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天王刘德华的一首《忘情水》唱遍大江南北的大街小巷。词与调皆哀婉伤情。恰若元好问的词句：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情堪生死，忘情太难！由是有了：《牡丹亭》、《西厢记》、《红楼梦》、《孔雀东南飞》、《梁祝》……此皆是人世之忘情而生出的文学杰作！而忘情之于书法亦是生出许多杰作，天下三大行书便皆是书法之忘情杰作！
王羲之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可称为“乐而忘情”之杰作。
《兰亭序》中句：“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据说王羲之写完《兰亭序》后第二天酒醒后还想要写，结果都不如第一稿，乃感叹道：“此神助耳，何吾能力致。”宋人米芾有诗为记：“永和九年暮春月，内史山阴幽兴发。群贤吟咏无足称，叙引抽毫纵奇札。爱之重写终不如，神助留为万世法……”
颜真卿之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可称为“悲痛忘情”之杰作。
《祭侄文稿》中句：“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续。呜呼哀哉。”
邱振中先生有叙述文字：到“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续”，又几乎一字一顿，像是要把这些文字勒在纸幅的深处。……这件作品同颜真卿其他作品都不同，书法与文辞完全融为一体。笔触、字结构、章法、都随着情绪的流动而变化。“沉痛彻骨，天真烂然，使人动心骇目，有不可形容之妙”，是无数代人共同的体验。
苏东坡之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贴》可称为“凄苦忘情”之杰作。
《黄州寒食贴》中句：“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凄苦悲凉之意便是这隔了千年依然从这些词句与纸面墨迹中漫延的满天满地！这件作品情随笔走，笔随情动，从始至终，字体的大小，行笔的速度一直与诗意的推进而不断的变化，犹如纸面弹奏的一曲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荡气回肠！
苏东坡 《黄州寒食贴》
书法之忘情与人世之忘情虽言表现有不同，却也可一一能对应！查“忘情”一词的解释大意有两个：
一、无喜怒哀乐之情；引申为感情上不受牵挂；
二、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
邱振中先生所提出的书法之“忘情”
前所举天下三大行书所对应的忘情，个人以为是可归属为“忘情”词义第二种“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这便也是邱振中先生所说的：“书法创作中的'忘情’，指的是感情的强烈作用使作者摆脱了一切与书写无关的羁绊，进入几乎忘却书写、自由发生的状态。”而周勋君女史的论文《书法：忘情与布置》中所言之书法中的“忘情”应是脱胎于邱先生的，节录如下以为对照：“忘情”指的是这样一种书写状态，作者无心于经营点画，行笔为心中所系事物驱使，虽然手中在写，书写本身却退居到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忘情之际，行笔的速度与力量，结构的开阖与正欹，行列的整齐与倾斜，墨色的干枯与润泽，都依附于当时思想情感的支配，没有事先的预想、设计，所谓“随时从宜”“临事从宜”。
邱振中先生更对这一类忘情而产生的书法杰作的共同特点做出了非常具体的总结：
一、作品文辞所牵系的，为作者实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经具有非同一般的感染力量；
二、与作者其他作品面貌有明显的区别，不可替代，不可复制，如黄庭坚《跋黄州寒食贴》所说的“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三、作品的文辞、笔触、结构等所有元素、细节都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四、由于书写与感情活动的密切联系，构成有一种明显的复杂性；
五、作者在技术上已经处于当时的最高水平
其实我细细读来邱振中先生关于此一类“忘情”之书法杰作的全部论述，我以为他提到了产生这一类“忘情”杰作的最最关键的因素是——技术！即邱先生前所总结的特点中的第五条。
如果说“技术”是产生这一类“忘情”书法杰作中的“1”，那么前4条便可以为“0”，因之有了“1”来做前提，后面的“0”才有价值和意义。
因此而言，没有技术的忘情书写只能称之为涂鸦！
这就好比说：不是所有的吼叫都能称为摇滚，那可能是咆哮！
基于此，邱振中先生继续感叹的叙述到：
宋代以后，由于自觉意识的发展，因“忘情”而创造出杰作几乎成为一种神话。在日常书写中，做到“忘情”并不困难，但放松的书写在技术上达不到杰作的要求。这种矛盾阻断了通过“忘情”而创造杰作的道路。久而久之，对“忘情”含义的理解也悄悄发生了变化。
激情并不缺乏，天才的书法家也不缺乏，但是由于自觉意识的发展，人们再也无法真正摆脱对技术的关注，狂放如徐渭，痛切如晚年的王铎，才华、技巧都是一个时代的顶尖水平，但是他们在创作中也无法真正达到前人那种“忘情”的状态。
徐渭几近癞狂的草书作品，实际上只是一种节奏的延续， 它是作者竭尽全力保持的一 种状态，而不是随着心情的波动，书写的自然生发。王铎的焦渴、激切富有感染力，字结构和章法看来也随心所欲、毫无拘束，但整个作品张驰之间仍然反映出有规律的变化。
从那以后，又过去了几百年的时间。由于创作自觉意识的发展，“忘情” 与杰作的共生几乎绝迹，但人们始终保持着对这种状态的敬意。
这大体是邱振中先生关于书法中的“忘情”的定论与总结了！但是我总隐隐感觉，有关书法的“忘情”之意还有未尽之意，因为如果从“忘情”一词的本意而言，邱先生所言的其实只是“忘情”一词的第二个意思“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而对“忘情”一词的第一个意思“无喜怒哀乐之情；引申为感情上不受牵挂”则不见有任何的言辞叙述。那么是不是基于这个“忘情”意思下的书法创作就没有相关的案例和作品呢？
