，他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就是推进行政区划调整，重新拟定县域划分方案。要知道，明代至清代前期，富顺一直实行里甲制，规定“十户一甲，百一十户为里，设甲首、里长”。清同治《富顺县志·寺观》载王令树诗《中岩寺》
到顺治初年，朝廷曾推行保甲之法，但包括富顺在内的四川因战乱未实行。康熙二年（1663），富顺县遵令丈亩编户，由于乱后人口锐减，编户仅为六里约166户。这以后，通过钱绍隆等数任知县的有效治理和积极落实“移民实川”等政策，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的农民和陕西、山西的商人陆续到富顺开荒兴业，人口逐年增加。王令树到任后，发现原有的“六里”已然落后，不仅影响到徭役税赋任务的完成，还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于是，他果断决定“分六里为四乡八路”，即“县为四乡，乡为八路”。其中，东为在城乡，辖上东路、下东路；南为洪合乡，辖上南路、下南路；西为玉正乡，辖上西路、下西路；北为富义乡，辖上北路、下北路。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清末，为富顺两百余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制基础。王令树在富顺的任职时间并不长，大约一年光景。之后他升任礼部主客司主事，再任礼部精膳司员外郎和刑部江西清吏司郎中，并迅速擢升至山西道监察御史。
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年，时年王令树45周岁，康熙48周岁。这一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康熙帝传集部曹于太和殿，特以唐朝诗仙李白《谢公亭》一诗中的“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十字，赐王令树御书。“映日堂”的堂号即由此而来。后来，王令树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映日堂集》。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会试，王令树奉命监卷。监试官都是由皇帝亲自钦点派任的朝廷有名望的值得信任的官员，《清史稿志·八十三》言明：“会试监试以御史。”当时列满汉御史各一员，满御史是色克图，汉御史即王令树。会试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中央考试，应考者为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由礼部主持，在京师北京内城东南方的贡院举行。考中者均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会试后贡士再由皇帝亲自御殿复试、择优取为进士。而这一年会试发生了中国古代考场上的一件可谓惊天动地的大事。
时为殿试授卷官的张大有在会试即将开考时上书康熙皇帝陈奏了当时考场中的弊端，预言此次会试考试定有舞弊现象发生。张大有（1675—1730），字书登，又字火天，号慕莘。康熙三十三年（1694）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期成绩最优，授翰林院编修。三十九年（1700）转任礼科给事中。清国史里并未详述张大有到底讲了什么弊端，清代著名的诗人王士禛的一部笔记著作《古夫于亭杂录》倒是提到了：“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会试，总裁官止用二员：吏部左侍郎李录予、工部右侍郎彭会淇。房考皆新差直省督学科道官，余止部属二人。盖所以杜揣摩之弊也。会试总裁，近例用四人，正考皆大学士、尚书为之，变例自是科始。”
