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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但对我来说，高考仍然是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准确的说，它更多是以噩梦的形式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说不清到底有多少次了，忽然间就梦见自己在参加高考，要么是死活进不去考场，要么是忘记带笔带文具，要么是望着试卷一道题都不会做，总之是身陷各种绝境，心急火燎……
最后的情节基本是一样的，那就是一下从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然后意识到这是在做梦，暗自庆幸自己不再参加高考。
不时袭来的噩梦来自内心的焦虑，准确的说，是藏在心底的恐惧。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老家河南参加高考的，相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考生都不同程度地怀有这种焦虑乃至恐惧，不知道这样的噩梦还能持续多久。
对一个来自贫困地区的农家子弟来说，高考实在是太重要了，这是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城打工这一说，考不上大学就只能在家务农，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上家里蹲大学，就是要修理地球。
正是因为高考是当时改变人生的唯一出路，即便再多的千军万马去过独木桥，大家还是照样疯狂地往上挤。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复读，那时在农村地区的中学里，应届生很难考上，往往需要复读。一年考不上就考两年、三年，在毕业班里复读三四年的相当普遍，至于五六年乃至七八年的都不算特别稀见。
举一个我亲眼看到的例子，当时学校有一位新来的女英语老师，起初上课的时候表情很不自然，相当紧张，原来在她任教的班里有一位男生，是自己当年的同班同学，当她读完四年大学后回母校任教，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同班同学竟然还在复读，成了自己的学生。那位复读的男生倒挺淡然，成为任课老师的同班同学则感到不自在。后来这位复读的男生终于考上了一家省内的师专，我有一次去该校时还见到了他，寒暄了几句。
除了复读，还有不少学生另辟蹊径，想方设法到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去参加高考，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明文禁止到异地参加高考。边远地区教育不发达，从内陆过去只要成绩有个差不多，大概率都能考上，我好几个同班同学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走进大学的。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个年代高考的话，那就是只能是：难。
这种难主要表现在录取名额太少，上大学实在太难了。
如今河南仍然是全国考大学最难的省份之一，虽然每年都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但问题依旧没有根本的改变。只能这么说，那个时候比现在更难。
难到什么程度呢？就拿我就读的那个学校平舆县第二高级中学来说，这是一所县城里的普通中学，每届高三两个班，每班六十来人，两个班一百二三十人。在我参加高考之前，每年两个班加在一起也就两三个人考上中专、大专，几乎没有考上本科的。
我参加高考那一年，县教育局曾许诺，如果当年平舆二高能上分数线十个人，就奖励学校一台电视机。要知道电视机在那个时候可是个稀罕玩意儿。当时大家很振奋，师生都非常努力，虽然结果大获全胜，共有八个人上分数线，但还是没能得到电视机，算是美中不足，至今仍感到遗憾。
那一年我是全县文科状元，在整个驻马店地区排名第二，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这在平舆二高的历史上是一个突破，平舆县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我的事迹作为全县文化教育的重要成就写进去。尽管平舆二高后来陆续有学生考上北大、清华，但听老家在平舆二高上学的亲戚说，至今母校仍在校史中提到我。
讲这件事绝非为了显摆，而是为了说明当时上大学之难，正是因为太难了，学校乃至地方政府对这件事才会如此高度重视。
这种难首先表现在上学上。别说上大学，连上个中学都不容易，原因很简单，那个时候很多农村家庭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让家里一个壮劳力在学校读几年书，对许多家长来说，这实在是太奢侈了，让孩子去读书是一个相当艰难的选择，尤其是那些到了嫁人年龄的女生们，当时班里有一些同学已经订婚。
上高中三年，从高一到高二，再到高三，班里不时有同学退学，或是回家成亲，或是务农种田。即便经过努力读到高三，大概率也是考不上，多数人还是返乡务农了。能够坚持复读的并不算太多，要么是在家里比较受宠，要么是和家里进行过激烈斗争，复读的机会不是随便就有的，往往需要自己去争取。
好在那个时候消费水平很低，上学也不需要家里花多少钱，大家都很能吃苦，只要有饭吃，有个地方睡觉就行。吃饭一般不用直接花钱买，把自己家打的粮食交到学校食堂，折算成饭票，就可以买饭了，否则很多同学想读也读不起。
学费印象中每年也就两三块钱的样子，到了高三，也不过才五块钱。即便是这五块钱，班主任徐显庭老师也要像黄世仁那样不停催债，往往催逼一个学期都催不齐。拖欠学费，学校也不会撵人，但班主任难听的话总是要听几句的，好在那个时候大家脸皮都比较厚，一个耳朵听，另一个耳朵也就忘了。
这种难其次是表现在高考上。现在只要是高三学生，没有政策禁止的情况，一般都有报名的资格，这是天经地义的。那个时候可不是这样，河南是高考大省，考生人数全国第一，每年考试阅卷的事务都极为繁重，也不知道是哪个没天良的领导想到一个馊主意，那就是实行预选。
