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黄秉刚版本[1]以岳飞在沈家庄遗留之子岳霄为书胆，讲岳霄起兵推翻秦桧所立镇冤塔为父复仇之事，故此书亦名《镇冤塔》，有皮影戏传本。
作者黄秉刚（1926-1988）曾学艺于其父西河大鼓艺人黄福财及天津西河大鼓艺人张庭瑞等，黄福财（1890-1960）则拜师潘万云并出演过《镇冤塔》等书目[2]，故此书传承有序，非凭空杜撰可知。
书中的许多关目与今本《说岳全传》前六十一回相符合，如原著中的湛卢剑仅见于周三畏赠剑，本文则交代其下落是岳飞卧病沈家庄时交于沈明霞为信物之用[3]，并提及王佐断臂收服陆云龙[4]、严成方、何元庆等八大锤大闹朱仙镇[5]及岳飞于扬子江中丢失沥泉枪[6]等事，都是对原著前六十一回的继承和关照。
但原著中并未提及岳飞结义兄弟的排行，本书则称牛皋为二哥[7]、吉青为九爷爷[8]，并称岳飞为“精忠大帅”[9]、岳云为“银锤太保”[10]，显然是受到了石派书《武穆传》与《风波亭》的影响，只是书中另有金枪将卢振猛，故夺去了张宪的“金枪大将”的称号而移诸卢氏的身上，书中又称他是岳飞的女婿[11]同样是受到传统评书的影响的。
对于原著六十一回后的情节本书牵涉较少，如原著第六十八回提到施全之子名叫施凤，本书则写施全有二子施铁龙、施铁虎[12]，原著六十一回后以岳雷复仇为主体，本书中岳氏一门被发往岭南后难有翻身之日，岳氏之仇完全由岳霄牵头来报。
至于结局中遇见原著中的柴排福及牛皋等事并未影响故事的发展方向，连面见赵构鸣冤一事也是由岳霄独立完成的，而非岳飞冤狱的亲历者岳雷等人，说明这些情节只是评书艺人结合今本《说岳全传》而做出的调整，并非故事的原有内容。
故事以推翻镇冤塔为中心，亦即对隋唐家将故事中铁丘坟故事原型的模拟，岳霄赠与秦玉梅麒麟锁[13]化用传奇《麒麟罽》中的典故，书中称卢振猛为玉麒麟卢俊义的侄儿[14]、金秀英及陆文龙得到双枪将董平直接或间接的传授[15]则显系受到《水浒传》的影响，又杜撰秦桧的原配妻子杜氏“对秦桧一伙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也曾多次相劝，但均遭白眼”，最后连病带气而死[16]，无疑是借重了《东窗事犯》中秦桧妻子的“大贤妻”形象，故可知故事最初的作者必是广泛参考了当时的戏剧的。
然则书中的胡迪只作为朝臣以引荐王佐，与其戏剧形象颇不相同，考虑到作者亦提及《胡迪骂阎》一剧[17]，可知黄氏所传一派评书亦有此文本故事，只是由于建国后将一切涉于神话的部分都斥为迷信，故做此删节[18]。
结局中的秦桧吓死、张俊点天灯等处理亦较为粗糙，且未及封赏秦玉梅、岳霄等人、未叙及秦岳二人是否成婚之事，参考今本的《说岳全传》，大约也因原作有褒封神仙而不得不做删节的缘故。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虽以原著六十一回为界作为继承和发展的依据，但亦提及施全行刺身死[19]及胡迪骂阎之事，可见此种情节与前六十一回并传，成为续作的基础。
单田芳版本以岳飞之子岳霆为书胆，写起在江湖豪杰的救助下向武圣张三丰及铁伞怪侠谷来稀学艺并为父复仇等事。
是书有两种版本，一种初题名《铁伞怪》，后更名《说岳后传》，二十四回，为与杨清风合著[20]，另一种题名《说岳后传》，六十五回，为与其子单瑞林合著[21]，相较于前作，主体线索并未发生改变，只是语气更为评书化，内容也更详实。
