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加田诚（1904—1994）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他的研究该博芳润，既广且深，从先秦到现代文学，从诗文到词曲小说，都有所涉猎。中国学界对他可能并不像对其同龄者吉川幸次郎那样熟悉，尤其是作为“红学家”的目加田诚，对我们来说似乎更为陌生。①
实际上目加田诚是日本昭和时代（1926—1989）较早关注并热爱《红楼梦》的中国学家，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留学是他与《红楼梦》结下不解之缘的契机。
本文拟利用新发现的目加田诚《北平日记》，同时勾稽相关资料，考察目加田诚的《红楼梦》阅读经验及其翻译、教学、研究等情况，更为清晰地刻画这位被隐没的红学家形象，进而一窥《红楼梦》在日本昭和时代的传播路径、受容情况等等。
目加田诚1926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科，师从盐谷温，1933年被任命为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中国文学讲座第一代专任教师，同年10月至1935年3月受日本学士院派遣赴北京留学，期间几乎一天不落地用日语记录了他在北京的生活，形成八册线装稿本《北平日记》。
这部日记一直藏于家中，直到2012年被九州大学中文研究室师生发现，后由静永健教授组织整理②，于2019年出版了「目加田誠『北平日记』―1930年代北京における日中学術交流―」。这部日记为我们详细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一位日本中国学者的《红楼梦》阅读经验。
（一）阅读目的：从语学到文学
目加田诚阅读、学习《红楼梦》的最初目的是学习语言，也即北京官话。早在大学时期，他就对日本传统汉学中的训读法产生了不满。
所谓训读，是在书写形式上保留中文原文，而在文字周围注以阅读标记（训点）以提示日语语法顺序、日语读音，即用日语语音、语序阅读中文原文。这种方法在阅读文言文时效果较好，但若用在小说等白话文上就很有局限。使用训读的汉学家虽然可以理解中文文本意思，但并不会说中国话。
目加田诚在水户高等学校学习的是德语，进入东大后发现这里几乎没有中国语的教学，“只有一个老先生张廷彦用中国语读《古文观止》。”③这让他很不满意，于是他花了两年时间上东京外国语学校的中国语科夜校，还曾拜访编写中国语教材《急就篇》的宫岛大八，决心走不同于传统汉学的道路④。
而当时日本的中国语教育并不发达，主要以《急就篇》《华语萃编》为教材，跟着老师读念、背诵。如吉川幸次郎所说，这些教材“几乎全是商业用语，是为外交或贸易服务的。我想学的适合于文学的现代中国语教科书是没有的。” ⑤当去中国毕业旅行时，目加田诚就发现他的中国语水平根本达不到能够交流的程度。
因此，他来北京留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合适的老师教授北京官话。《日记》10月24日载“自今天起，每天都请汉语老师奚氏来。（略）暂时学习入门会话（冈本正文著《支那语教科书》），不久就读小说”⑥，可见，奚氏是作为汉语教师被聘请的，读《红楼梦》是语言学习的一种方法。
在他之前，日本人从语学的角度利用《红楼梦》已颇有历史。《红楼梦》在江户时期初传日本时，负责清日贸易翻译工作的唐通事就以之为自修教材。
同治十年（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规定两国互相开放通商口岸，日本愈发重视北京官话的学习。东京外国语学校就使用《红楼梦》作为教材，聘请北京来的旗人薛乃良教授。光绪二年（1876）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在向日本人介绍学习北京官话的方法时说：“小说用北京话，雅俗事都写得出者，以《红楼梦》为最佳，其次则《品花宝鉴》。”⑦
明治以来，以《红楼梦》为教材，跟随旗人学习北京官话已成风气。而大正时期，以青木正儿、仓石武四郎等为代表的日本中国学者主张废止训读法，用中国语语音语序来阅读汉文⑧，《红楼梦》作为语言学习教材，进入到新一代汉学家的视野。
仓石武四郎（1897—1975）在1928—1930年间留学北京，吉川幸次郎（1904——1980）在1928—1931年间留学北京，二人即跟随奚待园利用《红楼梦》学习北京官话。吉川幸次郎说：“在北京开头的一年几乎每天都是埋头于语言学习。方法是由一位叫奚待园的旗人——旧满洲贵族——给我和仓石君两人念《红楼梦》。”⑨仓石武四郎回忆：“钱韬孙先生却夸我们，通过《红楼梦》来学北京话是个绝妙的办法。”⑩
野崎骏平（？—1962）1932年前后在北京留学，为学习北京话，也跟旗人举人潘文正学习《红楼梦》。他说：“众所周知，《红楼梦》对于汉语研究者而言，无疑是珍贵的范本。”⑪目加田诚选择《红楼梦》作为语学教材也是这种时风的反映。
而在阅读学习的过程中，目加田诚愈发体认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其三女东谷明子在「『北平日记』に出会って」中提到他说：“《红楼梦》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小说。”（《日记》附录，第239页）