也就是说，全省每年五月份统一举行预选，考上的同学才有报名参加高考的资格，考不上的就得提前卷铺盖走人。这样一来，本来就很难的高考人为增加了一道难关，像我所在的平舆二高，每年预选下来，整个毕业班一百多人往往也就剩下了一二十个人。这一二十个人编成一个班，大家再一起复习到七月份，才能参加高考，能考上的又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获得高考资格，自然会受到老师和学校的优待。高考那几天，学校对硕果仅存的一二十个同学进行统一管理，食堂的饭菜也有明显的改善。
即便如此，高考当天还是出了一件大事，本来那几天学校规定大家统一作息、集体行动的，结果上午语文考完，到下午考试的时候，班里竟然有两个同学缺考。班主任和学校领导心急火燎的，发动全体老师出去寻找。
好在平舆县城很小，几个人两下就能找个底朝天，很快找到了。原来两个同学怕热，中午吃过饭，到月旦桥下乘凉时睡着了。当时清河里没有水，桥下阴凉，睡个午觉还是蛮惬意的。发生这样离奇的事情在现在简直是不可想象。
由于预选制度的存在，农村地区的中学通常是大部分学生没参加过高考，十年寒窗苦读，到头来竟然都没走进过高考的考场，这听起来很荒诞，但在当时就是眼前残酷的现实，胳膊扭不过大腿，你觉得再委屈再窝囊也没办法。
这种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太明显了，不需要多说，没人有权力去剥夺一个高三学生参加高考的资格，预选通不过并不等于高考考不上。如此荒唐的制度竟然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它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也是无法弥补的，相信那个年代的河南考生终生都会刻骨铭心。
这种难最后还表现在填报志愿上。现在报志愿，都是在分数下来之后，自己的考分是多少，在整个省市考生中所占的名次如何，全都一清二楚，能上哪个档次的学校心里都有数，不会出现太大的失误。而我们当时的填报志愿，和当下流行的拆盲盒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高考一结束，各门课程的老师就开始讲答案，带领大家进行估分。然后就开始填报志愿。
虽然已经知道了各门科目的标准答案，但对从未参加过改卷的学生来说，给自己估分这件事相当不靠谱，考试的时候那么紧张，不少题已经记不清自己究竟是如何作答的了，往往是看着答案越看越像，就觉得自己做对了，且不说语文、历史、政治等主观性的题目特别是作文，更是没法准确估算。
往往是大家估算的分数要比实际的考分高，有时候会高出很多，有经验的班主任往往不断提醒大家，再认真算算，挤挤水分，把分数往下压一压。就我个人而言，由于往下压分，实际分数比预估的低了十几分，算是预估比较准确的了。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班里两个同学，已经复读了好几年，平时成绩在中下，结果估分下来，全年级他俩最高，按照他们估计的分数，上北大、清华都不成问题。班主任自然是不相信，让他们把分往下压一压，结果两个人都不同意，很有底气的和班主任分辨说：老师，现在估算的分数已经压了很多啦，实在是不能往下再压了。老师听他们那么说，也只好随他们。
当时我一直是全校的第一名，得知他们的分数这么高，心里还是有些沮丧的，觉得自己没考好。结果等分数下来，那两位同学别说北大、清华，连最低档次的中专都没考上，还差好多分。这两个同学自高中毕业后，我再没见过。由此也可见出以预估分数形式报志愿的不靠谱，我当年就是这样歪打误撞的上了大学。
分数估算出来了，如何填报志愿也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对一个除了县城再没去过其他城市的农村学生来说，除了北大、清华，就再不知道还有什么大学了，至于大学是什么样子、进了大学去干啥，完全是两眼一抹黑。
报志愿的时候看到这么多大学的名字，简直是眼花缭乱，觉得哪个大学都想上，至于专业，更是望文生义，凭着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记得自己当时对国民经济管理这个专业特别感兴趣，觉得太高大上了，毕业后就可以直接掌管全国经济的感觉。所以填报志愿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按照做白日梦的路数来写，胡乱填报一气，全靠班主任来把关。
那一年大家报完志愿后各自回家，班主任徐老师让我留下来帮他审核同学们的志愿表。当时我发现郭国华的志愿没有填满，大专、中专那里空了几格。郭国华和我是好朋友，当时已经复读了四五年，这一年还是没考好，志愿随便写了几个就回家生闷气去了。
我问徐老师怎么办，他说现在也找不到郭国华本人，他家离学校有几十里，你就随便帮他填满吧。于是，我就从大学名录里帮他挑选了几个，当然是挑选那些招生名额多的，有点可能的。不光是郭国华，其他同学的志愿表里凡是空着的，我也都帮着填满了。
等到九月份开学，郭国华又垂头丧气地背着铺盖卷回到平舆二高复读。那个时候高考录取的时间持续很长，到九月底甚至十月初才结束。一天在上晚自习的时候，班主任找到郭国华，拿出录取通知书，告诉他被安阳财会学校录取了。他当时半信半疑，如在梦中，因为自己根本没有报考这个学校。徐老师告诉他，是我帮他填报的。
无意之中，我就这样改变了一位同学的命运，放到现在，人家未必愿意上，也许家长还要打上门来讨个说法，但在当时，对一个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来说，管他什么本科、大专还是中专，只要能走出家门，吃商品粮，不在农村种地，就是鲤鱼跳龙门，祖坟冒青烟了，感谢还来不及呢。可以想象郭国华激动万分的心情，当天夜里他就背着铺盖卷飞奔回家，把这个特大消息告诉家里人。
郭国华上大学期间，把名字改成了郭振先，第一学期学习溜旱冰时还把胳膊摔断了。他和我一直保持着联系，毕业后分到了平舆县财政局，再后来调到了县政府，还升任办公室主任。不幸的是，他后来得了绝症，过早告别人世。否则我就把这篇文章发给他看看，或者干脆请他也写一篇。
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高考，也是一个农家子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老家河南参加的高考，限于篇幅，还有很多现在看起来光怪陆离的传奇故事没有来得及讲，等有时间再写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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