书中故事不见于他书著录，单田芳在其自传中亦未谈及此书的创作过程[22]，其弟子肖璞韬为著作《说岳后传》所作的代后记则称：“我的恩师单田芳先生也为《岳飞传》续了一版，就是这本《说岳后传》，原来叫作《铁伞怪侠》。”[23]
从文中的语气来看，此书似为单氏的原创。从文本内容来看，《说岳全传》以袍带文为主，本书则以短打为主，书中提及“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及丐帮等帮派[24]，并以此贯穿始终，完全是近代武侠小说的路数。
从情节及线索来看，书中涉及的江湖恩怨远远高于岳秦两家的恩怨，与其说主题是岳霆为岳飞复仇，不如说是其步入江湖后的奇遇。主人公岳霆先是被仇家追杀、向武当山张三丰学艺，下山后为美貌所骗几近殒命，而后由仙猴引导得到秘籍，并代替枉死前辈成为掌门等等，更是与金庸所著《倚天屠龙记》如出一辙。
何况，书中又已经涉及岳霄的故事[25]，明显出自黄秉刚本之后，故即便此书有所传授，亦经过了单氏大刀阔斧式的删改、编纂，未能及于原来的风貌了。
因此，本书宜视为对传统故事的现代改编而不宜用其中情节作为《说岳全传》故事的沿革分析的基础。但相同的是，黄秉刚传本与单田芳传本皆非自今本《说岳全传》的结局即气死金兀术笑死牛皋续起，而是自岳飞死后起笔的。
事实上，原作既名《说岳全传》，本当有“前传”、“后传”之别，例如曹汉昌的苏州评话演出本就是将《岳传》和《后岳传》分开的，《岳传》截止于“冤狱风波亭”，《后岳传》则以“大闹七宝镇”为开端，分开岳飞和他的诸子的故事，这无疑是以第六十一回岳飞之死为分界的。
然则石派书中亦有《武穆传》和《风波亭》之分，前者仅及岳飞之死，后者则以岳飞死后疯僧扫秦、胡迪骂阎等为主线，故第七十回中疯僧戏秦桧、第七十二回秦桧之死、第七十三回胡迪游地狱等，亦是以与岳飞的故事相连贯的，只是中间缺少了岳家子弟复仇的故事，故单田芳、黄秉刚等所传各本都在力图填补两个故事之间的空白。
今本《说岳全传》在六十一回后除前所提及外的各章回都以岳雷为主要的故事亦当属于《说岳后传》的一种，评书艺人们则将之独立，或称其为《岳雷扫北》或称为《说岳后传》。
今有署名传家、文治的整理本《岳雷扫北》单行本，相较于原著，本书删除了原有故事里的女将部分，并将原著中的岳霆结义和岳霖入苗寨的故事合并为岳霖的故事，同时改写了一些人的结局，如原著中写王氏在家中被鬼卒击背而死，本书则写成鬼卒用雷将前往通奸的王氏劈死[26]，应该是评书艺人另有传授的，也可见这一部分故事的独立性。
相较于岳飞的故事，岳雷扫北的一大特点是神魔气质较重，不但多次将故事与《西游记》相比拟，并且在写普风和尚与牛皋的师父鲍方祖作战时直接用了神魔笔调，“这普风的禅杖，变作三寸长的一条泥鳅鱼，'簌’的一声，落在袍袖里去了”。
在写作笔法上，这一部分也自有其独特性，牛通“爬上了屋，望下一看，屋内却有灯光，便轻轻的将瓦来揭起，撬去椽子，溜将下去”等等，已经不再是袍带或短打书，而是高来高去的侠客文章，已经有清末武侠故事的韵味了，自然也是和前文的笔法全不相同的。
第六十六回在写柴娘娘恩义待仇之前，先印了一段王小三终结与墨利冤冤相报的故事，这是过去说话叙述中的“致语”，在此前的书中是绝找不到的。
总的来看，岳雷扫北的故事仍然属于说话的范畴，所以对传统小说也多有仿效。贯穿故事的岳雷复仇事自然也是以“铁丘坟”的故事为原型的，只是多出了祭坟的环节，这一情节应系对《呼家将》及《说唐三传》中故事的模拟，打擂的情节也与《呼家将》的故事雷同。