《北平日记》也展现了他对《红楼梦》的推崇。如《日记》1934年1月10日说：“《红楼梦》里黛玉、宝玉初次会面的地方以及对凤姐性格的描写非常好。”（第三卷、第89页）从场景描写、人物刻画的角度称赞《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1934年10月27日记载终于读完了百二十回《红楼梦》：“近十个月来每天逐回读，未曾一日觉得失去了趣味，好似得到精神食粮，每天深感愉快，终于读完了一百二十回，却觉得有点寂寞了。”（第七卷、第194页）可见《红楼梦》带给目加田诚精神的、审美的愉悦。
（二）教师选择：民间“红学家”奚待园
奚待园虽然在中国红学史上名不见经传，但对《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在北京工作、生活、留学的日本人都曾跟他学习《红楼梦》，为学界所知的有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等。除此之外，据我们调查，还有目加田诚、奥野信太郎、清水翻译官、西川宁等。
奥野信太郎（1899—1968）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随笔作家，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1936—1938年在北京留学，后任北京辅仁大学教授，1945年回国，是庆应义塾大学中国文学科的创设者，翻译过《儿女英雄传》等。
西川宁（1902——1989）是日本20世纪极具代表性的书法家，同时也是金石学家、中国学家，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后任该校教授，1938—1940年在北京留学。
那么奚待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何会成为日本学者学习《红楼梦》的教师？奥野信太郎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其《北平通信（二）》载：
清水翻译官介绍了他自己的汉语老师、隐藏的《红楼梦》学者奚待园先生给我。每日从先生学习《红楼梦》，多有启发。……此家族前清有盛公爵，其夫人出自西太后母家。盛公府、孟公府是二兄弟所立之家，从乾隆治世以来，一直是有名望之家。可以想象奚先生年轻的时候也是过着像《红楼梦》那样的生活吧，所以对该书也是非常熟悉。⑫
他又说奚待园是乾隆第三子的后裔，当时有孟公府、盛公府，而奚出自盛公府，旧姓喜塔腊氏。⑬可能因为外国人不易理解中国的家族关系，奥野对奚待园家世的叙述不太准确。
通过勾稽相关文献，我们知道奚待园是清副都统内务府总管和尔经额的后人。和尔经额姓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其女是清仁宗嘉庆帝的第一位皇后孝淑睿皇后，也是清宣宗道光皇帝的生母。
和尔经额有二子，盛住、孟住，这就是奥野信太郎所说的盛公府、孟公府。和尔经额后封三等承恩公，爵位先由盛住承袭，嘉庆十年（1805）盛住因罪赎爵，改由孟住袭爵。后来则有崇纶、熙俊等先后袭爵。
熙俊乃裕禄之子，经慈禧太后指婚，娶爱新觉罗·奕劻之四格格，即一直随侍在慈禧身边的红人薛吉葛氏。裕禄曾任军机大臣、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直隶总督等。
民国时著名的“四大须生”奚啸伯（1910—1977）与奚待园应为同族兄弟。奚啸伯曾祖崇纶，祖父裕德，曾任体仁阁大学士等。
据奚啸伯说，薛吉葛氏后来住在“东城妞妞房，又名孟公府。孟公，家九叔，清末即逝，所居在妞妞房，故以人为名，又曰孟公府。（略）我十九岁下海谋生，家婶大怒，以为玷辱家族，遂召全族，欲加抗议制止。时代已是民国十七年（1928），族中各家均是朝不虑夕，穷困潦倒，吃饭还顾不上口，那有闲心办理此事。（略）在我喜塔腊本家共有十二处。”⑭奚待园应该就是这十二处本家之一。可见他们虽是清朝旧贵族，门第显赫，但随着王朝的覆灭，早已失去了生计来源，有的生活已经非常困难了。
奚待园也是如此。据奥野信太郎介绍，他与夫人、女儿三个人住在菊儿胡同2号的一个小房子里，全家均靠教授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北京话为生。虽然收入不算太低，但因为奚氏有吸食鸦片的问题，家中非常贫穷，时常要求提前支付学费。
他的夫人叫溥兰，也是旧贵族出身，教授日本妇人北京话，其中就有清水通译官的夫人、宫越教授的夫人、桥川时雄的夫人等。奚氏晚年愈发贫穷，失去夫人和女儿，抗战结束前在西郊简陋的停车场的小房子里离世。⑮
作为旧贵族旗人，奚氏一方面在语言教学也即北京话教学上有优势，另一方面他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⑯，曾中过举人，熟悉清朝典故和清朝旗人贵族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他懂文学，对《红楼梦》有着源于切身经历的理解。
可以想象，他曾经像贾宝玉那样有“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红楼梦》第一回），而世事变迁，生活不复从前，他对贾府的兴衰命运应该有深刻的感受。奥野信太郎记录了他讲授《红楼梦》的场景：
他的《红楼梦》讲读非常有趣。一时兴起，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室内来回走动，手舞足蹈，他说这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书。这时先生如梦般的瞳孔里仿佛映着往日的青春，这往日的青春十分辉煌灿烂，十分显赫豪奢。⑰