我要补充的有关书法之“忘情”概念及其对应的作品
我第一个想到便是黄庭坚的一段自叙：
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纳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譬如木人，舞中节拍，人叹其工，舞罢则又萧然矣。
这一段话写的明白，黄庭坚有时候来写字是完全没有前提的，“未尝一事横于胸中”；写的过程更是“譬如木人，舞中节拍”。这种状态是完全和“忘情”一词的第一种意思一样的，即“无喜怒哀乐之情；引申为感情上不受牵挂”。如此而言，“忘情”的第一种词义也是可以成为书法创作的一种状态的。那么基于此一“忘情”状态下的书法创作是否也能产生出杰作呢？或言能否找到我们无法预知书家在创作过程是否忘情，但是其作品所呈现给人感觉是与“无喜怒哀乐之情”的“忘情”书法杰作呢？
我以为能找到！
试列举如下几位古代书家及其作品来做简单的呈现与分析：
王羲之的晚年草书代表作《十七帖》，因卷首由“十七”二字而得名。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记载了《十七帖》原墨迹的情况：“《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是煊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购求二王书，大王书有三千纸，率以一丈二尺为卷，取其书迹与言语以类相从缀成卷。” 此帖为一组书信，据考证是写给他朋友益州刺史周抚的。
举《十七帖》为例是缘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十七帖》毫无疑问是可以当得起书法史意义上的杰作的，《十七帖》一直作为学习草书的无上范本，被书家奉为“书中龙象”。它在草书中的地位可以相当于行书中的《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但是《十七帖》 不是后人的集字作品，而是纯粹的王羲之手写作品；二、《十七帖》风格冲和典雅，平静安稳，正合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赞誉王羲之书法的评语“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绝无一般草书狂怪怒张之习，透出一种中正平和的气象。南宋朱熹说：“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其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毫无疑问，《十七帖》是属于“无喜怒哀乐之情”这种“忘情”意义上的典型代表作品。二十多件信札书迹，时间跨度历经好几年，信札内容也各不相同，情感也不尽相同，但是书法的风格非常的完整统一，书迹风格几乎看不到受书写的内容、情感的变化而有明确地影响与互动。
又比如唐代怀素晚年的草书代表作《小草千字文》。举怀素《小草千字文》的理由同王羲之《十七帖》一样也是两方面的原因：一、该贴也毫无疑问是可以当得起书法史上的杰作；二、该贴的书法风格也是属于典型的“无怒哀乐之情”的“忘情”意义的作品。
再比如唐末五代书法家杨凝式的行楷代表作《韭花帖》也可以归到典型的“无怒哀乐之情”的“忘情”意义的作品。
而至若如王羲之的小楷《黄庭经》、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的某些作品；弘一法师的临终绝笔“悲欣交集”；日本禅宗书家良宽的“天上大风”等作品，从风格上也可归类进到“无怒哀乐之情”的“忘情”意义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是否可以定义成为书法史上的杰作，则还有待时间的认证了，这里就不再展开！
我曾经读到一段弘一法师自叙写字的话，让我印象深刻，这段话对我补充提出“无怒哀乐之情”的“忘情”意义的书法作品概念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朽人于写字时，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之字法、笔法、笔力、结构、神韵，及至某碑某帖之派，皆一致屏除，决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画观之，斯可矣。不唯写字，刻印亦然。
这段话让我印象至深的反倒不是其以西洋图案的原则来写字，而是他“皆一致屏除，决不用心揣摩”这种刻意将书法中所有的“技法”来忘去的创作方式与心态！原来我们所看到弘一法师出家后的作品所呈现出的不见人间一丝烟火气的“忘情”之作便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结语
如果说邱振中先生所提出的书法之“忘情”概念及其所代表的杰作如同足球场上的“马拉多纳上帝之手”或者是“贝克汉姆任意球所踢出的世纪波”；那我所补充的书法之“忘情”概念及对应的作品则更接近于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或者是庄周笔下的《庖丁解牛》。“神来之笔与”“无意佳乃佳”或许是书法之“忘情”的一体两面吧！
然而不管是如邱振中先生所言的“书法创作中的'忘情’，指的是感情的强烈作用使作者摆脱了一切与书写无关的羁绊，进入几乎忘却书写、自由发生的状态”；还是我所补充的“无喜怒哀乐之情；引申为感情上不受牵挂”这类书法“忘情”；皆是书法史上的“圣人之忘情”，吾辈可望而不可即，可遇而不可求。
我辈所能为者，正如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所言：“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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