牛通扮郡主殴打黑虎一事便是对《西游记》中孙悟空擒拿猪八戒及《水浒传》中鲁智深痛打周通故事的仿写，但其中却有多处直接将小说中的人物与其它小说人物对比的例子，如将石鸾英喻为“俨然是《水浒》扈三娘，赛过那《西游》罗刹女”，赞将擒住岳霖的苗将时说“远望去，只道是龙须虎；近前来，恰是个巨灵神”，这种笔调在前文中同样是不及见的。
就情节上来说，岳雷扫北中提到的张俊党同秦桧杀害岳飞符合史实却不见于前文，秦桧之子秦熺妄修国史也不见于前文而见于《中兴演义》，牛皋为赵公明黑虎托生的说法也不见于前文而是突然出现的。
第八十回中将吉青等人封为“五方显圣”与第三十七回的五通神被封为五显灵官的事迹完全抵牾，可见其并非同一系统。相比之下，岳雷扫北部分的文笔更加粗俗，牛皋做山大王时会直接报以粗口。
此外，如果套用现代的概念，《说岳全传》中有严重的“厌女”意识，如正文中明明是戚赛玉梦到老虎而得到夫婿，正文标目却是“金节梦虎谐婚配”。
尽管这是古代说话家一贯的思想倾向，但由于有银瓶投井的传说在线，岳飞题材的戏剧及小说并未对女性抱有恶意，如前文已经探讨的《精忠旗》即重点刻画了岳飞的女儿银瓶小姐，《牛头山》传奇则更是集中塑造了黄潜善之妻严氏、赵构之妻张氏及岳云之妻巩金定等一系列正面的女性形象，《说岳全传》弃此不取自然是整理者女性意识偏狭所致，正因如此，不但施全和孟邦杰的妻子在后文中完全找不到踪迹，连岳飞母亲的去世也未有一笔提及。
然而在这一贯的对女性情感的偏狭和形象塑造的粗疏中，岳雷扫北的故事中无疑对于女性的恶意更深，六十一回前尚且不过将女性的形象视为名将的匹配，六十一回后则将重点表述的两个女将中的西云小妹设计成了贪恋少年的纵欲形象，并因先后对伍连、岳霖倾心失去时机而被前来助战的道士施岑和伍连联手击杀，瑞仙公主性格清纯却被岳雷军中重要的角色伍连强奸霸占，这两个不单都是毫无主意的女人，而且也都成为了作者纵欲的对象。
相较来说，黄秉刚传本的《说岳后传》虽以岳霄为主要人物，却并未赋予他极高的武艺，每逢交手时，往往落于反派人物的下风。秦桧之女秦玉梅的武功之高、对家国大义的明确及对爱情的坚决都远在岳霄之上，实是全书最为出彩的角色。另一位少女胡桂月比起她的配偶沈勇，亦远远过之，与《说岳全传》中的厌女倾向颇不相同。
如果再仔细分，则前传的故事又可分为本传和别传，本传中又可分为——
（一）本生故事，即分为赤须龙报冤的故事与岳飞出世的故事。全书开篇即以大鹏鸟转世作为引子，是《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谓“及生先臣之夕，有大禽若鹄，自东南来，飞鸣于寝室之上”的具象。《如是观》中有赤须龙下界的故事，但却是为了执行玉帝的惩戒，并未涉及与岳飞前身的恩怨。
《说岳全传》中女土蝠听经放屁被大鹏啄死及大鹏啄瞎铁臂虬王等事则完全是说话家的臆撰，未出传统演义的窠臼，且将金兀朮与岳飞的民族之争、秦桧夫妇与岳飞的忠奸之争皆转化成了前世的私人恩怨，削弱了传统叙述中的矛盾冲突。
不过，也需注意到，整理者做出这样设计也是因为岳飞乃是道教灵官殿的护法元帅之一，因而将之赋予佛教的护法大鹏的前生。
按：灵官殿护法元帅自来有马、赵、温、关之成说，然则亦有岳、赵、温、康之排序[27]，岳即岳飞，民间亦有岳飞为关羽转世的传说及关岳合祀的传统[28]。
尽管关羽生活之年代与岳飞相去逾九百年，但关羽至五代时期仍是以“关妖”为名的邪神[29]，其纳入国家祀典乃始于宋徽宗崇宁二年[30]，岳飞则是在宋孝宗乾道六年七月纳入正祀[31]，前后相差不过一甲子有余。
加之关羽崇拜中包含了对神煞的畏惧，而岳飞崇拜中却包含了一种对岳飞的景仰[32]，是以令岳飞的崇拜迅速赶及关羽，使关羽以义称，岳飞以忠称。《岳飞破虏东窗记》第三十二折写岳飞“挎单刀入虏寨”[33]，摆明了是仿照关羽单刀赴会的形象的，《说岳全传》中多次写岳飞踹敌营正是对这一情节的继承。