可见奚待园的《红楼梦》教学是有共情性的。清后期以来《红楼梦》在中国颇为流行，几乎家喻户晓，作为旗人的民间“红学家”，奚待园只是这股潮流中一朵小小的浪花。
然而他虽不像其时的学院派“红学家”蔡元培、胡适、俞平伯等那样著述传世，却通过具体的教学活动，促进了《红楼梦》的东传。他的学生回国后多成为日本中国学研究的翘楚、日本中国文学科的掌门人。
民国时期像他这样的民间“红学家”应该还有不少。如野崎骏平跟潘文正学习《红楼梦》，归国后任教于东北大学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些民间“红学家”就如点点星火，推动着《红楼梦》的传播。以语言学习为最初目的，以民间旗人“红学家”为传播者，以国外汉学家为传播对象，以《红楼梦》在国外高校、学术圈、民众中更广泛的传播受容为继发效果的传播模式，是研究《红楼梦》海外传播中值得注意的现象。
（三）多样的阅读方式
由于对《红楼梦》抱有浓厚的文学兴趣，目加田诚采用了多种阅读学习方式，这包括课堂学习、自己练习翻译、搜集《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和研究文献、赏“红楼”戏曲、实地实物考察《红楼梦》所涉及的建筑、服饰等等。
1934年1月3日，目加田诚在东安市场花一元五十钱买了亚东标点本《红楼梦》，预习了其中的胡适《〈红楼梦〉考证》，并以此书为教材，第二天开始学习《红楼梦》，学习时间为每日一个半小时或两小时。
他后来回忆说：“刚开始是跟着先生一边读《红楼梦》，一边听取详细的说明、解释。每天都读，一共花了八个月的时间，第二回是在先生面前读，不懂的地方再请教先生，这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最后是自己一个人读，花了大约25天。前后读了三个回合，当时完全沉溺于《红楼梦》中。”⑱
而从《日记》的记载看，1934年10月27日他读完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这花了大概十个月的时间，此后开始跟奚氏读《儒林外史》，同时自己重新阅读《红楼梦》，1935年2月21日复习完一百二十回，前后经历约82天的时间，当然其中有些日子没有读。这与目加田诚的回忆不完全吻合，盖因回忆难免有误差。
前面十个月的时间应该包含了两个回合的学习，即听奚氏读、讲，自己读、提问。这与吉川幸次郎的回忆差不多：“每天念一回《红楼梦》。首先是解释原文，对不懂的地方我们就详细质疑。” ⑲
在阅读的过程中，目加田诚就开始尝试翻译。刚开始阅读是非常吃力的，他常常为了预习第二天的内容，到凌晨一点才睡，到第七回后，预习才变得轻松。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他还向日本友人借了幸田露伴、平冈龙城《国译汉文大成 红楼梦》，这是日本最早的《红楼梦》前八十回全译本。
除了讲解文本外，奚氏也注重结合实景进行教学。如带来“宫中御赐的黄色荷包”（第四卷、第104页），帮助学生理解书中的服饰描写。
目加田诚还通过实地考察北京的古建筑获取对《红楼梦》相关描写的理解。如他参观了醇王府，拍摄不少照片，并云：“诚可想见中国小说中大家气象。此醇王府颇非古物，先此而在者，或说即《红楼梦》故事所本。《品花宝鉴》中的怡园、华公府不知又当如何？”（第二卷、第63页）
醇王府曾为纳兰明珠宅邸，纳兰性德也曾被认为是贾宝玉的原型。通过考察、拍摄，他感受到了《红楼梦》中房屋的样式。仓石武四郎说：“那位奚先生非常好事，有什么婚礼或葬礼，他就邀请我去看。（略）他还指出这个场景在《红楼梦》中也有，并一一列举实物来教我。”⑳类似的实景教学有助于外国人理解文本。
除了以亚东本为教材外，目加田诚还积极调查、购阅《红楼梦》的其他版本。首先是有正戚序本。目加田文库现有两部有正戚序本，即有正书局刊行的《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的石印本和缩印本。
《日记》载1934年3月2日从文奎堂购得八十回本《红楼梦》，11月14日购得大字本影印抄本八十回《红楼梦》，这应该就是目加田文库所藏之本。他还特地拜访胡适，看其所藏脂本。
此外，他跟俞平伯说俗本《金玉缘》中秦可卿之死部分的文字也作“疑心”。《金玉缘》即《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属于《红楼梦》程甲本系统，其中有华阳仙裔序、读花人（涂瀛）《论赞》等。
而《日记》1934年1月5日载他从喜爱《红楼梦》的俞君那里借阅《红楼梦》序、赞及其他，这个本子应该是《金玉缘》。
可能是目加田诚本身对戏曲感兴趣，其毕业论文是关于《西游记》的戏曲，因此，他很注意收集《红楼梦》戏曲。如购买了清仲振奎（1749—1811）《红楼梦传奇》、吴镐《红楼梦散套》。
他也喜欢看《红楼梦》戏，如女伶金友琴的《饯春泣红》（别名《黛玉葬花》），称“《红楼梦》林黛玉之sentimentalism（感伤主义）以女伶故，倍感凄美。”（第二卷、第58页）又看荀慧生《红楼二尤》等。
此外，他还购买了蔡康著、王钊画《红楼梦写真》、绮情楼主喻血轮的小说《林黛玉笔记》等。他对中国红学研究的新成果也锐意搜集，如俞平伯《红楼梦辨》、蔡元培《石头记索隐》、1929年《故宫周刊》登载的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1931年《北大学生》第一卷第四期登载的奉宽《兰墅文存与石头记》、1932年第三卷第四期登载的胡适《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等。