清福格著的十二卷风俗掌故笔记《听雨丛谈》中也提到了此事：“四十五年丙戌会试。总裁：吏侍李录予、兵侍彭会淇。中式三百人。历科会试主司，皆用大学士而下三四人，本科止用侍郎二人，遂腾物议。”意思就是嫌主考官人数比往年少、且资格不够。张大有此言一进，更是导致议论纷纷，所以众人都将眼光盯在了这次会试上。试后，还真有流言传出，根据时为会试监试官王令树之子王新猷、新铭、新建在《王氏族谱》里对这件事的记载是：“有人状告外帘的满御史监试官色克图违规进入内帘。”何谓内帘、外帘？古代科举考试中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帘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帘官。帘官之“帘”，正取于门之帘。贡院内有至公堂，堂后有门通入，主考、房官、内提调、内监试、内收掌等官员，在堂内保管、批阅试卷，并居住其间。考试前三日，这些官员由至公堂后小门进入，监临随即封此门，并以帘相隔。这帘成为一种界线。帘内的考官称为内帘官；帘外的考官，包括监临、外提调、外监试、外收掌、弥封、受卷、誊卷、对读等官员，称为外帘官。外帘官负责监督考场、考卷弥封、誊录、对读、保管、封送内帘诸事。门闭帘隔，内帘、外帘，被分别限定了活动空间，各司其职，帘内帘外不得随意往来，内外公事要隔着门槛交洽。至放榜时方准开帘。《清史稿志·八十三》亦言明：“试官入闱封钥，内外门隔以帘。在外提调、监试等曰外帘官，在内主考、同考曰内帘官。亦有内监试，司纠察，不与衡文事。”而当时王、色二御史俱为外帘官，是不得进入内帘的。色克图被弹劾，从这件事上看，王令树是没有任何过错的，也没有涉及到他。但他却没有置身事外，而是上疏康熙皇帝，写明了原委，替色克图辩冤。他在奏折中说：“色克图逡巡不入内帘”，也就是说色克图只是在门口徘徊，因为有所顾虑最终并没有进入内帘。两方证词不一，于是康熙皇帝下旨让负责会试的礼部查清楚此事，但是礼部负责的人却含含糊糊的上了一道折子回答了皇上说：“此事恐怕存在。”而这个时候，王令树又上疏了一道奏折，直陈了事情的始末，再次证明色克图并没有进入内帘。可惜还没有等到王令树的第二道疏章送到内廷，康熙皇帝已经震怒了，他指责“主司取仕不称职”，命令“下秋部以堪问”。《清圣祖实录》记载：“大学士、都察院及工部尚书温达等、遵上□日察议会试主考官李录予、彭会淇、同考官李绅文、谢藩、阎中宽、陶仁明等四人，不堪试卷、取中进士、不可谓之无弊。拟李录予等离任。李绅文等革职。会同刑部严审。”一场由“科场舞弊”而引起的腥风血雨就此掀起，此时一同参与会试监考的同僚们人人自危，但唯有王令树一人坦白自信。其实，康熙皇帝震怒并非色克图一事，晚清著名的经学家俞樾编著的《茶香室丛钞》载:“(康熙)四十五年三月,陈廷敬奏:'会元尚居易首篇,一千二百字。向来作文,不得过六百五十字,所作违例,应斥革。’从之。”就是说，陈廷敬认为当年的会元尚居易的文章字数太多，违反了规定，而当时的主考官却没有察觉，反而将会试第一名的头衔颁给了尚居易，应予革除。《清圣祖实录》亦记载：“陈廷敬奏曰、阅会元文章首篇一千二百余字。文亦不佳。向来作文、不得过六百五十字。所作违例、岂可取中乎。不善衡文、是以致此。会元尚居易。亦应黜革。上曰、尔等察议甚当。如所议行。” 《听雨丛谈》也载有：“会元尚居易旋被夺削，主司亦镌级。”由此可见，1706年的这场所谓的“科场舞弊案”其实倒不是什么“舞弊”，只是因为本届主司和往年人数、职位差异太大，引起了众人的揣测，而正好会元尚居易又有点不是“名至实归”，众人挑刺挑出了个“舞弊之说”来，所以才引发了康熙皇帝的盛怒。不过，康熙皇帝虽然削了尚居易的“会元”头号，并革了一些人的职，但《清圣祖实录》记载：“上谕曰、朕观会试正主考系北人、则必取北人为首。系南人、则必取南人为首。可谓之无私乎。今年科场行贿者、想亦无有。