书中又设计岳飞少年时代与王贵、张显、汤怀、牛皋四人结拜，固然是在模拟关羽之桃园结义，亦是影射后世岳飞庙中配祀的四名部将。王贵与牛皋本是岳飞的部将，在明清传奇中地位颇为重要。
汤怀之名出自明代传奇《续精忠记》，原本叫做“汤槐”。“张显”其人见于子弟书《胡迪骂阎》，书中并未提及他的武功，只说“张显英名天下知”[34]，但却与前句中的牛皋等三人对举，无疑说明其功劳可与三人匹敌。考虑到书中并未提及张宪，故可认为此人名即为“张宪”的音变，《说岳全传》的作者不察，析之为二人。
小说中塑造汤怀“汤怀头上戴一顶素白包巾，顶上绣着一朵大红牡丹花，身上穿一领素白绣花战袍”，张显“戴着一顶绿缎子包巾，也绣着一朵牡丹花，穿一件绿缎绣花战袍”，王贵“身穿大红战袍，头戴大红包巾，绣着一朵白粉团花”，牛皋“头戴一顶镔铁盔，身上穿着一副镔铁锁子连环甲，内衬一件皂罗袍，紧束着勒甲绦”，也与《续精忠记》中各人子嗣的服色相对应，在戏曲舞台上对应的是西东南北四方之色，但就文化意义而言却是对应马、温、关、赵四人的面色，四人作为岳飞配祀之神的身份是非常显明的。
所谓“马前张保、马后王横”亦是作者做出的对应安排，其中张保之名在《岳飞破虏东窗记》杂剧中已有，但只是“岳相公帐下一个伴当”[35]，直到《精忠记》中才有了“马头张保”的名目，尽管其中增添了张保的出场次数，但仅作为岳飞的仆人和陪衬出现，除却在岳飞一家死难后拜祭之外，实在并无出奇的事迹。
《续精忠记》中写张保“日在马前，夜宿帐内”[36]，足见在此之前，“马头张保”即已转变为“马前张保”之名。《说岳全传》为他创作出另一个对应的王横，二者的形象无异于精忠庙中的两个判官。“横”即“衡”字，与“保”字共同组成“保衡”，为伊尹之别号，此处用以为名即取其保养、周全之意。
书中写岳飞“头戴烂银盔，身披银叶甲，内衬白罗袍，坐下白龙马，手执沥泉枪，隆长白脸，三绺微须，膀阔腰圆，十分威武”，形象来自朱国桢的《涌幢小品》卷二十言岳飞时常于安陆州武穆祠内入夜显灵：“入夜，役卒守之，见一伟丈夫跃出，骑白马，冉冉乘云而上，从者数百。”又说岳飞已转世为明代牺牲于朱祁镇征瓦剌一役的英国公张辅，张辅本人便是“面白而肥”的形象，故时人以此形象想象岳飞。
岳飞出生即遇汤阴水灾事本自《鄂王行实编年》，邓广铭断此为不实之事[37]。他的师父至少有两个，从周同学射箭，从陈广学枪法。《说岳全传》将周同写作“周侗”，并设计其为林冲与卢俊义的师父，那只能是《水浒传》故事流传之后的想象。
岳飞在周同死后结庐也是史有明文的，至于是否是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里的臆测，那便不得而知了[38]。岳飞的长子岳云及次子岳雷本都是他的前妻刘氏所生，但因刘氏抛弃婆婆姚氏改嫁一押队而令岳飞齿冷，故《鄂王行实编年》将此人删去，《宋史》不察，将之视为岳飞的养子[39]。
《说岳全传》本《鄂王行实编年》而来，自然也没有刘氏的形象，但也并未将之作为岳飞的样子，只是在第二十一回中说：“话还未说完，岳云从馆中回来”，并随后交代“安人看见七岁孙儿跪在地下，心下不安”，然而岳飞成婚于第八回，至此未足七年，加之人们在叙述岳飞的故事时每以关羽相类比，《三国志演义》便将关平刻画为关羽的义子，故后世评书家易于认同《宋史》中的说法，殊不知义子的设定不但并非出于《说岳全传》的故事也并非是史实的。
书中还设计岳飞之父岳和便死于水灾之中，岳飞对宗泽自陈“先父岳和，生下武生三日，就遭黄河水发，父亲丧于清波之中”，其后其师父周侗则代行了父亲的教诲之责。