可见他对《红楼梦》的研究兴趣日渐浓厚，这从孙楷第特地送来李玄伯的文章一事（《日记》1935年1月6日，第八卷、第219页）中也可窥见。
目加田诚在东京读书时即听过胡适的讲座，在北京学习《红楼梦》最早读到的也是亚东本所载的胡适《〈红楼梦〉考证》，对其研究小说的实证方法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在考证《红楼梦》作者、作品上有很大的功绩。㉑
《北平日记》载“（1934年10月14日）看胡适所藏钞本《脂砚斋重评红楼梦》，第十三回秦氏之死的地方最值得注意。”（第七卷、第190页）而对于另一位红学家俞平伯，目加田诚似乎更为欣赏。
北京留学时期，他不仅爱上了《红楼梦》，也喜欢上了词，在这两方面，俞平伯都有让他钦佩的研究。他不仅购阅了俞平伯《红楼梦辨》，认为其见解敏锐，也读了《读诗札记》《读词偶得》等别出心裁的文章，对其散文集《杂拌儿》也欣赏有加，认为俞平伯“在文学研究上有独自的境地”㉒，“在当今学者中，像俞平伯那样沉浸于中国文学真正的趣味和美好的人，还没有见过其他的。” ㉓评价不可谓不高。
因此，在留学即将结束时，他特地拜托周作人写介绍信，又拜托钱稻孙做翻译，郑重地拜访了俞平伯。虽然俞的方言非常难懂，完全无法交流，但有钱稻孙的翻译，会谈非常愉快。他感慨说：“自从来北京以后就没有这么认真地畅谈过，实在非常高兴，第一次见面就能这样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第八卷、第230页）
他详细记录了此次会面的情况，即《日记》中的《俞平伯氏会见记》，后又撮其要发表于《中国文学报》1935年第3号。可见，这次会面对他来说意义之大、印象之深。
目加田诚主要记录了他们关于《红楼梦》、词、龚自珍诗词等问题的讨论。其中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可以看出上世纪30年代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新动向。
虽然1924年容庚发现了一个百二十回的抄本，提出百二十回本是曹氏旧本，后四十回并非续作，但俞平伯仍坚持认为八十回以后绝非曹雪芹所写。此外他也有新的思考，有的在《修正〈红楼梦辨〉的一个楔子》《〈红楼梦辨〉的修正》中已有提及，有的在其后来的《红楼梦》研究中继续深化，有的则因某种原因，按下不表。
如他说想在曹雪芹生于乾隆五十年、五十五年的说法上进一步将生年问题精确化，但因为没有什么新材料，加之别的研究者也有讨论，他后来并未提出新的看法。㉔
而会谈中说：“《红楼梦抉微》指出《红楼梦》由《金瓶梅》进化而来的观点值得注意。（略）读者之所以认为二者完全不同，是因为《红楼梦》完全摈弃了其污秽之处。（略）而对秦可卿的描写恐怕还留有《金瓶梅》污秽描写的痕迹。”（第八卷、第231页）这一看法在他写于50年代的《红楼梦简论》《读红楼梦随笔（一）红楼梦的传统性》等文中有进一步的阐发。
当然，更值得重视的是俞平伯对自叙传说的修正。在《修正〈红楼梦辨〉的一个楔子》《〈红楼梦辨〉的修正》中他更强调从小说的角度认识《红楼梦》，摆脱容易重新误入“索隐”的、拘泥的自叙传说。
他在会谈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思考方向：
一，《红楼梦》很难说是描写作者家庭生活的。比如“金陵十二钗”的说法是用在妓女身上的，不应对自己的姐妹如此称呼，文中对贾赦也有很多谩骂，对长辈似不能如此（第八卷、第231页）；
二，《红楼梦》中的服装描写不太明确，《红楼梦》到底是如实描写清朝的事情，还是故意使其描写的时代模糊，还不太清楚，但其中确实增加了许多清朝的事（第八卷、第232页）。
这些话头在其上世纪50年代陆续发表的《读红楼梦随笔》中得以充分展开。如《读红楼梦随笔（十）贾政》批评胡适将贾宝玉等同于曹雪芹、将贾家世系等同于曹家家谱，“《红楼梦》中对贾政并无怨词，亦无好感。若贾政是事实上的曹雪芹的父亲，似乎不应该这样写。”㉕第十一《贾赦》提到《红楼梦》对在封建家庭占统治地位的男人，一概都没有好评，其中尤以对贾赦、贾珍贬斥为甚。㉖
《读红楼梦随笔（三十一）梨园装束》提到北静王的服饰是晚明阮胡子的打扮，当时人讶为梨园装束，进而指出“《红楼梦》虽是现实主义的名著，其中非现实的部分却也很多。为什么这样，我想到的有两层：（一）浪漫主义的成分；（二）因有所违碍，故意的回避现实。这两层也不大分得开的，皆所谓'荒唐言’是也。”㉗
这些都更加注重从小说的角度看待《红楼梦》中的人物塑造、相关描写等等。而“金陵十二钗”和妓女的关系问题，大概出于某些考虑，俞平伯后来并没有展开㉘，而目加田诚的学生、九州大学教授合山究《花案·花榜考》（《明清时代的女性和文学》，汲古书院2006年版）则指出明末有被称为金陵十二钗的妓女等等，可以看作这一问题的域外回响。
总而言之，通过这次短暂的会面，目加田诚近距离获悉了中国红学研究中涌动着的除了索隐、考证之外的新思潮，这有利于他回国后从事《红楼梦》的教学研究。
在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兴起的时候，目加田诚从仓石武四郎带回的俞平伯会议发言的录音中，体会到俞氏想在新的行进队伍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走新的道路的心情，而不认为那只是一种僵硬的伪装。㉙虽然只有一次短暂会面，但在某种意义上目加田诚可称得上是俞平伯的知音吧。
（一）目加田诚与松枝茂夫译本《红楼梦》