但中所不当中故人心不服。”由此可知，康熙皇帝是相信当年会试没有舞弊现象的！那么康熙皇帝盛怒之下对那些考官们用了刑罚，总不能自己再去认错吧，他只能借着尚居易的事情顺水推舟，以此搪塞，贬谪那些考官的理由就是“不堪试卷”。那么之前色克图之案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其实这是无中生有罢了，要不是之前张大有奏陈科考之弊端，弄的人心浮动，一片议论，也不会生出此等谣言，更不会扯出尚居易此等小事而引起考场与官场的地震，康熙皇帝心中还是很不舒服的，有一团怒火他不得不发，陈廷敬是重臣，且言之有理有据，他不便怪罪，只能拿始作俑者开刀！最终，张大有因上书陈述科场积弊，引起不必要的非议而降为国子监助教。由此可见，1706年的会试 “舞弊”并不是真正的舞弊，既然没有，就更不要谈子虚乌有的“色克图进内帘案”了，要说唯一的错，就是主考官没有去审计尚居易的文章字数，一不小心给了他个“会元”当当。这次会试案虽然闹的惊天动地，众多人受到牵连，就连色克图也因为礼部的含糊奏辞一开始也被罚俸一个月，但后来又因为查清了整个会试的始末，加之康熙皇帝看到了王令树的第二道奏疏，康熙皇帝被王令树的如此执着和诚朴而感动，也不忍再去惩罚色克图和那些办事含糊的礼部官员，于是就下旨让吏部不要再去查究色克图和礼部的过错，而且让朝廷上下不要再去非议这件事，圣旨一下，朝廷上下莫不仰慕王令树，史载：“朝野服，共识朴”。之后圣主康熙皇帝还因为王令树“小心精白”，特地设宴邀请了他，此等殊荣在朝廷还是挺少见的。而这一年王令树已经49周岁，半生将过，年华已逝，应该算是到了仕途晚期，但是康熙皇帝还是重用着王令树。第二年，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春，王月，王令树奉命巡视东城。在监通州中南仓时，王令树彻夜巡视，恪尽职守，以报帝恩。正在王令树得到圣主重用之际，这一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王令树的妻子李氏去世，他的次子王新铭风尘仆仆的赶去京城给王令树报丧，当时王令树虽然从东城巡视回到了府邸，但又有了新的王命，故推迟了还家的时日。1709年，清秋，王令树年老体衰，抱病在身，这时他万分记挂他已年过70岁的老母亲张氏在家侍养无代。于是王令树遂请归故里泰兴侍奉老母亲。当时宗族称其孝行，邻里称服其端方，此所谓忠孝两全。晚年归乡后，王令树将御书“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视为家珍，供奉在其家庙里。可惜康熙的亲笔御书，映日堂的王氏后人们并未有缘得见，是被毁还是被藏，不得而知，但从御史王公令树的诗中却依稀可见此御书的神韵。王令树诗中有云：“尺幅森如锦，纤豪挽若钧。方员圭璧合，温润瑾瑜陈。点画工营势，纵横妙入神。”此诗对康熙皇帝所赐御书之墨宝可谓描述尽然，赞美之至！王令树晚年虽居县城狮子巷，然其威望依在，据说其大门口立有两个石柱，上书：“武官下马”和“文官下轿”。相传有一次王令树出行，对面遇到了知县的车马，知县的随从见到对面的车马上有“映日堂”的标识，不敢造次，遂立即禀告坐在轿子里的知县。知县大人素来与王御史交好，但在这样场合之下，他还是命令手下道：“映日堂乃皇帝亲自御赐的，快快让道！”王令树一生工诗，被举为“康熙中后期扬州诗坛领袖”。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曾说：“侍御公以诗学鸣海内，东南言诗者多宗之。”王令树生前曾整理自己的几百首诗汇编成册，也许是遥念京师的康熙皇帝，抑或是矜饰其在朝中得到的圣宠，他将诗集定名为《映日堂诗》刊行，现原刊本保存在南京图书馆。从1716年王令树主修《康熙泰兴县志》的序中落款来看，其书屋也同样是以“映日堂”命名的，而《王氏族谱》上亦有“御赐”两个字。王令树去世后，朝廷重臣、大学士张廷玉作墓志铭。