然则按照《鄂王行实编年》岳和至周同去世时尚在，闻听岳飞为周同守墓，感慨说：“有子如此，吾无忧矣”，其人殁于宣和四年，即岳飞十九岁时，未及弱冠之年。故岳飞在给赵构的奏札中写道：“伏念臣孤贱之迹，幼失所怙，鞠育训导，皆自臣母。”
这符合了中国圣贤知母而不知父的特点，无论是母系氏族时代的舜、契、稷、汤等人的本生故事，还是后世孔子、孟子的教育故事都是如此。故相对于父亲的庭训，母亲的教导更容易流传后世，如东汉范滂与母亲的对话、北宋欧阳修受母亲教育等莫不如是。
岳飞的母亲也的确给予了他足够的支持，河北沦陷后，岳飞百般寻访母亲，得到的是母亲的一句：“为我语五郎，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妪为念。”故后世的戏剧和小说都加重了岳飞母亲的作用。
母亲去世后，岳飞辞官居于庐山东林寺，与寺中和尚慧海相往还，并作《寄浮图慧海》一诗，这是其交往僧侣故事的由来。
而以岳飞为主题的杂剧及传奇中往往又涉入隐私果报的主题，如发源于《东窗事犯》的疯僧扫秦及胡母迪游地狱等故事，至《夺秋魁》中则干脆将他的妻子张氏设计成了学会“子平五星要诀，日夕讲究，颇知星理”的神婆形象[40]，故其故事常与佛教因果相联系。加之民间将关羽、岳飞同构，《三国志演义》既描摹关羽与普净交好，后世戏曲及小说中便设计其与和尚道悦相往还。
（二）抗金故事，此亦岳飞生平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然则岳飞所抗之金朝和女真正是清朝和满洲的前身——尽管清代的建立者为建州女真，与完颜部有别，但清代建立的最初仍以“金”为国号，史称“后金”，因此抗金故事颇在禁止之列。
考虑到民族怀柔及汉族岳飞信仰之盛，清帝并未对岳飞崇拜完全禁止，而是片面提倡其作为臣子的忠诚层面。如乾隆四年十一月，皇帝爱新觉罗·弘历所作《岳武穆论》，称岳飞“用兵驭将勇敢无敌，若韩信彭越辈类皆能之。乃加之以文武兼备，仁智并施，精忠无贰，则虽古名将亦有所未逮焉。”
虽对岳飞有极高的评价，却以“独不知为高宗者果何心哉”做结，以其才华之高、忠心之诚衬托赵构是无德、无能。
又乾隆十五年，弘历巡视汤阴岳飞庙时作《经岳武穆祠》诗，后被刻作石碑至今仍立于汤阴岳飞庙中，其诗曰：“翠柏红垣见葆祠，羔豚命祭复过之。两言臣则师千古，百战兵威震一时。道济长城谁自坏，临安一木幸犹支。故乡俎豆夫何恨，恨是金牌太促期。”
颔联中“两言臣则”即指岳飞“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一句，“百战兵威”与之并举，乃突出岳飞文武双全之意，何况岳飞本系武职，故泛言之，并非突出其抗金的功绩。颈联将之与檀道济相比，并借用和峤“独木难支”的典故突出岳飞在庙宇之重要及其冤死。要之，此诗仍是以其忠而被谤、屈死于当时而言的。
《说岳全传》对金朝的暴政不取，当然是受到清代政策的影响的。但书中对于金兀朮的评价不算低倒不止是为此，也是与岳飞故事的一贯倾向是一致的。
明代传奇《宋大将岳飞精忠》中虽然塑造了金兀朮麾下粘罕、铁罕两个滑稽的形象，但对金兀朮本人的评价并不低，其自陈“兵书广看，武艺精熟”[41]、“用兵二十余年，临敌三百余阵，未有一败”[42]，当粘罕、铁罕向他扯谎时，金兀朮又能很快分辨出局势，判断力极强。
明末清初的传奇《如是观》虽然写及金兀朮南下时对宋朝军民劫掠的残暴及在与岳飞交战实力后的讨饶，但也并未将之简单脸谱化，而是突出了他的智勇。