松枝茂夫（1905—1995）是第一部《红楼梦》百二十回日语全译本的译者。其译本摒弃日本传统的汉文训读体，采用口语体，使得日本的《红楼梦》翻译到达了一个新高度㉚。而目加田诚对这一译本的贡献，似还不为学界所熟知。
松枝茂夫比目加田诚晚一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科。1940年，目加田诚因九大研究室人手不足，特地去东京请来松枝担任讲师，用松枝的话说：“在大学毕业后的第十年，终于安定了下来。”㉛
在九大工作期间，松枝完成了四册《红楼梦》的翻译，1940年3月、10月出版第一、二册，1941年出版第三册，第四册完成后，因被视为“无关紧要”之书而被禁止出版。目加田诚不仅为松枝的翻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还以校正者的身份提供了不少帮助。
当时，松枝虽翻译了部分《红楼梦》，却仍有许多疑问无法解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再一次惊骇于自己不自量力地做了一件荒唐的事。”㉜
这时向其伸出援手的是目加田诚。他对译文进行了三次校正，前后花了半年时间，松枝说当时的校稿充斥着红色的校正文字。
此外，目加田诚在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德田武回忆㉝，目加田诚说曾教授松枝《红楼梦》的读法，两人在九大每天都有交流，这些对松枝理解、翻译《红楼梦》也有影响。
而目加田诚对松枝茂夫的帮助更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仁厚的君子之风。据目加田诚学生高桥繁树回忆，目加田诚曾向他提起在北京三度读《红楼梦》并认真考虑要翻译，但得知松枝茂夫已经开始翻译后就放弃了。㉞
以他的积累，是有可能做出一部质量上乘的译本的。可为了成人之美，他选择了做幕后的助手。而松枝仅提到他帮忙校正，并未提及他放弃翻译计划，可能是根本不知道对方曾有这样的打算。
除了高桥繁树的记载外，管见所及，目加田诚本人及其后学在文章中都未提及这项计划，也不曾提到他对松枝译本的贡献，可见目加田诚不欲以此自炫，也不愿给松枝增添心理负担。且目加田诚在松枝供职九大期间，停止了《红楼梦》的授课，直到1951年松枝出版了《红楼梦》全译本后，他才重新开课，这可能也是在有意避嫌。
一个不夺人所爱，一个不隐人之善，可以说目加田诚与松枝茂夫皆有君子之风。这份君子情谊亦是《红楼梦》日译史上的一段佳话。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此后目加田诚转向对《诗经》《楚辞》的日语口语译，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以及精细流丽的注释”㉟，获得了日本学界的认可。
（二）目加田诚《红楼梦》翻译管窥
目加田诚虽放弃了原本的翻译计划，但在一些论文中，他有所摘译，可从中一窥其风格。
在《两个宝玉》㊱中，他主要摘译了《红楼梦》第二回、五十六回、一百一十五回中的部分文字。
从底本上看，亚东初排本属于程甲本系统，重排本属于程乙本系统，虽不知道目加田在北京使用的是哪一种，但他在第二回、五十六回所用底本应是有正戚序本，而一百一十五回则可能用的是程乙本系统。
如有正戚序本第二回原文是“政老爹便大怒了，说将来酒色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悦。”“大怒了”亚东初排本、重排本皆作“不喜欢”，“大不喜悦”亚东本皆作“不甚爱惜”。而目加田诚的翻译是“政様は大そう怒られ、此奴は将来道楽者になり居るだろうといって、非常にご気嫌が悪かったそうです。”“大そう怒られ”即“大怒”，“非常にご気嫌が悪かったそうです”即“很不愉快”，这些都与有正本相符。
而一百一十五回部分，初排本原文是“略略的领悟了好些”，重排本则是“略略的领悟了些须”，目加田诚的译文是“いささか領悟したつもりです。”いささか即“略微”，未译出“好些”之意。
当然，由于这一部分初排本、重排本异文不多，是据初排本还是重排本，还难以遽断。不过可以看出目加田诚受胡适、俞平伯等的影响，认为脂本系统更接近作品原貌，故前八十回的文字皆依据属于脂本系统的有正本。而松枝前八十回使用有正本，后四十回用程乙本，与目加田诚取向大体相同。
从翻译风格看，与《国译汉文大成 红楼梦》不同，目加田诚完全摈弃了传统的训读译法，使用了口语体的翻译方式。
首先是尽量使用相应的日语词而非日本汉字词来翻译，如第二回译“温柔和平，聪敏文雅”为“やさしくておだやかてよく気がついて品のいいこと”（温柔平静、细心周到、人品好），而国译本则保留了原文作“温柔和平聪敏文雅で”，旁标假名“おとなしやかで”㊲（沉稳安静），松枝译本为“おとなしくてやさしく、聰敏文雅”㊳（文静温柔、聪敏文雅），可见目加田诚的翻译日本口语的风味最浓。
又如第二回“那年周岁时”，国译本的翻译是“那年週歲の時”，配合所加假名改写为“その誕生祝ひのとき”（那个生日会时）㊴，因“誕生祝ひ”无法表示周岁的意思，译者只能另出一注释“生れて一年目の誕生日祝”（出生第一年的生日会），显然训读译为了尽量保留原文，翻译时有点束手束脚。而目加田诚就直接译作“初めての誕生日に”（第一个生日时）。
除此之外，他会依据自己的理解，从语义、语气、语调等方面对原文进行补充，使得译文更为流畅，更符合日语表达习惯。如：
原文：“（略）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你到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