据考，“映日堂”的祠堂有数十间，在原来泰兴市隆盛巷，即现在的仙鹤湾绿色餐厅和大统华处，其祖茔在现在的西张家堡，现在南门狮子巷那儿的观音禅寺乃御史王令树的家庙。在王令树后，王氏映日堂又出了很多名人，诸如家藏万卷书、与沈德潜、郑板桥等人交好，著有《潜夫诗抄》、《百花吟》，去世后由清朝礼部尚书任兰枝撰写墓志铭的王新铭；得到道光帝贺八十大寿之颂联“松柏中标岗陵岁月，芝兰气息龙马精神”，横匾为“得天者厚”四个鎏金大字的王大观；一门忠烈的泰州营把总王忠及其子王建章；千总兼松江营把总王永祥；靖江营守备加都司衔，正四品，与民族英雄陈化成一起抗英的王镛；中国航空和防空创始人、国民党中将王鹗；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证实已牺牲于长征途中的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王守约；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退伍后担任四川省审计厅副厅长的王潮源；在国防科委聂荣臻麾下供职的军工专家王正元；中国岩石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南京大学地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的王德滋；台湾著名作家、记者、“四大名嘴”之一的王大空等，可谓不胜枚举。今王氏“映日堂”的子孙们皆以“映日堂”之后为自豪，且不忘初心，寻祖问根，尤念“映日堂”的创建者王令树。经考证，泰兴名园如嘉树园、树园与映日堂之间也是很有关联的。季氏嘉树园主人与树园主人张丕阳本是亲戚，而树园主人与映日堂主人也是亲戚。映日堂（三愧堂）的休隐上人去世后，泰兴张氏“三凤堂”的张丕扬曾写《挽休隐僧》：“寂尔阇经西院僧，伤心十载老诗朋。生推华阀唯清昼，死得真诠是惠能。锁骨销时怜瘦鹤，茆斋过处忆澄冰。白头都讲空挥泪，薪尽谁传无尽镫。”原来，王令树的母亲是张丕扬叔祖父、进士出身的张日浣的女儿，王令树和张丕扬则为至交。清朝重臣张廷玉为王令树撰写墓志铭，大概也有可能看在皇帝赠诗的面子上，而又与泰兴张氏之渊源所致。
总而言之，王令树及其所创建的“映日堂”对王氏“映日堂”这一堂号宗族后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作为深受皇帝赏识的御史——勤政、廉政的王令树，以及王令树根据御书所创建的映日堂，肯定还有许多的史料、故事有待我们也值得我们去挖掘、去发现、去考证。近年来，有人就从有关资料上发现，王令树早年就喜欢书画，曾与八大山人朱耷有过交往，亦曾与八大山人的朋友程退夫交往甚频。程退夫原名程道光，退夫是程道光的号，为安徽歙县人，经商于扬州。其歙县同宗程京萼、程葛人等都与八大山人有交往，尤其是程京萼已然成了八大山人与扬州士人联系的中间人，正是他将八大山人引到了以书画为“代耕”之法的道路上来。退夫为扬州富商，工诗，善鉴赏，好风雅，其在扬州的数处斋宇成了不少士人品茗吟诗和书画名流墨宝竞芳之地。王令树亦是退夫斋宇的常客，由此可知，王令树不仅于政有绩，于诗有名，而且于书画肯定也有很高的造诣，不然是不会与书画界的名流常有交往的。
八大山人赠予程退夫的《安晚册》其上卷有一令人叫绝的国画，名《度岭图》；上卷第七纸则有八大山人的朋友李有、王令树等四人跋。李题长诗，款云：“程退夫席上观过岭图并送燕思先生南游。楚藩同学弟李具稿。”王令树题诗，款云：“己卯仲冬下浣，雪中为燕翁先生题于自强堂。廷令王令树。”自强堂，乃程道光之斋居名，王令树也是在退夫家见此图的。《淮海英灵集》甲集卷一载：“王令树，字桐孙，泰兴人，康熙己未进士，官四川富顺县令，政成擢礼部主客司主事历官侍御。”二人之题跋都作于1699年。这一考证足以说明王令树凭自己的才华在文坛、艺坛所立的地位，其声誉绝不亚于他在政坛的声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