明代万历年间天德堂藏本《中兴演义》中就将金太宗与宋太宗相提并论，认为金太宗传位于太祖长孙完颜亶“则不失其正绪，可谓贤于宋太宗远矣”[43]，其中金兀朮的形象也并非残暴不仁，而是有勇有谋，只是在战术上略逊于岳飞、韩世忠等人。
《说岳全传》则进一步美化金兀朮的形象，写陆登夫妇为国尽忠后，金兀朮不但安葬二人的尸体而且还收养了陆登的遗孤陆文龙。
虽然岳飞的故事以抗金闻名，但在整体上来看，《说岳全传》于这一部分的艺术成就并不算高，很难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桥段。
但故事中的一些情节却为后来的艺术作品提供了发挥的空间，如爱华山八百破十万、高宠挑滑车、王佐断臂、八大锤大闹朱仙镇等，后来的子弟书及评书等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乃至重编，遂使这些部分逐渐有别于传统的叙事圈套而焕发了新的生命，近来的一些小说和影视也都以此为主要改编对象，这些艺术作品不得不说是首善其功的。
（三）讨逆故事。前已言及，抗金的故事易于引发明末清初的抗清联想，以是《说岳全传》中删去了大量叙述抗金的章回代之以讨逆，即剿灭山贼、水寇。就史实而言，岳飞灭山贼事尚有讨伐吉州、虔州民变及李成、曹成、张用等军匪可说，其讨伐水寇则仅有杨幺一事，连岳飞自己都不免感叹：“臣所管军马并系西北之人，不习水战”[44]。
自南宋以来，杨幺的故事被演绎甚广，非但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以此为题，即便《水浒传》的故事也未必不受其影响。当时的文学既广，故留下了许多材料，《说岳全传》便不免利用了其中的素材，故书中岳飞之招讨湖广一代的水寇特多，杨虎、余化龙等人完全是作者的原创而非史书所固有，并于《水浒传》的情节也吸纳不菲。
但岳飞的故事终究以抗金闻名，故不宜以剿灭山贼水寇贯彻全篇，因此将之析为数节，分散在抗金的故事中，如前文业已论述的变杨幺的故事为杨虎的故事即是如此。
（四）朝政里的其它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在元明杂剧及明清传奇中往往以忠奸对立的形式表述，如《东窗事犯》中的秦桧与岳飞、《夺秋魁》中的秦桧与崔纵及岳飞与柴贵、《牛头山》中的张所、岳飞与黄潜善、汪伯彦等，相对来说演绎得较为成熟。
但《说岳全传》的作者偏于此刻画十分不力，甚至删掉了黄、汪二人，将乱政的责任及岳飞考场上的失败悉数委之于张邦昌。同时作者完全没有写到张邦昌及刘豫称帝之事，仅让金兀朮封二人为楚王和鲁王，在第二十二回中岳飞怀疑赵构的诏书乃是“张邦昌那奸臣僭位，放我不过”，最终却并未坐实，后文中张邦昌复成为赵构的朝中重臣，自然是出于对皇权尊重的需要的。
其实这个部分本应援引史实而作，却偏于史实的悖离甚多，刻画亦属粗疏，原作者之初心，大约于此等情节不甚重视，仅作为英雄故事和战争叙事的穿插而已。
（五）东窗事犯。这自然是从元明杂剧起就沿革下来的主题，于作者而言自然不难起笔。事实上，在元明杂剧中，忠而被谤无疑是岳飞故事的主旋律，于是本书中将岳飞的师父周侗同时也设计为林冲和卢俊义的师父，盖二者与岳飞同属英雄，前者与高俅的故事是《水浒传》故事中忠奸对立的代表，后者死于水银毒杀则对应岳飞衔冤而亡的事迹。
值得注意的是，《说岳全传》中岳飞临死写奏表时所强调的“折矢有誓，与众会期。东连海岛，学李勣跨海征东；南及滇池，仿诸葛七擒七纵”及“汴水河相持，血深似海”等情节并不见于前文，自然是说话家别有传授而整理者未能统筹的缘故。