国訳：「我は女兒を見と、我便清爽するが、男子を見了と，便ぐ濁臭て逼人」と、儞こんな說は好笑不好笑か。㊵
结合所标假名为：「私は女を見ると、すぐさっぱりするが、男を見ると、すぐ臭くてむっとする」と。あなたこんなことはけしからんことではございませんか。
目加田诚：「私は女の子を見ると気持ちがさっぱりするが、男を見ると汚く臭くて、胸がムカムカする。」というのです。なんとおかしい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在翻译“我便清爽”时，目加田诚加上了“気持ち”（心情），因为“さっぱり”在日语中有多种意思，可以形容心情轻松畅快，也可以说食物、性格清淡，还可以表示打扮利落潇洒，而在小说原文里“清爽”是形容心情，加上“気持ち”更容易理解。
而翻译“浊臭逼人”，目加田诚也特别加上了“胸がムカムカする”（胸中作呕），补足小说原文中的隐含之意。“你到好笑不好笑？”国译本的翻译是“あなたこんなことはけしからんことではございませんか。”（你说这事奇怪吧）目加田诚不用“あなたこんなこと”（你说这事），而直接说“なんとおかしいではありませんか”（多么好笑啊），翻译更加直接，更符合日语表达习惯。
在翻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时，目加田诚译为“あらゆる物をやたらに並べて、そのお子様につかませて御覧になると、まあどうしたものか”（把各种东西拿过来摆着，让那公子来抓，一看，啊，他拿了什么呢），划线部分是译者新加的，语义更为完整。而松枝译本也补充了极其相似的一句“御覧になったらばですな、どうしたことか”㊶，不知是否有目加田诚校正的原因。
1935年回国后目加田诚就开设《红楼梦》课程，主要有1935年第一、第二学期，1936年第一学期，1952年、1953年第一、第二学期，1955年、1956年第一、第二学期，1957年第一学期。㊷
他的教学特点在于细致、准确地阅读理解、翻译小说文本。1954—1958年，松崎治之在目加田诚的指导下学习中国文学。他在《回忆目加田诚先生》中提到“特别是清代小说曹雪芹《红楼梦》的演习，学生只有三四人，在先生的研究室受业。”㊸
演习是日本中国文学科中一种特别的教学方式，先将相关作品文本分配给学生，学生从作者、写作背景、相关版本的异文、文本的语音、语义、典故、日语全文翻译等方面进行准备，写成讲稿，在课堂上分发，进行口头汇报，再由老师指出纠正其中的问题，并讨论一些可能的研究思路，其他学生也可以提问质疑。
这是一种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一字一句的文本细读方式，可以提升学生处理文本的综合能力。
目加田诚的《红楼梦》演习课非常严格，松崎治之提到在解释文本中的典故时，不允许从相关辞书或者其他书中直接转引，必须要查原典原文，找到相关用例，提出自己的解释。这可以让学生不仅懂得典故的意思，也在求解的过程中，熟悉更多相关文本。
在目加田诚的影响下，九州大学出现了一些《红楼梦》研究者，如小西升、目加田さくを、合山究等，其中合山究《红楼梦新论》（汲古书院1997年）从《红楼梦》与明末社会思潮的关系等入手，对《红楼梦》的主旨提出新说，引起中日学界的关注。
目加田诚本人的《红楼梦》研究特点也在于以细致准确的文本理解为基础，从微观上考察故事情节、人物设置意图等，从宏观上思考如何看待《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的价值、主旨，如何在小说研究中把握中国文学的本质。这主要体现在《关于〈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㊹《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两个宝玉》等文中㊺。
《关于〈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是目加田诚第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其主旨是将《红楼梦评论》与《人间词话》对比，以见出王国维中国文学研究思路、研究方式的转变，进而探求把握中国文学本质的合适的研究方法。
目加田诚一直关注王国维，读过《宋元戏曲史》，在北京爱上《人间词话》，购买载有李长之《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的《文学季刊》（1934年1月第一卷第一期）以及清华学校研究院所编、悼念王国维的《国学论丛：王静安纪念号》（1928年4月第一卷第三号）等。这使得他对王国维的学术转变有着敏锐的观察。
他认为《红楼梦评论》是直接用欧洲的思想阐释中国文学，其效果并不好。王国维由于自身感性、忧郁的性格而醉心于叔本华悲剧哲学，进而认为《红楼梦》体现了叔本华所说的“第三种悲剧”——“由剧中人物的位置决定的不得不然的悲剧”，因此，他完全用叔本华哲学阐释《红楼梦》。
目加田诚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曹雪芹并不是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而写作的。《红楼梦》也并没有王国维所说的那种出世、摆脱欲望的解脱思想。其创作动机、意图可以用“葬花”来概括，作者的心是葬花之心，是在追怀伤悼那如花开花谢般稍纵即逝的无常的少女之美。他看到了人类的缺点，却仍爱那转瞬即逝的美好。
