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长达四十章、五十万字的篇幅来探讨一个小说人物形象，这不仅在红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便在中外文学研究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部书就是王朝闻的《论凤姐》。
该书写于1973到1974年，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作者重点在对《红楼梦》的人物塑造艺术进行探讨，对当时“在文坛上横行霸道的帮八股”深为不满，因而能够摆脱时代局限，没有太多时代的印迹，在今天读来仍很有启发性，并不觉得过时。
全书结合作品，从现实主义视角对王熙凤这一形象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归纳了这一人物形象的鲜明个性和特征，展示了这一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肯定了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巨大成就。
作者有着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艺术实践，因而对王熙凤这一人物的探讨既有深度又不失感性。对一般读者来说，阅读该书不仅可以分享作者对王熙凤这一形象的精彩见解，也可以学习到分析人物形象的基本方法，对《红楼梦》中的其他人物乃至其他小说的人物形象，也可以用这些方法阅读欣赏。
《天下老鸹一般黑——凤姐的个性与共性》出自《论凤姐》一书第六章，专门探讨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的个性和共性。在《红楼梦》众多人物中，王熙凤是曹雪芹花费笔墨最多的人物形象之一，也是塑造得最为成功、争议最大的人物形象之一。在这一人物身上有着太多可说的东西。过去人们常说，说不完的《红楼梦》，在诸多说不完的话题中显然也包括说不完的王熙凤。
王熙凤这一形象的个性特征极为鲜明，正如作者所说的：“只要读过这部小说，听别人背诵几句凤姐的对话或独自，即便不说明谁在说话，也能听出是凤姐。”真是达到了闻声知人的程度。在作品中，每逢王熙凤要讲笑话，且不说在座的各位充满期待，就连丫环们都赶紧呼朋唤友，不愿错过这样的好机会。放到当下，王熙凤绝对是一位深受欢迎的脱口秀高手或段子手。
这还只是作品展示其性格特征的一个方面，尽管《红楼梦》中的人物往往成群结队出场，但通过人物的言行一下就可以将他们区别开来，王熙凤的言行绝不会与其他人混同。“凤姐说起话来，花样翻新，很难用抽象的形容词加以概括”。
当然，一个人的个性需要与其他人物进行横向比较才能体现得更为鲜明，也就是说，这种个性是建立在共性基础上。
王熙凤有着极为鲜明的个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什么都和别人不一样，这也不可能，在《红楼梦》中，身份地位和她相近的人物也有一些，比如尤氏、秦可卿、李纨、薛宝钗等，她们都是家族的女主人，不同程度的参与家族事务的管理，生活在大体相同的生活环境中，因而她们的思想言行会表现出一致性，这可以说是她们的共性。“凤姐等人的个性，体现着他们所隶属的阶级的共性，即和其他人物基本相似的一致性。因而凤姐既是特定矛盾关系中的个人，又是没落地主阶级和倾向的代表”。
因为存在这些共性，王熙凤她们往往会在同一个场景中做同样的事情，但由于性格禀赋的差异，每个人会有自己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因而形成鲜明的对比，显出彼此的个性特征，“凤姐和尤氏都乐于逢迎贾母，可是尤氏缺少凤姐那种善于凑趣的本领。凤姐和宝钗都有诡谲的一面，但宝钗的表现远不及凤姐露骨。凤姐和李纨都很敏感，李纨在这方面的表现显得比凤姐矜持”。
这样的描写在作品中有很多，正是通过这些形象生动的描写，将王熙凤与尤氏、薛宝钗、李纨截然区分开，成为一个辨识度很高的人物形象。
对于《红楼梦》塑造人物形象的这一手法，脂砚斋在批点时使用了一个术语，那就是“特犯不犯”，所谓“犯”就是重复、共性，所谓“特犯不犯”就是故意使用重复的手法，写出人物或事件的共性或相同之处，但又在这种共性或相同之处写出各自的不同来。
比如王熙凤、薛宝钗都曾说过谎话，“从她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说谎这一点来说，这两个裙钗的作风是有共性的”，但是“却不应当把她们两人说谎的本领等同起来”，道理很简单，“凤姐在净虚或贾琏跟前说谎话，受了特定的人与人的关系等等具体条件的约束，这就形成凤姐谎话的独特性”。薛宝钗之所以说谎话，也有其特有的原因和表达方式。
除了薛宝钗，作者还将王熙凤与贾雨村等人进行比较。通过与不同人物的横向比较，揭示出王熙凤性格特征的各个方面，写出这一人物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种分析是符合曹雪芹创作原意的，“倘若她们本来就没有差别，可以互相代替，曹雪芹何必那么费事，定要写许多裙钗”？可以说，曹雪芹是有意为之。
“《红楼梦》那既细致又洗练的笔墨，不只是能写出这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差别，而且还写出了某一个人自身在不同情势之下的差别”。横向对比之外，作者还明确指出，王熙凤的个性特征有其稳定性，比如爱笑、爱骂人，但这种特征会随着外在环境和人物内心的变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概括来说就是“性格的多面性和一贯性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这实际上也是塑造人物的内在需要，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多次写到王熙凤的笑和骂人，如果没有层次和变化，这种描写就会成为一种套路和模式，人物形象会显得单薄，缺少深度。
以王熙凤的笑而言，“爱笑，是凤姐比较明显的个性特征，但她的笑本身千变万化”，“伴随着她所处情势的不断变化，她的情绪状态也不断在变化。单说表现某种情绪的笑，这一次和另一次相比较，没有雷同的感觉”。熟悉作品的读者对这一点相信会深有体会。
再比如王熙凤的骂人，“骂人作为地主阶级特权观念的一种形态，它在凤姐身上随着对象、原因和结果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其变化的快速和多样，甚至是出乎读者意料的”。稳中有变，这是《红楼梦》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特点。
这种笑和骂人描写的变化既呈现为形态的丰富多彩，也表现为时间的变迁。《红楼梦》具有写实的色彩，所写为贾府日常生活，随着岁月的变迁，人物的环境、心态也在不断变化，因而个性也潜在地发生着改变。曹雪芹写出了这一点，作者对此也有揭示，“在凤姐区别于宝钗等人的个性里，还有它自身的差别和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凤姐从前期那得意忘形的精神状态，到后期的烦躁多疑、心灰意懒、对银钱迷恋、对个人得失敏感等等都显示了性格的变化”。“凤姐形象表明，她的个性不仅与宝钗等人有所区别，而且这个性本身也不是由单一要素所构成，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有了这种变化，人物就不会是扁平的，而是立体的。这在早期的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是看不到的。
作者最后谈到，王熙凤形象的塑造超越了类型化，达到了典型性的高度，这是因为“凡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再读仍有魅力的文艺作品，它的形象总得具备生活本身那样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这是“曹雪芹在实际生活中有所发现和典型化的结果”。
曹雪芹将自己的家世作为素材写进了作品，具有写实色彩，并通过贾母之口对以往才子佳人小说类型化的现象进行了嘲讽，可见他在创作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展示了生活的丰富性和生动性，避免类型化的写法。
全文既有对具体细节描写的深入剖析，又有理论高度的揭示，具有很强的思辨性。虽然作者借助相关文艺理论观照作品，但非常贴切自然，丝毫没有牵强的痕迹，其对王熙凤个人、共性的分析是符合曹雪芹的创作原意和作品实际的，对全面深入理解这一人物形象很有启发。
阅读《红楼梦》时，常常有一个困惑，那就是觉得作品写得好，但又往往说不出到底好在哪里，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认真阅读这篇文章，也许能悟出一些方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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