这说明了东窗事犯的部分与前文相较而言也绝非连贯的，这当然也是上文中提到的《武穆传》与《风波亭》的不连贯所导致的结果。如果历史地看，《风波亭》的故事是来自岳飞题材的元明杂剧和明清传奇的，《精忠传》的故事则更多的来源于历史，二者虽然彼此交融，但终究难以统筹为一体。
其实，如果更仔细地划分，便会发现即便本传中的前后文笔、情节也颇不相同。相对而言，岳飞本生故事及东窗事犯部分的文学性最高，讨逆部分次之，抗金故事更次，而朝政部分几乎完全没有文学性可言了。
故事情节上则有前后抵牾之处，最为明显的当属周三畏赠剑一事，第十一回中利用周三畏赠剑引出欧冶子遭剑之事，完全不是小说应有的作法。周三畏其人既在前文中有铺垫，则后文中必有照应。但在第六十回中完全没有照应到前文中周三畏与岳飞之间的情谊，二人仍以“大人”和“元帅”互称，如果说这是基于大理寺之庙堂对话二人尚有顾忌，但在周三畏回到私邸仰天叹息时仍称岳飞为“岳侯”，无疑便不合常情了。
何况周三畏此人在明清的杂剧和传奇中是十分重要的人物，如《岳飞破虏东窗记》中写周三畏挂官后求仙问道，并最终以道士的身份入地府见证岳飞审决秦桧一党之事，而在《精忠记》中则干脆被上帝封为灵应真人。
《说岳全传》既受此二剧影响甚大，且在后文流于神怪之说，却仅止于其出家和为岳氏报讯，亦为怪事，故岳飞的本生情节与后续的情节是完全割裂的。
事实上，评书艺人刘兰芳受业于其师杨呈田时就只有牛头山到岳雷扫北的故事[45]，另一位评书艺人连阔如的版本则从岳飞日接双旨开书，至王佐断臂说书为止[46]，足见评书艺人们师承的版本本是无岳飞的本生故事的，此间岳飞诸人转世的神魔一体仅在首回和末回出现，亦是此情节后出的明证。
岳云的故事和牛皋学道的故事是《说岳全传》中的别传。相对而言，牛皋学道及其杀余尚文、余尚敬兄弟事也是较为独立的，其间的神魔笔法更重，故事虽与岳飞本传同时，笔墨却与岳雷的故事更为接近，二者皆系受到明代汤子垂整合的传奇《续精忠记》的影响。
明末清初的杂剧《如是观》对于《说岳全传》中神魔故事的塑造亦不算小，该剧首先出现了赵佶误写表札及天谴赤须龙下界的故事，并将《续精忠记》中的抱朴子改造为道士鲍方，成为了《说岳全传》中牛皋的道法师父。
事实上，莽将军参与神魔道法也是传统说话的叙事套路之一，如《说唐前传》中程咬金学板斧及探地穴，《水浒传》中李逵斧劈罗真人等，即传统小说中所谓“福将”的故事。在《中兴演义》中，与岳飞并列的韩世忠、刘锜等人被浓墨重彩得渲染，即便黄潜善、秦桧等人也被刻画得有声有色，而作为岳飞部将的牛皋并没有被设计为主要的角色，其性格更不甚鲜明。
《说岳全传》既以岳飞为惟一主角，淡化了与之相埒的将军和文臣，从而将岳飞设计成智勇双全的完人形象。然则如此必将使袍带文学中的江湖豪侠气不显，于是必在智将的故事之外，另行设计一批性格豪爽直接的莽将军，吉青、牛皋都属此类。
在戏曲舞台上，牛皋和张飞、李逵、程咬金等无疑为同一路莽撞的角色，甚至他的故事就是由程咬金及尉迟恭的故事改造而来的，但作者有意刻画牛皋，使之区别于其他的形象：
一、与《三国志演义》中的张飞相比，牛皋多了一些草莽气。作为岳飞的部将，他不需要像张飞一样承担独当一面的职能，只有作战的勇武而缺乏战略思维，故其能落草为寇，《三国志演义》中的张飞作为军队主帅则绝无落草的可能，如果强行比拟，则其形象更近似于《三国志平话》中的张飞。
二、与《水浒传》中的李逵相比，则多了一些统帅气。李逵出身小牢子，虽在梁山担任步军统领，却在作战时始终冲锋在前，惯于单打独斗，虽然也能结交一些好汉，但总无法形成自己的势力，而牛皋却可以在太行山上占山为王，聚啸数千人马。