与这次失败的尝试不同，《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用受过西方思想洗礼的眼睛，再次回归到对中国文学本质的探讨上来。他看到文学是能触摸人类心灵的真实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文字游戏。这不再是对西洋思想的生吞活剥，而是将其吸收融化，呈现出自我的面貌，而这也正是目加田诚所推崇的研究方式。
他认为如果不能挖掘中国文学的本质，那么研究是没有意义的。与传统汉学家不同，他所处的时代是日本推行西化的时代：
我们从高等学校到大学，头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西洋思想。对历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不熟悉的我们，提起中国文学最先想到的是小说戏曲，这是因为说起近代文学，首先就是小说戏曲。然后就从西洋小说的视角来看中国小说。结果当然会失望。我也曾彷徨过，倾心于思想史，埋首于文字学，这种不满足的情绪在词中得到了满足，全无反思的沉溺于词中，至今不改。然而，我还是想走到文学的大道上，抓住中国文学的本质，让根源于人性深处的东西浮现出来。㊻
王国维学术研究的转变引发了目加田诚的共鸣，即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应该如何研究中国文学，如何看待中国文学的本质。
这一思考延续到50年代他对《红楼梦研究》《水浒传》的讨论中。他先后发表《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泷泽马琴与〈水浒传〉》（《文学》1953第21卷）《〈水浒传〉解释的问题》（《文学研究》1954年第50辑）等文章，认为尽管《红楼梦》揭示了封建社会的矛盾，批判了丑恶的大人世界，但不能单纯地将其主旨看作主人公对封建礼制的反抗，它只是批判那些不理解、践踏少女们的美好的人，而宝钗和黛玉以及其他少男少女都是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牺牲者，这也呼应了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论。
《〈水浒传〉解释的问题》指出李贽与金圣叹出于不同的哲学思想、人生际遇，对《水浒传》的“忠义”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泷泽马琴与〈水浒传〉》则指出泷泽马琴不能理解李贽等人的“童心说”，其《新编水浒画传》将《水浒传》看作劝善惩恶之书，保留七十回以后的内容，以表现“好汉”们的悲惨命运出自因果报应，又遗憾于《水浒传》惩恶旨趣不明，而写了《八犬传》。
借助这些文章，目加田诚指出文学批评是无法脱离各个时代的环境和思潮的，不宜对古代的文学批评、文学作品持以今责古的态度。如果不尊重历史发展的现实，就容易倾向于机械的、形式僵化的批判。而尽管各个时代的解释不同，《红楼梦》等小说之所以能一直获得大众的喜爱，原因可能在于用大众语言进行的活泼的描写、能够唤起民众情感共鸣等等，这些可能是值得我们继承的文学遗产。
如果说这些是宏观层面的研究，那么《两个宝玉》则聚焦于具体问题，他关注作者为什么设定了与贾宝玉在性格、容貌方面几乎完全一样的甄宝玉？由于前八十回中没有明确的交待，而后四十回又系续写，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没有确切的答案。㊼
目加田诚认为甄宝玉并不是“真的”曹雪芹，贾宝玉也不全是“假的”幻设，他们都既有作者的影子，又都非作者真身，是有真有假、非真非假。甄为贾之影，贾为甄之影，二者形成互观关系。曹雪芹像一个忍不住不停地观看自己的形象以及自己“分身”的人，并且他时常脱离旁观者的身份，化为书中“分身”。全书的写作也是回忆与空想交杂，呈现出一个超越了真假的世界。这样的创作方式源于作者一事无成、半生潦倒的苦闷和寂寞。
后四十回将甄宝玉作为贾宝玉的对立面去写，误读了甄宝玉，也误读了贾宝玉、曹雪芹。现在的甄宝玉不是作者的影子，也不是贾宝玉的影子，而是高鹗自己的影子。
不管目加田诚的说法能否令人满意，但他认为《红楼梦》的叙事、描写、人物设定超越了真假对立的关系，从作者的创作心理上考虑人物设置的目的，对我们仍有启发。
综上，《北平日记》为我们了解“红学家”目加田诚的《红楼梦》阅读经验提供了绝佳的窗口，从中也可以观察到20世纪二三年代《红楼梦》东传日本的途径、方式、影响等等。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北京，因着《红楼梦》，因着与中国学人充满温情厚意的交流，对目加田诚来说尤为美好。
抗战爆发后，他重回北京，却目睹了日军的横暴，痛心地表示这样的北京他再也不想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再次来到北京，又为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所感动。㊽在日本反复研读《红楼梦》的过程中，那美好友好的北京也会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吧。
注释
①管见仅有伊藤漱平「日本における『紅楼夢』の流行―幕府から現代までの書誌的素描―」（吉田敬一编『中国文学の比較文学的研究』，汲古书院1986年版）提到目加田诚、奥野信太郎等人曾在北京跟随奚待园学习《红楼梦》，孙玉明《日本红学史稿》（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简要介绍了目加田诚的几篇红学论文。