三、与《说唐》三传中的程咬金相比，多一些山野气。尽管前文认为明末戏剧中的牛皋形象脱胎于明代杂剧及小说中程咬金的形象，甚至在刘兰芳的评书文本中牛皋的锏法与评书中的程咬金三板斧别无不同[47]。
但《说岳全传》中的牛皋与《说唐》三传中的程咬金的形象差距仍然是明显的，程咬金的故事中无论是卖私盐还是卖柴扒，都具有很浓重的市井气，而牛皋虽然说是为了投靠周侗而做起了打家劫舍的生意，但通读全书也未见其经济营生，其人完全是为了山野及战场而生的。故程咬金一度成为混世魔王后，即愿意投靠李世民平定天下，而牛皋则在岳飞生前及死后两次落草太行山，只有对岳飞之义，无对天下之忠可言。
然而岳云与岳雷的故事仍有一定关联性，如两个故事里的韩世忠之子都与正史相同，即韩彦直而非岳飞本传故事里出现的韩尚德。岳云的故事中写到张巡的故事，岳雷故事中则写到伍子胥的故事，且两位古人都是以神格的形象出现的，这是与当时祭祀岳飞庙宇的设置有关。
《姑苏志》卷二十八《吴江县》中写洪武元年当地设立三忠祠，奉祀伍子胥、张巡及岳飞。而其他各处则多将岳飞与关羽合祀，或将之与屈原、文天祥等合祀，与此不同。故《说岳全传》中岳云及岳雷的故事当是成于苏州的。
而岳飞的本生故事则至少是完成于北方的，盖岳母闭门课子时畚砂折柳明显是仿自《宋史·欧阳修传》中“以荻画地学书”的故事的，只是荻草长于南方，北方未见，故以柳树代之。
同时，就《中兴演义》的故事来看，岳飞的故事中原本也有伍子胥以神格引诱岳飞的英灵向秦桧复仇之事，而为《说岳全传》所不取，应也是因为此故事流传于苏州，北方未及见到的缘故。
岳飞的故事有南北之别，自明代已然。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中有“予尝见元之平阳孔文仲有《东窗事犯乐府》，杭之金人杰有《东窗事犯》小说，庐陵张光弼有《蓑衣仙》诗；乐府小说，不能记忆矣，与今所传大略相似。”
“杭”即杭州之谓，金人杰即金仁杰，《录鬼簿》说此书本“西湖旧本”改作，其故事当完全属于南方系统。元代平阳路在山西临汾一带，庐陵则在江西吉安。
杂剧《精忠旗》中以旦角扮少年及太监的形象，如以老旦扮病危之岳震及宣诏之太监，又以贴旦扮岳霭及岳珂，贴旦为南戏所固有，故《精忠旗》的故事乃属于南方岳飞故事系统的。
直至今日，《岳飞传》的系统仍有南北之别，北方以刘兰芳为主，南方以曹汉昌为主，刘兰芳自认“书是有欠缺的，书中'洞庭湖平杨幺’，就完全缺失”[48]，故向曹汉昌请益。然则历史地看，则未必是书中的故事缺失，二者只是北方平话与苏州评弹故事形成过程中的差别。
盖岳飞生于河南汤阴而葬于浙江杭州，其家乡所传之故事即北方系统，正当金宋交兵之要冲，故以抗金故事为主，其卒地所传之故事即南方系统，自来有隗顺偷尸、平反改葬等故事，故以平反昭雪及隐私果报的故事为主，内容则多为秦桧与岳飞的忠奸之争，战争事迹则多南方的水战情形。
《说岳全传》的两位标名的整理者，一为钱彩，为浙江人，一为金丰，为福建人，本属南方说岳的系统，然则对熊大木的《中兴演义》和冯梦龙的《精忠旗》吸收甚少，《中兴演义》开辟了以小说批评为特征的“熊大木模式”[49]，《精忠旗》亦有夹批，惟独《说岳全传》无此意识，以至于直至民初袁韬壶才首作批评。书中又每作北语，大概是兼收两个系统而未及统一，故出现了上述引据的差别。
如果我们为《说岳全传》勾画出一个谱系，则其大略应示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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