②笔者在2014至2015年在该研究室留学，期间参与《北平日记》的整理。该研究室博士稻森雅子利用《北平日记》讨论当时中日间的学术交流，在《日本中国学会报》等发表系列论文，出版『開戦前夜の日中学術交流：民国北京の大学人と日本人留学生』（日本九州大学出版会2021年版），为拙文提供了参考。拙文撰写过程中也多次承蒙稻森雅子代为查找、传输重要资料，谨在此略表忱谢。此外，张广《目加田诚〈北平日记〉的学术史价值》（《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对日记的价值、目加田诚的生平履历亦有介绍。
③④⑱㊽目加田诚「論文集のあとに」，『目加田诚著作集』第四卷，龙溪书舍1985年版，第508、505—535、515、523页。
⑤⑨⑲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6、47页。
⑥目加田诚著，九州大学中国学会编「目加田誠『北平日记』―1930年代北京における日中学術交流―」第一卷，中国书店2019年版，第29页。本文引用《北平日记》均据此书，下文简称《日记》，相关引文直接翻译为中文，标明卷数、页码，随文注释。
⑦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页。
⑧1921年青木正儿在《本邦支那学革新的第一步》（《支那学》第5号）中提出“汉文直读论”。吉川幸次郎受青木正儿影响，在京都三高时代就从北京留学生张景桓学习《急就篇》《红楼梦》等。1922年仓石武四郎受青木正儿启发，致力于日本中国语学的改革。
⑩⑳仓石武四郎著，荣新江、朱玉麒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1、233页。
⑪野崎骏平《红楼梦研究》（一），《华语月刊》1932年第20期。
⑫奥野信太郎「北平通信（二）」，『三田评论』1937年第474号。
⑬⑮⑰奥野信太郎「奚先生のこと」，『中国よみもの』1948年第1卷。杉野元子「奚待園先生」（同学社『TONGXUE』2019年第57号）用奥野的相关随笔介绍了奚待园，又沿袭了奥野的一些错误，如认为奚待园是乾隆第三子的子孙。
⑭张守常《“族议”风波和奚啸伯的家世》，《古都艺海撷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
⑯奚待园有《三希堂帖平议》（《课艺汇选》1939年第2期）、《苦热行》（《国学丛刊》1941年第5期）等。
㉑目加田诚「胡適の死」，『目加田誠著作集』第八卷，第81—84页。
㉒㉓目加田诚「俞平伯氏会見記」，『目加田誠著作集』第八卷，第29、33页。
㉔俞平伯《关于“曹雪芹的生年”——致〈图书〉编者书》，原载《民国日报·图书》1948年6月11日第95期。见《俞平伯全集》第五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页。
㉕㉖㉗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俞平伯全集》第六卷，第37、40、100页。此随笔原载香港《大公报》1954年1月1日到4月23日。
㉘1954年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让俞平伯在论述中不得不更为谨慎，而他1963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主要从小说如何塑造人物的角度讨论“十二钗”，未提及妓女话题。这篇文章也引起了一股批判浪潮，如夏康达、苏意《略论“局限”——评俞平伯的新作〈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文汇报》1964年1月27日）等。
㉙目加田诚「兪平伯·紅楼夢研究の批判について」，『中国文藝座談会ノート』1955年2月第3期。
㉚森中美树《日本全译〈红楼梦〉的历程简述——平冈龙城〈国译红楼梦〉与白话翻译》，《华西语文学刊》第3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㉛㉜松枝茂夫「岩波文庫と紅楼夢と私」，『松枝茂夫文集』第一卷，研文出版1999年版，第234、235页。
㉝这条信息是德田武告知稻森雅子的。
㉞高桥繁树「目加田誠先生の晩年の研究と文学」，『中国文学論集』1994年第23号。
㉟「『西日本文化賞』への推薦文」，『文学研究』1968年第65号。
㊱目加田诚「二人の宝玉」，『文学研究』1958年第57辑。
㊲㊴㊵幸田露伴、平冈龙城译『国訳漢文大成 紅楼夢』卷上，国民文库刊行会1920年版，第48、44、44页。
㊶松枝茂夫译『紅楼夢』（一），岩波书店1940年版，第56页。
㊷「目加田誠教授講義題目」，『文学研究』1968年第65号。
㊸松崎治之「目加田誠先生の思い出」，『中国文学論集』2014年第43号。
㊹㊻目加田诚「紅楼夢評論と人間詞話について」，『中国文学月報』1937年5月第26号“王国维纪念特辑”。
㊺《日本红学史稿》对这几篇文章有所介绍，然对其内容、价值的讨论似还不够充分。另外书中将目加田さくを「『紅楼夢』と『源氏物語』」（『源氏物語研究』1989年第14期）误署为目加田诚。さくを毕业于九州大学国文学科，后任中文研究室助手，是目加田诚的第三任妻子（前两任妻子早逝）。
㊼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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